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辜振豐

◎譯者序 賴明珠

Side-A

◎看了《沒有陽光》那天

時代一點都不溫柔，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經常在下雨……

◎69年夏

回想起，那太陽非常熱的六九年盛夏。我二十五歲。

◎蒙受幸福恩惠的女子，死了

我想她一定是個比別人加倍溫柔的女孩，但似乎不喜歡當一個藝人，做演員這個工作。

◎死者們

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人死掉，生的中心就有死，而且「我們」並不避開那死，反而想去親近。

◎罪惡感

記者難道不是應該先去救助即將被殺害的人嗎？在按下快門之前，不是應該先制止美軍嗎？

◎拒絕採訪

我想這些孩子擁有可以反抗的父親或許是幸福的。

◎都會有時很美麗

我離大學愈來愈遠，生活繞著電影、爵士樂、和戲劇打轉，街頭成了「我的大學」。

◎遠離越南

那說明了不管怎麼反對越南戰爭，自己反正不是當事者，只是從安全地帶鼓動反動運動而已……

◎現代歌情

搖滾，是在越南戰爭的體驗中所產生並茁壯起來的美國年輕世代的音樂。生活在溫吞吞日常中的我們，是不會懂得搖滾優點的……

Side-B

◎逮捕之前I

宮澤賢治和清水樂團—這兩點讓我信任了Ｋ……

◎逮捕之前II

我這邊冒著自己的風險還堅守「記者的道德」這原則，不向警察「通報」K的事。

◎逮捕和解雇

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我被埼玉縣警察逮捕，因「湮滅證據」的嫌疑。

◎後記

◎新裝版出版記〈三個時間〉

　我住的地方，阿佐谷有一家叫做「現代詩」的小小喫茶店。是山內豐之先生的店。因為常常會在永島慎二的青春漫畫中出現而開始出名，成為住在附近年輕人的小小聚集場所。

永島慎二一副老闆般的臉色坐在那裡。店裡有漫畫青年，有不紅的民謠歌手，有荻窪高中的造反高中生，有越平連的運動人士。

以企業參與文化活動的現代來看，當時簡直像牧歌般悠閒的形式，在狹小的喫茶店裡舉行詩的朗誦會，和民謠歌手音樂會。

「現代詩」熱門的時期是從一九六○年代中期到後半期，正好是整個日本社會，年輕人的能量正在熱烈燃燒的時期。

我一直生長在阿佐谷，雖然生在代代木的參宮橋，但戰後搬到阿佐谷，到結婚後離開家之前都一直住在阿佐谷；是在阿佐谷的奧迪安電影院看電影長大的。

開始經常流連「現代詩」是上了大學之後，我進大學那年是東京奧運的一九六四年，被稱為現在的TOKIO原點那一年。

從那時候開始，整個城市真的變得有趣起來。從學校回家的途中，常常在新宿下車去玩。在新宿玩過後回家途中又常常經過「現代詩」，在當時是很難得夜裡很晚打烊的店。

永島慎二的《瘋癲》和《漫畫家殘酷物語》是在六七年左右出版的吧。當時大學的課幾乎沒去露面的我，成天泡在永島慎二的漫畫裡，漸漸在新宿開始過起彷彿嬉皮般的生活。

從電影院開演的中午時分來到新宿，一場接一場地看電影。那時候是新宿藝術電影的全盛時期，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高達，以及耶吉．卡瓦萊洛威茲(Jerzy Kawalerowicz)、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蒙克（Andrzej Munk）等一連上演的波蘭電影。放映楚浮（Franois Truffaut）的《槍殺鋼琴師》（Tirez sur lepianiste）時，休息時間，臺上還搬出鋼琴來，由真正的鋼琴師登場，彈奏一兩首古典小曲。該說很帥還是很悠閒呢？那是個這些事物很平常進行的時代。

就像人一樣，那時候的都市也正值青春時代。現在八○年代的東京正青春的是，充滿年輕女性的澀谷和青山，而六○年代最熱的區域，怎麼說都是新宿。而且，從新宿搭中央線第五站的阿佐谷，也確實感染到新宿的熱勁。實際上，當時主要在新宿流行起來的地下實驗劇和地下藝術的表演者大多都住在阿佐谷。

緊鄰我家的是一棟公寓，裡面住著一個奇怪的男人。中午時分我要到新宿去「上班」經過那棟公寓前面時，　

那個男人膝頭常常抱著一隻貓在曬太陽，或在曬著棉被。他理光頭、眼光銳利、留著鬍子，容貌魁偉。看來像流氓，過的卻是窮書生般的生活。經常被美麗的太太指使著做這做那的，又像個吃軟飯的。

