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需要更多挑戰

高利伯退休時才五十四歲，工作表現深獲肯定。服務單位為他辦了場典禮，頒獎章給他。不久後他和妻子賣了房子，也幾乎出清一切，在一九七三年秋天踏上旅程，希望投身慈善工作和心靈追求。可是一九七五年的一個夏日，華府傳來的訊息粉碎了高利伯的世界——有人發現他是誰了。參議院要他回國答覆一些問題。

在中央情報局（CIA）的二十年歲月，高利伯主持的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心智控制研究。他也是中情局製作毒物的第一把交椅。由於工作內容受到嚴格保密，此前他幾乎像個隱形人。現在他被電召回國，可以想見有人打算向他究責，他做的事也可能公諸於世……

▎第二章　骯髒事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匈牙利天主教之首若瑟・敏真諦樞機遭到樣板公審，在鏡頭前承認各種誇大不實的指控，例如密謀推翻政府、操弄黑市，以及暗地策劃偷竊奧匈帝國皇冠以圖復辟等。對此，中情局資深官員關注的是敏真諦受審時的表現——在承認那些毫無罪證的指控時，他似乎精神恍惚，講話呆滯，顯然是被迫的。但逼他認罪的人用的是什麼方法？

中情局認為答案明顯得可怕：蘇聯人一定已經開發出某種藥物或心智控制技術，讓人能順偵訊者的意講出違心之論。敏真諦的公審給了他們急迫感，他們擔心蘇聯科學家已經掌握這門技術，因而認為美國必須急起直追。

▎第三章　自願與非自願的受試者

化學家亞伯特・霍夫曼希望能以麥角酵素找出改善血液循環的新方法。一九四三年四月，他吃下自己合成的LSD-25，成為史上第一個嘗試LSD的人。經多次實驗，他提出報告說明「LSD對人類心智的特殊作用」，認為它是「目前為止最有效也最特殊的迷幻藥」。

華府後來得知此事，化學與放射線實驗室技術總監格林對此相當感興趣，在讀遍他所能找到的相關資料後，格林建議給美國軍事科學家一個新任務。他說：除了大砲、坦克、化學武器、細菌武器，甚至核子武器，可能還有個我們從未想過的全新軍武領域——精神藥物。結果在接下來不到一個世代的時間內，LSD撼動了全世界。

▎第四章　破解宇宙的祕密

一九五〇年代初，拜想像力豐富的宣傳家、堅決反共的記者愛德華・杭特之賜，美國人學到了「洗腦」一詞。當時有人警告說共產黨已滲透政府，更有人說共產黨徒已有控制人心的辦法。華府國安單位對敵方的一舉一動風聲鶴唳，美國民眾也提心吊膽，草木皆兵。在中情局大肆宣傳共黨已掌握「洗腦」技術的同時，他們也陷入自己的魔咒。計畫副局長杜勒斯和一些資深官員唯恐美國在這場關鍵競爭中落後，這使得讓他們合理化極端藥物實驗，深信這是捍衛美國安全的必要之舉。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三日，高利伯到中情局報到，那個十三號星期五可說是美國情報史上的重要日期……

▎第五章　破壞意識

MK-ULTRA計畫的陣容蛇鼠一窩，有瘋狂化學家、冷血特務、施虐狂、催眠師、電擊達人，甚至納粹醫生，儘管如此，喬治・杭特・懷特在這群人中還是鶴立雞群。他是熱愛工作的緝毒警探，多數時候晝伏夜出，出沒在充滿犯罪和毒品的地下世界。高利伯邀他掌管一間中情局妓院「安全屋」的時候，他忙不迭地抓住機會，畢竟工作內容太有意思了——哄騙不知情的訪客吃下LSD，並記錄結果。

懷特帶來「安全屋」的人，很多都是毒品使用者、輕罪罪犯，或是那種對自身遭遇不敢聲張的人。對MK-ULTRA知情的少數幾個人，都認為它攸關美國的存亡生死，就算為此犧牲幾百條人命也不足掛齒。紐約的「安全屋」充分反映了這種道德交易。

▎第六章　所有干預MK-ULTRA的行動，悉遭駁回

人到底能夠承受多大劑量的LSD？有沒有一個臨界點，超過這個劑量之後，心智將四分五裂，意識將土崩瓦解，出現能植入新衝動、甚至新人格的真空？高利伯很想知道。

MK-ULTRA開始後沒多久，高利伯找到一名能做這種實驗的醫生：肯塔基萊辛頓成癮研究中心計畫主任哈里斯・伊斯貝爾。這所中心實際運作更像監獄，收容人大多是出身社會邊緣的非裔美人，即使遭到虐待也求告無門。威廉・亨利・沃爾因持有毒品被捕，進了成癮研究中心服刑，成為伊斯貝爾LSD實驗的受試者，最後出現嚴重精神問題，餘生飽受幻覺、妄想、恐慌和自殺衝動之苦。他兒子後來將父親的遭遇寫成書，叫《從治療到地獄》。

