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範轉移大不易／蕭新煌

風險時代的暮鼓晨鐘／顧忠華

理論與實作的連結／陳東升

自序

第一章　導論：氣候變遷與風險社會

氣候變遷風險與災難

高碳社會

本書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治理創新

反身性治理與轉型管理

轉型社會之路徑依賴

管制科學

社會強健性與公民認識論

遲滯型風險社會

第一部曲　結構性路徑依賴

第三章　臺灣永續發展的困局：高耗能與高排碳產業與政策轉型怠惰

重要能源會議與產業轉型規劃

社會抗爭與壓力

產業轉型怠惰

第四章　高碳社會結構

能源密集產業排碳結構

主要工業部門之碳排放結構

主要耗能產業之碳排放結構

小結

石化業能源消耗分析

石化業與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密集度

石化業消耗能源與對全國GDP 貢獻不成正比

全國、能源密集產業與石化業之能源消耗與GDP 貢獻比較

工業產值與二氧化碳排放之比較

氣候變遷政策下之產業政策調整

討論

結論

第二部曲　風險感知與永續衝突

第五章　 氣候治理的新挑戰：臺灣民眾氣候變遷認知轉移

全盤社會的典範轉移

抽樣樣本分析

問卷設計

兩個年度的問卷結果分析比較

氣候變遷嚴重性

環境與經濟發展典範逐步轉移

個人行動與世代正義

低碳能源與永續發展意識提高

願付代價

環境補貼

風險溝通

風險治理

公民參與決策

企業社會責任

討論與結論

第六章　氣候變遷與耗水產業雙人舞：水資源治理之路徑依賴分析

氣候變遷與反身性現代化

反身性治理與轉型管理

研究方法

臺灣水資源背景簡介

臺灣水資源政策

建壩的成本、目的與代價

石化產業之發展脈絡

石化產業之用水消耗與GDP

案例分析：集集攔河堰與大度攔河堰

集集攔河堰與六輕之用水爭議

移用農用水與成本外部化

集集攔河堰轉嫁之環境成本

大度攔河堰與國光石化、中科四期供水爭議

轉嫁傷害：工農搶水

大度攔河堰轉嫁之環境成本

小結：耗水與不永續的路徑依賴

結論

第三部曲　轉型治理：公民認識論與社會強健性

第七章　從反污染到氣候變遷風險運動

發展型國家脈絡下之公民認識論

遲滯型風險社會之公民認識論

從發展型國家到新自由主義政權

反污染運動

轉向氣候變遷風險運動

反污染運動階段：社會強健知識初生

氣候變遷風險運動階段：重塑公民認識論

行政路徑

立法路徑

司法路徑

風險論述路徑

結論

第八章　超越高碳社會：朝向公民參與路徑之氣候治理

風險與反身性治理

次政治與社會強健性知識

反國光石化事件決策

社會爭議與公民社會抗議

風險溝通與社會信任

次政治：多元自我動員

次政治與公民知識動員

地方知識vs. 白海豚會轉彎

風險美學與藝文界知識

異議專家知識

醫界知識

結論

第九章　從氣候到PM2.5 風險管制爭議

管制科學在東亞

多元的氣候風險論述

從無知到主流論述框架

異議專家：大學教授

異議專家：彰化醫療界聯盟

科學評估方法爭議與政治

排除六輕共伴效應健康風險評估

排除公民推薦之異議專家

結論

第十章　結論：啟動氣候變遷社會學

命題一：氣候變遷世界主義化與全球跨界風險

命題二：氣候變遷與高碳社會

命題三：氣候變遷與遲滯型風險社會之轉型能耐

命題四：氣候治理與公眾覺醒

命題五：氣候治理與社會運動

命題六：建構驅動社會轉型網絡

參考文獻

索引

第一章　導論：氣候變遷與風險社會（摘錄）

氣候變遷風險與災難

近二十多年來，無論全球或臺灣，劇烈氣候變遷引發各種大規模形式的災難不斷上演，逐步重塑人們對工業社會以來環境破壞與彌補的認知；規模越來越大及越來越層出不窮的氣候變異，導致人們在各地活生生地看到、體驗到過去從未發生的不可逆風險與災難。除了典型的土石流、洪水與乾旱等各種規模性的生命財產損失之外，氣候變異也直接間接影響自然界生長迴圈的順序、生物多樣性，或因高溫導致疫病的快速傳染與擴散。這些越來越無法預測、無法防範、無法事後彌補的大規模災難，已經形成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風險挑戰。

