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進民主
遞進民主
引言：中國需要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及類似的辭彙，在上個世紀大部分時間中都有不同的人在用，展現了人類希望超越現實世界二元格局的長久願望，同時也暴露出二元格局的長久存在，以及人類選擇的貧乏。當今中國也面對這樣一種二元對立——不是中共體制，就是西式民主，二者相互否定，不共戴天。即使人們對兩者各有批判或懷疑，也會不自覺地陷入再無他物、只可二者擇一的思維定勢。這種結果使不少中國人沒有因此選擇民主，而是選擇了現狀。現狀固然不令人滿意，畢竟還能穩定生存，實行民主的前途卻是吉凶難卜。從這個角度看，非此即彼的選擇並非有利於民主。
一個開放系統應該容許懷疑和超越，民主也是這樣。不能斷言當前世界已經擁有了一切，只需選擇一個去效忠就足矣。同樣，我也懷疑「拿來」西方民主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人們做一個小小工程都會搞出幾個方案反覆評估，在面對改造中國的大業時，怎麼可以只信賴一種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應該有「第三條路」。近代政治的特點是不同主義你死我活，理想和現實分道揚鑣。以往的經歷證明，以主義為出發點，結果總會難以和現實互補。也許我們應該從另一個方向著手——以面臨的問題為出發點，尋找解決的方法，而讓主義在對問題的解決中體現。
「遞進民主」正是我在這方面思考的結果。它首先是一種方法。「遞進」既指時間和範圍的漸進，更主要的是指由「逐層遞選制」和「遞進委員會制」形成的一種遞進結構。這種結構既能避免社會轉型對中國社會造成震盪，最終又能實現自由、民主與共和的理想。
我知道眼下思潮對制度設計普遍反感。波普爾（K. Poper）對總體論的批判及其「零碎工程學」基本上成為大陸思想界、學界的共識。然而美國從一片荒原變成超強大國，當年那幾十個集聚費城的人類頭腦殫精竭慮設計的美國憲法，正是決定因素之一。美國憲法二百年不變，中國憲法十來年一換，後者要「零碎」得多，何以論定「零碎」就比「總體」要好？
既然歷史發展受人類能動的強烈影響，設計就不會沒有作用，當然不會都是好的作用，甚至多數是壞的。然而毛澤東、希特勒等人是不會因為學界喜歡「零碎」就不搞總體的。我們不能因為批判總體主義，就放棄對總體的考慮和把握。哪怕只為防止總體性的破壞，就已經離不開總體性的防範和應對，否則只能被動地等著二戰或文革降臨。
何況，「零碎」能夠演變連續的過程，卻不一定具有從根本上改變道路的能力。對於已經在物質主義路上深入挺進的人類，能否依靠「零碎」而自拔是令人懷疑的。在這一點上，我堅信人類需要一種總體改變，否則必會陷入窮途。當然，這種總體改變不能來自救世主、英明領袖或老大哥，而是需要通過制度變革而實現人類的自我節制。這是我對遞進民主制更深一層的期望。
我曾把遞進民主制的主要原理寫成《溶解權力》一書（明鏡出版社，一九九八年，http://www.dijin-democracy.net/wanglx/index.html），該書是為了建立框架。這本書則是結合現實問題具體展開。我的主要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因為找到能讓中國走出困局的「第三條路」，個人是不足承擔的，需要心繫中國命運的人們共同努力。
遞進民主
1中共自我改革是中國之幸
一、亂不起的中國
中國的政治改革：可控或失控
中國需要政治改革，對此沒人有異議，分歧只在怎麼改，那麼為何談了多年卻無實質動作？通行的解釋是中共只把政治改革掛在口頭，實際並不想改。中共無疑有很多只想抓權得利的人，「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但肯定也存在有識之士，有社會責任感，也能看到歷史的趨勢，以及危機到來的緊迫。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都曾做過政治改革的努力，並非都是假的，然而並未觸及中國政治的實質。政治改革不是無法落實，就是半途而廢。
僅把原因歸於當政者的道德，不能解釋一切。不弄清根本問題所在，也就不能指望各方面都不比鄧、胡、趙更強的中共後來者可以啟動政治改革，或者啟動了也會同樣夭折。今日中共當政者迴避政治改革，除了出於保守，也是因為沒有看到出路。
而目前體制外所主張的政治改革，基本上是照搬西方體系。那是否適合中國，或怎樣與中國的根基接合，雖有重重疑問，尚為下步問題。首先要考慮的是會不會導致「亂」。
