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開展寫作生涯

第二章 漫談閱讀與寫作

第三章 細看類型小說

第四章 從小說談文字

第五章 小說課堂

第六章 讀張愛玲與《紅樓夢》

第一章

開展寫作生涯

從 70 年代到現在，我已寫作 30 多年了。很多讀者會問，這 30 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有甚麼轉折性的變化呢？我是怎樣開始寫作的呢？我想我可以從我的第一篇文章說起。

一、寫作生涯的開端—一篇沒有面世的文章

1977 年，我寫下第一篇獲出版社接納的文章。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文革1 還未結束。那是1976年上半年，歷史還是按照前十年的節奏和去向進行，當時的年輕人正處於動盪、不確定的命運當中，有的做工人，有的做農民，亦有的得到工廠或農村的推薦得以求學。但還是有些事情開始變化，沉寂已久的出版業慢慢恢復起來，出版界開始想要出版一些雜誌、書籍；報紙也有一點點要恢復文藝副刊的跡象。那時上海有一家出版社計劃出版一本知識青年的散文集，就是在文革期間停業多年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當上海文藝出版社策劃出版這本散文集時，吸引了很多喜歡寫作的文學青年投稿。其實「知識青年」這個詞在當時的界定相當特殊，它指的是受過教育但又沒有完成教育的青年，這些青年分佈在城市和鄉村各個地方，但更是指那些從城市來到鄉村的中學生2。其時，我已經離開農村，在一個三線城市的歌舞團體工作，但身份仍然是知識青年。我的一篇散文就獲這本書的編輯接受了。有意思的是，擔任我這篇散文的編輯，是當時很具影響力的知識青年張抗抗 3。張抗抗可以說是知識青年作者的先驅，在 70 年代已經出版長篇《分界線》，當時被上海文藝出版社借調來做編輯，成為我的文章的責任編輯。這是一件很榮耀的事， 她不比我年長幾歲，可是已是一個成熟的作家，由她擔任我的責編，我這篇文章已經成功了一半，最後也真的錄用了。

可是政治環境很快產生了極大的變化。1976 年 10 月， 「四人幫」被打倒了，文革結束，這本書的立場變得很尷尬，是否該出版呢？對這些青年來說，他們都經過了漫長組稿、改稿，最後定稿的歷程。書已印成冊了，我們眼巴巴的等着書籍出版發行的這一天，可是意識形態的大轉變遠遠超出這本書裏的思想。在這本書裏，我們所表達的生活理想，例如決心永遠堅定地站在工農的崗位，永遠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未必言不由衷，但多少是受形勢的驅使。事實上，這種價值觀在 1976 年，特別是後半年，已受到很大的質疑。整個上山下鄉運動在青年們的具體遭際中受到質疑，以這樣運動的方式處理青年的命運是不是妥當？年輕人是不是還應有更合理的生活追求？更多機會的選擇？ 求學是不是一件正當的事情？教育是不是要延續下去？還有是不是要全面否定前 17 年中國教育制度和教育觀念？所有的疑惑在這個時候全都露出水面，獲得正當性與合法性。所以出版社最後把這本書的出版擱置下來。然後，又過了些日子，出版社寫了一封信給我們，信的內容說：由於形勢的變化，這本書不進入發行，已印刷的成書送給各位一本留作紀念。可惜我那本不知道扔到哪裏去了，書名也忘了， 只記得我的那篇散文名字叫作〈大理石〉。第一篇印成文字的寫作沒有問世，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開端，自己個人的寫作受到社會的承認；原來把自己寫在本子上的文字變成鉛字， 公開展現是可能的，所以我也願意把自己寫作的開端定於1977 年。雖然這篇散文沒有機會面世，但它還是跨越了一個寫作社會化的過程。這一篇短短幾千字的散文，可說是開始了我寫作的道路，建立了我的自信心和興趣。有時候我們不能讓年青人過於失望，因為失望會挫敗意志，而我是很幸運的，我的寫作沒有遭受過多的失望，所以能一直保持信心。

