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序 言

補 註

第一部分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

第二部分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截止到昨天已經到此地兩周了，但我不敢說生理上已經完全地適應了這裡。上周六和阿休亞的遠足讓我過度勞累，到現在還沒完全恢復。失眠（不是很嚴重）、心臟負荷過重、精神緊張（這點尤甚），到目前為止似乎只有這些症狀。我感覺這個狀況的根本原因是極易疲倦的心臟導致的缺乏鍛鍊，加之大量密集的腦力勞動。我必須多做運動，特別是在涼爽的早晨和傍晚。砷化物是不可缺少的，但我絕對不能加大奎寧的用量，每九天服用十五粒應該就足夠了。至於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民族學探索強烈地吸引著我。但是目前存在兩大缺陷：（1）我現在和當地的野蠻人接觸太少，對他們的觀察還不夠充分；（2）我不會他們的語言。關於第二條，雖然我現在正盡全力學習莫圖語，但語言的困難將非常難以克服。這裡極致的美景對我並沒有太大影響。事實上，我發現莫爾斯比港的周圍地區甚至可謂荒涼。我的陽臺被［藤條］纏繞，擋住了五分之四的［視線］，所以我只能從它的兩端欣賞海景。地面布滿石子，凹凸不平，各種垃圾散落四周，看上去就像一個一直堆到大海的垃圾場。這裡房子的四周都被格子棚架的走廊環繞，走廊到處都是開口。儘管如此，周圍的大海和丘陵都美麗非凡。這種景象獨一無二，特別是從通往村子的那條路的方向看去，風景被幾株棕櫚樹和紅樹框了起來。清晨，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層薄霧包裹。大山在霧裡時隱時現，淡粉色的影子映襯在藍色的天幕上。海面微波蕩漾，漣漪絲絲，斑斕的波光伴隨著海面的不斷移動更加熠熠生輝；海水稍淺處，在綠松石般的植物之間，你甚至能看到深紫色的礁石上長滿了水草。當海浪平靜，微風撫平海面時，海水倒映著天空和陸地，它們的色彩可以從寶石的深藍色變幻成煙霧彌漫的群山才有的柔和粉色。而起風的時候，風將大海表面的平靜打破，把海底的景致、群山和天空的倒影攪渾在一起，海面泛著獨特的碧綠色，偶爾點綴著幾點深藍。過了一會兒，不知是太陽還是微風把迷霧驅散了，群山的輪廓便清晰可見起來；此時海灣深處的海水泛出深藍色，淺灘處則是藍綠色。天空向萬物灑下一片蔚藍。但群山的美妙剪影繼續在這片純淨的藍色中閃耀，如同在碧海晴天中沐浴一般。直到下午，迷霧才完全散去。山體上的影子變成更深的藍色；群山呈現出一種奇怪的鬼魅感，彷彿某種黑暗的力量統治著它們，和永遠沉靜安然的大海與天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傍晚，天空又被一片薄霧遮蓋，夕陽紫色的光芒渲染著各種形狀柔如羽毛的雲朵，雲層排列得異常美麗。某一天中午，一些遠處火堆的濃煙飄入空中使得萬物都蒙上了一層輕柔的陰影。我當時因為太累而不能盡情享受這視覺的盛宴，但這些景色絕對獨一無二。總之，這裡的風景比其他地方更像沙漠，容易讓人想起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的景觀。各種最熱烈的顏色，帶著一種我尚不能言明的某種節日的特質，一種過分精鍊的純粹和奇異的特質在這裡肆意狂歡——那是一種類似于寶石在陽光下閃爍出的瑰麗色彩。

過去幾天的日子異常單調乏味。二十一日，星期二［原文如此］

阿休亞在法院忙了一天。於是找來伊古阿（Igua）幫我整理行李。周二晚上，感覺虛弱不堪，根本不想去找辛普森博士。周三早晨，阿休亞從十一點就開始忙碌。下午去拜訪了奧馬利，他也沒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對我講。我見到了漂亮的科瑞（Kori），她皮膚光滑，文身精美；儘管藏在古銅色肌膚下，這種des ewig Weiblichen ［永恆的女人味］依然迷人。周四早晨和阿休亞待在一起；下午去了趟村子；很累。晚上貝爾來找我，我們討論了當地的土著。周五早上遇見漢特先生，和他共進午餐，下午我們閒聊了一陣；我累得嚇人，什麼也做不了。哦，對了，前幾天晚上我還洗了一些照片；今天，即使是洗照片也讓我疲憊。周六早晨，漢特來訪；他這次又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後和阿休亞待了一小時；接著去見了貝爾，不請自來地到長官那裡吃了午餐。午餐後，我讀了點滕內爾（Tunnell）和莫圖語語法。晚上在帕戈山（Pago Hill）散步——感覺恢復了點體力；和斯坦福•史密斯聊天。很早入睡……政治事件並沒有影響到我；我盡力不去想它們。我有一個夙願，希望波蘭的命運能夠有所改善。至於鄉愁，我很少為之所困，在這點上我感到很驕傲。我仍然愛著［……］——但不太自覺，也不甚明確。我對她所知甚少。但在生理上——我的身體又很渴望她。我會想念母親［……］有時［……］。

邁魯（Mailu），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原文如此］

種植園，河邊。

星期六［十月二十四日］

到昨天為止，我到邁魯已經一周了。這一周內，我非常缺乏條理。我閱讀完了《浮華世界》（Vanity Fair）及整本《羅曼史》（Romance）。我割捨不下這些書；它們就像毒品一樣讓我難以自拔。然而，考慮到惡劣的工作條件，而且對於短短一周的時間而言，我也確實做了一些事情，成果也不算太差。我不喜歡和那個傳教士住在一起，特別是因為我知道什麼東西都得我來付錢。這個人的［白種人］「優越感」讓我感到噁心。但我必須承認，英國人的傳教工作有一些積極的方面。但如果這個人是德國人，毫無疑問，他會更徹底地令人生厭。這裡的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禮遇和寬容。這個傳教士和他們一起打板球，你也不會覺得他太過肆意地擺布他們——一個人想像中的生活總是和現實相差太遠！這是一個四周圍繞著珊瑚礁的火山島，頭頂著一方永遠蔚藍的天空，包裹著一片寶石般深藍的大海。在海岸線一側有一個巴布亞村莊，海面上零星地停泊著小船。我喜歡把在棕櫚樹林之間的生活想像成一個永無止境的假期。當我從船上望去時，就是這種感覺。我感到快樂、自由、幸福。但這種感覺只能維持幾天，之後我便逃到了薩克雷（Thackeray）小說中描述的倫敦勢利小人們身邊，緊隨其後在大城市的街巷中遊走。我渴望待在海德公園（Hyde Park）或布魯姆伯利（Bloomsbury）——我甚至開始欣賞倫敦報紙上的廣告。我無法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無法接受我的自我囚禁，更無法將之利用到極致。這就是過去幾周發生的事情。

莫爾斯比港。我最後一次去是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我中了滕內爾的魔咒，一天中有連續好幾個小時都在讀他的書。我暗暗發誓再也不讀小說了，但這誓言只能保持幾天，我便又開始墮落了。那周內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去看了看拉洛基（Laloki）［莫爾斯比港旁邊的一個小島］。周二被長官邀請赴晚宴——格里姆蕭（Grimshaw）小姐和德里希夫人也在那兒。我們計劃在周四或周五離開。那段時間我一直沒有機會和阿休亞一起工作，因為他在忙波尼斯科尼（Burnesconi）的案子，這個人把一個土著「綁起來在空中吊了五個小時」。我對這幾天的記憶有些模糊；只知道自己精力不是很集中。哦，對了，我想起來了：星期三，在錢皮恩家吃的晚餐；晚餐之前，見了那個傳教士一面。前一周周日，我和長官一起吃過午餐，漢特上尉也在那兒，我讀了點巴爾貝•多爾維利（Barbey d’Aurevilly）的小說。阿休亞也不在家。我去見了奧馬利，然後去找傳教士，他帶我乘船去了趟鎮。上我記得那天晚上，夜幕正在降臨村莊，引擎在船身下旋轉，發出時強時弱的悶響；氣溫很低，深海上浪花四濺。

周三，身體很不舒服，於是打了一針砷化物，準備修整一下。周四早上，默里派伊古阿和杜納送給我一匹馬，我們在村子裡見了個面。我騎馬從傳教站（Mission Station）後面經過，穿過滿是園圃的山谷，途中遇見成群結隊的土著，他們有的在地裡勞作，有的正往回村的方向走。溪水旁是一個分岔口，從那裡望去，美妙的景致一直延伸至大海。我騎著馬向山谷下走——山腳下有一小叢樹林，非常棒的樹蔭；我感到一陣對熱帶草木的渴望。隨後，我們冒著酷熱進入山谷。同樣枯萎的灌木；矮小的鐵樹和露兜樹——前者跟木本蕨類很相似，後者長著奇怪的毛茸茸的葉球［……］——它們讓乾枯的桉樹構成的遠非異域風情的景致顯得不再那麼單調。草木枯萎，透出金屬般的棕色。強光照射到四處，賦予這片地區一種奇特的冷酷和矜持，這種景致又最終使人疲憊。當接近濕地時——所謂濕地只是一條乾涸的小溪——或到肥沃一點的土地時，你能看到稍勝一籌的零星綠意。瓦加納（Vaigana）河像一條綠蛇蜿蜒地流過烤焦的平原，在鬱鬱蔥蔥的植物之間劃出一條細長的割痕。午餐；阿休亞告訴我一些關於各個領地邊界的情況。（拍完兩張照片後）我們騎馬穿過平原。阿休亞指給我看兩塊土地之間的邊界線；是一條直線，並沒有依循自然地形。我們騎馬爬上一座山。我和阿休亞爬到山頂上，畫了一幅地圖——他打的草稿。我面前的平原被瓦加納河橫穿而過，右側是乾涸的沼澤，沼澤後方是巴魯尼丘（Baruni Hills）。遠處，綿延的山脈一直延伸到莫爾斯比港海灣。好不容易才畫好地圖。我們沿著一條狹窄的山谷下山，左手邊是一片高高的棕草，在陽光下隨風擺盪，不停地閃爍和變幻著顏色，時而血紅，時而絳紫，就像一隻無形的手在撫摩天鵝絨一般。阿休亞組織了一次小型狩獵。我們進入了阿蓋爾塔布（Agure Tabu）的灌木叢——一條渾濁的小河緩緩地流經樹林，我在那第一次見到了西谷椰樹。阿休亞跟我說，此情此景之下，應該進行一次禱告，不過飲用這裡的水和食用這裡生長的西谷椰子或其他植物是很危險的。我們進入了一片向拉洛基兩邊的狹長地帶延伸的密林，那裡有許多參天的八果木——在它們寬大的根基上生長出極高的樹幹——還有一些美輪美奐的藤蔓植物……我們涉過一條長滿高大燈芯草的河流。在河的另一邊，我們騎馬沿著一條小道前行，兩邊長滿大樹、藤蔓植物和灌木叢。我的右側是河流；左側的園圃時隱時現。河岸上有個定居點，四間小屋坐落在一片平整乾燥的土地上。中間有一株小樹，上面長著紫色的樹莓，正在變成嬌豔的紅色。幾個土著；孩子們在廣場上成群的豬之間穿梭嬉戲。我們穿過一個種著香蕉、番茄和煙草的園圃，回到河邊。在河邊，阿休亞偷偷地跟蹤了一條鱷魚——未果。回去的路上，我沿著河岸走，甘蔗樹的利刺劃破了我的鞋子。在家裡，我與戈阿巴和伊古阿坐著聊了會兒天。

