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張清溪：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

吳國光：時代需要勇於挑戰的中國研究者

徐友漁：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前言：中國將進入潰而不崩的衰敗期

一、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第壹章 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與權力傳承

一、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

1、紅色家族財富故事背後的黑幕

2、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二、中共權力傳承中的接班人危機

1、中共權力傳承模式：紅色血緣 + 黨內程序

2、以習近平與薄熙來的接班案例

三、結束「集體領導」的習近平時代

1、習近平時代並非紅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2、習近平步步為營的收權策略

四、十九大前夕正式結束「老領導」干政

1、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

2、批判「老人干政」：點名江澤民

第貳章 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

一、中國經濟改革隱含的密碼：化公為私

1、共產黨幹部變身資本家：中國式私有化的秘訣

2、中國當局為何不願承認已經發生的私有化？

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1、國有企業成為吞食資源、虧損腐敗的經濟怪獸

2、習近平堅持國企「做混做大做強」

(1)《國企改革方案》的幾個關鍵點

(2) 中國當局為何堅持將國企做大做強？

(3) 民企想與國企混和嗎？

三、前途渺茫的共產黨資本主義

1、中國模示拋棄了社會底層

2、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不容經濟精英共享權力

3、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第參章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破滅

一、「世界工廠」的衰落

1、「世界工廠」興於成本優勢毀於品質低劣

2、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1) 勞動力成本上昇

(2) 土地價格上漲，推高外企成本

3、中國取消了對外資的稅收優惠

二、投資馬車的換「馬」之後果

1、對華投資的外資中有多少假外資

2、美歐日韓及港臺資本陸續撤退

3、土木工程景氣的必然結果：製造業巨大的產能過剩

4、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投資國，「麻煩項目」遍布世界

三、中國經濟高增長，內需卻持續萎縮

1、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

2、國內消費不足是中國經濟的內傷

第肆章 中國經濟為何陷入龐氏增長

一、金融危機是怎樣釀成的

1、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印鈔機」

2、中國政府深陷債務泥潭

3、影子銀行的理財產品騙局

二、中國天量貨幣的第一蓄水池：房地產

1、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池子理論」

2、房地產市場的嚴重供給過剩

3、中國房地產高度泡沫化

4、中國房地產為何大而不能倒？

(1) 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龍頭」地位

(2) 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高度依賴房地產

(3) 銀行的安危繫於房市

三、中國股市：國企的提款機，貨幣的洩洪口

1、股市是國有企業的提款機

2、股市是國企高管財富變現的洗錢機

3、股市是吞食股民財富的「老虎機」

第伍章 支撐社會存續的四根支柱之現狀

一、中國經濟模式與社會抗爭之間的關係

1、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社會反抗模式

2、中國社會抗爭的主要類型

二、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的最後一道屏障

1、中國的污染已成不可逆轉之勢

2、中國為何會失去生態安全

(1) 中國的環境立法雖多，管用的不多

(2) 企業與政府環保部門之間的共犯關係

(3) 環境評估中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Capture State) 現象

三、中國信用體系的全面腐蝕

1、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鏈條斷裂

2、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制度信任已經破產

3、中國政府缺乏國家信用

四、中國維穩面臨的財政壓力

1、一個由告密者與線人構成的龐大維穩網路

2、「維穩」開支超軍費，內敵多於外敵

3、地方政府的雙重角色：社會動亂的製造者與維穩者

第陸章 中國的地方治理困境

一、縣城的「政治家族」與三種勢力

1、縣級政治的家族化現象

2、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二、中國鄉村淪落，失業農民工有家難歸

1、中國農村凋蔽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

2、村幹部普遍腐敗

3、鄉村社會痞子化

4、農村人際關係惡化、文化低俗、精神沉淪

三、失去未來的農村：教育的凋敝與青年的無出路

1、農村教育陷入長期凋弊狀態

2、教育產業化使農村家庭供養大學生極為困難

3、農村青年陷入無出路狀態

第柒章 全球化逆轉情勢下的中國

一、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1、全球化讓西方失去了什麼

2、中國是全球化中的唯一淨受益國

二、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1、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到底有多少？

2、上昇通道梗阻，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因素消失

三、中國陷入的是何種「陷阱」

1、中共政權與歐美政權的區別

2、艱難維持的「潰而不崩」狀態

四、中國近期是否會出現危機共振？

1、統治集團高層已經形成一元化領導格局

2、經濟危機（核心是財政危機）是否可能出現？

3、國內反對力量弱小且分散

五、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1、美國對華「顏色革命」的八字方針

2、非政府組織（NGO）：影響、改變中國的主力軍

3、美英兩國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

4、西方主流文明進入自我反叛期

六、中國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

結語 中國未來可能發生何種革命

一、為何說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預演？

1、劉曉波與「非暴力抗爭」的中國困境

2、「郭氏推特革命」是一次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

二、底層青年為何成為「網路革命黨」主體

1、第一重社會不公：源自教育資源不均的機會不平等

2、第二重社會不公：社會上昇通道嚴重梗阻

3、第三重社會不公：社會懲罰機制的等級化

三、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1、當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2、中共培養出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

四、「托克維爾熱」折射的中國政治困境

1、「阿拉伯之春」對中共的警示

2、中國政治高層對「托克維爾困境」的恐懼

五、地方自治：中國制度性無出路狀態下的唯一出路

1、中國已陷制度性無出路狀態

2、中國實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3、地方自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條出路

後記

第壹章 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與權力傳承

在民主國家，新上任的一屆政府通常被稱為第X屆，而在中國和北朝鮮，領導人則被稱為「第一代、第二代、第N代」。中國的這種第幾代領導人的說法實際上暗示了一點，即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劃地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人，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而他們的父輩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級別為中央政府副部長或軍長（少將銜）級別以上的高官。只有父輩達到這個級別的，通常才被承認屬於紅二代；紅二代中父母級別更高者，被稱為「太子黨」。這個群體無論在權力傳承還是在財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優勢。他們在中共權力傳承過程中擁有的特殊地位，既不載於中國憲法，也不見諸中共黨章，但確實是高於憲法、黨章的「潛規則」（即隱蔽的規則），且為中國官場、商界所遵從。一部分紅二代成員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父輩的地位和人脈，或獲得政治權力，或掠奪大量社會財富。這些紅二代以及其他利用「裙帶關係」（kinship）攀龍附鳳進入紅色家族的人，成為中國改革過程中化公為私的主力軍，從其財富和掌控的經濟勢力來看，他們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和所有者。

一、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

2012年11月末，程曉農在普林斯頓大學與一位美國教授聊天時，這位教授指著桌上《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太令人震驚了。當了10年總理，家裡就撈了27億美元，難以想象」。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溫氏家族與平安崛起》，是《紐約時報》繼10月25日《總理家人的秘密財富》一文之後的第二篇深度報導。這些報導揭露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利用平安保險公司斂財高達27億美元的肮髒故事。與這些報導同時發表的，還有美國彭博社關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姐夫鄧家貴，】以及中國百餘位紅二代利用權力斂財的故事。

