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澳洲斯威本理工大學（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名譽教授、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曾任該院院長。專長在中國研究。曾於北京擔任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駐華代表長達五年，負責主持基金會在中國的各項業務。曾以《喚醒中國》（Awakening China）獲得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頒發的Joseph Levenson獎、以《瀰天大謊》（Big White Lie）榮獲澳洲歷史學界最高榮譽的 Ernest Scott獎。

譯者簡介

江淮，專業譯者，曾譯有《帝國爭霸：從「中美國」到「新冷戰」》等書。

作者自序

導論（節錄）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國北方港口城市天津，該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宣判律師李和平有罪，並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1]兩年前，針對中國維權律師那場惡名昭彰的「七〇九大抓捕」（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當局下令逮捕和拘留三百多名律師，李和平就是其中之一。據他的妻子表示，兩年多的候審拘留期間，李和平受到電擊折磨，並遭強迫服用一種藥物，造成他「肌肉疼痛、昏睡和視線模糊」。整整一個月戴著腳鐐，讓他一度無法站立。[2]同一天，在天津的姊妹城市澳洲墨爾本，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登臺嘲弄那些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人士，還在對中國的維權律師「糾結不已」。基廷在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的演講中表示，有些人關切中國濫用法律程序，但那只不過是 「過去三十年來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成績單上一個小小污點。就這麼簡單。」基廷還說，澳洲那些批評中國政府的人「老是在糾結什麼被拘留者請不到辯護律師這種事」。[3]基廷是澳洲工黨的重量級人物，言談不拘禮法，帶著澳洲式的草根幽默（larrikin idiom），站上講台便能鎮住全場；他面對一群對他崇拜有加的聽眾，發表演說。持平地說，他們可能並不清楚姐妹市天津正在進行的審判。但即使知道，也很難說他們的反應會不會不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數億人民脫貧」已是老生常談，中共也因此獲得世人的高度寬容。或許在這些人的眼裡，犧牲一名敢言的律師，也不過是為了大局所付出的合理代價。事實上，最近有數百名維權律師因被控顛覆罪而遭到圍捕、監禁和酷刑，李和平只是其中之一。這場對法律界的整肅，絕非如基廷那番冷嘲熱諷所暗示的，僅僅是在修理坐領高薪的律師而已，而是向中國內部和世界發出訊號：長達三十年的法治試驗已經終結。黨內元老、前國家領導人習仲勳之子習近平的接掌大權，宣告了那個時代的落幕。自上任以來，習近平採取了諸多措施，試圖扭轉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線（約一九七九－二〇〇九年），中國卻是藉由改革開放，一躍成為全球開發中國家的領頭羊。李和平案在習近平第二任期之初宣判，正是眾多跡象之一，顯示中國共產黨不再容忍其權力行使受到任何約束。中共對法律界的鎮壓，本應在澳洲激起更大的波瀾。長久以來，澳洲關於澳中關係的公共討論，始終忽略了中國國內正在發生的事，也未能深入理解這些事為何重要。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中國對澳洲的影響力操作和澳洲的反干預行動、雙邊關係的持續惡化、貿易與投資格局的變動、少數民族的處境，還有亞太地區瞬息萬變的地緣政治上，卻較少留意習近平在中國國內的整體作為。公共討論中明顯缺失的一環，正是中國的黨國體制在後改革開放時代的運作方式、其背後邏輯，以及這一切對中國民眾和我們這些身處海外的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場對法律界的連番整肅，絕非某個二流威權政體的恣意妄為，這是一部規模史無前例的黨國機器，正在吞食它所支配的社會和經濟。這原本就是共產黨黨國體制的一貫作風。從歷史上來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往往會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並代之以一套以黨內結構為藍本的組織體系。不論是中國的毛澤東，或此前俄國的列寧、蘇聯與東歐的史達林，他們都是在國家遭逢全面戰爭、分崩離析之際奪取政權。他們依循後來所謂的列寧主義先鋒黨模式，重建飽受戰火摧殘的社會與經濟。[4]在中國，這項契機源於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在列寧的俄國，機會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史達林控制下的東歐所憑藉的，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後的環境下，他們每一位都面對毛澤東所說的「一張白紙」，可以隨其所好在上面「寫最新最美的文字」。他們在自己奪取的國家裡強制徵調了一切資源，並利用這些資源打造指令經濟，這勢必促使黨與群眾組織去掌控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意識形態和組織如影隨形：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宣揚並實踐階級鬥爭，按照階級界線組織經濟、社會和國家事務，並透過黨國組織使國家與社會合而為一。[5]然而，上述描述已不再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相稱。領導層不再宣揚階級鬥爭，不再明確按照階級界線組織經濟和社會生活，也不再運作指令經濟。中國不再是那個分崩離析、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而是一個結構完整、具備相當凝聚力的民族國家，按照若干衡量標準，還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共產黨如今統治著一個多元且自由化的社會，其經濟運作也已高度市場化。[6]因此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共領導層提出要把國家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重新套進舊有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組織結構與幹部體系中，這似乎顯得自相矛盾。針對國內那些幾已形塑出公民社會雛形的社群─例如獨立的婦女團體、環保人士或專業協會─習近平的領導班子卻將其一概打成非法，彷彿黨國至今仍統御著毛澤東時代的指令經濟和群眾社會。此舉就是為了造就挪威社會學家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說的「完美的獨裁」，不允許在黨國組織架構之外有任何政治表達或公眾參與的空間。若再加上一層浪漫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讓個體被吸納進集體之中，那麼對中國人民與世界而言，正如林根所言，其潛在後果將是「極端危險」的。[7]依照列寧主義的黨國組織模式，意識形態與組織（包括經濟組織）理應彼此契合。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或其中國版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組織顯得格格不入。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示威的餘波中，當局默許這套意識形態退居背景，把核心原則的位置讓給愛國主義。習近平的一項關鍵成就，是提醒國人牢記黨的意識形態根基及其「初心」，並將這種意識注入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持續升高的大眾民族主義之中。同時，習近平所闡述的「中國夢」─亦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為黨內外的民族主義者吹響了集結號角。習近平將老舊的列寧式組織風格，嫁接到中國民族主義的蓬勃根基上，以極其動盪不穩且隨時會爆發的形式，重新確立了意識形態與組織之間的契合關係。本書探討當代中國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合流。其結果是，一個自豪、多元且充滿活力的國家，正身不由己地被吸納進一個紀律嚴明的政黨之中。在中文裡，「國家」一詞同時涵蓋了英文中的「國度」（Country）與「政權」（State）。一個世紀以來，如何辨析兩者、將其拆分，並妥善安排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中國許多重要思想家念茲在茲的課題。[8]毛澤東時代，在共產黨的黨國體制與指令經濟之下，黨與國變得難以區分。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在總理趙紫陽與總書記胡耀邦任內，曾有將黨和國家區分開來的嘗試。[9]然而，這些努力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後戛然而止，儘管其他領域的改革仍持續推進。正如中國哲學學者慈繼偉所指出的，其結果是，中國社會基層出現了自由化，甚至一定程度的民主化趨勢，與此同時，威權政體本身卻日益強固。[10]《幹部國家》特別關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三年間，由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在北京逐步展開的一連串事件，並一路追蹤至二〇二一年建黨百年為止。在這段期間，執政菁英中的保守勢力聲勢大振，重新擁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名，重新向世界宣示。[11]他們對此直言不諱。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重申歷史使命，澄清自身的願景，並比毛澤東統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清晰地宣告其意識形態。本書將這些事件置於較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細究黨的領導人在說到「初心」、「歷史使命」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時的真實意涵，從而揭示黨的願景、使命和命運感，如何轉化為國家官員的權力和特權，並將一般老百姓排除在外。最重要的是，本書談的是負責治理國家的黨政官員，即所謂的幹部，以及那套賦予他們尋常老百姓所無法享有的身分與特權之幹部體制。中國的幹部體制令中共高層既引以為傲，卻又深感憂慮：自豪的是，這套體制號稱凌駕於各種特殊利益之上；憂慮的是，它建立在忠誠與服從這類威權理想之上，而這兩者卻永遠無法得到保證。二〇二一年七月，習近平在中共建黨百年慶典上宣稱：「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12]同時，習近平又時常敦促幹部必須忠於黨的領導，說穿了，也就是忠於他本人。[13]事實上，如我們將看到的，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而高級幹部構成了特權階層。黨領導層的首要職責，即是維護黨的權力和地位。由此一根本原則出發，其他一切皆隨之而來。黨領導層標榜關切社會平等，並不時以「共同富裕」的名義，沒收私人財富或施壓企業家讓出利潤。但是，中國共產黨並不願觸及中國社會與公民身分不平等的最深根源─黨及其幹部的特權地位，因為它將黨的利益與國家利益視為一體，並將自身與中國畫上等號。

