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覺醒之路／莊國榮

第一章　風尖浪頭上的教育舵手

第二章　從大中國意識蛻變成台灣主體意識

第三章　基測加考作文與指考加考公民科

第四章　自由廣場與十二年國教

第五章　歷年高中歷史課綱爭議

第六章　增加白話文比例與強化母語教學

第七章　黃光彩事件與教學卓越計畫

第八章　繁星計畫與解除髮禁、禁止體罰

第九章　何處惹爭議

第十章　教育施政評價

跋

從「大中至正」到「自由廣場」

二○○○年五月二十日，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當時總統府的例行作業有一個儀式，是總統帶領所有閣員到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前參拜。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中正紀念堂！」當時獲聘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說，那個場面就好像中國古代的新君即位，要向先帝參拜一樣。

當然，阿扁第二任總統的就職儀式中，就沒有這個參拜儀式了。不但不參拜，阿扁還想把中正紀念堂「處理」掉，實踐轉型正義。

中正紀念堂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處理中正紀念堂以落實轉型正義的超級任務，就落在教育部長杜正勝的頭上了。

杜正勝說，處理中正紀念堂，是阿扁主動跟他提起的，但要怎麼處理，就沒有清楚的說明。於是他再度進入中正紀念堂，詳細了解這棟建築物的裡裡外外，結果發現，整棟建築都與蔣介石緊密地關聯在一起，連天花板都有中正紀念堂的印記。整棟建築，就像人的細胞一樣，成了一體，要徹底處理中正紀念堂，最好的做法就是整棟拆除。

杜正勝說，處理中正紀念堂是民主人權轉型正義的實踐，所以是教育部的重大施政。但因牽扯太大，在阿扁執政後期才進行，已經晚了，氣勢弱了，處理起來爭議就會比較大；當時想要拆道牆都會引起強烈反彈，遑論拆掉整棟建物。這是一件非常艱鉅的任務。

為什麼要把中正紀念堂要納入轉型正義施政？杜正勝說，轉型正義的意思是在原來威權專制體制下認為可以做的事，進入民主人權的體制後，那些事卻是不該做的，於是對過去認為應該的事，加以糾正或清理。以東西德統一來說，原先在共黨控制下的東德，官員認為應該的事，等到兩德統一後，從西方民主社會的觀點，很多是違背人權，甚至已構成犯罪的行為，用現在的人權角度加以處理，給個交代，就是轉型正義。

杜正勝說，蔣介石過世後，國民黨把蔣介石當成帝王身分，興建紀念堂。但蔣介石過去做過的事，包括在大陸做的事，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可能有功；但從人權的觀點，又可能有過。我們現在追求什麼社會？現在人類的主流價值是什麼？用現在民主人權的角度看過去他所做的事，來處理中正紀念堂，這就是實踐轉型正義。

然而，蔣介石已被偶像化，在他過世以後，全國各地，尤其是學校，豎立了多少銅像。「以前認為蔣介石很偉大啊，但這是現在教育應有的觀點嗎？」杜正勝說，如果學校豎立的是偉大藝術家的塑像，因為藝術的價值是永恆的，大家可以接受，但蔣介石是政治人物，政治本來就是骯髒的，國民黨把蔣介石超級偶像化，以天壇的形式建造中正紀念堂，裡面僅豎立一尊銅像，而且要爬很多階梯後才能上去，整個規劃，就是神化、偶像化。

「台灣要走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還留這威權專制時代的偶像在那兒，而且每天要朝拜（有固定儀隊定時舉行儀式）！」杜正勝說，「史大林比蔣介石厲害多了，蘇聯解體後，列寧、史大林的銅像全都被拉了下來。但是東方人的文化是比較順從的，而且我們的政權輪替不是革命式的大翻轉，國民黨還是穩固，而且國民黨過去形塑的意識形態，很多人還深入腦中沒有改變，要碰觸以前塑造的偉人，要改變，很多人不能接受。」因此處理中正紀念堂，實踐轉型正義，在無法拆除的前提下，要先做的就是更名，先打破偶像。

至於要改成什麼名稱呢？杜正勝說，「台灣民主紀念館」這塊招牌，不是他決定的，是相關部會共同開會討論出來的。

其實杜正勝並不認同「台灣民主紀念館」這個名稱，因為蔣介石是破壞民主的人，這與民進黨對蔣介石的理解不合；更何況這整棟建物都與蔣介石已融成一體，建築物的本體是蔣介石，民進黨再賦予他一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名稱，這是矛盾的。

