序:關於說明的說明
一
二
人們
北洋軍閥:新時代門檻上的迷茫者
革命者:變革時代的推手
魯迅:不合時宜者的價值
社會
選舉:西方制度遭遇中國國情
江湖社會:灰色行業和地下秩序
十里洋場:上海的崛起和城市化問題
思想
進化論:中國人的新信仰
大學:中國教育的變與不變
參考文獻
後記:百年之後看民國
人們
北洋軍閥:新時代門檻上的迷茫者
民國歷史紛繁複雜,人物和事件特別多,加上軍閥混戰,多個政權並存,旁觀者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去閱讀和觀察。
我們不妨根據時間界線,把民國歷史分為不同的時期,讓複雜的歷史清晰起來。大致上,民國可以分成兩個時期。從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到1928年4月張學良在東北宣布易幟是第一個時期,我們習慣把它稱為北洋軍閥或北洋政府時期。從1928年4月~1949年是第二個時期,一般被稱為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的21年歷史,是民國史的「顯學」,說得很多,大家知之也多。而北洋政府時期因為人事複雜、政局動盪,國家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一般讀者如果沒有專心研究過,都不太清楚其中的細節。透過觀察各派軍閥,我們大致能梳理清楚北洋政府時期的歷史脈絡,也能明瞭民國的第一個面貌。
北洋軍閥時期一共16年,可以進一步分為四個階段:從1912~1916年是袁世凱統治的4年;1916~1920年是皖系軍閥段祺瑞執政的4年;1920~1924年是曹錕、吳佩孚直系軍閥統治的4年;1924~1928年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奉系軍閥控制北京政府的4年。每個階段恰好都是4年。
如此劃分,並不是完全精確的。在每個階段開始時,都有一段過渡時期,比如1912年袁世凱攝政時,存在著一年左右的袁世凱和革命黨人共同參與政治的過渡時期。而段祺瑞的皖系軍閥在袁世凱死後,也曾經有段時間和總統黎元洪分享政權,其間種種不和還導致了「府院之爭」;曹錕、吳佩孚的直系軍閥,在1920年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一起排擠掉段祺瑞上臺,他們和奉系有過一段合作時期;1924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又聯合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已經下野的段祺瑞,一起推翻了曹錕、吳佩孚的直系政府,他們三方存在一個共同執政的時期。所以說四個階段劃分並不是絕對的。
北洋政府的體制也在變。前三個階段,基本上是正常的政府結構,有總統作為國家最高元首,有國會和內閣;第四階段開始時,存在一個執政府,沒有總統和國會,段祺瑞以「臨時執政」的名義為國家的最高元首。段祺瑞在1926年因為「三一八慘案」下臺,張作霖粉墨登場。他乾脆成立一個軍政府,自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大元帥。因此有一個從總統到臨時執政、到軍政府、到大元帥這樣的過渡。時間劃分和歷史梗概,是枯燥的。但是它為我們了解以下鮮活的細節與歷史主幹,提供了標準。
袁世凱為什麼要當皇帝?
