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1 蒙古及其時代

蒙古的出現

眼目所及的歐亞世界

世人對蒙古時代的印象

2 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耐人尋味的解讀

杭州入城的實際情況

沒有「政治」的繁榮

3 中亞及伊朗被破壞了嗎？

成吉思汗的西征與「破壞」

中亞的「大屠殺」

中亞並未荒廢

4 俄羅斯的不幸是真的嗎？

「韃靼人桎梏」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評價

邁向俄羅斯帝國的道路

5 元代中國是悲慘的嗎？

壓抑、搾取、人種歧視存在嗎？

科舉與能力主義的夾縫

元曲述說的事務

6 責難與稱讚

以文明為名的偏見

反作用下的「極端美化」

7 世界史與蒙古時代

不確切的體系論

展望世界史的視角

第二部 世界史的大轉向

1 改變世界史的那一年

阿音札魯特戰役

戰役之後

兩個蒙古汗國的對立

蒙哥的猝死

2 忽必烈營帳

忽必烈的課題

混沌的東方

為何是金蓮川

一種印象

3 忽必烈與他的策士

蒙古的左翼集團

謎樣的忽必烈

決策集團與實務部屬

對中國的戰略

4 奪權的過程

鄂州之役

忽必烈之亂

世界史的大轉向

第三部 忽必烈的軍事與通商帝國

1 大建設時代

以何為國家之範

第二次創業

「首都圈」出現

巨大的首都

與海洋相連的都城

運河與海運以及陸運

2 系統化的戰爭

令人驚嘆的襄陽包圍戰

南宋作戰的難處

經略戰爭的思維

蒙古水師的出現

新武器「曼札尼克」

令人訝異的骨牌效應

一統中國

3 躍居海上霸權

南宋的遺產

世界史上最早的海洋艦隊

海洋與內陸銜接

4 重商主義與自由經濟

忽必烈政權的經營戰略

國家收入來自商業利潤

白銀流通

通行歐亞的重量單位

紙幣是萬能的嗎

「高面額紙幣」是鹽引

歐亞世界通商圈

5 為什麼未盡全功？

蒙古體系

過早的時代

作為記憶的體系

該是回首時

後記

學術文庫版後記

（第三部之1 ：大建設時代）

巨大的首都

忽必烈於至元三年（一二六六），下令在冬季首都中都的東北郊外建造新的帝國首都。

這一年本來應該要舉行帝國西方三巨頭旭烈兀、別兒哥、阿魯忽（Alghu）也參加的統一庫力臺大會。這個庫力臺大會，本來應該是忽必烈名實相符地在帝國全境被承認，作為僅只一位的大可汗，使內外周知的一大典禮。忽必烈可能是想向世界各地遠道而來的帝室、王侯、領主、使節們，展示即將開始的這個巨大帝都建設也不一定。

在五年後的至元八年（一二七一），他親自為新帝國命名作「大元」。一直以來的「大蒙古國」，換了一個新國號成為「大元大蒙古國」。相應於此，建設中的新帝都被命名為「大都」。國號是「大元」，首都是「大都」，年號是「至元」。這很明白地是一種連動的命名。所謂「大元」之語，據說是取自《易經》的「大哉乾元」之名。在宣布新國號的詔書中，也寫明是基於「乾元之義」。所謂「乾元」，是指天或宇宙，或者是其原理。（「代翁」（Dai Ön）是「大元」的蒙古語發音。「大央」是到了明代「代翁」訛化所演變而成的。然後「大央」一詞到最後變成了具有「世界」之意。）

那麼，忽必烈為何特意挑選「乾元」二字當作國號？這很清楚地是淵源自於突厥‧蒙古系的人們所共同崇敬的「騰格里」（Tengri）也就是「天」。

「大元」——「大的源頭」，那所指的就是天（騰格里）。忽必烈以含有「天」之意的「大元」為國號，將位於其天下之「地」的中心帝都取名為「大都」，刻畫天地運行的「時」取名為「至元﹂。忽必烈在此加入了受「天」之命，司宰地上及世間運行的意義。所謂的「都」，原來即作為位於連結天與地宇宙軸上的這樣一種觀念，自古以來在歐亞各地普遍存在。但是，「大都」正是一個從名稱上可以看出是如字面上所示那般，連結天與地的「大」「都」，可以說是意圖明確的命名。

