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陳宗文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重探「價值」

該要避免的兩個錯誤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搞錯溫度

靠近，而非遠離

第二章　經濟學的本性

發明先於積累

顛倒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重新配置生產要素

資本的趨勢

「共同可能性」的經濟學

「資本主義體制」從未存在過

第三章　沒有天意的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重返政治

「亞當斯密問題」、上帝的問題

社會主義到來，可能又是錯誤一場

結論：驅逐巨獸，牠便飛奔回來

註釋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經濟學家居然搞錯自己學科的正、反面，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的錯誤呢？近十多年來，市場人類學一再印證了塔德所提出的理由：要不是（最廣義的）經濟學家把計算技術延伸開來，任何經濟關係都不會存在。經濟學這門學科發明於十八世紀，卻並未發現到一塊新大陸；這塊新大陸是由它用一磚一瓦打造出來的，甚至應該說，是被它組織、被它征服、被它墾殖出來的。用卡隆（Michel Callon）強而有力的表達方式重述，經濟這東西本身，是被經濟的學科所展演和格式化出來的，所謂：「沒有經濟學，就沒有經濟。」與十八世紀的孤島文學 所言相反，又誠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指出，人並不是天生就是經濟學家，他是後來才成為經濟學家的。不過還得加上但書：他身邊要有足夠的計算工具和方法，讓他得以看到、讀懂那些原本難以捕捉的差異。所謂經濟化，並沒有揭露出人性的人類學基礎，而只是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人性所沒有的內容。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人類真正的本性也並未因此而被發現。

到底是因為經濟學家哪一方面的工作，才把事物的關係給格式化了（不是他們的話，這些關係便會呈現完全不同的形式）？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必須知道，計算裝置以及規格化標準（如貨幣）的發明所附帶來的小配件。

「財富這種東西，實在簡單得多，衡量起來也容易得多；因為財富的程度無限，種類卻極少，而且這些種類上的差異還即將消失。因此，當財富逐漸取代尊貴，財閥統治逐漸取代貴族統治，就使得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所支配。」

……當衡量變得「更加簡單」，「社會狀態」反過頭來也就變得更容易標示出來。因此，我們應仔細區辨兩類衡量：第一種是「衡量結果」，它旨在捕捉現實狀態；第二種衡量不同，它是「衡量行動」，也是對社會世界的格式化。如此區分之後，我們看到要實行真正的經濟量化，其實還有其他工具可用：

「個人的榮譽不下於他的信用，沒有比不上他的財富，也很容易在不改變本性的情況下提高或降低。因此，榮譽也是社會量的一種。

神父與修道士對如何產生信仰、『真理』的鑽研，其仔細程度絕不下於研究財富再生產的經濟學家。他們可以教導我們，哪些作法為傳教所需（如靜思、講道、勉力冥想），而哪些書本、談話或哪類行徑則會對信仰不利。」

讓我們引入「價值計」這個字，用來形容所有能使價值判斷變得可見、可判讀的裝置。塔德即將把這些價值判斷作為基礎，建立他所謂的經濟學。不難想像，塔德必定對現在這個時代感到莫大興趣，畢竟這時代見證了各種新的「資料搜取器」不斷增生，如收視率、民意調查、市場調查、「星光大道」、競賽、評級、拍賣出價、間諜偵查、「滑鼠點擊數」等等，琳琅滿目。要「使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支配」，這些資料搜取器可說是彌足珍貴。我們幾乎可以說塔德運氣不好，他的預言早了整整一個世紀。他所謂「質、量兼備」的資料形式，在如今資訊新技術下已不斷增生。人人都說他像「文學家」般天馬行空，說得沒錯呀：他想要計算欲望與信念，儘管他那時候的統計學（這方面他當然是老行家，畢竟他主掌過法國法務部統計局）仍失之簡陋，遠不能勝任其事。當前的數位化潮流則使我們更加注意塔德的論點。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不過我們要小心理解他的思想：萬物之所以潛在上都是「數」，無非是因為價值計所做的，正是匯集、濃縮、萃取並簡化各種微妙的度量和無數的「邏輯對決」（duel logique）――當我們碰見那些我們所依附的人，並賴以維生時，邏輯對決便在我們身上一再上演。換句話說，塔德並非宣稱經濟學家把計算裝置用來展演社會，就像用勺子把無定形的麵糊倒進鬆餅模那樣。如果要說的話，這份麵糊裡早已經有一類特殊的「量子」，但它和經濟學家所謂的可計量物之間只有間接關係。