說到北洋軍閥,必須從袁世凱說起。袁世凱不僅是北洋政府的締造者,也是北洋各派軍閥的締造者,北洋各派軍閥幾乎都是從袁世凱那裡分裂出來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袁世凱的歷史評價很低,長期是個負面的形象。在評價最低的時候,袁世凱受千夫所指、萬人唾罵,他在河南的墳墓還被人挖出,骨灰揚棄。現在袁世凱好像只剩下幾根枯骨,存放在河南安陽的博物館裡。
最近幾十年來,也就是從1990年代末開始,中國國內對袁世凱的評價正面起來。他的形象開始提升,人們越來越認知到袁世凱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國家發展過程之中做出的貢獻,尤其是袁世凱引進了許多西方的器物文明和近代制度,對中國社會的改革造成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不管袁世凱做出多大的貢獻,他身上有一個致命的汙點是沒有辦法抹去的,那就是他在1916年悍然稱帝,復辟帝制。每個政治人物,他處在什麼樣的地位,就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對袁世凱來說,他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掌握了國家政權,那麼他就有責任為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找到正確的道路。但是,袁世凱非但沒有去找正確的社會發展道路,反而進行復辟,開了歷史倒車。這一點,無論如何袁世凱都難辭其咎。
有人說袁世凱這麼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袁世凱不開歷史倒車、不復辟,那麼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形象,應該是正面、積極的。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我們來看看袁世凱為什麼要當皇帝。
袁世凱總共活了57歲,從1859~1916年。我們說他是北洋政府的締造者和民國初期多數軍閥的源頭,但實際上袁世凱生活在民國的時間只有4年,即從1912~1916年。他57歲人生的前53年,都生活在清朝。袁世凱的一隻腳已經踏入民國,但身體的絕大部分還留在清朝。這樣一位橫跨兩個時代的人,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是傳統的,是屬於晚清的。
在晚清,袁世凱的活動又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袁世凱走的是一條傳統的中國人求官、當官、做事的路。袁世凱出生在河南項城一個官宦人家。所謂的官宦人家,主要是指他的叔祖袁甲三曾經當過封疆大吏,到他父輩時,家人只是清朝普通的中級官員。家庭對袁世凱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走科舉、考試、當官的道路。很遺憾,袁世凱讀書的能力不強,對讀書沒有什麼興趣,一輩子連個秀才也沒考上。多次科舉落第後,袁世凱主動放棄這條路,利用家族的人脈關係和資源,走另一條道路。袁家有個世交叫做吳長慶,他是淮軍的重要將領,當時統帥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慶軍,駐紮在山東。袁世凱就是去投靠他。
吳長慶對遠道而來的世侄很關照,留袁世凱在軍隊裡幫辦營務。這裡的營務類似現在的辦公室事務,袁世凱就相當於吳長慶的辦公室主任。袁世凱讀書不怎麼樣,但是辦事能力很強,把慶軍營務打理得井井有條,深得吳長慶的信任。後來吳長慶奉調朝鮮,平定朝鮮局勢,就帶著袁世凱去。袁世凱在朝鮮紛繁複雜的局面下,處置得當、嶄露頭角。於是,吳長慶回國時,就留一半的軍隊在朝鮮,由袁世凱統帥。袁世凱在之後數年的時間裡,既要應付朝鮮內部各政治派系的紛爭,又要抵抗虎視眈眈的日本勢力的覬覦和入侵。他手上的牌很少,背後是一個積弱不振的王朝,但袁世凱把朝鮮局勢控制得很好,且成功遏制了日本勢力的侵犯。他幫朝鮮國王按照西方的近代軍法,訓練了一支新式陸軍。這次訓練的經驗,讓袁世凱對西方近代軍事有了了解。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朝軍隊一敗塗地。清廷上下都意識到,進行軍事改革,必須建立一支新式陸軍。那麼新式陸軍在哪建?由誰來負責呢?他們選擇了天津小站鎮,負責人就選擇了袁世凱。之前,袁世凱把自己的練兵心得寫成兵書,遍呈朝野達官顯貴,希望他們能夠引薦自己,如今終於得償所願。1895年,袁世凱來到天津小站。從此,天津小站不僅是一個地名,也成為袁世凱的福地,成為北洋各派軍閥的發源地。
在小站,袁世凱訓練出一支私家軍。後人常常把袁世凱稱為軍閥,但「軍閥」在近代中國並不是以他為始作俑者。湘軍的曾國藩和淮軍的李鴻章何嘗不是軍閥?我們看看他們是怎麼組織軍隊的。曾國藩組織軍隊主要靠血緣和地緣。他依靠親朋好友以及同鄉、同學來組織軍隊。比如他的某個同鄉能招募到一個營的兵力,他就委任這個同鄉為營長;如果這個同鄉能招募到一個團的兵力,他就委任這個同鄉為團長,依此類推。湘軍一層一層建立起來,官兵一級一級對上負責,最後所有人的權力和指揮都歸到曾國藩手中。這樣曾國藩就組織了一支子弟兵,全軍上下都要服從曾國藩的指揮。李鴻章的淮軍也與之類似。但是,袁世凱組織的小站新軍,並不是按照血緣、地緣關係組織的。他在招募士兵的時候非常挑剔。