大都的建設是耗費忽必烈整整一代的大事業。那不是在一時間完成，而是自其中心部分，尤其是具紀念性質的部分開始依序完成的。

首先是宮殿部分的竣工，在主殿的大明殿中，於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三月盛大舉行皇后察必與皇太子真金的「立后建儲」儀式。在其前後，忽必烈在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命國師八思巴（Phags-pa，在翌年成為帝師。此外，這個國師、帝師的建制是仿照自西夏國），令其制定具「國字」地位的「蒙古新字」，也就是所謂的「八思巴文字」（或稱方形字）。他對於國家形式、體裁的整備也很熱衷。

其間，雖然進行了諸如後述的南宋接收作戰等等各種對外遠征，但在新首都內外展開的廣泛建設、整備事業也在同時進行的形式下不間斷地推行。南宋接收後的戰後處理告一段落，以杭州為主的江南地方作為新版圖的一部分也安頓完成的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時，市街區的骨幹顯現形貌，主要建築物也有相當程度的整備。在原位於中都的官署遷移與富民入住的同時，中都的圍牆與城濠被毀棄。其後，相當於大都西南方的舊中都地區，成為庶民層居住的市街以至今日。現在北京的「前門」地區的南側及其周邊一帶，原來就是中都。

忽必烈高壽逝世的一年前即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從面向渤海灣的海港直沽起，直至大都城內中央積水潭的湖面，開通了連貫的運河。以大都為中心的運輸、交通系統於是完成。其後，大都的整備與改造因應必要而有所持續，但投入二十五年莫大人力財力來進行的大都建設，在此暫且告一個段落。

大都之名，以當時的中國語音稱作「Dāydū」，遍傳歐亞世界各處。此外，也以突厥語稱作「汗八里」（Khān Bālīq），其意為「王者之城」即「帝都」。其後是「汗八里」比較普及。因為那正是世界的「帝都」。明清時代，以及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北京，不外乎就是蒙古所建造的大都的後身。

這座按照桌上談定的計畫，在完完全全的「空地」上，從零開始規畫興建的純計畫城市大都，從外觀來看呈現出純然的中華王朝國都形態。

設計上大致的理念，是忽必烈的漢族策士，被稱作「黑衣宰相」但滿是謎團的人物劉秉忠所擬訂的。他早在大都營造開始的十年前，就在開平府築城時，占選其地，奠定了設計的基本。

開平府就順勢成為上都，與大都並稱兩京。就以平面計畫來說，在這兩座蒙古的首都中，的確是有一種共通的思想在流動。座落在草原上的小規模上都開平府可以說是試作品。在這裡所嘗試的設計的基本形式在十年後，被套用規模遠遠超乎其上者，就是可被稱作世界帝都的大都。

大都為大致是沿著東西南北方位，稍呈縱長四角形的外廓所圍繞。以面向中央南邊的皇城為中心，其南側有官廳街，北側有官設四市場，東側有祭祀帝室祖宗的太廟，西側有祭祀土地與農業之神的社稷壇。這樣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設施的象徵性配置，是忠實地依照漢代出現的偽書，但卻是規定中華王朝制度、典範的文獻，其後也長期被尊崇的《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之條所見的「左祖右灶面朝后市」，這樣一個古代中國國都理想型態而建造的。

在現實中國國都之中，正確地依據此一古代準則者，其實只有大都而已。一般認為是古代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等等平面計畫模型的北魏洛陽城、隋唐長安城等等，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中華王朝國都的典型。然而其實並非如此。宮城在緊貼於其北壁，其南側則有左右對稱的市區開展的模式，是北魏、隋唐等鮮卑拓跋系王朝所建設的一系列帝都的體現。

