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章　計畫體系不是社會主義

第二章　科技需要計畫經濟

第三章　計畫至上

第四章　資金何處來

第五章　新的當權者

第六章　科技架構

第七章　公司

第八章　組織造英雄

第九章　社會主義國家的接班人

第十章　比賺錢還重要的

第十一章　動機總論

第十二章　加入組織的好處

第十三章　掌權從適應開始

第十四章　統一口徑

第十五章　計畫系統的目標

第十六章　寡占者的宰制

第十七章　一切從定價開始

第十八章　廣告的妙用

第十九章　主權誰屬

第二十章　總體需求的規範

第二十一章　就業與失業

第二十二章　控制通貨膨脹

第二十三章　控制員工的方法

第二十四章　化敵為友

第二十五章　教育與科研圈

第二十六章　企業治國

第二十七章　官商成一體

第二十八章　計畫系統形貌

第二十九章　誰窮兵黷武

第三十章　美麗世界

第三十一章　計畫的空隙

第三十二章　苦工

第三十三章　教育與解脫

第三十四章　捨我其誰

第三十五章　計畫系統的未來

第三十六章　真正的宏觀

第一章

計畫體系不是社會主義

現代經濟學討論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改變」扮演的角色。想像中，「改變」應該非常大，要列出改變的各種形式或程度，不過是重覆許多人做過的事罷了。不過，改變的事物似乎不多，美國的經濟系統────除了一些不滿人士之外，一般都認為是一種大體完備的結構；要使已經趨於完備的事物再改良得更加完善並不簡單。大規模的改變確實存在，但除了貨品產量增加以外，一切仍與過去沒有兩樣。

改變的事實，無人可以懷疑。本世紀經濟生活的創新與變異，特別是自二次大戰爆發以降，無論以任何尺度衡量，變化都很大。最顯而易見的是，人們運用愈來愈複雜而精密的科技於生產。機器不斷汰換著人工。在機器被用來指揮其它機器的情況下，機器正逐漸取代較原始的人工智慧形式。

八十年以前，大公司組織仍然侷限於一些似乎必須大規模生產的產業，例如，鐵路建造、蒸汽航運、鋼鐵製造、石油開採與煉製、還有一些礦業。而現在的大公司也販賣日用百貨、生產穀物、發行報紙、提供公共娛樂，所有一度是個人業主或小公司專有的經濟活動，現在都劃入大公司的業務領域。規模最大的一些公司部署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裝備，並在好幾十個地方雇用數十萬員工進行生產。在一九七四年底時，美國境內規模最大的兩百個製造企業──占全美製造業者總數千分之一──擁有所有用於生產總資產的三分之二，在所有銷售、員工人數與淨收入總額的占有比率上，甚至超過五分之三。驚人的不只是這種資產與財富集中的情況，還有這種集中過程的進展幅度。在一九七四年底，最大兩百家公司在全美製造品銷售、雇用員工與資產總額上所占的比重，超過一九五五年最大五百家企業占有的比重。

八十年以前，公司是企業主的工具，也是他們個人人格的投影。像卡內基（carnegie）、洛克斐勒（Rockefeller）、哈里曼（Harriman）、美隆（Mellon）、古金漢（Guggenheim）、福特（Ford）這樣的大名在全美可說是家喻戶曉。他們的盛名至今猶在，但這是因為他們建立的那些美術館與慈善基金會，因為他們的後代投身政界使然。現在一些大公司的領導人都是藉藉無名者。現在這一代人，除了住在底特律又置身汽車工業的人以外，知道通用汽車公司現任領導人名姓的人寥寥可數，這位領導人在領取薪金支票時，也經常必須向所有其他人一樣出示身分證明。福特公司、艾克森與通用動力等公司的情形也是如此。現代大公司的領導人並不擁有企業的可觀股份。他們一般不是由股東選出，而是由理事會選出；由於自我崇拜意識使然，他們總是自己選自己。

同樣地，國家與經濟的關係已經改變，這點也是老生常談。聯邦、各州、以及地方政府的服務，現在占所有經濟活動比重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一九七六年為二二%）。這種比重意味的介入程度，遠遠比印度這個自認為社會主義國度的政府還高，與瑞典與挪威這兩個古老的社會主義民主王國相比，也超過甚多，甚而與波蘭政府相比，也毫無遜色。波蘭是共產國家，但它主要是農業國，政府將農業開放民營。所有美國政府公共活動非常大的一部分（約占政府在商品與服務上所有開支總額的三分之一）用於國防以及太空探勘（這是一項小得多的項目）。這樣的花費即使保守派人士也不會視之為社會主義。