正是怕亂的心理，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礙之一。不解決這個問題，哪怕是再開明的當政者也不會啟動改革，即使啟動了也不會得到多數社會成員回應。有人認為亂只是亂了當政集團，中國和人民卻會從中得到好處。但是在我看來，更怕亂的不是當政者，正是中國和人民。
我把亂分為兩種，一種是可控的，一種是失控的。可控的亂意味著社會還能保持整體秩序與協調，亂的只是局部。對這種亂不必特別擔心，即使人民因此生活困難，但不會活不下去；國家一時衰敗，但不會亡國，社會終能走出谷底，完成改革的過渡。
失控的亂則是崩潰，社會失去整體性整合，法律秩序蕩然無存，國家和民族陷入災難，即使最終重新穩定，也將導致文明倒退、國土分裂、人民大量死亡。那種亂是毀滅性的，概率再小也不能掉以輕心，何況對中國而言，概率並非很小。
主張西式民主的人士往往只談可控狀態，不考慮出現失控的可能，或只是簡單否定。然而當政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會認為可控狀態是不證自明的。要解除各方對政治改革的顧慮，靠的不是迴避，而是要直面各種可能，把亂當作必須下功夫研究的問題，把對亂的防範和解決當作政治改革的起點。即使是理念再好的政治改革，只要有導致亂的可能，就需要割愛。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只能從這個角度切入——因為怕亂而改革，保證不亂才改革。找到能夠避免失控之亂的途徑，實為啟動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
玻璃桶裝散沙的穩定
中共曾擁有「鐵桶江山」，既不怕內部折騰，也不怕外部打擊。毛時代的內部鬥爭和國際對抗幾乎無休無止，卻未曾感到政權恐慌。現在的中共因為失去了信仰粘結，「鐵桶」變成了「玻璃桶」。從材料學的角度論，玻璃的硬度不比鐵差，只是分子間的結合變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脆」。對這種「玻璃桶」，無論是來自內部的擊打，還是來自外部的震盪，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
想保持玻璃不碎，唯一的狀態是穩定，因此中共政權把「穩定壓倒一切」當作頭等大事，一點也不奇怪。
為了避免來自內部的擊打，當政者的做法是讓桶裡裝的只有散沙，沒有結成「塊」的物體，也就是不允許存在政權以外的其他政治組織與民間整合。六四以來的當政集團於此卓有成效。今日中國除了政權體系外，幾乎皆為散沙狀態，而散沙無論如何是無法挑戰桶的。即使是玻璃桶，對散沙而言也強大無比。因此中國目前這種前所未有的穩定，並非因為「桶」的堅固，只是因為散沙的無力。
如果啟動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隨之出現的反對黨、自由輿論、公民社會等，相當於把散沙凝聚為塊狀物體，並使其進入運動和衝突狀態，「玻璃桶」就可能被塊狀物體打碎。這是當政者最為擔心的事，但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對中國而言就是好事，因為在多數散沙還沒有凝聚起來的情況下，「玻璃桶」突然破碎，結果將是散沙四處飛揚，落入所謂「粉末化」的亂局。
那麼反過來說，是否當政集團只要確保桶內裝的總是散沙，就可以保證「玻璃桶」永遠不碎呢？那當然也是幻想。因為一個政權只能做到讓國家內部是散沙，卻不能做到讓國家外部也是散沙。事實上，在中國「玻璃桶」的外部，國際社會「巨石」林立，遍佈強大的實體和難以預測的能量。無論國家間的衝突、全球化的經濟危機，還是ＳＡＲＳ一類的災難，都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震盪，暴露出中國「玻璃桶」的脆弱。對此，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便是例證。
因此，把內外安全合在一起看，一個政權之「桶」對外脆弱與對內強大有著相反相成的關係。「桶」之所以變成「玻璃」，正是因為失去了內在凝聚力。一個社會越是能凝聚在一起，也就越有能力抵禦外部震盪。即使政權之「桶」一時破碎，社會也能維繫，民族仍會團結，且可以很快形成新的整合，避免落入整體崩潰。應該說，那才是真正的穩定狀態，也是中國政治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
整合中國繫於中共政權一身