第二天（星期五）

我很早便起了床，但仍沒趕上標誌著狩獵開始的演說與口號。和阿休亞去了河對岸，那裡居住著從瓦布克瑞（Vabukori）來的土著。哦，對了，我頭一晚上已經去過那裡了。在一個平臺上，人們正在火上燻烤小袋鼠。香蕉葉製成的床，樹枝則用來靠頭。婦女們在石油桶裡烹煮食物。匆忙建造起來的小平臺充當了臨時的儲藏室，非常有趣。我給一些儲藏小袋鼠的平臺拍了幾張照片。長官到了。給幾個拿著網和弓箭的獵人拍了幾張照片。我們邊走邊聊，經過一塊園圃，穿過草地，繞過村莊，又從樹林裡過去，還途經了一個長著紫色蓮花的池塘。我們在樹林外停了下來；我徑直走向捕網和兩個土著坐在一起。這裡的火光不如之前看到的獵人們的火焰壯美，火苗基本上看不見，都是濃煙。風從火堆的正面吹來，柴火劈啪作響。一隻小袋鼠跑進了網子，掙扎了一會兒才掙脫，然後逃回了樹林裡。可惜我沒抓拍到這一幕。而在我們右手邊，一隻小袋鼠已被殺死。阿休亞殺死了一隻boroma（豬）。我們穿過這片荒漠往回走。可怕的煙霧和熱浪撲面而來。與長官、德里希夫人共進午餐；聊了聊體育運動。他們告辭較早，大概兩點。我留了下來，之後就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星期六）

我起床頗晚，跟著戈阿巴和杜納去了園圃。我觀察了怎樣挖土和包裹香蕉樹，還追趕了一頭［鹿］。在芒果樹下面午休；給一些婦女拍照。午餐（木瓜）；睡覺。醒來後去河裡洗澡——非常舒服——之後鑽進了樹林裡。天然的樹蔭之下別有洞天。一棵巨大的樹幹撐起了一塊似乎懸空的樹墩——一棵八果木。我們來到一塊空地，那裡土著們圍坐成一圈，邊切小袋鼠肉邊烤。他們先切開袋鼠的肚子，然後扔掉［內臟］，再烘烤它的皮及其他部分。黃色的煙霧升起，飄入叢林。我們往回走的路上聽到了小袋鼠們跑開的聲音。阿休亞比我們早到。我們交談了一會兒（前一天我們聊了兒童的遊戲，但不幸的是，我沒做筆記）。

星期天我們很早就動身往回走，原路返回，一直走到淺灘，然後穿過阿蓋爾塔布，繼續步行穿越一片狹長的平原，然後到達一個塵土覆蓋的高土堆，它的外觀有點像一面［牆］。在土堆腳下，我們又轉了個彎，看到了種著墨西哥大麻的（劍麻）種植園。我站在一座小山上，草繪了另一幅地圖。山上的景色很美，霍布柔崖（Hornbrow Bluff）和勞斯山（Mt. Lawes）。突如其來一陣疲憊。我騎在馬上，悄悄地打瞌睡。阿休亞射中了一隻小袋鼠。到達霍赫拉的時候，我已疲憊至極。得知紐幾內亞地區（N & G apparatus）已經混亂不堪，我更加心煩意亂。我們從霍赫拉的法官（由哈迪［Uhadi） iduhu的酋長）那裡得知了以前遍布於克塔普阿三（Koitapuasans）的景象。餘下的路途無甚新意。在莫爾斯比港，我看到一張杜布瓦夫人（Dubois）約我喝茶的請帖。她的丈夫（一個法國人）給我的印象是：聰明、令人愉快。我們聊了聊莫圖語。晚上在家裡度過。

憂鬱的熱帶 寂寞的田野

人類學家最具爭議的日記

人類學上最動人、最富人性的文獻

近代人類學開山鼻祖、「田野調查」之父馬諾夫斯基生前的一本日記，一九六七年出版後，引發近二十年的爭議，原來這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在西南太平洋的巴布亞紐幾內亞和初步蘭島期間，記錄完成著名的人類學巨作同時，私下日記上卻充滿與客觀學術立場相去甚遠的心情、矛盾和偏見。 日記中，隨處可見他對當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種族歧視的嫌疑），更不斷懷疑自己和工作的意義。日記於馬諾夫斯基逝世多年後，由其妻子交出版社出版，有人指責她摧毀了馬諾夫斯基的功業，甚至是人類學的價值，更有人批評她沽名釣譽，企圖擠進人類學的殿堂。

而五十年後今天，人類學研究者或一般讀者又該如何看待這本書呢？

王銘銘（中國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新疆師範大學天山學者特聘教授）：我們翻譯和出版一位大師的「日記」，絕非是為了炒作影響過我們的「學術祖先」的「陰暗面」，也絕非是為了催發一種失望主義的知識論。如弗斯所言，對這一「陰暗面」的認識，是通向一個知識之道的途徑。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馬林諾夫斯基在田野中面對著各種誘惑、軟弱和絕望，其他的人類學研究者也必然一樣——他們需要感到解脫，由此才可以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以一種更為真實、謙和、樸實的心態面對被研究者和被教導者。

雷蒙德•弗斯（英國人類學學者、倫敦大學教授）：任何想要對此日記中一些章節進行諷刺挖苦的人，首先應該以同樣的坦白對待自己的思想和寫作，之後再來做評判。馬林諾夫斯基的性格是複雜的，在這本日記中，他的一些不甚令人欽佩的品性可能會比他的那些美德出現的次數多，但這也正是他的意圖所在，因為他在日記中想要理解和警戒的正是自己的缺點，而非美德。無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否願意去效仿他的坦誠，我們至少應該承認他的勇氣。

本書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從中我們得以窺見紐幾內亞土著在當時的實際生活狀況；而作為一本從未打算發表的私人日記，馬林諾夫斯基如同你我較為陰暗的一面，和對於人生、事業和感情的思考，不壓抑情感、不控制筆觸，則是最真實的自省，不僅讓讀者看到一個人類學家在實際調查工作中的困惑與堅持，更將人類學家中的「人」回歸到原本的含義上，對其人生的困惑與堅持心有戚戚焉。

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

波蘭裔英國社會人類學家，人類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社會人類學的開創者和功能學派創始人之一。 他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是人類學歷史上最為著名的研究著作，其中的調查和工作方法對後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他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新的民族誌寫作方法。 從馬林諾夫斯基起，幾乎所有的人類學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實地居住，並參與聚落生活等。 馬林諾夫斯基在初步蘭島上記錄的民族誌中「庫拉圈」（（Kula ring，是美拉尼西亞群島居民的一種交換回報制度，主要流行於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米爾恩灣省），更是成為了關於互惠和交換理論的奠基性研究。 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就曾從師馬林諾夫斯基。

【前 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已經身在美國，並接受了耶魯大學提供給他的人類學教授一職。這個職位最初只是暫時的，後來轉為終身教職。可以想見，當時馬林諾夫斯基需要大量自己的手稿、筆記和書籍，但這些材料在一九三八年末他出發去美國休假時留在了倫敦經濟學院。在接受了耶魯大學的任職後，他謹慎地在這些材料中揀選出了一部分，將它們寄到紐黑文，在整個戰爭期間，其餘大部分書籍和論文都存放在倫敦經濟學院。在紐黑文時，他的部分材料存放在家裡，其他的材料都存放在耶魯研究生院他自己的辦公室內。

一九四二年五月，馬林諾夫斯基由於心臟病突發溘然長逝。當時第一個聽聞該噩耗後趕到紐黑文的是菲利克斯•格羅斯博士，他曾師從於馬林諾夫斯基，後來二人成為摯友。在整理和分類馬林諾夫斯基生前文章與書籍的過程中，格羅斯提供了很多幫助。整理工作從馬林諾夫斯基的辦公室材料開始。有一天格羅斯忽然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說他剛剛發現了一本厚厚的黑色小筆記本，問我是否知曉。這本筆記裡是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的日記手稿，幾乎全部用波蘭語寫成。格羅斯博士立馬將筆記本送了過來，並隨便給我翻譯了幾條關於馬林諾夫斯基在紐幾內亞南部做田野調查的詞條。馬林諾夫斯基從未對我提起過這本日記的存在。此後我便小心翼翼地保管它，在一九四六年移居墨西哥的時候也隨身攜帶。

戰後不久，原來存放馬林諾夫斯基文章和書籍的倫敦經濟學院將他的手稿、筆記和書籍統統寄給了我，在一九四九年前後，這些數量巨大的文字資料到達墨西哥。在這些材料中，我發現了兩個裝著筆記本的信封：一個信封上寫著「早期波蘭語日記」；另一個寫著「日記」。這些小本日記都用波蘭語寫成，我把它們和在耶魯大學發現的那本筆記本放在一起，盼望著未來某天將它們翻譯成英文，甚至對外出版。

