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各界評論　

關於地名　

引言　

第一章　新疆？或「東突厥斯坦」？　

「新疆」？或是「東突厥斯坦」？／如何「取得」西方／帝國的擴張／加入叛亂／「獨立」的思考　

第二章　「解放」：共產主義時代來臨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旋渦　

第三章　「開放」時代　

「開放」新疆／發生在農村的「戰爭」／「全世界最困難的工作」／連抗議都不公平／「巴仁事件」之後　／新疆有「宗教極端主義」嗎？　

第四章　嚴打與九○年代　

被砸掉的鐵飯碗／不同的世界／另一個出口／逃避的方法／兩張面孔／「政府什麼都不給我們」　

第五章　流亡在外　

卡德爾的領導／卡德爾的政治生涯／政府留下的傷害　

第六章　孔雀向西飛　

「雙語」教育的「需求」？／中國加入「反恐戰爭」／開放西部、關閉西部／「聖陵之旅」？／「分離主義」藝術　／不再「衝突」？／孔雀向北飛　

第七章　學到錯誤的教訓──烏魯木齊事件及後續　

事件之後／「殺死王樂泉！」／王樂泉「被下台」／老喀什噶爾之死／不只是在喀什噶爾／期盼　

第八章　「一個好炸彈」　

新的暴力循環？／昆明事件及事件之後／「他的態度極為惡劣」／中國會犯相同的錯誤嗎？／新疆：主要的反恐戰場／唱反調的理由　

引言

昆明市位於中國雲南省西南部，這個雲南首府因其怡人的氣候、風景及當地文化而受到中外遊客所喜愛。二〇一四年三月一日，一個乾爽的週六夜晚，這個四季如春的城市的主要火車站－－昆明火車站裡成千上萬的旅客熙熙攘攘，其中有拜訪這個城市的旅客，還有一些是在農曆新年後要回到遙遠城市工作或求學的移工與學生。考慮到中國車站需要處理的旅客人潮有多麼巨大，因此毫不出奇的，中國大多數車站用於接待旅客及提供休憩等的設施十分有限：售票廳、候車室和入口大廳等場地非常巨大、鋪設石磚地板，懸在上頭的天花板幾乎和教堂的天花板一樣遙遠；車站裡面沒什麼自然光源，紅色的霓虹看板顯示出列車資訊；鈴聲響起，閘門開啟，隧道和天橋上迅速擠滿大量旅客。要進入月台的旅客必須通過驗票及安全檢查，但任何人都可以在車站前的廣場及售票大廳自由通行，無論白天黑夜都有洶湧人潮在車站進進出出，也就是說，車站隨時都是有些混亂的。

昆明火車站也不例外，由於車站裡有這麼多人來來去去，因此當天沒什麼人留意到車站的某些人也就不太讓人意外了。剛過晚上九點後，車站外出現八名黑衣蒙面人（譯者註：多數中外新聞及維基百科資訊提到直接參與襲擊的人數並非相同，英文維基條目稱八人直接參與，中文維基條目則同中國官方聲明，有五名直接參與者。）即使有什麼人注意到這些黑衣人，他們也不太可能認為需要擔心這些人：在中國，抗議和暴動可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但暴力犯罪還是相對少見的。

因此，當這些蒙面人從黑衣中取出長刀並開始攻擊在車站外的人們時－－這件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的。一位在附近店鋪中工作的男子回憶道：「有兩個女人告訴我：『外面有人打起來了，他們殺人。』我回她們：『別胡說八道，這裡安全得很。』但真的有人被殺了。」

當人們意識到發生什麼事情後，他們試圖逃跑。超過一百人擠入一家重慶餐館避難，有些人甚至不得不站在桌子上。事後店主回憶：「他們嚇壞了而且哭個不停，有些人甚至根本說不出話。」

還有些人試圖在車站裡面逃生，一位在售票大廳的學生回憶說：「當時還有很多人在排隊買票，而那些湧進來的人大喊著『殺人啦！』」

王季和她的老朋友曹先生當時人也在售票大廳，攻擊者進入大廳時他們才剛拿到車票，曹先生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手持長刀的黑衣蒙面人，他說：「他進來後立刻往一個人的脖子上劈了一刀⋯⋯（中略）這個人一倒下，他就繼續上前砍殺其他人。」