我常常懷疑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有一次，我到花園神社去看狀況劇場的戲劇。在全都出現一些奇怪演員的舞臺上，還有一個特別醒目的個性派人物。仔細一看……咦，那不是坐在隔壁公寓前經常膝上抱著貓在曬棉被的男人嗎？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他是叫磨赤兒的怪優演員。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以後我在經過男人面前時，開始會向他打招呼，他也以「附近鄰居」跟我交際往來。我也知道貓叫做「政五郎」這樣正經的名字。傍晚，怪優要餵貓食物時叫著去玩的貓「政五郎、政五郎」，好像內田百閒隨筆的一幕般，怪怪的。

那時候評論家赤瀨川原平也住在阿佐谷，經常可以看到他在大眾居酒屋「鱈腹」。那時我還是學生，自然不太能接近那樣有名的人，跟朋友坐在旁邊的桌子，只能將仰慕的眼光投射過去示意「那就是赤瀨川原平」。

我也不敢接近永島慎二。因為「現代詩」是一家很小的喫茶店，所以永島慎二明明就近在身旁，我卻還無法開口招呼。我的外甥和永島慎二的小孩是小學同班同學，我想可以談到那方面的共通話題，又覺得像家長會似的提不起勁。山內先生問我：「要不要我幫你介紹？」總覺得很緊張，只說「不用」就觀望過去了。結果，能和永島慎二開口說話，還是在我當上《週刊朝日》記者後的事。山內先生從前曾幫松竹或某家電影公司寫過劇本，因此對電影也很熟。我在新宿看過電影，回到阿佐谷來經過「現代詩」，就常在那裡跟山內聊電影的話題。

我那時候已經幾乎不去學校了，雖然是法學院的學生，但對法律提不起什麼興趣，偶爾去上課也只會打呵欠。我還經常聽說「大學鬥爭是從上課中打呵欠開始的」，那時候的我，覺得上大學不如到新宿街頭有趣多了。

那裡有電影、爵士樂、有地下劇場。還有很多瘋癲率性的狂人和被稱為嬉皮的邊緣人朋友。永島慎二在《COM》漫畫誌上開始連載《瘋癲》是在我大四那年，一九六七年。永島慎二的漫畫世界，雖然以稍前的六○年代前半為舞臺背景，但那氣氛在六七年那個時間點也能感受到。

一直泡在深夜營業的爵士喫茶店，和瘋癲夥伴們清晨才走出新宿街頭。總是吵嚷喧鬧的新宿街頭，只有清晨的一瞬間顯得特別美麗。法國詩人的詩句「世界有時很美麗」那時候忽然生動地甦醒過來。

那時候的新宿西口，現在副都心的地方，原來是淨水場，完全看不到人影，像科幻片的風景般開闊。在爵士喫茶店裡熬通宵後，揉著睏倦的眼睛和瘋癲夥伴們走到這淨水場，眺望一直延伸到遠方的茫漠風景時，感覺簡直像要被吸進風景裡去似的。只有這一瞬間可以忘記自己的事—往後自己要如何活下去才好？學校能畢業嗎？能在哪裡就業嗎？這些麻煩事。

當「爵士樂英雄」約翰．柯川死去時，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我大四時。正值去考朝日新聞徵才考試落第，無奈只能被迫當「就職浪人」的不安定時期，所以柯川的死，對我打擊特別大。那是才四十幾歲的年輕死法。與其說喜歡爵士樂，不如正確說，是喜歡深夜可以暫窩的爵士喫茶店的我，和那些比我小五、六歲的瘋癲夥伴們，說要舉行一個柯川的「葬禮」，我們就到新宿西口的淨水場去。大家一起把《崇高的愛》（A Love Supreme）的唱片，埋在淨水場裡誰都不可能會去的地方。

夏天的清晨，我還記得冉冉上升的朝日中，野狗成群結伴在淨水場的遠處跑著。

朋友們一一都就業了，又離開了，只有自己一個人成為浪人，那令人非常心虛。以現在的說法叫「認同遲緩（moratorium）青年」，聽起來好像很嚴重，但那時候，大學一畢業總之就該工作，是「正常」青年人生規劃的第一頁。