這種間接的特性，正好說明了他們在企圖使自己的學科變得更科學時為何經常搞錯，也說明了他們為什麼誤把反面當正面。不過同樣地，這不是在抱怨經濟學家，也不是說他們的計量癖把同一種理解事物的標準套用在所有主題上。相反，塔德斷定說，我們應該感嘆他們對計量的胃口還不夠大，還不曾從每一種實作中找出他們情有獨鍾的張量。他認為經濟學家連計量這件事都沒搞好，可見一旦其他類型的計量得見天日，將會有多少有趣的事情啊。但願有人能多花些心力去探索。

我們手邊還有其他能真正量化經濟學的工具，這一切都證明了計量的巨大蘊藏。

「還有很多不同的量尺，每一類統計都是其中之一。政治人物聲望的上升與下降，都可以用選舉統計準確測得。」

正確來說，所謂計算，乃是不同評價的互比（intercomparison）。我們在任何價值計或榮耀計中都看得到這過程，與貨幣本身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很容易就能追蹤兩個領域間的互比。比如說報刊與貨幣，儘管很可能會被經濟學家分別看待，但塔德依然把它們連繫起來，絲毫不費吹灰之力。

「報刊的發展使道德價值的計量特徵益發顯著，也使道德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正當。早先，在貨幣還不若當前那樣通行的時代，交換價值也必定相當混淆難辨；但隨著貨幣的傳播與統一，交換價值變得明確起來，從而也就首度催生了政治經濟學。同樣地，在日報出現之前，文章的科學或文學價值、個人的名望與聲譽，這些概念都仍然很模糊，因為人們要費很大力氣才感受得到這些東西的上升與下降；但隨著報刊的發展，這些觀念變得明確，變得突出，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

我們看看這平行關係如何獨到：塔德並未說報刊俯首於「金錢淫威的毒害」；要連接這兩個領域，我們並非得要先研究隱藏在下層結構的力量。誠如我們即將看到，對塔德來說，下層結構根本就不存在。這兩個領域間的關係再密切不過了。塔德比較了軌跡與傳染的兩種模式；已流行幾世紀的第一種模式［道德價值］，與剛問世的第二種模式［交換價值］，都讓人看清該運用怎樣的工具與裝置，才能從局部、個人且不方便的計量，邁向普遍化、快速而反身性的計量。信用和公信力都需要一些會計工具，或者套一個塔德沒用過、卻把互比的移動定義得相當清楚的術語：它們都需要度量衡學。不同的價值計逐漸形成各種的度量衡鏈，使得不同主觀性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明確」、「突出」，也愈來愈「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所謂新型的哲學思辨，塔德當然不忘列入科學社會學――它是知識文獻的典型度量衡學。此度量衡學之所以變得既看得見又可判讀，正是由於人們稱為「公信力」的準貨幣擴展了開來；而正是如此，且特別是在這裡，甚至產生了有精細差異程度的信念。

「個人的信用、名望與聲譽如何誕生？又如何增長？這林林總總的生產形式，和財富與市價的生產一樣，都很值得我們花時間關注。……如果某某商品的生產量多少和市價高低，都能受「自然律」的安排，那麼，為什麼就不能也有別的自然律，規定了其他量值的出現、增長、上升或下降？比如公眾對某某人的崇拜、人民對君主的忠誠、對宗教的虔敬，以及對某某制度的信賴，不能也如此類推嗎？」

計量是一切科學的根本。如果你真想要量化什麼，那就往手邊尋找所有類型的量子，而不要單單只用其中之一去分析其他類型。榮耀的計量也很適合用來分析財富，財富也可用來分析信仰，或者用信仰分析虔敬，諸如此類。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我們終於明白，在塔德心目中經濟學家到底搞錯了什麼：錯不在於他們想要量化，錯是錯在他們沒弄清，何者是能穩固他們學科的正確源頭。他們錯把「衡量行動」當作是「衡量結果」。而他們之所以能做衡量，是因為互比鏈的延長；但問題是，他們自以為觀察到的，並非真正使互比鏈得以延伸的現象。的確，他們以為經濟學要進步，就該更冷酷、更有距離、更客觀化。

「盡可能做到客觀、抽象，此乃基本方法⋯⋯最理想的情形是，把諸如信用、服務、勞動，以及潛伏於它們底下的感知與情緒，通通用抽象掩飾起來，令人察覺不到；然後再把抽象當作對象，當成是真實而物質的對象，好比化學家與物理學家一樣，面對同樣的對象，服膺於數字與度量的法則。貨幣與財金的篇章似乎實現了這雙重理想，就像物理學或化學一樣可以計數與衡量，於是便理所當然，成為經濟學家的園中至寶。」