此外，在所謂的凱因斯革命過後，國家負責節制所有在經濟活動中可供購買商品與服務的收入，設法確使民眾對於現有勞動力所能生產的一切擁有充分購買力，並且以更謹慎的手段，設法使工資不致抬高物價，使物價不致不斷迫使工資向上調升。和以往相較，現代商品的生產可靠多了。

在過去，從資本主義首次問世，直到希特勒發動戰爭為止，通貨膨脹與經濟不景氣總是每隔一段時間就相繼而至，時間雖有長有短，但這樣的循環過程始終不變。商業循環周期已經成為經濟研究的一項獨立課題；周期途徑的預測以及不規則性的解釋，也已形成一種專業，這種專業將理性、占卜、與各種巫術手段綜合運用的程度，真是難得一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二十年間，世界經濟沒有發生嚴重的不景氣。七○年代中期曾發生一次嚴重的經濟蕭條，房屋等產業受創尤重。不過一般都認為，這次蕭條是為扼止通膨而有意採行緊縮政策的後果；那些堅決主張通膨仍是一種自然現象的人，實應為這項政策負責。

此外，有三種改變也已形成現有經濟生活的一部分。其一是，促銷與有關商品銷售的推廣組織大幅成長。鑒於這類組織投入的成本與掌握的人才，這種活動愈來愈能與致力商品生產的活動互較長短。衡量人們受促銷推廣活動的影響有多深，本身已是一項日漸熱門的學問。

其次，工會會員在勞動力中占有的百分比已不再增加。這項百分比於一九五六年達於尖峰（二五‧二%），此後一路下滑。在工會會員人口降低的情況下，工會的草根性愈強。

最後，接受較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漲，而提供高等教育的工具漲幅卻不那麼顯著，這種現象導因於人們對教育普及有了新而更深的關切。如果經濟體系需要的只是數以百萬計目不識丁的無產階級，它能不能促成這三種改變就難說了。

以上這些改變的有關討論已經很多。通常的討論方法，是將其中一項提出來單獨討論，但這種做法大幅縮減了它們的影響力。事實上這些改變是相互關聯的，都是一項更大改變的部分，而這項更大改變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力，更甚於各部分影響力的總合。

現代經濟生活的改變由機器與精密科技促成，而它們都需要投入龐大資金，並由高科技人士設計與指導。由決定生產商品到商品實際完成上市所需時間，也因它們而大增。

這些改變，導致對大型商業組織的需求以及這類組織的機會。大型商業組織可以憑一己之力投入必要資金；可以憑一己之力調集必要的技術；甚至它還可以做得更多。由於投入資金龐大，而且組織行動在成果顯現前很長一段時間就已展開，所以這樣的大型公司必須有遠見才行，並且必須採取一切實際步驟，以確使它們預見的事果然成真。如果說通用汽車公司比一般小成衣公司更能影響周遭的世界，應該不會有人懷疑。

不僅如此而已。先進的科技、複雜而有效的組織、以及大規模商業團體，它們有能力有效主張其收益，導致高生產與高收入，而高生產與高收入又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需求不再僅限於溫飽的基本需求而已。其結果是，社會大眾的經濟行為變得較有彈性。一個飢餓而仍有理智的人，絕不會用他僅有的最後一塊錢購買食物以外的東西。但一個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生活無憂無慮的人，在選擇購買一個電動刮鬍刀還是電動牙刷時，就有選擇空間了。除價格與成本以外，消費者需求也受到產品經理的影響，這又是控制經濟行為的另一要素。

在科技發展投資金額極高的情況下，一項錯誤的科技判斷、或是未能說服消費者購買產品，都會造成廠商極大損失。如果國家能支付較高科技的發展費用，或為科技先進的產品保證市場，成本與風險就可以大幅降低。廠商可以用國防、國家聲望、迫切的民眾需求作為理由，要求國家支持，而這些理由並不難找，這些理由可以使國家輕易地免於遭到「實行社會主義」的指責。現代科技因此為現代國家塑造更大的功能。

