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經濟學:我們從未理性過?塔德人類學的經濟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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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陳宗文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重探「價值」

該要避免的兩個錯誤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搞錯溫度

靠近,而非遠離

第二章 經濟學的本性

發明先於積累

顛倒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重新配置生產要素

資本的趨勢

「共同可能性」的經濟學

「資本主義體制」從未存在過

第三章 沒有天意的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重返政治

「亞當斯密問題」、上帝的問題

社會主義到來,可能又是錯誤一場

結論:驅逐巨獸,牠便飛奔回來

註釋

試閱內容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經濟學家居然搞錯自己學科的正、反面,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的錯誤呢?近十多年來,市場人類學一再印證了塔德所提出的理由:要不是(最廣義的)經濟學家把計算技術延伸開來,任何經濟關係都不會存在。經濟學這門學科發明於十八世紀,卻並未發現到一塊新大陸;這塊新大陸是由它用一磚一瓦打造出來的,甚至應該說,是被它組織、被它征服、被它墾殖出來的。用卡隆(Michel Callon)強而有力的表達方式重述,經濟這東西本身,是被經濟的學科所展演和格式化出來的,所謂:「沒有經濟學,就沒有經濟。」與十八世紀的孤島文學 所言相反,又誠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指出,人並不是天生就是經濟學家,他是後來才成為經濟學家的。不過還得加上但書:他身邊要有足夠的計算工具和方法,讓他得以看到、讀懂那些原本難以捕捉的差異。所謂經濟化,並沒有揭露出人性的人類學基礎,而只是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人性所沒有的內容。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人類真正的本性也並未因此而被發現。

到底是因為經濟學家哪一方面的工作,才把事物的關係給格式化了(不是他們的話,這些關係便會呈現完全不同的形式)?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必須知道,計算裝置以及規格化標準(如貨幣)的發明所附帶來的小配件。

「財富這種東西,實在簡單得多,衡量起來也容易得多;因為財富的程度無限,種類卻極少,而且這些種類上的差異還即將消失。因此,當財富逐漸取代尊貴,財閥統治逐漸取代貴族統治,就使得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所支配。」

……當衡量變得「更加簡單」,「社會狀態」反過頭來也就變得更容易標示出來。因此,我們應仔細區辨兩類衡量:第一種是「衡量結果」,它旨在捕捉現實狀態;第二種衡量不同,它是「衡量行動」,也是對社會世界的格式化。如此區分之後,我們看到要實行真正的經濟量化,其實還有其他工具可用:

「個人的榮譽不下於他的信用,沒有比不上他的財富,也很容易在不改變本性的情況下提高或降低。因此,榮譽也是社會量的一種。

神父與修道士對如何產生信仰、『真理』的鑽研,其仔細程度絕不下於研究財富再生產的經濟學家。他們可以教導我們,哪些作法為傳教所需(如靜思、講道、勉力冥想),而哪些書本、談話或哪類行徑則會對信仰不利。」

讓我們引入「價值計」這個字,用來形容所有能使價值判斷變得可見、可判讀的裝置。塔德即將把這些價值判斷作為基礎,建立他所謂的經濟學。不難想像,塔德必定對現在這個時代感到莫大興趣,畢竟這時代見證了各種新的「資料搜取器」不斷增生,如收視率、民意調查、市場調查、「星光大道」、競賽、評級、拍賣出價、間諜偵查、「滑鼠點擊數」等等,琳琅滿目。要「使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支配」,這些資料搜取器可說是彌足珍貴。我們幾乎可以說塔德運氣不好,他的預言早了整整一個世紀。他所謂「質、量兼備」的資料形式,在如今資訊新技術下已不斷增生。人人都說他像「文學家」般天馬行空,說得沒錯呀:他想要計算欲望與信念,儘管他那時候的統計學(這方面他當然是老行家,畢竟他主掌過法國法務部統計局)仍失之簡陋,遠不能勝任其事。當前的數位化潮流則使我們更加注意塔德的論點。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不過我們要小心理解他的思想:萬物之所以潛在上都是「數」,無非是因為價值計所做的,正是匯集、濃縮、萃取並簡化各種微妙的度量和無數的「邏輯對決」(duel logique)――當我們碰見那些我們所依附的人,並賴以維生時,邏輯對決便在我們身上一再上演。換句話說,塔德並非宣稱經濟學家把計算裝置用來展演社會,就像用勺子把無定形的麵糊倒進鬆餅模那樣。如果要說的話,這份麵糊裡早已經有一類特殊的「量子」,但它和經濟學家所謂的可計量物之間只有間接關係。