貨幣被用作為衡量的行動，當然極為優越。但是貨幣所做的，與其說是衡量某個東西，其實更像是為了方便掌握它的簡化記錄；而且表示成數字之後，便和那東西本身再沒有絲毫瓜葛。因為這一點，經濟學一直為人文主義者所詬病。但原因卻不是他們所說的，是由於「人心不能被化作計算」；而是剛好反過來，由於人心隨時都在計算和比較，但用的卻是另一個秤砣，以及其他眾多更難判讀、對比更不明顯的砝碼。於是塔德便接著上一句話，建議我們轉移注意，去看一下所有度量的真正來源：

「儘管如此，如果價值（貨幣僅是其符號）不是各種全然主觀事物的結合，不是信念與欲望、觀念與意志的結合，那麼它就什麼都不是，徹頭徹尾地什麼都不是；同樣，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也就一丁點兒意義都沒有。」

之前說到經濟學家搞錯正反面，可能會被以為是無事生非，但現在應該真相大白了。

「經濟學家並不是渾然不覺他們研究主題的這種主觀面向……只是總視之為經濟科學的反面，而非正面。我再說一次，這些大師誤以為只要把主要的關懷（甚至是唯一的關懷）投注在外在面向，就能為他們的觀察豎立尊嚴，達到科學專業的地位。即使他們得要直接考慮研究對象的心理面向（例如勞工的動機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設想出來的人心也是如此簡化、如此概括，幾乎可說是殘缺的人類靈魂，以致這極少量不可或缺的心理學，不過像是一條簡單的幾何學公設，只是用來支持他們的演繹推論。」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引用上文，大概便會被當作是對經濟學家的常見抱怨，又是在不滿他們對量化的狂熱。而事實上，這段落卻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號召：他要我們在各處（尤其是在別處）尋找適當的價值計，以捕獲形形色色的「人類靈魂」——當這些人評估得失，當他們相信，當他們渴望，當他們祈求，當他們期望，當他們內心充滿糾葛的時候。在這個受過挪動的新基礎之上，塔德向各門社會科學拋出「新政」：

「政治經濟學被如此包圍，的確會喪失其神秘的孤立性，無法再像一顆漂礫，置身於社會學的沙漠裡，等待形上學家或邏輯學家的催生；但政治經濟學從中亦將有所獲，它將在社會科學中取得真正的位置，並看到它的慣用概念、區分、理論受其他姊妹科學檢驗。這些姊妹科學將照亮它，也將被它照亮。」

不用說，知識史絲毫沒有認真看待這個協定。於是我們有一整個世紀的時間，深陷在有夠荒唐的觀念裡：我們一度以為經濟學科可以奇蹟地發現地底下的冰凍大地，揭露受僵硬法則支配的經濟事實；而經濟亦將有驚人能耐，可以凍結一切建於其上的上層結構；那麼，在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中，將唯有經濟學是真科學，只因它直指人類靈魂理性而客觀的核心。

搞錯溫度

問題確實在於把經濟學量化，但關鍵在於，這得透過翻轉整個經濟學，讓它以相互主觀性為基礎，而矛盾的是，某程度上這是使它變成科學的唯一辦法。我們到底要怎樣總結塔德這一點創見，才能把它牢牢記住？答案是我們得要避免另一個知識論的謬誤（很快我們將看到，這在政治上同時也是嚴重的謬誤），即：以為增加愈多的價值計與度量衡鏈，經濟史就會從激情過渡到理智，從不理性過渡到理性，從熱絡的傳統交易過渡到「新自由主義」市場帶來的「經濟恐怖」。

「我們可否假定，隨著文明的進展，理性的進步便擔當起重責大任，將逐步實現經濟學家想出來的抽象，並剝除掉具體的個人除了自利以外的一切行動動機？但這個假設毫無來由。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都看到激情與智力一同上升與發展。……唯獨在經濟學世界裡（而非其他地方，連這裡也不是），我才瞥見一絲凍結的痕跡，帶人轉往激情漸減而理性漸增的方向。」

自從塔德在法蘭西公學院取得教席後，他觀察晚近的經濟現象：無論是階級鬥爭、第一次全球化、人類大遷徙、萬國展覽會不斷強調的瘋狂創新，或殖民帝國的瓜分，方方面面都未呈現出理性時代到來的景象。相反地，當時的經濟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激情的強度前所未見，征服的野心出奇驚人，〔從中出現了〕一種嶄新的宗教，即社會主義，以及一種在原始教會以後再不曾見過的佈道狂熱。這些都是關懷，是熱切的關懷（intérêt passionné）。重點在於協調這些關懷，並與富豪資本家達成妥協。既然都是激情，前者並不比後者更不醉心於爭勝的願望、生命的自尊、權力的渴求。」

