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前　言

導　論

第一章　舞臺上的兩種生活

第二章　自然與歷史

第三章　正義與秩序

第四章　選擇與義務

第五章　理性與慣例

第六章　革命與改革

第七章　世代與生活方式

結　論

致　謝

注　釋

參考文獻

社會中不同世代的人，應保持什麼樣適當的關係？僅因為我們父輩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行事，我們就應該和他們一樣？或者是將他們的習俗拋在一旁，開闢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是否必須為了孩子保留我們所繼承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好讓我們的後代像我們一樣生活？或者，我們是否必須給予他們自由，讓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如果涉及我們出生時繼承的政治秩序，因而選擇中沒有自主權，我們是否能夠根據許可和選擇自由，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我們所繼承的社會以及我們在社會的地位，是否具有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合法權威？

我們已經看到柏克和潘恩之間的爭論，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思考這些惱人的問題，以及如何思考。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不同世代的人之間的這種兩難問題，會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中變得異常明顯，就存在於將它們區分開來的許多爭論的表象之下。潘恩和柏克經常在許多不同的背景之下提及這個話題，因此它不僅是他們爭論的另一個主題，更是形成一條主線，貫穿我們所討論的主題。

潘恩試圖脫離社會環境去理解人，而柏克認為離開人出生時所處的境況（很大程度上是前輩人創造），人是無法理解的。柏克所描述的是一個層次密集的社會整體，決定每一個成員的地位；潘恩則認為，每一個人生來就有決定自己命運的平等權利。根據潘恩基於理性政治的理由，他認為在面對建立已久但不合理的習俗時，應該直接回溯到原則。柏克對慣例的支持是基於世代相傳的延續性，這種立場讓柏克更青睞漸進式的改革，將過去繼承的東西保留下來；而潘恩追求的卻是突發革命，並將其視為擺脫長期不公、重負的唯一途徑。

在他們的爭論中，世代問題被如此頻繁地提及，是因為柏克與潘恩之間的辯論關乎的是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它最基本的世界觀不可避免地會帶出世代問題。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基於許可、自由主義和社會平等的政府，所有這些和人類狀況中一些突出的現實是衝突的：我們出生時的社會已經存在於那裡；我們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就進入這個社會；我們進入這個社會時，並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身處複雜的社會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有助於確定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但通常成為平等的障礙。

這些現實表明：從某些重要的意義上來說，考慮不同世代之間的特定關係，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或者這些關係必須有所改變，讓這種自由主義變得可行。當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變成現實問題，他們開始爭論這個問題，因此柏克與潘恩尤其關注這些問題，將世代之間的關係當作一個極其實際且公開的問題。

潘恩：永恆的現在

潘恩的政治生活觀點，指向一種永恆政治。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應該與他出生之前的事情無關。每一個世代中的每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和其他世代中任何一個人同社會的關係是一樣的，因此過去世代的政治行為、決定、規則和成就，不會限制也不能決定現在。現在是由同最初原則的直接關係決定的，它們如今簡單而準確，就像它們在人類歷史剛開始時一樣。對不同世代的人來說，它們都一樣正確，就像對不同的個人而言都是正確的一樣。因此，潘恩堅信「每代人和前代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依據同樣的原則：每個人生來就擁有和同代人同等的權利。」

不同代人的平等，並不意味著前代人和當代人對當前的政治判斷有平等的訴求。過去曾有過自己的機會，當前也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就如同後代人有朝一日也會如此。「無論如何，每一個時代和世代必須為自己的自由採取行動，就如同之前的時代和世代一樣。」在這個意義上，世代的傳承與其說是積累，不如說是重複。潘恩認為：「所有人生來就是平等，並具有平等的天賦權利，就像後代始終是造物主創造出來，而不是當代生殖出來，雖然生殖是人類代代相傳的唯一方式；但最終每個孩子的出生，都必須認為是從上帝那裡獲得生存。世界對他就像對第一個人一樣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賦權利也是完全一樣。」