原本，中國史上從頭開始新創國都者，幾乎都是非漢族出身的王朝。漢族政權的情況，不知為何都未新創過國都。都是再利用既已存在著的前王朝首都，乃至於將過去以來為地方城市的地點多少加以修整來作為國都。從這些意義來講，以古代理想的計畫為典範，從幾乎全無的階段開始一舉使巨大帝都出現的忽必烈政權，誠然是一個異樣的政權。

大都的城壁是由宮城、皇城、外廓的三重圍廓來組成的。外廓的周圍為六十里。在實際的調查裡頭，則是二八點六公里。市街地建有五十座坊，在外廓的東南西設置有三座門，只有北面不知為何設置了兩座門，合計十一座門。「六十」為天干地支的一巡，「五十」則是「大衍之數」，也就是易的筮竹之數。每一項在中國自古以來都是神聖的數字。這很明顯是包含了意識到天地運行與時間輪轉的象徵意義。

象徵的意義卻是潛藏在各種地方。在《周禮》裡頭，應該是各面三門，合計十二門者，但實際上卻是只有北面設兩門的謎團，在元末的文獻可以看到是取自於三頭六臂兩足的「哪吒太子」的解釋。也就是說，於北面踏兩足，各有三支手腕往東西延伸，三個頭在南方並排的這樣一種形式。

往後在「神話」中活躍的哪吒太子，從其由來、發音與意義來看，其原為印度教神祇「濕婆」所變身的那塔拉加即「舞蹈之王」的可能性極高。

在大都市街內外，有顯露壯大威容的西藏佛教大寺院為主，從西藏、尼泊爾、喀什米爾、印度等地所直接傳入的印度、西藏風的「佛教文化」，在這裡都可以看到。有名的尼泊爾建築、工藝技術者阿尼哥，其名也可以讀作阿尼卡或艾涅卡，尚不確定，但確實是經由他的雙手所創造出來印度、西藏風高層建築在各地達於天際。此外，依然是濕婆所變身的多頭多臂的「摩訶迦羅」(Mahākāla)也就是「大黑天」等等的立像及浮雕，在所至之處都可看見。

總而言之，大都內部較我們現在所想像的還要具有濃密的印度、西藏色彩，而不只是中華色調而已。

與海相連的都城

儘管如此，乍看之下，大都仍然就像是一座純然的中國國都。但那只是外觀上的形貌而已。恰好和忽必烈的新國家，外觀與實質成為一種雙重結構。

如果僅從形式上來看，大都是藉由完美的平面計畫與都市計畫，以及所造成的整齊劃一的美觀，被視作古代中國以來的理想，也可以說是將連一次也未曾實現的國都形式具體化並展示於世。造訪大都的人，都為其異樣的規律美、黃金與濃綠甍瓦所覆蓋出來重重相疊的大屋頂所帶來的眩目色彩美，以及種種巨大建築物所形成的複合美而驚嘆、迷醉，異口同聲地稱讚不已。而且在建築文化的這一點上，與地中海世界等西方相比，東方世界明顯地本來是有所遜色的。忽必烈是將建築上東西雙方的力學關係，加以顛覆了。

但是，與壯麗的外觀不同地，看看其現實的都市機能，則可以發現它與中國國都完全不同的特徵。首先就是在都市中央部所廣布的湖水與綠地。

作為大都中心的皇城裡頭，圍繞著中央的太液池，東側有大可汗固定斡爾朵的宮城，西側有皇太子宮的兩組建築群，此外則是一整面的草地。（興聖宮是日後的建設）這裡是將原為忽必烈軍團冬營地的地點作為忽必烈皇室專用的「神聖空間」來圍起的。鳥獸被放養於此，在其一側甚至還有以「靈囿」這個漢字來標識的「動物園」。在宮城的一角上，為了顯示那裡是遊牧帝王的「斡爾朵」，特地排列以天幕式的住居即蒙古包，皇城地區的全境成為了一種散步的地帶。