所以，經濟學是什麼？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定義成「熱切關懷的科學」了。

請別搞錯，塔德並非告訴我們，經濟理性以計算與推論為務，但因為被熱情、集團、傳染、謠言所扭曲、綁架或擾亂，而將會難保公正；他也不是說，如果不可能的奇蹟降臨，使我們擺脫這一切非理性的混亂局面，我們終將發現經濟理性。不是這樣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或者你高興的話，也可以說：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經濟的」（照這個詞最尋常的意義而言）。畢竟經濟乃由熱情所構成，十九世紀的驚人發展只是強化了它們之間的錯綜複雜。經濟學家瞥見此複雜關係的同時，因為事情太驚人，彷彿見到蛇髮妖女的臉，往往立刻落荒而逃。

「經濟學家在構思『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時，做了兩重抽象。第一次的抽象頗不恰當，它設想一個毫無人情味的人；接著，第一個抽象又想像這個人脫離了一切團體、行會、教派、政黨或任何組織。這第二次的簡化實際上是由第一次衍生而來，但同樣把人弄得殘缺不全。首先，當生產者與消費者、賣方與買方面對面時，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期，他們不是被一種充滿情感的關係連繫在一起的，諸如鄰里、同胞、宗教團體、文化社群；其次，他們身邊從來不曾沒有簇擁著一批無形的同伴，好比搭檔、朋友、教友，在議論價格和薪酬時，他們的思考便受這些人影響，最後甚至被迫聽從，這便經常有損嚴格意義下的個人利益了。實情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任何時候，就算是十九世紀上葉（儘管這是勞動史上僅見，所有同業公會彷彿都滅絕的時期），工人在面對老闆時，也都不曾全然自由地無須理會對同志的承諾，不論在形式上還是道德上；其實，連老闆自己也無法完全擺脫對同行甚或敵手的正式義務與禮貌常規。」

這些都是有待量化的情感依附，我們怎麼能夠忘記呢？我們會說，長久以來，制度經濟學（économie institutionnelle）、協定經濟學（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就認定這些情感糾葛為明顯的事實了。的確沒錯，不過塔德這本書可是誕生於1902年呀！為什麼我們整整耽誤了一個世紀？更重要的是，比起當今小心翼翼的學者，他的腳程快得多、視野也遠得多。現在的學者僅滿足於對純粹且完美的市場作修正，幫這個托勒密系統增加一大堆向各方旋轉的本輪，如契約、信心、資訊、規定、準則、集團等等。但就像一位作品無人問津的哥白尼，塔德已把量化的焦點搬到別處了。他筆下的「一批無形的同伴」裡，並未設想任何的「天意」，尤其沒有把「理性」當作是能協調一切的天意。塔德雄心之激進，使他無法棲身於任何學派；他要使那些「熱切關懷」的圈子繞著另一個太陽轉，而且那是一顆明亮而燃燒的太陽，一顆因燃燒而明亮的太陽。

當代社會理論名家拉圖

解開經濟理性背後的熱情之謎

「理性是，且只應當是熱情的奴隸。」──大衛．休謨

「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一點意義都沒有。」──加比列．塔德

「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乎經濟的』。」──布魯諾．拉圖與雷比內

塔德（Garbriel Tarde），一位遭到遺忘的古典社會學家，在他的時代恰好經歷了人類史上第一場全球化運動。從當時延續至今的主流經濟學，深信人是理性的動物，只是各人的自利恰好受「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塔德並不認為經濟行為等於冰冷的數字計算，他反而希望我們看到人類行動背後的激情。「在經濟裡頭沒有什麼是客觀的」，根據塔德人類學，萬物反而充滿集體的、相互的主觀性。因此，量化方法不該只侷限於探討經濟交易，而是該擴充到榮譽、信任、真實、信仰、美感等各種面向的社會價值。

拉圖（Bruno Latour）及雷比內，將在本書挖掘塔德的社會思想，替遭逢另一場全球化，卻仍受困於經濟學窠臼的我們，探詢一條出路。

本書特色

◎百科全書式的跨學科視角，穿梭於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與哲學之間。

◎Tarde對經濟學的反省洞見十足，其論點受到許多當代學派呼應，如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市場人類學。

◎推翻當前主流經濟學諸多想當然耳的假設：

．看似客觀且方便衡量的貨幣只是經濟活動的表象；分析經濟現象時，唯有注意理性計算背後的激情，才能掌握事情的全貌。

．經濟學家喜歡談適者生存，但經濟的核心並非競爭，而是創新。

．「完美市場」是一種迷思；一昧假定市場會自動朝均衡態發展，只會讓經濟學變得更接近宗教，而更遠離科學。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哲學是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之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1982年起，拉圖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édialab）負責人。