這種間接的特性,正好說明了他們在企圖使自己的學科變得更科學時為何經常搞錯,也說明了他們為什麼誤把反面當正面。不過同樣地,這不是在抱怨經濟學家,也不是說他們的計量癖把同一種理解事物的標準套用在所有主題上。相反,塔德斷定說,我們應該感嘆他們對計量的胃口還不夠大,還不曾從每一種實作中找出他們情有獨鍾的張量。他認為經濟學家連計量這件事都沒搞好,可見一旦其他類型的計量得見天日,將會有多少有趣的事情啊。但願有人能多花些心力去探索。

我們手邊還有其他能真正量化經濟學的工具,這一切都證明了計量的巨大蘊藏。

「還有很多不同的量尺,每一類統計都是其中之一。政治人物聲望的上升與下降,都可以用選舉統計準確測得。」

正確來說,所謂計算,乃是不同評價的互比(intercomparison)。我們在任何價值計或榮耀計中都看得到這過程,與貨幣本身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很容易就能追蹤兩個領域間的互比。比如說報刊與貨幣,儘管很可能會被經濟學家分別看待,但塔德依然把它們連繫起來,絲毫不費吹灰之力。

「報刊的發展使道德價值的計量特徵益發顯著,也使道德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正當。早先,在貨幣還不若當前那樣通行的時代,交換價值也必定相當混淆難辨;但隨著貨幣的傳播與統一,交換價值變得明確起來,從而也就首度催生了政治經濟學。同樣地,在日報出現之前,文章的科學或文學價值、個人的名望與聲譽,這些概念都仍然很模糊,因為人們要費很大力氣才感受得到這些東西的上升與下降;但隨著報刊的發展,這些觀念變得明確,變得突出,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

我們看看這平行關係如何獨到:塔德並未說報刊俯首於「金錢淫威的毒害」;要連接這兩個領域,我們並非得要先研究隱藏在下層結構的力量。誠如我們即將看到,對塔德來說,下層結構根本就不存在。這兩個領域間的關係再密切不過了。塔德比較了軌跡與傳染的兩種模式;已流行幾世紀的第一種模式[道德價值],與剛問世的第二種模式[交換價值],都讓人看清該運用怎樣的工具與裝置,才能從局部、個人且不方便的計量,邁向普遍化、快速而反身性的計量。信用和公信力都需要一些會計工具,或者套一個塔德沒用過、卻把互比的移動定義得相當清楚的術語:它們都需要度量衡學。不同的價值計逐漸形成各種的度量衡鏈,使得不同主觀性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明確」、「突出」,也愈來愈「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所謂新型的哲學思辨,塔德當然不忘列入科學社會學――它是知識文獻的典型度量衡學。此度量衡學之所以變得既看得見又可判讀,正是由於人們稱為「公信力」的準貨幣擴展了開來;而正是如此,且特別是在這裡,甚至產生了有精細差異程度的信念。

「個人的信用、名望與聲譽如何誕生?又如何增長?這林林總總的生產形式,和財富與市價的生產一樣,都很值得我們花時間關注。……如果某某商品的生產量多少和市價高低,都能受「自然律」的安排,那麼,為什麼就不能也有別的自然律,規定了其他量值的出現、增長、上升或下降?比如公眾對某某人的崇拜、人民對君主的忠誠、對宗教的虔敬,以及對某某制度的信賴,不能也如此類推嗎?」

計量是一切科學的根本。如果你真想要量化什麼,那就往手邊尋找所有類型的量子,而不要單單只用其中之一去分析其他類型。榮耀的計量也很適合用來分析財富,財富也可用來分析信仰,或者用信仰分析虔敬,諸如此類。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我們終於明白,在塔德心目中經濟學家到底搞錯了什麼:錯不在於他們想要量化,錯是錯在他們沒弄清,何者是能穩固他們學科的正確源頭。他們錯把「衡量行動」當作是「衡量結果」。而他們之所以能做衡量,是因為互比鏈的延長;但問題是,他們自以為觀察到的,並非真正使互比鏈得以延伸的現象。的確,他們以為經濟學要進步,就該更冷酷、更有距離、更客觀化。

「盡可能做到客觀、抽象,此乃基本方法⋯⋯最理想的情形是,把諸如信用、服務、勞動,以及潛伏於它們底下的感知與情緒,通通用抽象掩飾起來,令人察覺不到;然後再把抽象當作對象,當成是真實而物質的對象,好比化學家與物理學家一樣,面對同樣的對象,服膺於數字與度量的法則。貨幣與財金的篇章似乎實現了這雙重理想,就像物理學或化學一樣可以計數與衡量,於是便理所當然,成為經濟學家的園中至寶。」