基於這種考慮，我將它們小心保存起來，鎖在一邊，直到一九六〇年末我去紐約。在紐約，我跟馬林諾夫斯基的出版商提起了這些日記，我們最終決定將其出版。諾伯特•加特曼（Norbert Guterman）先生欣然應允了將馬林諾夫斯基日記從波蘭語翻譯成英語的工作。在校對過程中，我盡力遵循馬林諾夫斯基個人應用英語詞彙和短語的風格，畢竟這是一門他在晚年時期非常自如地運用來表達自己的語言。在出版的書中，我省略了一些過於私密的觀察記錄，並以省略號代替。最早期的波蘭語日記也沒有被包含在內，因為它寫於馬林諾夫斯基的人類學生涯之前。

我一直有一種願望——甚至是一種需求——去瞭解那些令我感興趣或打動我的作品的創作者，無論是畫家、作家、作曲家還是科學家——他們的性格和生活的點點滴滴。我覺得，日記、書信和自傳折射出的心理和情感的光芒，不僅能讓我洞悉某位作者其人：他或是寫了一本書、提出了一種理論，或是創作了某一交響曲；並且，透過瞭解這個人如何生活及如何感受，我們可以更加接近他的作品，對作品的理解也隨之加深。因此，當一名不同凡響的人物留下自己

的日記或者自傳時，我認為這些涉及他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思想的日記或自傳「資料」應該加以出版，目的在於揭開這位名人神秘的面紗，並將這些知識與他去世後的工作聯繫起來。

我知道，一些人會出於對日記隱私性的考慮而不贊成公開它，這些人也很可能會嚴厲地批評我公開丈夫日記的決定。但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認為應該讓現在和將來的學生、他的人類學著作的讀者，對馬林諾夫斯基的內在性格以及在他人類學生涯中最為關鍵的時期中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擁有一種直接的洞見，這樣做比將這些簡短的日記束之高閣更具意義。也正因此，對於出版本書的決定，我會負全部責任。

瓦萊塔•馬林諾夫斯卡

一九六六年五月於墨西哥

【序 言】

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這本日記只涵蓋了他人生中一段極短的時間，分別從一九一四年九月初至一九一五年八月初，和一九一七年十月末至一九一八年七月中旬，合計約十九個月。這本日記由馬林諾夫斯基用波蘭語寫就，本屬私人文件，並從未計劃過公開出版。那麼它的重要性在於何處？馬林諾夫斯基是一名偉大的社會科學家，是現代社會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個試圖將自己關於人性和人類社會的觀點與身處其中的世界的諸多問題聯繫起來思考的思想家。這本日記正是他的職業生涯最重要時期的參照。這段時期，在對經驗調查進行理論學習後，他開始在紐幾內亞展開田野調查。日記的第一部分包括他在邁魯的早期調查；第二部分則包括了他在初步蘭群島最後一年的情況。不幸的是，這兩部分之間有兩年的空缺。如今，我們意識到，縱使一個科學家的性格對他選擇怎樣的問題及怎樣回答這個問題未必有直接的影響，也肯定在更多細微之處影響了他的工作。雖然日記的時間跨度非常短暫，也沒有在專業層面上提供大量的細節，但這本日記確實生動地反映了馬林諾夫斯基思考問題和人的方式——或者，它至少反映了當他只為自己一個人寫作的時候表述自己的方式。

馬林諾夫斯基去紐幾內亞是由於他同英國人類學的關係。而到底是什麼讓他遠離了自己的祖國波蘭而到英國，現在原因已不得而知。儘管他經常對英格蘭和英國紳士有著不太善意的評論，但他似乎一直對英國的理性傳統及英國的生活方式保有最基本的尊重，並且有可能早在職業生涯的初期階段，他就已經被這兩者所吸引（我們注意到他在日記中對馬基維利［Machiavelli）有這樣一段具有啟示意義的描述 ：「他在很多方面都與我很像：一個英國人，卻有著完整的歐洲式心智以及歐洲式問題」）。他自己也曾經告訴我們，早在克拉考（Cracow）亞捷隆大學的時候，因為健康狀況，他被要求暫時放棄物理和化學領域的研究，但被允許進行一項自己熱愛的「副業研究」，也因此，他開始閱讀弗雷澤英文原版的《金枝》——當時僅有三卷。馬林諾夫斯基在1908年獲得了物理學和數學博士學位，在萊比錫進修兩年後，他來到倫敦，投在塞里格曼和愛德華•韋斯特馬克門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開始系統地學習人類學。與此同時，他建立起與劍橋的哈頓（A. C. Haddon）和里弗斯（W. H. R. Rivers）之間的長期聯繫，這些人在他的日記裡都有所提及。他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一項文獻研究：《澳洲土著家庭》，此書於一九一三年在倫敦出版。他的另一本波蘭語著作《原始宗教與社會結構的形式》（Primitive Religion and Forms of Social Structure）在一九一四年早期完成，於一九一五年在波蘭出版發行。馬林諾夫斯基深受塞里格曼和哈頓的影響，塞里格曼曾試圖幫他申請赴蘇丹調研的資助，這次申請失敗後，他就一直在為西太平洋的田野調查做準備。當時，申請一項人類學田野調查資助的難度遠甚於今日。馬林諾夫斯基是靠著自己的獎學金，還有一筆來自實業家羅伯特•蒙德（Robert Mond）的資助才完成調查，而獲得這項資助也主要靠塞里格曼的活動。一九一四年，馬林諾夫斯基作為馬瑞特（R. R. Marett）的助理，參加了英國協會在墨爾本舉辦的會議，馬瑞特當時是英國協會H部分即人類學部分的記錄員，這讓馬林諾夫斯基毫無阻礙地到達了澳洲。馬林諾夫斯基當時面臨的情況是缺少田野材料，而二戰的爆發使得這一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因為嚴格地說，他是奧地利公民。但是，通過朋友的幫助，他得以繼續在紐幾內亞進行研究，在這個問題上澳洲當局表現得非常開明，澳洲國土管理部門（Home and Territories Department of the Commonwealth）還慷慨出資增補他的調研經費。在莫爾斯比港（Port Moresby）做短暫停留後，馬林諾夫斯基在紐幾內亞南部的邁魯待了將近六個月。其間，一次對東南沿海的初步蘭群島的短暫探訪激起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極大興趣，之後他又兩次返回這裡進行考察，時間分別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

馬林諾夫斯基對社會人類學的突出貢獻之一，是他發展出的——相較於這個領域中之前那種通用的方式而言——一套更為細緻和成熟的田野調查方法。日記中對自己民族誌材料的大量引用亦顯示出他的勤勉。到達紐幾內亞的第二天，他就找到了一個報導人，第三天就開始著手搜集關於社會結構的田野材料。短短兩周後，他就注意到自己調查方法上的兩個致命缺陷：他對當地人的觀察還不夠充分，以及不會當地語言。這兩方面的缺憾他都盡力彌補，這種努力也貫穿在他日後的全部工作中。這本日記的民族誌資料由他所訪談或觀察主題的相關方面構成——禁忌、葬禮、石斧、巫術、舞蹈等，卻不包括他對田野或理論問題的思考過程。但是，一條容易讓人忽略的記錄表明這不過是表面現象：「我詢問了土地劃分的問題。如果能夠找到舊的土地分配系統，並將今天的土地分配方式作為一種調適的結果來研究，肯定能得到有用的結果。」這是他對社會變遷問題感興趣的較早表現，此後社會變遷成為了他著作中的一個主題。而真正在第一本日記中表露無遺的，是馬林諾夫斯基對盡早寫出前期材料以便出版的急切願望，事實上，他關於《邁魯的土著》（The Natives of Mailu）的報告早在一九一五年中期之前就已經完成。我們有理由認為，正是在寫作這些材料的過程中（「事實上，當我整理筆記時」），馬林諾夫斯基逐漸體會到許多田野調查方法要點的意義，之後他將這些觀點加以組合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的論述。他對初步蘭的描述更為鮮活：為搭建帳篷選址；和老熟人碰面，包括酋長To’uluwa、還有那個「經常給我送雞蛋，穿著女士睡衣」的男人；制定對村落和人口普查的計劃；收集關於baloma和milamila，以及gimwali和sagali的材料。對於那些一直關注他研究的人而言，日記中與「庫拉」——這樣有著經濟、政治和儀式意涵的以代表社會等級的貝殼為基礎的複雜交換系統——相關的內容更是具有魅力。

專業的人類學者在閱讀這本日記時尤其容易忽略一些細節，即馬林諾夫斯基如何提出田野問題，為何在一些特定時期選擇了某個研究題目而非其他，或者全新的例證是否導致他重新建構理論假設。而日記裡有一些蛛絲馬跡：例如他提到讀里弗斯的作品將他的注意力引向「里弗斯式的問題」上（這很可能是關於親屬關係的問題）。但是總體而言，這種方法論問題也不是這本記錄他每天思緒的日記想要處理的。更為有趣的是馬林諾夫斯基不時的關於理論思考的靈光突閃，例如他關於語言的論述，認為語言無論在手段還是客觀造物的意義上都是社會的思想系統，或者關於歷史的論述，認為它是「遵循某一理論的對事實的觀察記錄」。這些想法體現出他對這些當時較新穎問題的關注，而這些問題後來都成為了學術界普遍話語的一部分。如果說這些日記並非關於田野調查方法或人類學理論的問題，那它至少真切地傳達出一個人類學家身處異邦的感受。在那裡，他必須同時是記錄者和分析者，也正因如此，他不能完全認同當地人的習俗和觀念，也不能任意崇拜或厭惡他們。那種憋悶的感覺，那種哪怕能回到自己的文化環境中稍息片刻的無法擺脫的強烈衝動，以及對自己所做工作之正當性的沮喪和懷疑，想逃進小說的虛幻世界或白日夢中的願望，將自己拽回到田野觀察這項任務的道德壓力等等——許多敏銳的田野工作者都或多或少經歷過這些感受，但他們從未將它們像這本日記這樣表述出來。誠然，有一些情緒被馬林諾夫斯基表達出來時，比其他人類學家感受到的——或至少陳述的——要更為激烈。大多數田野工作者在某些時刻都會對他們的調查感到厭煩，而且意識到自己即使對田野中最親密的朋友都產生了沮喪和惱怒的情緒。不過，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的人是極少數，即便對他們自己。而像馬林諾夫斯基一樣容易情緒激動地盡情詛咒自己的研究對象的人就更少了。需要注意的是，日記所揭示出的人類學家與其活人材料之間關係的陰暗面不應該誤導我們。馬林諾夫斯基也常常用同樣猛烈的語言評論其他族群和人，包括歐洲人和美國人。他必須以這種情感迸發的方式來釋放他的憤怒，而不壓抑自己的情感或不管住自己舌頭的做法，對他而言幾乎是一種美德。同樣的，這些揭示也不能掩蓋馬林諾夫斯基對與初步蘭人之間友情的珍惜，這在日記中亦有所提及。還有，也幾乎沒有人類學家敢於像馬林諾夫斯基這樣自在地描述他們的情感欲望和感受，即便只是寫給自己看；也不會放下姿態——更不用說忘情地做一些看似粗俗的事情，例如用華格納（Wagner）交響樂的曲調和著「見鬼去吧」的歌詞，以趕走會飛的女巫（flying witches）！