▎第七章　墜樓或跳樓

「有人跳樓！」史達特勒飯店的門房吉米大喊。夜班經理趕到現場後，在黑暗中盯著飯店大樓察看，隨即發現1018A房間有個窗子破了。警察拔槍進入1018A後，找到了另一名房客拉許布魯克，他說事發當時他正在睡覺，但「一聽到聲音我就醒了」……。夜班經理無意間聽到整段對話，心裡起了疑竇。

幾十年後新證據一一浮現，顛覆了過往對於奧爾森死因的解釋。首先是中情局承認：在奧爾森死前不久，同事曾邀他度假，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讓他吃下LSD。奧爾森之死的反敘事就這樣一點一滴現形：他對工作感到困擾，有意辭職，結果被同事當成保防漏洞。他的遭遇，是MK-ULTRA的一大謎團。

▎第八章　午夜高潮行動

高利伯到舊金山時，與費德曼見了面。坐定後高利伯拿出一個小玻璃瓶，放在費德曼面前。「這是LSD。我們知道你在舊金山很吃得開，跟妓女混得很熟。我要你們開始把這玩意兒放到別人的飲料裡。」「你瘋了嗎？到時候被抓的是我欸！」「這部分你不用擔心。」「這是幹什麼用的？」「這種呢，可以讓人任人擺布。好得不得了。」「希德尼老兄，我不知道欸。我是做情報的，不幹這種屁事。」

高利伯開始拿出早就準備好的說詞。他知道這能讓費德曼放下猶豫，因為它也曾讓他自己放下猶豫。「要是我們能搞清楚這玩意兒怎麼用，對國家幫助很大。」

▎第九章　神聖蘑菇

暢銷小說《滿洲候選人》的內容是講一群美國士兵在韓國被共產黨俘虜，先送到滿洲的一處祕密基地「洗腦」，再放回美國執行暗殺任務。這部虛構作品的想像力，比現實發展慢了半拍，因為高利伯這時已經發現：根本找不到催眠後暗示、人為失憶或其他形式的「洗腦」確實存在的證據。

可是美國一般大眾不一樣，他們聽說的是：韓戰中的美國戰俘之所以歌頌共產主義，甚至自陳曾在北韓和中國投擲生物武器，都是因為遭到「洗腦」。在這本書牢牢抓住美國人對冷戰的想像之時，高利伯和他的心智控制戰士已更進一步，開始形塑曾形塑他們的虛構世界。

▎第十章　健康改造委員會

到剛果出任務時，高利伯已在中情局工作整整十年。他一手打造的MK-ULTRA計畫，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也最全面的心智控制研究。他派駐德國兩年期間，不但親自對「消耗品」做極端實驗，也充分證明自己的本事。回國後接下的研發工作，更讓他成為美國諜報工具的主要發想者、製造者和測試者，在設計這些工具的同時，他並沒有將MK-ULTRA計畫交給別人主持。這段時期他還是中情局非正式化學小組的一員，這個小組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健康改造委員會」，這群人在一九六○年初湊在一起，是為了回應艾森豪總統重燃的信念──對某些不友善的外國領導人，最好的辦法是宰了他們。

▎第十一章　我們永遠得感謝中情局

在投入大量心血後，高利伯最後不得不承認：LSD的效果太不可靠，不能當「吐真劑」或心智控制藥物，於是不甘心地將LSD與海洛因、古柯鹼、電擊、「心理驅動」一起作廢。然而LSD已脫離中情局控制，先是流向菁英階層，又傳到參加中情局實驗的學生手裡，最後更在美國反文化運動中大量散播。

隨著MK-ULTRA曝光，最初把LSD劫出實驗室的顛覆份子，例如知名詩人艾倫・金斯堡與羅伯・杭特等，看出了其中的諷刺；《飛越杜鵑窩》作者肯・克西也承認，這場實驗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也有些反文化英雄同意，自身成就得歸功MK-ULTRA，約翰・藍儂就說：「我們永遠得感謝中情局和他們的LSD大隊。凡事都有反面，對吧？哈利。放輕鬆點！他們想用LSD控制人，結果反而給了我們自由。」

▎第十二章　這些事得帶進墳墓

赫姆斯在中情局局長任內下的最後幾道命令之一，就是銷毀所有MK-ULTRA的紀錄。中情局紀錄中心主任覺得不對勁，打電話向高利伯確認。高利伯慎重其事，親自開車到檔案中心出示命令，要求立刻執行。於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日，七箱檔案化為碎紙。

