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那樣活過的長輩群像／陳柏棕

－護國丸事件相關記錄簿

－終戰詔書

第一章　新世代少年的誕生

重返一九二○年代／日臺共學教育／殖民地的新世代少年

－黃為政證言

－陳子福證言

第二章　改造為皇國臣民

皇民化運動／戰火連綿到天邊／皇民奉公運動／軍事動員的社會

－張欽生證言

－張榮樹證言

第三章　海の若櫻—海軍特別志願兵

志願兵制度伸向臺灣／精兵式海軍志願兵／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行かう！海軍志願兵」—志願兵招募宣傳／愛國青年的響應／警察大人強制「自願從軍」／學校機關的「集團志願」／破除「水」禁忌／海洋訓練隊的創立／從恐懼海洋到海洋青年／海軍預備訓練／志願兵的申請資格／嚴格的甄選流程／殖民地新兵養成機關—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學科與軍事操練並行／兵種的選擇／廢除訓練所／高雄海兵團／月月火水木金金—海軍訓練／按表操課的軍隊生活／震撼的「軍人精神注入棒」

－葉水金證言

－盧金水證言

第四章　從護國丸看日本海軍

商船變身特設巡洋艦／補破網─急速徵用船舶的海陸兩軍／護國丸出任務／邁入軍旅的下個階段／豐川護國兩地啟航／水野孝吉的決定／登上跛行船護國丸／日本海上護衛體系／特設海上隊／護衛機構從屬戰鬥單位

－陳臣銅證言

－朱春業證言

第五章／護國丸事故

護航中斷，獨自航行／遭受第一波攻擊／第二波重擊，護國丸沉沒／驚濤駭浪，死裡逃生／殞落的殖民地軍事菁英

－邱阿松證言

－羅鎮國證言

－林秀吉證言

第六章／走過兩個時代的人

最後兩年的太平洋戰爭／術科學校戰力化／宣傳志願兵的進修成果／臺灣空戰／從左營疏散／另一起護國丸事故－五甲尾事件／戰勝國人民返鄉／臺灣人現地解散／紀念重生－高志會與海交會

－李啟銘證言

－張文鋒證言

－江水和證言

附錄

－護國丸海志戰歿者英靈名簿

－護國丸事件報告書

｜皇民奉公運動｜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皇民奉公會」，由第十八任臺灣總督長谷川清擔任總裁，從中央本部到奉公班，形成與既有行政系統搭配的全面性組織。

自此，皇民化運動轉入「皇民奉公運動」，主旨是更徹底地落實日本的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意圖將更多殖民地的人力、物力納入軍事體制，消除臺灣人投敵反抗的可能性。

皇民奉公會的具體任務，包括：訓練青年男女、開展產業奉公、鞏固後方、配合前線戰爭等，安排各種戰時的活動。此外，為了強化皇民奉公會的功能，在組織外圍設有奉公團、商業奉公會、產業奉公會、奉公壯丁團、青年團、少年團等各種名目，將運動推向社會最基層，使全臺灣男女老少都成為奉公會員。

｜軍事動員的社會｜

一九三一年，日本內地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超過三百萬，許多人每天借酒澆愁，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年輕男子需接受軍方動員，忍受骨肉離散的苦痛，前往中國戰場作戰。日本國內瀰漫著戰爭氣息。

日本作曲家古賀政男的代表作、高橋掬太郎填詞的＜酒是眼淚還是嘆息＞（酒は涙か溜息か），恰是在這段時空背景下發表：酒是眼淚還是嘆息？心情憂悶，徹底遺忘吧！

那個情深緣淺的人啊！朝思夢想，夜夜殷切期盼。

酒是眼淚還是嘆息？勉強的戀情，應該捨去啊！

那個人該忘就忘了他吧！殘留的心，是一籌莫展啊！

日本國內尚且如此，身在殖民地的臺灣人，又怎逃得過戰火的洗禮？發行於一九三八年初，由姚讚福作曲、李臨秋作詞的＜送君曲＞，正是敘述婦人送丈夫出征的情景。

送阮夫君欲起行，目屎流面無做聲。

正手舉旗、倒手牽子。

我君啊！做你去拚，厝內放心免探聽。

為國盡忠無惜命，從軍出門好名聲。

正手舉旗、倒手牽子。我君啊！神佛有靈聖，保庇功勞頭一名。

火車慢慢欲起行，大家萬歲嘩三聲。

正手舉旗、倒手牽子。

我君啊！腳步毋免驚，彩緞掛旗滿街迎。

原本身為被殖民者的臺灣人並沒有服兵役的義務，所有出征送行的場面，被送的都是日本人。直到蘆溝橋事變後， 軍方及臺灣總督府以軍夫、軍屬的名義，把臺灣人帶往戰場，隨後又將日本內地與徵兵制並存的志願兵制度推向臺灣，於是各地開始不斷地上演著這篇歌詞中的場景。

