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啟發質疑與批判的精神

序言

導論 西方人打造的世界觀

第一章 美洲白銀的奇幻漂流

第二章 消失的印度洋海上霸權

第三章 引領時尚的明清江南

第四章 鴉片的政治經濟學

第五章 真相大白：西方知識體系建構下曲解的中國傳統法律

第六章 東方的理性化過程

第七章 歷史視野中的世界都市：長安、泉州與蘇州

結論 那些年，我們憶起讀過的高中歷史

第四章　鴉片的政治經濟學

當年乾隆朝限制傳教士自由活動，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相對較早的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保護觀念，景德鎮瓷器製造技術領先全球，然而，在耶穌會會士竊取了製造技術之後，歐洲各國開始得以與中國競爭，不再倚賴中國。一直以來，限制教士之政策與行動被視為中國是孤立的、故步自封的、對外國人不友善之證據，然而，若從產業競爭、智慧財產保護的角度來觀察的話，乾隆皇帝或許是世界的先驅，即使在清朝末年以前，上自皇帝，下自升斗小民，尚無「權利」之概念。

頤和園的興建，說是挪用了北洋水師的軍費，讓清朝的海軍無法「現代化」，以致於在戰爭中大敗。整件事，慈禧似乎應該為晚清失敗負起全責，如果當時的年度預算依法不得任意變更，必須按計畫執行的話。可是，換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慈禧太后也許和乾隆皇帝一樣，在某方面是走在時代的前沿？有沒有可能，她提早看到了日後北京觀光產業還得吸引外籍遊客，而執意修建頤和園呢？還是她已經知道了西方列強的軍火工業是維持其優勢的重要關鍵，無論清廷花再多的錢也不可能買到可以與西方匹敵的船艦呢？錢若是花了，船上的大砲射程卻不夠，準確度也讓人不敢領教，那麼，花大把銀子去買西方列強淘汱的軍艦，軍火真能升級？還不如為後人留下座美麗的花園，大賺觀光財。吾人提出這個可能性，慈禧太后或許早已知道產業競爭的邏輯，不如將錢用在更適合的地方。

鴉片煙與世界觀的形成

本文目的在於討論趙穗生教授在二○一五年在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裡所寫的〈重思中國的世界秩序：朝代更迭與中國的崛起〉一文當中的些許問題，並且提出不同的觀點。經由證明誠如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認為，中國向來採取敦親睦鄰的外交政策。趙穗生一開頭便提出個問題：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否是因為愛好和平的傳統使然？無論中國歷來的皇帝是否採取敦親睦鄰的和平政策，可從知識份子，或稍微延伸到平民老百姓的實際行動中看出。因此，趙穗生調查中國的世界秩序，以瞭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他研究的第一部分。

〈重思中國的世界秩序〉的第二部分主要由圍繞鴉片戰爭的相關議題組成。副標題「朝代更迭與中國的崛起」顯示在中國推動經改（一九七九）年之後，相較於之前的沉淪，或說，是清朝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沉痾，而顯出的進步。對中國而言，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個巨大的恥辱帶給知識份子難以承受的衝擊。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甲子（六十年中），清朝與西方（和東方的日本）強權訂立一連串不平等條約。趙穗生的敘述中可看為弦外之音，清朝政府應當受責備。他認為中國以主權國的身分與國外簽這些不平等條約，然而這就說明了外國與清朝擁有對等的外交地位，但在大清帝國文化優越性的遺風之下，這被當作不是真實的。換句話說，清朝被認為應該要更為強大，也應該比想像的更凶猛的想法，瀰漫於普勞大眾和知識份子心中。

然而，筆者以為，執著於所謂的「平等（之外交關係）」阻礙我們明窺直視真實的情況，因為實際上這點更像表淺的說法，而難以看到英國對清朝發動戰爭的真正理由。此外，將重點置於清朝這個「傳統的」帝國與英國「先進的」工業都心的文化衝突，難以解釋政治—經濟的條件，最終導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清朝乾隆皇帝（一七一一～一七九九）。在位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之後當了四年的太上皇）與英國大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對於晉見皇帝禮節的「誤解」，似乎無法告訴我們英國政府真正所關心的。

就當前的研究，我們改變先前所提的兩個主要部分的順序，當然，鴉片戰爭顯然改變中國（華人）的世界秩序。因此，我們首先來看鴉片戰爭，與檢視之後的世界秩序。首先，部分學者相信，鴉片戰爭之所以爆發，乃是因為清朝閉關自守，完全無視自由貿易。所以，我們來看看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實際上是怎麼回事。本文認為，自由貿易不過是那些先進國家的「綱領」而已，實際上，英美與其他先進國家採取保護主義，來極大化自身的利益。其次，趙穗生的部分論點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主要是關於鴉片戰爭。其中一個理由是，戰爭帶來對世界觀不可逆轉的影響。第三，本文認為有必要重新勾勒鴉片戰爭的圖像。我們運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補充趙穗生的敘述。第四，在他的文章裡，中國的世界秩序是裡頭兩個重點中的一個。我們提供例證，來說明一個非左即右、非一即二的問題：中國過去到底採取懷柔或強勢的外交政策，看來是過分簡化了。吾人認為，實際情況應該更為錯綜複雜。

包著自由貿易外衣的保護主義

在這裡，我們首先指出富有的國家並非真正信持自由貿易，而是自由貿易「信仰」之異教徒。其次，本文指出先進國家並非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的先驅，而是保護主義。第三，開放市場能當作一國是否秉持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的判定標準嗎？我們用非法的商品鴉片來討論之。

自由貿易的異教徒：富有國家

就直覺，自由貿易政策意謂市場會進行自我規範。對國家來說，由於市場交易雙方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而完成交易，因此國家無須參與或干涉。過去幾十年來，富有國家（先進國家）常常呼喊「自由貿易」的口號，但實際上才不是那麼一回事。實際上，這些先進國家才是扭曲所謂能自我調控之市場的始作俑者。在二十一世紀初，實際情況沒有太多變動，美國與歐盟持續補貼農業，另一面卻要求開發中國家開放市場，進行自由貿易。例如，在二○○二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簽署支出高達二千四百九十億美元的農場法案，之後，每年以總支出的百分之十遞增。歐洲的情形也差不多，由於歐盟實施農業共同政策，給予農業相當優渥的補貼，這使得歐盟能將生產過剩的農產品傾銷到新開發的市場。這點，對於國外市場產生致命的影響。