二、創作兒童文學的階段

接下來命運好像變得順暢起來。1978 年，雖然政府沒有說外地的知識青年可以返回自己的城市，但政策開始鬆動，知識青年有很多回城的途徑，例如說身體不好，或者父母有一方退休等等，都可以回城，我也在 1978 年調回上海。

1978 年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關閉了十年的文化單位陸續開放，很多報刊、雜誌都籌備復刊了，我幸運的進了《兒童時代》雜誌社 4，上海有《小朋友》、《兒童時代》及《少年文藝》三本雜誌，創刊於 50 年代初期，分別面向幼兒、小學、初中三個年齡階段，三本刊物同時在文革中停刊。此時，雜誌社一方面邀請老編輯回來—那時老編輯已分散各地，有的到學校教書，有的做普通職員，亦有的到外地工作，同時也吸納年輕人。因為我曾有作品發表過，在當時來說是很難得的，算是有了一點成績，所以得以加入《兒童時代》雜誌社。來到雜誌社後，需聯絡小學，於是我接觸到許多的小學生，就開始寫兒童生活的小說。

中國的兒童文學在我們那個年代，也許直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蘇聯的校園小說影響。比如說加入少年先鋒隊是我們的理想初級階段，為更高理想—做共產主義接班人作準備，我們要留意品行、公德、操守，同學之間要有高尚的人際關係，這些題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從蘇聯的校園小說過來的。

寫兒童小說給我帶來好運氣，一出手就似乎有回報了─我的一篇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獲得全國兒童文學獎，在這些雜誌復刊的同時，許多文學獎項也恢復了。這是一個以70年代末期為背景的校園故事，但情節的核心則來自我小時候的經歷。60 年代的小學，每一個兒童都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戴上紅領巾，成為少先隊員。加入少先隊是很重要和光榮的事，不加入就好像被逐出孩子的小社會似的，很羞恥。少先隊有着和成人相同的組織結構，以學習成績、行為表現、社交能力的優異，形成梯級式的管理層，包括小隊長、小隊副，中隊長、中隊副和大隊長、大隊副。二年級加入少先隊，就要將班級建立少先中隊，進行小幹部的選舉。我在中隊長的選舉中得到全票，但是老師—此時還擔任少先中隊的輔導員—心儀的是另一個女孩子。那位女同學長得很漂亮，除了成績不怎麼樣，她真的很優秀，既活潑又熱情，積極協助老師的班務工作。總之，她確實合乎中隊長的標準，但可能因為老師對她的喜愛太過明顯，多少出於嫉妒心，同學一致不願意投票給她。於是，她得了一個零票，而得不到老師歡心的我，得到全票。這個老師雖然不喜歡我，但我很喜歡她，她是一個快活的老師，很平等地對待我們。她居然有能力把所有的票數挽回，從我這裏搬給了那位同學。這件小事情在我心裏也造成了一點小傷害。多年以後，我寫小說時，就把這不滿和委屈的情緒發泄出來。

我把《誰是未來的中隊長》這個故事設定在70年代末期這個環境裏，題目定在怎樣才是一個好孩子，好孩子的人格應該是怎樣的。我給我不愉快的童年經驗賦予一個新的價值判斷，就是我們要給孩子一個甚麼樣的個性，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生活。寫作的人某種程度上都是生活的弱者，他們可能在很多地方未能實現自己的妄想，所以要在寫作裏想像自己是一個強者。想不到小說發表在《少年文藝》上引起極大的迴響，在讀者座談會上非常受歡迎。這篇小說似乎很能反映受到打壓的小孩的心情，於是就得到全國優秀少年文學的二等獎，由於一等獎空缺，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成績。在這樣的鼓勵下，我繼續寫了一些兒童小說，但心裏卻感到不滿足。我經常在想為甚麼我不滿足於寫兒童小說？回想起那個年代，其實現在也一樣，很多作者都是從寫兒童文學開始文學創作的，我覺得我們多少有一點把兒童文學看成幼稚化的文學，覺得它的門檻比較低，容易入門，進去以後才正式開始文學創作。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兒童文學還是帶有幼稚化的文學色彩，所以我感到不滿足。到 80 年代我開始寫真正文學意義上的小說。很多評論家也好，記者也好，他們很希望我表述我是甚麼時候開始走上文學道路的，我總是感到很困惑，我應該從那篇沒有發表的散文算起，還是從兒童小說寫作算起，或者，從 80 年代發表所謂成人小說算起？

