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第一章　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第二章　二十一世紀初的戰爭、和平與霸權

第三章　為何美利堅霸權不同於大英帝國

第四章　論帝國終結

第五章　新世紀的民族與民族主義

第六章　民主的前景

第七章　傳播民主

第八章　恐怖行動

第九章　暴力時代的公共秩序

第十章　不斷擴張的帝國

附錄 艾瑞克‧霍布斯邦重要著作

中英索引

第九章　暴力時代的公共秩序

……

凡此種種，在過去三十年來，嚴重削弱了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在一些極端案例中，國家甚至失去了對於部分領土的控制權。美國中情局在二○○四年指出，全球有超過五十個地區，是其中央政府幾乎或完全無法執行管制的地區。「但是，」請容我再次引用奈姆那本討論非法經濟的書：「事實上，今日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不存在不受法律約束的三不管地帶，這些地區早已融入更大型的全球網絡當中。」情況稍好的案例，比方說像是英國或西班牙這類穩定而繁榮的國家，倒是還可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和境內那些政府軍無法完全消滅的小型武裝團體並存共處。儘管今日有關國家和人口的資訊比起以往不知豐富了多少，但情況並未改善。雖然公部門如今擁有各式各樣優於以往任何時期的科技能力可以窺看其居民、監聽他們的談話、閱讀他們的電子郵件，並可如同英國那樣，透過無數的監視攝影機監看他們，但政府對於任何時刻確實居住在其領土之內的人民的身分和數量，他們住在哪裡，以及正在做些什麼，卻無法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一清二楚。今日負責人口普查的人員，對於他們的調查數據已不像喬治四世或五世時代的同業那樣有自信，而他們確實有理由如此。

以上各點都可解釋，為何即便是運作良好的有效政府，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適應比以往高出許多的非官方暴力。想想最近三十年來的北愛爾蘭。拜武力和默許調停結合之賜，儘管處於次內戰狀態，但是政府和日常生活都還能有效運作，包括該省內外的運動。世界各地的有錢人，都靠著建立關卡重重的社區來解決窮人的暴力威脅，這點在英國是相當晚近的現象，而最明顯的地方是船塢區（Docklands）。據說在英國大約有一百個這樣的社區，大多規模很小，不過這和有七百萬家庭住在這類堡壘住宅群的美國相比，可說小巫見大巫，在美國，有半數以上的這類社區，「其出入口有大門、密碼、卡片鑰匙和保全警衛重重防守」。隨著時代變得越來越暴力，這種趨勢就竄升得更為快速，凡是在過去幾年到過里約熱內盧或墨西哥市的人，都可證明這點。然而，我們能做些什麼來遏止情勢惡化嗎？

這牽涉到兩個問題。首先，在一個暴力的時代，這種新的公共秩序問題有可能被控制嗎？答案必然是肯定的，雖然我們還不清楚能控制到什麼程度。足球流氓主義就是很好的範例，告訴我們可以怎麼做到。在英國，足球流氓行為大約是在一九六○年代變成一種常態性的群眾現象，並在其他國家廣為複製。一九八○年代達到最高峰，發生了可怕的布拉福事件，甚至在一九八五年歐洲盃利物浦和尤文圖斯（Juventus）兩隊的冠軍賽中，於布魯塞爾的海瑟爾球場（Heysel Stadium）奪走三十九條人命。當時有許多人表示需要採取極端措施，諸如強迫佩帶身分證之類，但最後卻是因為一些比較溫和的做法，使足球流氓行為在英國大大減輕。這些做法包括一些技術性的改變，像是全座位的場地和閉路電視，更好的情報收集和協調，以及更有彈性的政策戰術，像是以孤立已知的「流氓」來取代地毯式地「封鎖」場地內外的所有球迷。此外，警方把管理場內秩序的責任交給球隊管理員，因此可以集中力量來處理比較嚴重的事件。所有這一切都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非常高昂，包括金錢和人力。一九九六年在英國舉行的歐洲盃，總共動員了一萬名警力；至於二○○六年德國世界盃所花費的維安經費和人力，我還沒看到相關估計。不過這的確達到了改善的目標，而且並未祭出當初建議的嚴厲手段。同樣的，今日的紐約也是個比以往安全許多的地方，我們這些還記得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那個骯髒、危險的紐約的人，都可以作證。這方面主要得歸功於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而他之所以能成功，多半也是因為警察戰術的改變（絕不寬貸），而非增加紐約警察早已令人咋舌的彈藥量。