在臺灣，自1996年賀伯颱風導致林肯大郡倒塌，接連2000年象神風災、2001年納莉風災、桃芝風災、2001年北臺灣缺水、2004年敏督利風災導致中橫坍塌、2009年莫拉克風災導致小林村滅村及698人死亡或失蹤、2010年梅姬颱風導致兩臺陸客遊覽車在蘇花公路墜谷、2015年初連續乾旱影響工業及民生用水等，導致整個社會產生相當敏感、脆弱的風險共同體（risk community）。在全球，2005年美國Katrina風災導致紐奧良市30萬人被迫遷移、2010及2011年澳洲洪災、2010年巴西洪災、2011年泰國洪災肆虐遍及三分之一國土、2013年海燕颱風侵襲菲律賓，造成破紀錄的家園與生命損失、2015年日本鬼怒川百年大水、2015年美國加州因乾旱野火肆虐，而美國中部因颶風造成二十多州嚴重生命財產損失、2015年底美國東岸氣候高溫，人們在耶誕節仍著短衫健跑、2015年底英國York百年來大水，而相應地，2016年初因北極極地寒流南侵，造成臺灣北部平地罕見下雪。

這些劇烈的氣候災難與風險，其問題本質不僅跨越單一氣候科學領域，也關聯到各種地質、海岸、農業與公共衛生領域，而其產生的衝擊更橫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問題，尤其這些氣候變異引發對人民生命財產嚴重的損失與威脅，其規模性與疆界性早已超越工業社會實際的問題屬性，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環境、經濟與社會風險挑戰。Bulkeley指出氣候變遷已經造成跨尺度、跨空間、跨疆界等大規模的衝擊，迥然不同於之前的工業污染災難。因此，在這個架構之下筆者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檢視氣候變遷之科學的解釋與社會的意義，氣候災難風險不但是跨領域、跨尺度的自然與社會科學議題，同時也是跨空間、跨疆界的衝擊，可以稱之為全球跨界風險，需要新的、重新再造的風險治理典範。

更進一步，全球跨界的氣候災難風險也跨越人本的基礎，其不但跨越前述國家與區域疆界，也跨越人們日常生活、環境、倫理、世代、階級、性別、族群等社會集體與多元的運作結構。借用Giddens的術語，全球跨界氣候災難風險打破現代工業社會之本體論上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feeling），產生莫大的安全不確定性。當然，社會學發展至今，就是不斷在處理不同階段社會演化、變動造成不確定性的結構與能動命題。然而筆者認為，過去社會學除了鎖定在內國的社會變動與發展，而以社會變遷的議題來看待各種變動不確定性，分析的視域也集中在社會面向，鮮少擴及社會與自然，遑論重視到全球跨界的風險。

亦即，全球跨界風險重新打開了結構與能動的命題，一方面跨界的風險結構不再只是國內的、小尺度、小空間、單領域、單一階級、世代、性別與族群；另一方面，跨界風險造成的社會能動命題，也需要對應性地從傳統的反抗既有的社會結構，轉向反抗新興的、全球跨界風險所造成不同尺度、領域社會結構，甚至提出創新的社會行動分析。

由於分析的限制，Beck雖然倡議當代社會科學分析視域應從關注在國內各種社會問題之「方法論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轉向「方法論的世界主義」（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然而其並無法完全滿足全球跨界風險的結構與行動分析。Beck指出傳統社會學由於源出於工業社會對境內各國社會問題的分析，但其關注的焦點一直侷限在國內各個社會的發展問題，而遺漏其中含有的世界主義分析意涵。因此，他認為在當代已經進入世界風險社會的階段，社會科學者應該在分析的方法論上轉向並注重世界主義的研究切入。