這樣的園地或園林用波斯語來說是「巴格」，和其習慣、方式一起，原樣地被吸收到蒙古語中。這種挨近草地及湖水，或是完整圍繞的作法，不只是在構成忽必烈政權核心勢力的內蒙草原地帶諸王侯的夏都、冬都而已，在察合臺汗國的冬都阿力麻里（Almalik），旭烈兀汗國的新王都蘇丹尼葉（Soltānīye）、欽察汗國的王都薩萊（Saraj）等處亦可普遍看見。可以說是河川、湖沼水畔的草地與都市所組合成的蒙古型的都城模式。

但是，無論如何大都最大的特徵，就是它是一座與海相銜的都城。大都與現在的北京不同，在市區大約正中央之處有個﹁積水潭﹂的巨大湖面坐落，那成為城市的內港。以米穀為主，中國南方的豐富物資固不待言，滿載著伊斯蘭世界或西方物品的船，通過印度洋海路來到東方，也在此排列舳艫。

在被稱作「斜街市」的北岸一帶，有買賣上岸物品的官營市集櫛比麟次。在那一帶，有負責大都經濟活動及首都行政的大都路總管府等等，經濟、財務相關的官廳及設施林立，成為不亞於《周禮》「后市」的經濟專區。

從積水潭開始，通過大都市內，直到東方郊外約五十公里前的通州，設有閘門式的運河「通惠河」。雖然大致是平坦的華北平原，但大都到通州意外地有三十七公尺的高低差。以運河來銜接其間，在當時的技術水準而言，有很多難處。

依照忽必烈科學、工學策士郭守敬的設計，在十餘處有閘門設置，每道閘門都附設有大型半圓的迂迴水路，使得河船的航行成為可能。在每一道閘門，為了運河的管理、維持及河船曳航，平時設有超過二千名的人員及大量的馬與車。就算是如此，河船在積載量上還是遠勝過馬與貨車的搬運。因此，忽必烈王朝籌集龐大的資金，持續地努力要使大都成為一個可以以水運來連結的都城。

以運河串連海運與陸運

在通州，有一道原來在金朝聚集了華北內陸水運網，名為「御河」的運河流通。但是，其後隨著金朝南遷所帶來的混亂而荒廢了。忽必烈政權確立後立刻就使之恢復。主要負責重新規畫以御河為中心的運河網，使之再度復蘇者，就是以郭守敬為首的工學官員們。

在接收南宋以後，從江南縱貫中國大陸的「大運河」，也投入莫大的資金與努力再行開鑿，可航至通州。「大運河」在很長的時間都消失了。歷史上「大運河」的復活，從北宋時代算來時隔一百數十年。從「大運河」到達中國本土北端的這層意義來說，其實從唐代算來已有三百數十年之久。令人吃驚的是，光是只看這個在短時間達成的兩個運河體系的建設、整備，也已經是十分巨大的計畫。

甚至，朝著通州這個方向，也有在海港直沽重新裝載集積到河船的海運物資，順著自然河流白河的緩緩水流而來。直沽是一個不只與江南，也與東南亞、印度洋、西亞方面相連的海洋窗口。這個直沽正是現在天津的前身。北京與其外港天津的這種形式，其實是創始於蒙古時代。

要言之，大都的積水潭是相銜河運、海運的「水」的物流的基準點。大都營造計畫的重點就在於此。大都建設的目標，不只是大都的營造。而是包括與大都有關的一切系統整體，項目廣泛的建設事業一舉來進行的。