歐盟的農業共同政策可說是過度保護。例如，歐洲最大的乳酪供應商Arla食品公司，便出口四百三十萬磅的乳酪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其中，歐盟補貼一百一十萬磅，使他們能用比當地便宜百分之二五的價格外銷。在過去二十年歐盟的高度補貼，超過一萬名多明尼加的酪農失業。更早以前的例證也說明相同的事，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強迫海地共和國開放稻米市場。這樣一來，美國所生產的廉價稻米便大量出口到海地。這使海地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稻米能自足，後來卻得花一半的盈餘去購買進口的稻米。當時，英國糧食與農業部大臣Larry Whitty說道：「促銷〔此開放〕政策並非達到自給自足，而是競爭、競爭、再競爭。」因此。能夠這麼說，對於富有國家來說，這些開發中國家應該毫不猶豫的全盤接受「自由貿易」這口號。但這些已開發國家並不是真心地信奉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特別在他們開始工業化的時期。

從上面我們看出這些富有國家，一方面持續運用某些手段干預（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卻要這些窮國擁抱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這兩手策略並非要到一九八○年代以後才出現，而是早在二百年以前就已存在。

保護主義的先驅

當我們談論國際關係時，洪鎌德教授說道：「後來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一七五七～一八○四）可以視為接近重商主義者，儘管他不以國家聚集金銀財寶作為國力之象徵，卻主張保護本國手工業，俾為新興的合眾國能夠與歐陸強權爭霸的工具，至少要使北美合眾國的貿易趨向平衡。」

與漢彌爾頓相似，德國「國家經濟學」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一七八九～一八四六）可說是個國家主義者，他信持應當採取保護政策，特別當國家處於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產業仍無法營利的狀態之時。

本文認為漢彌爾頓與李斯特的部分觀點有其價值，特別用以理解鴉片戰爭對清朝與整個中國的意義。首先，對國家經濟，和部分地方產業而言，競爭是在市場上生存的不二法門。在這情形下，分食市場可說是你贏我輸、你輸我贏的零和賽局（zero-sum game）；其次，保護主義讓幼稚產業（infant sectors）爭取足夠時間茁壯，能獲得競爭力。第三，支持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的人，也會鼓吹只有在本國產業已能與外國競爭，才能開放市場。要人先學跑，而不是先學走，這顯然不是個好點子。

或許，沒人能比英國人更知道「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並熟稔它的操作方式。當代的例子，也就是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與英國前首相鐵娘子之稱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在一九八○年代所鼓吹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我們心中所呈現的映像。他們嘗試鼓勵所有開發中的經濟體鬆綁政府管制（控制），特別在金融上頭，並開放市場，將國有企業民營化，諸如此類。自由貿易的屬性基本上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時，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所提出的絕對利益法則，根據他的說法，只要該國生產的特定商品比其他國家更適合貿易（有價格優勢），那麼，進行貿易對雙方都是有益的。在市場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導引交易雙方，並且有條不紊的運作。建構在亞當‧斯密可謂傑作的理論上，保護主義對於經濟發展毫無助益。但很奇怪的是，美國與英國這兩個徹底實行保護主義的國家，卻有著最令人無法置信的成功發展。

針對這個矛盾，張夏凖（Ha-Joon Chang）提出一些想法。在這裡，我們首先檢視美國，其次是英國。他認為：「在林肯（Abraham Lincoln）競選總統寶座時，他在關稅這件事情上保持沈默。……然而當他勝選，不旋踵便將關稅提高到美國歷來的最高水準。林肯所提供的理由和美國為何要首次制訂高關稅率是一模一樣：例如籌措戰費（一八一二～一八一六與英國的戰役）。然而戰爭結束後，關稅依然維持不變，甚至提得更高。所製造的商品居然要課徵百分之四十～五十的關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並且這關稅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雖然，美國是全世界最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但整個十九世紀，乃至一九二○年代末，它也是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因此，能幫助經濟成長的並非自由貿易，剛好相反，是保護主義。

美國如此，那麼英國又如何呢？張夏凖指出：「在當今被視為貿易保護主義發源地的法國、德國與日本，並未像英國或美國如此徹底地保護貿易，從中取得貿易優勢，然後搖身一變成為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實行保護主義的法國常被拿來與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作比較。但在一八二一～一八七五年，特別在一八六○年代早期，法國的關稅總是比英國來得低。即使法國在一九二○～一九五○年間變成保護主義國家，平均的產業關稅率也總是低於百分之三十，但同時期的美國與英國的最高點則到達百分之五十～五五。在德國，關稅相當的低，製造業為百分之五～十五，遠低於在一八六○年以前美國和英國百分之三五～五五的稅率。在對日本來說，在工業化的初期實行自由貿易，但不是出於自願。這乃是由於西方列強在一八五三年後強迫日本締定不平等條約，迫使日本開市通商的緣故。直到一九一一年，這些條約要求日本的關稅保持在百分之五以下。即使後來日本重新取得關稅自主權，並提高稅率，製造業的稅率也才百分之三十上下而已。因此，假如歷史告訴我們些什麼，那麼可以說，保護主義才能累積國家財富，自由貿易並不能。

開放進口市場，也包含毒品？

從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並非信持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而是保護主義，才使富有國家達到現今的地位。一般來說，自由貿易政策只有在兩個條件下才有功效：其一，商品具有競爭性；其二，編列預算高度補貼，並給予優惠融資以扶持商品生產。另外，「自由貿易」之所以能夠遂行，乃是十九世紀用洋槍大砲抵著腦袋，鴉片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通常支持自由貿易的方式就是開放本國市場，免稅、或者採取低關稅，並且開放市場意謂著政府應該儘少的介入、干預市場的運作，這也是個國際趨勢。夠滑稽的是，許多人相信所謂的「國際趨勢」，特別是這些低度開發國家的人民。雖然我們無法斷言為何會這樣，但根據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說詞，關於「南京條約」之後，說明一件重要的事情：「現代」的中國從「傳統」的房間抽離而出。當中國打開門戶，原來應該能夠撥雲見日，但當中國擁抱自由貿易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此簡短解釋。

有種說法是，自一八二○年代開始，英國從保護主義開始轉向自由貿易。例如和外國人貿易，那時擔任英國貿易局總裁的William Huskisson（一七七○～一八三○）就任之後，便開始修改增加國庫收入的租稅法案與保護貿易的政策。這乃是由於Huskisson（與先前所提的Hamilton和List）相信，在工業化剛起步的階段，保護政策是有必要的。因為在那時，幼稚產業仍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換言之，早在一八二○年，英國的企業家因「他們找不到需要國家保護的競爭對手，因此，他們只消壓低成本大量生產，廣銷產品即可」。