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晚近拉圖更拓寬學術關懷，除了探討科學，亦以其獨特的理論觀點，開創經濟、法律、生態等領域之研究。

雷比內（V. A. Lépinay）

Vincent Antonin Lépinay，人類學及社會學博士，曾為麻省理工學院（MIT）的STS學程之助理教授，現任教於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社會系，並參與拉圖主持的媒體實驗室（Médialab），研究興趣包含科學史、組織理論等等。

陳榮泰　清大歷史所碩士。因學習科技與社會（STS）而接觸拉圖的社會學以及塞荷的哲學。近來關注複雜系統（包括生態農業）中的知識與倫理問題。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巴斯德的實驗室》。

伍啟鴻　清大哲學所碩士。近年投入生態農業，試以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摸索人類物種的定位，以及群我的相處之道。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巴斯德的實驗室》。

「經濟學朝向數學化或心理學化的趨勢，兩者毫不衝突；在我們眼中，雙方反而互為支持。

因此，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與社會有機體（société-organisme）此二學說有著最為緊密的親緣關係，攻擊後一學說，便會衝擊到另一學說。」──加比列．塔德

我們不妨假想，馬克思出版《資本論》時卻乏人問津，將會發生什麼事。一個世紀後我們將會重新發現這本書，並且驚詫不已：這樣一部充滿雄圖壯志與膽識的作品，怎麼可能與世隔絕，沒有人理解，對科學、政治與社會未曾造成絲毫一點影響？那麼，不但不會有徒子徒孫發揚他的偉論，也不會有後人來解讀它；而且，無論是否不合時宜，也不會有人企圖去實踐它。我們再來假想，要是行動派的枕邊書是塔德發表於1902年的《經濟心理學》（Psychologie économique），而非馬克思的作品，二十世紀的歷史會變得多麼不一樣呀！不過現在仍為時未晚，還可以用一篇歷史小說般的小品文，重新發明一種政治經濟學理論，讓塔德在裡頭扮演真實歷史中歸功於馬克思論點的角色。

這位社會學家沒有後人，他的言辭狂放無章，乍看之下，我們似乎真的很難嚴肅以待。他把街頭巷尾的對話視為貨真價實的「生產要素」；他不同意血汗勞動曾扮演任何核心角色；他在資本的概念中區分出「胚芽」（軟體）和「子葉」（硬體），好給前者更高地位；他既認真追蹤麵包價格的浮動，也同樣認真地在他所謂「榮譽計」上頭追蹤民選政客的聲望漲跌；他特立獨立，好好的針衣工廠放著不用，偏要以圖書工業當作生產典範，並且不只研究圖書本身的銷售，還同等關心字裡行間的各種觀念如何散播；他探討生命權力（biopouvoir）的問題，彷彿經濟學和生態學早已融為一爐；他一點也不相信經濟科學平日的劃分，輕輕鬆鬆就逡巡於達爾文和馬克思之間，而亞當斯密和古諾（Cournot）對他來說也絕非徑渭分明；他的關懷不只遍及奢華、時尚、消費、質地、品牌標示、休閒娛樂等主題，亦包括軍事工業和殖民行動；他旁徵博引，不斷從藝術市場、哲學觀念的傳播、倫理學、法律裡取材，彷彿這些因素在財富生產的問題上都同等重要；科學、創新、改革者，甚至閒暇，都被他描繪成經濟活動的根本；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追蹤鐵道、電報線、報章廣告，以及觀光業的起步；特別是，他不相信資本主義存在，對十九世紀一片蓬勃的冰冷計算與商品王國不聞不問；相反地，卻把市場的擴張界定成熱情的延伸；他讚揚社會主義者，正因他們造就了人們對結社與組織的另一番狂熱。我們想要使大家重感興趣的，難道是這麼個老反動派？我們想要重新擦亮的，難道是這麼個經濟學的考古碎片？

正是如此。老實承認吧，要不是受益於超過一世紀的評論註釋，《資本論》對我們而言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塔德的經濟學之所以讓我們覺得奇怪，或許只因為裡頭的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前所未聞。但至少，這就是我們想試著向大家呈現出來的。塔德的寫作，正值第一場全球化大運動的當兒。他與那時代的所有技術創新奮戰，被階級鬥爭的道德與政治問題糾纏，深入生物社會學的研究，並以計量方法當作立足點（這些計量方法對他當時而言只能是夢想，但因數位化技術的拓展，如今已成家常便飯）。一個世紀之後，我們又經歷另一場全球化運動。在充斥著道德、政治與生態危機的時候，他彷彿剛出爐般新鮮，於是我們才有機會向大家介紹這位人物。現在，我們祭出「塔德」這個罕見的名字，並不是為了聳人聽聞，好招攬經濟史學家的興趣；我們是為了揭示一份極重要的文件，讓我們以別樣的方式回顧過去，也從而以另類的方式計劃未來。