就業還沒著落，老在新宿街頭閒逛是抬不起頭來的。跟正埋頭苦讀準備司法考試的同學們已經幾乎沒話聊了。提到柏格曼、波蘭斯基、波蘭導演耶吉．卡瓦萊洛威茲等名字，人家只會問：「那是誰？」和法學院的朋友們變成已經沒有共通話題了。法學院有少數女同學中有比較可愛的女生，有一次我問那女生：「要不要一起去看電影？」她以難以相信的臉色回答：「你很閒喔？」她準備考司法考試正在猛讀書中。長得有點像派蒂杜克（Patty Duke）的她，後來，很順利地考上司法考，當上了律師。我很想鼓起勇氣做個愛的表示「妳很像派蒂．杜克」但還是放棄了。對於幾乎沒看過電影的她就算說了，一定也只會回問：「誰是派蒂．杜克？」

我離大學愈來愈遠，生活繞著電影、爵士樂、和戲劇打轉，街頭成了「我的大學」。母親擔心地說：「你到底打算怎麼辦？有沒有為自己的將來考慮？」我並沒有勇敢到回嘴「囉嗦」的地步，連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地繼續在街頭流浪。像中了毒癮般，對街上的嘈雜也會上癮。一到華燈初上的時分，就會開始迷戀起嘈雜的街頭，一留神時，人已經身在新宿街上逛了。

有一次，我曾經對「現代詩」的山內先生提到：「我也想當喫茶店老闆。」平常很和氣的山內先生，只有那次很生氣地說：「煮一杯咖啡，以你那樣的玩票態度都不行噢。」

越　戰打得愈來愈激烈。日本媒體果敢地開始展開反戰活動。尤其是自由攝影記者陸續去到越南，發表在戰場拍回來的活生生血淋淋戰場相片。我看到這樣的工作，想做記者工作的心就變得更堅定。

因此大學四年級夏天就去報考朝日新聞社，卻在面試時落榜。也不敢保證第二年如果重考是否能考上，事到如今也不能去銀行或商社應徵了。

沒有被公司錄用的人，無論是誰都會感到不安和孤立，以我的情況，又處於「就職浪人」這種特殊狀況，更認定自己是孤獨一人了。

雖然政治意識很強，但幾乎和政治運動無緣。對所謂人際關係這東西極力避免密切牽扯的「膽小個人主義者」來說，政治運動猶如穿著髒鞋子不客氣地一腳踏進人家屋裡，侵犯私生活等缺乏細膩感覺的強者行為。

雖然如此，我依然決定當一個就職浪人，這是深受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發生的所謂「第一次羽田事件」衝擊。當時的佐藤首相，冒著國內重度批判越南戰爭的聲浪，毅然訪問越南，對這點，反代代木系全學連的學生高喊「阻止佐藤出訪」口號，在羽田機場附近展開示威遊行，在和警察隊伍衝突之中，和我同世代的京都大學生死掉了。

這個事件帶給學生們很大的衝擊。「他死掉了，那時候你在做什麼？」對這樣的質問，誰都苦惱煩心，也就是所謂「10．8衝擊」。對於被稱為全共鬥世代的那世代人來說，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成為難以忘記的「紀念日」。就像美國六○年代「甘迺迪總統被殺時，你在做什麼？」這句話被當成世代的共通語言般，對六○年代的日本來說，「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京大生山崎博昭死去時，你在做什麼？」也成為共通的沉重問題。

摘錄自＜都會有時很美麗＞

如果不抱幻想地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時代……

Suntory學藝賞×讀賣文學賞 × 桑原武夫學藝賞 × 每日出版文化賞受賞作家

「東京學」第一人川本三郎

小說《挪威的森林》背景時代，電影《革命青春》原著

撼動日本學運世代的青春回憶錄

這樣的結局告訴我，為自己而戰是無止盡的，再怎麼困難也要相信自己向前走。－－妻夫木聰

看完書才知道原來真的有時間也無法療癒的傷痛。－－松山研一

我終於明白當時投身學生運動者的心境，包括他們的不安與內疚。──山下敦弘(導演)

無與倫比的青春之書。－－丸谷才一(小說家)

米果、何榮幸、黃哲斌、辜振豐、羅文嘉、傅月庵、賴明珠 推薦

一九六八年，日本各大學發起了以意識形態為主的鬥爭浪潮，出現學生組織的「全學共鬥會議」（簡稱「全共鬥」），罷課、占領大學校園等場面愈演愈烈。一如許多目前仍活耀於日本藝文界的創作者，作者川本三郎與他們同樣是「全共鬥世代」。