同最初原則產生直接關聯的渴望，可能讓人很難抵抗世代更替所產生的影響，如同這樣的事實：人們是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許可」，要求每一代人將這個世界視為完全開放，而不是它降臨時那個樣子。自由人必須能夠自由地活在當下，如果要求他們去遵守前人的法令，就無法做到這一點。在潘恩幾乎所有的政治作品中，法國大革命之前、期中和之後，他都將這一點表述得異常明確。寫於一七九五年的《論政府的首要原則》，表現得最明顯：「與原則有關的時間，就是一個永遠存在的現在：時間對原則毫無作為；沒有絲毫改變它們的本質和性質。我們和一千年前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一生非常短暫，如果我們在開始生活的時候就發現存在的錯誤之處，那才是我們一生開始之時；我們反抗的權力，就像它從未存在一樣。」

現在，對於「永恆的現在」這一特殊觀點，以強有力的方式闡明潘恩對政治生活中時間的理解。他所理解的是基於當前的政治。如同他在《人權論》中所說，在政治生活中，「要適應的是活著而非已經死去的人」。潘恩並不否認世代相傳的歷程，他否認的是過去積累起來的習俗和權威。事實上，他將國家歷經世代的恆常發展，當作支持政治中永恆現在的理由：

國家儘管一直存在著，但總是處於更新接替的狀態。它永遠都在變化，每天都有嬰兒出生、有未成年人長大成人、有老人死去。世世代代奔流不息，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哪一代比其他代更具權威。我們是否能確定這種優越性出現在哪一個時間點，或出現在哪一個世紀？它又源於什麼？我們可以利用什麼證據來證明？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標準來理解？

正因為生活本身不是永恆，潘恩堅信政治必須是永恆：過去，在本質上比當前和未來更好或更糟嗎？正因為潘恩相信進步，相信政治朝向對永恆的公正原則，更好的理解發展，他認為這種進步指向的是以永恆原則為基礎的政治，其中是真理而非習慣佔據主導地位。因此，他認為世襲君主和貴族不僅是對個人自由不公正的侵犯，還是過去對當前不公正的要求。

柏克宣稱，英國人民永遠忠於君主制國家。潘恩對此做出的回應，特別強調這一觀點。普萊斯認為，光榮革命讓人民有權選擇君主制國家，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中，柏克試圖反駁這一觀點。他指出，一六八八年的議會向威廉國王和瑪麗皇后宣誓：「上下兩院議員們，謹以上述人民（指當時在世的英國人民）的名義，最謙卑、忠誠地表達他們自己和他們子孫後代，永遠順從之意。」潘恩在《人權論》的起頭引用這段話，指責柏克認為特定一代立法者的這種效忠，是建立在所有未來英國人的基礎之上。「一六八八年的英國議會，代表自己和他們的選民做了某件事情，他們有權這麼做」，但他們無權代表後世之人這麼做：

在任何國家，從來不曾有，從來不會有，也從來不能有一個議會，或任何一類人，或任何一代人，擁有權利或權力來永遠約束和控制後代子孫，或永遠規定世界應如何統治，或由誰來統治；死後統治的狂妄設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謬而又蠻橫。人不能以他人為私產，任何世代也不能以後代為私產……每一代人都符合且必須符合，那個時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

潘恩的個人主義和他拒絕承認過去權威，在以上這段文字表現得最明顯。潘恩認為，不同世代是截然不同、彼此毫無關聯──不是彼此的延伸。事實上，他認為我們現在活著的人，那些曾在我們國家生活過的人，以及那些將來會生活於此的人，不是任何政治意義上的一個民族。「每個國家暫時有權按照自己樂意的方式統治自己，必須永遠承認這一點；但透過繼承延續的政府，是為另一個種族而非自己服務的政府。」