流行歌曲往往能真實反映出人們的心境，透過失落與哀怨的詞曲，偷渡著對戰爭的無奈。經過「皇國臣民化」的臺灣人真能被「愛國」教育撫慰，而減輕對戰爭的恐懼與悲痛嗎？

｜志願兵制度伸向臺灣｜

日本國內自一八七三年制訂《徵兵令》後，進入全民皆兵的時代。經過數度修訂，在一九二七年頒布《兵役法》，其中規定受《戶籍法》規範的十七至四十歲成年男子（後改為四十五歲）皆有服兵役的義務，到了徵兵年齡，經檢查合格即編入現役兵—陸軍服役兩年、海軍三年。除徵兵之外，同時並行以個人意志自願入伍的志願兵制度。

為了要動員殖民地的兵力資源，日本內閣在一九三八年二月發布《陸軍特別志願兵令》，為殖民地尚未施行《戶籍法》的狀況解套，當作軍方合法取得殖民地兵員的法律依據。同年四月在朝鮮正式施行。

附帶一提，日文「志願」一詞，兼具中文的「申請」和「志願」之意，而當時冠上「特別」字樣，是作為殖民地與日本內地的區隔。但本書為求行文簡潔，多數時候將「特別志願兵」簡稱為「志願兵」。

從日軍偷襲珍珠港，揭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其後戰事一路順利推進，日本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決定採取積極方針，拓展戰果，將切斷美、澳的聯繫作為戰爭目標。而臺灣恰好位於日軍進出南方的樞紐位置，因此被指定為配合作戰的前進基地。

然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陸軍編制的正規兵力和補充兵都已經到達徵用的限度，國內兵員需求迫切，開始檢討在臺灣施行特別志願兵制度的可行性。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經陸軍大臣和拓務大臣提出、內閣決議通過「施行臺灣志願兵制度文件」後，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終於伸入臺灣。

整體而言，當戰事焦點著眼於中國戰場時，地理位置鄰近戰區的朝鮮，便成為戰爭協力的要角；隨著戰局的擴大，日軍展開南方作戰之際，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浮上檯面，比照朝鮮實施陸軍志願兵制。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是因應戰局的推進，以殖民地人力補充戰場兵源，而導入殖民地；反觀日本海軍，因戰爭初期連戰連勝，兵員補充需求較少，因此仍未重視殖民地的人力資源。

｜精兵式海軍志願兵｜

且讓我們把重點放在與護國丸事故相關的《海軍志願兵令》。

相對於兵員仰賴徵兵的陸軍而言，海軍的需求數不多，僅靠志願兵就已足夠。況且，海軍比一般陸軍所需要的技術能力較高，因此重視徵募擁有理工相關技能的人才，故採取菁英式的培訓方式。

根據《海軍志願兵令》，志願兵需由年滿十五歲以上（戰爭末期下修為十四歲）、未滿二十一歲的志願者中選用，服役年限五年。新兵錄取後先入海兵團接受六個月新兵教育，再配屬到各艦船部隊。另外，也從中選拔優秀人才到海軍各術科學校進修，成為普通科練習生，結訓後再行分發到實戰部隊服役。每年海軍志願兵人數約四、五千名，占徵兵總人數的五成左右。換句話說，依《兵役法》所徵集的現役兵多數編入陸軍的情況下，海軍的構成是以精兵式的志願兵為主體。

海上戰事自一九四二年中出現轉折，五月時，日本海軍在珊瑚海與美軍艦隊主力遭遇，演變為珊瑚海戰。海軍的小型航空母艦「祥風」被擊沉、大型航空母艦「翔鶴」中彈起火，並損失了七十餘架戰機，是太平洋戰爭以來第一次受挫；同時也決定了日本帝國在南太平洋擴展的極限。此時，日軍密電碼被美軍破解，在六月的中途島之戰大敗而歸，海軍主力可謂消耗了大半。