不僅如此，英國企業家對於他們最新的工廠生產系統過於自信。所言「他們打遍天下無敵手」，或許是指歐洲鄰近國家。但當他們想把貨物拿來長江三角洲賣的時候，這個區域繁榮的景象不下當時十九世紀的歐洲，英國的企業家，或者該說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nCompany, EIC）卻發現想賺錢不是那麼簡單。如果我們瞭解重商主義是怎麼回事，那麼我們就不意外支持自由貿易的人他們所假定的一切，包含動用槍砲、累積財富、自由貿易（甚或「被迫」貿易）。在一八四○年代初，清廷被迫增設更多通商口岸，來與外國商賈無限制地貿易。在一八二○年代，英國政府開始擁抱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那時英國商人能在廣州自由買賣。二十年後，他們能在更多地方進行買賣、賺取利潤，如福州、廈門、上海、寧波等地。這些沿海城市擁有較高的購買力，也就是相對富有。為何他們不買英國其他的商品，而唯獨去買鴉片煙（福壽膏）呢？答案很簡單，假使重商主義教我們什麼，那就是鴉片買賣可說是一筆橫財。

關於自由貿易的概念，許介鱗的觀點應該能為大家所接受，也就是：英國全心全意的鼓吹這個信念。他認為，從十八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中國茶葉的需求日益殷切，使英國陷於貿易赤字的局面。由於英國進口茶葉，導致白銀外流到中國，進而推升英國本土的物價。根據許介鱗的說法，廣州「公行」，也就是官方指定的貿易機關，是英國想從中國賺錢最大的絆腳石。英國為要去除這個障礙，馬戛爾尼與其他使節團在一七九三和一八一六年兩次派遣到中國。馬戛爾尼請求乾隆皇帝擴大貿易，但沒有成功。

我們可以發現許介鱗似乎弄錯了什麼。他所錯認的，正好是一般為大家所接受的論述。事實上，中國對英國生產的商品並無太多需求，恰好相反的是，英國大量需求中國所生產的茶葉。對英國來說，貿易赤字必須解決，而解法就是鴉片。因此無須擴展什麼市場。簡單地說，許介麟所言，馬戛爾尼請求乾隆皇帝開放中國市場似乎無甚意義。

西方知識體系用三支畫筆所描繪的歷史，是真的史實嗎？

拋下這三支畫筆，重新審視歷史，東方其實沒想像中那麼弱！

從開始學習歷史以來，東方就是弱的，西方才是強權，如果不是西方人挾帶槍砲打開中國的大門，現在的中國不會有這樣的富強？這樣的世界觀是誰勾勒出來的？東方有如西方所說，是個貧窮、沒有理性、欠缺法律觀念的弱國嗎？因為課本這樣寫，所以以上這些都是事實？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才開始殖民新大陸，但早在哥倫布之前，明成祖時代就已經知道地緣政治，為了控制麻六甲海峽，進行朝貢貿易，因此鄭和才會下西洋。而且海上除了印度洋霸權之外，還有另一條海上絲路的存在，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等精美工藝品送到太平洋的那端，而帶回了許多的美洲白銀。這一條太平洋的海上絲路，是由馬尼拉大帆船，從江南所生產的絲綢運送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再橫越太平洋，到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科城。

這些歷史課本上看不到的史實，全都是因為西方知識體系的三支畫筆，第一支畫筆是二分法，分成西方／東方、 進步／落後、資本／封建等等；第二支畫筆是費正清以1842年為分界，1842年以前的中國是傳統、封建、落伍的，不值得研究的，西方社會才是進步的；

第三支畫筆是華勒斯坦的歐洲中心主義，非西方國家只能等待西方列強來使其「併入」世界經濟之中。

在這三支畫筆下，許多歷史事實是被掩蓋的。因此，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些被掩蓋的事實，連歷史老師都不知道的事實，究竟真相為何？

本書特色

「鴉片戰爭」的起因，並不是因為查禁鴉片，而是為了茶葉！

早在西班牙海權時代之前，大明帝國就已經稱霸印度洋！

在西方人到中國之前，中國各地都是貧窮的？那美洲流入的白銀在哪裡？

當年所讀的高中歷史，在這裡全部被顛覆！

謝宏仁（Vincent H. Shie）

學術界裡認識的不多。大學時選讀企業管理，不學無術，遇到當年的恩師，頗難為情。後來攻讀社會學，原來只想讀個碩士，到第十年快讀完，才知道紐約州（賓漢頓）大學的世界經濟體系學派可以直攻博士。再後來，有幸到輔大社會系教書，一轉眼已過十多個寒暑。這些年，感覺自己學術血統並不純正，在社會學界不怎麼討喜，可能因為寫了一本《社會學冏很大：看大師韋伯如何誤導人類思維》（台北：五南，2015），挖苦幾位有名的前輩，而自食惡果。可以這麼說，彷彿自己被困在一個極小的人際網絡裡，與兩個學術領域的交界處，尷尬地活著。

沒事寫點東西，沒事就變有事，但不是為SSCI或TSSCI而寫。聽說，只有這樣的文章才可以換成點數，累積足夠的點數之後，就可以升等，薪水也會多一點，當然，學術界是重義輕利，通常不太談錢的事，只專注在撰寫那些可以換點數（與名利）的論文。可惜，筆者對賺取點數並不在行，只想寫些能讓自己快樂的東西，也包括這本書吧！

說到專長，就讀小五的兒子問我：「拔比，難道你的專長就只有批評別人嗎？」從他的口氣來判斷，他肯定我這份工作不會受到太多人的尊重。因此，看來筆者還是會繼續得罪學術大老，成為不討人喜歡的「學究」吧！

導論　西方人打造的世界觀

當你們打開這本書的時候，你們一定不相信，一直以來，我們早就習慣用西方人打造的世界觀在理解全球化的過程，來分析與探究全球社會變遷，但這樣的世界觀是偏頗的。不過，由於整套思維框架實在太過精巧，以致於我們似乎難以從當中找到什麼問題。如果再加上從小學到高中，無論是社會科老師，還是歷史老師也好，他／她們不斷地運用西方視野的世界觀來看待我們自己，解釋過去所發生的林林種種。所以，我們以為，或者應該說總是以為我們只能運用同樣的觀點來「閱讀」歷史，就像幾位教過我們的老師那樣地。可以這麼說，無論台海的哪一岸，高中的歷史告訴學生們，西方人眼中所見東方（中國）的樣子、大小、顏色，以及美醜，但這樣的東方（中國）真是其原來之樣貌嗎？老師們好像很少提出不同於教育當局的看法，至少在筆者謝某的印象當中沒有，相信從小就習慣於填鴨式教育的學生們也沒見過吧！當然，本書不一定非得證明西方打造的世界觀是錯誤的，而只想提出另一個視角，告訴學生們，其實我們可以採用不同於西方人為東方（與全球）打造的世界觀，來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或解釋過去所發生的事，也許讀者、學生們會發現這個東方（與全球）更像是原來東方（與全球）社會的樣貌。如果可以讓學生們瞭解，不同於西方人打造的觀點檢視下的東方（中國），可能更接近真實的東方（中國），那麼，撰寫這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就是讓同學留意到，想要瞭解某些重要事件，常有多種角度，在全盤接受師長的想法之外，必定還有其他視角可用來進行觀察與分析。