科技與隨之而來的資金與時間需求，同時也使國家對需求的規範發揮更直接的作用。一家公司在考慮生產一輛新款汽車時，必須考慮有沒有能力說服民眾購買它。同樣重要的是，民眾必須有購買它的能力。這一點至關緊要，因為公司必須大舉預先投入時間與金錢，而且產品也必須能在不景氣的時期與繁榮時期一樣輕鬆推入市場。總之，對於產品的總體需求必須穩定。

豐裕使得總體需求穩定化的必要性更為增加。收入僅足糊口的人必須把錢花在生存上，他花掉多少錢就少了多少錢。一個收入豐盛的人有能力存錢，而其他人的開支或投資額是否與他的儲蓄額相等則未可知（就經濟學而言，儲蓄是GNP的漏逸，投資和開支則為挹注）。而一個富足的社會所以能有高生產力與高收入，至少有一部分得歸功於大規模組織，大公司同樣也有將賺來的利潤存起來不花的權利，就像許多鼓吹節約的人一樣，公司可以天經地義地這樣做。沒有人能保證這種個人與公司的儲蓄是否會為開支抵銷。正因如此，在一個較富足的社會中，開支與需求不若一個貧窮的社會可靠。由於現代科技成本既高且必須有很長的產品成型期，故而需要較大的市場穩定性，開支與需求的可靠程度因而淪喪。凱因斯革命發生的時期，正逢其它改變使這項革命成為大勢所趨，它本質上又是其它改變的因與果。……

★ 哈佛、普林斯頓經濟學名教授、甘迺迪與詹森總統的經濟顧問──高伯瑞之經典著作！

★ 顛覆傳統經濟學，原文書自問世至今已狂銷上百萬冊！

★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好評推薦！

★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好評推薦！

市場經濟是當代經濟思潮主流，即使奉行共產主義的中共，也標榜「面向市場」。但現實狀況根本和經濟課本寫的不一樣──市場被少數企業把持；價格機能這雙無形的手屬於大公司操縱；消費者以購買行為投下的金錢票，不過是廣告費用的擺佈；所謂的國防政策與公共建設，都按照少數大公司的生產計畫來實施……。當作者高伯瑞從政之後，發現自己信以為真的那套經濟模式，竟然如此背離現實，感到困惑不已。於是作者透過本書，對支配人類觀念的若干謬誤、過時經濟學理痛加撻伐。

這本顛覆傳統經濟學觀點的書，問世至今已經發行上百萬冊，其中不少評估如今都成為事實，相當程度地導正了學院教學方向，並使受新古典經濟學誤導的經濟條控手段開始修正。高伯瑞因本書而名成立就，創下學術著作極為罕見的普及現象，還獲選為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奠定一代大師的地位。

好評推薦：

「《新工業國》是商業經濟的權威，值得你全神關注！」──紐約時報，雷蒙．索尼耶（New York Times, Raymond J. Saulnier）

「活靈活現的作品，諷刺的幽默中充滿了精彩的銘語及高明的論言。」──華盛頓郵報，哈維．塞加爾（Washington Post, Harvey H. Segal）

「毫無疑問的，《新工業國》是本世代經濟學領域最具挑釁性的讀物。」──芝加哥論壇報，約翰．麥克卡森（Chicago Tribune, John McCutcheon）

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

生於一九○八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並於美國加州大學攻得博士，爾後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五年在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期間曾擔任普林斯敦大學教授，並參與政府事務。一九六一至六三年間擔任甘迺迪與詹森總統的經濟顧問，並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是美國自由主意知識分子的領袖、哈佛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曾任藝術與文學學院院長。並曾獲得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和莫斯科大學的榮譽學位，於1997年入選加拿大勳章，並獲得羅伯特‧肯尼迪圖書終身成就獎。2000年，在白宮的一個儀式上，他被授予總統自由勳章。著作豐富，包括《穿梭經濟時光》、《新工業國》、《經濟治國》等三十餘本。

譚天

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曾任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歐洲日報編輯主任，譯作極豐。包括《三面撒旦》、《史瓦茲科夫將軍傳》等，長居海外。

前言

經濟不調的風險與機運

現有經濟理念都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在所謂凱因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之後──數十年間，或經教授或由宣傳而形成。它們已經是根深柢固的東西，想憑反對意見或相異看法改變它們絕非易事。古典經濟理論的弱點在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期間暴露無遺，它們無力以任何適當方式解決經濟體系失效的問題，它們愈來愈陷於強大的抨擊聲中。所幸，現在世人對經濟理念又再有了共識，極希望這樣的共識能持之久遠。