中途島之戰重挫，削弱了日本海軍的實力，開戰以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活動的日本聯合艦隊核心—航空母艦部隊，僅殘存祥鶴、瑞鶴等四艘。此役被視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制海權自此轉入美軍之手。然而，日本大本營持續發動攻勢，八月起展開長達數個月的瓜達康納爾戰役，直到隔年二月遭美、澳聯軍擊潰，從瓜達康納爾島撤退。此戰後，日本不斷地喪失制空權和制海權，戰局由攻勢轉為守勢，從太平洋戰線上節節敗退，居於無法挽回的劣勢。

｜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瓜達康納爾戰役的半年間，海軍消耗大量戰力，日本大本營被迫變更戰略，以確保自開戰以來擴充的戰果。在「絕對國防圈」的範圍內，日軍既要保持內線打擊敵人的能力，又要阻止敵軍空襲防衛圈內重要的資源產地和交通線，並預計兩年過後，待力量恢復到足以發動大規模攻擊時，再相機選擇地點，進行戰略對決。也就是說，日本大本營放棄自開戰以來採用的「速戰速決」原則，而確立了持久戰方針。

隨著戰況惡化，以志願兵為主體的日本海軍，徵募人數每年倍增，例如，一九四二年較前一年增加超過兩倍，達到六萬三千餘人，一九四三年更一舉突破十一萬人，甚至一九四四年幾近完成二十五萬人的編制極限，再無另闢兵源的可能。

為了落實絕對國防圈的戰略，並補充一九四二年後幾次海戰所造成的兵員折損，此時，日本海軍也不得不拋棄過去與臺灣、朝鮮兵員共乘一船感到不安的既定成見，以及因兵員需求較少、不需接受殖民地志願兵的狀況，而改以動員殖民地的青年加入海軍，希望以殖民地本身兵力就近建立防衛體系，或增援其他戰區。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本通過閣議，頒定《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宣布八月在臺灣、朝鮮兩地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自願申請服兵役的男子，得依海軍大臣所定標準，經甄選後服特別志願兵役，編入海軍兵籍。

｜「行かう！海軍志願兵」—志願兵招募宣傳｜

當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的消息一公布，臺灣總督府與高雄警備府立即發表共同聲明，表示這是「島民最大之榮譽」、「六百萬島民國家保護之大任」，要臺灣青年發揮海國男子的本分，報答聖恩。在臺灣各地都出現了陣容龐大的遊行、參拜神社等活動；並且舉辦各式演講和座談會，鼓吹青年從軍報國，為天皇、國家而死是無上光榮的思想。這些刻意聚集人潮的壯盛場面，形塑民間熱烈迴響的氛圍。

與此同時，媒體陸續報導了海軍志願兵發表的言論、戲劇化的事例，製造出被動員群體的支持情境，宣揚青年對從軍熱潮的實質響應；也深入志願兵的家庭，表揚家長期勉子弟戮力報國的無私精神，進而鼓勵民眾效法這些「模範之家」。

臺北三芝出身的李登欽（當時改名岩里武則），是前總統李登輝的兄長，當他錄取第一期海軍志願兵時，在《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記者對他的採訪內

容，他如此說道：

報名的時候，我本來就有自信會考上海軍特別志願兵。如願以償後，內心還是欣喜無比。當然，在後方身為維護治安的戰士，為國效力，同樣是在奉公，但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在第一線盡展所能為國家效力，如今真的成真了。而且我能夠加入無敵帝國海軍，在光榮的軍艦旗幟下從事擊潰英美的工作，我這輩子從未如此興奮過。從今而後，我只祈求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那天能早日到來。

同一天同一版也刊登了張雲藩的錄取心情：

……終於能加入海軍志願兵，一想到能身為世界首位的海軍軍人一員，就感到感動，不，是歡喜，難以言喻的感受。父母親也應該為此高興。昨天星期日，回到故鄉中壢，鄰居也問：「還沒收到合格通知嗎？」……作為本島人的榮譽，莫過於此。我將成為稱職的帝國海軍軍人，以報答各位的期待。