曹王兩人想逃，但出口只有一個；王女士試圖跑出去時被那個男人往頭上砍了一刀，他們去了最近的一所醫院，當他們抵達醫院時，醫院裡面已經擠滿了傷者。

不是每個人都成功脫逃了，一個來自遠方城市哈爾濱的男性敘述他的母親是如何遭到襲擊。「她絆倒在一張椅子上，我沒能成功把她拉起來，一個襲擊者用刀子刺入我媽媽的喉嚨，他沒拔出那把戳在喉嚨上的刀，而是抽出身上的另一把刀繼續砍她。」

另一名受害者是當時五十九歲的熊文光，他和妻子陳貴珍是來自雲南農村的移工，他們為了過年而回家鄉一趟，他們要搭火車前往東邊的浙江，但火車在隔天早上才發車，負擔不起旅館費的這對夫妻認為他們最好還是在車站等候發車。當熊先生看到一個手持長刀的兇徒朝他們走來時，他一把將陳女士推開，犧牲自己而拯救了妻子的生命。

襲擊者在車站裡面移動，無差別的殺戮一個又一個的受害者。劉桂林是一間小店的店主，他的店鋪很窄小、沒有窗戶，金屬貨架上堆滿了泡麵和零食，他事後這麼描述這場混亂：「有兩個人就在我面前被殺，一個被割了喉嚨，另一個胸口被刺了一刀，到處都是血。」

有一小撮人用金屬傘具、鐵棒和滅火器設法自衛，劉先生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因為身材高大而有「大水牛」綽號的男子也成功擊退了襲擊者。

武警花了二十分鐘才抵達車站，當時已經有二十九人死亡、一百四十多人受傷。警察進入車站後開槍射殺了四名襲擊者，但其他四人逃走了。傷者被送往醫院，而政府當局迅速封鎖了車站，人們可以從發佈到網路上的照片中看見散落的行李、血漬、悲痛及死亡。

隔天，有數百人在車站外點起蠟燭，旁邊擺著白色菊花，在中國，白菊花是傳統上用來表示哀悼的花卉，當時充斥著各種關於襲擊事件發起者的推測，而已經有許多人將之歸咎於維吾爾人－－這是一個集中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穆斯林為主的族群，而新疆位於中國最西部，是一個遼闊但人口稀少的地區。一位網民在微博（中國版的推特）上這麼寫：「新疆人不是人。」另一個微博使用者則這樣寫：「所以這真的是維吾爾人幹的好事！我實在想不通，眼前我們中國有著優良的經濟及很好的發展環境，你們在這樣的條件下還在搗亂？（中略）你們是天生的壞胚子嗎？」

雖然這些言論不代表廣大公眾的意見－－許多網友都在呼籲要謹慎及克制－－但這些言論都依附在早已存在的維吾爾族暴力敘事上。在昆明火車站襲擊事件發生的五個月前，二〇一三年十月，一輛汽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邊緣撞上了一堵牆並且爆炸，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三名乘客）及四十多人受傷，北京警方形容這個事件是「來自新疆的嫌犯所進行的恐怖主義行動」，儘管他們沒有挑明肇事者的族裔，然而其言外之意就是－－嫌犯是維吾爾人。

中國政府將發生在昆明的攻擊事件和天安門的爆炸案歸咎於那些志在推動政府所稱的「三惡」－－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激進派伊斯蘭組織，中國政府指出敵對外國勢力和基地組織、蓋達組織聯手指揮這些恐怖份子的行動，目的是為了促使新疆自中國分裂出去而成為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政府對於任何新疆可能脫離中國的蛛絲馬跡所採取的一貫回應方式是主張該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新疆人民沒有理由對此表示不滿。政府當局極力強調不存在種族衝突：二〇一四年三月，新疆地區的高級官員努爾・白克力聲稱「恐怖主義活動代表不了任何一個民族。」

