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傳解經

記錄歷史的格式

掌握來龍去脈

以血緣為基礎的封建秩序

必也正名乎

經傳並存才有意義

誰是左丘明？

第二章 封建秩序崩壞史

霸主崛起的關鍵時刻

實力與舊制度的對抗

裁剪編排凸顯爭議

國際關係的連鎖反應

合「禮」的侵略

第三章 最後的禮教秩序

君子謀定而後動

弱肉強食的新法則

亂世中依然有君子

史書中的小人物

第四章 實力比名分更重要

才重於德的時代

政治哲學再突破

君子不懂的計謀

周代的戰爭術語

禮儀秩序只是藉口

誰是稱職的國君？

第五章 霸業形成

傳奇大力士的悲劇

霸業之始

妖由人興也

什麼才是應該效忠的對象？

野火燎原

國際新秩序

掌握來龍去脈

不過，前提是我們認定《春秋》是一本歷史著作，而且我們認定先有這樣簡單、簡陋的《春秋》經文，然後才有解釋經文的《左傳》。

先有「經」，才有「傳」，在面對像《毛詩》或《尚書大傳》時，沒有問題；在面對《公羊傳》、《穀梁傳》時，也沒有問題。《公羊》、《穀梁》都是依循著《春秋》的文句對應解釋的。

但面對《左傳》時，我們卻必須稍微小心一點，不能如此理所當然、想當然耳。表面上看，《左傳》也是傍依著《春秋》，《春秋》經文起自魯隱公元年，《左傳》紀錄也起自魯隱公元年。但是《春秋》結束在魯哀公十四年，《左傳》卻結束在魯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十三年的內容。也就是說，作為解「經」的「傳」，《左傳》裡竟然有十三年的解釋，沒有對應被解釋的文句。

另一個問題，《公羊》、《穀梁》主要在解釋《春秋》文句的意思，進而挖掘、分析對《春秋》為什麼這樣寫，而不那樣寫。《左傳》中也有這種直接解釋文句的部分，但《左傳》裡更多的，《左傳》真正的內容主體，卻是「以事解經」。也就是說，將《春秋》中簡單的三言兩語紀錄加以展開，讓讀者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還原其相對比較複雜的過程。

因為「以事解經」，所以「事」，而非「理」，才是《左傳》的重點。也因此才可能出現魯哀公十五年之後，「有傳無經」的奇特現象。事實上，那就是從魯哀公十五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的大事紀，說明了那十三年間發生了哪些事。

換個角度看，魯哀公十五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的《左傳》內容，不會因為沒有相應的《春秋》經文而失去意義，仍然可以獨立地提供我們對那些年間歷史變化的訊息，那麼有什麼道理認定《左傳》其他兩百四十二年「以事解經」所記錄的「事」，不能獨立於經文存在嗎？沒有經文，不用對照經文，占《左傳》絕大部分篇幅的事件紀錄，獨立來看，都是重要的歷史──《左傳》根本就可以獨立於《春秋》之外，自成一本豐富而精采的史書啊！

還有，《公羊》、《穀梁》的作者，可以對著《春秋》的文字，講出他們大部分的解釋，《左傳》卻不可能。《左傳》的作者再怎麼了不起，都不可能從《春秋》經文中簡單的「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幾個字，讀出從鄭武公娶妻開始，到後來莊公和太叔段間的兄弟之爭，再到太叔段逃到鄢等等複雜的過程。顯然，寫《左傳》的人，手中必須有別的紀錄，才能依照這些紀錄補充《春秋》中沒有記載的細節。

然而，《左傳》運用的這些材料，為什麼《春秋》的作者看不到？還是，為什麼《春秋》的作者不運用這些材料，把事件說明清楚呢？

答案的關鍵在：《春秋》的撰寫用意，很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是著眼於我們今天所認知的「歷史」功能的。《春秋》所關心的，回到那樣的時代環境下，是藉由文字將現實事件和應然禮儀、秩序、道理、原則，進行比對，並且將比對結果固定下來，供當時人及後人學習參考。也就是說，《春秋》的重點不再紀錄發生了什麼事，而人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些事的意義，放在封建禮儀秩序下所展現出來的意義。

換另一個方式說，《春秋》的核心功能是「正名」，找到符合封建禮教道理的方式將現實事件寫下來，傳留下去。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那樣的價值觀念，應該是有周代封建，至少是魯國文化傳統為其背景的。

以血緣為基礎的封建秩序

讓我們試著從中國文字演進變化的過程，將這套邏輯說得更清楚些。

中國文字最早是作為一種宗教性的神祕符號出現的。商朝時，文字是商人發明、獨占的權力工具，用來傳達、記錄和天上祖宗神靈之間的溝通訊息。其運作類似於「三太子扶乩」時在沙盤上寫下的符號，或是道教裡的「靈符」。那樣的人為記號，一般人都看不懂，只有極少數人聲稱他們可以從中解讀出神祕意志的告示，甚至可以藉由這套符號和虛無飄渺的異界溝通，讓異界的力量為我所用，趨吉避凶。