但將「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廣場」則是杜正勝建議的。他當時還建議「民主廣場」等數個名稱，最後由阿扁選定「自由廣場」。「我為何用民主、自由做主軸去建議？」杜正勝說，最明顯的就是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在那兒靜坐。雖然只靜坐了幾天，但李登輝總統召見，答應了一些大改革，包括廢除萬年國代，老立委改選等。其實李登輝早有這個意思，但是無法自己發動，無意中有群大學生提出這些訴求，正好與他心裡想的很合拍。

「野百合靜坐是促使台灣政治體質根本性改變的重要契機，就我的觀察，把原來『大中國政府的中華民國』變成『台灣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招牌和政府架構沒變，但和人民權利有關的民意代表變了。以前中國三十五省、十二個直轄市、西藏蒙古兩地方，和海外的民意代表，現在就只有台灣代表和海外代表。以前是國代選總統，現在是人民直選。我說這是『舊瓶裝新酒』。」

杜正勝說，改變的契機是野百合運動。後來也有些社會運動在那兒發動，因此自由廣場的名稱很適合。

後來馬政府將民主紀念館改回中正紀念堂，但自由廣場的名稱自始至終都沒有改回大中至正。

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

二○○七年三月二日，包括教育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經建會、文建會、法務部和新聞局等行政院相關部會共同組成的專案小組開會決定，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館內陳設還會納入台灣民主發展過程的一些展覽物件，至於外牆如何處理，會由市民參與決定。「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於五月十九日掛牌。

郝龍斌主政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為了阻止教育部拆除中正紀念堂圍牆及牌匾，三月下旬啟動文化資產鑑定程序，隨後將中正紀念堂列為「暫定古蹟」。

教育部與台北市政府之間的掛牌攻防戰激烈展開，高潮迭起，宛如電影情節。

五月十九日，阿扁總統就職七週年的前一天，是「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的大日子。揭牌儀式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大孝門（臨愛國東路）內舉行，教育部長杜正勝主持，陳水扁總統、行政院長蘇貞昌都出席。

揭牌前，教育部對外表示，揭牌後的園區內只看得到「台灣民主紀念館」招牌，「中正紀念堂」牌匾將消失不見，而且不會傷到「暫定古蹟」。難道教育部會變魔術？大家都非常好奇，教育部會怎樣做。

答案揭曉，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維修工程的名義搭起鷹架，「技巧性 」地用布幔將「中正紀念堂」的牌匾遮住，並關閉蔣介石銅像大廳的大門，不讓銅像再見天日。建物兩側則掛上巨幅「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布幔。

揭牌儀式上，阿扁總統致詞說，中國的紫禁城過去是帝王的深宮大院，後來改為「故宮博物院」，成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同樣的，「中正紀念堂」原本是專制獨裁者的家廟，現在改成屬於全民的「台灣民主紀念館」。阿扁還說他力挺杜部長堅持下去，接下來「大中至正」也要正名為「自由廣場」。

教育部和台北市政府這一回合的交鋒，顯然教育部佔了上風。

當時參與此事的官員說，因為台北市政府的作風太強勢，完全沒有妥協的空間，「激起了我們高昂的鬥志」，從五月九日行政院會廢止《中正紀念堂組織條例》後，到五月十九日民主紀念館揭牌的短短十天，教育部組成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專案小組，由杜部長親自操盤，抓緊時間，天天開會，外界看到的台灣民主紀念館招牌，也是揭牌前五天才定稿製作的。

四天後，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台北市政府迅雷不及掩耳地拆除了布幔，「中正紀念堂」五個大字重見天日。此後台北市政府和教育部之間激烈的布幔攻防戰，持續了好一陣子。

自由廣場、台灣民主紀念館完成換牌

在立法院無法解決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的爭議，而三月間台北市政府又已將中正紀念堂列為「暫定古蹟」的情勢下，為突破這個僵局，教育部再出奇招，向文建會申請將「台灣民主紀念園區」指定為「國定古蹟」。文建會於十一月六日上午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教育部的申請案，指定範圍包括「正面牌樓」、「民主廣場」、「民主大道」、「台灣民主紀念館」。隔年二月一日前，教育部若要整修牌樓或紀念館內的蔣介石銅像，只要向文建會申請獲准後，即可進行。

十一月下旬，教育部收到文建會同意牌匾古蹟再利用的公文，教育部開始準備「大中至正」和「中正紀念堂」兩個牌匾的拆換工程招標，預計十二月八日前完成這項工程。

這段時間，為了拆牌、護牌，教育部和台北市政府大鬥法。為了阻止教育部施工拆牌，十二月五日，教育部準備拆牌前夕，台北市政府在中正紀堂周遭架起護欄，不讓大型機具進入，打亂了教育部原先的布局。教育部隨即召集相關主管討論因應對策，做出「封園」的決策。六日九時起，台灣民主紀念園區封閉三天。