潘恩解釋，世襲政府一直都是被強加的，而非選擇的。這是因為在出現第二代統治之前都是世襲政府，而那一代被統治的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統治者。如果人類永久地存活下去，就有可能出現一個合法的君主制國家。但是，既然他們不能長生不死，每一個世襲政權在一代之後必定會成為暴政。下一代人被迫接受，上一代選出統治者的後代的統治。暴政就這樣取代了選擇，這個政權也就不再合法。「一六八八年的議會可能透過一項法案，讓自己有權永遠存在，從而讓它的權威永遠存在下去。」

統治的權力在本質上就是許可，在理想狀況下是透過展示美德獲得。潘恩在《常識》中寫道：「無論何時為後世打算，我們應該記住美德是不會遺傳的。」出於這個原因，沒有人可以透過美化自己同過去統治者的關係，而宣稱自己具有統治權。

事實上，潘恩的個人主義及其由此導致的平均主義，讓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東西是不會世襲的，他將社會中不同世代之間關聯的重要性降至最低。人類應該根據他們自己，而非他人的選擇和行為被統治。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時恰好繼承的社會關係，不應成為決定一個人生活軌跡的主要因素。

差不多出於同樣的原因，過去的政治安排和實踐，不會僅因為它們曾經實施過一段時間，就對當前或未來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威。說到英國憲法，潘恩寫道：

在純粹的原則基礎上說到這個話題，古代和先例都不再具有權威性，年代久遠的錯誤失去效力，必須根據習俗和習慣來抽象地審視事物的合理性和主權；從這個觀點來看，如今已演變成習俗的這種權利就像一種權利，在原則和理論上是古老的，就像它接受一千個時代的慣例認可。原則與實踐沒有關係，性格與名號也沒有關係。

公正而正確的道路，無須長期傳統的庇佑。在一個逐漸適應正確原則，並以理性作為指導的政體中，它們會因為自己的價值被採納。「凡是值得遵循的事，都是因為它本身具有價值而受到遵循，它之所以有保障，原因即在於此，而不在於任何會使它受到阻礙的條件。」

在一個以繼承為前提的政體中，無法保證值得遵循的東西真的被遵循，不僅因為慣例可能是盲目的，還因為「自然」在天賦分布方面可能非常不規則，一位能幹君主的孩子，很有可能是個傻子。

世代的承襲導致天賦才能的重新分配，而時間的流逝意味著，即便是最富才幹的領導者，最終也必定會離開歷史舞臺。一個成功的政治體系，即便堅持永恆的理念，並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每一代人，也必須應對這兩個問題。對潘恩而言，這樣一個體系的關鍵在於「共和」特性，其本質在於來自社會任何階層能幹的人，可能透過證明自己的價值因選舉獲得權力。只有共和國才能讓各個世代免於彼此踐踏，防止因為失去能幹的領袖而毀掉國家。潘恩寫道：「正如文壇要出現最優秀的文藝作品，就得給天才作家公平且普遍的機會，政府的代議制要制定最明智的法律，就得盡其所能廣羅人才。」

共和國能夠解決政治中世代循環問題。透過運用自由主義的前提，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國家：應用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假定，透過重新定位各個世代之間的傳統關係，保證每個人都擁有許可和平等的權利，儘管每個人都是出生於一個已經存在的社會。它還為繼承而來的秩序的嚴重實際缺陷，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君主制國家不僅是來自過去不公正的強加，同時還被不斷出生、死亡，以及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缺陷干擾。潘恩寫道：「要使君主制符合政府的需要，下一個繼承人生下來就不應是個孩子，而應該立刻是個成人，而且還應當是一個所羅門。要國家等到孩子長大成人，並使政府中斷，這真是荒謬絕倫。」一個共和制國家就避免了這一問題。「使政府始終處於成熟狀態。正如已經看到的那樣：永遠不年輕，也永遠不老；既不年幼無知，也不老朽昏聵；從不躺在搖籃裡，也從來不拄拐杖。」