這個分析典範轉移的確提供我們面對跨越疆界、大尺度的風險問題分析之重要轉向，從世界主義治理（cosmopolitan governance）的角度看待各種社會問題挑戰，包括氣候變遷風險。然而，Beck的這個方法論轉向不完全涵蓋全球跨界風險的各種分析路徑的重構。也就是說，面對當代的問題，社會科學的分析需要同時是跨越疆界、跨越尺度之世界主義，也需要同時是跨領域、跨科技、跨社會階級、倫理、世代、性別、族群的分析視域。Jasanoff的說法或許可以提供這個思考方向，她認為當代氣候變遷議題已經形成全球性的關注，然而大部分的氣候風險論述仍然停留在自然科學評估的角度，如為全球暖化的科學真偽爭辯不休；相對地，她指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IPCC）所提供的氣候變遷評估為全球層次科學知識，我們應該在方法論上將之銜接到在地的國家或社區層次，以及到對人們生活影響的個人層次。而社會科學可以在這個部分進行詮釋與分析，對氣候變遷的發展不僅要掌握認識的尺度，也要掌握詮釋意義的尺度。從本書的角度而言，就是我們需從人文社會觀點進行跨界分析，探討氣候變遷對環境、人類社會與行動的各種層次衝擊及治理。

Beck在其最後出版的文章討論氣候變遷與風險社會的關聯性，相當重要地提出了氣候災難所帶動全球社會的「銳變」（Verwandlung，metamorphosis）一詞，他認為氣候災難所帶來大規模、慘烈的損害已經造成人類社會不自覺的、不可逆的、需要尋求新的社會變動語彙。因此，「我們如何處在這樣的世界，我們如何看待這樣的世界，我們如何想像此種世界的方法以及如何進行政治運作？」之各種變動，他稱之為銳變。筆者之所以在此討論這個觀點，主要在於同意面對這樣大規模、全球跨界災難，人類社會正經歷遠遠超越二十世紀以來的各種風險衝擊。而這些新增的跨越疆界、大尺度、大空間、跨越各種領域與社會界線的氣候災難挑戰，不但超過博蘭尼描述因市場自由主義失敗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同時也超過了Beck早先提出的工業風險社會範圍。Beck認為這樣的銳變，我們無法再以傳統的社會變遷、社會演化（evolution）、革命（revolution）等概念來看待，而是這些前所未有的災難已經嚴重造成「人類存在的震撼」（anthropological shocks），需要重新認識與治理，並且方法論上進行世界主義的轉向（cosmopolitan turn）。

事實上，在這篇文章的討論上，Beck也提及海平面上升產生災難與社會不平等，改變了階級社會的邊界。同時，他也注意到美國2005年Katrina風災在紐奧良市帶來種族問題的相關研究，更回溯相關研究而直指氣候災難導致全球銳變所產生的世代問題。筆者認為，這些分析元素都顯露Beck對全球跨界風險各種現象的片段觀察仍不完整，尚需我們更系統性地綜合這些自然與社會變動、災難與社會風險、跨尺度與領域、跨階級與族群等元素，重新構造全球跨界風險的結構與行動命題，方能解析鑲嵌於新時代的社會行動意義，並提出實踐性。

高碳社會

氣候變遷直接指向低碳社會轉型而低碳社會在概念定義上指涉世界各國為因應全球暖化所造成未來環境、經濟、社會與生存等災難性的崩潰，需要從目前高度耗竭資源、能源密集、高度排碳與污染的產業經濟社會，轉型朝向低能源密集、低碳排放、低污染、資源再循環利用之綠色永續社會發展。

這個銳變，包括四個重要轉型面向：一、產業經濟層次：在產業經濟層次上，首當其衝為一國社會在產業面上面對從高碳（褐色）經濟轉向低碳經濟的挑戰，尤其如何從耗能、高污染的褐色經濟結構轉型，又如何從此種結構困境中進行創新性的突破；二、國家政策架構與論述層次：該國是否能迅速從綠色新政的角度，提出前瞻的能源、產業、減碳與消費之政策架構與論述，而帶動國家經濟與社會之政策決策的轉向驅動；三、社會覺醒與行動層次：該國社會民眾是否充分感知劇烈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全球各地與本國在地的重大災害與威脅，而覺醒與認知國家需要改變各種不永續的、不正義的能源與環境補貼，並朝向為未來世代準備的經濟社會努力；四、治理轉型與創新層次：該社會公民團體倡議全球暖化風險、綠色與永續經濟的社會發展模型、並強力監督政府產業、環境管制之能耐；而政府在治理層次上，是否能夠發展創新的、納入由下而上社會公民知識與代表，進行夥伴式、充分溝通的決策模式，來對抗劇烈氣候變遷威脅。