另外，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還可以讀到家長的談話。例如當志願兵合格的通報傳來時，新竹出身的鄭武傑正好在外出差，父親便代他發表感言，他將孩子能夠錄取海軍志願兵形容是「家門之譽」。

當局一方面經由媒體美化制度，宣揚青年自願從軍是報國的榮譽；另一方面也以現實利益為誘因，透過座談會和演講說明制度的實質內容，從中鼓吹當兵的種種好處，包括：與日本人毫無差別編入兵籍，共同擔負國防使命的榮譽，同時依個人表現給予晉升機會。退伍後，有利於就業；若不幸陣亡，當局也會代為照料遺族。

整體而言，當局的輿論指導原則在於，反覆強調臺灣青年加入日本海軍的榮譽感，具有一種催眠效果，不需要求服從或屈服，相反地，它讓人在一種形式上有選擇的自由，實際上卻是在間接的、隱形的強制中作出選擇。誠如淡水出身的盧金水所言：

到處都是志願兵的消息，不斷傳誦著在臺灣實行志願兵制度，是臺灣人的最大光榮，當志願兵是盡忠報國的實際表現，企圖要造成一股風氣。那時候整個社會風氣都是朝著那個方向走，就算是心裡有什麼想法也不會表達出來，只能隨著那樣的潮流前進，所以可以說是環境逼得我不能不去志願。

換句話說，表面上「志願」雖非強制，卻在當局塑造出青年志願的熱烈情況與濃厚愛國氛圍裡，形構了單一選擇性。也就是，青年必須要有不落人後的愛國情操，因而有不得不的選擇，最後只有進行志願一途。

｜愛國青年的響應｜

然而，究竟有沒有人是真切地嚮往並響應這股從軍熱呢？藉由證言，我們可以發現與那些被報導的主人翁，懷有同樣忠君愛國精神，將投入前線禦敵視為是青年責任者其實不在少數。住在花蓮玉里的阿美族人巴木達拉（Bamutaru，日本名安村秀吉，戰後改名林秀吉），即道出當時青年，包含他自己的志願熱忱，他說：日本人那時已經打到沒有兵了，才在臺灣募集志願兵。不管是臺灣人、阿美族大家都很憧憬，想加入軍隊！我向考官堅定地回答：「我要進海軍！為了國家，我願意赴死！我認為日本人做得到、臺灣人做得到，那我也能做得到，所以很努力地考上了志願兵。」

從巴木達拉的言談中可以瞭解到，或是受到愛國教育的薰陶及當局的宣傳影響，在戰爭期世代當中確實出現了不少本著愛國心、懷著理想色彩的青年，他們自願從軍，主動地應募海軍志願兵。

無論是表面或是真心地自發響應，官方也展開驅使青年申請志願兵的強力社會控制，與無孔不入的動員手段。一方面以負責兵役業務的警察，作為主要的執行者；另一方面則由學校或市街庄為單位的役場、皇民奉公會、青年團等機關團體，向青年宣傳誘導，必要時進行強制的集體動員。

｜陳子福證言｜

陳子福，一九二六年生，臺北出身。

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二期，館山海軍砲術學校特十二期練習生。

然逾半世紀後的今日，我唯一感到混沌不明者，乃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黎明所發生之事。

無懼於日復一日之嚴酷訓練，我陸續從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高雄海兵團結訓，以練習生身分奉命派往日本館山海軍砲術學校。由基隆港登上特設巡洋艦護國丸，預計三天航程抵達日本。原由驅逐艦護船而行，然第二日驅逐艦內發生傳染疾病，竟先脫離返航。受創且尚未完成修復，僅一側正常運作的跛行船護國丸，現又失去驅逐艦護衛，便在第三日凌晨三點遭受潛水艦無情地攻擊。

我們身處之船艙位於機關室附近，內部異常悶熱，大家均打著赤膊，全身上下只剩一條兜襠布。也許是神的指示，在凌晨兩點左右我已無法入睡，心想明日一早入港就要抵達日本，氣候想必嚴寒，於是起身更衣。原本也打赤膊的我，事先穿上海軍棉質內衣，將全套服裝換妥，行李亦悉數整理完畢，口裡含著金柑糖等待天明，艙內仍是酣睡一片。此時突然發出「咚」地一聲巨響，艙內電燈瞬間熄滅，我想這下不妙，趕緊與在訓練所同分隊的盧金水、張榮樹三人提著行李往甲板上跑，甲板之上已有許多人聚集。當時一切行動仍依艦長訓示，不能立刻離開。艦長先行命令拆解備配在船上的深水水雷信管，若無此舉水雷一旦爆炸，船上人員將無一倖免。隨後，即命令所有人跳船逃生。

