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導論：來跳舞吧

第一章 狂歡的古老源頭

第二章 文明與反彈

第三章 耶穌與戴奧尼索斯

第四章 從教堂到街坊：嘉年華的誕生

第五章 扼殺嘉年華：改革與鎮壓

第六章 清教主義與軍事改革的註解

第七章 憂鬱的爆發

第八章 槍對著鼓：帝國主義遇上狂熱

第九章 法西斯集會

第十章 搖滾革命

第十一章 運動嘉年華

結論 復興的可能

第十一章 運動嘉年華

對今日世界上多數人而言，較容易體驗到集體狂熱的場合，不適在教會，也不會在音樂會，而是運動賽事──美國的橄欖球、棒球、籃球和曲棍球，以及世界各地的足球賽。運動社會學家艾倫‧古特曼認為：「運動賽事創造如農神節一樣的場合，讓我們能無拘無束地抒發日常生活中被嚴格壓抑的情緒，。」這幾十年來，在各地的運動場或體育館，你都可以看到觀眾從椅子上跳起來，隨著比賽的高低起伏尖叫、揮手、跳上跳下。看台上擠滿了觀眾，人人都可以做些肢體動作，這兩個元素讓某位運動學者想起涂爾幹對宗教狂熱儀式的描述：「團體內的沸騰情緒能產生團結感。」一位墨西哥足球迷提到自己在群眾中忘我的經驗：「在某個時間點會出現一種感覺，你不在乎周圍發生什麼事……就算是展開暴動，我會想加入……每個人都只是一分子，不用付任何責任。」在一個韓國旅遊網站上，當地瘋狂球迷的景象成為觀光賣點：

韓國街頭球迷展現的團結氣氛讓人肅然起敬。球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韓國人告訴我們，融入比自己更大的團體是什麼感覺。在運動場的大螢幕前，和上簽人一起尖叫、哭泣，那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即使你無法明確說出這有什麼偉大的意義。

觀眾的情緒隨著足球賽、冰上曲棍球賽高低起伏，我們應該不需要去探究這有什麼「意義」。運動賽事能產生如此大的集體興奮感，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我們也都知道，在這些場合，用肢體表達興奮感──叫囂、跳上跳下等等，都是被允許甚至被鼓勵的。體育活動和競賽可以當成集體亢奮的媒介，當然不是每次都有效，畢竟有些比賽很無聊，而且一定有一隊會輸，但就某一方面來看，至少比任何搖滾演唱會都有效。在戲院裡舉辦的演唱會，每個人都面對著舞台，看不到其他人的臉，只看得見他們的後腦勺。但是，運動場是圓的，「觀眾看到彼此的臉，便能互相感染情緒」。人們說要去球場看克里夫蘭布朗隊、奧克蘭運動家隊、曼徹斯特聯隊比賽，但事實上也是去看其他觀眾，跟大家一起喊加油，一起感受在運動場上互相傳遞、不斷累積的興奮感。

在二十世紀早期的工業化國家，還沒有什麼運動賽事可以創造出集體的熱情，除了少數被邊緣化的宗教狂熱儀式差可比擬。當年沒什麼公開的節慶活動可以比得上一顆移動的球所創造的驚喜。隨著時間推移，運動賽事大肆盛行，緊緊抓住觀眾的想像。英國、南美洲的球迷組織成精緻的社團。此外，運動賽事還入侵傳統節日，且改變了人們的慶祝方式，例如美國的感恩節。一九二○年初，記者弗雷德里‧路易斯‧艾倫描述美國運動時，說全國像「著了魔」一樣，確實有理。

二十世紀後期，不斷商業化的運動賽事也加速另一個趨勢成長，那應該是美國境內最戲劇性的一次：一九八○年起，運動節目移到電視的黃金時段，全國幾十個電視頻道，二十四小時都在播放比賽和相關評論。運動場座位也增加了，親臨現場看比賽的機會也越來越多。一九八○年到二○○三年之間，美國興建了一百零一座運動場，每一座都能容納七千人。古羅馬人的公民生活圍繞著競技場，每征服一個城市就在當地興建一座，美國人的決心也不容小覷，興建運動場的經費優先於其他公共服務，如教育或學校體育經費。