商周之際，統治的模式有了巨大的轉變。周人學習、套用了商人發明的文字符號，卻明確拋棄了商人那種「神道設教」裝神弄鬼的思想，給了文字不同的用途。在周人手中，文字被鑄上不壞不朽的青銅器，產生了抗拒時間、抗拒遺忘、抗拒變質的效果，文字所記錄的事情就這樣被明確地固定下來。

周人「翦商」，取代商人原有的政治地位，同時也徹底改變了統治的安排方式。他們用「封建」原則取代了原本的「共主」架構。「封建」的基礎，是親族、宗族關係，將源於父母兄弟親戚的人情互動，推擴出去，成為國與國之間的組織。領有這塊封地的人，是天子的弟弟，這個國也就必須對天子負擔和弟弟一樣的禮儀與行為責任。這個國君是那個國君的姪子，那麼兩國之間，也就自然形成了叔姪關係。

所以封建秩序的基礎和必要條件，是確認彼此之間的親族關係。而親族關係很容易隨時間、隨世代遞嬗而變得不確定。你當然知道你的親兄弟是誰，但對堂兄弟、表兄弟，你就不見得都能夠記得明白、認得清楚了。更不要說到第三代、第四代，家族開枝散葉出去，彼此關係要如何一一記得、一一遵守了。何況，周人親族開枝散葉伴隨著封建開拓同時進行，例如周公子孫被封到離中央千里外的東方，召公子孫也被封到離中央千里外的北方，幾十年、上百年之後，誰還認得誰？

在這樣的情況下，周代封建竟然能夠維持幾百年，國與國仍然基本按照親族關係保留彼此地位階序與權利義務，一是靠複雜嚴密的禮儀，二就是靠文字。而且複雜嚴密的禮儀，往往也要靠文字才能代代完整傳留下來。

周初有一套特別的安排，叫做「昭穆制」。這是用以協助記憶親族關係的設計。簡單說，就是將單數代和偶數代分別開來。在宗廟祭禮上分成左右兩邊。一、三、五、七……代在一起；二、四、六、八……代在一起。一邊叫「昭」，另一邊叫「穆」。如此一來，就將代與代之間的關係減半劃分。你知道你屬「昭」，遇到同樣屬「昭」的，就知道兩個人要嘛同代，要嘛差兩代。若是遇到屬「穆」的，就知道他要嘛高你一代，要嘛低你一代。在辨識記憶上，排除掉一半錯誤的可能性，上下兩代的年歲差異，有時容易混淆，很多人會有年紀比他小的阿姨、叔叔，但相對比較不容易有和你年紀相當的姨婆、叔公吧？

這是很聰明的設計，而且符合隔代彼此親近的人性習慣。做爸爸的經常會在管教上和子女關係緊張起衝突，做祖父的，相對就會對孫兒比較寬容。所以「昭」代與「穆」代之間存在對抗、競爭氣氛，而「昭」代與「穆」代內部卻是和諧和樂的。

從「昭穆制」，我們看得出來：避免親族淆亂，確認彼此關係，在周人生活中極其重要。即使有了「昭穆制」，只要時間拉得更長些，還是難以避免產生錯亂。

傳奇大力士的悲劇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哇，又來了一樁弒君案。「宋萬」就是前面說的南宮長萬。無法忍受如此被宋閔公奚落侮辱，既是重要大夫、又是勇士、又是大將的南宮長萬索性將宋閔公殺了。「蒙澤」是地名，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宋閔公打獵居停之處。

南宮長萬一殺殺紅眼了，在門口遇到另一位大夫仇牧，就把仇牧也殺了。「批」是徒手擊打的意思，真可怕，沒有用武器，光是空手，南宮長萬也能殺人，可見他力氣有多大。「東宮」是諸侯的內室，顯然南宮長萬是進到宋閔公的內室殺了他，出來先遇見仇牧，殺了仇牧，再朝西走，要從中間的大門出去吧，途中遇到宋國的最高執政官華督，也把他殺了。這顯然是個性極衝動的一個人，被激怒時沒有多加考慮的衝動行為。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顯然，南宮長萬粗暴的做法，引起了宋國貴族的公憤。《左傳》這裡強調「戴、武、宣、穆、莊之族」，意味著宋國五代的王族後裔，聯合起來反對南宮長萬。而這些國君族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群公子」，他們集體離開宋國都城，都到了蕭，在蕭的大夫大心支持下，援引了曹國的軍隊，討伐南宮長萬。先是在「師」這個地方打敗並殺了南宮牛，然後又長驅直入宋國都成，殺了由南宮長萬擁立的子游，改立宋桓公為國君。子游只當了兩個月國君，沒有得到列國的承認，所以就沒有諡號，從頭到尾都只稱「子游」。宋桓公就是公子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看情勢不對，猛獲逃到衛國，南宮長萬自己也逃到陳國去。不過即使是逃走，他的氣魄也和人家不一樣。「輦」字的意思是用人的力量，而不是用牛、馬拉車。南宮長萬自己拉車，載著母親一起走，從宋國到陳國，兩百六十里，也就是超過一百公里的路程，他竟然一天就到了，這是什麼樣的神力！