那時船已嚴重傾斜，在我們正前方處的一名兵操之過急，或許是暗夜光線不明，直接落入斷裂的隙縫之中。我們三人順勢從傾斜的船身緩慢滑向水邊，但未直接跳入海裡，若不順著海浪流向，勢必遭捲回原處，於是等待著海浪打來正退返之際，再乘著浪離開，卻即被捲入海裡，旋轉了數十圈後浮起海面時，已不見船的蹤影。幸運的是，此刻眼前出現一塊周圍繞著繩索約兩個榻榻米大、救命用的木板，我一手攫取過來，心想或許有活命的機會。曾聽聞日本人云若船難落海，可解開圍在下體的兜襠布，用意是鯊魚懼怕比其身形長者，如此造成視覺上的假象將使鯊魚不敢靠近，故落海者幾乎全裸著下身。

暗夜中視線不明，身處茫茫大海難免心生恐懼，為使心情平靜，我口中不斷唸著觀世音菩薩佛號。偶然望見舊曆九月二十五日月牙如鉤，形如人眉，其色非純白而略顯偏紅。此日亦正好是我的舊曆出生之日。

當時已是十一月天，氣候非常寒冷，況且在海裡已過了數個鐘頭，原有四、五人共攀木板，天亮之後只存兩人，其餘均因體力不支沒入海底。直至午後兩點鐘左右，方有船隻慢慢接近視線。前來之船由外型研判非海軍艦艇，而是一艘被海軍徵用的小型木造船。船員由船上拋下繩索，讓我們這些落水者拉著，拉得起來即救上船，拉不住繩索者就作罷。被救起時雙手傷痕累累，全身油邋邋、黑麻麻，連面容都無法辨認……。船員先用剪刀剪開我的衣衫，把口袋裡的皮包遞還給我，再發予一條毛毯，示意我入內休息。

四、五個鐘頭後抵達佐世保港，所有人光著身子上岸。到軍需部時，女性事務員眼見這般慘狀，難過地流著眼淚為我們遞上熱茶，喝下這口熱茶的滋味真是難以言說。隨後，我們這些倖存者暫時集中在禮堂休息。但因長時間浸泡於海水與油汙之中，半夜時眼睛發炎者眾，由軍醫連夜為患者治療。休養數天後，即出發前往各海軍學校報到。

特設巡洋艦護國丸在九州五島列島海域，遭到敵方潛艇的魚雷攻擊後沉沒。搭乘該艦的三○○名臺灣特別志願兵（練習生）中有二一二人葬身海底，白紙般的青春就此消逝，不能不說是一大慘事。為軍人者，抱定殉國之志乃為本分，並無任何後悔理由。然逾半世紀後之今日回想起，那些葬身異國海底、無盡徘徊之孤魂，其所殉之國到底為何國？其犧牲真有價值嗎？

從沉沒到沉默－

回到一九四四年，二戰末期

深入走過皇民化運動、投身海軍特別志願兵

自美軍潛艦魚雷倖存的臺籍老兵訪談

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有緊密的關聯

重構屬於臺灣本島的二戰記憶

忠實還原日治末期從軍少年的生命經驗

1944年11月7日特設巡洋艦護國丸，艦長水野孝吉，載著300名臺籍海軍特別志願兵從基隆港出發前往日本。同年11月10日凌晨，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島燈塔海域附近，遭美軍潛艦（Barb，編號USS-220）魚雷擊沉。

護國丸事件，是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於太平洋戰爭中犧牲人數最為慘重的一次。

有多達212位臺籍海軍菁英在上戰場前就殞落，然而這段歷史卻只出現在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書中的一句話與數本論文中，透過本書，我們將：

保留他們消逝的記憶

同理他們從軍的心情

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

這批從軍的青年，出生於一九二〇年代、成長於殖民當局致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的一九三〇年代，在學校接受愛國教育，因而不少人懷抱著報效天皇的理想。