誰寫的（高中）歷史！？

在決定寫這本書之前，為求謹慎，同時也為遵守我之前老師的訓誡，照道理，我應該仔細且完整地再讀一次高中歷史。如果真的這樣做，我想，本書的準確度應該會大幅度地提升，那麼，或許可以稱這是本嚴謹的書。但說實話，筆者謝某並未再詳讀一次高中歷史，而只有瀏覽過。不過，先別急著責備，相反地，請容許我說些理由，首先，之所以不再蒐羅高中歷史課本來複習，因為這麼做的話的確可以節省一些時間，寫書是一件曠日費時之工作，特別是身處在這個崇尚輕、薄、短、小的時代裡，出版社通常也不會給作者太多時間。這個「理由」聽起來真像是個藉口、推託之辭，似乎不是一位學者該說的話。

其次，電視上烹飪節目總是提醒我們，一位好的廚師應該知道某種食材所需要的刀器，太鈍的刀子確實不能用來切生魚片，過於輕薄鋒利的小刀恐怕也斬不斷豬大骨來熬高湯。因此，筆者謝某在大學教書，如果真有點專長的話，這時候倒是應該全心投入於（歷史）社會學的領域中，與全球的大師們對話，切磋知識，才不枉政府數十年來的苦心栽培，怎可只在高中歷史課本中「細微末節」的事件雞蛋挑骨頭，專說自個兒的意見或感想呢？這似乎不成體統。但話又好像不能這樣說，因為誰能證明（高中）歷史課本中所記錄的事件都是重要的？如果，有些重要的歷史事件被刻意隱藏起來，就像是在蔣介石父子威權下統治的台灣，當今的年輕人大都不清楚二二八事件的始末真相，甚至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連聽都沒聽過國民（黨）政府曾經以武力鎮壓反抗群眾，最後導致成千上萬的傷亡與冤獄。所以，誰選擇了某些「事實」來「形塑歷史」【1】呢？誰決定學生們應該知道那些事，而不應該知道另一些事呢？於是，本書作者也想「挑選」一些沒被提過的歷史「事實」，來證明它們本應為歷史的一部分，而且這些被遺忘的事件或許才是更重要的。

再者，不可否認地，「歷史是由勝利者〔或者，具體地說，勝利者集團所屬的史家〕所寫的，而以現在的觀點去重新解讀過去的軌跡，也是一種人性。〔西方〕富裕國家經過時間的歷程，逐漸地、下意識地重寫自己的歷史，以更加符合他們現在看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歷史真相」【2】。筆者謝某覺得，更誇張的是，在人性之中，也不難找到以下之傾向，那就是：將不受歡迎的人物與歷史事件逐一抹煞，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過去重新加以解釋，漸漸只留下勝利者過去的「豐功偉業」與令人讚嘆的結果。然而，我們必須小心看待這樣的「歷史」，因為這可能並非歷史的實相，而是由勝利者，掌握說話權的人，在書寫歷史過程所建構出來的觀點。在這本書裡，我們將會看到歷史觀如何影響著我們的世界觀，換句話說，以往學習的歷史不斷影響我們看待世界的角度，比方說，我們如何看待帝制時期的中國、地緣政治、海上絲綢之路、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邏輯、鴉片戰爭的起因、中國法律體系的特色等等，都會影響我們世界觀的形成。因此，過去（西方）勝利者所要呈現的景象，是否有必要重加檢視？我們到底忽略了什麼重要的人、事、物，而使我們得到一個扭曲的世界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華人世界裡，學生從小就被教導要「尊師重道」，再加上一直飽受批評，但教學體系又不願改弦更張的「填鴨式」教學，使多數學生終其一生不大勇於發問，更遑論在課堂上與老師對辯，說出自己不同的觀點。長期下來，總以為老師在課堂上所教的內容都是對的、都是顛仆不破的真理，豈能存在不同的看法或說法。固然，學生乖乖在教室裡聽課，一邊可以抄寫「重點」，同時也能達到「尊師重道」的倫理要求，因而，我們似乎失去質疑課程內容真實性的機會。以台灣地區高中教科書為例，根據教育部「一綱多本」政策，似乎只要符合其部定「課綱」，高中學校能選用不同的出版社所印製的教科書。所以，「課綱」變成撰寫高中教科書的「標準」，那麼，如果「課綱」本身就有問題呢？

歷史的終結與世界觀的形成

許多讀者應該都曾被「終結」二字驚嚇過，但其實沒那麼嚴重。筆者在這裡使用「歷史的終結」【3】一詞，只是以此說明與強調大多數高中生是最後一次在課堂接觸歷史，所以是歷史的「終結」。但其實，筆者真正目的，是想要「活化」讀者的歷史觀，與「修正」世界觀。因此，請容筆者再行解釋一會。在撰寫本書時，筆者確實握有一個重要的「藉口」，那就是：筆者僅僅憑藉糢糊的記憶，就準備大說特說自己的想法。當然，這並非正規學者該做的事，也因此在課堂謝某一定會叮嚀學生莫如是作。

記憶有些糢糊（但好像是這樣）：二○一六年五月初夏某個炎熱的日子，在課堂上問學生：「不久前，也就是在你們高中時，當歷史老師談到鴉片戰爭時，責備了無能的清朝，但對於販賣鴉片的英國女王及其東印度公司只輕輕帶過，是不是呢？」接著，我大略地解釋貿易平衡、財富累積的問題，接著再問：「高中歷史老師是否沒有告訴過你們，鴉片戰爭其實應該稱為茶葉戰爭呢？」大部分的學生搖搖頭表示沒有，只有少數學生用舉手的方式表示著「沒有」。我心想，要海峽兩岸的學生舉個手這件事，大概和要求他們上課時放棄偷偷玩手機一樣難。在這個所謂「知識」經濟的時代裡，這似乎是常態。不過，可喜的是，從學生的表情還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我接著告訴他們，我決定寫一本書給高中生閱讀，一本看起來像歷史故事書的社會學「專書」，來反轉、「修正」他們扭曲的世界觀。