袁世凱挑選士兵,主要看應徵者長相是不是忠厚、個性是不是老實。如果某人出生於市民階層,並且油嘴滑舌,袁世凱肯定不用。另外,袁世凱對那些游手好閒、抽鴉片的人,也堅決斥退。所以,袁世凱重用的官兵都是像曹錕、張勳之類,看起來傻傻的、有點肉的、彪形大漢的人。
這些標準,確保了小站新軍的素養。袁世凱的這種做法,被後來的各派軍閥所沿用。比如後來馮玉祥在招募軍隊時,就秉承兩個標準:一是看這個人是不是農村來的;二是要看看這個人手上有沒有老繭。如果應徵者是手上長滿老繭的農民,立刻錄用;相反,如果應徵者長相清秀、油嘴滑舌,立刻辭退。這樣招募而來的士兵,有一個好處,就是全軍上下管理起來比較方便,部隊凝聚力比較強。最後馮玉祥的軍隊,上上下下都只認馮玉祥,不認其他人。北京政府曾經撤換馮玉祥的職務,結果遭到馮玉祥部隊上上下下一致的反對,害新任命的旅長不敢上任,北京政府最後只好把馮玉祥請回來,官復原職。
另外,袁世凱為了保證新軍對自己忠誠,加強官兵的教育。袁世凱招募的那些農民子弟,心地比較單純、善良,對他們進行教育的難度相對小一點。袁世凱教育他們,你們的衣食父母是我袁世凱,不是朝廷。同時,袁世凱也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和西方近代軍事知識,讓他們看到事業發展的前景。我們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像袁世凱招募的這些普通農民子弟,不要說在官場和仕途上有什麼發展,單單就確保最基本的溫飽生活,也是有難度的。但是現在,袁世凱不僅給他們吃的、穿的,不僅教導他們識文、學字,還描繪了個人發展的美好前景,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在新軍編練事業中,能夠實現個人價值。這對那些農民子弟很有吸引力,他們很自然的就把個人前途和實現人生價值,與袁世凱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只要袁世凱發達了,他們的前途也就光明了。套用一句現在的話來說:袁世凱在用「事業留人」。他在小站盡量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讓每個人都有一席之地,都有一些作為。
難能可貴的是,袁世凱能盡量摒棄各種人際關係的干擾。比如袁世凱是河南項城人,但他的部隊裡,幾乎沒有項城的子弟。有河南老鄉來找袁世凱,袁世凱該給錢的給錢,該寫條子幫忙辦事的幫忙辦事,但就是不留他們在手下當官做事。對於部屬,袁世凱噓寒問暖,有什麼困難盡量解決。比如袁世凱的部下阮忠樞,在外面認識了一個妓女,想和這個妓女成親。袁世凱不同意,因為軍官不能攜帶家眷入營,更何況還是妓女。遭到反對後,阮忠樞一度非常沮喪。有一次,袁世凱派阮忠樞去天津辦事,辦完事後,幾個同事拉著他來到一處庭院。阮忠樞驚喜地發現,與自己相好的妓女,在這個庭院裡,被袁世凱好好地養著,袁世凱還把這個庭院買下來送給阮忠樞。從此,阮忠樞對袁世凱感恩戴德,唯袁世凱馬首是瞻。就這樣,整個小站新軍練成了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袁世凱」的私家軍。
袁世凱正是依託北洋新軍這個最大的政治資本,在晚清和民國初期的官場上,縱橫捭闔、所向披靡。1911年革命爆發時,袁世凱是南北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束亂局、穩定政局的最現實人選,因為他掌握著中國最強大的軍隊;同時他在清末展現出來的改革、務實和創新的面目,能夠為各方所接受。1912年,袁世凱接替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全國上下對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不管是革命黨人、舊官僚,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希望袁世凱在新的、民主共和的平臺上,能繼續他在清末的改革、務實和創新,引領中國走向和平、民主和富強。
「民國肇建,百廢待舉,況以數千年專制一變而為共和,
誠非旦夕所能為力。」
軍閥與革命的拉鋸、文人志士以筆抗爭、徘徊中的大學教育……
中國以蹣跚的腳步前行,卻不知路在何方
民國時期對中國來說是個重大的轉折期,隨著西方的新思想、新技術、新潮流進入中國,
許多舊傳統被視為糟粕,社會嚮往新氣象、準備迎來新時代,
卻忽視了這個社會也許對西方「水土不服」,
於是時代就在跌跌撞撞中向前走,整個中國充滿希望,卻又遍體鱗傷……
▎被中國人拋棄的帝制+被中國社會排斥的西方民主
【民國該何去何從?人民依歸何在?】
「它是一個劇變的時代;一個破碎和重生的時代;一個沉淪和奮起的時代。中國人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變革之中,走過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內戰、抗戰,走過種種思潮的衝擊、沉沉的心理落差、衝向美好藍圖的衝動和失敗的委屈,日子過得艱難而剛強,最終走向了現代,走進了我們能夠觸摸的歷史。」
▎十里洋場的繁華與溫存
【民國時期的上海,開全國風氣之先】
性別平等的議題,到如今仍是人們需要努力實踐、捍衛的領域,
但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竟已經有以全部雇用女性員工的公司,打破了幾千年來男性夥計的傳統!