1.紅色家族財富故事背後的黑幕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幾乎遠播五大洲，只是由於這屬於「國家機密」，中國人只能通過香港的一些政治時評雜誌了解這些故事。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官倒」，靶子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1980年代前半期，中國還實行計劃經濟，但開始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石油、汽油、鋼材、電視機等緊俏物資，物資一部分仍按計劃價格供應，同時政府機構可以批准某些有「關係」的人（比如紅二代）獲得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讓他們按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可以獲取這樣的物資，有時甚至不必自己銷售商品，而只是把准許提貨的政府文件轉手賣出，無需任何商業成本就可以獲得大量利潤。因為非權貴子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民間稱這種現象為「官倒」。

紅二代及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成功地進入金融、能源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紅色家族及江、胡兩代領導層的子弟、親屬公開瓜分國有資源與公共財產，既為中低級官員的腐敗起了極其惡劣的示範作用，也讓中國民眾憤憤不平。

表面上，這種分贓體制是中共宣示的「黨的紀律」所禁止的。早在1985年，中國黨政兩大最高權力機構就明確規定：「凡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國營、集體、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在為解決職工子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經商。所有幹部子女，特別是在經濟部門工作的幹部子女，都不得憑藉家庭關係和影響，參與或受人指派，利用牌價議價差別，拉扯關係，非法倒買倒賣，牟取暴利。」但這個黨內規則對紅二代形同虛設，中共從不認真查處違反黨紀的高官及其親屬子女，只是在民間輿論壓力較大時重申一下、強調自己建立了規則而已。僅從1979－2011年，就有58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全會強調這個文件的規定，還有110餘項法律法規及政策要求防止幹部的親屬從事官商利益關聯之類的活動。中紀委2012年開設網站時，該網站公布的關於反腐敗的第一個中央文件就是1985年的這個文件。顯然，這些文件、規定其實只是障眼法。事實證明，絕大多數中共高層家屬子女都利用丈夫、父母之權牟取財富。

中國開始改革以後，出現了一大批富豪。據報導 ，2009年中國10 000個富豪家族的財富總值為21 057億人民幣，平均每戶2億元。其中最富的3000個家族的財富總值是16 963億，平均每戶5.7億。這些富豪大致分三類，除了從草根階層崛起（以浙江的商人和廣東的商人為主），以及亦官亦商的「紅帽商人」這兩類之外，紅色家族是很重要的一個類型。這三類富豪當中，草根型商人主要依靠能力；「紅帽商人」除擁有官場人脈之外，也需要經商的技巧和決策判斷力；而紅色家族的富豪們則未必都有足夠的經營能力，但他們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優勢，即紅色家族深厚的政治背景和關係網，在中國這塊生長紅色資本主義的土地上，他們的家族資源比任何其他資源都更有價值。紅色家族往往從事需要政府審批的貿易、能源、金融、房地產行業，而他們的商業夥伴則是前兩類商人。

紅色家族致富的主要方法是「一家兩制」，即一家之主擔任共產黨政權（社會主義）的高官，而妻子、兒女與近親則利用家主的權勢撈錢，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這種利用政治特權給家族直接輸送財富的現象，筆者曾概括為「以權力市場化為基礎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許多紅色家族還直接控制或參與了中國的壟斷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例如，前總理李鵬的子女控制了中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號稱「亞洲電王」；其女兒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01年11月，《中國證券市場週刊》刊登了一篇題為《「神奇」的華能國際》的文章，此文提到，中國的幾家大型壟斷電力公司已基本上變成李家企業，李鵬之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其子李小鵬是華能國際主管。此文引起李鵬震怒。該文作者馬海林被捕，下落至今不明。李鵬家族利用「家國一體利益輸送」體制，公然將三峽集團變為自家提款機，被稱為「紅色公主CEO」的李小琳，對自家的財富毫不避諱，不僅身穿各種名貴品牌時裝招搖於各種會議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

相似的情況還有若干例，例如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恒壟斷了電信行業。江綿恒曾擔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鋪設光纖及開辦網絡電話的服務，其勢力接近國營的電信業霸王「中國電信」。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則插手石油行業；曾偉夫婦用3 20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購買了澳大利亞悉尼市Point Piper區的著名豪宅，也是澳洲第三昂貴的房子。此事2010年就被澳大利亞媒體披露。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獲取了大量財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太子黨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占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家資產和為私有公司提供融資獲取暴利。」例如，前總理朱镕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收購了官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朱镕基之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而新天域公司最值錢的「資產」則是溫雲松本人。

紅色權貴們去世之時，官方悼詞中必加上一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號稱「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卻能夠讓子女成為擁有數億、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階層，所依賴的「點金石」就是父輩的權力和資源。

2. 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2010年以前，中國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是處於耳語狀態的公開秘密。2010年之後，由於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之爭，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人相繼入獄。為了在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中占上風，權力鬥爭的雙方都不顧一切地將這類「國家最高機密」通過各種渠道透露給外國媒體，於是薄家、習家、溫家等眾多紅色家族及權貴家庭的斂財故事成了美英媒體上的中國政治話題。除了習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財富故事被彭博、《紐約時報》相繼曝光之外，位於紐約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從2014年以來發布了兩個調查報告，報告揭露的中國高層腐敗讓世界為之震驚。

2014年1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涉及將近2 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5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和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此外，中國三大國有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與ICIJ密檔中的數十家設在BVI的公司有關聯。2016年4月3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The Panama Papers），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包括各國的143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家庭，其中有72個前任和現任國家元首。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上。這些人當中，有習近平姐夫鄧家貴，還有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5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4 188家境外公司。在資料庫中搜尋，發現不少榜上之人的姓名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拼音相同，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所謂「離岸公司」，早就墮落成了國際社會臭名昭著的洗錢工具。參與洗錢的包括有意逃稅的各國富豪以及黑社會、恐怖組織成員。那麼，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岸公司，究竟是為什麼？很簡單，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巨額財富來源依賴權力，一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很可能被查抄沒收，因此，他們必須藏金海外，同時還讓自己成為外國公民，於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成為中國權貴子弟熱愛的築巢之地。針對那些讓家屬子女攜帶資產移民外國，而本人繼續留在國內的官員，中國有個專門詞彙，叫做「裸官」。

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 000－18 000人，攜帶款項達8 000億元人民幣。據此估算，平均每人外逃攜帶的資產高達4 440多萬到5 000多萬人民幣。2010年2月22日，中國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首次把「監管裸官」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同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披露：從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

中國的資本外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軍1996年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一文。本書作者何清漣在《中國的陷阱》（1997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以《現代化的陷阱》為書名出版）的第五章專列一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將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這一中國問題帶入中國公眾視野。此後，中國媒體有關這一話題的報導甚多，但由於嚴苛的政治限制，任何媒體團隊都無法完成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如此，在中國，關於資本外逃的研究還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的相關信息，當時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一部分」，結論是，「4 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盡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此後，這份報告的內容成為中國媒體報導反覆征引的權威內容。