有了這樣的後續發展，我們回頭就明白了，難怪《左傳》要特別記錄魯莊公自己射中了南宮長萬，還將南宮長萬生俘，這真是何其難得的事。我們也就能夠進一步理解，南宮長萬回到宋國，為什麼宋閔公要那樣開他玩笑──就連你那麼武勇的人，也有被魯國抓起來的一天啊！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宋國要求衛國把猛獲引渡回來，衛國本來不打算答應。但衛國大夫石祁子說：「這樣是不可以的。所有的國家有同樣的禁忌厭惡，都無法接受弒君作亂的行為。這個人在宋國被人厭惡，卻在我們國家得到庇護，庇護他對我們國家有任何好處嗎？就算他有什麼本事、有什麼價值，得到這樣一個人，卻得罪了宋國，又有了是非不明，支持作亂而排斥正確儀節，如此絕非善於為國家著想的作法。」接受了石祁子的建議，衛國就把猛獲送回了宋國。

石祁子明顯代表了封建秩序的原則，誰會贊成支持弒君作亂呢？那麼衛國原本不打算送還猛獲，又是什麼樣的考慮？那是從強弱消長而來的算計。鄰國動亂，對自己不見得是壞事。留著一個有本事可以帶兵的大夫，而且還是有可能擾亂宋國的猛獲，當然對衛國有好處。《左傳》站在維護傳統秩序的立場，將石祁子的話表現得正義凜然，但實質上，春秋最關鍵的時代特色，卻正就是源自傳統秩序的答案，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亦請南宮長萬，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這裡我們馬上就看到了不遵守傳統原則，可能帶來的好處。宋國也向陳國請求引渡元凶南宮長萬。為了怕陳國不給，宋國準備了厚禮送給陳國。陳國被收買了，就使出美人計，派女人去陪南宮長萬喝酒，把他灌醉，才有辦法抓住他。抓住他之後，還不敢大意，用當時人認為最強韌、最牢靠的犀牛皮把南宮長萬緊緊裹住，送往宋國。載運了一百多公里，抵達宋國都城，一看，南宮長萬的手腳都已經從犀牛皮中硬是掙脫出來了。多可怕！他的力氣大到這種不可思議的程度，要是時間再拖長些，說不定就連犀牛皮也困不住他了。被綁回宋國的猛獲和南宮長萬，就都被處以最嚴厲的極刑，被砍成了肉醬。

這就是一代傳奇大力士南宮長萬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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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無「傳」不成「經」。

《春秋經》是記載魯國歷史的編年體著作，也是後世研究東周初期歷史的重要材料，經文筆法簡省，用字遣詞遵守嚴格體例，意在彰顯封建秩序的價值觀。但是，單獨研讀《春秋經》本身的簡潔文字，並無法讓我們了解它所承載的意義，必須配合與每條經文相關的史實說明，我們才有辦法明白它為何提出那樣的價值判斷，而《左傳》正是這樣一部解明春秋大義的史書。

《春秋經》記事前後長達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則多了十三年，在這麼長的時間裡，豐富的史事被記錄下來，經傳合計超過二十萬字，即使有時間通讀全書，可能也被紛亂的事件模糊了焦點。

在《封建秩序的黃昏：左傳》裡頭，楊照為我們挑選了他認為最值得注意的三十年，這三十年正是周朝封建秩序嚴重崩壞，霸主體系逐漸崛起的關鍵時期。專注研讀這一時期的歷史，更能讓我們體會到，《春秋經》以文字褒貶來維持封建秩序最後尊嚴的期望。

在這本書裡，我們可以看到「辦外交像走親戚」的封建體制如何運行，可以看到哪些諸侯德行有虧，因而招來滅國之禍，還可以看到「才能」取代「血統」、「計謀」凌駕「禮法」的觀念轉變，更可以看到第一位霸主齊桓公如何取代周王室成為國際衝突的仲裁者。這本選讀，正是帶領讀者進入東周時代，體驗春秋巨變的最佳指引。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明日報》總主筆、《新新聞》總編輯、總主筆及副社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已出版數十部文學創作及文化評論著作。長期於「誠品講堂」、「敏隆講堂」開設人文經典選讀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