那麼，什麼是世界觀呢？台灣，乃至東南亞知名的馬克思學說詮釋者之一的洪鎌德教授解釋說，「世界觀」（worldview）是

人群………世界、對我們周遭的境遇和實在所持的看法……。藉著世界觀，人群不但設法理解其所處世界之情況，也利用它來評價、估量這個世界，這個實在的好壞。因此世界觀是對周遭事物的認識（cognition）、覺識（perception），同時也是評價（evaluation），也是用來對實務的應用（application）。因為有所評倫與應用，這個世界、這項實在便受到人群的形塑（shaping; formulation）、製造與改變。要之，我們的世界觀是對世界的看法，也是對世界之存在，之演變而所持的看法【4】」。

根據他的說法，過去所發生的事──通常是某人認為是重要的事──和對該事件的詮釋，會影響我們對該事件的看法與評價，與日後在某方面的應用，進而影響我們的世界觀。換句話說，過去許多（重要）事件的組合──已成為歷史──其解釋影響我們的世界觀。簡單說，歷史觀形塑（塑造）著、改變著，重組著世界觀。但因為歷史事件總是某些人所淘選的，嚴格來說，很難說是客觀、價值中立。正因為這樣，如果能找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對歷史事件也好，或者是歷史觀本身也好，都會是正向的，而不必像某位社會學大師總是將「價值中立」掛在嘴邊。筆者認為，或許找到更重要的歷史證據，才是更值得努力的事吧！

當訂定標題「那些年，我們一起讀過的高中歷史」時，筆者聯想到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難道這年頭的學者也得跟上潮流，才不致於被年輕人拋棄？直覺上，也許讀者應該會想到作者謝某可能要寫點與高中歷史（教學）有關的東西，而副標題「誰扭曲了華人的世界觀？」，時下的年輕人平日應該喜歡看手機，而不喜歡閱讀書本，但若將二者加以聯想，那麼，應該會猜到筆者的意圖，亦即謝某想說：不久前高中生才剛剛讀過的歷史，決定了、但也扭曲了如何看待他們所處的世界，而且，台海兩岸的高中生都被教導以偏頗的視角來觀察身處的世界。換句話說，人們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環境，乃是受到其世界觀的影響，這與歷史有關。或者更應該這樣說，與被挑選出來「重要的」歷史事件有關。而世界觀是如何形成的呢？答案是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當然不同科別的老師對學生有不同的影響，無論在學業、為人處事、對當地事物的關心，以及對世界的看法，也就是世界觀。然而，高中歷史，若不是大學選擇歷史系，或者是輔修、雙修歷史系的話，那麼，高中歷史大概是人的一生之中，最後密集接觸歷史相關書籍的機會。對全球歷史的瞭解與否，攸關著日後學生對世界的看法，攸關著他們看待世界的視角。所以，本書作者認為，這裡有三支畫筆，共同為全球（華人）勾勒出「世界」這幅畫。

來自西方的三支畫筆

今日我們看到的「世界」這幅西洋畫風的畫作，其主要格局乃是由三支畫筆所繪製而成。應該這這麼說，有三支畫筆曾為我們勾勒出世界的輪廓，在這幅畫當中，模糊的東方，看起來並不那麼寫實，只是西方的對應物。可惜的是，高中（或更早）的歷史教育，讓學生誤以為他們眼見、耳聞的東方社會之種種，是值得相信且不容懷疑。本書將完整地介紹這三支畫筆，和它們用過的種種顏料，襯托著彼此，若以藝術眼光來看，這幅畫堪稱是人類歷史上的珍品。

簡單說，西方哲學的「二分法（二元對立）」是第一支畫筆，這支畫筆可能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這個兩元對立的說詞，也包括了善、惡二元論，將東方社會僅視為西方社會的對應物，模糊了東方的真實樣貌；第二支畫筆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5】所使用的歷史劃界，他以西方人到來並打敗東方霸主之大清帝國的一八四二年來切割，稱之前的中國為「傳統」的；在西方人的推波助瀾之下，自是年經過戰火洗禮的「現代」中國終於誕生。學界當中特別喜歡用第二支畫筆來描繪東方（中國）的不在少數，本書所論及的主要圍繞在華裔著名學者黃宗智（Philip C.C. Huang）與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韋伯（Max Weber）【6】。韋伯認為「傳統」中國法律體系是停滯的、落後、保守的，與不可預測的，然而這是天大的誤解，本書稍後將進一步說明；第三支則是世界體系大師，也是地緣政治、地緣文化的專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7】所珍愛的「歐洲中心主義」畫筆，這支筆所描繪的圖像，讓非西方國家失去其原色。就本書筆者的立場，當然想嘗試找到新的畫筆重新繪製人類歷史，藉以形塑新的世界觀，這似乎是當務之急。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揚棄這三支老舊的，以及先前西方學者筆下所畫出糢糊的、扭曲的東方。在此筆者將重點置於「二分法」的討論，至於費正清一八四二年的「歷史分期」和「歐洲中心主義」這兩支畫筆的特殊筆法、筆觸，我們在稍後的章節中詳述。

那麼，到底什麼是「二分法」呢？

西方哲學的「二分法」

在分析上，本書嘗試以西方的「二分法（二元對立）」，來貫串不同章節。不過，為了達成華人處事圓融的境地，也為避免本書延續華人社會裡著名的填鴨式教學法，筆者不願意直接回答本書副標題「誰扭曲了華人的世界觀？」所要找出的元凶，不過，仍希望讀者（可能是高中生或者高中剛畢業不久並在某大學就讀的大一、大二）在字裡行間得以看出些蛛絲馬跡，甚至找出其中的紋理脈絡，那就是：華人普遍透過西方學者的眼睛來認識東方社會（特別是中國），並且相信西方學者對於東方（或者非西方）社會的描繪，即使有些誤差，但大體上都是正確無誤。於是，在現今的教育體制下，華人大都戴著西方所製造的有色眼鏡來「看清楚」東方。然而，透過這樣的鏡片所看到的，竟然是色彩形象扭曲的東方以及全世界。換句話是，我們一直以為、也一直想當然地這樣教育下一代，西方（應該）是什麼模樣；東方又（應該）是什麼模樣？那麼，如果「東方」社會是被扭曲的，相對應的「西方」又怎麼可能是真實的呢？然而，這些重要的問題，在當今科層的教育制度下，被無數繁瑣的行政事務所稀釋，使得華人持續地戴著扭曲偏色的鏡片來看待這個世界，無論這個世界所指的究竟是當代，抑或是過去。