差不多在同一段時間，高利伯要祕書打開他辦公室裡的保險箱，取出所有標示「MK-ULTRA」或「敏感機密」的檔案，全部銷毀。祕書聽命行事。她後來說，她沒有記錄銷毀了哪些資料，也「從沒想過該質疑長官指示」。在一連串善後措施之後，整批重要的歷史資料沒了。

▎第十三章　我們有些人那陣子失控了

一九七三年五月九日，中情局業務探員收到一道奇特的局長指令，要求之驚人是他們前所未見。上任不到四個月、剛剛開革高利伯的施萊辛格，決定給中情局下劑猛藥，徹底導正陋習。水門案醜聞已引發眾怒，要求政府公開透明的呼聲勢不可擋。施萊辛格乘著民氣使出雷霆手段，希望能置之死地而後生，讓中情局一舉脫胎換骨。不過，連他都沒有料到這會帶來什麼後果。

「我決心讓法律得到尊重，」施萊辛格寫道：「為達成此一目標，我已採取若干相應步驟。我已要求本局全體資深行動探員：不論是過去發生或正在進行的行動，若有違反本局法律規章之虞，需立即向我舉報……」

▎第十四章　我覺得自己成了犧牲品

高利伯事先已得到警告：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可能會問銷毀MK-ULTRA檔案的事。真的被問到時，他拿出準備好的聲明照著念。他說，在離開中情局之前他的確決定「清理檔案，把我們認為淺薄、沒用、不相關或對我繼任者沒意義的文件和報告毀掉」。聽證會對高利伯來說很順利。沒有人問他主持了哪些實驗、有沒有在國外設立審訊室，或是受試者有沒有人死亡。他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而非主使者。

他後來說：「我覺得自己成了犧牲品。看到依《資訊自由法》公布的這些文件，我嚇到了：中情局裡不曉得是哪個人或哪些人，居然刻意沒有塗掉我的名字，讓我成了箭靶。」

▎第十五章　如果高利伯被判有罪，那將是破天荒頭一遭

在法蘭克．奧爾森的葬禮上，高利伯曾向他家人說，如果有任何事情想問，他都樂意回答。二十多年後，奧爾森的家人決定打電話與高利伯約時間見面。在奧爾森家起身告辭時，高利伯把 法蘭克・奧爾森的兒子艾瑞克拉到一邊。「你爸爸自殺的事，顯然讓你十分困擾。」他說：「你有沒有考慮過參加治療團體？我知道有治療團體是給父母自殺的人辦的。」

「我本來對他的說法半信半疑，不敢完全否定。可是他講到治療團體時演過頭了，」艾瑞克回憶：「我就是那時看破他的手腳，明白我對他威脅多大，他根本處心積慮在誤導我。我也是在那個時候決心查明真相，一定要證明我爸被殺有他的份。」

▎第十六章　你們永遠不會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高利伯的四名子女活得充實，人生多采多姿，而且都深具人道情懷。高利伯去世後，他的妻子瑪格麗特要孩子們承諾絕不公開談父親的事。他們緊緊守住諾言。想評價高利伯的人生和事業，就不可能迴避歷史和道德的嚴厲質問。稱讚他愛國不無道理，指責他喪盡天良也有憑有據。論他的功過，必須深入思索人心與靈魂。

冷戰歷史學家現在已有共識：美國以前太過放大對蘇聯攻擊的恐懼。不過在當時的人眼中，這種威脅是非常真實的。救亡圖存的決心，為不道德的行動提供了終極藉口，而愛國主義是所有藉口中最誘人的一個。國家的價值被無限上綱，所有與救國有關的行動都變成道德的。

►致謝

▎第六章　所有干預MK-ULTRA的行動，悉遭駁回

鳥籠憑空消失，裡頭的鳥也不見蹤影。凋萎的花束突然重新綻放。紙巾才被撕成碎片隨手一拋，向下飄落時卻又完整組合。橄欖眨眼之間成了方糖。接下來的表演更加少見：廣東紙牌魔術、好奇的手帕魔術、頂針倍增魔術⋯⋯