這接著導出了第二個問題：在控制公共秩序時，武力與信任感或說公信力之間的平衡點在哪裡？在一個暴力的時代想要維持秩序，是一件更困難也更危險的任務，增加配備武力和科技化的警力並非最不重要的事，但更好的做法是將他們的執勤配備設計成用來抵禦身體攻擊，看起來像是持盾牌戴盔甲的中古武士。要讓警察把自己看成是具備特殊專業知識的「守護」團體，獨立於政治家、法庭和自由媒體（並無視於這些人的批評）。今日的世界——不只是歐洲以外的地區——充斥著抱持以下信念的警察和安全人員，他們認為，不管政府和媒體在大眾面前說些什麼，最終維持秩序的並非法律而是武力（必要時甚至是暴力），而這項信念讓他們至少擁有政府和輿論的默許支持。在英國，繼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的平靜安寧之後，面對愛爾蘭共和軍、礦工罷工和種族暴動這類新情勢，政府的第一反應是展開攻擊，升高衝突，甚至到達準軍事狀態的程度，即便在英國本土亦然。恐怖分子的挑戰進一步助長了警力軍事化。「直接開槍射殺」政策已經造成好幾件其實可以避免的無辜犧牲，像是巴西人曼奇尼斯。所幸，英國尚未步入歐陸的後塵，用諸如法國防暴隊（CRS）之類的特種武裝鎮暴部隊來執勤。

另一方面，有兩件事乃基本的警察常識。第一，警察不是空想家。他們可沒想要完全消滅犯罪；他們的目標只是減低和控制犯罪，讓平民人口不受傷害。這種想法雖然可能讓某些人腐化墮落，但也讓警察對政治聖戰始終抱持懷疑態度。第二，這點更重要，警察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公共秩序，當他們在孤立或追捕「麻煩製造者」時，不應和人民處於敵對立場。當警方過度使用武力，尤其是在面對團體的時候，很容易會引發這種敵對心態，就算警方沒把全體公眾都視為敵人，也會把那些他們認為包藏了大量無賴暴徒的大型團體視為敵人：黑人、內城的青少年、亞洲人，等等。這麼做，只會讓公共秩序變得更加危險。一九七○年代的諾丁山嘉年華暴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該起暴動是因為一名極度不分青紅皂白的警察以「截停搜查」（stop and search）的方式來逮捕扒手，在當地民眾看來，這完全是針對黑人的種族攻擊。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在一九八一年的布里克斯頓暴動中，警方無疑是把所有的黑人都當成潛在暴動犯，並因此惡化了與當地居民的關係。所幸，在北愛騷亂期間，英國本島的警察並未把所有愛爾蘭人都當成愛爾蘭共和軍的潛在成員。不論是否處於暴力時代，想要維持公共秩序，都必須在武力、信任和智慧之間取得平衡。

在英國，正常情況下，我們對於由政府和公共秩序力量所建立的平衡，大多是有信心的，哪怕有一兩次失控。但是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情況已不再正常。我們被淹沒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修辭當中，像是來自國外的不知名恐怖威脅，對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歇斯底里，惡名昭彰的「反恐戰爭」，以及「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對抗定義不明的外部敵人和其內部的恐怖主義代理人。這類修辭根本是惟恐天下不亂，只是為了讓民眾毛骨悚然，完全無助於對抗恐怖活動——至於其中的政治目的，我就留給你們去回答。因為製造毛骨悚然的恐懼情境，正是恐怖分子努力想要達到的目標。他們的政治目的並非藉由殺人之類的行動來達成，而是大肆宣傳他們即將展開屠殺，藉此讓民眾陷入混亂失控。在英國真正面對恐怖分子不斷挑戰的那個時期，也就是愛爾蘭共和軍接連滋事那段期間，有關當局對付恐怖行動的基本原則是，盡可能不讓他們有任何曝光或宣傳反制措施的機會。