此外，這裡應該注意的還有另外一點。忽必烈政府為了維持成為都市內港的積水潭的巨大水面，大幅整頓高梁河的水系，創造遠至北方的密雲、昌平一帶取水的系統，將其水源源不絕地引至大都城內的大工事。這樣一個積水潭的水源工事，以及方才所述的通惠河極為困難的開鑿鋪設工程，都是在大都營造事業成形之初就開始籌備了。使帝國新都與海洋連結的想法，打從大都計畫的最初就存在了。這意味的是在那時就既已吸收南宋為前提，進行了所有的相關事業計畫。與大都計畫同時進行的南宋作戰兩者彼此間的連動性，是很清楚的。南宋作戰是巨大國家建設計畫中的一環。

另一方面，陸上交通網的整備也同時進行。經過內陸亞洲的所有路徑，都被設計成儘量聚集在「首都圈」北半邊的夏都上都。過去以哈拉和林為中心的驛傳網，也與上都作連結。

在這個上都與大都之間，以三條幹線與一條旁道作連結。然後，從大都開始，往東亞區域，都整備有放射狀的道路網。根據當時從東西世界來造訪的旅行者見聞，忽必烈的「王道」在寬廣公共道路兩側挖掘有水流通的溝渠，在彼處種植白楊或柳樹等樹木，從兩側打造了包覆公共道路的涼爽綠蔭。

以現在的感覺來說，這樣一種道路網的整備，看起來也許是理所當然的。但是，規模遍及中國全土的公共道路整備，至少是自唐代以來的首次。光是如此，就可知此一事業多麼壯大。更何況，北起黑龍江及西伯利亞，南至越南、緬甸、西藏等東亞全境道路系統的整備，就目前所確認範圍內，是史上第一次。甚至，那又和橫貫草原與綠洲世界的驛傳系統作連結，又以陸上交通體系與歐亞全境相連，就這層意義來講，則是人類史上最早的。說不定到目前為止，或許也可以說只有在此時發生過而已。這些事業一次同時進行，在忽必烈這一代就達成目標。

忽必烈新國家的夏都上都，可以說是擁有哈拉和林這個「草原陪都」，冬都大都則是具有擁有通州及直沽這兩個河運及海運的「物流轉運中心」。在直沽的那一頭，則有世界最大的都市杭州相鄰。

甚至，令人吃驚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們還考慮到了要以運河來直接連結大都與上都。從根據郭守敬等人的調查，高度差達八百公尺這個令人不得不放棄念頭的高度來看，就可以知道忽必烈政權的構想能力，是多麼超乎想像的壯闊，滿溢著國家建設的意志。

所有一切建設的樞紐，就是作為巨大帝都，兼具水陸機能的大都。如同已經敘述的，如果說「首都圈」群及大大小小的忽必烈一族「王國」是忽必烈政權的骨幹，那麼大都就正像是心臟一般。

陸與海兩方面所造成的歐亞人流與物流，從一開始就被計畫要匯集到大都來。大都是忽必烈與其策士們所主導促成的超大型循環的起始基地。相對於過去作為蒙古首都的哈拉和林是中央歐亞的階段性世界之都，大都則是以包覆歐亞世界的全體中心來被創造的。

重新認識「元朝」和忽必烈。

此書獲頒三得利（SUNTORY）學藝賞（人文思想／歷史領域）。

對於中國人而言，蒙古是「元寇」；對於俄羅斯人而言，蒙古意味著「韃靼的桎梏」，對於西歐人而言，蒙古則是以屠殺聞名的「野蠻破壞者」。這些看法都錯了！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把真相從歷史的迷霧和文明的偏見中釋放出來，藉此重新認識蒙古、元朝和忽必烈。

●忽必烈的繼位，為什麼是理解蒙古和世界史大轉向的關鍵之鑰？

西元1259年，第四任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忽必烈宣布繼承大汗之位，使得旭烈兀在伊朗自立為國，從而造成幾個蒙古汗國的分化。這一局面，使得1260年成為世界史轉向的重要一年。

●只有征服南宋，才能被蒙古共同體認定為唯一的統治者。

忽必烈要如何在蒙哥去世後的權力競爭者中勝出？他不僅要在軍事上擊敗競爭者，還得創下不世之功和巨大財富，給蒙古共同體帶來繁榮安定。這正是忽必烈必征服南宋之因，因為南宋國擁有當時歐亞大陸最大的財富與人口。自此，蒙古不再沿草原地帶西征，而轉為複雜地貌的南方。