在著裝上,上海更引領潮流,摩登的穿搭、燙波浪的鬈髮、塗厚厚的脂粉……
「女人的衣服……在民國的當鋪裡不再受歡迎了,因為過了時就一文不值。」
「時裝上也顯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張愛玲
▎無聲「吶喊」,掀起滔天巨大的聲浪
【振聾發聵之聲,魯迅以筆為刃】
「中國人一是不敢正視,二是善於遺忘。受侮辱者、受迫害者也好,侮辱、迫害他人的人也好,都不願意回顧過去,更談不上分析錯誤的原因。侮辱與迫害行為,被巧妙地、有意識地掩蓋,就等著當事人死亡後,完全沒入歷史的塵埃。更糟糕的是,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和遺忘,無形中助長了迫害他人的風氣,儼然讓自己也成為害人之人。」──〈狂人日記〉
【內容簡介】:
民國時期是充滿變動與革新的轉折期,中國從老舊的帝制中走出,以西方的思想制度為參照,開啟了力圖壯大國家、改變社會的「現代化」歷程。本書以民國時的人物、社會制度、思想教育等方面切入,希望透過一些片段的紀錄、口述與人物視角來觀照民國這部大歷史,時隔百年再回望那個褪色年代,揭示大時代背後的矛盾與掙扎。
序:關於說明的說明
民國是一段歷時將近40年的歷史時期,要在這薄薄的小冊子裡,把這近40年的裡裡外外都說遍,即使是浮光掠影,也是超乎筆者能力之外的。好在這只不過是一本說明書,我們要做的是引導性的說明工作,而非面面俱到的解讀。無論是人物、社會,還是思想領域,民國值得一書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了,即使是幾十卷本的通史或大辭典,恐怕也無法窮盡。因此,筆者沒有自不量力地試圖挑戰學識的極限,而是在這些領域中,挑選一些例子做示範性的講解。它提供的,主要是一種全面認識民國的觀念,以及深入觀察民國的方法。
讀者可以以這些範例為參照,繼續閱讀其他資料。要是讀者不打算進一步深入了解,透過這本小書,也能對民國有一個相對全面的認識。
如果民國的歷史能促使人做一些思考;能讓人重新體驗祖輩們的青澀韶華;能幫助我們找回失落已久的情感,那本書則提供進入這種狀態的路徑,循著這條路,讀者可能會在民國的這段歷史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接下來,關於本說明書的說明對象——民國的概述,是不可缺少的。這是所有說明書都具備的要素。
一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響起的槍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是起義計畫暴露、群龍無首狀態下倉促的槍聲。但就是這一聲槍響,讓清王朝土崩瓦解,這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清王朝的滅亡,或者說是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的終結,不是一、兩聲槍響的功勞,而是被中國人拋棄的結果。中國在近代的沉淪、從泱泱大國到令人宰割的巨大落差,幾乎讓全體中國人痛思原因。對比中外發展,當時的中國人,思考的結論是:這一切都是君主專制惹的禍!到1911年槍聲響起時,累積了強烈不滿的人民聞風而動,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最後,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北洋新軍集體倒戈,隆裕太后和宣統小皇帝不得不在1912年退位。
現在看起來,當時的想法太簡單、太理想化了。把近代中國落後的所有罪責歸咎到君主專制制度的頭上,尤其是「憲法未立」、「民權未伸」的頭上,讓大家忽視了許多其他問題。中國社會遠比清末民初的人們想像的更加複雜。
這種簡單化的理想,讓民國一建立,就陷入權威驟失、動盪不安的局面。
孫中山先生在起義成功後趕回中國,立即超越之前曾被考慮為候選人的袁世凱、黃興、黎元洪等人,被推舉為中國第一位總統。他的成功,取決於時人對西式民主共和的著迷;取決於人們對革命黨人的崇敬和厚望。但是,很快的,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發現,中國的國情很複雜,能夠推動西式民主共和的力量很薄弱。相反以袁世凱為首的傳統政治力量,扎根中國,實際上很強大。百日後,孫中山即讓位給袁世凱。他感慨:「民國肇建,百廢待舉,況以數千年專制一變而為共和,誠非旦夕所能為力。」不想一語成讖。從此,理想主義的西式政治家,孫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再也沒有掌握中央實權。