一開始我們打算再版兩大冊的《經濟心理學》，卻躬逢圖書市場飛快的演化（一場十足塔德式的演化）。既然可以在法國國家數位圖書館（Gallica）網站上取得原作的圖檔格式，也可以在很棒的加拿大網站「社會科學經典」（Les classiques des sciences sociales）取得文字檔，出版完整而昂貴的《經濟心理學》就不再有很大的意義了 。我們因此決定另外出版這篇導論，附帶稍長的引文，意在誘導讀者日後進一步鑽研數位版本。此外，考慮到有些讀者討厭在螢幕上閱讀，或者不願意為印出兩大冊書而搞壞印表機，我們便在網站上加入我們認為最能說明本書重要性的原文摘錄，希望幫他們省些工夫 。

塔德向自己提出的問題非常簡單：「政治經濟學」，這個出現於十八世紀的驚人概念，在接著的下一個世紀更為壯大，但它對應的是什麼？對他來說，觀念帶領世界；尤其那些被經濟學家據為己有的經濟學觀念更是如此。它在科學與政治上對應到什麼樣的奇怪觀念？畢竟，我們必須先把觀念、主張、論證做個翻轉，才能掌握塔德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所做的轉變；況且對他來說，上層結構「徹頭徹尾」決定了下層結構。我們稍後還會看到，下層結構其實並不存在……。

大家會說，好個奇怪的反動派！這位不信神的唯物論者，在市場人類學出現的一百年前，就從經濟學家（包括左派和右派）的無神唯物論中偵查到一位行跡特別詭異的隱形上帝。沒錯，誰要是認為唯有神奇的天意（Providence）才可能用祂看不見的手，自動形成既定和諧（harmonie préétablie），塔德便會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管它是市場的和諧，抑是國家的和諧。因為在塔德眼中，發明政治經濟學的人幾乎對一切都有了共識，尤其都同意經濟學是作為一個專門領域而存在。而這一點，正是塔德想要挑戰的。

這個革命份子不屬於任何組織黨派，既無後人 也幾無前輩。他暗自忖思：面對經濟課題的時候，如果我們確實是不信神者、不可知論者的話，事情會變得如何？塔德捫心自問：「如果經濟中不再有任何神的意旨，那又會怎樣？」我們一旦認真起來，把塔德這種不含絲毫超越性的內在操作發揮到底，是否就能重返政治？長久以來，瑪門 的信眾、天意與自動和諧之神，以及國家之神，都一直禁止我們從事這類政治活動——是的，即是自由的政治。那就是自由主義囉？沒錯，我們沒理由害怕這詞兒，但要記得它只是「天意論」的反義詞。況且，如果我們永遠不需要在市場和國家這兩種組織之間做選擇，不用周旋在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而只須抉擇是否相信創造既定和諧的種種奇蹟，那又會如何？難道我們不能回顧過去，重讀過去兩百年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那些我們太快地就用「資本主義」一概而論的事情？

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塔德：一個被世紀遺忘的名字

身處二十一世紀，人們認為已經告別了傳統，進入到一個新紀元。新的現象不斷挑戰傳統對社會與世界的認識方式：工業4.0、後基因體、氣候暖化、人類世、後人類……，各種新的名詞湧現，宗教衝突沒有因西方世界的世俗化而緩解，反變本加厲；人權主張被高舉，對個人的監控卻也是有史以來最嚴密、無所不在。這些層出不窮的現象讓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傳統學科有點捉襟見肘，似苦無工具好好予以理解。

其實，這樣的光景並不全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也在近似的處境中。那是社會學和其他新興學科萌生的時代，也是塔德（Gabriel Tarde）的時代：塔德的生平剛好跨過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若要嚴格定義塔德的身份，他應是犯罪學家，是成熟的法官和統計學者，當然也是哲學家。之所以被認為是社會學家，是因他出版了多部以「社會的」（social）為名的著作。但其實他的第一本（廣義的）社會學著作是遲至1890年才出版，當時他已經47歲，而所有關於社會學的工作，是在其生前最後十五年間完成的，過世之前最後的、也是這裡要討論的「經濟心理學」這本書。

要談塔德，就不能不說到古典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涂爾幹年紀比塔德小15歲，他們兩人為著「社會學究竟是什麼」的論戰是二十世紀前後「前社會學」時期極為精彩的一幕。然而當涂爾幹撂下這句「（我）對這場討論無能為力」，拒絕再進一步與塔德溝通時，大概就注定了塔德接下來一個世紀的命運。在整個社會學蓬勃發展的二十世紀，塔德幾乎完全消失。連法國社會學家阿宏（Raymond Aron），在為當代社會學作史的巨著「社會學主要思潮」（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中，根本就忽略了塔德這號人物。