教育部打算在這三天封園期間完成換牌工程。

教育部原先的規劃，是搭鷹架進行換牌的工程，台北市政府五日下午前往園區拆卸牌匾下的鷹架時，遭到莊國榮等人的阻攔，市政府隨即以訪害公務為由，將莊國榮等人函送法辦。

隔天，莊國榮面對媒體採訪時，情緒高亢地抨擊郝龍斌：「難道是民初的軍閥？如果對我不滿，歡迎隨時來告我。有種的話，他自己到法庭出庭，我會讓他哭著回去找他媽媽。」

莊國榮還進一步譏諷郝龍斌對法律一無所知，只是一個武夫而已；郝龍斌如果還有膽識、像個男人的話，歡迎找他辯論中正紀念堂的法令問題。

當時杜正勝的火力也不惶多讓。他說，自由民主是普世的價值，可惜就是有一小部分人的頭腦不清楚，竟然要維護清末太監李蓮英墳前對聯上的「大中至正」，這是專制封建的「一股小逆流」，應該醒醒了。

自由廣場很高，每個字都超過一百公斤，不讓吊車進來，怎麼拆換牌匾？杜正勝說，當時台北市、台北縣（新北市）的吊車業者都不敢接這個高空作業的案子，教育部是從嘉義找來的大吊車，漏夜從台北橋下突破博愛特區的封鎖，開進台灣民主紀念園區。

「自由廣場」和「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換牌工程如期於八日完成，園區十日對外開放。

「自由廣場」四個大字是誰的書法？杜正勝說，王羲之的字非常流暢，有自由奔放的感覺，因此這四個字是從王羲之的字帖中集出來的。

（節選自：《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第四章　自由廣場與十二年國教）。

「本書不僅記錄了杜部長如何在風尖浪頭的險惡政治環境中，推動四大施政主軸，

確立台灣主體及自由民主的教育；

此外，這本書可以作為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如何推動教育施政的重要參考。」

--政大教授、前教育部主任祕書 莊國榮

「現在的台灣，談到台灣主體性，大家會覺得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

這些都是憑空掉下來的嗎？沒有前人的耕耘灌溉，不可能有現在的開花結果……杜正勝於教育部任內推動的台灣主體教育，現已深植於每個台灣人的思維之中。」

--作者 韓國棟

杜正勝，台灣近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卻也是飽受媒體圍剿，汙名最深的教育部長。他不是民進黨員,也不是台聯或其他政黨的黨員；除了故宮院長的資歷，沒有其他任何政治背景；在學界享有盛名，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但沒做過大學校長。卻在2004年5月20日這一天，接掌了教育部。

那時，正是阿扁經歷二顆子彈，以些微票數差距當選總統，引發藍綠激烈鬥爭的惡劣局面。加上朝小野大，政務難推等各種因素，阿扁四年總統任內，總共聘用了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和張俊雄等四任閣揆。

那時，正是教改十年，檢討聲浪喊得震天價響之際。廣設高中大學，造成大學入學率大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嚴重困擾著高教施政；大學之門大開，高中職五專聯招考試，也被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所取代，但國中生的升學壓力卻未減緩，推動十二年國教的呼聲愈來愈大，但這項教改大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是教育部即將面臨的重大挑戰；很麻煩地，則是高中課綱扯上統獨意識之爭，抗爭永遠不斷。在這風波不斷、隨時都可能去職走人的期間，要求他下台的呼聲從沒斷過，但他卻任滿四年部長。

杜正勝四年的教育部長任內，依循「現在國民」、「台灣主體」、「全球視野」和「社會關懷」這四大施政主軸，規劃執行一個又一個的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影響深遠，迄今仍持續進行，例如：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加考寫作測驗（作文）；又如：大學入學考試增加〈公民與社會〉選項，迄今也成了大學選才愈來愈受重視的考科。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現在成了例行的高教政策；扶持五歲幼兒及早入學計畫後來也發展成五歲幼兒就讀幼兒園全面免學費政策。

但也有些施政方案，引發了高度的新聞效應和和爭議。例如：依據同心圓史觀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綱，黃光彩事件，解除髮禁，啟動十二年國教，白話文與母語政策，以及中正紀念堂改名民主紀念館等。其中，修訂後的高中歷史課綱，確立了台灣主體意識的教育，在台灣教育史上，必然也會留下重要的一頁。而為了幫助師範教育轉型，台師大校長遴選，跌破了大家眼鏡，選出黃光彩擔任校長引發極大爭議；在教育部和台北市政府激烈的鬥智鬥法中，他拆除了「大中至正」和「中正紀念堂」牌匾。這些施政，無一不把新聞炒得轟轟烈烈。靖國神社、罄竹難書和三隻小豬…等這些沒完沒了的新聞事件更是在媒體上引發熱議。