約翰・穆合蘭（John Mulholland）的把戲出神入化，風靡數十國觀眾。師父胡迪尼（Harry Houdini）死後，穆合蘭成為全美最紅的魔術師。他的演出場場爆滿，為了看他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大批觀眾擠進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之類的大表演廳。他也是社交名人的最愛，他們經常請他來私人派對表演，給客人留下難忘的回憶。他不乏崇拜者，也交遊廣闊，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珍・哈露（Jean Harlow）、桃樂絲・帕克（Dorothy Parker）、哈洛・洛依德（Harold Lloyd）、吉米・杜蘭特（Jimmy Durante）和艾迪・康托爾（Eddie Cantor）都與他私交甚篤。他擔任專業魔術雜誌《司芬克斯》（Sphinx）主編二十餘年，造福無數魔術師和戲法演出者。他的相關藏書超過六千本，死後由魔術師大衛・考伯菲（David Copperfield）全數收購。

穆合蘭自己也寫了十多本書，其中包括《幻覺的藝術》（The Art of Illusion）和《與眼競速》（Quicker Than the Eye）。他曾為羅馬尼亞國王、蘇祿（Sulu）蘇丹和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表演。不表演也不寫書的時候，他致力揭穿假招魂術和假靈媒的騙局。在魔術界，他對技巧和動作的掌握無人能及。

願意掏錢請穆合蘭迷惑和娛樂他們的人成千上萬，但崇拜他的不只有觀眾。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三日——MK-ULTRA正式啟動那天——高利伯邀他在紐約碰面。兩個人相談甚歡，很快就決定攜手合作。高利伯的團隊懂得怎麼合成毒物，也懂得怎麼把毒物製成藥錠、膠囊、噴霧、粉末和滴劑。對膽大無畏的中情局探員來說，把毒物帶到目標身邊不是問題。不過，他們還有最後一個挑戰需要克服：訓練探員施毒。

穆合蘭是他所謂的「欺騙心理學」的大師，也一直以一次大戰時無法從軍為憾（他因為風濕熱而未達體檢標準）。他愛國心切，寫過不少魔術師以專長報國的例子，例如尚－尤金・侯貝・吳當（Jean-Eugène Robert-Houdin）讓阿爾及利亞部落信服法國魔法比他們的強，化解了一場叛變；賈斯伯・馬斯克林（Jasper Maskelyne）在二次大戰時製造大規模的錯覺欺敵，掩護英軍在北非的位置。穆合蘭有報國之志，而高利伯為他提供了機會。

「約翰那人有血性，很愛國，是條漢子。能為國家情報機關工作，他很自豪。」他的一個朋友多年後回憶道：「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國家需要我，豈有推辭之理？」

穆合蘭答應教中情局探員怎麼引開目標注意，神不知鬼不覺地對他們下藥。「我們感興趣的是手法，想知道怎麼偷偷下手或拿走東西。」高利伯後來說：「受過訓練的人變得十分俐落。這些訓練在某種程度上挺受歡迎，因為它讓大家暫時放下更嚴肅的工作，像是休息。」

高利伯也請穆合蘭考慮寫一本手冊，讓沒能來紐約或華府受訓的探員也有機會學習這些「手法」。幾天後，穆合蘭來信說他已經「好好想過我們談的那些事」，他願意著手進行。

不論在這一份或其他份提交高利伯的報告裡，穆合蘭都用了很多委婉說法：「演出者」或「操作者」指的是中情局探員，「東西」指的是他們要用的毒藥，「觀眾」指下藥目標，「步驟」或「技法」指下藥的動作。這本手冊把魔術師的舞台秀改造成祕密任務行動指南，當中的把戲原本設計來愚弄甘願付錢被愚弄的觀眾，現在成了為黑暗目的服務的欺瞞技巧。

高利伯收到這封信後，寫備忘錄記下這次交易的內容：穆合蘭同意「以簡要手冊寫下適用於祕密行動的魔術相關知識⋯⋯穆合蘭先生應是這項任務的合適人選。他的各種魔術演出都很成功，在欺騙心理學上也著力甚深。」

穆合蘭有件私事原本可能被視為「偏差」，從而影響這次合作。一九三二年，他娶了一名他追求八年的女子為妻，但同時開出條件：妻子必須接受他與另一名多年女友繼續交往。她同意了。她後來說，像穆合蘭這種功成名就的男人，「一個女人的愛滿足不了他」。不過，中情局的人多半沒那麼開放，安全研究處（Security Research Staff）處長保羅・蓋諾（Paul Gaynor）還特別寫了一份備忘錄，警告需嚴加留意穆合蘭的「性癖」。要不是他對他被交付的工作確實成就非凡，無可取代，他的非正統婚姻協議，還有他絲毫無意隱瞞這份協議的大方態度，恐怕會讓安全官不同意這次合作。不過，高利伯本身就是特立獨行的異類，艾倫・杜勒斯也總在拈花惹草，風流韻事不斷，他們決定對穆合蘭的這等小事視而不見。