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為何華人經常運用扭曲的視角來觀察其所處的世界呢？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在西方哲學的「二分法」以及基督宗教的「（善惡）二元論」中看出些許端倪。現在，讓我們先試著瞭解西方哲學中「二分法」或「兩元對立」吧！一般而言，西方的思想都建立在所謂的二分法、兩元對立之上，諸如唯心／唯物；在場／缺席；有／無；善／惡；認同／歧異等。人們透過兩元對立來感知與理解這個世界，此思想態度可謂影響甚鉅，因為它被廣泛地運用在社會科學，尤其在東、西方歷史的比較之上。為何影響重大呢？簡單來說，成雙成對的字眼並非彼此獨立，而是在雙元之內：因為「缺席」，才會呈現「在場」；因為「歧異」，才會呈現「認同」。換言之，「善」只能通過歧異（difference）於「善」的「惡」，才會把「善」這個認同體（identity）呈現出來。可見「善」與「惡」缺一不可；同樣，「有」只能通過「無」才得以呈現。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兩元對立之中，對立的字眼中所包含的認同與歧異並非平等的，而是存在著具有上下位階的垂直不平等（hierarchy）的評價。人們給予「在場」、「有」、「善」正面的評價；反之，對「缺席」、「無」、「惡」則持負面評價，難掩鄙夷的態度。【8】

於是，雖然未必是真實的圖像，但這樣成雙成對的字眼──例如，現代／傳統（封建）；開放（外向）／封閉（內向）；進步／停滯；民主／專制等等──就經常被拿來描繪西方／東方社會，並加以比較。具體而言，在西方學者的心目中，西方的現代、外向、進步、民主，以及西方的有（在場）、善，總是藉由只能通過有異於「西方」的歧異之「東方」，才能把「西方」這個認同體呈現出來。於是，東方（中國）社會必須是傳統（封建）、內向、停滯（倒退）、專制，再加上無（缺席）、惡等等。在談論西方資本主義獨特的生產方式時，則特別強調大規模生產的氣度與特質，然而這就必須藉由從中國「小農經濟」歧異出來，而加以得到。

在這種思維下，似乎中國這塊土地上，自古以來，直到明清時期的晚期帝制中國，都不可能出現類似西方這種理性且具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封建的、停滯的帝制中國——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以前，在西方列強尚未帶來「現代化」以前——絕不可能產生與西方相似的制度。然而，這種東、西方社會的比較，過分簡化複雜的社會現象。我們以「封建」以及所謂的「封建主義」為例。

中國史的「封建」與歐洲史的「封建（主義）」並無任何共通點。前者指的是「武裝移民佔領新的土地建立城市」，然而，歐洲史的Feudalism是指「騎士與一人或複數的君主簽訂契約，奉上土地（feud）一部分的手續費（fee），以換取君主的保護。在晚期帝制中國的研究中，「封建」與其形容詞「封建的」經常被用來表示當時中國在各方面——無論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等等——的停滯性。然而，從本書敘述中，讀者將會陸續看到，對為數不少的學者而言，重點似乎不在於帝制中國到底是否真的停滯不前，而在於作為相對於所謂「現代的」西方，中國的歷史書寫似乎只能呈現出「封建的」樣貌。換句話說，「封建的」中國好像是不證自明的，東方（中國）的學者似乎傾向於直接相信，晚期帝制中國（之前）的社會是封建的，而不去證明是否為真。【9】

或許這時，筆者應該舉個例子，讓讀者看看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看待在鴉片戰爭之後的清朝，與自身所受到的屈辱（humiliation），單就這個例子也許可以略窺一斑，不過，還請讀者先不計較謝某的才疏學淺。先前曾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任職的鄭曦原說道：「大清帝國是我心中塵封的痛……洋人的大炮轟開了我們緊鎖的國門，迫使中華民族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去面對世界……過去隱藏了千年的污穢終於見了陽光……我們民族在十九世紀中葉，由於『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因此從一個泱泱大國淪落為遠東一個邊緣『鄉巴佬』國家……」【10】。這段話或許可以被視為大清帝國自一八四○年，至二十一世紀今日的中國為止，台海兩岸知識份子內心的真實寫照，即使當代中國崛起已經不容小覷了，但只要一想到過去國家民族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華人知識份子內心大致上就如同鄭曦原所道出的「心中的痛」，清朝失敗的原因是「閉關自求」、是「固步自封」，後來是因為洋人的大炮先打開了「緊鎖的國家」，中華民族才能以「開放」之姿再度面對挑戰，因為「陽光」讓埋藏千年、污穢已深的「傳統」不致於過度潮溼而發霉。筆者認為，諸多過失該由（清、中國）自己承擔，有功勞則該歸給洋人，這是鄭曦原的真心話，也是無數中國知識份子普遍認同的觀點。筆者相信，在接下來分析中，讀者會看到更多這類例子，這些例子充分表達中國知識份子長期以來的屈辱感，但且讓我們回到西方哲學之二分法上頭，我們還得再說說它。

兩元對立的西方哲學將西方描繪為「正向的」西方，而將東方書寫成「負向的」東方，在二分法的思維下，西方總是站在優勢位置，東方則站在劣勢的位置。人們對於「在場」、「有」、「善」持正面評價，並將這些與西方社會連結在一起，對於「缺席」、「無」、「惡」則持負面評價，並將這些與東方（特別是中國）社會連結起來。換句話說，我們先前提到「善」只能通過「善」所歧異（difference）出來的「惡」，才會把「善」這個認同體（identity）呈現出來。「西方」也只能通過與「西方」歧異的「東方」，才有辦法把「西方」這個認同體呈現出來。進一步說，「善的西方」只有通過其歧異之「惡的東方」才能呈現「善的西方」這個認同體。那麼，「善」與「惡」這兩個對立的字眼，又是如何被運用來解釋「西方」與「東方」，或者說「歐洲」與「亞洲」雙元對立，這與西方（地中海文明）的歷史觀有著不可分的連結，同時也與基督教的「善惡」二元論有關，而「善」「惡」兩者不也正是二元對立的字眼嗎？謝某相信是的。