三、文學創作的開始

80 年代，我到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第五屆文學講習所學習，參加學習的學員都是已經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張抗抗、賈平凹5 等。當時賈平凹已是成熟的作家，就沒有來， 名額給了另一個也是寫作經驗成熟的作家，他也沒來，於是文學講習所多了一個名額。宿舍是四人一間房，但只有三名女生，所以這個名額就指定是女生。講習所最後決定把這個名額優惠給上海，因上海這個大城市只有一名學員，就是竹林6，當時已經寫了長篇《生活的路》，影響很大。這個名額落到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說明當時年輕作者都是兒童文學出身，出版社推薦了三個女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文學講習所特別強調是給寫作者提供文學補習，所以不建議高校學生參加講習所，這是一個補救的方法，給沒有機會受教育的青年補一課，上海推薦的那兩個女孩子其時都在讀大學，所以這名額就給了我。我只寫了《誰是未來的中隊長》，還有幾篇誰都沒看過的散文，可是機會落到我頭上，至今想起來還是覺得幸運。尤其是後來又多出一個名額，就近落在北京， 來的是一名女生，我們又搬進一間五人宿舍。老師們都說玄得很，要是她比我先到，就沒有我的事了。我在文學講習所學習期間，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成人小說，名叫《雨，沙沙沙》。《雨，沙沙沙》以現在的文學歸類概念，可算是青春小說，故事講述一個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經歷了插隊落戶回到城市，和我經歷非常接近。她面臨愛情問題，選擇怎樣的愛人和生活，這是很普遍的青春問題。她嚮往愛情和未來，不知道要甚麼，只知道不要甚麼。然後，在一個雨天遭遇一個偶然的邂逅，於是模糊的嚮往呈現出輪廓，就是「雨，沙沙沙」。開始時候，人們很容易覺得我是因為母親的關係才得到學習的名額。我母親是60 年代崛起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茹志鵑，代表作《百合花》幾十年都在中學語文課本，所以對我別有看法； 《雨，沙沙沙》這篇小說出來，大家都感到耳目一新。80 年代的時候，寫作還延續着長期形成的一種公式，題材和母題，都是在公認的價值體系中。以此觀念看，《雨，沙沙沙》就顯得曖昧了，這個女孩的問題似乎游離整個社會思潮之外，非常個人性的，所以大家都覺得新奇。那個時代社會剛從封閉中走出來。現在，許多理所當然的常識，當時卻要經過懷疑、思考、理論和實踐才能得到，叫作「突破禁區」。今天的常識，就是那些年突破一個又一個禁區得到的。當時有個同學說《雨，沙沙沙》像日本的私小說。我們那時候根本不懂得甚麼是私小說，後來才知道是類型小說7 的一種，寫個人私密生活。我非常歡迎同學給我的小說這麼命名，在當時以公共思想為主題的意識形態來說， 「私」這個字的出現，是帶有革命性的。