潘恩認為共和國的特性是：有能力逃離時間的蹂躪，所有制度終結之後不具備永恆性，否認各個世代具有平等權利的制度是不合法的。潘恩寫道：「死亡是人的特性，人不斷生下來，也不斷死去。」但是政治不必用人類的這一事實來決定或削弱。一個基於選擇和許可的政權，可以克服人類死亡所造成的有問題的政治後果。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如潘恩所理解的那樣，是一項更大事業的組成部分，旨在克服人類的自然狀態加諸在人身上的限制，尤其是生死。啟蒙自由主義不僅要求恆常的成熟狀態：永恆的限制，同時也（透過共和主義）使之成為可能。它避免了這種結果，從而否認世代流逝以及世代之間關係的重要性。就像之前所提，潘恩明確否認這些關係具有任何權威，即便是經歷幾個世代仍然有效的法律：「一項未被廢除的法律之所以繼續有效，並不是因為不能將它廢除，而是因為它未被廢除，而未廢除就可被認為是得到同意。」

潘恩堅信，不重要的東西不會世代傳承。在《土地正義論》，他認為繼承稅是利用政府收入來扶持，他理想中福利系統最公正的方式，這是因為在繼承的時刻（世代之間的聯結），沒有值得保護的交易發生。因此，世代之間的關聯不能成為政治制度，甚至是財產的基礎。相反，政治必須著眼於當前，而不是已經死去或還未出世的人。「那些已經去世和那些尚未出世的人，彼此之間相隔遙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最遠距離。那麼，在他們之間可能存在什麼義務呢？」因為不可能代表那些無法再行使，或還不能行使同意權的人立法，立法者必須著眼於那些能行使同意權的人。

潘恩並沒有忽視未來世代的需求，但認為他們的需求類似當前這一代人的需求：依照他們的天賦權利對自由的需求。潘恩都以積極的態度談論繼承，對其總是抱持否定態度：就像以不公正的方式強加給後代的義務。當代人不應該束縛未來的方式生活。

政治制度當然不止存在一代，但在制定的時候必須能得到許可。存在一代的立法制度不應過分束縛下一代，每一個時代應該在可能的時候專門為自己立法。潘恩寫道：「隨著世世代代的人們每天出生死亡，因此發生公共行為時，會自然而然地假設那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即將到來的時代，和生命自然終結之間的時間間隔，這就是它有權經歷的時間區間，可能三十年左右；儘管有很多人會死，其他人會活過這個期限；時間對所有世代的人而言都是平等的。」潘恩認為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區間之外，一部法律不再加諸在那些實施的人身上，必須將它清除。

要求所有法律在一個世代之後失效，也有助於避免英國政體出現混亂。「英國人需要這種一般性的管束；有許多過時的法律，儘管不再實施且被遺忘，但仍具有效力，偶爾會因為特定目的被提起。」透過立法設置時間限制，明智的立法者可以讓每個世代統治自己，因而鞏固值得持續存在的法律（讓它們重新獲得認可），並有系統地淘汰不值得保留的法律。在立法的時候，就像立法者的理性可以區分所有世代的渴望和需求。潘恩寫道：「『永遠』這個詞很荒謬，是沒有效力的。下一個世代會為自己思考，就像我們曾經做過的那樣，不會承認我們強加在他們之上的任何權威。我們的『永遠』結束之時，就是他們的『永遠』開始之時。」

從本質上講，沒有什麼能以合法的方式跨越多個世代。潘恩認為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積極意義上的繼承是難以承擔的。我們欠未來的就是自由，這也是我們要求從過去那裡得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當下。允許當代的公民為自己立法，不受前人強加給他們的東西束縛，同時讓未來的公民可以做同樣的事情。這種實際的個人主義，是潘恩宣導的自由主義的核心。

柏克：永恆的秩序

柏克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前提出發，得出有關世代之間關係的觀點也完全不同。他對政治的理解，其核心不是抽象的天賦自由，而是實實在在的繼承，對義務的強調多過選擇。柏克認為，我們欠未來的不是自由，而是累積的智慧以及過去的成就：任何一代的任務就是保留，在必要和可能的時候保留前輩人留給這一代的東西，並將這些成果留給後人。每一代人都必須意識到自己的時間轉瞬即逝，或與永恆的現在相反。