這樣多的難題，那麼多的爭議，杜正勝本人從來沒說清楚，而且太多人不解以杜正勝的學術人背景，加上如此激烈的施政風格，怎麼歷經了四任院長還能好好生存在那兒？他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到底有何能耐？在這四年，他推動了那些重大施政？又留下了哪些政績和價值？或許讀者也很有興趣知道的，是當時的閣揆怎麼會找上他來接掌教育部？而在種種風風雨雨中，他不曾萌生退意嗎？

作者韓國棟二十來深耕台灣教育現場，為台灣資深文教記者，他將帶讀者回到每一個爭議事件的歷史現場，也訪問前教育部官員莊國榮、吳財順，回頭對杜正勝的施政進行再評價。八年過去了，經過時間的沉澱，杜正勝的在台灣教育發展的定位將越來越清楚，他的影響在台灣社會仍在繼續發酵……

韓國棟

曾擔任過國中公民老師,後任職於中國時報,時藝多媒體,文化總會和國語日報,為國內資深文教記者,長期主跑教育部,深刻瞭解台灣教育政策發展。

傳主簡介：

杜正勝

臺灣高雄永安人，歷史學者，專長在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社會史學者，專研古代社會史、文化史、醫療史等。1992年7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臺灣東吳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教授、灣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推薦序 覺醒之路/莊國榮

下筆寫這篇序文之前，我和太太閱讀這本書的原稿，我太太讀到第二章的時候，深受吸引，欲罷不能，整本讀完時，不知不覺已凌晨三點了。杜部長從大中國意識蛻變到臺灣主體意識的歷程，是如此地撼動人心，也勾起了我對年輕歲月的一連串回憶，因為我的成長歷程，也是由大中國意識轉變為臺灣主體意識，以及由支持國民黨轉變為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

我出生在一個欠缺政治覺醒、支持國民黨的「忠黨愛國」家庭，高中時期，家裡訂的是《中央日報》，因為敬佩蔣經國，所以買了一套《蔣經國全集》來研讀。大一入學時，我參加的學生社團之一是「三民主義研究社」，當時我相信三民主義是台灣和中國未來的出路。

高三時，我申請加入國民黨，直到大一上學期，還一直以為自己是黨員，甚至還被同學選為國民黨校園組織的小組長。等到大一寒假才知道，或許應該說很幸運地，台南一中的教官當時把我申請入黨的資料遺失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也正是我讀大一的時候，台美斷交。當時羅斯福路的台大校門口，不像現在，是很空曠的，因此陳婉真和陳鼓應都選在那兒舉辦政見發表會。聽政見發表會及閱讀黨外雜誌，帶給我很大的衝擊，讓我開始懷疑國民黨政權的許多統治神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發生美麗島事件，審判時《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將林義雄等被告的心路歷程逐字刊出，給了我極大的震撼。這些報紙，我蒐集起來保存了好幾年，因為擔心有些真相會被湮滅。

大二轉到法律系後，修習憲法等課程，我逐漸領悟，三民主義在孫中山那個時代有其價值，但到了民國六十八年我讀大二的時候，已經沒有甚麼重要的價值，對台灣的未來也幾乎沒有甚麼用處了；相較之下，讓台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公平富足的國家，才是真正重要的。但當時聯考要考三民主義，國父思想還是大學的共同必修課程。

大學時，我喜歡讀各式各樣的書，經常翹課去旁聽不同的課，也常跟好友深入討論臺灣的問題。這些閱讀及思考，我讓深刻體會，所謂的法統、不能解除戒嚴、民意代表不能全面改選，都是國民黨鞏固政權的謊言。美麗島事件之後，又陸續發生林宅血案(1980)、陳文成命案(1981)、江南命案(1984)，讓我對國民黨政府嚴重侵害人權的種種作為深感厭惡。

服兵役時，我擔任軍法官，抽籤抽到憲兵司令部；但因我不是國民黨員，所以分發到憲兵學校教法律課程。剛去憲兵學校的時候，長官和同事都勸我入黨，因為全校的教官，只有我一人不是國民黨員。當時軍中「莒光日」這個節目，會大力宣傳一種觀念，就是海外台獨運動者、黨外民主運動者、以及中共是「三合一敵人」，是勾結在一起的，所以革命軍人要致力消滅的敵人。我熱愛我的國家，但經常感覺我心中對自由民主的渴望，有可能讓我也被歸類為「三合一敵人」。