儘管白克力如此聲稱，但在很多人（無論是中國境內或境外）心目中維吾爾族和暴力行為間的連結比以往要來得更加牢固，然而這是一個相對新近的官邸，一個由媒體報及那些自命為安全專家的人針對他們所認為的新疆現況而發表的報導及意見形塑而成的認知。二〇〇一年秋天我第一次前往該區域時，中國以外的人們沒多少人聽說過新疆或是維吾爾族，那兒是偏僻的，是中國一個帶著點異國風情的地方，曉得新疆的人主要是中亞的學者及參與絲路套裝行程的旅客。當我告訴人們我要去中國某個人口組成以穆斯林為主的地方時，他們通常是無法置信地看著我，即使是現在，這樣的表情還是有機會在我面前出現的。在那個年代，當新疆發生重大事件－－比方說一九九七年在伊寧（位於近哈薩克邊界的一個小城市）發生一場針對抗議活動的殘酷鎮壓行動－－這些大事通常在國際上沒什麼能見度，只出現在人權觀察組織或國際特赦組織等報告之中。

即使是在中國境內，大多數中國公民對新疆所知甚少，而且他們通常從來沒有去過新疆，這個地區距離北京非常遠，遠到位於不同的時區；過去人們要花上三天的時間搭火車才能到達新疆。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人們產生成見，在一九九〇年末期，那些我聽到的關於對新疆的見解即使是有些居高臨下的施恩態度，但大多數還是正面的看法，在我所任教的湖南省大學裡面的同事和學生不但認為新疆有美麗的女孩兒，也相信那兒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還有最重要的是－－維吾爾人有多麼能歌善舞。

本書要探討的是維吾爾族在中國及國際間的公眾形象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轉變－－從親切的吟遊詩人（或者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轉變為意圖將新疆自中國分離出去的伊斯蘭恐怖份子，我們將談到的內容是中國為了因應地緣政治背景的變化（尤其是針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改變了官方對新疆這個異質區域的論述，及這樣的改變對維吾爾人的生活造成的影響，逮捕、處決及加強監視新疆的維吾爾人並未使當地變得更加安全，而只是讓憤慨延生。

「他們」，

被迫成為「中國人」。

本書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在新疆遊歷十五年之久，

可說親自見證在既存的文化差異下，中國政府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者，

以及造成如今新疆本地的動盪，以及與內地漢人的衝突與歧見。

◎「新疆」，如何「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地圖上的「新疆」，意思其實是「新的疆域」。是什麼時候新增的疆域？又是怎麼來的？她的另一個名字：「東突厥斯坦」，為什麼在中國是個禁忌？

事實上，要談新疆問題──不管是發生在新疆的各種暴力事件，或是疆獨問題、甚至是新疆的認同問題，都應該從「新疆」這個名字開始。這個宗教、文字與信仰都與普遍認定的「中國」大不相同的地方，從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開始，「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這個「新的疆域」走向分歧與動亂之路？

本書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在新疆遊歷十五年之久，可說親自見證在既存的文化差異下，中國政府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者，以及造成如今新疆本地的動盪，以及與內地漢人的衝突與歧見。

◎中國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份子？

居住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其實不管是在文化、宗教與語言上都與中國內地的漢人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在這樣的差異下，不論是在交流或溝通上都難免會產生齟齬。然而，面對這樣的差異，中國政府卻是以「同化」為前提，企圖達到「維穩」的效果。

因此，即使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維吾爾人的照顧，但霍史達克仍觀察到中國政府抹去維吾爾民族色彩的軌跡。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強迫穆斯林羞辱自己的宗教──包括把豬養在聖陵內。他們破壞清真寺，燒毀古蘭經。改革開放後，中國表面上大力保護穆斯林的文化，但在「去維吾爾」化的腳步卻越來越快；包括大量移入漢人、透過義務教育漸次以漢語取代維吾爾語。後者被看做是從根本抹去維族文化的手段之一；而在結合前者，讓漢人勢力在新疆逐漸站到經濟上的優勢後，許多的維吾爾年輕人因為無法在家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只好離開故鄉到中國內地謀生。而在投入一個陌生環境後必須面對的劣勢，則讓一部分人淪為中國內地人民口中的「維族小偷」、「新疆團夥」，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印記。