就像之前提過的，柏克認為社會不單單是活著的人之間的關係，還包括活著的人、死去的人，和生活在未來的人之間的關係。社會存在的目的不是方便個人選擇，而是滿足這些人的需求。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利用前人的智慧，必須以這種規則為指導：讓這種智慧也能為後人所用，再附之以當代人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的教訓。在對赫斯廷斯的彈劾審判過程，柏克告訴上議院：「我發誓，過去的世代和即將來臨的世代，我們身處其間，是永恆秩序中的重要一環。」

（摘自第七章：世代與生活方式）

美國Amazon.com選書

第一本完整介紹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起源

推薦序文

吳景欽 真理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強力推薦

沈清楷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陳宜中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媒體讚譽

《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

《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

《評論雜誌》（Commentary）、《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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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極右派勢力崛起！

民粹思維抬頭、國家主義盛行

台灣向左走？向右走？

選前喊左派，選後變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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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聽說的「激進左派」「保守右派」，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般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難以解釋清楚，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影響我們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更牽涉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及社會文化。

本書作者李文（Yuval Levin）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公共政策官員，也是著名政論雜誌《國家事務》（National Affairs）創辦人，他引領讀者回到二百多年前，藉由知名政治家：主張自由激進、支持美國獨立的潘恩（Thomas Paine），以及保守主義健將、主張改革應循序漸進的柏克（Edmund Burke），兩人之間對立的大辯論，進而理解當今人們為何會有如此壁壘分明的左、右派之分。

兩個世紀以來，世界由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組成：以潘恩為代表的激進黨和以柏克為代表的保守黨。法國大革命期間，兩位意識形態巨擘在「改革的保守主義」與「重建的激進主義」之間爭執不下，左派與右派由此而生。

面對社會，我們是要對運轉良好的政策心懷感激、鞏固現狀，還是要對措施不當的政策心懷憤怒、破舊立新？為了減貧，我們是希望由政府出資補貼窮人，還是由民間社團幫助窮人？

左、右派對婚姻平權、土地正義、賦稅改革、基本薪資、社會福利，又有何不同主張？

《大辯論》深刻檢視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哲學信仰系統對於自由、正義、平等、人性、歷史、理智與改革等概念的不同理解，並進一步說明二者的對立，對當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凡試圖理解個中要義的讀者，都可以從本書尋得答案。

李文（Yuval Levin）

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公共政策官員、《國家事務》（National Affairs）雜誌創辦人暨編輯、道德與公共政策中心（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赫托高級研究員（Hertog Fellow），也是《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與《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特約編輯。

李文經常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曾出版《分裂的共和國》（The Fractured Republic），目前住在美國馬里蘭州。

▌王小娥

中國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畢業。曾任軟體工程師和媒體編輯，譯有《艱難時代》、《把世界的重量擔在肩上 》、《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導讀》、《超越平凡：自我的力量》、《非常性心理的自我診療》。

▌謝昉

中國政法大學畢業。曾在中國政府機關和網路媒體工作，譯作有《柏拉圖導讀：不經考察的生活不值得過》。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吳景欽

《大辯論》這本書的兩位主角，即柏克（Edmund Burke）與潘恩（Thomas Paine），除了是十八世紀於歐美相當活躍的政治人物外，更可能是左、右，或者保守與自由派的先驅。面對如此重要且影響至今的政治人物，似乎很難用一種簡單與截然兩分的意識形態來加以闡述，這也是《大辯論》這本書，想從兩位主角的出身與行動過程，甚至是兩者的針鋒相對，來描述其中思想差異的原因。而很奇特的是，雖然這本書所描述的年代，是距今已超過兩百多年的歐美社會，但就台灣讀者而言，似不會有任何時間、空間的距離感，或許還有相當程度的貼切與親切感。畢竟，這兩位十八世紀的思想巨人對某些政治哲學的爭辯，至今仍然存在。