在臺灣的脈絡，雖然政府自1998年起為因應國際氣候變遷不同階段進程之綠色公約，而分別召開數次全國能源會議、全國永續經濟會議、公布「21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成立國家層級之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推動「低碳經濟」、「低碳社會」發展藍圖、建構節能減碳行動方案、公布「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並於2015年7月政府頒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然而，面對劇烈氣候變遷下能源與產業發展，臺灣社會仍正處於交雜的巨大社會轉型挑戰。

若我們回溯近十餘年來在2011年4月政府宣布中止國光石化開發案以前之各種重大開發案與產業推動，臺灣實際上一直徘徊於永續經濟社會衝突的發展階段。顯見高排碳、高耗能、高耗水的能源密集產業占據臺灣產業驅動重要的部分，並且相當程度高於鄰近國家日本與韓國之能源與碳係數，而不利於未來國際綠色經濟產業發展的競爭與推動。此種現象並凸顯國家產業、能源與永續社會發展的衝突。此種持續永續衝突可以說是盤繞於近十多年而成為臺灣社會結構性的永續經濟社會轉換的困境，高耗能、耗水、高污染產業（濱南開發案）、水質污染（中科三期）、相應氣候變遷下之農糧安全、水權分配（中科四期）、水資源開發（吉洋人工湖）、健康風險（國光石化、台塑六輕四期擴建案）、土地正義與社會分配（苗栗大埔案）、地層下陷、濕地保護（國光石化）、地下水源保護（永揚案）、海岸保護（臺東美麗灣）等等，皆呈現高度複雜性的經濟、社會、能源之盤繞困境。而三一一日本福島核災引發國內能源安全、能源開發、反核及發展再生能源（瘋綠電聯盟）的呼聲，也相對應上述永續經濟社會的發展路徑藍圖爭議。

在國際脈絡下，臺灣面臨垂直壓力（vertical pressure）包括全球產業競爭、快速新興工業國家（rapid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威脅、追趕已開發國家產業技術的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國際綠色公約（減碳公約）制裁壓力形塑的產業、能源（再生能源、核能）的結構調整與發展。特別是，臺灣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表現相當活躍，但由於能源結構高度依賴、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產業政策規劃上偏重製造業，因而在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居高。臺灣近二十年來排放量增加為116%到137%之間，年平均成長率超過4.9%。在1990年排放110百萬公噸，到了2008年排放252百萬公噸，占全球1%。同年人均排放量達11噸，占第18名。2010年人均排放量升高至11.53噸，排名更提升至全球第16，而在500萬人口以上國家臺灣更名列第6，以人口1,000萬以上國家而言，臺灣排名第8。而最新的數據顯示，2014年人均排放量升高至10.95噸，同樣在1,000萬人口以上國家臺灣名列第8。

在國內脈絡下，臺灣面臨社會之水平壓力包括內部產業結構無法再以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製造業為基礎驅動經濟，而需要與社會、土地、水資源、國土規劃、健康風險、社會分配正義之永續經濟進行調和、規劃與發展。過去，我國追求經濟快速成長事實上是以部分犧牲環境、健康、勞動權益而進行的褐色經濟，而這種犧牲的體系建立在高排碳、高耗能、高污染的能源與產業模式。近年來，行政院大力推展「低碳經濟」與「低碳社會」概念，經濟部也推動綠色經濟、綠色服務業、再生能源產業、新能源產業計畫，和上述同樣，都是臺灣面臨國際經濟、綠色公約與國內產業結構轉換的表徵。雖然如此，但這些計畫的推動涉及能源政策（再生能源、核能）、產業自由化、民眾參與推廣，以及公民參與決策之bottom up過程，迄今仍然與由上而下、政策指導的推動過程有系統性落差。