這種共識是由許多各不相同的經濟理論融為兩部──總體經濟論（macroecnomics）與個體經濟（microeconomics）──而成。總體經濟論認為，經濟體系若任由其自行發揮，其整體表現無法臻於佳境。若要使經濟體系適當發揮功效，由國家透過中央銀行代理或直接進行干預，實有其必要。

個體經濟論關切的是公司行號，是它們與市場的關係，以及它們在總體經濟政策安排與運作下的企業經營藝術與相關智慧，經濟體系原應有最佳表現而不應橫遭政府干預。

所有個體經濟論的中心思想就是市場。公司必須不斷調適其價格與商品。在正常（也是極可敬的）完全競爭或大體上完全競爭的情況下，沒有一家公司能控制價格，或對價格有重大或持久的影響力。公司只能完全屈服於市場的非個人權威下。在自然而然追求最大報償的過程中，公司別無選擇，只能遵從市場賦予它的價格與成本。它並不能以最有效、最有力的方式反映這種外來影響力，只能以可能預期的最佳因應之道加以反映。就所有相關方面而言，公司都只是俯首聽命於市場支配的工具而已。這不是偶發現象，情況一直就是如此。使得市場供求的管理成為必然的凱因斯革命，對於這種行之多年的「市場主宰公司的」現象並未探討。

就此現象而言，儘管教科書上對其大肆加渲染，但它也有個例外。這個例外就是壟斷，或者更精確言之，就是各種型態的市場不完善性──一個廠商由於壟斷貨源供應控制權而能控制價格；少數幾家在貨品供應方面各有敏感利益的公司調整生產，以保證一般價格對其有利；由於擁有某一特定廠牌、或某一遠離競爭對手的特定地點，故而取得價格的部分控制權。不過即使在這些例外情況下，公司仍然必須因應市場支配力的外在環境而調適。公司確實可以憑藉這些條件訂定生產規模或控制銷售，使其得以較完全競爭情況下，生產與銷售較少而賣得較高價格。但對壟斷或寡頭控制而言，就如同對相互競爭的公司一樣，最終控制權仍為買方透過市場而做成的決定。這些決定使得需求減緩，使所有經濟法則得以彰顯，壟斷者於是被迫調整生產，最終根據這些法則而控制生產。消費者主權與競爭仍為最後決定一切的權威。壟斷之類的行為只能造成一段有利於生產者的利益調整而已。

個體經濟論還有兩個進一步的假定。儘管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規模大，對價格有影響力（或者，一些強有力的買主對其成本有影響力），有些則否；但就本質而言，所有公司在動機與基本性質上都是一樣的。它們的動機都在於求取最大利益。這種慾望強大無窮、無所不在；公司的組織完全基於這個目的而定。

第二個假定是，對公司所有人而言，利潤的產生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些人──即公司所有人，是公司指導方針的權威或權威的來源。這是資產授予的力量；雖然這個名詞已經帶有一些不太好的含意，使得人們在使用它時多少有些顧慮，但這就是資本主義。

現代個體經濟論的三大支柱如下：消費者至高主權，所有公司無分大小均需因應這個最終權力；絕不容情追求利潤，此一原則在教科書中稱「最大化報償」（maximized return）；公司的一切權力屬於所有權，或由所有權衍生而來。即使今天，人們在這三大原則的確認上，仍有一種共同認知。可以肯定地說，每個人都對這三個原則深信不疑。

另外還有個更進一層、特別重要的假定，就是競爭的存在。如前文中所指，在壟斷的情況下，公司的作為不會符合社會價值。壟斷市場的公司可以透過若干運作，使價格高於社會必須、或社會希望付出的價格；而在一個具有同樣效率生產廠商的競爭性市場中，這種社會意願能起制衡調節作用，使廠商訂定反映市場的合理價格。或者可以說，由於擁有強大的購買立場，壟斷者可以支付較少的價格而取得同樣商品──成品賣方壟斷時，原料必然買方壟斷。有鑒於這些缺失，在已為大眾接受的個體經濟論中，於是出現一種對於競爭近乎是神學般的崇拜。競爭一方面確保社會最佳利益，同時也是這種利益的現成測試劑。對於參與這種系統的大型公司，個體經濟認為大商業與壟斷兩者之間一定有關聯，這種世人接受的觀念造成一些不便。而這個狀況導致反壟斷法，個體經濟論最強調、最重視的就是這個法則，特別是在美國。眾所周知，工業的性質或結構因反托辣斯（反壟斷）法的執行而有實質改變，這一點無人能置疑（不過，的確有不少人曾設法推翻這個論點）。但在已經施行這類法規的美國、加拿大與部分施行的英國等國，與其他未施行這類法規的國家，經濟發展情況依舊極為類似。面對全球各地巨型公司林立，與經濟學家宣揚的競爭模式大相逕庭，經濟學家總能找出一個遁詞；「反托辣斯法應該加強執行。」就這樣，反托辣斯法或者對一般大公司不斷造成些許困擾，卻也成為律師們的重大財源，也成為才枯智窮的自由派論者不可或缺的避難所。