奇怪的是，2010年4月27日，梅新育發表博文《4 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謠言始末》，聲稱當年對他的採訪是某記者造謠。如此大事，時過6年，梅新育才出面否定，顯然是政治壓力所致。此後，直到2012年中共召開十八大完成權力交接，王岐山接掌中紀委書記並於2014年推出「獵狐專項行動」，追捕逃往世界各國包括香港、澳門的貪官之後，大量貪官攜款潛逃才再度成為在中國大陸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但是，ICIJ發布的《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與《巴拿馬文件》，因其中涉及的中國權貴數量龐大，10餘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家屬牽涉其中，因而在國內互聯網上被徹底封殺。如果說世界原來對中共這個盜賊型政權的本質了解得還不夠，那麼這兩份報告可以讓外界充分認清：中國的「紅色富豪」就是雷蒙•菲斯曼（Ramond Fisman）與愛德華•米格爾（Edward Miguel）描繪的「經濟匪徒」。

二、中共權力傳承中的接班人危機

在共產黨極權國家，上一代領袖死去或屆滿，繼任者不由民選，而是由高層經過密室策劃指定任命。因此，在共產黨國家有「接班人」這個詞彙，而接班人的遴選過程往往成為高層權力鬥爭的矛盾觸發點。2012年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任期屆滿，新領導人習近平接任。圍繞權力交接曾發生的激烈鬥爭綿延至今，矛盾觸發點是「薄熙來謀位」，結局則是勝利者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的政治清洗。如今，距離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已時過5年，這場清洗的餘波至今還波瀾不斷。

1. 中共權力傳承模式：紅色血緣 + 黨內程序

習、薄二人的權力鬥爭，其實只是共產黨國家特有的「接班危機」中的一例。歷史上，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斯大林、毛澤東死後，蘇聯、中國都經歷了這一過程。共產黨國家的「接班危機」與其制度特性有關。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一個是以暴力鎮壓為後盾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由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組成）；一個是黨的宣傳機器指揮下的全民洗腦機制（由官辦媒體和學校教育系統組成）。新的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名義上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指揮前任領導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險的是，前任領導人提拔的那些僚屬如果與新領導人的政敵聯手，高層政變就會發生，比如毛澤東去世後，其親信汪東興就與葉劍英、華國鋒聯手抓捕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侄兒毛遠新等一幫親信，並以「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名將他們投入牢獄。因此，新領導人上任以後，必須奪得軍隊、警察、情報這三大系統的實際控制權，否則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新領導人如果不願意當卸任領導人的傀儡，或者已經感覺到高層有人有不軌企圖，就必須盡快清除前任領導人留下的掌控軍隊、警察、情報部門的高層官員。這一共產黨國家「接班危機」的制度根源，構成了習近平上任前後高層權力鬥爭的基本背景。最後，習近平從挖掘軍隊、警察、特務這三個系統負責人的腐敗罪行入手，剝奪了他們的職務，奪得政治監控機器的控制權，鞏固了自己的權位。

薄熙來之所以認為自己有資格與習近平一爭，緣於他與習近平擁有共同的「身分代碼」，即紅二代。習近平當上「接班人」，是場政治長跑，起跑時間始於30多年前。當時中共元老陳雲（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要從「太子黨」當中培養未來的接班人，因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這種接班模式是蘇共模式和北韓模式的結合：既通過黨內高層協商推選出繼任者，又在選拔接班人時考慮血緣原則，以「太子黨」人物為優先。在鄧小平時代，由於紅二代還比較年青，資歷尚淺，所以不得不選擇富有經驗的中年官員，如胡耀邦、趙紫陽、胡錦濤；同時，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安排當時只有30來歲的若干「太子黨」成員到基層黨政機關「鍛煉」，積攢資歷以備提拔。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鄧小平時代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之子）和劉源（毛澤東時代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之子）以及薄熙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之子）開始了以最高領導層為目標的政治馬拉松長跑。

中共元老要在太子黨中培養未來接班人的圖謀，史無明文記載，至今廣為流傳的是陳雲那句「自己的孩子可靠」。可能有人因這句話未載入官史，而以為這是外界對中共高層權力承傳觀的虛構，其實不然，這是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何維淩1978－1989年曾是活躍於京城政治圈的重要人物，是鄧小平長公子鄧樸方的好友，因有這種特殊身分，他在中國政界高層與以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為核心的青壯年改革派之間，起過溝通的橋梁作用。1989年以後，他在鄧樸方的保護之下被迫避禍美國，1991年在去墨西哥的途中因車禍去世，其遺稿經友人整理後在香港出版。作為中國改革初期京城政治的親歷者，他在手稿中留下不少珍貴史料。關於太子黨接班，何維淩如此描述：

在鄧小平拍板，中共中央定下培養「第三梯隊的重要決策之後，太子黨的理論家呼籲，太子黨要爭取主動，力求主動接班，其法有三：一曰油滴擴散性，二曰攀龍附鳳法，三曰借雞下蛋法」。

「油滴擴散法，是各自分散到地方或部門，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謀求一官半職。一般由一人先打前陣，其他人尾隨跟上，逐步向四方擴散；當四散的油滴越漫越大，逐漸連成一片，遂形成強大政治勢力」；這一辦法的實踐者有習近平與劉源。

「攀龍附鳳法，是某太子黨重要人物，以自己的背景，兌現為權力，位居要津，主管一方，借此延攬各方人才，或各方人才趨之若鶩，攀附驥尾——遂形成太子黨系的一支現實的政治力量」。何維淩舉的例子是：使用這一方法獲得最大成功的是陳雲的兒子陳元，他於1982年前後出任北京西城區區委書記，周圍曾聚集了不少人才，一時之間很是熱鬧了一番。鄧樸方、胡德平也採取類似方法，各有地盤。陳元仕途後來遇阻，是在1988年北京市委委員換屆的差額選舉中落選，從此轉任金融系統官員。

「借雞下蛋法，是投奔到某高官門下供職，或借某高官為背景，或借某高官衙門為基地，以推行其政治主張，並漸獲官階與權力。此法，以任高官的秘書為上策。」何維淩指出，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中央一級的負責人的秘書來自太子黨。

參加「第三梯隊」到地方任職這一馬拉松政治長跑的太子黨「選手」並不多，因為「參賽選手」要過好幾關。高幹子弟要從政，首先就得拿到大學文憑，否則，因不符合「知識化」這一標准，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學學歷這一關上。 1977年中國恢復「文革」時期取消的大學入學考試後，最初幾年的入學考試貨真價實，並沒有20世紀90年代後期那麼多腐敗，大學也沒開始賣文憑，結果許多高幹子弟因為未通過大學入學考試而不得不放棄升官的夢想。其次，鄧小平還規定了升遷時必須通過基層考評（即任職部門對其政績的評價考核）。紅二代們大多以其高貴身分自傲，很難對基層官員保持謙和恭敬的態度。這一點決定了從基層逐級升遷的仕途既辛苦又有風險，大多數紅二代寧可另選他途，或在國務院各部或在軍隊各總部工作，或利用父輩權勢經商，從而避免在鄉土味十足的基層官員面前放下「高貴的身段」。紅二代們都知道，假如在「長跑」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遇到障礙，仕途便可能中斷。因此，當時願意通過到基層「鍛煉」熬資格的紅二代人數非常少，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便是劉源、薄熙來、習近平這三位。