亦即，政府一方面宣稱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進行減碳規劃，並建構低碳與綠色經濟產業；但另一方面，近二十年來卻不斷發展與氣候變遷減量與調適方針相反的高耗能、高污染與高耗水產業。其中，雖然涉及臺灣產業結構轉型的難題，但確也表現出其中政治經濟的拔河。換句話說，面對劇烈氣候變遷下能源與產業發展的衝突，作為其新興工業化國家之臺灣社會正處於交雜的巨大社會轉型挑戰。

事實上，在臺灣威權體制餘緒下傾向專家政治的政府治理，長期以來形成與社會相互高度不信任的「僵局風險治理」（hung risk governance）。這樣的結構性發展相當不利於朝向低碳經濟社會所需要的政府與社會對話夥伴關係。亦即，要轉型朝向低碳社會，需要巨大的、介於政府、產業與社會間競爭與辯證之治理革新能耐，方可能超越既存的能源密集、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高碳產業結構。而此間的關係正是我們需要釐清的關鍵。

因此，對於在地社會脈絡我們要問的是，長期以來遲滯、隱匿風險的治理模式與文化，面對這些也越趨激烈、層出不窮的劇烈氣候變遷、耗能污染產業結構調整的困境、農糧安全、水資源開發與分配、核能爭議與推動再生能源、土地正義與社會公平分配，政府如何改變屢屢以短程的、政治操弄的、實證主義式專家政治的治理模式，來回應這些社會永續性的巨大挑戰，並挽救臺灣社會整體越來越惡化的「系統性落差」危機？而這是臺灣社會對於政府治理整體焦慮的重要一環。也就是說，如何建構改革並創新的科技治理系統，為我國當務之急。

本書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書將嘗試從國際氣候變遷及綠色公約之垂直壓力與公眾氣候環境意識覺醒之社會水平壓力，探討臺灣高碳社會及其轉型的結構與行動實踐。首先，第二章將綜合討論轉型社會之行動理論，深化前述氣候風險引發社會巨大變遷的思考，同時從筆者主張的遲滯型風險社會脈絡拉出反身性治理（reflexive governance）的實踐邏輯。探索公民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y）、科技民主與社會強健性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等理論元素，來分析臺灣的決策模式、專家政治、風險論述、管制邏輯與風險文化長期以來辯證出的各種氣候風險治理與環境運動。

在經驗研究部分，本書將分為三部曲。第一部曲探討臺灣高碳社會的結構路徑，第三章分析高耗能與高排碳產業之政策與轉型怠惰；第四章則具體以統計數字來呈現高碳社會結構所造成的轉型困境。

在第二部曲探討風險感知與永續衝突，第五章從跨年度在2012及2015全國性公眾氣候變遷感知的調查，分析發現臺灣民眾對氣候風險、低碳經濟與在環境上世代正義議題的廣泛覺醒；第六章探討氣候變遷下的水資源治理爭議，以國光石化與六輕兩個重大案例分析耗水產業與社會永續的衝突，而點出決策面上的路徑依賴如何造成臺灣社會的轉型困境。

第三部曲集中在社會轉型脈絡下的公民認識論與社會強健性分析，第七章將凸顯臺灣近二十年來從反污染到氣候變遷風險運動的環境運動變遷，並帶出不同氣候運動與政治策略路徑；第八章以風險社會次政治的觀點，探討各種多元團體強健的風險知識與行動策略的動員如何翻轉國光石化開發案的決策；第九章探討從氣候議題轉向PM2.5空污的風險管制爭議，特別分析PM2.5議題如何從國光石化運動中興起，而異議專家（大學教授、彰化醫療界聯盟）所建構系統性的風險知識如何挑戰政府開發論述，並受到環保署排除性的管制科學邏輯壓抑。最後，在第十章，筆者綜合探討上述各種特殊的風險治理結構與管制文化，嘗試反省與開創臺灣氣候變遷治理的新挑戰。