什麼是保守派、什麼是自由派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上，常有所謂保守派、自由派的區分，並以保守派定是屬於傳統、守舊，自由派定是屬革新、前衛，來作為兩者的界定。而這種區分方式，似乎可以為一種從政治人物到一般人，於任何政治決定的重要判斷依據，如保守派會傾向於保持現狀、自由派會強調改革與變動。而這種意識形態的區別，也會影響到某些議題的想法與決定，以在台灣，常引起爭議的話題，如死刑來說，保守派會堅持不能廢，自由派會主張廢除。又如同性婚姻的保障，保守派傾向反對，就算保障也應立專法，反之，自由派者則主張直接於民法中保障等，都顯現這種光譜於具體決定的關鍵性。

而這種相當簡潔的區分法，甚至也被運用於司法體系。如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選任來說，既然其象徵最高的司法權，則對於法官的選擇標準，理應置重於法律專業素養與中立客觀的人格特質。惟如此的期待，總敵不過人類自私的本能，於大多數的情況，美國總統在遇有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提名機會時，選擇與自己的執政理念相當者，遠超過公正無私的考量。也因此，在法官就任時，就已被冠上保守、自由派或中間偏左、偏右的標籤。由於聯邦最高法院所審理的案件，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與爭議性，故有關法官的意識形態，是否會影響判決結果，一直是法律學界關注的焦點，也是預測案件能否成功翻轉的重要指標。

惟如此的思考模式，不僅過於簡化，也可能產生未審先斷的偏見。這同樣可以著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華倫（Earl Warren）為例，其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以加州檢察總長之身分，挺身支持與執行對日裔美人的隔離政策。如此的做法，雖得以成就競逐加州州長之目的，卻也留下反人權的烙印。二次大戰結束後，即便有人不斷質疑，華倫卻不曾對其過往種族歧視與隔離的作為有所道歉。而在一九五二年，艾森豪當選總統後不久，提名華倫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台灣習稱院長），最高法院即推翻了「隔離且平等」（Separation but Equality）這個著名的判決，也從此開啟了華倫法院所代表的自由、人權與前衛傾向，致與之前的保守作風截然不同。從此歷程，既凸顯出最高層級法官的任命所存有的高度政治性，更反映出人格的複雜與可變性，致很難以保守或自由派來預測其想法與行為。

只是極端化約的保守與自由派之區分，為何於現今，仍普遍被運用於學術研究與具體政治行為的評估，卻也值得玩味與探究。而從《大辯論》這本書中，藉由對柏克與潘恩兩位主角的描寫與辯論，正可找到一些答案。

出身與環境決定人格特質

在《大辯論》這本書一開始，並未直接切入柏克與潘恩的思想差異與論辯，而是從兩者的出身與歷練說起。如此的描述方式，乍看之下，似屬枝節，卻象徵人的思想形成，絕非一觸即發，而是成長過程的知識與經驗之累積。

雖然，柏克與潘恩，在當時的法律定義上，原都算英國人，但柏克卻是出生於愛爾蘭，潘恩才能算是道地的英國人，只是後來成為美國獨立革命的先鋒。而如此的出生背景，作者也自然而然描述兩人的宗教背景，這又牽扯到十八世紀當時，甚至到今天，仍纏繞於英國與北愛爾蘭間，因宗教信仰不同所造成的政治分歧與對立。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兩人父母的教派區別，也可以發現，所謂信仰不同所產生的區隔，絕不可能是先天的，對於任何人的判斷，肯定也不能以宗教的區別為基準，只能說，宗教信仰或影響個人的人格發展，卻不是全部。也因此，以宗教不同來為區隔，甚至是敵我的區分，實找不到任何政治、倫理或法律的正當化基礎。

再來就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正處於關係到現代民主與法治發展的兩大事件，即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而每個人在如此巨大的歷史洪流裡，或只能是被動的接受者，卻也有人，藉由各種方式，來推動這股浪潮。當然，對於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一般想到的，總是武力抗爭，卻往往忽略了，這兩個大事件背後，可能產生巨大影響，卻備受忽略的思想力量。而不管是柏克，抑或是潘恩，就處於此等重大社會變動的推動者。