名人推薦

李志德（《鏡週刊》文化組副總編輯、《海鯤破浪》作者）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尋租中國》作者）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曾任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二〇〇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世界上的政經菁英以為，中國應該會在經濟發展之後，走向民主轉型。然而中國的走向，特別是二〇一二、一三年習近平上任之後，愈來愈成為「現代化理論」的反例。這使得重新認識共產中國的需求，從原本的學術和歷史領域，上綱為制訂外交和國家戰略的當務之急，《幹部國家》正回應了這樣的急需。——李志德，《鏡週刊》文化組副總編輯，《海鯤破浪：台灣潛艦發展史與國防自主之路》作者本書是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研究領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以縝密而深刻的筆法，剖析中國共產黨的本質。——John Lee，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凡是關心當今中國的人，都應該閱讀這本分析犀利的著作。書中精準闡釋，中國領導人所稱的「黨國」究竟意指什麼。作者避免使用「極權」這類標籤，也不預設中國過去或未來發展的必然道路，而是提供我們一種冷靜的描述，揭示中國政治的根本性質。——Peter Zarrow，康乃狄克大學作者累積數十年對中國的耐心觀察、實踐經驗與深入研究，是專家與一般讀者都不可錯過的必讀之作。」——Anita Chan，澳洲國立大學

章節目錄

導論　澳洲和中國第一章 體制內、體制外、幹部第二章　誰是中國的主人？第三章　吃起來，富起來第四章　四小虎第五章　農民工第六章　法律和規劃第七章　列寧主義和功績主義第八章　中國的民族想像第九章　黨史即家史第十章　對日抗戰，還是反法西斯戰爭？第十一章　百年恥辱第十二章　腐與清第十三章　守土第十四章　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第十五章　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