五月五日，穆合蘭收到一封中規中矩的打字信函，通知他寫作計畫已獲接受。信紙抬頭印的是「琛若菲集團」（Chemrophyl Associates），地址是郵政信箱，署名者是「薛曼・葛利弗德」（Sherman Grifford）。哏埋得不深，穆合蘭一定看得懂。空頭公司的字謎簡單好認——Chemrophyl Associates；高利伯的假名也不難——名和姓的開頭字母和他的本名一樣，也是S和G。

「我們已核准您四月二十日信中所提之計畫。您往後六個月可支用三千美元以完成這項工作。」他寫道：「請簽署附件收據後寄回。」

手續完成後，中情局要求穆合蘭簽立保密協議，明確聲明自己了解接下來的工作需嚴格守密，「除非特別取得授權，否則不得以文字、行為或任何其他方式洩漏、出版或揭露上述資訊或知識」。穆合蘭同意了。在協議上副署的是高利伯的副手，一位名叫羅伯・拉許布魯克（Robert Lashbrook）的化學家。

穆合蘭開始取消行程、延後稿約，甚至辭去長期擔任的《司芬克斯》主編一職，全力投入高利伯委託的任務，將畢生鑽研的魔術訣竅轉化為諜報技巧。

截稿期限接近時，穆合蘭將手冊初稿寄給「薛曼・葛利弗德」，還附上一封信，說他希望能做進一步的修改。

「薛曼兄惠鑒，」他寫道：「敝人有意擴寫技法手冊。手冊現有以下五個部分：一、成功表現技法之基礎及其依據之心理原理；二、藥片技法；三、鬆軟固體技法；四、液體技法；五、暗中取得小型物體技法⋯⋯手冊需要增加兩個部分⋯⋯研擬所需技巧與道具並以文字描述的時間，約需十二工作週。」

高利伯回信表示「樂觀其成」，同時寫備忘錄向他名義上的上司、技術服務處處長威利斯・「吉布」・吉本斯（Willis “Gib” Gibbons）報告：「前項子計畫（子計畫四）已委託穆合蘭先生編寫手冊，說明如何在祕密行動中運用魔術手法，例如如何餵食不同物質予非自願受試者⋯⋯在子計畫十九中，該手冊將增加兩個部分：一、為女性演出者修訂方法，或研擬不同技巧；二、研擬可由兩人以上合作之方法或技巧。」

接下來一年，穆合蘭一修再修，多次易稿，最後終於完成《詐術實作舉隅》（Some Operational Applications of the Art of Deception）。「本書主旨為引導讀者祕密完成多項行動，而不被察覺。」他在序言中寫道：「簡言之，本書為詐術指南。」

這本手冊原本應該銷毀或逐漸被遺忘，豈料二〇〇七年意外發現一本。據目前所知，這是現存唯一一件完整留下的MK-ULTRA文件。重新出版時，它換了更貼切的書名：《中情局官方詐術與欺騙手冊》（The Official CIA Manual of Trickery and Deception）。它像穆合蘭寫給中情局的每一份文件一樣，用的是舞台語言，這樣即使外流，看起來也像表演者手冊，而非施毒者手冊。

不論在手冊裡還是在訓練課程上，穆合蘭都一再強調一個原則。他說，與一般流行的說法相反，手是不可能快過眼睛的。魔術技巧的關鍵不是手動得快，而是分散對方的注意力，好讓手順利完成工作。只要「演出者」能掌握這個原則，一定能學會暗中下藥而不被發現。

穆合蘭的手冊舉了好幾種「誤導」手法，例如為對方點菸來分散他的注意力，再趁機把藥片彈進對方的飲料；膠囊可以藏入皮夾、筆記本或墊板，再趁隙取出；毒液可以封進戒指；毒粉可以偽裝成鉛筆頭的橡皮擦；女性探員可以把毒藥藏進衣服上的裝飾小珠，也可以「用手帕遮住液體毒藥瓶」；還有，拜噴霧技術進步之賜，探員可以「不動聲色把液體藥物噴在固體物質（如麵包）上，完全不被發現」。

高利伯製作的毒藥原已種類可觀，有穆合蘭這本手冊更是如虎添翼，下藥方式頓時倍增。穆合蘭將高度發展的舞台魔術技藝，轉變成祕密行動的工具。

「穆合蘭受邀構思下藥技巧這件事，充分反映出美國這段過去有多特別。」曾任中情局副局長、本身也是業餘魔術師的約翰・麥可勞夫林（John McLaughlin），在《中情局官方詐術與欺騙手冊》序言中說：「冷戰早期，美國領袖覺得國家正處危急存亡之秋，敵人似乎肆無忌憚，步步進逼。我們當時研究得很廣，從洗腦到超心理學無所不包。穆合蘭為藥片、藥劑、藥粉設計出這麼多投放方式，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很多現在看來荒誕不經的計畫，只有擺在當時的脈絡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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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底能承受多大劑量的LSD？有沒有一個臨界點，超過這個劑量之後，心智將四分五裂，意識將土崩瓦解，出現能植入新的衝動、甚至新的人格的真空？高利伯很想知道。