與此同時，官方也利用媒體動員、社會氛圍施加壓力，並透過警察對轄區內人員的掌握，以及各級單位發動集體申請，搜羅大多數可能符合資格的臺灣青年，致使個人無法遁逃從而只能「自願」申請加入，無數臺灣家庭，在當局鼓吹青年從軍、全面動員的壓迫下，受到強烈波及。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在視軍人階級為無上榮耀地位的日本帝國眼中，是兵源日益枯竭下不得不開放給殖民地臺灣的選擇。因此，他們是日本海軍菁英主義標準下，由全島選出的優秀人材，之後再從第一期（1,000人）、二期（2,000人）中，選出最優秀的600人到日本本土的海軍學校培訓。若以這兩期共有60餘萬人申請，經過精挑細選（600,000-3,000-600），在護國丸上的三百人，可說是當時臺灣青年裡菁英中的菁英！

因為終戰後國際政治局勢的轉換，使得他們就此噤聲，選擇將生命拼圖的重要一角隱沒於暗處。本書作者藉由多次訪談與收集臺籍日本海軍相關史料，留下臺灣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爭記憶。

陳柏棕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自研究所時期起即將研究焦點集中於臺籍日本兵相關議題，長期致力於口述歷史採集和蒐集臺灣人從軍史料。

目前關注臺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經驗、記憶保存等研究課題。

那樣活過的長輩群像　陳柏棕

一九八○年代前半出生的我，也就是所謂的七年級生前段班，從小在學校的社會、歷史課上使用的是國立編譯館編輯的教科書，一直以來只知曉中華民國對日本八年抗戰的歷史，或是羅福星、莫那魯道、李友邦領導的臺灣義勇隊等抗日行動，從來沒有認真想過瞭解身旁長輩的過往。

直到上了大學，我從周婉窈教授發表的文章及研究論文，重新認識了「臺籍日本兵」，這群人的戰爭經驗和我以往所認知的歷史完全相違，引發我欲一窺其神秘面貌的好奇心。我翻閱了有關臺灣戰爭史研究的書刊，認識到戰時被動員的臺灣人，不僅有派往中國或南洋的軍夫，另有一群人在臺灣實施徵兵制度前，即以「特別志願兵」的身分，率先成為正式的陸、海軍。尤其是以被殖民者的身分，加入一貫保有菁英主義色彩的日本海軍的這一批人，讓我特別感興趣。

但是當時的現有研究，大多只有募集了幾期、大約有多少人的少量資訊，對於這群臺灣人日本海軍仍所知有限。因此，在鍾淑敏教授指導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便成為我的碩士論文研究對象。

當我埋首閱讀資料與相關研究成果，始知這起發生在戰爭末期的重大船難──護國丸事故，在此事故中，竟有這麼多的年輕生命殞落。被送往海軍學校培訓的人員，是日本海軍從第一、二期的三千人當中，所選出最優秀的六百人。若以這兩期共有六十餘萬人提出申請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是經過精挑細選，被預定培育為軍隊的中堅分子。

因此，護國丸上的三百人，可說是當時臺灣青年裡菁英中的菁英。然而，這批人竟然就在船難中犧牲大半，不只是日本海軍軍事人才的耗損，也是臺灣社會的莫大損失，在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很有可能將對臺灣有所作為、貢獻。

同樣的，過往的研究對此事故著墨不深。於是，我開始查找第一手史料，從軍方在事發後製作的船難事故報告書、零散的日軍文獻、美國海軍潛艇指揮官戰後所撰寫的回憶錄等素材，嘗試拼湊事發原委。

爬梳散落的資料後，我發現這艘滿載三百名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大型船隻，不單是因為二戰日軍整體戰況轉趨劣勢而出事，軍方長期以來輕忽海上護衛的規劃，加上一連串抉擇、調度上的疏失，方是事故發生的主因。萬中選一的海軍菁英，一條條年輕生命被如此輕視看待，令人不可思議。

不過文章是完成了，心裡卻總是覺得少了什麼。對，就是當事者在論述的缺席。

二○○九年，我第一次參與家族的年度祭祖大會，偶然在宗祠內的文物陳列室某面展板，看到一群身著日本海軍軍裝、署名「橫須賀海軍航海學校信號術普通科練習生」的一幅放大版合照，簡要記述了歸化日本籍、現居大阪的太叔公陳臣銅（日本名為中川義夫）先生經歷的護國丸事故。

