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例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文革記憶與研究動機
第二節歷史脈絡與歷史縱深
第三節學術立場與原始資料
第二章參照系:毛澤東與中國大饑荒
第一節「唯意志論」催發大躍進
第二節「大好形勢」下的大饑荒
第三節雪上加霜的非理性操作
第四節「無意」抑或「有意」
第三章廣西大饑荒導因
第一節統購統銷與「廣西事件」
第二節集體化與「南寧會議」
第三節統購統銷與集體化的交織效應
第四節反瞞產運動加劇大饑荒
第四章反瞞產運動:廣西大饑荒催化劑
第一節浮誇風氣下的「糧食大豐收」
第二節超前成立人民公社
第三節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
第四節三種現象的統合作用及其後果
第五章反瞞產運動始末:以百色為例
第一節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概述
第二節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比較
第三節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後果
第六章反瞞產運動之群眾性:以百色為例
第一節被當局主導、支配與操控的「群眾性」
第二節反瞞產運動之群眾性形式
第三節「國家VS 農民」:反瞞產運動之實質
第七章廣西大饑荒中政府與農民的應對
第一節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第二節政府應對大饑荒的措施
第三節大饑荒中農民的自救方式
第四節從「瞞產私分」到「包產到戶」與「分田到戶」
第八章廣西「瞞產私分」的意義及影響
第一節瞞產私分與鄉村傳統私有意識
第二節瞞產私分私有意志的意義
第三節瞞產私分的深遠影響
第九章集體化時期的廣西糾合事件
第一節廣西糾合事件的發展變化
第二節廣西糾合集團的活動類型
第三節「反革命」:糾合事件性質辨
第十章結論
後記
主要參考書目
中國大饑荒,雖然是伴隨大躍進而生,宛若橫空出世,平地風雲,但就災荒史的意義而言,斷不能無視其歷史之脈絡,忽視其歷史之縱深。
中國自古歷代災荒頻仍,史不絕書,近現代以來尤甚。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於饑饉的文化反應》(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ese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和何炳棣(Ho Ping-ti)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不約而同地討論:清光緒二年(1876)至光緒五年(1879)肆虐中國北方山西、河南、山東、直隸、陜西五省的「丁戊奇荒」,導致受影響地區1億零800萬人口中,就有900萬到1,300萬人因飢餓、疾病或暴力而喪生。原本繁榮的山西省,在饑荒前的1,500萬到1,700萬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不是死於飢餓與疾病,就是逃亡;直到1950年代才恢復到清光緒三年(1877)前的人口。由此可見區域災荒的歷史縱深意義。
歸屬區域荒政史範疇的廣西大饑荒研究,亦應對廣西區域災荒歷史加以適當的縱深探究。
近代以來,廣西也有不少災害發生,而且往往是多種自然災害交叉降臨。如「有明一代,由於氣候的振動,加之其它因素的影響,華南地區的自然災害尤為嚴重」,廣西不少地區也頻頻遭受旱災、澇災、風災、冷凍、地震、饑荒、瘟疫和生物災害,導致大規模的財物損失與人員傷亡。明景泰七年(1456),桂林的瘟疫就造成2萬多人死亡;萬曆十四年(1586),廣西梧州大水,郁林(玉林)、博白等縣許多地方「廬舍、田禾盡被淹沒」。
又如清道光三十年(1850),龍州大水,損失甚重;全州、靈山均逢秋旱,「蝗害稼,秋,饑饉,民鮮食」,「秋旱,禾苗盡枯」;平南則為「饑,道路餓殍相藉」;三江慘遭「大瘟疫,死人甚多」。災害之後,產生大量飢民、流民,造成民不聊生。在一定程度上說,水旱災荒也正是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爆發的一個直接原因。
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由於長年戰亂、災荒、人口膨脹等原因,大量流民湧入廣西,聚居於桂東南的貴縣、桂平、平南三縣。隨後,桂東南三縣成為17至20世紀初災荒發生的高頻區,以致呈現「饑荒嚴重,出現人相食慘象」,「糧貴餓死人,道殍相望」,「飢者割臨死者腿肉而食,慘聲不忍聞」,「蕨根、白撫採食殆盡,餓死、病死數千人,迫於飢餓不能存活而賣妻及子女者不可勝數」之類的悲慘景象。
抗戰期間的1942年,廣西先是水災,受災16個縣,災民達百萬人;接著是旱災,12月21日,省府向中央呈報災情稱:全省旱荒49縣,「災情慘重,百年僅有」;博白縣亦是「先水災,後旱災,晚造作物損失過半;次年春,全縣飢民達 25 萬多人」。抗戰浩劫後,社會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急需休養生息的廣西卻又連年發生水、旱、風、蟲、疫災,「出現空前未有的特大饑荒」,「無室不破,有室皆空,荒涼遍地,雞犬絕跡,不見粒米,食物毫無」;「災情之重,災區之廣,震驚全國」。據廣西省政府社會處及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廣西分署的報告:1946年廣西受災面積遍及全省三分之二的縣分,災民共340萬人,佔全省1,400萬人的24.3%。其中興安、全縣、靈川的災情極為嚴重,全縣光復後有29萬餘人,災民達8.46 萬餘人,因飢餓死亡的有8,600 餘人,佔災民總人數的10.17%;靈川縣人口11.63萬餘人,災民8.50 萬人,因飢餓死亡2,300餘人,佔災民總人數的2.70%;興安縣沿公路一帶的鄉村平均每村死亡人數佔三分之一,以飢餓死亡者佔多數。省會桂林市也是饑荒嚴重,「餓殍載道,街頭及近郊有死骸無主收埋」。