一個真正穩定的社會具有多重整合機制。從組織整合的角度，政權只是其中一種，還有宗教組織、民間組織、其他政黨等。表面上這種多元並存會發生競爭，製造衝突，但是從大局著眼，對保持穩定卻不可少。在多黨競爭的政治制度下，如果政權垮臺，反對黨馬上可以成為新的核心，凝聚社會，使權力能夠和平有序地移交，從而保證不發生權力真空造成的社會失序。
文化傳統、宗教信仰、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也是對整合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的機制；還有完善的法治，良好運轉的市場，以及服從憲法的國家化軍隊等，都會在社會日常狀態或危機關頭發揮應有作用。這些不同的整合機制或是同時運行，或是在某一機制失效時其他機制出來填補。
而目前中國只剩政權的整體性整合。其他整合因素要麼已被剷除，要麼無法生長，都無法再擔負整體整合的功能。毛時代消滅了絕大部分傳統的整合機制，鄧時代又瓦解了毛時代所培育的替代機制，當今政權則把一切異己力量當作「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於是中國只剩一個完全依靠行政體系和員警手段的一黨政權，巨細無遺地看管十三億人。
這種狀態下的中國，任何對政權的不服從都是以卵擊石。社會被政權指揮棒隨意指揮。然而這樣的穩定伴隨著非常嚴重的風險——只要政權喪失功能，整個中國就會落入整合真空，失控和崩潰也就會隨之發生。因此在我眼中，這種穩定恰恰是中國社會的危機所在。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有人認為中共把中國變成了人質——只要中共亡，中國就得同歸於盡。隨之也就有了這種邏輯：不想讓中國亡，就得讓中共統治維持下去。
且不管這種人質關係的形成是處心積慮還是自然而然，卻已經是需要面對的現實。在當政者以怕亂為由迴避政治改革時，無法簡單斷言僅是出於對自身垮臺的擔心，因為中國的確也會被同樣的原因帶進險境。雖然這裡存在著不言而喻的不公，但如同面對綁架首先要考慮人質安全，而非對綁架者的義憤一樣，我們現在的任務首先也是要考慮中國的安全，不能讓中國落入險境
阿凡提打油：毛澤東與鄧小平
文化有審美、娛樂、傳播知識等功能，最重要卻是規範與調整社會成員的關係。那種整合只能出自完整的文化結構。具象地比喻：中國文化的結構由「忠」、「孝」、「仁」、「義」四根支柱搭建。「孝」是核心，向上延伸為「忠」，橫向擴展為「義」，向下普施是「仁」，互為支撐，形成一個完整框架，再衍生出中國文化的意義、價值、倫理與道德的體系。
毛時代實行公有制，與立足於私有制基礎的「家」文化不能相容，必然要求「家」與國家分離，並視「家」為國家之威脅，因此導致對中國文化的根本解構。在那個年代，除了「偉大領袖」所需要的「忠」，並且將其推向極端，文化結構的其他支柱都遭到徹底砍伐。
然而缺少「孝」、「仁」、「義」從縱橫方向的支撐，一個孤零零的「忠」不可能保持穩定。隨著毛離開人世，被其全部據為己有的「忠」再無他人可以繼承；同時鄧的改革一方面解構毛的神性，一方面為促成經濟起飛而「下放權力」，進一步消解國家和中央權威，最終僅剩的「忠」也被砍倒。
文化結構倒塌使道德倫理失去依附而枯萎，鄧時代的物質主義氾濫與「獨生子女」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失掉文化整合的社會疏離為億萬個體，每個個體都在無制約地惡性膨脹，彼此排斥或衝突。
維吾爾民間故事有這樣一段：阿凡提奉老婆之命拿碗去打油，碗裝滿後油還剩一點，店家問放哪，阿凡提把碗翻過來，把剩下的油放在碗底凹槽裡。阿凡提端著那點油回家，老婆問其他油在哪？於是阿凡提把碗再一翻。對於中國文化結構而言，毛澤東翻的是前面那一下，鄧小平翻的是後面那一下。現在，中國的碗裡已經一無所有。
社會是個人的結合，因此社會的有效整合不應該出自強制，而是文化賦予社會成員的自覺。如果有這種自覺，即使政權喪失了對社會的整合，社會成員之間也能保持協調關係，避免社會墜入混亂，為重建政權整合爭取到緩衝時間。然而對文化結構倒塌了的中國而言，這一點已無指望。
中國的民主化，無疑是所有華人、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面對未來包括全球化在內的種種嚴峻考驗，中國得透過民主化才能有所因應嗎？未能及時轉型又會有何後果？以及最重要的，中國需要的是哪一種民主，才能在這全世界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國家，順利推動幾千年來未曾成功過的民主機制，而又不爆發流血革命、動盪衝突？作者主張在西方民主與中共現有體制之外，必須另闢「第三條路」，也就是所謂的「遞進民主」──一個可以幫助中國從專制過渡到民主，既能避免社會轉型對中國社會造成震盪，又能最終實現自由、民主與共和的理想制度。憑藉對於現代中國政治的嫻熟以及社會結構變化的長期觀察，作者大膽預測中國未來朝向民主化發展乃勢之所趨，並藉由此書勾勒出他心目中更適合中國的全新政治藍圖，以及解決兩岸衝突的有效規劃。