貨幣被用作為衡量的行動,當然極為優越。但是貨幣所做的,與其說是衡量某個東西,其實更像是為了方便掌握它的簡化記錄;而且表示成數字之後,便和那東西本身再沒有絲毫瓜葛。因為這一點,經濟學一直為人文主義者所詬病。但原因卻不是他們所說的,是由於「人心不能被化作計算」;而是剛好反過來,由於人心隨時都在計算和比較,但用的卻是另一個秤砣,以及其他眾多更難判讀、對比更不明顯的砝碼。於是塔德便接著上一句話,建議我們轉移注意,去看一下所有度量的真正來源:

「儘管如此,如果價值(貨幣僅是其符號)不是各種全然主觀事物的結合,不是信念與欲望、觀念與意志的結合,那麼它就什麼都不是,徹頭徹尾地什麼都不是;同樣,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也就一丁點兒意義都沒有。」

之前說到經濟學家搞錯正反面,可能會被以為是無事生非,但現在應該真相大白了。

「經濟學家並不是渾然不覺他們研究主題的這種主觀面向……只是總視之為經濟科學的反面,而非正面。我再說一次,這些大師誤以為只要把主要的關懷(甚至是唯一的關懷)投注在外在面向,就能為他們的觀察豎立尊嚴,達到科學專業的地位。即使他們得要直接考慮研究對象的心理面向(例如勞工的動機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設想出來的人心也是如此簡化、如此概括,幾乎可說是殘缺的人類靈魂,以致這極少量不可或缺的心理學,不過像是一條簡單的幾何學公設,只是用來支持他們的演繹推論。」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引用上文,大概便會被當作是對經濟學家的常見抱怨,又是在不滿他們對量化的狂熱。而事實上,這段落卻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號召:他要我們在各處(尤其是在別處)尋找適當的價值計,以捕獲形形色色的「人類靈魂」——當這些人評估得失,當他們相信,當他們渴望,當他們祈求,當他們期望,當他們內心充滿糾葛的時候。在這個受過挪動的新基礎之上,塔德向各門社會科學拋出「新政」:

「政治經濟學被如此包圍,的確會喪失其神秘的孤立性,無法再像一顆漂礫,置身於社會學的沙漠裡,等待形上學家或邏輯學家的催生;但政治經濟學從中亦將有所獲,它將在社會科學中取得真正的位置,並看到它的慣用概念、區分、理論受其他姊妹科學檢驗。這些姊妹科學將照亮它,也將被它照亮。」

不用說,知識史絲毫沒有認真看待這個協定。於是我們有一整個世紀的時間,深陷在有夠荒唐的觀念裡:我們一度以為經濟學科可以奇蹟地發現地底下的冰凍大地,揭露受僵硬法則支配的經濟事實;而經濟亦將有驚人能耐,可以凍結一切建於其上的上層結構;那麼,在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中,將唯有經濟學是真科學,只因它直指人類靈魂理性而客觀的核心。

搞錯溫度

問題確實在於把經濟學量化,但關鍵在於,這得透過翻轉整個經濟學,讓它以相互主觀性為基礎,而矛盾的是,某程度上這是使它變成科學的唯一辦法。我們到底要怎樣總結塔德這一點創見,才能把它牢牢記住?答案是我們得要避免另一個知識論的謬誤(很快我們將看到,這在政治上同時也是嚴重的謬誤),即:以為增加愈多的價值計與度量衡鏈,經濟史就會從激情過渡到理智,從不理性過渡到理性,從熱絡的傳統交易過渡到「新自由主義」市場帶來的「經濟恐怖」。

「我們可否假定,隨著文明的進展,理性的進步便擔當起重責大任,將逐步實現經濟學家想出來的抽象,並剝除掉具體的個人除了自利以外的一切行動動機?但這個假設毫無來由。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都看到激情與智力一同上升與發展。……唯獨在經濟學世界裡(而非其他地方,連這裡也不是),我才瞥見一絲凍結的痕跡,帶人轉往激情漸減而理性漸增的方向。」

自從塔德在法蘭西公學院取得教席後,他觀察晚近的經濟現象:無論是階級鬥爭、第一次全球化、人類大遷徙、萬國展覽會不斷強調的瘋狂創新,或殖民帝國的瓜分,方方面面都未呈現出理性時代到來的景象。相反地,當時的經濟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激情的強度前所未見,征服的野心出奇驚人,〔從中出現了〕一種嶄新的宗教,即社會主義,以及一種在原始教會以後再不曾見過的佈道狂熱。這些都是關懷,是熱切的關懷(intérêt passionné)。重點在於協調這些關懷,並與富豪資本家達成妥協。既然都是激情,前者並不比後者更不醉心於爭勝的願望、生命的自尊、權力的渴求。」