現在，我必須在時序上倒退數年。如前文所指，在凱因斯革命以前，個體經濟論與總體經濟論兩者之間並無區別，世人甚而根本不知道有這兩個名詞。經由商品出售，換得薪資、利潤、利息或租金等等購買商品的資金；商品的出售創造本身的需求。在法國經濟學名賽伊（Jean Baptiste Say）訂定的那項幾乎已可稱為不朽的「賽伊法則」中，對這一點已有詳細闡述，而近代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也堅信需求永遠等於供給。當然，人們很可能將所獲得的利潤、租金、或工資的一部分儲蓄起來不加花用。這是一件極端瑣碎的事；儲蓄額愈高，意味利率走低，可用在投資上的金錢愈高，於是在需求方面出現補償性的增長。如果開支暫時無法保持一致步幅，價格與工資的調整──又是由於市場影響──會促使需求與供給相等。這樣再次保障了需求的不虞匱乏。這種有益條件延伸至勞動市場後，即使有偶發性失業現象，工資會朝下自我調降，使得所有的勞動人口均得到雇用。

經濟大勢之所趨在於尋求全面就業的平衡。這就是所謂平衡經濟（eguilibrium economics）。在研究這種經濟體系時，人們一定會對它的近乎完美有某種驚嘆──至少直到我年輕求學期間，情況仍然如此。

但這種大體完美──這種走向全面就業平衡的趨勢──卻遭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無情粉碎。還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深受岡納‧默達爾（Gunar Murdal）鼓舞與影響的一批瑞典青年經濟學者，與威廉‧佛斯特（William T. Foster）以及華迪爾‧凱琴斯（Waddill Catchings）等兩位頗遭非議的美國人，曾先凱因斯提出同樣主張，不過他們都為時人駁斥，兩位美國學者更被抨擊得體無完膚。但凱因斯的權威令人惴惴不安，也讓人無法輕易抵擋。他認為現有經濟學說中，所謂需求充分性與全面就業平衡並非必然。當人們或公司決定減少開支看緊荷包時，需求短缺現象將出現。此外，由於有工會與其他抗拒工資與價格自由變動的勢力存在，促成全面就業的市場調節機能可能不會發生，其結果可能是持續失業。當凱因斯撰寫與出版《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書時，正值一九三○年代大蕭條之際，當時的情勢自然也給予他的論點不少支撐。只要睜開眼睛就能知道凱因斯的理論所言非虛。

所謂凱因斯革命於是出現。此後，不僅左派人士接受，右派人士也同樣認為，欲補償需求的短缺並保障需求不致過度，國家有必要採取經過良好設計的善意干預。國家可以運用兩個基本機制進行這項干預，第一個機制是公共預算。透過預算赤字或盈餘，它可以增加或減少民間可用的需求。另一個干預工具是中央銀行，它可以鼓勵或不鼓勵商業銀行貸款，也可以透過因而導致的利率異動，或鼓勵、或不鼓勵投資資金的消費，以及隨而產生的對商品與服務之需求。於是總體繼濟論就此誕生。

本書所關切的經濟理念基本結構，也因而誕生。基本上，本書要討論的是有關個體經濟論的事。如前文所述，在凱因斯革命之後，個體經濟論理念大體而言與過去沒有多大差異──它在亞當‧斯密之後兩世紀的演變裡，仍然大同小異。市場仍然主導；消費者仍然至上；利潤的追求仍然不僅是主要、也是唯一的動機。這種追求仍然由公司所有人或其直接代理人進行，儘管有壟斷或不完全競爭的例外情況，個體經濟論的表現仍然理想。凱因斯只是舉出經濟體系顯見的缺失，失業與不景氣重現的趨勢，並將這些問題交給政府或中央銀行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