在這個日本社會思潮震盪最劇烈的時期，川本三郎以一個初出茅廬剛跑週刊新聞的新人記者身分，完整描繪出當時社會浪潮，讓這本作品成了六○年代的最真實見證。而他更親眼目睹東大「安田講堂事件」，這個大時代發生的事件，後來履次由村上春樹關鍵性地寫在《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挪威的森林》、《1Q84》等作品中。

時間也無法療癒的傷痛，一段作者數度提筆無法寫成的青春挫折物語

本書文章最早連載於1986年至87年日本文化創意人喜愛的藝文雜誌《SWITCH》，專欄名稱為「The Reading」，由該誌發行人新井敏記先生總策劃，並與角取明子小姐親自拜會川本三郎邀稿。最初原本只是希望讓八○年代的年輕讀者能理解六○年代的人事物而書寫，沒想到川本三郎寫著寫著，最後卻變得不得不整理思緒，提到一九七二年改變他一生，讓他久久無法提筆寫作的專訪思想犯（殺人犯）事件。

他因為私下採訪嫌犯並湮滅證據，走在「記者道德」與「公民道德」的法律邊緣。最後還是因為受不了精神壓力，遂向警方坦承事件發生經過而身繫囹圄。因為這樁「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他成了日本最受爭議的文壇評論家。正因為如此大膽的交涉過程，更清楚地描繪出當時年輕人的不安與衝動。儘管傷痛，作者藉由這些文字的呈現，宛如電影一般讓我們清楚看到了日本六○年代末期，一個個「我們相信一定可以做到」的青春姿態。

極其爭議引爆話題改編電影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在日本感動無數後輩文創名家，讓山下敦弘、向井康介、西川美和、野田秀樹、松本大洋等人推崇備至。這些儘管都不曾親眼目睹、經歷過六○年代的創作家，憑著他們對於當時文化思潮的喜愛而興起拍成電影的念頭。由於牽動到日本社會至今仍無解的心結，電影劇本更耗費三年才完成。最後選定兩大主角，由妻夫木聰飾演時任記者的川本三郎，松山研一擔任書中嫌犯K的演出，兩大男星破天荒地同台對戲。電影主題曲為巴布狄倫名曲〈My Back Pages〉，日本國民創作歌王奧田民生與真心Brothers重新詮釋。

川本三郎（Saburo Kawamoto）

一九四四年生於東京，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曾任《週刊朝日》、《朝日雜誌》記者，之後離開報社轉為自由文字工作者。持續筆耕四十餘年，作品以文藝評論、電影評論、翻譯及隨筆為主，創作質量兼備，甚至跨足鐵道、旅遊等各項領域。並早在八○年代便以敏銳的感受力與獨到眼光，引介剛出道的村上春樹。特別喜歡楚門‧卡波提，翻譯其作品無數。

長年鑽研永井荷風與林芙美子作品，曾拿下五座文學評論獎。以《大正幻影》榮獲三得利學藝獎、《荷風與東京》獲讀賣文學獎、《林芙美子的昭和》榮獲桑原武夫學藝獎和每日出版文化獎、《白秋望景》獲伊藤整文學獎。其他著作尚有：《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遇見老東京》、《少了你的餐桌》、《然後，明天繼續下去》、《川本三郎的日本小鎮紀行》、《現在，依然想念妳》等。

賴明珠

一九四七年生於台灣苗栗，中興大學農經系畢業，日本千葉大學深造。回國從事廣告企畫撰文，喜歡文學、藝術、電影欣賞及旅行，並翻譯日文作品，包括村上春樹與谷崎潤一郎的多本著作。

【譯者序】

◎賴明珠

我第一次讀川本三郎的書，是在一九八四年，書名叫《都市的感受性》。

這本書不但對東京這個都市做了透徹的分析，也對都市中的新銳作家村上春樹、村上龍、漫畫家大友克洋、導演森田芳光等，做了深入的介紹，引起我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動機。

事隔多年，這次有機會翻譯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感覺意義特別不同。

事實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本書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出版了。這次因為拍成電影，重新改版，並出中文翻譯版。翻譯這本書，能對六○年代和八○年代兩個重要年代加深了解，自己感覺很幸運。

原來川本三郎不只是評論家，也曾經是新聞記者。

本書所描寫的正是作者年輕時候，二十幾歲大學剛畢業，到「朝日新聞社」當記者，上班前三年所發生　事。以一生來說，是正值青春就碰到巨大改變的關鍵時期。

以時代來說，剛好碰上美國越戰打得最激烈，嬉皮風盛行到亞洲，日本全共鬥學生運動最熱烈的時期。政治動盪不安、社會型態轉型、意識型態轉變、兩性觀念開放、文化藝術創新、音樂活動頻繁、經濟發展起飛的最精彩蓬勃時期。是一個充滿反傳統、反體制、充滿顛覆、動盪、和創新的時代。也是一次次抗議都被壓制下來，身邊很多人死去，充滿挫折和傷痕的時代。