如何扭轉威權體制餘緒下專家政治所造成的「僵局風險治理」？

政府與社會之互不信任，為臺灣近年最大的挑戰。

氣候變遷威脅形塑了全球治理與社會轉型挑戰，在國際脈絡下，臺灣面臨國際綠色公約制裁之垂直壓力，而對應性地導致國內社會經濟轉型要求之水平壓力；這兩者的螺旋效應直接撼動經濟、產業與能源的結構變革。

本書所稱「氣候變遷社會學」，關鍵在於批判論證社會轉型的結構性路徑依賴、鎖入效應，以及社會能動、強健性知識的挑戰。第一部曲探討臺灣高碳社會的結構路徑，分析高耗能與高排碳產業之政策、轉型怠惰與困境。第二部曲探討公眾風險感知之典範轉移象徵、水資源爭議與永續衝突。第三部曲聚焦在公民認識論與社會強健性分析，凸顯臺灣從反污染到氣候風險之環境運動變遷元素，探討多元團體強健的風險知識動員如何翻轉重大開發案決策，以及壓迫政府啟動PM2.5空污管制。

名家推薦：

這本專書的出版，可以說對臺灣探討有關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的社會學研究領域，提出非常重要的成果，開展出新的研究議題，並且引領未來持續分析的方向。章節安排相當有創意，除了深入分析問題之外，更處理和社會實踐高度相關的公民認識論和社會韌性的議題，對於臺灣環境永續由下往上發動的社會改革很有啟發性。──臺大社會學系教授 陳東升

臺灣風險社會的來臨，也惡化「高碳經濟」對臺灣不永續發展的險惡狀態。「在地論述」與「在地行動」是我很欣賞的本書特色，針對臺灣該如何從高碳社會走向低碳社會的必要轉型，提出策略思考的兩個大方向。剖析「高碳經濟社會」的結構和惰性，和批判民眾對氣候變遷的焦慮和企業抗拒及政府失責之間的矛盾。──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總統府資政 蕭新煌

作者透過脈絡性的社會結構觀點，探索臺灣自發形成的公民認識論、科技民主與社會強健性知識等元素，並以具體數據和事件來分析臺灣的決策模式、專家政治、風險論述、管制邏輯與風險文化，描繪出臺灣長期以來辯證出的各種氣候風險治理與環境運動，十分難能可貴。──政大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顧忠華

周桂田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師承德國社會學思想巨擘Professor Ulrich Beck，致力於倡議、轉化與創造「風險社會」與臺灣及東亞社會的新理路，並進行鉅變社會轉型之行動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全球化、科技與社會、風險治理、能源轉型、氣候變遷與低碳社會、東亞風險社會與現代性。

思考任一國家的未來，需要不斷纏繞分析該國內部政經社會的辯證、在該區域（如亞洲、東亞）脈絡的競爭演化、在全球銳變中的前瞻定位與引領發展的角色。這三部曲，就一個國家建立其當代的主體性與現代性，隨著新舊世紀更迭前後之全球化運動，更顯複雜。亦即，全球化帶來豐富、多元、異質的挑戰，一方面鑲嵌在資本主義更為深化的過程中，另一方面新興的科技、疫病、食安、健康、氣候災變與倫理的衝擊越顯興盛，其帶來的機會與風險對立面，就是任一國家、社會的韌性（resilience）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建構過程。

越有系統性的反思、批判與創新該社會的進程，並驅動轉型，則該社會越具韌性；反之，則越具脆弱。

在前一本專書《風險社會典範轉移》（2014），我企圖整理與分析風險社會理論闢析新興科技、全球化問題的關聯，是屬於比較理論性質的討論；而本書則是前述三部曲的第一部曲的試音，將焦點集中在臺灣內部對氣候變遷、環境風險與產業轉型的辯證衝突。事實上，不僅僅是氣候變遷與環境災難面向，新興的科技、食安與疫病風險，或者勃發網路、雲端與物聯網發展，我們都看到其風險治理上典範轉移的高度衝突，從國內延伸到區域、甚至全球。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能耐去因應並反身性的驅動社會轉型，而引領區域與全球？或者，我們僅變成脆弱性的國家，在未來成為全球的落後者？在這個假設下，我也關注到即令劇烈的全球化衝擊，臺灣許多部門包括政府、學界與產業，仍多抱守殘缺的舊典範運作；而這個現象，從各部門進行決策與治理仍然獨尊各個單一的科技與經濟智庫，遑不論其客觀獨立性，其結果是嚴重的忽視、欠缺社會轉型的政策論述。我認為，國家需要成立能夠前瞻分析當今跨界科技、風險與治理的社會研究智庫。