劉源的仕途是高開低走。劉從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之後，1982年從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副主任開始起跑，短短6年之間歷任新鄉縣副縣長、縣長、鄭州市副市長，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長，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但1992年劉源的仕途像河流急拐了一道彎，轉任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後的升遷就在武警與軍界內部穿梭，再也未回地方。一個沒有軍事經歷的人從地方官改變成到警界、軍隊任職，等於是為其仕途設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謎。

2. 以習近平與薄熙來的接班案例

劉源淡出政壇之後，在政治馬拉松長跑的跑道上只剩下兩個選手，習近平和薄熙來。習近平行事低調，薄熙來成為當時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來1982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國際新聞專業獲得碩士學位後，在中央書記處工作兩年，於1984年從遼寧省金縣縣委副書記起步，到1993年成為遼寧省大連市市長，並以城市建設為政績亮點，成為中國當時最炫目的政治明星。但從2001年當上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以後，其仕途那種鼓滿風帆前進的勢頭停滯，有傳聞認為，薄與遼寧省地方勢力、尤其是老省委書記聞世震矛盾甚多。薄於2004年改任商務部長，直至2007年調至重慶任市委書記，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與同年進入中央並任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相比，已經輸了關鍵一步。

習近平在清華大學畢業。1982年從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一職轉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從1985年開始，此後的任職經歷主要在福建。按何維淩的說法，習先在中央軍委耿飆那里任秘書，是「借雞下蛋」，因「第三梯隊」之說，及時改走「油滴擴散」之路。他與前兩位不同的是，習近平從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伊始，就兼任寧德軍分區第一書記；此後隨其行政職務的升遷，兼任的軍隊職務也一直節節升高。從2003年開始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兼任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書記，同年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及中央黨校校長。

從上述3位「太子」的從政經歷可看到：父輩餘蔭起了極大作用。按中共黨內幹部選拔那一整套民主推薦、組織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都必須熬資格，一級級臺階往上攀爬。倘若沒有父輩餘蔭，這3位的升遷不會如此之快。如果他們在基層「鍛煉」時，被黨內幹部的「民主推薦」這一關卡住了，仕途也不會順暢。所以，元老們一般都會挑選有自己親信任職的地方，讓「太子」下凡，盡快熬夠級別。「太子」如果「親民」，早早熬夠資格，那是皆大歡喜，下邊的親信官員也算是對老上級有了交待。習、薄二人在基層熬級別時，由於為人不同，風評也有很大差別。薄熙來從任大連市長開始，就喜歡在媒體露面，渲染政績，還時有醜聞纏身。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站負責人薑維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體上揭露其醜聞而被誣入獄服刑5年。習近平則絕少在媒體露面，低調實幹，在非常複雜、大案迭出的福建省竟然能夠保全自己，其風評與薄相較有不小差別。到2007年，薄至重慶任職，只當了政治局委員，習至上海任職，進入政治局常委，這兩個「太子黨」政治明星的仕途前景至此已優劣盡顯。熟悉中國政治的人士都清楚：從職位安排上看，習近平是做為第五代領導核心加以「培養」的，儲君大位隱然在望，薄熙來卻望塵莫及。

不甘爭位失敗的薄熙來在習近平獲得最高權力之前，曾經掙紮了一番，試圖獲得國家主席之類的位置，且當時的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的負責人都站在薄熙來一邊，最後這幾個對習近平的最高權力構成威脅的高層官員，如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國家安全部常務副部長馬建，全部遭到清洗。由於陳雲的兒子陳元和劉少奇之子劉源曾經支持過薄熙來，習近平上臺之後，時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的陳元最先被安排退休，2015年底習近平又讓劉源從軍界退休；卷入周永康案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胡錦濤的親信）被逮捕，其弟令完成攜帶機密文件潛逃美國，為美國情報界送上一大厚禮。

回望當年，應該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共執政以來對本黨、國家與人民最負責任的一段時期。選拔幹部的這兩套規則，在當時還確實使不少不合資格的高幹子女無法進入各層級的關鍵崗位，一批起自底層的平民幹部得到升遷。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朱镕基，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就是這樣進入仕途，逐級上昇。江澤民退休之後，鄧小平隔代指定的胡錦濤等順利接班，獲得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一片讚美聲，稱讚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進步，已經成功地解決了權力交接問題。但2010年以來，中共發生的高層權力鬥爭讓世界再一次看到，中共這種「血緣+黨內程序」的方式仍然無法擺脫共產黨獨裁政治的「接班危機」。

三、結束「集體領導」的習近平時代

習近平接任中共最高掌門已歷5年。這5年當中，他通過逐步清洗的方式，把黨務、國務、軍隊、宣傳等所有決策權都集中到自己手裡，而政治局常委會則變成了他的執行班底，不再具有集體決策權。因此，有人批評習近平實行獨裁；還有人說，習近平是要與紅二代共執朝綱，保護紅色家族的紅色江山。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腳。

1.習近平時代並非紅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中共的政治體制就是獨裁政治，無論是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的統治模式，還是鄧小平開創、並由江澤民、胡錦濤奉行的「集體領導」（寡頭共治，即媒體稱謂的「九龍治水」）的統治模式，都沒改變中共的獨裁政治本質。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一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政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一人或一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學術界根據當時的現實，將獨裁政體分為憲法獨裁、共產獨裁（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獨裁及法西斯獨裁；20世紀60年代非洲各國經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之後，又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獨裁政體，如宗教獨裁、家族獨裁等。獨裁政體以其政治實踐昭告世界，這類政體嚴重侵害和違背民眾利益，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因而逐漸被人類社會拋棄。

在所有共產黨國家裡，領導模式只有兩種，或是集體領導，或是個人威權。無論是採行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威權，都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比如：實行個人威權式統治的前題是，最高領導人個人必須對軍隊和情報部門實現絕對的個人控制，還需要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而在集體領導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專制政權權力的核心部門（軍隊、情報機構）分別由領導集體的不同成員控制，重大決策需要領導集體達成共識才能實行。江澤民時期，中共政治局有5－7名常委，分管這些權力部門；胡錦濤時期，共有9名政治局常委分管各權力部門，即「九龍治水」的寡頭共治模式。

共產黨國家的領導模式向來都是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但這種擺動不是隨機的，也不完全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願決定。從「鐘擺」的擺動過程中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一個共產黨政權在什麼樣的歷史時期採用哪一種領導模式，到了什麼時候又換成另一種，主要取決於當局的政治經濟需要。