大型運動集會給我們機會適當地吵吵鬧鬧，但不是全無缺點。一九五○年代，評論員常常惋惜，人們不在自家社區打棒球，都去看比賽了。觀眾比較像去看「巨星」，而不是運動員。但我們不太確定，球迷最後會不會因為一直處在被動位置厭倦比賽。我們很少來自球迷第一手的報導，多半都是來自記者，記者的專業身分讓他們位居運動產業的中心。但一九六○年起，英國與美國的觀眾先後發展出又新又有創意的參與方式──就像搖滾樂迷拒絕安靜坐在座位上一樣。觀眾開始把體育「嘉年華化」。他們穿著精心設計的衣服去看球，加球的時候不只是反覆喊口號，而是全體跟著節奏一起動，並加入自己的音樂、舞蹈，還一邊看球一邊大吃大喝。運動賽事和搖滾樂的相似之處絕非偶然；二十世紀後期的球迷變得更有活力，搖滾樂是一大功臣。

西洋運動簡史

這一章我們關心的，是由運動粉絲發起、鮮少被注意的「革命」。但首先我們先從歷史來看看我們談的是哪一種運動。有些體育活動目的只是要展示運動員的才華，此外沒什麼內在價值、意識形態與更大的願景。令人驚訝的是，誰有資格參賽、誰有資格觀賞、可否舉辦比賽，這些議題在歷史上都發過激烈的衝突。近幾十年最明顯的衝突都是關於種族與性別，例如黑人能不能進入大聯盟打棒球，女人能不能和男人比賽高爾夫？過去幾百年的衝突則多半圍繞著階級。上層階級有自己的運動，如打獵。下層階級有射箭比賽或其他「民俗運動」，當中觀眾與選手常常混在一起。比如在早期的足球賽中，村民全部出動，彼此較勁，男人、女人、小孩都參賽，還用豬的膀胱做成橄欖球。男人和女人各自有競走大賽，有時候是男女對抗，獎品是跳一支舞或一個香吻。

在近現代初期的歐洲，人們通常趁著慶典、嘉年華舉辦體育競賽，在英國則是趁著教區節日或博覽會。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保守分子批評慶典活動，也反對運動比賽。民俗運動很容易脫序，最早的足球比賽就是這樣，當局很苦惱，經常得下活動禁令。一五七六年，英國米德塞克斯地區的法院起訴七個男人，法院紀錄中寫到：「這七人與其他一百名身分不明的犯罪者違法集會，違法舉辦足球比賽。這類活動很容易引起口角，甚至導致兇殺案件與其他嚴重意外。」工業化之後，工人階級只剩下星期天可以運動。然而對保守的教徒來說，星期天是安息日，立刻禁止工人當天從事敬拜以外的活動。他們批評運動是浪費時間的活動，不如把時間花在工作或沉思靈魂是否能得救。在清教徒的新英格蘭殖民地，運動一直是違法的，法律甚至規定，「在主日當天散步，非必要也不何時宜」。

十九世紀末，傳統慶典的許多內容變成大型的展示活動，運動比賽也一樣。一開始，這些活動不是統治當局組織推動的，而是菁英分子勉強同意舉辦的。以棒球為例，在美國一開始完全是勞動階級的運動。運動史學家泰德‧文森（Ted Vincent）認為：「菁英分子之所以反對，表面上是擔心群眾失序的行為，例如酒醉、賭博、偷竊、騷擾女性。球迷常用猥褻的字眼叫囂、威脅裁判。」文森接著說：「但中產階級反對棒球的真正原因是，他們害怕勞工階級作亂。有些人就是不喜歡另一些人聚眾。就這點來看，十九世紀末運動場上的觀眾與一九六○年代末搖滾演唱會裡的長髮叛逆青年處境雷同。」