想找出答案，顯然需要進行很多實驗。MK-ULTRA開始後沒多久，高利伯就找到一名能做這種實驗的醫生：哈里斯・伊斯貝爾（Harris Isbell），肯塔基萊辛頓（Lexington）成癮研究中心（Addiction Research Center）計畫主任。這所中心名義上是醫院，但實際運作更像監獄，由監所管理局（Bureau of Prisons）和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Service）共同管理。由於收容人大多是出身社會邊緣的非裔美人，即使遭到虐待也求告無門，所以他們成了祕密藥物實驗的最佳人選。

伊斯貝爾曾為海軍研究署（Office of Naval Research）進行「吐真劑」實驗，本身對LSD也很感興趣。在他的同溫層裡，中情局投入LSD研究是公開的祕密。一九五三年初，他寫信詢問中情局可否提供「合理數量的藥物，以研究長期投以麥角酸二乙胺所產生之心理效應及其他藥理效應」。

這項請求引起高利伯的注意。伊斯貝爾既對精神藥物興致勃勃，又有數量充足的囚犯，而且願意用他們當實驗品，這讓他成為理想的MK-ULTRA承包人。一九五三年七月，高利伯親自到萊辛頓拜訪伊斯貝爾，達成交易：高利伯提供LSD及一切經費，伊斯貝爾負責設計和進行實驗，並提供受試者和繳交報告。

高利伯謹守官僚分寸，先向伊斯貝爾的上司打招呼。他後來說自己「話說得四平八穩，對他們說我們對哈里斯・伊斯貝爾博士的研究計畫很感興趣，樂觀其成⋯⋯也願意提供經費」。雖然他對「研究計畫」的細節隻字不提，但伊斯貝爾的上司沒有多問。高利伯後來在報告裡說：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威廉・塞布雷爾（William Sebrell）知道這是中情局的計畫之後，「相當認可我們的整體目標，表示他會提供一切支持和保護」。

「這筆交易簡單明瞭。」一名研究者後來寫道：「中情局要有地方測試危險又可能成癮的藥物，而伊斯貝爾有很多沒人在乎的吸毒者。於是從一九五〇年代早期開始，中情局不但提供他LSD，還給他很多可能有害的麻醉藥物，讓他拿人當白老鼠測試。」

伊斯貝爾拿到的MK-ULTRA合約包括：子計畫七十三，測試LSD、麥司卡林和其他藥物是否讓使用者更容易催眠；子計畫九十一，「進行開發新心理化學物質所需之臨床前藥理試驗」，以及子計畫一四七，研究能引發幻覺和妄想的致精神錯亂藥物。在他陸續發表或合寫的一百多篇科學論文中，很多都是藥物實驗的成果報告。雖然伊斯貝爾在論文裡說，接受實驗的收容人是自願參與，但他們的知情同意漏洞百出。他們沒被告知吃的是什麼藥，也不知道可能有什麼副作用。伊斯貝爾為了引誘他們加入，甚至以高純度海洛因當報酬，助長他原本應該協助他們戒除的惡習。他有一篇論文提到一名受試者，說他被投以一百八十微克LSD後，「覺得自己會死或永遠精神失常」，要求停止實驗，「我們費了好一番功夫才說服他同意繼續」。

「我想這個消息你聽了一定高興：我們七月已經可以開始進行實驗。」與高利伯會面後不久，伊斯貝爾寫信對他說：「我們已有五名受試者同意長期服用該藥物，全部都是黑種男性病人。」

一個月後，伊斯貝爾報告最新進度，說他已持續增加劑量到三百微克。「LSD-25的心理效應相當驚人。」他對高利伯說：「反應包括焦慮、非現實感⋯⋯覺得皮膚受到電擊、刺痛感、窒息感⋯⋯據稱視覺明顯發生變化，包括視線模糊、常見物體色彩異常（例如手變成紫色、綠色等等）、光影閃爍、光點飛舞和色圈旋轉。無生命物體經常扭曲或大小改變。」

這與高利伯已經知道的差不多，沒給他帶來多少新資訊，但他樂見美國國內也有「消耗品」可供研究。他不時去萊辛頓看伊斯貝爾做實驗，有時還帶法蘭克・奧爾森或另一個同事一起去。這在在顯示：對高利伯來說，伊斯貝爾是難得可貴的合作對象。