所以,經濟學是什麼?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定義成「熱切關懷的科學」了。

請別搞錯,塔德並非告訴我們,經濟理性以計算與推論為務,但因為被熱情、集團、傳染、謠言所扭曲、綁架或擾亂,而將會難保公正;他也不是說,如果不可能的奇蹟降臨,使我們擺脫這一切非理性的混亂局面,我們終將發現經濟理性。不是這樣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或者你高興的話,也可以說: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經濟的」(照這個詞最尋常的意義而言)。畢竟經濟乃由熱情所構成,十九世紀的驚人發展只是強化了它們之間的錯綜複雜。經濟學家瞥見此複雜關係的同時,因為事情太驚人,彷彿見到蛇髮妖女的臉,往往立刻落荒而逃。

「經濟學家在構思『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時,做了兩重抽象。第一次的抽象頗不恰當,它設想一個毫無人情味的人;接著,第一個抽象又想像這個人脫離了一切團體、行會、教派、政黨或任何組織。這第二次的簡化實際上是由第一次衍生而來,但同樣把人弄得殘缺不全。首先,當生產者與消費者、賣方與買方面對面時,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期,他們不是被一種充滿情感的關係連繫在一起的,諸如鄰里、同胞、宗教團體、文化社群;其次,他們身邊從來不曾沒有簇擁著一批無形的同伴,好比搭檔、朋友、教友,在議論價格和薪酬時,他們的思考便受這些人影響,最後甚至被迫聽從,這便經常有損嚴格意義下的個人利益了。實情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任何時候,就算是十九世紀上葉(儘管這是勞動史上僅見,所有同業公會彷彿都滅絕的時期),工人在面對老闆時,也都不曾全然自由地無須理會對同志的承諾,不論在形式上還是道德上;其實,連老闆自己也無法完全擺脫對同行甚或敵手的正式義務與禮貌常規。」

這些都是有待量化的情感依附,我們怎麼能夠忘記呢?我們會說,長久以來,制度經濟學(économie institutionnelle)、協定經濟學(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就認定這些情感糾葛為明顯的事實了。的確沒錯,不過塔德這本書可是誕生於1902年呀!為什麼我們整整耽誤了一個世紀?更重要的是,比起當今小心翼翼的學者,他的腳程快得多、視野也遠得多。現在的學者僅滿足於對純粹且完美的市場作修正,幫這個托勒密系統增加一大堆向各方旋轉的本輪,如契約、信心、資訊、規定、準則、集團等等。但就像一位作品無人問津的哥白尼,塔德已把量化的焦點搬到別處了。他筆下的「一批無形的同伴」裡,並未設想任何的「天意」,尤其沒有把「理性」當作是能協調一切的天意。塔德雄心之激進,使他無法棲身於任何學派;他要使那些「熱切關懷」的圈子繞著另一個太陽轉,而且那是一顆明亮而燃燒的太陽,一顆因燃燒而明亮的太陽。

商品簡介

當代社會理論名家拉圖

解開經濟理性背後的熱情之謎

「理性是,且只應當是熱情的奴隸。」──大衛.休謨

「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一點意義都沒有。」──加比列.塔德

「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乎經濟的』。」──布魯諾.拉圖與雷比內

塔德(Garbriel Tarde),一位遭到遺忘的古典社會學家,在他的時代恰好經歷了人類史上第一場全球化運動。從當時延續至今的主流經濟學,深信人是理性的動物,只是各人的自利恰好受「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塔德並不認為經濟行為等於冰冷的數字計算,他反而希望我們看到人類行動背後的激情。「在經濟裡頭沒有什麼是客觀的」,根據塔德人類學,萬物反而充滿集體的、相互的主觀性。因此,量化方法不該只侷限於探討經濟交易,而是該擴充到榮譽、信任、真實、信仰、美感等各種面向的社會價值。

拉圖(Bruno Latour)及雷比內,將在本書挖掘塔德的社會思想,替遭逢另一場全球化,卻仍受困於經濟學窠臼的我們,探詢一條出路。

本書特色

◎百科全書式的跨學科視角,穿梭於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與哲學之間。

◎Tarde對經濟學的反省洞見十足,其論點受到許多當代學派呼應,如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市場人類學。

◎推翻當前主流經濟學諸多想當然耳的假設:

.看似客觀且方便衡量的貨幣只是經濟活動的表象;分析經濟現象時,唯有注意理性計算背後的激情,才能掌握事情的全貌。

.經濟學家喜歡談適者生存,但經濟的核心並非競爭,而是創新。

.「完美市場」是一種迷思;一昧假定市場會自動朝均衡態發展,只會讓經濟學變得更接近宗教,而更遠離科學。

作者簡介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哲學是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之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1982年起,拉圖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édialab)負責人。

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晚近拉圖更拓寬學術關懷,除了探討科學,亦以其獨特的理論觀點,開創經濟、法律、生態等領域之研究。