作者川本三郎，一個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看到報紙上自由攝影師從越戰前線拍回來的照片，熱血沸騰立志要當新聞記者，第一年沒錄取，不惜等一年重考，一面待職，一面在新宿打工。考上記者後，隨前輩記者站在自己原來就讀的東京大學法學院大樓屋頂，觀看對面安田講堂事件的現場，學生們困在裡面和機動隊對峙丟石頭的場面。心情上彷彿還是學生，身上卻戴著採訪臂章站在記者冷眼旁觀的立場。雖然可以安全出入校園，心情卻七上八下左右為難，看不下去，終於走出校園。

採訪學生運動的大學生、高中生；採訪美軍基地反戰酒吧的酒保；和週刊封面女郎美少女去看電影；到東京街頭流浪一個月，接觸各種奇怪人物寫成專欄；和美國記者一起採訪機場抗議活動；最後採訪一個思想犯的殺人事件，為了嚴守記者的職業道德，不肯向警察透露消息來源，不惜被捕入獄的精神掙扎。

作者年少輕狂時的一頁往事。

年輕人的正義感和天真，遇到大時代一件又一件的重大事件，一個又一個奇人怪事，驚慌、害怕、憤怒、挫折、孤獨、羞辱。

被報社免職，告別記者生涯，轉為自由作家，成為專業文藝評論家。

經過十幾年的傷痛之後，作者終於能平心靜氣而毫不藏私地一點一點寫出當年的往事。

一頁青春的自白，一頁時代的見證。

我很驚訝，或許可以說很巧合，川本三郎這本《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和村上春樹的近作《1Q84》提到的時代背景，可以說互相輝映。換句話說，可以拿《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來對照解讀《1Q84》。

一九八二、八三年我從幾本雜誌的書評上看到村上春樹的名字和簡介，開始讀他的作品。但直到八四年讀到川本三郎的《都市的感受性》，才對村上春樹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村上春樹並翻譯他的三篇短篇投到《新書月刊》。從此二十多年來在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過程中，能順利掌握村上文體的特殊風格和微妙氣氛，我想第一個應該感謝的就是川本三郎。

仔細回想起來，從《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到《挪威的森林》，很多作品也都提到全共鬥時代的事情，村上春樹和川本三郎二十幾歲青春時期，確實共同呼吸過東京六○年代後期到七○年代初期的時代空氣。

川本三郎是東京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當同學拚命用功準備司法考試，拿律師資格時，他卻寧可去看高達的電影，去報社應徵新聞記者。

那時越戰打得正兇，美國反戰情緒高張，嬉皮高喊「Peace & Love」的呼聲和生活風潮流傳到日本，蔓延全亞洲。記得當時的臺北，男生留起長髮，穿喇叭褲，女生穿起超短迷你裙。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讓我更能具體感受到，造成他寫《都市的感受性》中，東京〈無機的都市惡夢〉、〈變貌的時代空間〉、〈自閉時代的作家們〉的時空背景和前因後果。

因而《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不但是川本三郎自己的「青春手記」或對自己年少輕狂的「懺悔錄」，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性大時代年輕人的「世代集體風俗實錄」。可以說為日本同時代許多作家的小說解開了許多謎題。

例如為什麼村上春樹的小說經常提到學生運動？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死去？為什麼有那麼多大學生中途退學？為什麼年輕人到全國各地去流浪？為什麼新宿車站附近流浪漢瘋子和藝術家特別多？那個時代流行了哪些歌曲？

川本三郎比村上春樹大五歲，年齡相近，興趣也相近，兩個人英文都很好，喜歡讀世界文學、看各國電影、聽爵士音樂。性向接近，自然對事情的感覺也很接近。

安西水丸在畫川本三郎和村上春樹兩人的頭像時，眉毛、鼻子、眼睛，五官幾乎完全一樣，只有川本頭髮長一點，村上頭髮短一點不同而已。有人還問過村上，他們是不是兄弟（《村上朝日堂反擊》，P239）。

村上春樹剛出道時，川本三郎就率先在文學雜誌上介紹。〈一九八○年代虛無世代 村上春樹的世界1〉（《SUBARU》八○年六月號）、〈都市中的作家們，村上春樹和村上龍〉（《文學界》八一年十一月號）、〈讀《尋羊冒險記》村上春樹的世界2〉（《文學界》八二年十二月號）。這三篇都收錄在《都市的感受性》中，成為解讀村上春樹早期作品的重要參考。