霍史達克在書中詳細描述：中國為了統治與維持局勢穩定而採行的多項政策如何造成衝突，這些衝突又如何演化為民怨；中國政府因此加強對新疆的諸多管制，這些管制則同步激化民怨。而在連番衝突下，漢人與維吾爾人如何走向彼此分岐與仇視之路；這些衝突、憤怒與仇視在日後成為極端主義者的溫床，也可說是一部分維吾爾人從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轉變為極端主義者的起點。

◎中國的新疆政策，該是台灣的借鏡嗎？

早在胡耀邦時期，中國便因為土耳其的插手而恐懼「將新疆拱手讓給土耳其」；而維吾爾的極端主義者多次引發的動亂，不但讓中國政府派重兵進駐新疆，更讓中國政府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視作恐怖組織。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維吾爾人對政治上的不公所採取的反擊──即使是社會案件──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是：更加強對新疆的管制。

中國從來沒有緩解像這樣衝突、民怨與分歧的機會嗎？胡耀邦曾經想為此努力過，卻被指稱為賣國。對「新疆可能獨立」與「外國勢力可能進入新疆」的恐懼，讓中國採取最激烈的統治手段。未來會有好轉的機會嗎？對此，在新疆遊歷了十五年的霍史達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對此抱持悲觀的理由，或許也該是台灣的借鏡。

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

尼克・霍史達克是一位記者兼作家，曾經在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斷斷續續地居住與遊歷十五年之久。他定期為《倫敦書評》撰文，其作品也刊登在《Vice》、《洛杉磯書評》、《n+1》、《獨立報》、《都柏林評論》、《愛丁堡評論》、《異議》及Salon.com網站上。尼克曾經與伊莎貝爾・希爾頓一起在《衛報》環境聯播網的《中外對話》中共事多年，他的第一本小說《傷亡》於二〇一五年出版；他寫了三本與中國有關的書，第一本著作《流血的樹》談論他在新疆的生活，第二本《中國被遺忘的人群》則探究維吾爾族與中國政府的對抗，第三本《追逐中國夢》則是談論中國轉型為城市社會的報導文學。

許庫爾

出生於台北，現居美國專職翻譯。讀大學時外祖父過世，才知道自己有四分之一維吾爾血統。長年關注國際政治及人權議題。許庫爾（شۈكۈر Shükür）意為「感謝」。

「作為一位在該地區廣泛遊歷十五年之久的記者，霍史達克的書從一個罕見的角度為我們介紹這塊土地與人民的風貌，使我們了解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在維吾爾人間製造出極度的疏離感，及部分維吾爾人為何轉而採取激進手段及暴力。」

《海灣新聞》

「中國政府對其伊斯蘭邊境民族的壓制政策已經帶來嚴重惡果——在尼克・霍史達克對新疆維吾爾族歷史做了重要的介紹後，我們了解北京政策是如何無意間催化出中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新政治家》

「在《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一書中，居於愛丁堡的作者尼克・霍史達克開始為我們——套句中國共產黨的口頭禪——揭露新疆的『事實真相』，霍史達克的中心論點是：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所生活過的新疆有組織性的伊斯蘭恐怖行動或是廣泛的分離主義煽動，相反地，在過去幾年不斷增長的暴力事件本身就是對政府用以控制『恐怖行動』的壓迫性政策的反動——也就是說，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悲劇性地激起現在發生的一切⋯⋯作者的不偏不倚值得讚揚⋯⋯這本以一絲不苟的調查為基礎的作品絕對不只是耍耍嘴皮的抨擊中國而已。」

《十億民工進城來》作者唐米勒寫於《新政治家》中

「清楚透徹及最新的資訊⋯⋯尼克・霍史達克使我們更深入了解新疆⋯⋯中國官方的防禦性及將這些外部議題政治化，雙管齊下的手段使得這個議題的對話幾乎遭到消音，希望尼克・霍史達克的書和其他相似的作品能夠激起這種對話，如果沒有這樣的對話，那麼對新疆和中國的人民，及對該地區及更廣闊的世界來說，一個真實而持續悲劇將會繼續上演。」

凱利・布朗，《開放民主》

「本書帶來許多深刻見解及豐富資訊⋯⋯記者霍史達克自二〇〇一年以來一直在新疆斷斷續續的旅遊及生活，他的文章會使任何為該地區撰文的人更加深入思考這個議題。」

喬納森・米爾斯基於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寫於《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