那麼，習近平時代是否意味著紅二代再度輝煌？習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挽救中共政權，維持紅色江山，但他並沒要與紅二代共掌朝綱。「紅二代」這個集體名詞並不代表一個政治派別，而是一種身分代碼。其成員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差異很大，少數人甚至尖銳對立。其境遇也天差地別，有的經商，家財萬貫；而大多數人只是中低階層公務員，只有少數人官至將軍、廳局及副部級以上。從年齡上看，紅二代大多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後期與50年代前期。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其實不是習近平時代，而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這20餘年才是紅色家族建立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大發其財的年代。從江澤民上臺開始，中央部委、大型國有企業、軍隊裡的紅二代大都穩步升遷；在金融界和商界也有大批紅二代掌控著稀缺資源，發了大財。當習近平這位年近60歲的紅二代掌握最高權力之後，其他紅二代卻因年齡到線，或已退休，或接近退休。習近平正在推行軍隊體制改革，試圖建立與美軍體制類似的軍政、軍令業務分立的軍隊管理體制。中國陸軍現役高級將領中有27位紅二代，據最新報導 ，除一人之外，其他人全都退役。退休的紅二代們在權力體系內已經沒有位置，不可能再與習近平共掌朝綱。

必須指出的是，紅色家族成員的身分使不少人免受政治打擊。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一直戮力集權。但他在處理權力鬥爭的對手時，還是遵循「內外有別」的身分制原則。對於平民出身的高官，比如力挺薄熙來的周永康，包括薄入獄後與周永康有勾連的令計劃等，習近平毫不手軟；但對於如何「安置」當年與薄熙來結盟的紅二代，他只能採取圍棋的「削勢」策略，一步一步且走且看，對位階較高的紅二代，習近平在他們退休之後安排閑職榮養，比如陳元從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之職退休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劉源以軍中上將之銜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退休後被安排至全國人大財經委任副主任。這種懷柔手段，有利於穩定紅色家族，贏得他們的政治支持

2.習近平步步為營的收權策略

從習近平的收權策略來看，政府的文官系統是最容易收拾之地，也最早完成省部級大換血，「刀把子」系統中的三把「刀子」之一——公安系統——的整頓，也相對容易一些，因為孟建柱原來就在政法系統，習近平任北京奧運會領導小組組長時，孟出任副組長，與習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習近平借助孟掌控了公安系統。軍隊與情報系統的換血則相對困難。到2017年，習近平的軍隊體制改革已經完成上層管理體制的改造（被稱為「脖子以上的軍改」），而集團軍以下的軍改正在實施（被稱為「脖子以下的軍改」），大約5年內完成。從高層軍隊管理體制來看，軍改的主要結果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那種軍隊系統自我管理、腐敗盛行的體制，被改造成 「軍政」和「軍令」分立的架構，由習近平直接控制的新體制。軍方的情報系統則以改變政出多門為核心，原來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一向都染指軍隊情報工作，經過軍隊總部改革，軍情工作現在全部歸到一個部門，並由軍委主席直接領導。新的軍情部門將官任命將比現有軍隊將官任命更為嚴格，團以上級別的官員調整都要報軍委主席批准，以利於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情報系統一直掌握在江澤民時期的重臣曾慶紅手中，習近平有所忌憚，遲遲未動手。迫使習近平動手的原因是2017年在美國發生的「郭文貴爆料事件」。這年3月，國安部前副部長馬建的親信商人郭文貴打破了兩年多的沉默，宣稱自己掌握中共高層很多黑暗機密，要大爆特爆。郭的爆料行動通過海外明鏡網、美國之音「四•一九斷播事件」擴大其影響，確實讓世界看到習近平未能有效掌控情報系統。北京最初確有將近一個月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鎮定下來，6月27日，中國通過了首部《國家情報法》。這部法案的要點有二：一是允許情報部門使用非常手段跨境執法，這被廣泛解讀為中共情報機構的一次歷史性擴權；二是對國家情報機構的職能定位和工作側重點，法案做了較為廣泛的規定。此前10餘天，北京正式宣布國安體系大改革，涉及四方面：1.國安部改名為國家情報總局，對外專職反間諜及收集情報，不介入內政；2.防止地方政府干預和利用，淪為對內維穩與政治鬥爭的工具；3.大幅裁撤國安系統人員，將其並入公安國保系統；4.國安系統將成為對外的尖刀，人事垂直於中央。

按北京的公開說法，對政法和情治系統的改革重組，是為了克服胡、溫時代的弊端。當時這些「刀把子」機構臃腫，政出多門，不僅低效，而且淪為周永康等人的私人工具，不是為國家利益奮鬥，而是為私人利益拼殺，公安、國安一些官員甚至參加到周永康的政變集團，威脅到執政黨的安危，加之「馬建和張越、郭文貴等人的利益鏈條及罪案即顯示，因國安力量的介入，使得這條國安、政府、政法、資本等因素組成的利益鏈，愈發得以在諸多隱秘領域便宜行事」。為了將「刀把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習近平被迫提前將政法系和情治系徹底打散重組，從機構到人事都進行改組，中國情治系統歸國家安全委員會管理。這個由習近平親自控制的國安委超越部門利益，在決策、設計、咨詢、協調等功能外，整合改革也被廣泛認為是其主要職責。未來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中，國安委將位於「金字塔尖」，其下的各類安全部門有序、有效的各行其事。

經此一役，習近平將三大「刀把子」收歸己手，全由自己親自統率，如此一來，無人可以挑戰其權威。

從黨政軍情系統內部任職情況來看，紅二代們雖然由於年屆退休都已不在其位，但黨國對紅二代的蔭蔽猶在。習近平與紅二代們有一條共同底線，即保住共產黨政權，即他們所說的「紅色江山」。因為社會底層對紅色家族與貪官汙吏的仇恨切齒之聲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政治清算、經濟清算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他們的財富與身家性命全繫於「紅色江山」的安危。2017年5月23日，即「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不久，中央特科、中共隱蔽戰線（即中共情報界）元老的後裔即「諜二代」，特地舉辦了「紀念中共隱蔽戰線90週年」大會，這是中共建政以來「諜二代」首次大團聚，主題是紀念「秘密戰線」的國家英雄，但其實是表達對習近平的支持。

在情報系統暗戰習近平的關鍵時刻，紅二代中的「諜二代」對習近平的支持，說明紅色權貴集團意識到自身與中共政權同休戚的命運。

四、十九大前夕正式結束「老領導」干政

「老領導」成為2017年度熱詞，與郭文貴始自3月的海外「爆料」多少有點關係。這場隨心所欲、虛多實少的爆料活動，被不少海外民運人士看作中國快速實現民主化的契機。因此，在8－9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之前，不少人預測，2017年北戴河會議將起大風波，因為這是十九大之前「老領導」們對習近平與王岐山進行阻擊戰的最後一次機會。但事實卻說明，「老領導」們在北戴河的「最後狙擊戰」中失利，甚至可能根本就沒發生過所謂「最後狙擊戰」。大外宣王牌多維新聞網在北戴河會議期間發表了三篇文章，加上該網將一篇2015年的舊文《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干政陰影將散》重新置於重要位置，突出一個主題：習近平的老領導政策。這家總部現在北京、被視為由習近平控制的中文媒體，點名批評了江澤民的「老人干政」。