川本三郎是一位文化素養深厚，能洞見時代趨勢和作家特色的傑出評論家。雖然後來有許多人研究和評論村上春樹，然而以我個人的主觀似乎都沒有一位能超過川本三郎。臺灣的讀者能比全世界的讀者率先讀到村上春樹作品的中文翻譯，我想也應該感謝川本三郎。

六○年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村上春樹的近作《1Q84》中所提到六○年代的安保事件、全共鬥事件、安田講堂事件、聯合赤軍事件。都能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找到事情的來龍去脈。更能了解為什麼六○年代對日本往後的影響會那麼深遠。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也是一本充滿爭議性的書，價值觀從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讀。那殺人事件，應該堅持記者立場「隱匿消息來源」不報警？還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場立即報警？作者心理非常矛盾，當時報社主管也未能給他適當指點。

一個事件改變了作者的一生。

被警察逮捕，被報社免職，從一個青澀記者變成自由作家，後來成為傑出評論家，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空。這個轉變，或許反而是作者和所有讀者的福氣。

書中有許多自省的地方，學生自問：「你是誰？」作者自問：「記者，你是誰？」

許多人紛紛離去或死去。

大學生陸續離開校園。

有人尋短，有人互相鬥爭、抹殺。

天使般美麗的少女，也拋棄生命！

那個時代經常下雨。

雖然「雨」真的下了，但「雨」也暗喻子彈，就像中文有「槍林彈雨」的說法。村上的小說，常下雨。

那個時代美國歌曲，下雨也帶有反戰意含。心情上，其實並不簡單。

書中淡淡寫來，卻藏著深深的沉痛。

她死掉了，我卻活下來，現在，寫著這樣感傷的文章。

死曾經是「我們」生的中心。

…………

與其說喜歡爵士樂，不如正確說，是喜歡深夜可以暫窩的爵士喫茶店的我，和那些比我小五、六歲的瘋癲夥伴們，說要舉行一個柯川的「葬禮」，我們就到新宿西口的淨水場去。

…………

另一位H也是個輟學的年輕人。在東京的高中、大學一路參加學生運動，六九年夏天不再去大學了。然後離家出走，到日本列島像侯鳥般旅行。在福井鄉下當起農夫，到伊豆大島做樵夫的工作，到東京隅田川旁的山谷當土木工人，也當過長程卡車司機。這是當時學生運動所衍生的一種「脫落野郎」的生活方式。

…………

只能默默、呆呆地，眼看著自己所做的夢，想相信的語言，一一死去而已。

…………

我那時第一次明白，「不寫成稿子也是記者的工作之一」。

分析自己，也分析別人，分析別人，也分析自己。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雖然是作者個人生涯中的一段短暫回憶錄，卻也成為見證一個時代的最佳紀錄，成為考驗年輕人價值觀的教本，成為解讀時代現象、世代個性、和各種作品的參考書。

或許因此，也使川本三郎成為一位傑出的評論家。

二○一一年六月

米果、何榮幸、黃哲斌、羅文嘉、傅月庵 誠摯推薦

辜振豐、賴明珠專文推薦

日文原著兩度改版發行，藝文界、讀者真心收藏熱評如潮：

＊這樣的結局告訴我，為自己而戰是無止盡的，再怎麼困難也要相信自己向前走。－－演員 妻夫木聰

＊看完書才知道原來真的有時間也無法療癒的傷痛。－－演員 松山研一

＊儘管太宰治說過：「盡是可恥的過往」，但年輕就是要用盡生命輕狂一番。──作家 猪瀨直樹

＊我終於明白當時投身學生運動者的心境，包括他們的不安與內疚。──導演 山下敦弘

＊青春帶點苦澀悔恨的故事，後勁很強。──戲劇評論家 西堂行人

＊無與倫比的青春之書。──小說家 丸谷才一

＊深刻感受到學運年代時的活躍興盛，也能體會到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關於死的氣息。──讀者 比良岡美紀