善惡二元論

我們先來看地中海文明的歷史觀，接著再討論基督教的「善惡」二元論。剛剛我們提到人們的歷史觀影響世界觀的形成，換句話說，一個人如何看待歷史，將會左右這個人對世界的認知。既然對世界已形成了某種認知，那麼，在選擇歷史事件時，無可避免地將選擇某些符合其既定世界觀的「重要」事件，藉以合理化個人對歷史主觀的看法。那麼，西方人（或歐洲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呢？西方文明的史觀是什麼呢？這與西方文明的根源──位於地中海的希臘文明──有關。出生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人希羅多德，是地中海文明的「歷史之父」，其著作《歷史》主要講述波斯戰爭，他從很古早的時代開始寫起。然而，在此書中，希羅多德大幅扭曲了希臘神話，其中包括了誘拐河神的女兒伊俄的故事、擄走歐羅巴公主的天神宙斯，以及荷馬著名的史詩《伊利亞德》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戰爭等，但他應該知道自己的說法有些勉強。其中的一個重點是，憑藉波斯學者之名所提出的看法，希羅多德所寫的《歷史》將世界劃分成歐洲與亞洲，並且認為歐洲與亞洲自很久以前開始就不斷地對立與抗爭，這樣的觀點形成地中海世界首部歷史書的基礎論調，也就是說，地中海文明的歷史觀之主軸一開始便圍繞在「歐洲與亞洲的敵對關係」之上。【11】

接著，基督教的「善惡」二元論，是如何連結到歐洲與亞洲早已存在的敵對關係這樣的歷史觀呢？與《舊約聖經》不同，基督教《新約聖經》主要集結耶穌的行誼言論、神蹟與使徒書信，講述耶穌是猶太人企盼已久的彌賽亞，與現實的歷史並無關聯。但《啟示錄》是《新約聖經》唯一的例外，這卷書著實影響地中海世界的歷史觀。希羅多德主張對立的歷史觀與基督教的歷史觀有個相當重要的共通點，或許，這正是人類歷史不幸的開始！《啟示錄》中所主張的善惡二元論，認為世界是善與惡的戰場，而當善惡二元論與希羅多德所主張之歐洲與亞洲的對立重疊時，也就是說，歐洲是屬於「神」的陣營，歐洲是「善」；亞洲是屬於「撒旦」的陣營，亞洲是「惡」。可以這麼說，兩元對立的字眼中也包括了「善」與「惡」，世界是歐洲的「善」與亞洲的「惡」相互對立的戰場。

在這種歷史觀下，歐洲被賦予了神聖天命，也得到上帝的幫助，與被視為惡魔的亞洲對抗，歐洲最後征服亞洲，獲得了最後勝利的同時，也解除了歐洲與亞洲的敵對關係，歷史宣告終結。西元十一世紀時，這種思想高漲，十字軍進攻伊斯蘭正是二元思維下的產物（此與二○○三年以美、英為主的聯軍攻打伊拉克有幾分神似吧!?一直到二○一六年七月英國首相布萊爾在長達二百六十萬字的報告出爐之後，仍然站出來「宣布」出兵伊拉克的「正當性」，而在國際媒體前聲稱當年是為了將邪惡的海珊消失在人類歷史之上）。【12】所謂的大航海時代開始於十五世紀，西方列強進入亞洲、非洲與美洲，他們的歷史觀完全沒有改變，還是基督教的歷史觀【13】。歐洲人代表的是「善」，其他人種都是「惡」，「善」最終會戰勝「惡」，為非西方人帶來進步、理性，與歐洲人一樣的「自由」、「民主」，與「平等」。十八世紀末，英國派遣的大使馬戞爾尼未能達成任務，官方媒體立即將馬戛爾尼對抗乾隆皇帝的英勇事蹟，描繪成為對抗古老、停滯、專制的中國的一大勝利，「叩頭」（Kowtow）立即變成了一個「專制的」、「落伍的」、「封建的」代名詞，中國在英國的媒體操作下，變成了「惡」的象徵，相對於英國「善」的形象。這使人一眼看出基督教的善、惡二元論與希羅多德對立的歷史觀重疊的部分？看起來似乎是如此。

另外，費正清的「一八四二歷史分期」與華勒斯坦的「歐洲中心主義」，本書在後面章節中將會詳細討論，但在這裡先簡短說明也無妨。在本章中，我們至少可以約略看出，海峽兩岸的高中歷史教學中，這兩支畫筆對理解世界史、中國史，或者中國在世界史的定位並無實質助益。簡單地說，費正清大概是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漢學家，他撰寫不少教科書，雖然不一定明說，但至少暗示著，在一八四二年之前，也就是西方人到來之前的「傳統」中國是一個社會結構不怎麼複雜，以自給自主的小農經濟為主的停滯社會，之後藉著槍砲，歐洲人帶來不少新奇事物，也包括制度，催生了「現代」中國。稍後，我們將會看到，影響力既深且鉅的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韋伯，在分析「傳統」中國法律體系時，因為是「傳統」，所以，法律體系「自然地」也就長期處在停滯狀態，非等到西方人到來之後，才有改善的機會。然而，與韋伯並未花太多時間研究「傳統」中國。

另外，本書將討論世界經濟體系學派（The Modern World-System School）創立者華勒斯坦對於西歐向外擴張的看法。筆者認為，社會學大師華勒斯坦難逃「歐洲中心主義」的窠臼。簡單說，選擇某一視角來觀察全球變遷是合理的，但其不合理在於，華勒斯坦錯將非西方（包括中國）視為沒有歷史的空白之地，等待西方列強引領，才能進入他心目中的世界經濟體系之運作。換句話說，十五世紀以後的歷史，幾乎不外乎這類敘述：西方的大航海時代來到，帶來了「現代性」，取代了「傳統」，非西方（包括中國）等待著「被納入」。或者，講得好聽一點，被「整合進入」西方社會所主導的世界經濟之中。然而，問題的癥結點在於，對非西方社會而言，時間與空間變得不重要了。在華勒斯坦的觀點下，除了歐洲的霸權之外，我們將看不到明朝永樂年間的印度洋霸權，我們所看得到的，總是非西方國家在等待西方列強的到來，好像守夜者在等候黎明一般，然而，等到的卻總是漫漫無盡的長夜。我們先來看兩岸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到底怎麼寫、又寫了些什麼？