1.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

將四篇文章綜合閱讀，可以理出以下梗概：

半年以前，多維新聞網刊登了一篇文章，《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干政陰影將散》。該文明確提出，習近平對「老領導」採取了十五字方針，即「尊重其貢獻、警惕其影響、控制其待遇」。此文介紹，所謂的「尊重其貢獻」，是指逢年過節時有看望，在打擊「老領導」的重要部下（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時，會與江澤民、胡錦濤商量，但這屬於「尊重」，而不是「遵從」、「聽命」；所謂「警惕其影響」，即「完全不接受」「『政治元老』干政的舊況」；所謂「控制其待遇」，指2015年11月30日中共政治局通過的文件，該文件限制了「『黨、國領導人』的有關待遇，要求退下來的『領導人』要及時騰退辦公用房，不能超標配備車輛、超規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輕車簡從，赴外地休假要壓縮時間，實行嚴格報批制度等」。

這篇文章特別點出了實行這「十五字方針」的原因，即「這些老領導一個個樹大根深、人脈廣泛，門生故吏眾多，繼任者往往也就送上順水人情」，如今這一「中共特色」要改改了，對「政治元老」，生活待遇上要適當收緊，而在「政治決策」層面，「強勢」的習近平不能接受元老干政。

中共的元老干政，是毛澤東死後形成的。毛死前指定華國鋒繼任，華接掌中共中央主席之後聽任宣傳機器的吹捧，一時之間似乎能穩穩繼承毛的權威。但是，黨內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多位大佬聯手，終於把華國鋒擠下了臺，形成了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人的集體領導。這新一代領導人畢竟年逾古稀，不耐事煩，且需要改弦更張，有所變更，於是便啟用胡耀邦、趙紫陽等一批中年官員，在一線處理繁雜事務，老人不再「親政」，表面上也設立了退休制度，但仍然保留了干政的空間。哪怕元老們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也不參與具體的政策討論，但重要人事決策仍需他們提名或首肯。所謂「八老」，是指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楊尚昆、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八位中共建政參與者，其中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在1992－1993年相繼過世後，宋任窮、萬里、習仲勳替補進「八老」當中。概言之，1980－199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擁有淩駕於中共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上的權力。

多維另一篇文章這樣總結「八老干政」這段歷史：「中南海在1980年代後將『元老』固化在中共的政治詞語中——因為彼時的鄧小平需要依托『黨內的老同志』，把毛澤東主政時代集於元首一身的權力分化到『黨的領導集體』手中。同時，時任中共十二屆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年紀尚輕』，還需『扶上馬再送一程』，由此形成了元老治國的政治格局。」

胡耀邦、趙紫陽無力擺脫「老人干政」的關鍵原因是：他們雖然坐了中共總書記大位，手中卻無軍權，「槍桿子」是「老人干政」真正的制度保障。正是在這樣的高層架構下，退而不休的元老們得以繼續干政，並以「黨內退休老人」的身分，先後罷黜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又把「六四」後偏向陳雲系的總書記江澤民逼回了鄧小平路線。但江澤民卻待機而動，借助曾慶紅的謀劃，趁鄧小平晚年體衰年邁，除掉了代鄧小平掌控軍隊的楊尚昆。鄧小平死後，江澤民通過提拔一批軍內高層，逐步掌控了軍隊。到90年代中期，鄧時代的元老，即著名的「八老」陸續辭世，江澤民終於擺脫了「老人干政」。

等鄧小平生前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接任時，「老人干政」再度重演，只是這一回的主角由鄧小平為核心的「八老」換成了江澤民及其背後的曾慶紅，胡錦濤執政10年，江澤民也品嘗到了當年鄧小平的威風。在胡錦濤領導之下的中共朝廷，江澤民提拔的人馬遍布要津，處處掣肘，胡錦濤用人行政，處處受其掣肘。更重要的是，江澤民雖辭去黨職、政職，卻保留軍委主席這一權位達兩年之久。待到江澤民辭去軍職之時，軍內江系將領們已經自成氣候，胡錦濤對軍隊只能聽之任之，做個名義上的最高軍事統帥。

2.批判「老人干政」：點名江澤民

正當各方期盼「老領導」再振雄風，擊垮習近平，剪除王岐山之時，多維網從8月14日開始連載三篇文章，將矛頭直指江澤民：《江胡音容難覓，「老人干政」如何退出》（8月14日），不但重申習近平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而且在標題和文章中直接點江澤民之名，以此表示這「十五字方針」針對中央最高層元老。不僅如此，文章還指出：「在中共十八大後落馬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其實都是已退休的政壇元老。如果得以平安落地，亦有可能作出『干政』之舉。」多維網文章如此大膽犀利，已足證江澤民的「老人干政」被習近平拒絕。

8月15日，多維網再次發文，以《從八老議政到胡錦濤裸退，解讀中共元老政治》為題，明文批評江澤民：「江澤民的『送一程』則一直被外界批評為是典型的『老人干政』。江澤民『干政』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眾人耳熟能詳的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期間解放軍高層借口要請示『老領導』，不聽代表胡錦濤奔赴災區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指揮。這種尷尬現象的背後，是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兩年的影響，以及一直到中共十八大後才撤銷的『江澤民辦公室』的長期存在，對於胡錦濤發揮領導權的掣肘。……江澤民的『干政』，是在政局穩定的局面下，對權力的不放手；且他利用沒有放手的權力，對中共政壇高層人事安排做除了不應該出現的干預，還掣肘了當時的中共在任領導集體。」

習近平允許官媒這樣做，當然不是為胡錦濤當年的「兒皇帝」處境抱不平，而是另有用意。多維網8月15日的文章點出了問題的關鍵：「今日中國政治已經基本擺脫了『元老政治』的束縛，……『元老政治』確實有其負面影響」，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也許「可以接受『政治老人提出意見』，但是絕對不應該再有『老人干政』現象的出現。所以，中共十九大期間可能還會出現元老們的身影，但是他們更多的是象徵中共的團結和尊老，而非對政治大勢的影響。」

江澤民遇到官媒點名批評，不但標誌著這位「老領導」已餘威失盡，而且意味著以江澤民為依托的若干其他「老領導」如曾慶紅等，亦處於勢力衰頹狀態。即便「老領導」們今後在中共的會議上登臺，也主要是扮演「高層團結」的「花瓶」。對此，期盼「老領導」們還能「說上話」的官員們則不免失望了。

最妙的是，多維網還於8月15日發表一篇《從倒薄周到挺法制，如何看待元老壓艙石作用》，通過褒揚宋平與2015年去世的喬石對現任中共領導的支持，闡明了兩個要點：1.宋平與喬石在中共十八大後給予現任最高層相當有力的政治支撐，適度控制自己對「黨中央的政治建議」，還勸說其他政治元老避開紅線。2.喬石1998年以年齡原因離休，是因中共黨內政治勢力與其對抗時用年齡劃線，逼迫喬石退休。提出這點，皆因本屆常委中年齡超線的人中，有一位需要留任；提及當年江、曾針對喬石的「陰謀」，當然帶有警告之意。