雷比內(V. A. Lépinay)

Vincent Antonin Lépinay,人類學及社會學博士,曾為麻省理工學院(MIT)的STS學程之助理教授,現任教於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社會系,並參與拉圖主持的媒體實驗室(Médialab),研究興趣包含科學史、組織理論等等。

譯者簡介

陳榮泰 清大歷史所碩士。因學習科技與社會(STS)而接觸拉圖的社會學以及塞荷的哲學。近來關注複雜系統(包括生態農業)中的知識與倫理問題。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巴斯德的實驗室》。

伍啟鴻 清大哲學所碩士。近年投入生態農業,試以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摸索人類物種的定位,以及群我的相處之道。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巴斯德的實驗室》。

作者自序

「經濟學朝向數學化或心理學化的趨勢,兩者毫不衝突;在我們眼中,雙方反而互為支持。

因此,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與社會有機體(société-organisme)此二學說有著最為緊密的親緣關係,攻擊後一學說,便會衝擊到另一學說。」──加比列.塔德

我們不妨假想,馬克思出版《資本論》時卻乏人問津,將會發生什麼事。一個世紀後我們將會重新發現這本書,並且驚詫不已:這樣一部充滿雄圖壯志與膽識的作品,怎麼可能與世隔絕,沒有人理解,對科學、政治與社會未曾造成絲毫一點影響?那麼,不但不會有徒子徒孫發揚他的偉論,也不會有後人來解讀它;而且,無論是否不合時宜,也不會有人企圖去實踐它。我們再來假想,要是行動派的枕邊書是塔德發表於1902年的《經濟心理學》(Psychologie économique),而非馬克思的作品,二十世紀的歷史會變得多麼不一樣呀!不過現在仍為時未晚,還可以用一篇歷史小說般的小品文,重新發明一種政治經濟學理論,讓塔德在裡頭扮演真實歷史中歸功於馬克思論點的角色。

這位社會學家沒有後人,他的言辭狂放無章,乍看之下,我們似乎真的很難嚴肅以待。他把街頭巷尾的對話視為貨真價實的「生產要素」;他不同意血汗勞動曾扮演任何核心角色;他在資本的概念中區分出「胚芽」(軟體)和「子葉」(硬體),好給前者更高地位;他既認真追蹤麵包價格的浮動,也同樣認真地在他所謂「榮譽計」上頭追蹤民選政客的聲望漲跌;他特立獨立,好好的針衣工廠放著不用,偏要以圖書工業當作生產典範,並且不只研究圖書本身的銷售,還同等關心字裡行間的各種觀念如何散播;他探討生命權力(biopouvoir)的問題,彷彿經濟學和生態學早已融為一爐;他一點也不相信經濟科學平日的劃分,輕輕鬆鬆就逡巡於達爾文和馬克思之間,而亞當斯密和古諾(Cournot)對他來說也絕非徑渭分明;他的關懷不只遍及奢華、時尚、消費、質地、品牌標示、休閒娛樂等主題,亦包括軍事工業和殖民行動;他旁徵博引,不斷從藝術市場、哲學觀念的傳播、倫理學、法律裡取材,彷彿這些因素在財富生產的問題上都同等重要;科學、創新、改革者,甚至閒暇,都被他描繪成經濟活動的根本;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追蹤鐵道、電報線、報章廣告,以及觀光業的起步;特別是,他不相信資本主義存在,對十九世紀一片蓬勃的冰冷計算與商品王國不聞不問;相反地,卻把市場的擴張界定成熱情的延伸;他讚揚社會主義者,正因他們造就了人們對結社與組織的另一番狂熱。我們想要使大家重感興趣的,難道是這麼個老反動派?我們想要重新擦亮的,難道是這麼個經濟學的考古碎片?

正是如此。老實承認吧,要不是受益於超過一世紀的評論註釋,《資本論》對我們而言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塔德的經濟學之所以讓我們覺得奇怪,或許只因為裡頭的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前所未聞。但至少,這就是我們想試著向大家呈現出來的。塔德的寫作,正值第一場全球化大運動的當兒。他與那時代的所有技術創新奮戰,被階級鬥爭的道德與政治問題糾纏,深入生物社會學的研究,並以計量方法當作立足點(這些計量方法對他當時而言只能是夢想,但因數位化技術的拓展,如今已成家常便飯)。一個世紀之後,我們又經歷另一場全球化運動。在充斥著道德、政治與生態危機的時候,他彷彿剛出爐般新鮮,於是我們才有機會向大家介紹這位人物。現在,我們祭出「塔德」這個罕見的名字,並不是為了聳人聽聞,好招攬經濟史學家的興趣;我們是為了揭示一份極重要的文件,讓我們以別樣的方式回顧過去,也從而以另類的方式計劃未來。