《雨，沙沙沙》是我走上寫作道路的標誌，主角雯雯就像是我的化身，一個懷着青春困惑的女性，面臨各種各樣的生活難題和挑戰。她對社會沒有太大的承擔，對時代也不發一言，她只面向內在的自我。這小說剛出來時引起大家的關注，因為那時的小說潮流是以《喬廠長上任記》、《在小河那邊》為主體，承擔着歷史現實批判，未來中國想像的任務，宏大的敍事風氣。我這個帶有私小說色彩的小人物出現，一方面大家覺得她很可愛，另一方面又覺得她和中國主流文化、話語系統不一樣，也有點生疑。總之， 引起了關注。就這樣，我虛構的這一個在文學主流之外的女孩子「雯雯」，忽然受到眾多評論家的注意。有一個著名的評論家叫曾鎮南8 ，當時誰能夠得到他的評論都是不得了的。他寫了一篇評論，並發表在重要的評論雜誌《讀書》上，題目叫〈秀出於林〉。後來又有上海的年輕評論者程德培9，寫了第二篇，這篇評論文章的題目直接就叫〈雯雯的情緒天地〉，我覺得他這篇文章命名有兩點很重要，一個是「雯雯」這個人物，一個是「情緒」兩個字，意味着一種內向型的寫作。事情的開端很引人注目，可是接下去就不好辦了，因為我的生活經驗很簡單，不夠用於我這樣積極大量的寫作。外部的經驗比較單薄，我就走向內部，就是評論家程德培所說的〈雯雯的情緒天地〉，我就寫情緒，可沒有經驗的支持，內部生活也會變得貧乏。

我的生活經驗在我們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淺最平凡的。像莫言10，他經歷過劇烈的人生跌宕起伏，從鄉村到軍隊再到城市，生活面很廣。而我基本上是平行線的，沒有完整的校園生活；短暫的農村插隊落戶經歷，作為知青，又難以真正認識農村；在一個地區級歌舞團，總共六年， 未及積累起人生經驗又回到上海城市；再到《兒童時代》作編輯，編輯的工作多少有些懸浮於實體性的生活，再接着寫作，就只能夠消費經驗，而不能收穫。有時候我聽同輩那些作家，尤其來自農村的，他們講自己的故事時，我都羨慕得不得了，怎麼會那麼有色彩，那麼傳奇，那麼有故事？城市的生活是很沒有色彩的，空間和時間都是間離的。我雖然有過農村的兩年生活，可是因為苦悶和怨憤， 農村的生活在我看來是非常灰暗的，毫無意趣可言。回想起來，其實我是糟塌了自己的經驗。

記得我在農村時，母親寫信給我，說我應該寫日記， 好好注意周圍的人和事，可以使生活變得有樂趣，可我只顧沉浸在自己的情緒裏，都沒有心思去理會其他。這是一個大損失，我忽略了生活，僅只這一點可憐的社會經驗， 也被屏罩了，這時候，便發現寫作材料嚴重匱乏。等到把雯雯的故事寫完，我好像把自己的小情小緒都掏盡了，就面臨着不知道寫甚麼好的感覺，可寫作的慾望已經被鼓舞起來，特別強烈，寫甚麼呢？就試圖寫一些離自己人生有距離的故事。

「我要創造，我渴望創造。」把自己的經驗，透過寫作，創造現實裏無法實現的生活，就是王安憶這三十多年來都在寫作的原因。

王安憶作為69屆初中生，有着比別人豐富的人生閱歷，經歷過知青生活，插隊落戶，這些成長經歷都為她帶來豐富的寫作題材，開展她寫作的漫漫長路。

本書收錄王安憶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六課講座內容，分享了多年來自身的寫作生活，同時講述與寫作有關的種種—從閱讀生活領略到的文學樂趣到創作類型小說的細節結構，再從小說探索文字的奧妙。她更闡述了教授寫作實踐課的一些體會，如同手把手般傳授讀者寫作之道，極其可貴難得，對有志投身創作行業的青年人極具啟發性。

王安憶，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1970年赴安徽五河插隊，1972年在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任演奏員，1978年調入上海《兒童時代》雜誌社任編輯，1980年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1983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87年應聘上海作協專業作家，2004年被聘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977年發表作品，迄今出版長篇小說《長恨歌》、《天香》、《匿名》等13部、《王安憶中篇小說集》八卷、《王安憶短篇小說系列》八卷、散文集、劇作及論述等多部，逾600萬字。

曾獲全國優秀兒童文藝作品獎、全國短篇小說獎、全國中篇小說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傑出作家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韓國李炳注國際文學大獎及香港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等獎項，2011年獲曼布克國際文學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提名；部分作品有法、英、德、荷、西、俄、意、塞、日、以、韓、越、柬、泰、波蘭等譯本。2013年獲頒法蘭西共和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後記