外宣王牌多維在十九大之前有意放出上述信息，再次強調習近平針對「老領導」們的「十五字方針」：對於越紅線的元老，要警惕、控制；對於宋平與喬石這樣為現任領導站臺、加持的元老，要尊重。這是從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喉舌媒體第一次對正常卸任總書記發出公開責難，說明江、曾大勢已去，習近平花了整整5年時間，終於名至實歸地成為中共掌門人。與此同時，「毛鄧習」與「習近平思想」這一提法在中國官方媒體上頻頻出現，熟知中共政治遊戲規則的人都清楚，這種「政治斷代」是立規矩的大事，它強調習近平是毛澤東開創的紅色江山，以及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直接繼承人，並非紅二代出身的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任總書記將從中共歷史上「消失」。由是觀之，批判江、胡時期政治失當的文章在美國多維新聞網上出現並非偶然。

何清漣，以《中國的陷阱》轟動全球的著名學者，

再次悲哀、無奈做出預測！

中共政權在10-20年不會崩潰，但，

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

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

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

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

中國的潰敗，和中共的不崩，

這個二分法，是台灣政界、商界必須理解的重點。

而潰敗的中國和不崩的中共，所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更是無法迴避，不得不嚴肅面對。

這也是每一個台灣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一本重要著作，

即便你不想與對岸打交道，但它絕對要和你打交道。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為何從「擁抱熊貓派」搖身轉為「中國崩潰論」？何清漣為什麼說他大錯特錯？

○「防經濟政變」是什麼意思？中共拘捕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或禁止其出境，背後的潛在危機是什麼？

○中共政權的交接轉移必然伴隨政變或準政變，而每一次國外都隨之出現中國崩潰論，這次19大之前的郭氏推特革命也是如此。何清漣卻分析認定中共依舊會維持不崩狀態二十年，她的依據是什麼？

○是中國的改革在行進中變了調，還是改革一開始就是中共為自救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如何演變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共？為什麼說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1997年轟動中國國內、香港台灣和國際社會的一本書《中國的陷阱》，（中國境內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引發華人社會激烈討論。如今，作者何清漣悲哀地說，她當年的預測不僅全部實現，而且遠遠超過。

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西方開始擔心中國崩潰，以影響到全球化進程。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很快陷入崩潰。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為什麼？這和中國政權的本質有關。

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

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各種類型、各個領域內的巨型資本家，掌握、壟斷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製造了極端的貧富分化。

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和紅色家族的內部儘管派系林立，但他們都更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固然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

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中國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汙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佈「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盜賊型政權如何「防經濟政變」

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考虑采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嗎？

本書結論中，作者分析了郭文貴現象和十九大權力交接會議。認為「郭氏推特革命」已經充分說明，這場「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它的身上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

「郭氏推特革命」對未來中國實具有隱喻意義：一旦政治高壓瓦解，這類「革命」就將成為現實，其主導力量必定是底層社會成員，並且極可能會重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或中共紅色革命的模式。而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呢？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何清漣

1956年出生於湖南邵陽。少時經歷過文革，先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並在湖南財經學院、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離開中國，現居美國。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國的陷阱》（簡體版出於審查而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該書在中國及海外好評如潮，引起巨大影響，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此書榮獲1999年長江讀書獎，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其「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這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因其資料翔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

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現為美國之音專欄作家。

程曉農

上海市人，1978年入讀中國人民大學，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曾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1986-1988年任職於趙紫陽建立的經濟改革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綜合研究室主任，曾參與多項趙紫陽主持的經濟政策討論。1988年底應德國亞伯特基金會邀請，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西柏林工業大學經濟系任訪問學者。1990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隨後攻讀博士學位，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1997年至2009年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學術季刊主編。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常駐嘉賓。

前 言

中國將進入潰而不崩的衰敗期

從《中國的陷阱》（1997年）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像某些中國研究者預測的那樣，很快陷入崩潰。所謂「潰而不崩」的立論，也不是作者現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提出這個概念，當時指出的是：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本書的預測是今後10－20年，中國將繼續保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

一、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從2015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繁榮論」一下變成「崩潰論」。引發這輪話題的人物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簡稱GWU或GW）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是華盛頓著名的親北京學者，「擁抱熊貓派」的主力人物，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從長期鼓吹「中國和平崛起」突然改為認同「中國崩潰」 ，盡管他幾個月後又把自己的最新結論從「崩潰」修改為「衰敗」，但他的這個「兩極跳」動作在北京與美國引發的反響，與多年前美國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不一樣，由於沈大偉的權威地位，他對中國認知的轉變，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華府外交圈的影響都很大。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4萬億人民幣（約合5860億美元）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設施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沈大偉先生的觀點發表之後，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觀點：沈大偉列舉的將導致中國崩潰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國出現，但近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垮臺。中國的現狀與未來是在「強大」與「崩潰」之間的「潰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奧巴馬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國失敗，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一種組織原則；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發表這些看法時，奧巴馬入主白宮7年多。他當年初進白宮之時，對中國的了解限於皮毛，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國風、亞洲雨」，對中國的認識的「成績單」還算不錯。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為代表，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即中國人口因災難流往全世界）之類，奧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就這樣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從預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中國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實在夠大，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嘲笑說，「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已經崩潰好幾回了」。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美國《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鄭必堅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3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取代「華盛頓共識」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高調響應。一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已變得比較謹慎，稱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2011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份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將在5年後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中國方面立即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面，發表文章反駁IMF的這份報告，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落後；【久，中國官方新聞社又發布消息表示，IMF使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得出上述結論，並不准確。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頂高帽，是因為高層已經開始擔憂中國將出現經濟困難，也深知導致經濟困難的因素都是無法克服的內在疾患。

細心的中國觀察者也許會注意到，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2012年起，習近平就忙於應付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直到2015年，他總算將周永康、令計劃等一批高官送進監獄；緊接著，中國政府又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此後，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凡批評中國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一律嚴厲打擊，有名聲的政治反對者被陸續抓捕。其中最受國際社會詬病的是取消各種外國資助的中國NGO（非政府組織），許多外國機構被點名，意在恫嚇那些使用海外資金的中國NGO成員，連政治上並不敏感的女權項目也被停止。迄今為止，共有300多位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被捕。在這種日益緊張的恐怖氣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及歐盟等各國駐北京大使聯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長郭聲琨，就中國新的《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注及憂慮，希望中共放松壓制。但這種關注幾乎沒起任何作用。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奧巴馬擔心中國「滋生民族主義」，只是道出了國際社會的一半擔憂，另一半擔憂則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擔心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轉嫁人口危機，如同湧向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這個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3億多，占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