袁世凱為首的軍閥集團,從君主專制體制中破殼而出,也知道君主專制制度積重難返,對民主共和也抱有敬畏之心,多多少少相信民主共和能解決中國的部分或全部問題。民主共和的架子在北京迅速搭建起來,西方也承認了民國。可是無論是北上的革命者,還是掌權的傳統官僚,誰都不知道民主在中國應該如何運作。沒有民主經驗;沒有民主精神;更沒有民主的社會基礎,以議會和選舉為主要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迅速惡化為一個個政壇笑話。先是總統袁世凱和總理唐紹儀就總統和內閣的權限糾紛不清,唐紹儀黯然去職;接著是原本能為各方接受的繼任者陸徵祥,在國會亮相時,講話囉嗦不當,被意氣用事的議員們否決;發展到最後,阿貓阿狗都在國會裡混,人們把國會當成衙門。代議機關被官場黑缸染黑,選票可以公開買賣,議員們成為出入八大胡同的「豬仔」,連累整個民主共和制度威信掃地。
剛開始時,馮國璋因為被報紙稱為「狗」,憤而與記者對簿公堂,表明他還想按照新規則辦事。民主共和降臨中國,上起強權人物,下至販夫走卒,始終不敢等閒處之。即便是曹錕賄選總統,起碼也走完所有流程,「照章辦事」。多數軍閥都「湊分子」,出錢出力,閻錫山出錢,馮玉祥出力張羅,說明民主制度雖然幌子還在,但只剩下可憐的幌子了。於是,原本被掩蓋住的質疑聲,開始響亮起來。西式民主共和,能救中國嗎?
民主在出洋相,政府政績乏善可陳,列強欺辱日漸嚴重,百姓生活持續下降。民國初期退化到了軍閥混戰的局面,連清朝末期都不如。人們開始呼喚中國政治思想中「大一統」的觀念,那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建立一個強大的集權中央政府。中國人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制止亂局、救國救民。「國家富強」逐漸發展為壓倒一切的頭號目標,超越了口頭上的「自由民主」,實際上成為全社會的期望。
只要看看上海灘上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會產生「追求富強、救亡圖存」的強烈意向,贊同上述觀點。誠如恩格斯所說:「人們所期望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彼此衝突、互相矛盾,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無法實現,或是缺乏實現方法。」
袁世凱和民主共和制度「磨合」幾年後,把政局混亂、政令不通,歸咎於共和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在一小撮人的鼓動下,決心恢復帝制,建立強權統治,可以視為「大一統」觀念的回歸,可惜帝制的「殼」已經發臭,不能用了。袁世凱最終遺臭萬年。繼起的各派軍閥強人,不像後人想像得那般不堪。他們幾乎都出身貧寒,報救國之心,年少入伍,掌權後也想舒展抱負,救國濟民,可惜誰也無法找到解決層出不窮問題的鑰匙。國民黨經過自我改造後,希望以強大的黨,驅動強大的國家。可惜國民黨先天不足,派系林立、腐敗橫行,始終無法真正統一中國。中間又有日本入侵,全民抗戰。抗戰期間,國家意識空前高漲,國民政府權威陡然提升。又可惜國民黨沒能利用民眾情緒,更沒能解決內在問題,白白浪費大好良機。
在中國人從反對專制傾心民主共和,到對西式制度失望的過程中,歐美國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整個民國時期,歐美國家在對華問題上堅持兩點:第一是堅持維持和擴大在華特權利益,而這些利益日益成為中國仁人志士詬病的對象;第二是歐美始終不願意一個強大、平等的中國崛起。這就導致國內反歐美情緒在逐漸累積。
清末和民國初年,傾慕西方、呼籲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不在少數。1940年代,多數中國人轉變為抨擊西方,反對西方在華勢力的存在。這種情緒一直延續幾十年。
以上就是民國政治發展的概況。真實情況比文字的勾勒要豐富多彩,也要複雜得多。它是一個劇變的時代;一個破碎和重生的時代;一個沉淪和奮起的時代。中國人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變革之中,走過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內戰、抗戰,走過種種思潮的衝擊、沉沉的心理落差、衝向美好藍圖的衝動和失敗的委屈,日子過得艱難而剛強,最終走向了現代,走進了我們能夠觸摸的歷史。