一開始我們打算再版兩大冊的《經濟心理學》,卻躬逢圖書市場飛快的演化(一場十足塔德式的演化)。既然可以在法國國家數位圖書館(Gallica)網站上取得原作的圖檔格式,也可以在很棒的加拿大網站「社會科學經典」(Les classiques des sciences sociales)取得文字檔,出版完整而昂貴的《經濟心理學》就不再有很大的意義了 。我們因此決定另外出版這篇導論,附帶稍長的引文,意在誘導讀者日後進一步鑽研數位版本。此外,考慮到有些讀者討厭在螢幕上閱讀,或者不願意為印出兩大冊書而搞壞印表機,我們便在網站上加入我們認為最能說明本書重要性的原文摘錄,希望幫他們省些工夫 。

塔德向自己提出的問題非常簡單:「政治經濟學」,這個出現於十八世紀的驚人概念,在接著的下一個世紀更為壯大,但它對應的是什麼?對他來說,觀念帶領世界;尤其那些被經濟學家據為己有的經濟學觀念更是如此。它在科學與政治上對應到什麼樣的奇怪觀念?畢竟,我們必須先把觀念、主張、論證做個翻轉,才能掌握塔德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所做的轉變;況且對他來說,上層結構「徹頭徹尾」決定了下層結構。我們稍後還會看到,下層結構其實並不存在……。

大家會說,好個奇怪的反動派!這位不信神的唯物論者,在市場人類學出現的一百年前,就從經濟學家(包括左派和右派)的無神唯物論中偵查到一位行跡特別詭異的隱形上帝。沒錯,誰要是認為唯有神奇的天意(Providence)才可能用祂看不見的手,自動形成既定和諧(harmonie préétablie),塔德便會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管它是市場的和諧,抑是國家的和諧。因為在塔德眼中,發明政治經濟學的人幾乎對一切都有了共識,尤其都同意經濟學是作為一個專門領域而存在。而這一點,正是塔德想要挑戰的。

這個革命份子不屬於任何組織黨派,既無後人 也幾無前輩。他暗自忖思:面對經濟課題的時候,如果我們確實是不信神者、不可知論者的話,事情會變得如何?塔德捫心自問:「如果經濟中不再有任何神的意旨,那又會怎樣?」我們一旦認真起來,把塔德這種不含絲毫超越性的內在操作發揮到底,是否就能重返政治?長久以來,瑪門 的信眾、天意與自動和諧之神,以及國家之神,都一直禁止我們從事這類政治活動——是的,即是自由的政治。那就是自由主義囉?沒錯,我們沒理由害怕這詞兒,但要記得它只是「天意論」的反義詞。況且,如果我們永遠不需要在市場和國家這兩種組織之間做選擇,不用周旋在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而只須抉擇是否相信創造既定和諧的種種奇蹟,那又會如何?難道我們不能回顧過去,重讀過去兩百年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那些我們太快地就用「資本主義」一概而論的事情?

名人導讀

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塔德:一個被世紀遺忘的名字

身處二十一世紀,人們認為已經告別了傳統,進入到一個新紀元。新的現象不斷挑戰傳統對社會與世界的認識方式:工業4.0、後基因體、氣候暖化、人類世、後人類……,各種新的名詞湧現,宗教衝突沒有因西方世界的世俗化而緩解,反變本加厲;人權主張被高舉,對個人的監控卻也是有史以來最嚴密、無所不在。這些層出不窮的現象讓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傳統學科有點捉襟見肘,似苦無工具好好予以理解。

其實,這樣的光景並不全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也在近似的處境中。那是社會學和其他新興學科萌生的時代,也是塔德(Gabriel Tarde)的時代:塔德的生平剛好跨過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若要嚴格定義塔德的身份,他應是犯罪學家,是成熟的法官和統計學者,當然也是哲學家。之所以被認為是社會學家,是因他出版了多部以「社會的」(social)為名的著作。但其實他的第一本(廣義的)社會學著作是遲至1890年才出版,當時他已經47歲,而所有關於社會學的工作,是在其生前最後十五年間完成的,過世之前最後的、也是這裡要討論的「經濟心理學」這本書。

要談塔德,就不能不說到古典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涂爾幹年紀比塔德小15歲,他們兩人為著「社會學究竟是什麼」的論戰是二十世紀前後「前社會學」時期極為精彩的一幕。然而當涂爾幹撂下這句「(我)對這場討論無能為力」,拒絕再進一步與塔德溝通時,大概就注定了塔德接下來一個世紀的命運。在整個社會學蓬勃發展的二十世紀,塔德幾乎完全消失。連法國社會學家阿宏(Raymond Aron),在為當代社會學作史的巨著「社會學主要思潮」(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中,根本就忽略了塔德這號人物。