經濟衰退之後，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面包契約」難以為繼，從2015年開始，黑龍江雙鴨山煤礦工人以及各地國企工人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大麻煩，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2015年開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以解決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說「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一，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2.44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自2015年以來歐盟深陷難民危機，這一事實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沖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數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可查閱孟昭華，彭傳榮所著《中國災荒史》）。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面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美國在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一個長達10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從2005年底「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則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10年之間，對中國的觀察研究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看法，其實代表了華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據本書作者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卷入不可控的外部沖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世界各國其實非常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麻煩。北京最痛恨的「中國崩潰論」，2015年又以各種預言形式相繼出現。美國《國家利益》3月2日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准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應當採取的種種措施。法國興業銀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報告中用「五隻黑天鵝」表述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指出中國是 G5 國家中「純經濟」風險較大的一只「黑天鵝」：房屋大量過剩，高債務水平和不斷出現的不良貸款問題，使中國存在20%的「硬著陸」風險；另外，「經濟結構改革不足」使中國經濟存在「失去10年」的重大風險，這一概率高達40%。

這種擔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一場研討會期間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他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記者問「一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家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不會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很難」（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記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嚴重狀況，必將帶來政治領域的改革時，克魯格曼的看法是：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中國是一個與全世界180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成了國際投行界預測的「黑天鵝」，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在控制匯率與資本流出的「外匯保衛戰」，不僅不做任何干預，反而給予讚揚。比如美國財政部曾於2016年10月、2017年4月兩度宣布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承認中國近期干預匯率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對世界金融穩定做出貢獻，因為人民幣過快貶值將給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崩潰」的言論，其實是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內少數人的宣傳，絕非事實。極權國家善於製造敵人，即使沒有敵人，也需要憑空製造出來。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2016年，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表明，其經濟已經明顯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於2016年5月公布的民調仍然顯示，有一半美國人認為，崛起的中國對於美國是一個主要威脅，更有四分之一的人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的對手。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中基本上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沖突，形成一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但是，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嗎？中國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促進政治民主化，還是會強化共產黨的專制？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景，也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未來的安全。

整個世界，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著名國際機構，似乎都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憧憬，不少國家都希望搭上中國經濟這趟「快車」。但是，如果你每年年初都到中國的經濟類網站上搜集信息，就會很驚訝地發現，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一條新聞，除了年份不同，標題的內容幾乎相同：「今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發表這個看法的，有時是總理本人，有時是著名經濟學家。對樂觀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也許認為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但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卻明白，中國連續九年在擔心可能出現經濟最困難的局面，並非中國政府及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型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一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政權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再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即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現代史上的一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 ——《共產黨宣言》斬釘截鐵地宣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該怎樣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呢？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握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理解了「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才能理解20多年之間，中國從繁榮走向衰敗這一過程，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宿命。如同我當年在《中國的陷阱》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改革路線就是以權力市場化為特質，這一模式被稱為中國模式，即極權政治+資本主義。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汙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當中國富人與富裕中產滿世界購買奢侈品時，許多窮人連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極為困難，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社會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烏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更悲觀的是，除了第四點即政治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個中國社會的長期生存要素，並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中國民眾因缺乏自組織能力，有如一盤散沙，無法與中共這塊巨大的頑石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10－20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比如中國人口遷往世界各國、環境汙染外溢、製造對外沖突以轉移國內矛盾等等。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迄今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瑞士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那麼，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和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形成公民社會，用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吊詭的是，中國政府並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美國政治學者曾將非洲、南美以及南歐等國的腐敗政府稱之為「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政權：一類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一類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布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政權：一類是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昇；另一類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這些臭名昭著的盜賊型政權包括：1954－1989年統治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德•斯特羅斯納政權、1965－1997年扎伊爾的蒙博托政權、1957－1986年間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權。這些政權因其高度腐敗，官員肆意掠奪公共財產及民財，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後都被推翻，無一有好下場。

中國現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布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公務員，也莫不利用手中權力尋租。當今世界上許多「盜賊型政權」採用過的掠奪手段，莫不在中國出現，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其一，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例如：煤礦、金礦與其他各種礦產的准入制度都成了為官員們生產財富的金牛；而中國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礦難最高、因濫採濫控而導致環境嚴重汙染的國度。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一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商，政府憑仗權力逼迫老百姓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中國官員因貪腐被查，很多都與土地有關；中國的富豪中房地產商占比非常高。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山東省諸城市市長陳光，因一口氣賣光了該市272家國有企業而獲得「陳賣光」的綽號，被譽為中國「國企改革第一官」；而「陳賣光」因此積聚大量財富，最後挾款潛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個角落。整個中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犯罪成為腐敗案件的主體部分，比如2004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汙賄賂案件總數的41.5%，其中相當部分都與國有企業改革有關。2014年習近平推行大型國企的反腐運動，一年之內逮捕了115名國企高管，包括全球巨頭如中石油、中國南方航空、華潤、一汽和中石化的眾多高管在內。

中國至今改革已近40年，但永遠處於改革未完成狀態；每次改革都成為權勢者汲取財富的有效管道，諸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證券市場建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每一次改革幾乎都使一批官員成了富翁。習近平上臺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用反腐敗作為打擊政敵的手段，同時也加強了對官員們的約束。官員們認為，這樣的政策斷絕了自己的財路，採取懶政、不作為以應對之。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泛濫，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中國政府為了保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動用所有的社會資源來維持政權的穩定，這是中國的維穩費用（社會安全開支）多年來直逼軍費的原因。 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可以這樣說，現階段社會底層的嚴重不滿及各種群體性事件，以及互聯網上一些清算共產黨官員、稱「民主化之後殺你全家」的極端言論，只會加強中共維護統治的決心，但不會促使中共實行溫和的民主化轉型。

中國現在正面臨一系列幾乎不可克服的經濟社會難題，因此今後20年內中國很可能處於一種衰敗（decay）狀態。如果說，美國自2008年之後的經濟走勢是U字型，那麼中國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一橫還將持續下滑。自鄧小平之後，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是：經濟發展良好、社會穩定，說明中國模式有效，不需要改革；經濟衰退、人心不穩，則維持穩定是第一要務，這種時候的政治改革只會讓政權面臨危險。中國現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屬下薦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因為他對「托克維爾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之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在這種「改革是找死」的思維支配下，中共將繼續維持專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針對中國影子銀行系統多年積累而成的各種定時炸彈，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 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對其持續執政面臨的危機，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對一個政權來說，最可怕的並非危機本身，而是這個政權的領導者及其班底對危機性質、程度的認識是否到位。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前後，政治上權力鬥爭凶險，經濟上頻過險灘，他本人及其智囊團隊對這些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認識。2017年7月中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開過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論員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黑天鵝」用來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英國退歐被形容為2016年三大「黑天鵝」事件之一，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麼意思；「灰犀牛」用來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因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經媒體解說，人們方知「灰犀牛」這一概念出自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為《21世紀金融監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這兩個詞，經《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引用後，一時大熱。劉鶴在序言中說：「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機史，……金融危機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要戰勝它，就意味著監管機構要能夠在危機的關鍵時刻做出不同於市場的獨立判斷」。序言的原題是《每一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通篇強調，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金融監管，字裡行間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時金融監管也會成為一種高壓手段。

現實極有可能證明，克魯格曼的預測是正確的：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