作為一個民族誌學者，在一定程度上，馬林諾夫斯基和當時紐幾內亞由政府官員、傳教士和商人組成的白人社會較為疏離。結果反而——儘管只是一筆帶過——是我們從他那裡看到了一個全新的，有時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某些人物的側面，而這些人物通常只能從更為正式的文學作品中才能瞭解。他對如今幾乎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的簡略勾畫讓我覺得很恰當，比如對地方長官及政府官員金字塔最頂端的人物休伯特•默里爵士（Sir Hubert Murray）的描寫，但是他對另一些點頭之交，比如幫助他的傳教士薩維爾（Saville）的描寫則可能有失公允。馬林諾夫斯基所擁有的獲得有意義經歷的本領非同一般，不但讓他接觸到了白人社會較官方的那一部分，還讓他認識了初步蘭群島上的珍珠收購商販們，特別是後來與他一起在巴黎待過的拉斐爾•布魯多（Raffael Brudo）。雖然他對半世紀前紐幾內亞的情況著墨不多，但這些評論卻是非常有用的社會學佐證。不過，馬林諾夫斯基的日記更應該作為一種人類檔案來評估，而非科學上的貢獻。

普通意義上的日記可以是按時間順序對每天發生的事情的記錄。很多人也是這樣寫，或者盡量這樣寫，以此將日記作為一種他們對往事的回憶錄，或者作為一種辯解的依據以證明他們並未虛度光陰。這種日記發展出的形式，比如一些將軍、大使或其他公眾人物的回憶錄，或許能提供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如何得以發生的或有趣或關鍵的證據。如果涉及有爭議的問題，或者與醜聞相關，那這種揭露名人言行的記錄對大眾而言會更具吸引力。然而，要心懷誠意地書寫另一種日記則比較困難，即透過評論每天的事件來展現自身性格，而且這些事件至少要同時關乎內心和外部世界。那種關於歷史的偉大日記，它們要麼對公共事件有所闡釋，要麼凸顯了那些名人不為人知的側面，後者對於研究人性的學生而言或許具有普遍意義。它們的意義在於性情和環境的互動，在於寫作它們的男人或女人怎樣在智識上、情感上和道德上掙扎著表達自身、保持自我以及面對社會的挑戰、誘惑及種種阿諛逢迎，從而開闢出一條道路。這種日記若要具有意義和影響，文字技巧可能不如表達的力度來得重要，樸實恐怕亦沒有浮華來得有效，懦弱和堅強也要同等呈現，另外某種毫無掩飾的坦誠也非常重要。一旦它得以面向大眾讀者出版，作者必然會同時招致批評與讚賞；所以公正地來講，他即使不被同情，至少也應該被理解。

在這些標準下，雖然單純地從民族誌的意義上來講，馬林諾夫斯基的這本日記只能被算作人類學史的一個註腳，但它無疑展現了這位對社會科學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魅力十足又耐人尋味的複雜個性。因此在閱讀本日記時，讀者必須牢記它的初衷。我認為，很明顯，與其說這本日記是為了記錄馬林諾夫斯基的科學研究過程和意圖，記下在田野研究中每日發生的事件，毋寧說是對他私人生活、情感世界和思想軌跡的詳細描繪。在日記最開始的部分，馬林諾夫斯基似乎將這種及時按順序記錄自己的思想和感覺的做法當作一種管理人生和更深入地認識其意義的方式。而在後面的部分，他則將日記作為一種手段和參照；將它作為引導乃至完善自己人格的工具。另外一個需要將這本日記作為規誡加以強調的理由，顯然是他在日記裡寫到的與一名女子——即他後來的妻子——之間的愛情。關於日記中描寫的E. R. M.的人品，後來認識她的人都可以確證，而在字裡行間折射出的，還有馬林諾夫斯基對她誠摯而深刻的愛意，和為了避免讓他所珍視的這種純潔的情感紐帶受到玷污所做的不懈努力。這份感情對於馬林諾夫斯基的意義——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我們所知的二人的日後生活中——被優美地表達在了這樣的語句中：對他而言，她擁有「無盡的寶藏來饋贈，還有著滌蕩罪孽的神奇力量（treasures to give and the miraculous power to absolve sins）」。他似乎對她無話不講；而日記在後面部分的坦誠，也至少有一部分得歸功於二人的關係。真誠地面對她和自己是馬林諾夫斯基的首要目標。不過，他並未從始至終地履行這點，也正是那段與另一個女人間藕斷絲連的情感糾葛，導致了他無盡的自省與自責。

日記中對一些景致的描述，其鮮活的程度令人歎為觀止，顯示了馬林諾夫斯基富有洞察力的眼中紐幾內亞景色的妖嬈及他對海洋和航海的熱愛。瞭解他性格的這些側面非常有趣。但是，他內心最私密的感覺到底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該被暴露，必然一直都是個問題。無論答案如何，我們可以確認的是，這本日記是一個動人的、富含人性的文獻，其作者一直期望完全地認識自己，摒棄對自身性格的錯誤幻想。日記中的一些章節展現了他的真實情感，在另一些章節中他又對這種情感進行嘲諷。有的章節則表現了他的慮病症，和不斷透過運動和藥物調節來尋求健康的過程。還有一些個別的章節，即使在今天讀來，也可能會冒犯或震撼到很多讀者，而且一些讀者可能還會對文中偶爾出現的粗魯甚至墮落的內容感到驚愕。我對此的建議是：任何想要對此日記中一些章節進行諷刺挖苦的人，首先應該以同樣的坦白對待自己的思想和寫作，之後再來評判。馬林諾夫斯基的性格是複雜的，在這本日記中，他的一些不甚令人欽佩的品性可能會比他的那些美德出現的次數多，但這也正是他的意圖所在，因為他在日記中想要理解和警戒的正是自己的缺點，而非美德。無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否願意去效仿他的坦誠，我們至少應該承認他的勇氣。

雷蒙德•弗斯

一九六六年三月，倫敦

【中文版序】

「如果說查爾斯•達爾文是生物學的原型人物，那麼，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便是人類學的原型人物。」《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正是這位「人類學的原型人物」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遺產。

* * *

一八八四年四月，馬林諾夫斯基出生於波蘭克拉科夫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路吉安（Lucjan Malinowski）是著名的語言學家，任職於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母親約瑟華（Józef Malinowski）來自地主家庭，受過良好教育。馬林諾夫斯基六歲喪父，由寡居家中的母親教導長大。少年時代，由於身體虛弱和患上了嚴重的眼疾，馬林諾夫斯基從學校休學。眼疾痊癒後，他同母親開始到非洲、地中海沿岸、大西洋上的一些群島旅行。這段經歷給馬林諾夫斯基的心靈留下了深刻印記。一九〇二年，馬林諾夫斯基進入波蘭亞捷隆大學哲學系學習。在哲學之外，他還修讀了波蘭文學、數學、物理學、植物學、微生物學、心理學、教育學的課程，並逐漸對家庭、社會和民族學產生興趣。他的三位主要老師均深受馬赫（Ernst Mach）的認識論的影響，後者的理論具有濃厚的方法論個體主義和經驗主義色彩，這點對馬林諾夫斯基深有影響。在完成學位論文過程中，馬林諾夫斯基再度因病隨母親前往熱帶島國旅行。一九〇八年，二十四歲的馬林諾夫斯基告別了故鄉和寡居的母親，先到德國萊比錫留學兩年，主攻物理和數學，並在期間旁聽了一年民俗心理學家馮特（Wilhelm Wundt）開設的課程。一九一〇年，馬林諾夫斯基以碩士研究生的身分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讀一年，接受以研究婚姻史聞名的社會學家愛德華•韋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導，並於來年回國後發表文章批評弗雷澤對婚姻的論述。一九一三年，他以講師的身分回到政治經濟學院，同年發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洲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取得博士學位。

一九一四年，「三十而立」的馬林諾夫斯基取得講師職位，在查爾斯•塞里格曼（C. G. Seligman）教授引薦下獲得資助，準備趕赴澳洲研究圖騰制度。然而在七月抵達澳洲，輾轉於雪梨、墨爾本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由於當時的澳洲仍屬英國，而身為波蘭人的馬林諾夫斯基屬奧匈帝國公民，為了避免遭遣返，他通過與澳洲政府斡旋，最終獲得研究許可，獨自進行田野調查（這在當時還算鮮見，當時的調查大都是團隊合作），從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到一九一五年五月，在紐幾內亞（當時由澳洲政府管轄）南部的邁魯（Mailu）島上從事研究，此間學習了土著語言。一九一五年五月，在偶然機緣下，他決定到東北方的初步蘭群島（Trobriand Islands）進行下一步研究。

一九一八年，馬林諾夫斯基完成田野調查，暫時回到墨爾本，隨後與埃希•曼森（Elsie R. Masson）結婚，但不久卻生了場大病，於是在回歐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島（Islas Canarias）療養一年，並著手撰寫《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一九二一年，馬氏攜妻回到英國，隨即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民族學暑期課程的兼任講師。

如其中國學生費孝通先生記述的：

這樣一個有家學淵源、天資卓絕、經過波、德、英三國高等學府名師培養，又得到了長期實地深入現場調查機會的學者，在一九二一年從澳洲回到倫敦，一九二二年在母校就講師職時，他發現踏進的是一個形勢已大變了的世界。大英帝國在這場大戰裡名義上是屬戰勝國，但所受的打擊是嚴重的，它的帝國基礎殖民地已經動搖。十九世紀稱霸時代的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開始下降，歷史進入了帝國瓦解的一代。始終離不開時勢的學術已不能在老路上繼續下去了，正在呼喚新的一代的誕生。