近來舊書再版的吳景超(1901〜1968)著《吳景超日記:劫後災黎》,紀錄作者1946年巡查抗戰浩劫後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五省的災情。所記廣西災情為:「敵人搜刮糧食,屠宰耕牛,破壞塘堰,無一不作」;隨之而來的,「乃是一連串的水災、蟲災和旱災」;而且疫癘(霍亂與天花)流行,糧荒蔓延,百姓只能以野生植物充飢。1945年6月河池縣九墟鄉公所呈文所記可見一斑:
穀米已被敵寇搬食糟蹋殆盡,牛隻被擄,田地丟荒,無物變賣,以購耕牛。加以無米為炊,筋骨無力,難以勞作。告貸無門,採野菜以充飢,大人猶可,小兒難支,號寒啼飢,為父母者,仰天長歎,坐以待斃而已。
吳景超所記災情,距本書所記史事,不過十來年。儘管吳景超所謂「劫後」,與 1958年起遭遇的浩劫,起因不同,但實在很難想像前者對於後者沒有影響:前者留下來的,不是一般農村的常態,而是浩劫餘生的飢民,是「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的流離人口,是缺耕牛、少肥料、水利灌溉設施破壞殆盡、村鎮片瓦無存的廢墟。
事實上,劫後災害延續多年,直至1949年中共建政後,廣西仍然是水、旱、風、蟲等災迭次紛至,可謂無年不災。僅1950年春嚴重的水旱災害,及天花、牛瘟、霜凍等災,就致使廣西全省103個縣市中的90個縣市,5,206個鄉村的340餘萬畝田地遭受嚴重不同的損害,其中收成僅三成以下就達160餘萬畝,共損失主要糧食1億4,300餘萬斤,房屋3萬餘間,耕牛2萬餘頭,以及不可計數的財產。約230餘萬人成為災民,重災民約達110萬人。中共新政權在徵糧等工作中的偏差作為,激化了與民眾的關係,加上敵對勢力的策動,以「反徵糧」、「反北方佬」、「搶糧」為號召的武裝暴動在廣西各地此起彼落。自二月底桂東北的恭城暴動始,至七、八月間達到最高峰,其中較嚴重者如桂東南的玉林專區,僅玉林、陸川、博白三縣,便有中共幹部及農民積極分子500餘人被殺害,搶去公糧300餘萬斤。天災人禍,交混為虐。
就在這麼一片「劫後」廢墟上,短短幾年後,中共當局卻要掀起改天換地的大躍進,發射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高產衛星,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不啻癡人說夢,只能使廣西人民再次淪為「災黎」。
只不過,前述廣西荒政史上的災荒浩劫多為兵荒馬亂年代的「寇災與天災的混合產物」,天災因素更顯著,大多為「災之與荒,本相聯而不可分,有災則必有荒,荒由災致⋯⋯此兩者遂構成循環不已之因果關係」。
本書所著眼的大饑荒則基本上是發生在承平時期的人禍,尤其是呈現出大躍進與大饑荒接踵而至且幾乎重疊發生的詭異現象;集中體現為「饑」由「荒」致的單向因果關係─極度的糧荒釀成致命的饑饉,社會生產與人民性命受到空前的摧殘。
儘管如此,在廣西大饑荒的歷史現象探究中,仍可以從饑饉死亡的慘景、災民搶糧的風氣、凋零衰敗的鄉村、以及國際救援的對比等,一窺廣西荒政史上歷史脈絡的承續,乃至於歷史縱深的意涵。
「謊話連篇,哀鴻遍野,這一段歷史如何能不重寫?」
本書聚焦於中國廣西,在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甚至延及1980年代初的時間範圍,並且聯繫全國在此時期的形勢與事態,考察了此時期諸多重大的歷史現象,包括統購統銷、集體化、大躍進、人民公社、高浮誇、瞞產私分、反瞞產私分、包產到戶、分田到戶,乃至農村經濟改革等,圍繞著廣西大饑荒前因後果及其具體表現與深遠影響的研究主軸,形成「參照系:毛澤東與中國大饑荒」、「廣西大饑荒導因」、「反瞞產運動:廣西大饑荒催化劑」、「反瞞產運動始末:以百色為例」、「反瞞產運動之群眾性:以百色為例」、「廣西大饑荒中政府與農民的應對」、「廣西『瞞產私分』的意義及影響」、「集體化時期的廣西糾合事件」等篇章,各章互有關聯卻也各具不同研究議題的論述,對廣西大饑荒進行較為多元而全面的探討。
王力堅
原籍廣西博白縣,國籍新加坡。1955年生。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學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逾十年,現為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暨歷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元智大學中語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廣西大學訪問教授。出版過專書十三種,發表過學術論文逾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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