實驗當然是我的夢寐以求，也應該是中國所需。中國現在不是選擇太多而是太少，只有從各方面同時探索才能為未來做好準備。連慈禧聽到無法理解的維新想法時都會說「找個不打緊的地方先試試」，有些問題靠爭論可能永遠不會有結果，只有通過實驗才能看明白。
王力雄談遞進民主：
遞進民主制的一些基本問題，通過一個鄉鎮的實驗就能看出大概。中國有四萬多個鄉鎮，一個鄉鎮的實驗即使徹底搞砸也影響不到「穩定」。梁漱溟當年的鄉村建設具體內容今天幾乎無人記得，他的可貴正在於實驗，在於中國知識分子不僅動口還去動手，因此才成為後人榜樣。當然梁的前提是韓復榘拿出一個縣（後來擴大到十三個縣）給他實驗。而今日偌大中共，還沒有當年一個太后或山東軍閥的度量，才是悲哀所在。
想、說、做是三個不同階段。「想」的階段我已進行了近三十年，主要部分基本完成。「說」的階段剛開始不久。我的準備是再「說」上三十年。「做」的階段目前還看不到起點，因為那不是靠個人努力能推動的，需要社會條件和歷史契機，還需要甘於寂寞的等待和順應天命的平常之心。藏族諺語說「人的一生，貓的哈欠」，每一代人能做的都非常有限。我對此生看到結果並不抱多少希望。
遞進民主制概述：
遞進民主制中的「遞進」二字，不是指時間的循序漸進，而主要是指民主的一種形式──既不是大規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議制的間接民主，而是在逐層遞進過程中將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參與式民主和代議制民主結合在一起而實現的一種新型民主。因此「遞進」二字在這裡更多描述的是一種結構。 (
中國農村組織的最基本單元是「自然村」，由村中每個家庭出一位代表，組成自然村管理委員會。委員會以協商方式並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自然村所有重要事務，同時選舉出委員會主任作為委員會決策的執行者。當選的委員會主任同時自動成為上一級組織──「行政村」的管理委員會委員，代表本自然村參加行政村事務的協商和決策，並且參加選舉行政村委員會的主任。 (c
hinesenewsnet.com)
我提出一個「層塊」的概念。「層塊」是由直接選舉者和當選者構成，也可以說，上述每個委員會都是一個「層塊」。自然村的家庭代表和當選的村民組長構成一個層塊。行政村各村民組長和當選的村委會主任又構成一個層塊。其中村民組長具有雙重身份，他同時屬於自然村委員會和行政村委員會；是自然村委員會的主任，是行政村委員會的委員；是自然村層塊的當選者，是行政村層塊的選舉者。遞進民主制的層塊之間，正是靠這種雙重身份相互連結起來。行政村主任也是一樣，鄉管理委員會由下屬各行政村主任組成，決定本鄉大事和選舉鄉長；依此類推，鄉長們組成縣委員會，選舉縣長……一直到各省省長組成國家管理委員會，決定國家大政方針，選舉國家元首。這種層塊從最基層一直搭建到最高層，構成整個國家的管理體系。 (chinesenewsnet.com)
可以看出，在上述結構中，「逐層遞選制」和「遞進委員會制」其實完全是一體。遞進委員會在逐層遞選過程中產生，而逐層遞選又由遞進委員會完成。二者相互支撐和互為因果。從實現民主的角度，遞進民主制首先保證每個層塊之內實現「直接民主」和「參與式民主」，再把這樣的層塊利用「間接民主」和「代議制民主」遞進地搭建在一起，最終組合成整個社會的民主。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他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寓言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亞洲週刊》)，至今仍在港臺以及海外暢銷，大量盜版更流傳於中國大陸。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則是他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一個理想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