所以，讓我們把這些垃圾想法理清楚。所謂的「反恐戰爭」根本不是一場戰爭，除非是做為一種隱喻，像是我們談到「反毒戰爭」或「兩性戰爭」時所指的意思。「敵人」根本無法打敗我們，甚至無法對我們做出重大傷害。二○○五年由美國國務院針對全球恐怖主義所做的一項調查，列出了——刻意漏掉伊拉克這場貨真價實的戰爭——七千五百件「恐怖主義攻擊」事件，其中六千六百件曾造成人命損失，並指出這類攻擊大部分是以失敗收場。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小型恐怖主義團體，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所熟悉的那種，其中只有兩個重要的新特點。其一是，和早期的恐怖分子不同，新恐怖團體打算進行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也確實以此為目標。事實上，他們已經犯下一起四位數的死亡屠殺，一些數百人死亡的屠殺和一堆二位數死亡的事件。另一項是令人驚駭的歷史新發明：自殺炸彈。這兩個新特點都相當嚴重，特別是在這個網路時代，以及極具毀滅性的小型可攜帶式武器很容易取得的情況下。我不想否認，當前的恐怖主義確實比先前的更具威脅性，有關單位為此祭出非常手段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請讓我再重述一次，這並不是一場戰爭，也不會變成一場戰爭。這基本上只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公共秩序問題。

公共安全，也就是人們所謂的「法律與秩序」，本質上該由承平時期的內政機制和當局來提供保護，包括警察在內。戰爭機制——也就是武力——只有在發生戰爭和非常罕見的內政機制崩潰的情況下，才可以動員。即便是處於局部戰爭的局勢下，例如北愛爾蘭的例子，長久以來的經驗也告訴我們，以軍隊來維持公共秩序而缺乏獨立於軍隊的正規警力，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險的。雖然所有人都在談論恐怖主義，但歐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或看似要進入戰爭狀態，也沒有任何一個歐盟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紋理脆弱到可以讓小型行動團體嚴重顛覆。當前的國際恐怖主義之所以比先前的類似運動要來得嚴重，是因為它的屠殺能力增加了，並刻意不分皂白地選取對象，而非因為它是某種政治或戰略的代理人。我認為，當前恐怖主義的危險性仍比不上自一九七○年代以來蔚為風潮的政治暗殺，後者之所以沒那麼吸引媒體的關注，是因為它並未對英國和美國造成影響。嚴重如九一一事件，都只讓紐約的步調中斷了幾個小時而已，而且所有善後工作也是由正常的內政單位迅速而有效地處理妥當。

恐怖主義需要特別花費心力去應付，但重要的是我們別因此昏了頭。理論上，一個處理過愛爾蘭問題長達三十年且從未失去其冷靜作風的國家，現在也不可能失去理智。而實際上，恐怖主義的真正危險並非來自一小撮匿名狂熱者所製造的真實威脅，而是來自他們的行動所激起的非理性恐懼，而這正是今日的媒體和愚笨的政府火上加油之處。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的危險之一，絕對比小型恐怖主義團體更危險。

暴力、戰火、恐懼、民主、自由……

在這個分眾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老派的一流歷史學家，能告訴我們什麼？

近代史左派重量級史學家

艾瑞克‧霍布斯邦 對21世紀的諍言

21世紀已過五分之一，

國際政治紛擾、世界變動不安、不確定性與暴力充斥，

面對未來艱鉅的政治挑戰——

與過往學術巨作不同，這本書收錄在二十世紀末、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交接之際，霍布斯邦於世界各地演講的十篇短文。不僅篇篇緊貼歷史事件的脈動，並且仔細思考世界的變化，叩問人類社會終須正面對決的重要國際政治、社會課題，包括：戰爭、恐怖事件、民族主義、國家的角色與民主政治的意涵等。對於希望一窺歷史大師的豐富見地、理解世界強權消長、全球化經濟之後民主發展的人，此書不容錯過。

霍布斯邦的提醒猶如暮鼓晨鐘，也再次審視歷史學家的角色：「他們的主要功能，除了記住其他人已經忘記或想要忘記的事情之外，就是盡可能從當代的紀錄中後退，而以更寬廣的脈絡和更長遠的視野去觀看與理解。」