馬林諾夫斯基的主觀條件正好適應了時勢的需要，一九二二年，他正式出版第一本實地調查報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舉成名，成了社會人類學新興一代的代表作，不久被任命為倫敦大學學院首位社會人類學課程教授，過了不惑之年的馬林諾夫斯基一九二七年升任該系主任，直到一九三八年他離開英國為止。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基於其在初步蘭群島的研究收穫，馬林諾夫斯基發表了一系列論著。除了享譽學界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外，還有《原始心理中的神話》、《野性社會的犯罪與習俗》、《野性社會的性與壓抑》、《野蠻人的性生活》、《珊瑚花園與其巫術》。

在一部長達六百九十頁的關於馬林諾夫斯基早期生涯（一八八四—一九二〇）的傳記中，楊（Michael Young）以「奧德賽」來形容馬氏的人類學經歷，他在開篇評論道：「馬氏生逢重大的轉折時期，其間，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出現現代主義。」作為一位「原型性的人類學家」，他締造了一個與時代相關聯的學派。馬林諾夫斯基偶然或必然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漂泊到初步蘭群島這個「荒服」從事實地研究，實現了一次漫長的地理與文明距離的跨越，又偶然或必然地在戰後依據其所見所聞為西方世界繪製出了一幅人文世界的圖像，將遠在他方的初步蘭群島島民描繪成近代歐洲人的「同代人」，從而實現了文明的移情。他拒絕以歐洲文明為準則來劃分進步的階段性，主張賦予一切文化以同等價值。他致力於改變自

信的近代西方學者依據文明高低來臆想歷史先後的習慣，為此，他身體力行，「神入」於他者中，與土著人密切接觸，諳習其「實際生活的不可測度方面」，研究他們的制度、習俗和信條，分析他們的行為和心理，理解「他們賴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願望」，創建了現代人類學田野工作法。他透過貫通他我，從「野蠻人努力去滿足某些渴望，去實現他心中的價值，去追隨他的社會抱負」等事實中，「生出一種對這些土著人的努力和抱負的親和之情」。馬林諾夫斯基相信，「透過認識遙遠而陌生的人性，我們會看清我們自己」。

在評價馬林諾夫斯基在人類學學術史上的地位時，費孝通先生曾做了以下發言：

如果說馬老師是在二十世紀初年手執功能學派的旗子，插上英國人類學的領域，成為這門學科老一代的接班人，傳遞這根接力棒的，我想說，正是當時高居在這角文壇上的大師詹姆斯•弗雷澤……

要理解英國人類學歷史上這次交班的過程和內容，新舊兩代究竟有什麼區別和有什麼聯繫，不妨並排著讀一下弗雷澤的《金枝》和馬老師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也許可以得到一點啟迪。

弗雷澤的文筆不失古雅暢達，他的思路縝密匯通，令人折服。可是在我看來，他始終擺脫不了十九世紀風行歐陸，特別是以英倫三島為中心的那一股社會思潮。這個思潮的中心觀念就是被當時學者們視作權威的社會進化論。

……《航海者》給讀者勾畫出和《金枝》完全不同的一幅畫面。在他筆下，西太平洋小島上的土人儘管膚色、面貌、語言、舉動迥然不同於倫敦學府裡的人士，但是他們在喜怒哀樂，愛恨信疑上卻並無軒輊。如果你能像馬老師那樣進入當地土人社會的各種角色，你就會覺得這些「老黑」和我們當前的左鄰右舍並無太大區別。讀了《金枝》我們會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讀了《航海者》就會由衷地覺得四海之內，人同此心，都在過著人間相似的生活，甚至會感歎，人世何處是桃源？

馬林諾夫斯基聲名鵲起，影響不局限於人類學界，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飄洋過海，被法國社會學年鑒派莫斯（Marcel Mauss）長篇徵引，成為其「全面性報償（Total Prestation）」之說的主要民族誌來源，當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思考社會與經濟制度的關係時，又給予他關於「鑲嵌」之說方面以極深刻的啟發。作為一位導師，馬氏更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後來成為英國人類學界頂樑柱的弗斯（Raymond Firth）、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創建一個美國社會學學派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對第三世界社會科學有最傑出貢獻的費孝通先生，都曾師從於馬氏，接受知識的洗禮。

馬氏於一九三八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到美國先是度假，接著，他接受了美國耶魯大學聘任，擔任該校教授。在耶魯，馬氏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為調查地點，於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的暑假期間展開短期的田野調查。

馬林諾夫斯基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心臟病發去世，享年五十八歲，此刻他早已過了「知天命」之年，但不幸未能進入「耳順」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階段。

* * *

據其遺孀（第二任妻子）瓦萊塔（Valetta Malinowska）所述，一九三八年，馬林諾夫斯基出發去美國前，將一大部分手稿和田野資料留在了倫敦經濟學院，接受了耶魯大學的聘任後，他謹慎處理了這批材料，揀其要者，寄到紐黑文（New Haven），在整個戰爭期間，剩下的大部分書籍和論文都存放在倫敦經濟學院。在紐黑文時，他的部分材料存放在家裡，其他材料則存放其在耶魯研究生院的辦公室內。馬林諾夫斯基心臟病突發去世後，他的學生和摯友菲利克

斯•格羅斯（Feliks Gross）博士擔任馬氏文檔的整理工作。在整理馬氏生前文章與書籍的過程中，他發現了一本厚厚的黑色小筆記本，幾乎全部用波蘭語寫成，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的手稿。此後，瓦萊塔便小心翼翼地保管它，在一九四六1年移居墨西哥時，都隨身攜帶著這本日記。戰後，原來存放馬林諾夫斯基文章和書籍的倫敦經濟學院將他的手稿、筆記和書籍統統寄給了瓦萊塔。一九四九年前後，數量龐大的文字資料到達墨西哥，其中有兩個裝著筆記本的信封：一個信封上寫著「早期波蘭語日記」，另一個寫著「日記」。這些小本日記都用波蘭語寫成，她把它們和在耶魯大學發現的那本筆記本放在一起，計劃在未來某天將之翻譯成英文，甚至對外出版。一九六〇年末，瓦萊塔在紐約跟馬林諾夫斯基的出版商提起了這些日記，雙方達成協議，最終決定將其出版。

《日記》題目是後取的，其第一部分涉及他在邁魯的早期調查，第二部分則涉及他在初步蘭群島最後一年的情況，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馬氏在對經驗調查進行理論研究後開始在紐幾內亞展開田野工作的過程。

《日記》之所以被形容為「嚴格意義上的」，是因為它具有高度的「非正式性」，沒有偽裝地記錄下馬氏在島國的經歷。如弗斯指出的，《日記》是馬氏職業生涯最重要時期的參照，既包含著馬林諾夫斯基對紐幾內亞妖嬈風景的優美描述，也包含對他自身性格一覽無遺的展示。在不少地方，馬林諾夫斯基記錄了實地研究的情況，這些內容構成了其研究進展的良好說明。《日記》沒有掩飾與「慎獨」二字相悖的任何事項、任何意念，在不少記錄馬氏與土著人的交往之處，時常透露出一位高高在上的白種人「擁有」的島民殖民心態，絲毫不隱瞞這位白種人在「島國小黑人」面前自鳴得意的感覺。如斯特金（George Stocking）指出的，馬氏有好色之嫌，《日記》的不少地方有時流露出他對白種婦女的念想，有時不禮貌地記述作者對於土著女性的不雅評論。於是，如葛茲（Clifford Geertz）所言，在不少地方，《日記》「既沒有記錄他的日常活動，也沒有反映這些日常生活對他個人的影響，而更多是精神中的場景：他的母親、一個分道揚鑣的舊友、一個曾經熱愛又拋棄的女人和另一個深愛並渴望迎娶的女人……成為了故事的主角，而這些人事都遠隔千里，凝固在沒有時間的思念中，在他心中一遍一遍地上演。在這本日記中，眼前的南海反而在舞臺之下遙遙相望，不過成為了一個有利可圖的觀察對象和不斷激怒他的源泉」。《日記》難懂和潦草之處也頗多。馬氏用英語和科瑞維納語記田野筆錄，寫日記時卻主要用波蘭文，運用大量自己才能懂的簡寫和省略（如將「殖民政府辦公室」簡稱為M. G.），記錄事件時，時常草草記下一些關鍵詞，記錄對報導人的採訪事件，只寫下報導人的名字。馬林諾夫斯基在日記中隨意在波蘭語、法語、義大利語以及當地語言（莫圖語、邁魯語、科瑞維納語）之間轉換，在日記第二部分，當地語言出現的頻率更是逐漸增高（英譯本只將波蘭語譯為英語，其他語言都原樣保留）。《日記》中涉及歐洲的人名和地名眾多，一些是為人熟知的人類學者，一些則是馬氏個人的故交，而地名則是馬氏曾經生活或旅行過的地方。對待自己的欲望和情感，日記中的馬林諾夫斯基也非常隨意、坦白。

一本誠實的日記，若是出自一位常人之手，興許會被認為合情合理，但它卻偏偏出自一位非凡人物，透露出了與他生前公開發表的文字相悖的信息。

對於他要開創的現代人類學視野，在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最後一頁，馬林諾夫斯基說了這麼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話：

……我們可以進入野蠻人的意識裡，並透過他的眼睛觀察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他的感受——但我們最後的目的是豐富和深化我們的世界觀，瞭解我們的本性，並使它在智慧上和藝術上更為細緻。若我們懷著敬意去真正瞭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蠻人）的基本觀點，我們無疑會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們不能擺脫我們生來便接受的風俗、信仰和偏見的束縛，我們便不可能最終達到蘇格拉底那樣認識自己的智慧。

與作為偉大人類學家的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書所呈現的「文化移情」相悖，作為「常人」的馬林諾夫斯基在《日記》中所流露出的「無法移情」，令不少人對於馬氏人文科學的方法與理論頓失信任。因此，美國人類學大師葛茲戲說道，《日記》的出版，或可謂「曝光」，乃是人類學界的一大「醜聞」，而從人類學圈子內看，「曝光」前夫「醜聞」的馬氏遺孀，是個「靠婚姻擠進我們圈子裡的人」，「背叛了我們學術圈的秘律，褻瀆了我們的神聖，使我們陷入了困局」。《日記》出版之初，葛茲在《紐約日報》書評版發表題為《躺在蚊帳下》的書評指出，日記的確實實在在地暴露出了馬氏在田野中「身心分離」的心理狀態。《日記》表露了在長達三年的時間內馬氏身在此處而心在遠方家鄉的「人格分裂症」，這種人類學者的形象「讓人氣惱」，「顛覆了人類學家自以為是的形象」。馬林諾夫斯基自己確立的人類學方法準則，奠基于一種「天主教徒式的熱忱和同情心」之上，富有「無限慷慨和無比慈悲」的特徵。與此相反，《日記》所表露的，卻是人類學家的「狹窄心胸」，他的「自以為是、目中無人」。

