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呂苡榕《鏡週刊》文化組記者。曾任《台灣立報》、《新新聞》、端傳媒和《今周刊》記者,關注社政、環境和勞工等議題。二〇二〇年報導高齡經濟弱勢者的租屋困境議題,開始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降臨後,伴隨而來的老齡貧窮問題。
作者自序
【作者序】二○二○年我站在阿生租屋處的巷弄—從巷口看不見阿生住的那幢破屋,得走進巷子, 再繞上幾個彎,才能瞧見巷底深處通往阿生委身的洞口——猶豫著要怎麼和第一眼見著的陌生人搭訕,開啟一段訪問。插在口袋裡的手正在冒汗。這是老齡貧窮這個系列主題的第一步。隨著踏進巷子的腳步,越靠近阿生的租屋處,氣味越加濃烈,那是一般日常生活中不曾遭遇過的味道:尿騷味混雜廚餘和菸味,還有死老鼠屍體的腐味。第一次踏足此地,我還無法習慣這混濁且縈繞不去的氣息,走出巷子後忍不住大口呼吸,即便馬路上充滿車輛廢氣,也比阿生的雅房好聞許多。嗅覺在鼻腔停留許久,象徵的不僅僅是破屋的頹敗,更反映了整體生活的艱難,「如果可以選,誰要住在這?」阿生曾這樣跟我說。沒得選的人,在這裡怎麼活——這搖搖欲墜的爛屋引起我的好奇,隨著採訪次數增加,我認識了阿生、阿生的二房東坤伯,以及這棟房子裡的其他租客。他們帶我熟悉圍繞著老齡貧窮者的社會支持系統,包括民間團體提供的居家清潔、喪葬服務。讓我理解,貧窮並不只是「一個狀態」,還有以此為核心而生的社會關係;更重要的是,老齡貧窮並不只有「可憐」這單一面向,更多是困窘中的韌性,以及處處限制的環境裡,彼此的相互協作。生活裡滿是屏障,讓他們宛若陷在「軟禁」狀態,總是「沒得選」。這些屏障源於他們手中的資源與選項有限,導致這些人被框限在破敗空間裡,喪失對各種生活瑣事的自主權。面對人生難題時,只能在少數幾個解決方案裡猶豫,想方設法在諸多限制裡活下去。而不管選了哪個選項,都難以讓生活好轉。選擇變少,一是因為邁入老齡,不可避免碰上生理機能下降,無法負擔過多勞動,若再搭配貧窮這一變項,沒有足夠的退休金或儲蓄支撐老年生活,就必須持續勞動才能勉力維持生活。這時他們只能靠著都市對低階勞動力的需求,做一些例如舉牌、出陣頭、抬棺等工作,來換取收入。底層勞動市場只有高勞力密集、高工時和低工資、低保障的選擇。但這殘酷裡兼具寬容,它們同時也是生理限制最少的工作,容許老早被勞動力市場拋棄的高齡者在此工作,藉以換取收入。八十歲、喉嚨因病開刀無法正常說話的阿健,流落街頭前還在做舉牌工,靠著比手畫腳和工頭互動;中風過的志學無法再當貨車司機,透過安置中心的室友介紹,每天拖著腳步,讓冷風推著他的背,蹣跚走到派報公司,再由老闆載他到定點舉牌。一天十小時的工作,將時間變成金錢,換取一日八百塊的薪資, 和接下來的兩餐溫飽。他們站在街頭如隱形人一般,被城市漠視,被來往人潮忽略,安靜地融入街景成為空間的點綴,讓人忘記街角正有個生命在為生存而努力。但底層勞動市場就和老齡貧窮一樣極其脆弱, 當世界颳起颶風,它們首當其衝。二是逃離無止境低階勞動的方式同樣有限,幾乎只剩請求國家伸出援手一途。在此,國家為主體的社政體系扮演了翻江倒海的角色,它規範了資源該如何輸送,以及怎樣的人才能獲得政府協助,夠老、夠窮、夠孤獨……條件之嚴苛,讓臺灣的低收入戶人口數二○二三年在帳面上僅有二十八萬八千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五。和其他國家的貧窮率相比,鄰近日本和韓國的貧窮率約為百分之十五,而臺灣卻看似只有百分之一.三,不到日韓的十分之一。在老齡貧窮者和社會福利間,擋著希臘神話裡的魔物史芬克斯,為企圖申請社會福利的人提出幾道難題,那些無法通過考驗的人,淪為福利制度的局外人。第一道難題是年紀,街頭上最常聽到的魔幻數字是「六十五」,因為所有十六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的人,在國家的眼中都是一個勞動力—除非正在就學,或是身心障礙,否則就應該獻出你的勞動力—既然是勞動力,就會有勞動所得,因此未滿六十五歲的人,不論實質就業與否,都會被國家認定有一筆「虛擬所得」,以各職類每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或基本工資核算。這筆不存在的收入,大大限制了取得社福資源的機會。只有跨過六十五歲,才能卸下作為一個勞動力這巨大的包袱, 拿到申請社會福利的入場券。「六十五歲生日,也是他們重生的日子。」一個社工笑著跟我說。只要跨過這年齡門檻, 個案才終於有機會多出一個選項——申請社福身分,攀著這細如蜘蛛絲的機會之繩,過上稍微穩固的生活。