▍內容簡介

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國際知名史學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邦秉持他的世界觀，成為少數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歐美學者，甚至以老一輩的「革命分子」身分，關心「嬉皮世代」。霍布斯邦秉持著無國界的世界主義以及平衡觀察的視野，關切「全球化」議題，這也是他留下來的重要思想線索。

霍布斯邦以一位「站在第三個千禧年開端的歷史學家」，試圖考察、分析和理解這個世界的情況，以及今日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政治課題：

一、「戰爭與和平」在21世紀的發展；

二、世界帝國的過去與未來；

三、民族主義的本質和變化脈絡；

四、自由民主的前景；

五、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

其中貫徹本書的中心思想，就是作者對美國政府於九一一事件以後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抱持著深刻批判的立場。美國在二〇〇一年決定建立單手支撐的世界霸權，廢除行之有年的國際慣例，發動侵略戰爭與其他軍事行動，這也造就了有史以來也許頭一次，大多數國家與人民把美國視為不得人心的國家。

武力干預真的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嗎？「人權帝國主義」為國際政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與問題？也正是這樣的重要歷史時刻，醞釀且埋下後來國際政治的思潮論辯，以及各種局勢的變化。美國發動戰爭的衝擊，同時也讓許多學者重新審視、思考後九一一時代的世界，而霍布斯邦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

回顧歷史，才有可能開展未來。從過去到現在的角度來看，歷史少有捷徑——這亦是一位偉大歷史學家活過上個世紀的經驗，以及對此所做的深刻反省，為我們分享最寶貴的一課。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著名歷史學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邦（1917-2012）有著不平凡的一生。他流轉在許多城市間，見證並活過許多二十世紀的關鍵時刻。

霍布斯邦在學術上以研究十九世紀為主，並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紀；研究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廣至拉丁美洲。除了專業領域，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以及藝術或文化批評等。

有關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霍布斯邦堪稱當代史家的頂尖，影響學界甚鉅；而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至一般平民大眾。

▍平凡又不凡的一生

霍布斯邦一九一七年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中產家庭。父親是一名移居英國的俄國猶太後裔，母親則來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中歐。在一戰戰敗國的維也納與柏林，度過童年與青少年時期。一九三三年因希特勒掌權而轉赴英國，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劍橋大學研讀歷史。一九四七年成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一九五九年升任高級講師，一九七八年取得該校經濟及社會史教授頭銜，一九八二年退休。之後大部分時間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是該校政治及社會史榮譽教授。著作等身，二〇一二年逝世。

▍貫徹左派思想

霍布斯邦在大學期間與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 P.湯普森（E. P. Thompson）等人交往甚密；一九五二年麥卡錫白色恐怖氣焰正盛之時，更與希爾（Christopher Hill）等人創辦著名的新左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自一九三六年加入共產黨，並於一九四六年進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馬克思主義是霍布斯邦終身奉行的理念，雖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背景令其教職生涯進展倍加艱辛，卻讓他與國際社會有更廣泛的接觸經驗與研究機會，進而享譽國際。

▍活靈活現的「小人物」歷史書寫

霍布斯邦著作甚豐，先後計有十四部以上專書問世。這位具有獨特史觀的歷史學家，認為歷史的推動者不是帝王將相，而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為寇的軍人和牧人。

他認為學術不應該為少數人服務，因此書寫了以一般大眾為對象、橫跨三世紀的系列叢書：《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極端的年代：1914-1991》，以及《論歷史》與《論民族主義》等著作。

霍布斯邦的思想與文字在一九六〇年代，不論是合法流傳或非法盜版，都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反對獨裁統治的思想來源，成了憤怒青年反對傳統、亟欲推倒權威的思想來源。 除了寫成史學經典，霍布斯邦也成為後人一窺二十世紀歷史脈動的文人傳奇。

相關著作：《帝國的年代：1875-1914》《極端的年代 : 1914-1991（上）》《資本的年代：1848-1875》《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吳莉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譯有《觀看的方式》、《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建築的法則》、《婚禮之途》等。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