二
中國社會有權力氾濫的傳統,但直到清朝中期,社會還保持著「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近代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傳統社會結構發生劇變,政府角色在整個社會中一枝獨大。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近代人們對國家富強的渴望,超過了對自由、民主、寬容等的追求。國家的力量被過度強調,人們把富強的主要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忽視了也許「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近代中國沒有成長出制衡政府的力量。傳統社會中,在官府和個人之間,還有一個強大的士紳階層,包括有功名的讀書人、退休或在籍的官員、少數讀過書的地主或富商等。遍布各地的士紳,上傳下達,在朝廷諸公和山野村夫之間,發揮橋梁作用,他們是社會公益事業的熱心組織者和贊助者,是鄉間糾紛訴訟的調解者和主持者,也是官府和百姓都信得過的人。士紳的力量相對獨立,能夠制衡官府。
在現實中,歷朝歷代的地方官府,都重視本地士紳,遇到大事都會找士紳們商量。此外,宗族也是一個制衡力量。但是,士紳也好,宗族也好,都在洶湧澎湃的近代變革浪潮中,被沖得七零八落。劇變的中國社會,已經沒有傳統士紳孕育和作為的土壤了。西方社會,除了個人和政府之外,還有獨立的立法、司法、教會、媒體等力量。但這些力量在近代中國始終沒有真正發展起來,更談不上制衡政府了。
這些因素,加上泛權力的傳統,民國時期政府力量不斷壯大,社會的寬容度逐漸縮小,學界和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被動或主動地降低。這是近代變革給我最大的感覺。當然,這場大變革的關鍵詞,除了政府權力,還有許多,比如「現代化」、「革命」、「轉型」……等。
現代化可算是大變革的目標、方向。被西方列強震撼後,中國人以現代西方為樣板,改造自己,稱為現代化。現代西方的確比中國先進,比中國強大。但什麼是現代、什麼是國際標準?我們又該以哪一國或哪一類國家為參照,進行現代化?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文化和傳統社會又該何去何從?這些問題顯然也爭議不斷,且影響到現在。
革命,相對於改良而言,是變革的劇烈形式。近代中國在沉淪,一度走到亡國滅種的邊緣;變革不盡如人意,一度走進了死胡同,迫切追求光明的熱血中國人按捺不住,用革命來推動社會前行。革命是否是近代變革的主流形式,能否達到預定的目的,是否比改良更加有效?這些同樣是爭議問題。革命者在當時總是少數派,是孤寂的,但對他們個人和革命精神,後人應該永存敬佩和緬懷之心。
如今喜歡用「轉型」來定義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大致意思是中國社會從幾千年的傳統形態,變為與世界接軌的近代形態。這種轉型是怎麼產生的,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一種「刺激——反應」模式,近代中國落後了、挨打了,先被欺負,然後求變求強;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是自發的轉變,傳統社會蘊含著轉型的推動因子,推動舊社會蹣跚走向新形態。
不管兩種觀點孰對孰錯,有一個基本事實是雙方共認的。那就是近代中國變革,面對一個強大的外部參照物。中國人對轉型原因的探索,經歷了從「華夷」到「中西」再到「新舊」的思想變化。這背後雖然貫穿著對實效的現實追求,但難掩救國圖強的迫切願望。
民國只是從近代開始的中國劇烈變革的一個階段,不是起點,更不是終點。
如今我們依然處於一個變革的環境。
了解歷史是為了更加了解現實;了解我們走過的路,是為了更加了解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對歷史的反思需要一個恰當的時間點,隔開整整100年,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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