＊青春時期會犯下許多錯，會留下傷口，但就算再怎麼難堪，更重要的是如何走下去。──讀者 小市民

＊即使意識形態不同，但對憧憬六○年代的我來說，是最珍貴的精神財富。──讀者 秋葉原

＊一段讓人感傷的過去，卻讓人不禁回想自己對現在的社會又投入多少心力與關切。──讀者 vanse426

＊就像西方的告白文學，川本三郎的青春、理想、困惑、絕望、罪惡感也因為此書而讓他的精神得以再度復活……我誠心推薦這本精采而坦誠的告白之作。──辜振豐

＊本書不但是川本三郎自己的「青春手記」或對自己年少輕狂的「懺悔錄」，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性大時代年輕人的「世代集體風俗實錄」。為日本同時代許多作家的小說解開了許多謎題。──賴明珠

【推薦序】

青春與告白——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辜振豐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就是作者川本三郎對於青春時代的告白。一九六九年四月，作者進入朝日新聞社擔任記者，先後任職於《週刊朝日》、《朝日雜誌》。顯然，他所處乃是學運當道的六〇年代，一開始認同抗爭運動所散發的熱血，因此極力要做個硬派記者，到抗爭的現場報導學生的一舉一動。在多年的採訪過程中，先後面對很多「全學連」主將，甚至後來的赤軍連份子。尤其是，採訪到一位叫K 的思想犯而有積極互動，但K後來犯下殺害自衛隊軍官事件，並把殺人證據——死者的臂章——交給作者，但他為了顧及職業道德，湮滅證據，以致遭到判刑。

作者隱忍十幾年，終於完成《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內容就整個事件坦白交代，並且評論六〇年代的點點滴滴。川本三郎是日本知名的評論家，對於西方文學知之甚詳，因此本書頗像西方的告白文學。過去，奧古斯汀和盧梭都寫過《懺悔錄》，而左派學者也曾出書批判自己，例如法國的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和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也寫過《自我批判》。內心有魔咒的存在，總是需要語言文字的呈現，才得以解除。顯然，作者的青春、理想、困惑、絕望、罪惡感也因為此書而讓他的精神得以再度復活。

不過，要了解本書，熟悉日本六〇年代是有必要的。二戰之後，美軍進駐日本，開啟了美日的結盟關係。但正當日本重建時，年輕人並非沉溺於消費名牌商品，而是投注於各種抗爭，如反越戰、反體制、反美國帝國主義、反成田機場建設。當時的抗爭主力就是充滿活力的青年學子。學生在社會階層中一直處於邊緣，他們往往受到漠視，更不用說權益。他們在學校中經常接觸到各種新興思潮，以至於對於國際現勢、政治、社會的各種問題較為敏感。難怪，最富於改革和抗爭的一群要算是年輕人。

自日本大正時期以來，左派學生早已形成一股勢力，在戰爭期間受到軍國主義政府的壓制，但戰後立即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們認為抱著書本，並不是很踏實的作風，因此如何展開具體實踐乃是最重要的課題。此後，很多高中生和大學生開始跟日本共產黨互通聲氣，同時各地的學生會也展開全國大串連。然而，經過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日共的獨斷作風，儼然形成一個小體制，處處耍弄權力，使得他們的抗爭難以伸展，同時國際共產陣營的變化，更連帶地影響兩者之間的關係。

例如，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回大會，赫魯雪夫針對過世的史達林展開批判，到了十月更派兵大舉鎮壓匈牙利。對此，支持蘇聯的日本共產黨也難逃學生的質疑和批判。這一來，支持日共的學生黨員乃和這個組織漸行漸遠。強調自主性的青年學子便加緊腳步在各地積極串連。當時，最具活力的組織當推「全學連」，而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安保鬥爭」。

所謂「安保鬥爭」，顧名思義就是為了阻止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而展開的反帝、反政府的鬥爭。一九五二年，日本和美國在舊金山締結「日美安保條約」，文中明訂美軍可以繼續駐留日本，這就是因應當時的全球冷戰結構，其目的就是加強兩國的合作，以繼續鞏固資本主義體制。一九五七年，日本更同意美軍可以更新武器，於是首相岸信介公開聲明「日美新時代」的來臨。接著，便是準備簽署修訂版的「安保條約」。不過，內閣的這項舉動卻激起日本民眾和學生的大力反對，因為一來日本政府的主體性蕩然無存；二來日本隨時會再陷入戰爭的火坑。

此後，一波波的抗爭活動相繼爆發。以全學連為主體，加上勞工大眾共計兩百多萬人大舉上街抗議，而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力，以便大舉鎮壓。令人驚訝的是，一九六〇年元月十日，為了抗議美國總統艾森豪訪日，群集街頭的人數竟然高達五百八十萬人。此後接連的抗爭持續進行，但不幸的是，元月十五日在衝突過程中，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遭警察的棍棒打死。這個事件非但激起民眾學生的憤怒，而且東大校長更嚴詞批判警察執法過當。這一來，給予政府和警方不小的打擊。大家對於政府的反感立即升到沸點，而學生所散發的反戰和反體制的訴求更獲得民眾示威鼎力支持。