對照於涂爾幹在40歲以前就已經奠定他的社會學框架,並且在44歲榮耀地從波爾多返回巴黎,擔任巴黎大學的教席,主掌社會學的制度核心。塔德卻是從犯罪和偏差行為的研究、從經濟學與心理學、從法院和法蘭西學院一路進逼到社會學。塔德的理念很簡單,群體內的關係就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別無其他。施為(行動)與被施為是不能區分的。這與涂爾幹所主張的,並後來成為主流社會學遵行的嚴格條件相悖。所以,對涂爾幹而言,塔德是不純粹的。

要知道涂爾幹之所以能成為古典社會學大家,與透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再嫡傳莫頓(Robert K. Merton),終形成今天主流社會學的一派有關。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涂爾幹賦予社會學清楚的「方法規則」,並且劃定了社會學的疆界,排除「非社會學」的領域。涂爾幹主張存在客觀的社會實體。舉例而言,是否曾經覺得有一個社會存在我之外,是我無能為力的呢?涂爾幹式的社會學就是把這種感受具體化,提出相對於個人而客觀存在的社會,其中可被量測定義的屬性特徵就是社會事實。藉由社會事實的分析,就可以分析並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所以,當社會學家面對經濟現象時, 在涂爾幹傳統下,會自動排除掉「非社會學」的部份,因為其中沒有社會事實,並不屬於社會學的範疇。

對於前述涂爾幹的處理方式,塔德完全不認同。當他與涂爾幹辯論時,特別提到:

涂爾幹先生認為科學進步促成社會工作分工的增長,並且各種社會科學也應該要分工(註:所以社會學也是分工出來的結果,有其專屬的領域)。但是社會分工有兩類,一是在統一之前,另一是在收斂之後。對前者而言,科學進步是傾向於統一;而對後者,進步則是一種持續擴大的分化。因此會有兩種運動,首先是個別的研究,不同的科學收斂到一個點上,接者是這些不同的科學的統合。

因此,有別於涂爾幹刻意建立社會學的獨立屬性與範疇,塔德主張的社會學是一門統合的學科,就是透過各種的研究來專注在某些特定的現象上,再將這些研究的成果匯集,成為一門學科。所以,如果問說為何這本談經濟學的書把讀者搞得好亂,好好經濟學不說,牽扯到心理學,又被劃分為社會學之作。這無非就是塔德的居心:並沒有自絕於其他學科之外的社會學啊!

然而也因為塔德對各種學科專業的開放,未能清楚界定社會學的方法準則,又缺乏嫡傳弟子承繼理念,僅管有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讚言,且在當時學界備受推崇,塔德在1904年過世之後,迅速被世界遺忘。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有哲學家Jean Milet寫書提醒大家塔德的歷史哲學理念,才讓這名字不致完全沈入歷史深淵。

當代法國社會學家布東(Raymond Boudon)也曾經為塔德生不逢時感到惋惜。他認為塔德的重要概念若得有貫時性資料分析,會得到非常好的驗證。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並沒有這方面的技術支援,以致於許多有趣的主張都流於想像,無法獲得經驗的支持。確實,時空轉換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二十一世紀,塔德的許多理念都可以因量測與分析工具的成熟獲得驗證。

德勒玆(Gille Deleuze)也曾受塔德相當程度的啟發。他的重要作品「千高原」(Mille Pleateaux),這標題感覺就是在回應塔德,是在向塔德致敬。而具體運用塔德理念的恐怕是美國學者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他在的「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開宗明義就指向塔德,將書中的擴散模型S曲線歸功於塔德的原創。但羅傑斯在概念的使用上,似乎並未完全符合塔德原初的設定,特別是在本體論方面。

這一切無論是提醒、惋惜或誤用,都沒能真正恢復塔德已經失去一個世紀的身份,就是作為原創的社會學家,他原本應該是在涂爾幹的位置上。

轉譯的轉譯

拉圖(Bruno Latour)可以翻轉塔德的命運,讓塔德復活嗎?要理解何以拉圖要導讀塔德,先要知道拉圖與塔德的關聯性。

翻開這本導讀書,人們讀到了塔德,更讀到拉圖,或可說是讀到拉圖的塔德。這是一種「穿越效應」,像學思的穿越劇一樣,用今天的語言與現象來幫古人發聲。但卻更像是一種學術理念的「根源依附」,透過某些相同的理念特徵來建立起群體的認同,使得理論在古典淵源中建立正當性。拉圖認同塔德的理念,挑戰具有社會實體的主流社會學預設,反對區分出結構與行動、結果與原因、社會與個人之類的作法,是與社會實體論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就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找到了馬內(Édouard Manet),拉圖找到了塔德,然後用福樓拜(Flaubert)自稱為包法利夫人的方式,說:「我就是塔德!」。而且,拉圖真的就在2008年扮演了塔德,與涂爾幹對話。