當下我無比震驚，也覺得實在是太巧了，完全沒料想過自己的親人竟是護國丸事故的倖存者！這個令人振奮的發現，我連忙請託親友引介，聯繫上每年返臺參加祭祖活動的太叔公。自此我和護國丸事故關係者，及原海軍特別志願兵開始有了進一步接觸。

太叔公在離臺前，特別為我聯繫戰友盧金水先生。幾天後，我和盧先生相約在他士林住所附近的麥當勞碰面，至今猶記隔著三樓落地窗望見散發仕紳氣息的他，捧抱著黃色紙袋裝的文件資料，箭步走過馬路的身影。爾後在數次訪談中，更是對於他細心蒐集相關資料，嘗試釐清當年護國丸事故真相，和他們戰友之間密切的情誼，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在往後數年間，除了持續蒐羅檔案文獻，我陸續訪談好幾位護國丸事故相關當事人，包含葉水金先生、羅鎮國先生、張榮樹先生、陳子福先生、朱春業先生、張欽生先生、黃為政先生、林秀吉先生、張文鋒先生、江水和先生、李啟銘先生，和未能一一列舉、曾為海軍特別志願兵的長輩。

藉由他們口說，具體說明關於志願的因素、海軍操練及分派方式，吐露長年埋藏於內心的境況，以及跨越時空令人感動的戰友之情。此外，對於這樁船難，不僅可以從書面的事故報告書重建過程，還能從不同個人面臨危難時刻的記憶，盡可能還原當晚的景況，讓歷史變得有血有肉。

這些長輩皆對我這個素昧平生的晚輩極為疼愛，並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無保留分享生命故事，從而讓我得以彙集許多動人的經歷，由衷感謝。

不過在這幾年，這些我敬愛的長輩年歲更高，多數已超過九十，由於身體健康的因素，逐漸失去行動自由；定期聚會已經停止舉辦，但即使無法時常見面，他們仍以書信或電話彼此關心，囑咐對方要照顧好自己。一起經歷過的艱苦訓練、沉船浩劫與戰火洗禮，那些生死與共、難以向外人道的過往，將他們緊緊牽絆著從少年到暮年，這種關係不只是袍澤情誼，而是遠遠超越血緣關係的「兄弟」。

希望藉由這本書的出版，有機會讓更多人由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經過、特設巡洋艦護國丸事故關係人的證言，重新記起被擱置、遺忘的這一段臺灣人二戰史。這些戰爭經驗，形構出長輩的人生態度、交際圈與集體認同，甚至影響著每一個家族成員對歷史的認知態度、乃至於認同。而這些書中的長輩，可能就是你我的祖父或曾祖父，因此期盼在最低限度上，基於最基本的關心立場，至少讓我們、讓更多臺灣人知道他們曾經那樣活過。

｜可以不認同，不能被遺忘｜

觀看歷史本就有多種角度，一九四九年後的臺灣歷史記憶傳承更是特別。討論到臺灣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記憶時，總有一些史實錯置與價值觀混亂，不論是日軍轟炸臺灣（實情為盟軍，主要是美軍），或當時為日軍出征究竟是愛國還是通敵？其實都是大歷史下，被時局擺弄小人物的悲情與無奈。

本書作者才三〇出頭，而非一般想像中的中年研究者，卻從研究所時期開始便針對二戰末期臺籍日本海軍之護國丸事件開始收集相關史料，因而開啟一段他與日治時期海軍的緣分，甚至透過研究，發現護國丸事件其中一位倖存者，竟然是自己血緣上的太叔公。

從不能選擇到不知為何、為誰而打的戰爭；困於恐懼而禁聲的年代，不被認同的身分，時光流逝，歷史的見證者終將在歲月中凋零，除了書面檔案，唯有這些以肉體上戰場相搏的生命能告知我們那段屬於臺灣島的真實一頁。每一篇證言，我們都保留了當事者的說法，即便在部分細節上可能有所矛盾，因為口述歷史的珍貴，在於每一位當事者透過記憶反饋了當下的心情、重現事件的三Ｄ模型，以不同角度讓我們得以反覆思考單一歷史事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張隆志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創辦人」 陳建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翠蓮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鍾淑敏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　謝仕淵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臺北藝術大學古蹟文化資產研究所兼任教授 戴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