高中歷史寫了什麼？

在此筆者還是得舉例說明高中歷史的確有些可以討論的空間，不然的話，讓人誤以為筆者謝某是先射箭再畫靶，或者連靶都忘了畫，只是無的放矢，根本毫無說服力。

台灣的高中歷史課本裡，在討論明清時期的中國（十四～二十世紀，這也是華勒斯坦研究的期間，只是中國看起來有點被動而已）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時，書上是這樣寫的：「明清時期的中國普遍使用白銀作為支付貨幣，乃逐漸整合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14】。 本書對「整合進入」一詞有些不同的意見，若以英文表示，或用華勒斯坦的話來說，大約等於‘integrated’一詞，其意義約等於 ‘incorporated’，二者都有將部分帶進整體的意思，這樣的說法似乎與世界經濟體系大師華勒斯坦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很不巧，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被批評得最嚴重的論點之一，就是：其他非西方地方似乎只是空白一片、沒有歷史的區域而已，等待著西方列強將他們納入（incorporated）世界體系之中。很明顯，這無意間為西方入侵其他地區、掠奪資源背書，像是刻意免除其責。換句話說，以明、清為例，當時，中國的許多城市相當繁榮，像是北京、上海、杭州、蘇州、泉州、福州，與廣州等地，因為向海外輸出許多絲綢、景德鎮瓷器、茶葉等，歐洲人帶來大把銀子到中國，為要購買這些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然而，在華人的高中歷史課程之中，我們卻使用被動式的動詞—等待西方列強來「打開」中國的大門，等待著西方列強將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也等待著西方人為中國人帶進他們心目中的「現代」。

中國在高中歷史教學的經驗分享裡，也論到非西方國家漸漸「被納入」（incorporated）的史實，在其經驗分享有一段話這樣說：「通過西歐列強在世界範圍的殖民擴張，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方『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之中」【15】。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明、清時期，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許多產業領先西方列強，現在也漸漸如此，這應該是優勢才對。然而，許多華人學者對自身歷史的解釋，似乎只要是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任何事，基本上都屬於「傳統」中國，基本上沒有任何進步性可言，所剩的只是一些帶著負面語意的形容詞而已，像是「封建」、「停滯」、「落後」、「孤立」、「閉關自守」這類的語詞。為什麼會這樣呢？本書將運用歷史證據，告訴讀者這是被建構出來的，與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並不相符。

章節安排

本書在導論中，闡述社會科學充斥著西方學者所打造的世界觀，以此視角來觀察我們所處的世界不免失之偏頗。接下來，在第一章，首先討論學者黃宗智（Philip C.C. Huang）的說法，他認為自明代以臻中國的經濟改革，長江三角洲（江南）的農民在長達六百年的時間裡都過著日不敷出的生活，整個地區的農業並未真正的發展，因為邊際生產力的提升要等到經濟改革之後才得以實現。但黃宗智研究的期間與地點是明清時期的江南，是中國最為富庶之地，美洲白銀（還有來自日本的白銀）大量輸入此地，才能支撐中國不同時期、朝代的經濟發展，但黃宗智對白銀卻隻字未提。另外，黃宗智可說是費正清的追隨者，他以一八四二年為分割的時間點，將中國歷史就此分為「傳統」與「現代」。傳統的中國是屬於社會結構簡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但這種分期對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本身。

第二章討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也是世界體系學派大師華勒斯坦對全球地緣政治、地緣文化與十六世紀以來海上霸權的分析，其論理中不乏洞見燭視。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下，華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起源於西歐，而非西方地區只能被動地等待被西方列強將其帶入世界體系之中。但這理論令人難以看出明朝在印度洋的覇權──大明帝國──早於他的西歐世界經濟體系而存在的事實。第三章，我們將延續華勒斯坦地緣政治的討論，進一步探討建立在地緣政治的硬實力之上的軟實力，也就是地緣文化。本章將說明，在明清中國經濟繁榮、國力鼎盛時，典章制度、非物質文明等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也同樣吸引許多周邊國家起而仿效之。尤有甚者，在絲綢產業發展上明、清中國之技術領先全球，其生絲、絲織品，與款式時尚等，更使得太平洋東岸的西屬美洲為之著迷，使得橫越太平洋的海上絲綢之路得以連接亞洲與美洲長達二百五十年之久。

在第四章，重新探討鴉片的政治經濟學。「鴉片」戰爭其實應該正名為「茶葉戰爭」。歷史實情如下：自工業革命之後，英國人逐漸養成喝茶的習慣，聽起來似乎不錯。但正因為愛上喝茶，而且只能使用白銀從中國購買茶葉，這使英國政府擔心白銀外流會使削弱國家力量。為解決其貿易赤字，英國人遂在印度大量種植鴉片，賣給中國的吸食者，然而這是非法的，在當時的中國，和歐洲都一樣。然而似乎英國人除了繼續販賣這種能賺取暴利的毒品之外，別無他法。這說來相當諷刺，身為一個工業大國，中國人喜歡的不是英國工廠生產的產品，而是產自其殖民地印度的櫻粟花。回到茶葉的議題上，這是另一個西方列強信奉自由貿易的反例，為了與中國的茶葉競爭，英國對從中國進口的茶葉課徵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關稅，而進口自印度的茶葉則是免稅。在保護主義之下，印度茶終於打敗中國茶，使得中國茶不再具有競爭力。另外，本章也證明所謂的「文化衝擊說」並無根據，事實上，文明之間的「衝突」其背後似乎總是有經濟利益的糾葛。

第五章，筆者將扮演司法官的角色，力圖還原真相。百年以來，社會學大師韋伯所描繪的東方（特別是中國），就其傳統法律體系而言──這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基石之一，也就是法律的「可預測性」──既是停滯的，同時也是專制的狀態，皇帝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約束。對韋伯而言，社會變遷實為一個理性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傳統」思維走向「理性」思維之轉變。當然，在韋伯的眼裡，只有西方才經歷過從「傳統」走向「理性」的過程，包括法律的理性化，至於中國，還停留在「傳統」的狀態。

第六章，文中證明被認為阻礙經濟發的「傳統」價值──也就是儒家倫理──事實上也可以找到理性化的元素，所謂「傳統」價值對經濟發展產生阻力的說法，只是西方所建構出來的論點而已，不符合歷史事實。第七章，檢視歷史視野中的世界都市，這些早期的特大城市，同樣被埋藏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下，雖然不易被發現，然而真實地存在。唐朝長安、南宋泉州，與明清蘇州這幾個曾經讓西方人著迷的城市，卻被隱藏在西方建構的知識體系的巨大沙丘之下，在都市研究領域裡繼續被遺忘。

在最後一章結論裡，以二○三七年在北京恭王府與一對（老）戀人的重逢，稍加闡述筆者的心境。

接下來，歡迎各位讀者一同進入追尋導正歷史觀、世界觀的旅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