伊斯貝爾的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威廉・亨利・沃爾（William Henry Wall）。他是醫生，曾經擔任喬治亞州參議員，一次牙科治療後對止痛藥德美羅（Demerol）成癮。他在一九五三年因持有毒品被捕，進成癮研究中心服刑時成為伊斯貝爾LSD實驗的受試者，最後出現嚴重精神問題，餘生飽受幻覺、妄想、恐慌和自殺衝動之苦。他的兒子後來將父親的遭遇寫成書，叫《從治療到地獄》（Addiction Research Center）。

「哈里斯・伊斯貝爾對我父親做的就是下毒，對他腦部造成永久傷害。」書裡頭說：「為了找出對付敵方領袖的心智控制藥物，中情局弄出這套千瘡百孔的冷戰計畫，讓我父親落得這種下場。」

伊斯貝爾做過的其中一項實驗，也許是LSD研究史上最極端的一個。高利伯想知道長期投以高劑量LSD的效果，伊斯貝爾便挑了七名囚犯隔離起來，進行實驗。「我有七個病人已服藥四十二天。」他在進度報告裡說，並補充他多半投以「兩倍、三倍和四倍劑量」。這個實驗總共持續了七十七天。將一個人關進牢房，每天強迫他服用過量LSD這麼長一段時間，他的心智會出現什麼變化呢？這個問題光用想的都令人髮指。可是高利伯好奇得很，他很想知道多大劑量的LSD能讓心智解體。

「那是我碰過最爛的鳥事。」伊斯貝爾LSD實驗的受試者之一，當年十九歲的非裔毒品成癮者艾迪・福勞爾斯（Eddie Flowers）回憶說。吃下LSD之後，福勞爾斯好幾個小時陷入幻覺，不能自已。他為什麼同意當受試者呢？因為伊斯貝爾說能給他海洛因當報酬：「想把這打進血裡，先把這吞進肚裡。」

高利伯很倚重伊斯貝爾這樣的監所醫生，因為他們對收容人幾乎握有生殺大權，而且同樣身為政府雇員，他們對高利伯的提議相對開放。這逐漸形成一套模式：高利伯提供LSD給監所醫生，監所醫生找收容人當受試者，收容人為了交換好處而自願接受實驗（「好處」可能是較舒適的牢房、較好的監獄工作，或是醫生承諾會讓他們「快活一下」），監所醫生實驗後再寫報告描述收容人的反應。

這些醫生裡最熱中的一個是卡爾・菲佛（Carl Pfeiffer），艾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藥學系主任。他一個人就接了四個MK-ULTRA子計畫，全都與使用LSD和其他藥物誘發精神失常有關。菲佛找的收容人分別來自亞特蘭大聯邦監獄，以及紐澤西波登鎮（Bordentown）的少年觀護所。子計畫九和二十六研究的是「各種鎮定劑」的致病效應，觀察它們如何「透過新陳代謝或鎮靜作用」改變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子計畫二十八是測試「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鎮定劑」。最令人好奇的是子計畫四十七：「篩檢和評估技術服務處有意了解之致幻物質」。他有一份報告提到「化學物所致之癲癇」，另一份報告說LSD「導致典型精神失常⋯⋯幻覺持續三天，特徵為一波又一波的人格解體、視覺幻覺和非現實感」。高利伯後來說菲佛的研究雖已跨入「超感官領域」，「容易造成誤讀或誤解」，但終究是值得的。

「亞特蘭大的實驗讓我們學到很多。」高利伯總結道：「局裡現在知道那些辦法會讓一個人的精神非常不安。」

菲佛一名受試者的回憶，可以證明這個結論毫不誇張。那名受試者叫詹姆斯・「白佬」・巴爾杰（James “Whitey” Bulger），是波士頓幫派份子，後來因為多項罪名（包括十一件謀殺案）被判終身監禁。巴爾杰二十多歲時只是個街頭小混混，因為持械搶劫和劫持車輛被送進亞特蘭大聯邦監獄（Atlanta Federal Penitentiary）。他在獄中得知有個研究精神分裂症藥物的實驗，便自願參加，沒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事令人難以想像：連續十五個月，他和其他十九名受刑人幾乎每天被注射LSD，但從頭到尾都沒被告知那是什麼。獲釋之後，他在筆記本裡寫下這些「恐怖的LSD經驗」。他說自己「天天做惡夢」，「不斷想自殺，嚴重憂鬱，快撐不下去了」。不過，他沒向醫療人員透露他出現幻聽，還覺得「牢房裡的月曆好像在動」，因為他怕一講出口，「他們會把我關一輩子，再也沒法出去」。他在筆記裡說菲佛有如「現代版門格勒醫生」，這個比喻一針見血，因為門格勒和其他納粹醫生在集中營裡做的實驗，正是巴爾杰碰上的這種MK-ULTRA 「子計畫」的始祖。