對照於涂爾幹在40歲以前就已經奠定他的社會學框架，並且在44歲榮耀地從波爾多返回巴黎，擔任巴黎大學的教席，主掌社會學的制度核心。塔德卻是從犯罪和偏差行為的研究、從經濟學與心理學、從法院和法蘭西學院一路進逼到社會學。塔德的理念很簡單，群體內的關係就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別無其他。施為（行動）與被施為是不能區分的。這與涂爾幹所主張的，並後來成為主流社會學遵行的嚴格條件相悖。所以，對涂爾幹而言，塔德是不純粹的。

要知道涂爾幹之所以能成為古典社會學大家，與透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再嫡傳莫頓（Robert K. Merton），終形成今天主流社會學的一派有關。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涂爾幹賦予社會學清楚的「方法規則」，並且劃定了社會學的疆界，排除「非社會學」的領域。涂爾幹主張存在客觀的社會實體。舉例而言，是否曾經覺得有一個社會存在我之外，是我無能為力的呢？涂爾幹式的社會學就是把這種感受具體化，提出相對於個人而客觀存在的社會，其中可被量測定義的屬性特徵就是社會事實。藉由社會事實的分析，就可以分析並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所以，當社會學家面對經濟現象時， 在涂爾幹傳統下，會自動排除掉「非社會學」的部份，因為其中沒有社會事實，並不屬於社會學的範疇。

對於前述涂爾幹的處理方式，塔德完全不認同。當他與涂爾幹辯論時，特別提到：

涂爾幹先生認為科學進步促成社會工作分工的增長，並且各種社會科學也應該要分工（註：所以社會學也是分工出來的結果，有其專屬的領域）。但是社會分工有兩類，一是在統一之前，另一是在收斂之後。對前者而言，科學進步是傾向於統一；而對後者，進步則是一種持續擴大的分化。因此會有兩種運動，首先是個別的研究，不同的科學收斂到一個點上，接者是這些不同的科學的統合。

因此，有別於涂爾幹刻意建立社會學的獨立屬性與範疇，塔德主張的社會學是一門統合的學科，就是透過各種的研究來專注在某些特定的現象上，再將這些研究的成果匯集，成為一門學科。所以，如果問說為何這本談經濟學的書把讀者搞得好亂，好好經濟學不說，牽扯到心理學，又被劃分為社會學之作。這無非就是塔德的居心：並沒有自絕於其他學科之外的社會學啊！

然而也因為塔德對各種學科專業的開放，未能清楚界定社會學的方法準則，又缺乏嫡傳弟子承繼理念，僅管有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讚言，且在當時學界備受推崇，塔德在1904年過世之後，迅速被世界遺忘。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有哲學家Jean Milet寫書提醒大家塔德的歷史哲學理念，才讓這名字不致完全沈入歷史深淵。

當代法國社會學家布東（Raymond Boudon）也曾經為塔德生不逢時感到惋惜。他認為塔德的重要概念若得有貫時性資料分析，會得到非常好的驗證。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並沒有這方面的技術支援，以致於許多有趣的主張都流於想像，無法獲得經驗的支持。確實，時空轉換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二十一世紀，塔德的許多理念都可以因量測與分析工具的成熟獲得驗證。

德勒玆（Gille Deleuze）也曾受塔德相當程度的啟發。他的重要作品「千高原」（Mille Pleateaux），這標題感覺就是在回應塔德，是在向塔德致敬。而具體運用塔德理念的恐怕是美國學者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他在的「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開宗明義就指向塔德，將書中的擴散模型S曲線歸功於塔德的原創。但羅傑斯在概念的使用上，似乎並未完全符合塔德原初的設定，特別是在本體論方面。

這一切無論是提醒、惋惜或誤用，都沒能真正恢復塔德已經失去一個世紀的身份，就是作為原創的社會學家，他原本應該是在涂爾幹的位置上。

轉譯的轉譯

拉圖（Bruno Latour）可以翻轉塔德的命運，讓塔德復活嗎？要理解何以拉圖要導讀塔德，先要知道拉圖與塔德的關聯性。

翻開這本導讀書，人們讀到了塔德，更讀到拉圖，或可說是讀到拉圖的塔德。這是一種「穿越效應」，像學思的穿越劇一樣，用今天的語言與現象來幫古人發聲。但卻更像是一種學術理念的「根源依附」，透過某些相同的理念特徵來建立起群體的認同，使得理論在古典淵源中建立正當性。拉圖認同塔德的理念，挑戰具有社會實體的主流社會學預設，反對區分出結構與行動、結果與原因、社會與個人之類的作法，是與社會實體論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就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找到了馬內（Édouard Manet），拉圖找到了塔德，然後用福樓拜（Flaubert）自稱為包法利夫人的方式，說：「我就是塔德！」。而且，拉圖真的就在2008年扮演了塔德，與涂爾幹對話。