作者身處的一九六〇年代，除了抗爭之外，也激盪出文化的火花。他們聽搖滾樂、觀賞有關不良和嗑藥的電影，如《午夜牛郎》、《逍遙騎士》。而學生也經由小劇場的演出展開抗爭，像唐十郎的「狀況劇場」、佐藤信的「黑帳篷」。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演出並未獲得批准，於是到處受到驅趕，例如，狀況劇場就曾經在新宿公園一邊被警察追，一邊在車上演出，而觀眾也跟著跑來跑去，因此創造出一齣別出心裁的前衛劇。這齣戲碼其中一位演員就是作者在書中提到那位叫「麿赤兒」的怪優演員，平時經常坐在他隔壁公寓前膝上抱著貓在曬棉被。後來，麿赤兒自組「大駱駝艦」劇團，十幾年前曾經到台北演出《死者之書》，大獲好評。

其實，在初期的抗爭中，連現場採訪的媒體記者也伸出援手，正如同作者指出，在採訪成田機場建設反抗活動中，TBS電視台記者提供採訪車給農民搬運「武器」的「方便」。這事情被發現後。「記者能涉入對方多深」成為採訪反體制運動記者經常面對的課題。」接著，他說：「比我資深很多的前輩記者們曾經談起，六○年安保時，用採訪車載被警察的警棍打得傷痕累累的學生們到醫院去的經驗。不過那還是在「人道」大義名分上站得住腳的立場，算是好的狀況。某種意義那還是個牧歌般的時代。」

所謂「牧歌」就是一搭一唱，民眾、記者、學運份子大家相互支持，但後來抗爭運動卻開始變質了。有些學運份子竟然到處丟炸彈、甚至到水廠下毒而危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其背後原因乃是基於權利鬥爭和路線之爭，其中學生團體更產生「赤軍連」。這個組織強調軍事武裝鬥爭，也企圖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此外，還會運用權力處決內部的「叛變份子」。一九七二年二月，赤軍連以「反共產主義」為名處死十二名同志，但同月十七日，以森恆夫、永田洋子為首的份子遭到逮捕。而另一批以坂口宏為首的六名殘餘份子，於二月十九日逃向長野縣輕井澤的河合鋼琴保養所「淺間山莊」，劫持管理員夫人牟田泰子充當人質。當時，警方出動一千五百名警察將建築物團團包圍。

經過十天的對峙和槍戰，警方於二十八日展開攻堅，救出人質，並逮捕這些赤軍連份子。當時，NHK 從早上九點四十分到晚上八點二十分現場轉播這場激烈的槍戰，收視率竟高達九十八・二％。顯然，民眾對學運的惡質化開始產生極大的反感。

但對於作者而言，在淺間山莊事件之前，他對於K殺害自衛隊軍官也慢慢產生「討厭的感覺」，正如同他引用哥哥的話——「（殺害自衛官）那個事件，我總覺得是個很討厭的事件，就算有信條的不同，但安田講堂事件、越南反戰運動、三里塚農民反對機場建設事件，都沒有討厭的感覺。但這次事件卻總是有討厭的感覺。」而面對淺間山莊事件，作者認為「自己所夢想的東西，化為泥濘完全崩潰解體。」看來，他跟哥哥以及一般民眾的觀點逐漸一致。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學運逐漸銷聲匿跡，同時日本的經濟正急速成長，而正式宣告消費社會的來臨。

綜觀本書，我十分欣賞作者書寫過程中坦率而客觀的態度，就像他指出：「事件經過十年以上，我總算開始覺得或許能把自己的事件稍微隔一段距離、客觀地寫出來的時期了。」接著，他說：「被朝日新聞社免職，從此成為一個自由文筆者，對自己的事件也有不得不自己做一個了結的義務。」本書曾在《Switch》雜誌連載，一九八八年結集成書，由河出書房新社出版，而去年再由平凡社推出上市。同時也改編成電影，「我」由妻夫木聰飾演，K則由松山研一飾演。

多年來，台灣引進日文小說總是限於推理、愛情、時代小說，除了村上春樹的作品外，很少涉及一九六〇年代的內容。相信本書中譯本加上電影，讀者可以更深入了解日本一九六〇年代的光與影。因此，我誠心推薦這本精采而坦誠的告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