轉譯社會學的運用

然更走近一點來看,會發現其實拉圖是透過這本書在玩「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一是拉圖,另一位是雷比內(Vincent-Antonin Lépinay),是拉圖的學生。拉圖被稱為是科技與社會研究傳統中所謂「巴黎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因為他先前任職於巴黎盧森堡公園旁的高等礦冶學院(Ecole des Mines)之「創新社會學中心」(CSI),該中心還有卡隆(Michel Callon)和阿克熙(Madeleine Akrich)等人,是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或稱「轉譯社會學」、「關係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著稱。雖然拉圖後來轉任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依舊是以巴黎為基地。

雷比內則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2003年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於卡龍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赴美,並在2011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另個博士學位。他主要處理的議題是金融市場的創新現象,是採取經濟人類學取徑的研究。雷比內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曾經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現在則是在巴黎政治大學,任職於拉圖所主持的媒體實驗室。雷比內可以說是拉圖的弟子,因他的碩士論文是拉圖所指導,而同時也透過他在美國一段時間的研究,將巴黎學派的理念與北美主流的新經濟社會學聯結起來。

所以,透過拉圖和學生雷比內的合作,啟動了聯盟的關係。這本導讀實際上就是一項轉譯的工作,是拉圖運用轉譯社會學,召喚塔德來與拉圖的理念產生聯盟,也同時讓透過雷比內串連的北美新經濟社會學與巴黎學派聯盟。

古典社會學雖然關心經濟現象,卻甚少直接處理經濟行為。涂爾幹對經濟的討論真的不多,馬克斯和韋伯雖多有涉及,尤其馬克斯根本上就是以經濟為下層結構來看待社會,但這些都不足以將經濟或市場作為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是一直到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著作「巨變」,才以「實質市場」的概念將社會學帶入到具體的經濟現象之中。

博蘭尼之後,社會學家大致從幾個不同的方向來處理包括市場在內的經濟現象,將經濟活動可以實現的社會條件還原回來。而這些不同的取徑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本體論的立場。第一種取徑是由懷特(Harrison White)開啟的,透過網絡關係來處理經濟活動中的個體與群體關係。這種取徑在懷特的學生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更細緻去定義了「鑲嵌」的概念之後,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主張。鑲嵌論在表面上排除了結構的強制力量,但仍然帶著結構色彩。

第二種取徑則是修正社會結構的內容與範疇,但更堅定主張結構的封閉效果,是一種偏向制度的觀點,而以布迪厄的「場域」概念為代表。場域是一種介於整體社會與個別行動之間的局部社會空間,其中有自主的行動邏輯,而為場域內的行動者所認識且遵行。因此,理解經濟現象必先認識場域「結構的建構」與「建構的結構」之間的關係。

第三種取徑則徹底排除結構的屬性,以超對稱或非對稱性的觀點來認識市場現象。這就是「巴黎學派」的主張, 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有一群人投入在這領域,像卡隆和他的學生們,以股票、金融和包括音樂、技術等各類真實的市場為對象,進行展演性的研究。當然這種取徑並不侷限於巴黎學派,英國愛丁堡學派的Donald MacKenzie也長期貢獻於此。

拉圖和雷比內的寫作這本導讀的策略,是以前述第三種取徑來反駁第二種,並回頭檢討第一種的侷限。長期以來,拉圖的轉譯社會學就視布迪厄的場域社會學立場為對頭。所以,透過拉攏塔德,可以更具體地用塔德來批判承繼孔德(August Comte)與涂爾幹傳統的布迪厄,兼而反對鑲嵌之類的概念。透過這種示範,批判的對象不僅是古典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和以計畫之名而為的「看的見的手」,甚至包括左派的勞動研究傳統。這是一項藉由討論經濟學,援用心際心理學,徹底挑戰社會學傳統的「反社會學」工程。

名人推薦

塔德素來是社會學家休斯(Everett Hughes)所謂的「理論想像」之能手。……拉圖和雷比內對塔德《經濟心理學》的這本引介性著作之優點,是讓我們見證該作的概念豐富度。在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更普及的時代,我們非常需要新的「理論想像」,藉以試圖鬆動當代的政治經濟詞彙,無論是「全球資本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

──Matei Candea │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院講師

激情的經濟學:我們從未理性過?塔德人類學的經濟解讀
L’économie, science des intérêts passionnés : Introduction à l’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de Gabriel Tarde
作者:布魯諾.拉圖、雷比內(Bruno Latour, V. A. Lépinay)
譯者:陳榮泰、伍啟鴻
出版社: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07
ISBN:9789869470803
定價: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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