有這本講稿集，最初的起因是2015年，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前後期主任，鄭培凱與李孝悌二位教授共同邀約，讓我擔任「中心」短期客座，先後作六堂公開講課。每每開班，都有張為群博士主持，李桂芳等秘書行政安排坐席，傳遞話筒。課程過半的時間，城市大學出版社朱國斌社長及編輯陳明慧提議，把講稿整理成書出版。之後，便是出版社同仁們的辛苦勞動，記錄六次課堂錄音，分章節，定標題，提綱挈領，結構框架，同時添加註釋，嚴謹細節。這工作既耗腦力，又耗體力，費時將近一年。當我通讀全稿，時時體會到整理者的苦心。順口說出的字詞，沒頭沒尾的半截話，口頭禪，往往語多不詳，真彷彿亂草中尋覓路徑。在講堂現場，課題排序為：「我與寫作」、「小說那點事」、「閱讀」、「類型小說」、「張愛玲與《紅樓夢》」和「小說課堂」。整理者將「類型小說」調前到第三的位置，「小說那點事」延到第四，並將題名改為〈從小說談文字〉，其他題目亦有文字的添加。這一改我認為極好，它強調了小說與文字的關係，將文字推上前台。當然，也向我提出挑戰，透露出立論立據的不足之處，推使我繼續深進，為今後的思考增添了項目。整理者還將最後兩講互換，「小說課堂」第五，「張愛玲和《紅樓夢》」殿後—我理解為出於分類的需要，談小說的集一輯，談具體個人的單立。而且，請張愛玲壓尾比較有份量，不是嗎？那一講，聽眾最多。看起來，張愛玲在香港的號召遠未到收勢之時。

這六講裏，「我與寫作」—現取其大意微調作《小說與我》為書名，我是贊同的，因有講故事的意思，讀者會喜歡，單篇則題為〈開展寫作生涯〉；「閱讀」即書中的〈漫談閱讀與寫作〉；「小說那點事」即〈從小說談文字〉。這三講是舊課目，曾經在不同場合用過，只是補充了觀點，增添實例。嚴格說，我不太具備講師的職業質素，不能在一個課題上常講常新，而是疲意頻發，需要不斷的更換，才可激起講述的慾望。於是，就像俗諺裏的熊瞎子掰棒子，講一課，丟一課，難免地，陷於匱乏，是我不輕易接受邀約的原因。所幸在復旦大學教授創意寫作，是工作坊的形式，情形每每不同，就沒有一致的模式可供複製，也因此多年教學而不生厭。「小說課堂」就記敍了上課的過程，成為一個全新的講題。同樣的第一次進課堂，又有「類型小說」，即〈細看類型小說〉，「張愛玲和《紅樓夢》」。因為是生疏的功課，就將它們排在後三講裏，也因為不成熟，整理者很費力氣，自己通讀也屢屢遭遇不順，總感覺不夠縝密，勉強成稿，還是有許多遺憾的。一個問題從產生到完成，需經過漫長的過程，急是急不來的，講一次也是不夠的，所以，一定數量的重複是必要的。

這本書的來歷大概就是這些。順便說一些題外話—住校的花絮。城大的食堂是我有限的經驗中，最好的學校食堂，天天都像美食節，點餐與領餐簡便快捷。高峰時段，窗口都有人指導引領，不至誤了進食。城大與又一城商場貫通，其中的電影院排片密集，比內地的院線劇目豐富，不可同日而語。臨走那一天，飛機航班延誤，竟還趕上一部新片，美國電影《心蹤罪》（Dark Place）。打掃衛生的姐姐是昔日保安鎮上人，可說大陸改革開放的見證人和受益者，聊天中便收穫一段親歷歷史。在香港文化中心看了一場現代舞，新人新作集錦，其中最有印象的是一名越南舞蹈人的作品，似乎以土著人的祭祀為素材，釋放身體的原始性，是有神論的詮釋。偶有一日，經過一條沿海街市，名「新填地街」，疏忽間，香港的地理歷史撲面而來。

王安憶

2017 年 2 月 26 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