我喜歡教書，很用心教學，在憲兵學校教了一年多後的某一天，教育長把我找了過去，對我說：「最近幾個月的調查，學生反應最好的教官就是你，校長本來要表揚你，但有一些考量，所以沒有公開表揚，要我給你勉勵。」後來，我還是當選了憲兵的優良教官，退伍後接受憲兵司令表揚。但我的長官曾經告誡我，教學時要注意言論尺度，因為學生中有不同單位佈建的「細胞」。

服兵役時，我深切感受到，當時的國軍，就是國民黨的黨軍！

我就讀博士班一年級的時候，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有四年的獎學金。一九八九年年底到德國留學，我對西德如何從納粹法西斯統治，轉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充滿著興趣，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書，也參訪了許多德國推動轉型正義的博物館。一九九○年代，適逢東歐共產黨解體，我對東歐國家如何推動轉型正義，也很感興趣。回到台灣後，我很關心台灣如何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如何推動轉型正義。

雖然二○○○年臺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扁政府執政初期，受限於朝小野大等因素，並未用心推動轉型正義。台灣社會對於民主、人權等重要價值的認知頗為薄弱，社會上仍然遺留了許多威權統治時期的象徵，例如每年耗費大量公帑公然紀念威權統治者的「中正紀念堂」，以及蔣介石銅像遍布全台各級學校、公共場所的獨特現象，在民主國家實在極為罕見。我對這些現象很不以為然，因此在拆換「臺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和「自由廣場（大中至正）」牌匾的時候，有時會相當激動。

但話說回來，民主自由背後的基礎是「國家主權」，每一個個人都應該發展其生命的主體性；同理，每一個國家也要有其主體性。因此，杜部長接掌教育部之後提出的四大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台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不但方向明確，更重要的是，他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作為四大施政主軸的核心，要將台灣主體意識推動到「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今年（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前夕爆發的「周子瑜事件」，證明了台灣主體意識已遍植於台灣年輕人的心中。

二○一五年，德國在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周年，接納了超過一百萬名敘利亞、伊朗、阿富汗……等國的難民。德國從一個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廣收難民的國家，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七十年過去了，曾經大力推動「種族清洗」的德國，透過推動轉型正義，從根本改造自己的政治社會結構，真正成為族群多元、自由民主的國家。德國走出黑暗過往的歷程，是他們留給未來世代最好的禮物。

再回頭看看杜部長主掌教育部的時代，台灣正處於新舊觀念交替，以及落實民主人權的關鍵時刻，政治的衝突、對立嚴重，但他勇於挑戰禁忌，以他超凡的膽識和決斷力，推動本書從第三章到第八章的各項施政；面對媒體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時，仍堅持立場而不動搖。

我成長過程中，台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尤其是兩蔣時期）的謊言和迫害、教育及文化禁錮，我有切身的體會。杜部長的教育施政，有一部分正是在改革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遺毒。因此我非常樂見這本書在此刻出版，因為這本書不僅記錄了杜部長如何在風尖浪頭的險惡政治環境中，推動四大施政主軸，確立台灣主體及自由民主的教育；此外，這本書可以作為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如何推動教育施政的重要參考。

年輕時，我很敬佩那些有熱情、有理想、不怕死的人，去辦黨外雜誌，去做街頭運動，去參與選舉，去逼國民黨解除持續三十八年的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讓台灣社會變得比較有希望。

最近幾年，看見許多有熱情、有理想、不怕困難的人，去參與白衫軍運動、去投入太陽花學運，去反對課綱違法調整，去投入社會運動及選戰，帶給台灣新的希望。從二○一三年二十五萬白衫軍上凱道，促成軍事審判制度的廢除；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擋下了違反程序正義的服貿協定；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九合一大選讓國民黨幾乎全面喪失地方執政版圖。到今年一月十六日總統及立委大選，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力量的覺醒，已經帶來台灣的重要改變。

人民力量的覺醒，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幾十年來許許多多民主人權鬥士奮鬥而來的，杜部長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一九九０年代提出同心圓史觀，而且二００四年至二００八年接掌教育部的四年，全力推動台灣主體教育，現在高中生所讀的歷史課程，就是他在教育部長任內．依據同心圓史觀修訂完成的。在風尖浪頭的險惡環境中，杜部長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走得艱辛，但方向明確、毫不退卻。當台灣主體意識越加發酵、越加覺醒的時候，匯聚而成的人民的力量，就越加強大。

（摘錄自：《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推薦序—覺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