生怕這本誠實的日記招致非議，當馬氏遺孀懇求弗斯為其作序時，他都再三猶豫，最後才勉強為之。在《日記》第一版，弗斯寫了一篇「序」，意在避免《日記》之出版給馬林諾夫斯基臉上抹黑。弗斯說，《日記》除了其史料價值之外，還按順序記錄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思想和感覺，其中有些部分說明，馬氏將日記作為了一個手段和參照，將它作為引導乃至完善自己人格的手段。日記也生動地說明馬林諾夫斯基是個勤勉的研究者：到達紐幾內亞的第二天，馬林諾夫斯基就找到了一個報導人，第三天就開始著手搜集關於社會結構的田野材料，短短兩周後，他就注意到自己調查方法上的致命缺陷（對於田野的投入程度和語言問題），並加以彌補。弗斯還說，《日記》是為作者一人而寫，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過程與方式，這對於我們理解大師如何在田野中提出理論問題，緣何選擇了某個研究課題而非其他，都提供了實在的線索。同樣重要的是，《日記》真切傳達出人類學研究者身處異鄉的感受。在異鄉，人類學研究者同時是記錄者和分析者，不能完全共享當地人的習俗和觀念，也不能任意讚美或厭惡它們，因此時常感到憋悶，時不時生發「返鄉」的衝動，或懷疑所做工作的正當性，時而企圖逃進小說的虛幻世界或做白日夢，時而又將自己拽回到民族誌研究承載的道德壓力。馬林諾夫斯基是一位易於情緒激動的人，也比其他學者更敢於表達自己的情緒，面對其所處的心理——道德困境，他以少見的勇氣，表達了他對人類學家與他的「活人材料」之間關係的陽光與陰暗面，他不壓抑自己的情感，不控制自己的筆觸，這一做法幾乎是一種美德，源於馬氏對待自我最真實的自省，展現出一位對社會科學之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十足又耐人尋味的魅力。

雖有弗斯「序」的說辭，《日記》出版後還是引起了各種反響，有人指責它充斥著沉悶的陳詞濫調，有人說，這除了是一個醜聞之外再無其他意義，有人認為《日記》不應該僅僅被看作馬氏人格中根本一面的體現，而應被看作田野工作的發泄方式。如弗斯期待的、從學理角度論述《日記》的人類學家極少。

幸而，從《日記》出版之初到一九八〇年代，葛茲「深描」了實地研究中馬林諾夫斯基的「耐人尋味」之處，使我們充分認識到了《日記》所富有的文獻價值之外的學理價值。

也就是在《躺在蚊帳下》一文中，葛茲承認，《日記》中令人難以接受的馬林諾夫斯基拷問了整個人類學這項事業。一般認為，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過程必定意味著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同時處於一個道德、情感和智識的共同體中。《日記》則以反諷的方式展示了，無論以何種方式獲得了長達2500頁的研究材料，他絕對不是透過「成為土著」完成的。葛茲諷刺道，馬氏在田野上的成功，與其說是源於博愛，毋寧說是源於一種讓人難以置信的工作能力，一種「喀爾文教徒式對於工作之淨化能力的信仰」。《日記》中的馬林諾夫斯基不停地提醒自己遠離淫念、不要對女孩兒毛手毛腳、別碰垃圾小說以及立即動手工作等等，這一切與持續的自我譴責相結合，使《日記》充滿了清教徒式的色彩。正是在「贖罪」驅使下，馬氏的民族誌調查細緻、具體、少有偏見、全面甚至卷帙浩繁，他的民族誌中資料之詳盡即為明證。馬林諾夫斯基相信，民族誌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於理解當地人的看法，理解這些看法與其生活之間存在的關係，理解他們對於世界的願景。馬林諾夫斯基確實完成了這一使命，但卻並非是通過他宣揚「和當地人融為一體」完成的，而是通過與之保持一定距離，從遠處觀察及反思而完成的。倘若馬林諾夫斯基僅寫過《日記》，那麼，他也就不可能以民族誌為方式將其《日記》中那些鮮活的土著人轉化成智慧、高貴和謹慎的化身了。

1974年，在另一篇文章中，葛茲再次將圍繞著《日記》的發表所引起的爭論，從對「無關宏旨之處和誤失之處」、「馬林諾夫斯基的道德性格和是否缺乏道德云云」的辯論，引向對馬氏著作中所提出的精闢深刻的見解的分析。在他看來，《日記》所揭露的，與其說是關於道德的問題，不如說是認識論的課題。馬氏透過用「文化持有者內部的眼界」這個個案展示所提出的問題是，人類學家不必真正成為特定的「文化持有者本身」去理解他們。人類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是，「應該怎樣使用原材料來創設一種與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狀況相吻合的確切解釋」。這種認識論要求人類學者一方面去理解一些「別人貼近感知經驗的概念」，另一方面「將之有效地重鑄進理論家們所謂已知的關於社會生活一般知解的遙距感知經驗中去」，而不能「被向你提供資訊的當地人把你導入其內在精神中」。

之後，在《作品與生活》一書中的一個篇章，葛茲接續了這一論述，進一步詮釋了民族誌「進去」和「出來」的關係。他說，《日記》帶給人們的混亂，與其說是攪亂了對馬氏的印象，不如說是攪亂了人們對人類學家「在那裡」（being there）的想像。人類學者宣稱自己對田野的理解源於「全身心」的投入，然而《日記》所展示的是這種「在那裡」的多重面向，它不僅記述了人類學者在田野中作為研究對象的當地生活，還包括當地的自然景觀（《日記》中滿篇都是關於自然景觀的描寫）、人類學者的孤獨、在當地生活的歐洲人、對家鄉和故人的思念，這些敘述夾雜著馬氏對於自己的強烈使命感或野心、自己事業的方向和計劃的表白。最為重要的，還有馬氏自身變化莫測的激情，自己孱弱的身體，自己思想的變動不居和遊移不定¬——那「陰暗」的自我。此刻，「在那裡」的問題已經不在於面對當地世界，而是如何在多重世界中生活。於是，田野研究不僅僅是「去那裡」（out there），還是「回這裡」（back here），而且還是人類學研究者在兩種狀態之間擺動的過程。在民族誌作品中，馬氏呈現出兩種多多少少對立的角色，一邊是「一個老練的民族誌工作者」和「現代人類學先驅」及「田野專家」，另一邊是「成千上萬土著的代言者和記錄者」。一方面，他是一個絕對的世界公民，能感同身受地見他人所見、感他人所感、信他人所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徹底的研究者，絕對客觀、冷靜、全面、有準備和自律，他不停搖擺在作為朝聖者（pilgrim）的人類學者和作為製圖者（cartographer）的人類學者的雙重身分之間。

* * *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科學界已十分熟悉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著述。一九三二年，吳文藻先生著《文化人類學》一文，作為孫寒冰主編的《社會科學大綱》第三章由黎明書局出版，該文梳理西方人類學諸學派，在「最近的趨勢與分派」一段涉及「功用學派」時，提到這一學派「即馬林諾斯基起而獨樹一幟」。早在一九二七年前後，李安宅先生即著手翻譯馬林諾夫斯基的著述，所譯《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及《兩性社會學》（即《野性社會的性與壓抑》）先後於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馬林諾夫斯基還親自為漢譯本《兩性社會學》寫序。一九三五年，吳文藻著《功能派社會學的由來與現狀》，分段刊登於《北平晨報》的《社會學副刊》，全面概括了馬林諾夫斯基與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的學術貢獻。一九三六年，吳先生在英倫訪學，離開前馬林諾夫斯基將其未刊新著《文化論》稿件贈予他，回國後，吳先生囑費孝通先生將之譯出，該書中文版於一九四〇年被列入《社會學叢刊》甲集之冠，並出版。1936年夏，費孝通赴倫敦經濟學院留學，直接師從馬林諾夫斯基，一九三八年獲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在馬氏的親自支持下得以出版（原名《中國農民生活》，中文名《江村經濟》），廣為流傳。一九三八年，吳先生又寫出《論文化表格》一文，載於《社會學界》，詳解馬氏文化研究法的內容與意義。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一九七九年之後，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得以重建，吳、費兩位前輩相繼又於八十年代中期、九〇年代中期重讀馬氏著作，將之與西學後來發生的變化及自己的想法聯繫到了一起。

我自己於二〇〇〇年前後策劃了「現代人類學經典譯叢」，將費先生舊譯《文化論》及馬氏民族誌經典《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列入第一批書目，由華夏出版社於二〇〇二年出版。之後不久，鑒於《日記》的參考價值，我提出了翻譯出版該書的建議，得到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友人的積極回應，可惜譯稿直到二〇一三年初才提交。

兩三年前，我的三位學生卞思梅、何源遠、余昕（現分別就讀于挪威奧斯陸大學人類學系、北京大學人類學專業、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接受了我的建議，帶著令我羨慕的勇氣開始合譯這本興許「令人鬱悶」的《日記》。翻譯時，卞思梅擔任了第一部分的翻譯，第二部分和「當地術語索引」則由余昕和何源遠分工完成，最後，全稿由余昕統稿和校對。三位譯者所做的工作，是艱難的。當譯者面對的是馬林諾夫斯基對太平洋中美麗島嶼的魔幻式描述時，一定是興奮的。然而，這種時刻畢竟沒有貫穿始終，譯者面對的更多是民族誌研究的「流水帳」，及因宣泄原作者鬱悶之心而令譯者也隨之鬱悶的「心路歷程」。此外，《日記》本是寫給作者自己一人的，充斥著大量作者才可能識別的縮寫和省略、作者思索時跳躍期間的不同語言（波蘭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以及當地語言莫圖語、邁魯語、科瑞維納語）及陌生的人名和地名。幸而，譯者在遊學期間結識了國外同學，其中，Edwin A. Schmitt、Philipp Demgenski等幫助解決了其中的若干語言問題。