保守與自由之爭

就柏克來說，雖然並非貴族出身，卻受有大學教育，且之後也進入英國國會從政，若以現代用語，可以稱之為人生的勝利組，這或許也可以解釋，柏克為何傾向於體制內的改革，致屬溫和的保守派。相對來說，潘恩不僅出身貧寒，也沒有受到很高的教育，大部分的知識，可以說是自學而來，在英國，最多就是地位極為卑微的收稅官。這樣的出身背景，若以現代用語，就可能被歸類為所謂魯蛇（loser），也或許是因經歷了社會底層生活，對於現狀的改變，自然會傾向於體制外改革，致屬於所謂自由，甚至是革命派。

雖然，在某種程度，柏克與潘恩對於當時英國國王的角色與定位，都有不應介入政治運作，以維持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但對於國王為惡，尤其是大惡時，到底該採取如何的手段來反制，卻有著極大的差別。柏克的議會路線，強調人類社會的漸進改革，完全符合其保守派的性格，也完全反映在其著名的著作，如《為自然社會辯護》（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或《論歷史的研究和運用》（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等。潘恩，則完全走的是另一路線，尤其在美國獨立戰爭前，為了鼓勵美國人勇敢脫離英國獨立，還出版了《常識》（Common Sense）一書。這本小冊子，內容不僅白話，也嚴厲批判英國的殖民暴政，更描繪了國家獨立後的願景，這不僅與柏克有著極大的路線差異，事實上，在一七七六年獨立戰爭之前，諸多後來的開國元老，恐也未必如此大膽，卻注定為後來美國獨立，最重要的論述與正當化基礎。

而在美國獨立之後，緊接而來的法國大革命，恐更清楚顯現柏克與潘恩於思想與行動路線的更大分歧。尤其在面對法國大革命後的無秩序，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怖統治，讓柏克對於激進的改革，產生極大的憂慮。相對而言，潘恩卻對法國大革命充滿著期待與激情，即便不是鼓勵暴力統治，卻總認為人類可以理性的重建社會。兩位十八世紀的思想巨人，既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的兩種典型，也開啟後世，保守與自由的左右之爭。

雖然，如果仔細閱讀《大辯論》這本書，對於柏克與潘恩的政治思想與哲學，找出其共同點，恐比找出其差異點，來得更多，但對於溫和與逐步的社會轉型與激進的革命手段的選擇，就將兩人區隔成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而這又涉及兩人對於人類本性與本質的認知差異。很明顯的，柏克並不相信人的本性，只有成就社會，才可能賦予具體個人在法律上的權利，反觀潘恩，卻是堅持對人的本性之信任，致更推崇天賦人權、更不相信政府的權力正當性。故保守與自由派之爭，其根源或許不在一些旁枝末節的政治主張或是法律修正，而是對人的本性之相信與不相信。這或許也是《大辯論》這本書，所要傳達給讀者的重要訊息。

文字與思想的力量

從讀大學直至現今在法律系教授法律，包括我自己及我的學生，常會有一個疑問，即為何要修一門法哲學（或稱法理學）的課。因這門科目，律師與司法官考試不考，且內容極為艱澀與天馬行空，根本於具體個案或紛爭之解決，毫無助益，那修這門課，到底有何用？當然，如此的疑問，既帶有功利性，也多少是對哲學這門學問的歧視，只是面對學生的質疑，有時也很難清楚的回答。不過，在讀完《大辯論》這本書後，看到柏克與潘恩，不僅身體力行去實踐自我的哲學主張，更以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文字力量，去影響與引導那個時代，甚至是後代人的想法，致成為改革的動力。凡此種種，讓人無法輕忽思想的力量，既可以很渺小，卻也可以很偉大，也是強力推薦《大辯論》這本書的原因所在。

沈清楷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陳宜中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