●忽必烈的挑戰不僅是如何攻下南宋，而更是保有其繁華，他做到了。

他克服了地理上的「空白障壁」（指南宋和金對峙期間造成的荒蕪中原）與「水的障壁」（指長江），盡可能減少雙方損傷，達成順利接收江南財富的目標！他兵不血刃，進入南宋首都杭州，並創造出更繁華的城市，讓馬可波羅讚歎不已。

●忽必烈對首都的構想——北京不是內陸城市，而是與海相連的巨大首都。

在忽必烈的規劃中，大都雖然擁有中華都市的外觀，但內在機能上卻是巨大的內港城市（即今日積水潭），透過運河和海洋連接，成為蒙古草原通往西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這完全不是我們今天對北京的認知。此外，大都也充滿了濃厚的草原氣息和印度、西藏色彩。

●忽必烈對新國家的基本構想：草原軍事力+中華行政力+穆斯林商業力。

忽必烈政權一方面將草原軍事力作為支配的根源，一方面又導入中華帝國的行政模式，以中華世界作為財富之源來管理。再利用穆斯林的商業網，創造出由國家主導的超大型商業流通體系。大元汗國是一個打破各地關稅壁壘、由政府保護貿易安全、各地度量衡標準化，並以商業稅為政府歲入的世界國家，而不僅僅是中國的「元朝」。忽必烈讓草原起家的蒙古成了海陸帝國，也讓歐亞大陸首度具備世界史的意義。

●蒙元為何「失敗」？

十四世紀長達七十年的大天災，使得蒙古聯合體走向瓦解；而另外一個原因是，在當時，支撐忽必烈這一跨歐亞體系的技術手段其實非常低。一三六八年，大元汗國從中國境內退出，蒙古帝國迅速分化為大大小小的諸多勢力。而明以後的中國，在一個已經蒙古化的體系裡（包括疆域、行政體系等）以中華為名繼續運作。

這就是真實的蒙古。十三世紀初，以遊牧立國的蒙古快速崛起，統合歐亞大陸的東西方文明，為世界史開創嶄新的一頁；而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的第二次創業，即大元汗國，所建構出的世界國家及經濟體系，更是對今日世界形成巨大影響。本書超越以西歐、中國為主體的觀點，描繪出有別於以往的蒙古、「元朝」和世界史。

本書特色

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所建構的世界國家及經濟體系，很少被談及和論述。本書超越以西歐、中國為主體的觀點，描繪出有別於以往的世界史觀；蒙古不再侷限於「元寇」、「編派苦役的韃靼人」等「野蠻破壞者」的形象，而是世界史的創造者。作者並以此書獲頒三得利（SUNTORY）學藝賞（人文思想／歷史領域）

杉山正明

經歷

1952年生於靜岡縣，1974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業，1979年取得京都大學東洋史學博士資格。之後任京都女子大學專任講師、副教授。1992年轉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副教授，自1995年擔任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迄今。他亦受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學術研究之外，曾參與1992年播出的NHK「大蒙古帝國」系列節目監製，著有歷史專書十餘冊。

代表作及得獎紀錄

◎1995年，以《忽必烈的挑戰――邁向蒙古海上帝國之路》榮獲三得利學藝賞。

◎2003年，以歷年研究成果及著作，榮獲第六屆司馬遼太郎賞。

◎2006年，獲頒國家榮譽――紫綬褒章。

◎2007年，因《蒙古帝國與元朝》等書，獲得日本學士院賞。

周俊宇

目前就讀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為博士班學生。

譯有《顛覆世界史的蒙古》、《忽必烈的挑戰》等書。

本書評價

「杉山正明的這部作品，為我們展現對世界史嶄新的思考方式。」――山內昌之（東京大學教授），1995年SUNTORY學藝賞評審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