在一段寫給我的文字中，余昕如此說：

雖然面對的困難眾多，但翻譯這本日記無疑帶給了我意想不到的收穫，《日記》以一種立體的方式呈現了一位人類學者在田野中的生活和心理狀態，以及周遭的社會和自然環境帶給他的影響。跟隨《日記》，讀者能看馬氏所看、感馬氏所感。它展現了在田野中的人類學者不僅被自己的調查對象環繞，也被「天地」所圍繞……比如，馬林諾夫斯基在《日記》中記述道：「……他們已經在幾處地方點燃了火堆。真是一幅非凡的景象。時而通紅、時而發紫的火苗如綢帶一般，向山腰的方向蔓延；在或深或淺的寶藍色煙霧中，山體的顏色如同一顆拭亮的黑色貓眼石那樣變幻莫測。從我們眼前的山腰開始，火勢一直向下延伸進入山谷，吞噬著那些高大挺拔的野草。大火咆哮著，像夾雜著閃電和熱浪光的颶風一般向我們直衝過來，所到之處留下的灰燼被緊隨其後的狂風捲裹著攪進空氣中。小鳥和蟋蟀在煙霧中驚慌逃竄。我走進了火焰的強光裡。不可思議的壯景——像是某種徹頭徹尾瘋狂的災難，狂飆著向我衝來。」

若說馬林諾夫斯基的島國之行是人生的「奧德賽」，那麼，翻譯他對於這一「奧德賽」的現場筆錄，也必然讓譯者隨之經歷一場「奧德賽式的苦悶」。而這一「苦悶」的經歷不是沒有意義的。弗斯因支持《日記》的出版，而被指責為背叛馬林諾夫斯基與人類學，而他的勇氣與風采依舊，於一九八九年《日記》再版之時再次提筆，寫出「第二版序」，回應萬夫所指，平靜地指出，待到塵埃落定時，下一代人類學者或許能對馬氏的複雜性格有更清晰的瞭解，那時，《日記》在將來的意義將遠遠超過今日。我們翻譯和出版一位大師的「日記」，絕非是為了炒作影響過我們的「學術祖先」的「陰暗面」，也絕非是為了催發一種失望主義的知識論。如弗斯所言，對這一「陰暗面」的認識，是通向一個知識之道的途徑。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馬林諾夫斯基在田野中面對著各種誘惑、軟弱和絕望，其他的人類學研究者也必然一樣——他們需要感到解脫，由此才可以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以一種更為真實、謙和、樸實的心態面對被研究者和被教導者。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於家中

王銘銘（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新疆師範大學天山學者特聘教授）

【推薦序】如何重讀馬林諾夫斯基的《日記》 / 林浩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對於這本原本不應該被出版的《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王銘銘教授已經在中文版序中將馬林諾夫斯基的生平、學術成就、《日記》的出版爭議、其學生弗斯與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對此《日記》的評析交代得十分清楚。那我在這裡還能談些什麼呢？我想，既然如此私密的日記被公諸於大眾目光之下已是既定的事實，現在距離其初次出版也已超過五十年，其間經歷過人類學自我反省浪潮許多度向的評斷，那不如來談一下在今日私人與公眾言論的界線如此模糊的網路時代中，我們可以如何看待這部或許震撼性已沒那麼強烈的《日記》。

首先，我認為任何關於《日記》中充斥字裡行間的情欲自白的討論，對馬林諾夫斯基是相當不公允的。這是擁有天主教成長背景的他的告解室，是他紓解田野中孤寂、負面情緒與身心痛楚的所在。在這裡，他可以暫時拋開溫文儒雅波蘭裔英國學者與田野工作者的面具，恣意超脫狂想。我們甚至可以說，《日記》中某些面向並非真正的他。那是一個宛如進入空谷狂吼、刻意宣泄被壓抑的情緒的狀態，使他得以解壓後再回到田野中。《日記》中如「黑鬼」這些字眼的使用，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下來看。

另外方面，除了那些引人議論的情欲流動外，他對田野空檔中於澳洲結識、日後成為其妻的埃希‧曼森（也就是《日記》中的E.R.M.）以及自己的母親也有非常真摯的情感表露。在田野尾聲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他收到信得知母親過世的消息，此自之後幾天的日記記錄宛如無意義的流水帳，並且數度提及哭泣甚至自殺，其悲痛如行屍走肉般的模樣躍然紙上。六月二十六日，他再也忍受不住，於日記中寫下：「早上散步的時候，我看到一隻蝴蝶，雙翼色彩斑斕，它的毀滅該會多麼令人悲傷。世界表面的——無用的玩物而已。母親再也不在了。我的生活被悲傷刺得千瘡百孔——一半的幸福已經毀滅。」在這當下，馬林諾夫斯基已不再是那位奠定田野工作方法基礎與提出「功能論」的人類學老祖宗了，他是眷戀著母親的兒子，也是渴望著愛情的單身漢、時而思念文明世界的田野工作者、喜愛忙裡偷閒閱讀小說的書癡、表面謙和有禮但心中不斷冒出對殖民官員、傳教士、外國居民與當地人的評語的酸民。《日記》中的他，與你我其實沒什麼太大不同。

《日記》中繽紛的田野資料

若不談《日記》中關於其情欲與情感的面向，其實還是有很多其他值得探索的事物。於六〇年代重返馬林諾夫斯基田野地做研究的人類學家邁可．楊（Michael W. Young）最近以〈馬林諾夫斯基在巴布亞吃了什麼？〉一文討論他在田野中的飲食習慣，而其資料主要便是來自於《日記》。在《日記》的第一部中，他很少提及自己吃了什麼。在第二部中，當他已開啟於初步蘭群島的研究時，才開始出現廣泛的飲食記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他這樣寫道：「現在我每天吃的東西是：早上，椰子；中午相對豐富，還總有新鮮食物。晚上吃得很少，香蕉拼盤，momyapu（木瓜）。」 他在田野中的飲食基本上很簡單，有時甚至會主動斷食進行「饑餓療法」。只有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的時候，在從大病中逐漸恢復之際，他才提到「在村中走了一小圈，我極饑餓；眼前浮現滿桌盛宴的幻覺。蘇荷的法國餐廳，等等，它們對我的吸引力超出了哪怕最崇高的精神愉悅。」少數盛宴的記載則是在到當地西方居民家中作客時才有，如「豐盛——豬肉、馬鈴薯、卡斯達蛋奶布丁。」事實上，他自己是不煮飯的（島上的男性也大都如此），而是請了一位名喚金吉爾的當地年輕男子幫他處理，是他多名「男僕」（田野助理）的其中之一。讀者在《日記》中可以看到多處他對金吉爾的不耐：「土著仍然讓我憤怒，特別是金吉爾，真想把他宰了。我現在理解了德國和比利時殖民的一切暴行。」

他應該很愛吃魚。他曾寫下多筆關於魚的料理的記載：「暴飲暴食了很多魚」、「我買了很多魚，中午將它們煮熟。貪婪地喝下魚湯」、「我瞅著空檔吃我的米飯和醃魚，讀我的吉普林」、「炸魚——我的烹飪發明」、「螃蟹和魚，沒有蔬菜」，「烤了鴿子和魚」。「魚和芋頭」則是最常出現的主食搭配。蛋也是他的主食之一：「兩點我點了午飯——雞蛋和可可」、「吃了一個豬油炸的煎蛋捲」、「晚餐有四個蛋」、「八點半，雞蛋和茶」。雞蛋是西方人於近代引進太平洋島嶼中的食品，而由此觀之，馬林諾夫斯基在田野中還是相當依賴西方食材，這些包括他帶來的罐頭，以及住在附近的貿易商人送來的麵包、牛奶。楊指出，《日記》中他從來沒有提到吃過以下常見的在地料理：西谷米、麵包樹、芒果、玻里尼西亞栗、甘蔗、黃蜀葵葉等等。他吃過一次檳榔、一次烤甘薯、一道towamoto（胡椒調味的辣蔬菜）、一道棕櫚捲心菜，但在地佳餚的體驗僅止於此。楊的學生、第一位來自初步蘭群島的人類學家萊納斯‧迪吉姆雷納（Linus digin’Rina）便表示：「一位自認為完全沉浸於當地人之中的民族誌學者，竟對大部分當地食物沒有一絲興趣！」

小說也是在《日記》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並且遍布於第一、二部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閱讀小說是馬林諾夫斯基田野中最主要的消遣以及「麻醉劑」，有時甚至讓他不想工作：「今天七點起床——懶散；我躺在蚊帳中，渴望看書而不是工作。」但之後又提醒自己：「我決心消滅現在生活中的懶惰和拖沓的因素（成分）。除非有必要，絕不再讀小說。努力防止忘記有創意的點子。」他的品味鮮明，時常將翻完的作品評為「垃圾小說」，並補上幾句酸味十足的評語。例如：「上午讀了莫德．代弗⋯⋯那小說是垃圾；不斷發現其中可怕的錯誤。但我還是讀了下去。『情節的呆板；事件前後矛盾，等等。』」大仲馬的作品也難逃他的毒舌：「幾天來我一直在讀《基度山恩仇記》我感到筋疲力盡，甚至沒有力氣欣賞景色，只能陷在這本垃圾小說中。」讀完之後，他表示「對天發誓，我再也不碰小說了」。但兩個月後他又忍不住了：「星期四我開始讀《布拉熱洛納子爵》，而且真的是一口氣讀到星期三還是星期四晚上。大仲馬，隨便你怎麼說，還是有一定魅力的。」但好景不長：「我發誓，讀完這本垃圾小說之後，我在紐幾內亞不會再碰任何閒書。」這樣的循環讓他在田野末期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二日留下這句千古名言：「我還下決心，就算要看小說，也不能挑那些最容易的看。我很滿意我並沒有撿起抽煙的老毛病。現在我必須同樣戒掉看閒書了。我可以讀詩歌或嚴肅的東西，但絕對要避開垃圾小說。我必須閱讀民族誌。」少數能讓這位嚴厲的書評欣賞的作家包括康拉德（「大概在那時候我讀了《羅曼史》。康拉德細膩的情感從字裡行間流露而出）、吉普林（「晚上接著讀吉普林。細膩的作家（自然是不能跟康拉德比），一個令人欽佩的人。他的小說讓我對印度漸漸產生了興趣」）、莫泊桑、還有夏洛蒂．勃朗特。他似乎常與田野中遇到的同伴聊小說，而小說也成為品評人物的一把尺。曾經有一位他十分厭惡的殖民官員也喜歡康拉德，他在《日記》中寫下：「他對康拉德的讚賞讓我感到羞恥。」