史芬克斯的第二道難題是家庭,傳統的家庭互助網被看作每個人都有的標準配備,除非這道安全網蕩然無存,否則國家不會輕易出手。因此想要得到社會福利資源,必須透過司法途徑閹割掉個人的人際網絡,證明自己足夠孤苦無依,才有資格被救濟。於是協助老齡貧窮者的社工,其中一項業務便是陪著個案打官司告自己的子女。街頭每每出現一張新面孔,老張哥首先要問的是年齡,若是到了可以申請福利身分的歲數,再來問的便是有沒有子女?要不要走給付扶養費的訴訟?一列清單在他的腦海中,逐一打勾的選項最後通達的是社會福利的康莊大道,待國家接手,將人帶離街頭。第三個關卡與居住有關。一個人得先擁有住處和戶籍,才能申請該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 偏偏臺灣的租屋市場明目張膽的歧視就擺在檯面上,有些房東連四十五歲以上的房客都嫌年紀大,更何況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一不小心在屋裡過世,豈不影響房價。和勞動力市場一樣,老齡貧窮者最終只能揀一些安全與環境皆不佳,但不嫌棄老齡者的出租物件—像是阿生租的那幢爛屋。年紀和經濟成為兩道鎖,再次把人軟禁在無從選擇的處境裡,用最少的資源承擔最高的生存風險。他們經歷的日常看似遙遠,其實與一般人十分接近。尤其在白領中產向下流動,過去十年薪資成長停滯和老年退休保障不足等因素夾殺下,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 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和老張哥走在臺北車站外頭人行道上,他會抬抬下巴示意我看向某處,告訴我窩在路邊的一位無家者曾是公務員,還有個剛來的新面孔,曾經是護理人員。甚至還有幾個曾經呼風喚雨的大老闆,如今也都在街上。即使是穩定工作到屆臨退休,也可能因為長期低薪,生活成本卻越來越高,房貸、子女教養費的支出占去九成以上的收入,不斷勞動卻只剩貧窮,導致退休後沒有足夠的存款維持老年生活開銷,老不起的未來,只得持續工作換取生活所需。社工和我分享月薪逼近六萬的白領, 都會因為無力將老父送去養護機構,只能先把老父放在騎樓邊的輪椅上,「我覺得那簡直是以後的我。」社工聲線裡有顫抖。看著他們臉孔,時常讓人感覺到,我與他們的距離,不過就差在「運氣」。越是了解他們的人生故事,越讓我背脊發涼,也越發理解大時代的浪潮、整體產業經濟局勢,以及薪資結構變動等巨觀的背景因素,隨時能將一個人碾壓過去,吞噬掉平靜的日常,讓人從一帆風順落入萬丈深淵。而幾乎沒有人能躲得過。二○二五年,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占比超過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十。政策隨人口結構改變而調整,公共資源的分配開始往長照、中高齡二度就業獎勵等項目流去。這些轉變在在提醒著高齡時代,人們該如何兼顧尊嚴與優雅地老去。然而,高齡人口增加統計數字裡也反映出老齡貧窮現象正蔓延:六十五歲以上低收入戶人數從二○一一年的二萬五千二百七十七人,上升至二○二二年的四萬五千六百七十八人,翻倍成長。數字描繪的是抽象的概念,站在人口結構變動的震央,老齡貧窮者只偶爾現出微微佝僂的身影,卻鮮少被具體描繪出他們落魄的暮年。但那模糊的影子像是預言,可能是每個人都將遭遇的有朝一日。這片土地看似富裕,其上的痛苦與貧困仍一望無際,但他們也不盡然只剩悲情。穿梭其間的人際網絡,脆弱卻又強韌地擔負起支持作用。固定到車站附近送餐的善心人士,在老張哥的安排下,井然有序地訂出送餐排程,分散到週間各日,維持著最基本的溫飽。二○二三年,老張哥熟識的社工、醫師,組成街頭家醫,固定在街頭巡迴,為無家者做簡單的醫療處置,降低延誤治療的風險。貧窮如此不堪,但身處其中,卻能窺見人的堅強超乎想像。生活窘迫,他們仍然咬牙走著漫漫長路,奮力把日子過下去。文字所能描繪的,不過是他們日常的十分之一,本書試圖記錄下這些人的日常,捕捉他們拒絕屈服於困苦的身影,呈現他們如何活著,為他們空白的臉孔添加血肉與生命軌跡。
章節目錄
序第一章:阿健打官司第二章:福利的局外人第三章:臺北車站的日與夜第四章:罪與罰,與窮第五章:酸臭之屋第六章:三個女人第七章:女人,及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第八章:做事人第九章:死亡的重量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