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的上流階級改良鄉村的足球活動，使它成為正式的競賽項目。菁英們把足球當作專屬的運動，旨在「培養認真、守紀律、自制等等美德」。不出二十年，這顆球又傳給勞動階級，牧師和工廠老闆教導工人踢球，希望工人也能學會那些美德。一八八○年代開始有職業足球賽，它原本是上流社會的業餘運動，現在場上都是出身勞動階級的職業選手，最後連看台都只剩下藍領工人，以及少數的女人。在南美洲，當地人看著英國的水手和公司職員這些業餘人士踢球，最後自己也學會了這項運動。到了一九一五年，巴西足球已經歷三代人馬的經營：先是英國人，再來是當地菁英，最後是勞動階級。體育作家珍娜‧萊佛如此描述巴西的足球比賽：「工人接收這項運動後，看台上時髦的女士就回家了。」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說，到了二十世紀初，大型運動賽事便成為「普羅大眾的宗教」。

菁英分子一開始厭惡這些無秩序的集會，後來才勉強接受。對他們而言，運動比賽至少有個功能，用霍布斯邦的話來說就是「培養國家認同與形塑社群的媒介」。就算上層階級自己無法出席，至少比賽現場有國旗、國歌等，象徵貧富兩者在國家的羽翼下和諧共處。在球隊老闆推動下，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時，運動賽事在美國成為「精心籌備的盛事」，除了華麗的典禮外，政治人物隆重列席，還有軍樂隊在現場演奏國歌。除了軍樂隊外，在中場或其他休息時間還有整齊劃一的儀隊表演，比賽現場就像十九世紀英國人的節慶閱兵儀式。一九二○、三○年代，納粹與法西斯以旗幟、儀式、國歌預告希特勒、墨索里尼即將出場，運動比賽也有類似的流程。不得不承認，希特勒在規劃紐倫堡大會時沒納入運動比賽，真是失算。

不管是菁英運動大眾化，或是大眾運動受到重視，都讓運動賽事得到社會認可，成為勞動階級（特別是男人）的聚會場合。他們也會在工廠或其他工作場合聚集，但運動場或體育館是他們專屬的地方──跟朋友碰頭、喝酒、一同歡呼，做些不會被菁英階級打擾的事。勞動階級的男人們找回了傳統嘉年華的點滴，很快地，他們便想要整套搬回來。

跑步一個人就好，幹嘛去人擠人參加馬拉松？

演唱會在家裡看DVD就好，何需上網搶票？

繼《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後，

熱血大嬸芭芭拉要揭開你我內心最深的渴望――歡喜湊熱鬧！

艾倫瑞克總是以大膽、精湛的文筆揭露人性的黑暗面，這次她反其道而行，要探索人類團結的根源。

千年來，人類透過盛宴、裝扮、舞蹈來狂歡慶祝，滿足集體歡愉的欲望。從希臘人對戴奧尼索斯的崇拜，到中世紀熱愛跳舞的基督徒，狂歡一直是西方本土文化的精髓。但歐洲人自十六世紀起，便將集體慶祝活動視為野蠻的外來文化，教會成功將慶典活動驅逐到教堂外的街道上，自此成為「嘉年華」。

宗教改革後，新教徒視嘉年華為罪惡，歐洲殖民者更將各地原住民的舞蹈儀式消滅殆盡。事實上，菁英分子害怕慶典活動會破壞社會階級。但這項根深柢固的傳統並不容易消滅，從一九六○年代的叛逆搖滾，到一九八○年代體育嘉年華，都是在滿足人類集體狂歡的欲望。我們生為社會性動物，天生便懂得分享喜悅，只要能盡情發揮，世界和平絕非空想。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學細胞生物學博士，《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作品也常出現在《哈潑》、《國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是相當活躍的女性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她出身於礦工家庭，讀大學時受到反戰運動啟蒙，於是放棄教職，投入寫作與社會運動，特別關注社會底層。她至今已出版近二十本著作，包括《紐約時報》暢銷榜作品《我在底層的生活》、《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失控的正向思考》。

胡訢諄

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研究所畢業。專長人文、環保等領域。上班多年後得以實現夢想專職從事翻譯，從此寂寞並快樂著。譯有：《香吉士一家人》，譯作指教：hsinchun.h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