幽默辛辣的「表演者」

馬林諾夫斯基這樣有些戲謔的風格，是一般人不太知道的面貌。但若對如此的性格有所明瞭，有助於釐清一些針對其田野工作的評論。例如，英文版《日記》的封面是一張他身著白色殖民風探險服裝、手持存放著用以嚼檳榔的貝殼粉的葫蘆、與幾位膚色黝黑的當地人排排坐的合照。論者認為，在民族誌中一直強調如何融入當地的他，在這張反差強烈的照片中卻漏了餡。然而人類學家邁可．陶席格（Michael Taussig）再三檢視這張照片後有了一番新的體悟，他認為這張照片中強烈反差的形象是馬林諾夫斯基故意設計的「舞臺效果」，有點「哈哈，我們是如此不同」的玩笑意味。若仔細看，甚至能看出他嘴角一抹狡黠的笑意。事實上，在其日記或書信中，他會半自嘲地說自己的服裝骯髒邋遢、充滿破洞，而相較之下當地殖民官員或傳教士的衣裳則是「潔白無瑕」。若再加入《日記》中常出現的那對英國殖民與傳教活動與其中人物的嘲諷，這張照片甚至可能是他變裝的諷刺批判之作。

我對這本《日記》的立場依然是在道德上它不應該被出版，但行文至此，我突然覺得，或許馬林諾夫斯基不會介意《日記》中絕大部分展現他鮮明價值觀與幽默感的地方被公開。正是如此，我想他若是活在今日的網路時代，依其個性，在進行田野調查、耕耘田野筆記之餘，應該還是會寫類似《日記》的網誌或臉書文章。其中私密情欲的部分以及宣泄性的歧視言詞當然會大幅刪去，但那些各種對小說作品的辛辣評論、對人物時事的幽微嘲諷，相信他是不會吝於分享的。畢竟，如同陶席格提醒的，馬林諾夫斯基在當地的綽號可是Tosemwana，也就是「表演者」的意思。若知道他有這樣的一面，或許在重讀其經典《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時，就能讀出一些不同的東西。

【推薦序】對文明的反躬自省 / 張慧慈（社會觀察之憤世青年作家）

我有一個朋友，善於占星。

他是在人生低潮的時候，點滿占星技能，也用以治療自己，度過低潮期。低潮谷底躍升後，他便常常用占星，來治療其他朋友，其中，也包括我。

人都是極易感到不安焦躁，環境的變動、個人身心狀況、重要他人的狀態等等，都會影響人的安定感，不安定，則許多事物無法推展

。即使有人可以因此達成創作靈感，但終究是遑遑不可終日。因此，安定感的來源之一，就是對於未來有方向。很多人是訂定不了方向的，縱然心中有底，仍舊還是希望有攻略可以看，以免行差踏錯，畢竟我們的社會對於失敗的容忍度，仍不夠成熟。

占星，是很多人對於未來答案的確信之一。

我常常在心理極度不安定的時候，以數通電話跟訊息央求朋友來跟我見面，並且要求他要帶上塔羅牌，為的就是尋求心靈安定。用少少的金錢買安定感，很值得。比起香油錢，求的是大範圍的心安，這種更聚焦、短時間的心安，更令我中毒上癮。

忘記是哪一次了，可能是我的需索無度，兩三個月內，尋求太多次安定感。一次，跟朋友聚會時，我邊吃飯邊跟他抱怨最近遇到的人、事、物，都在在讓我傷心欲絕。朋友突然拿出塔羅牌說：

「我幫你算算吧？」

「好啊！！」

除去第一次外，這是朋友主動幫我算塔羅的第二次，我當然欣喜若狂的答應下來了。

問題當然是那些困擾我的，剛剛跟他抱怨的人事物。算完後，一如往常的跟朋友說：

「真的好準啊，你真的不考慮擺攤嗎？」

朋友把牌收好，誠心的謝了謝塔羅牌後，跟我說：

「其實，我剛剛根本沒有照牌面解釋，我是照著你在吃飯時跟我抱怨的東西，用一個朋友的角度，來跟你說應該怎麼做。而且，你應該早就知道要怎麼做。因為我們常常見面聊天，所以在解牌時，我沒辦法完全客觀的照著牌面解釋，或者說，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照著牌面解釋。所以啊，我幫你算塔羅，或許只是附和你的內心狀態而已。」

在當代，占星學從偽科學，逐漸經過證實，具有科學根據。這些具有科學根據的事項，通過占星師的客觀解釋，被人們相信著。但這樣的解釋，不是絕對的客觀。從你的性別、外型、穿著、談吐、問題等等，占星師就會有初步的判斷，或許占星師本人也沒有發現，他已經在心中知道，要偏向哪些方向解釋牌組了。

如果這還不夠，光是粒子還是波，這個科學界數百年來討論的現象，夠科學吧？但在數百年來的討論中，卻因為當時強勢的科學家信奉哪一個，導致哪一個占上風。雖然到了現在，我們知道光同時具備波粒二象性，但科學總是難免得渡過人這一關。

社會科學，聚焦在研究人，以及人和社會的互動，所形成的知識、規則、規範、儀式性行為等等，藉以提出解釋，為大眾社會釋疑。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不說量化研究，光質化研究，就足以出一書櫃的研究方法，開設一整學期的方法論。但對於自身經驗的研究，總是不外乎幾個層次。

當提出一個立基於自身經驗的問題時，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將主觀經驗客觀化。也就是說，今天我想要研究為什麼我的媽媽、姑姑、朋友的媽媽、姑姑，還有很多人的媽媽、姑姑，相較於其他兄弟姊妹，取得的學歷跟工作待遇較低？她們之間的共通點除了都是女性，出身工人階級家庭外，她們也都是家裡最大的「女生」，也就是「長女」。因此，我把自身經驗客觀化，提出了「工人階級家庭中的長女，較不容易取得教育機會，進而影響求職條件，不易達成階級翻身、階級複製」。

接著，我可能透過田野調查、訪談、敘事分析等方式，將從被研究者（這些身為長女的工人階級女性）所取得的資料，進行分析，歸納出數項影響她們複製階級的原因後，可能取得這樣的小結：

「在工人階級家庭中的長女，在傳統父權體制（重男輕女等）下，常被要求提早進入勞動市場，犧牲教育機會來賺取收入供應家中兄長或是弟妹的教育支出。因為犧牲教育機會，因此能進入的勞動市場也多半以低薪體力勞動市場為主，在達成家中所需後，又必須立即達成父權體制對於女性的婚嫁要求，進入婚配市場，重新複製相同的階級處境」。

取得結論後，下一步，我必須要再把這樣的客觀結論，放回自身經驗中，繼續追問：同樣身為工人階級家庭的女性，即使到了我這一代，仍舊還會有相關的現象。因此，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其實都有收到來自家中家父長類似的要求。只是，為什麼最後，我並不像其他朋友一樣，犧牲教育機會來供應其他弟妹？

在第二步，我繼續去分析兩種類型的長女。一種是像我其他朋友一樣，延續母親的處境，成為階級複製一分子的長女。以及像我一樣，同樣收到要求，卻沒有延續母親處境的長女。因此，我又再度重複上述的步驟，並且再度將自身主觀經驗客觀化後，找出可能的因素：

「在工人階級家庭中，若母親較為公平重視子女的教育，對於女性取得教育機會的成功率，有正向效果」。

最後，我的研究將會得出「在工人階級家庭中的長女，在傳統父權體制下，較容易成為被犧牲教育機會的族群，並被要求提早進入勞動市場，供應家中男性手足或是幼子幼女的教育支出。在供應完畢後，也再度受制傳統父權體制，進入婚姻，延續母親處境。然而，當家中母親較為公平重視子女教育時，家中的女性較容易取得教育機會，也有助於達到工人階級家庭內女性的階級翻身」。

在《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一書面世後，引起軒然大波。多數的批評，都是來自於馬林諾夫斯基對於被研究者的真實想法，展現出歧視、不滿，以及性衝動。馬林諾夫斯基是開啟人類學民族誌研究的開基祖，在他之前許多學者，常常僅訪問數位報導人，到當地走馬看花後，就寫出一篇篇研究論文。這其中充斥著研究者的成見、報導人的歧視等等偏誤。馬林諾夫斯基深入田野，學習當地語言，描繪族譜、系譜，觀察其中的儀式，以及一些顯微的部分，來書寫民族誌，讓研究變得更生動且減少偏誤跟歧視。

因此，當他的日記中，仍舊展現了他對於被研究者的歧視，以及對文明社會的推崇後，才會招致批評。

然而，研究者也是人，沒有人不帶著意識形態在看世界。所有說自己不具有意識形態的，僅是因為其沒有中心思想，且自詡為客觀而已。學術專業的訓練，就是讓所有研究者意識到「自己是帶有成見的」，時時警惕自己，並且盡可能降低因成見帶來的偏誤。

而從這本日記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成見，也看到研究者仍舊受制於自身狀態的不安定所帶來的波動。這本日記跨越的時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身為波蘭裔的人類學者，也深陷戰爭所帶來的緊張、身分權波動等問題，心繫家國以及國內的親人。因此，在書中他也在在用負面的形容詞來描述德國籍的人。而他也在書中披露人類學者對於文明侵入傳統社會的反躬自省，所以馬林諾夫斯基形容傳教士的字句，讀來也令人會心一笑。

因此，通過此本日記，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讀起來可能覺得零碎，但整本閱讀完畢後，其實對於暸解馬林諾夫斯基的相關研究，以及研究者如何進行研究，其心理狀態等，能夠有更多層次的暸解。最重要的是，也讓我們更加警覺，所有的書寫都帶有作者的主觀在其中，千萬不可將其視之為完全的客觀。

就像是我對於長女的研究，一定還有更多影響長女之所以複製/不複製階級的因素，這其中的主觀經驗所導致的研究偏誤，無論再怎麼努力，也不能否認其中仍舊含有不客觀因素。

回到一開始的占星，其實我朋友解析我的牌組時，雖然成功的自我覺察到不客觀，但他仍舊沒有察覺到，他對於擺攤來算牌的客人，也存在著不客觀的解牌因素。

林浩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慧慈（社會觀察之憤世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