「我是因為犯罪才坐牢的，但我覺得他們對我做的事比我犯的罪更惡劣。」巴爾杰寫道。他的這些自述非常難得，因為MK-ULTRA實驗很少看到受試者觀點的紀錄。

他們是時代的產物、歷史的工具，

這段集體偏執的歷史，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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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大陣營長期緊張對峙，中情局（CIA）深信：共產陣營已發展出操控心智的洗腦技術，美國再不急起直追，國家安全將岌岌可危。這股急迫感催生了史上最大規模、最惡名昭彰的心智操控實驗：MK-ULTRA。

MK-ULTRA主事者希德尼・高利伯對外給人友好親和、重視性靈追求的印象，然而在愛國主義作用下，他與同事及合作對象一再越過道德底線，進行許多難以想像、慘絕人寰的恐怖實驗，許多甚至波及無辜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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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伯由於先天跛腳，無緣參與前線戰事為國效力，對此他長抱遺憾，因此在進入CIA之後，他無所不用其極地探索國家交付給他的任務——找出「洗腦」的技術。在平日裡，他是溫文儒雅、樂善好施，追求性靈發展的好丈夫、好父親。然而在工作上，他卻是局裡的「毒藥頭子」。隨著官階愈來愈大，他主持了規模龐大、最高機密的「MK-ULTRA心智控制計畫」，該計畫在全球三大洲皆設有祕密黑牢，指導視人命如草芥的殘酷實驗。高利伯亦製作各種能殺人或傷人於無形的藥劑，試圖毒殺卡斯楚和另一些外國領袖；有許多年，世界各地中情局探員的諜報工具多半出自他手；他還雇妓女把嫖客引至中情局特設妓院「安全屋」，對他們祕密測試心智控制藥物。

為了掩人耳目，MK-ULTRA設立眾多基金會「洗白」資金，資助許多研究單位與醫療院所，鑽研他們想了解的事物，最為知名的是LSD的運用。許多病人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了實驗對象，不少人由於被施以過大劑量的迷幻藥，自此失能，一生都遭葬送。MK-ULTRA計畫甚至拿自己人下手，在宴會中對同事下藥。最為知名的當屬「法蘭克．奧爾森」一案。奧爾森博士在加入CIA，親眼目睹慘無人道的刑訊與實驗手法後，極為不安與自責，又在一次同事聚會中被下藥而變得更加抑鬱、情緒不穩，眼看他行將辭職、恐有洩密之虞，卻在某名同事陪同行將就醫之前，「墜樓或跳樓」身亡。

多年後，由於水門案醜聞引發眾怒，要求政府公開透明的呼聲勢不可擋，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長施萊辛格決定徹查中情局的不法情事。才五十四歲便退休，正與妻子周遊他國享受生活的高利伯，因而被電召回國——參議院要他回國答覆一些問題。可以想見，有人打算向他究責，他做的事恐怕將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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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洗腦計畫》呈現了人在重大環境危機（國際情勢）與更高使命（愛國主義）的驅使下，行事上如何迥異於正常，思考上又如何自圓其說——換個角度看，被洗腦得最成功的，或許是高利伯自己，以及支持與執行MK-ULTRA眾多計畫不遺餘力且不疑有他的政府官員吧！本書作者史蒂芬・金瑟曾為《紐約時報》駐多國分社的主任，全書調查嚴謹，結構蘊含巧思，內容張力十足，是一部讀來令人欲罷不能的現代啟示錄。

史蒂芬・金瑟（Stephen Kinzer）

史蒂芬・金瑟曾任《紐約時報》尼加拉瓜、德國、土耳其分社主任，獲獎無數。著有《真旗幟》（The True Flag）、《弟兄們》（The Brothers）、《推翻》（Overthrow）、《沙赫的人馬》（All the Shah’s Men）等多本書。目前為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資深研究員，並為《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國際事務專欄主筆。現居波士頓。

朱怡康

專職譯者，守備範圍以宗教、醫療、政治與科普為主。譯有《也許你該找人聊聊》、《怎樣談科學》、《棋逢對手：中東與美國恩仇錄》套書、《二十一世紀生死課》、《漫畫哲學之河》、《漫畫心理學》、《人性較量：我們憑什麼勝過人工智慧？》、《自閉群像：我們如何從治療異數， 走到接納多元》等書。其他歷史、科普譯作散見於《BBC知識》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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