轉譯社會學的運用

然更走近一點來看，會發現其實拉圖是透過這本書在玩「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一是拉圖，另一位是雷比內（Vincent-Antonin Lépinay），是拉圖的學生。拉圖被稱為是科技與社會研究傳統中所謂「巴黎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因為他先前任職於巴黎盧森堡公園旁的高等礦冶學院（Ecole des Mines）之「創新社會學中心」（CSI），該中心還有卡隆（Michel Callon）和阿克熙（Madeleine Akrich）等人，是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或稱「轉譯社會學」、「關係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著稱。雖然拉圖後來轉任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依舊是以巴黎為基地。

雷比內則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2003年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於卡龍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赴美，並在2011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另個博士學位。他主要處理的議題是金融市場的創新現象，是採取經濟人類學取徑的研究。雷比內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曾經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現在則是在巴黎政治大學，任職於拉圖所主持的媒體實驗室。雷比內可以說是拉圖的弟子，因他的碩士論文是拉圖所指導，而同時也透過他在美國一段時間的研究，將巴黎學派的理念與北美主流的新經濟社會學聯結起來。

所以，透過拉圖和學生雷比內的合作，啟動了聯盟的關係。這本導讀實際上就是一項轉譯的工作，是拉圖運用轉譯社會學，召喚塔德來與拉圖的理念產生聯盟，也同時讓透過雷比內串連的北美新經濟社會學與巴黎學派聯盟。

古典社會學雖然關心經濟現象，卻甚少直接處理經濟行為。涂爾幹對經濟的討論真的不多，馬克斯和韋伯雖多有涉及，尤其馬克斯根本上就是以經濟為下層結構來看待社會，但這些都不足以將經濟或市場作為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是一直到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著作「巨變」，才以「實質市場」的概念將社會學帶入到具體的經濟現象之中。

博蘭尼之後，社會學家大致從幾個不同的方向來處理包括市場在內的經濟現象，將經濟活動可以實現的社會條件還原回來。而這些不同的取徑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本體論的立場。第一種取徑是由懷特（Harrison White）開啟的，透過網絡關係來處理經濟活動中的個體與群體關係。這種取徑在懷特的學生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更細緻去定義了「鑲嵌」的概念之後，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主張。鑲嵌論在表面上排除了結構的強制力量，但仍然帶著結構色彩。

第二種取徑則是修正社會結構的內容與範疇，但更堅定主張結構的封閉效果，是一種偏向制度的觀點，而以布迪厄的「場域」概念為代表。場域是一種介於整體社會與個別行動之間的局部社會空間，其中有自主的行動邏輯，而為場域內的行動者所認識且遵行。因此，理解經濟現象必先認識場域「結構的建構」與「建構的結構」之間的關係。

第三種取徑則徹底排除結構的屬性，以超對稱或非對稱性的觀點來認識市場現象。這就是「巴黎學派」的主張， 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有一群人投入在這領域，像卡隆和他的學生們，以股票、金融和包括音樂、技術等各類真實的市場為對象，進行展演性的研究。當然這種取徑並不侷限於巴黎學派，英國愛丁堡學派的Donald MacKenzie也長期貢獻於此。

拉圖和雷比內的寫作這本導讀的策略，是以前述第三種取徑來反駁第二種，並回頭檢討第一種的侷限。長期以來，拉圖的轉譯社會學就視布迪厄的場域社會學立場為對頭。所以，透過拉攏塔德，可以更具體地用塔德來批判承繼孔德（August Comte）與涂爾幹傳統的布迪厄，兼而反對鑲嵌之類的概念。透過這種示範，批判的對象不僅是古典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和以計畫之名而為的「看的見的手」，甚至包括左派的勞動研究傳統。這是一項藉由討論經濟學，援用心際心理學，徹底挑戰社會學傳統的「反社會學」工程。

塔德素來是社會學家休斯（Everett Hughes）所謂的「理論想像」之能手。……拉圖和雷比內對塔德《經濟心理學》的這本引介性著作之優點，是讓我們見證該作的概念豐富度。在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更普及的時代，我們非常需要新的「理論想像」，藉以試圖鬆動當代的政治經濟詞彙，無論是「全球資本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

──Matei Candea │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