從本書這第一部曲試音，就可以看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在這本書中，我拉長分析近二十年來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的產業政策規劃與執行面，其中凸顯政府持續陷入高耗能、高排碳、高污染的路徑依賴，而欠缺前瞻、翻轉的治理魄力與思維。最清楚不過的證據是，臺灣從1990年至今，二氧化碳排放從1.3億噸持續升高到目前的2.5億噸。亦即，二十餘年來臺灣的經濟社會發展並未隨著階段性的穩定而創新，反而固著在高碳經濟模型；殊不知，許多具有轉型創新的國家，在國民所得超過1萬美金後即與碳排放脫勾，而躍入綠色創新國家，如英國與德國在1990年代的轉型路徑。而新加坡與以色列國民所得早已接近或超過3萬美金，但其近二十年並非根著於碳排放經濟模型，而是透過各種轉型創新，尋求國家永續經濟發展之道。這也就凸顯臺灣需要建構新的社會發展思維、制度能量與政策研究能耐。

而依據2015年底COP21決議之《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聯合國將於2018年盤點各國排碳情形，並於每五年審查其減量措施與成果；而這樣的要求需要整個國家各部門動起來，進行全盤社會大規模的、系統的變革，或如李遠哲院長所大聲疾呼的急速減碳。然而，即使臺灣已經完成第三度政黨輪替，但舊有的路徑依賴似乎仍具有強大的鎖入效應（locked-in effect），將國家發展鎖住在舊有的發展軌道。而這樣的發展若延續本書中所分析的國家與社會高度的互不信任、互為對峙之僵局的風險治理，則表示臺灣將持續陷入典範轉移的困境，成為國際上研究全球化跨界衝擊的負面案例。

幸而，在本書中各種調查與案例分析，我們看到臺灣公民社會近年來已經變成驅動社會轉型的主要動能。以我主張我國能源轉型之能源燃料選擇、產業轉型與空污治理的三個螺旋運動而言，公民社會呼應垂直的國際綠色公約要求，並轉化為水平式的社會壓力，持續展現動能來批判、監督與推動國家的低碳永續轉型。可以說，由社會端展出越來越強健的公民認識論，能與政府抗衡，甚至引領國家邁向永續的方向，已成為我國治理的特性。本書指出的是，不僅臺灣民眾早已經趨向支持與尋求低碳、永續經濟社會的價值與認知，在我們的案例中顯示公民社會已經具備強大的能耐，在風險知識與道德論述上與決策者競爭。而這樣的發展一方面顯示典範轉移衝突中，過去落後的政府治理已面臨被公民社會凌駕，而產生新社會轉型的遲滯與對峙；另一方面，臺灣強健的公民社會也已經成為亞洲各國的典範，足為我們思考內國、區域及全球各社會轉型的起點，亦即，一個國家如何納入民主多元、由下而上、強健社會能耐的新風險政治，將為全球低碳社會轉型的關鍵力量。

本書撰寫源於我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後的思索與反省。2011年4月該案中止後我足足停筆一年，企圖深沉思考為何臺灣需要付出這麼大的社會抗爭成本，而國家的轉型為何如此困難；同時，這樣的經驗是否也發生在亞洲與全球各國；最終，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行動者，要如何改變與凸顯問題。終於提筆。本書撰寫這數年期間，正值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艱難起步之際，我們的信念和本書的分析論述相同，認為一個面對全球鉅變的社會需要系統性地進行跨界風險衝擊的研究，進而生產知識、傳遞知識、維繫知識與價值，並進一步的回饋給該社會、區域與全球。這是這一代的使命。也是臺灣或亞洲所缺乏。感謝風險社會中心所有的研究員與年輕夥伴，與這本書一起成長；年輕的中心同仁，他們相信每次的努力都是為了下一世代而準備。也感謝所有支持風險社會中心的師長，給予諸多方向性的指導。特別要致謝令中心穩定成長關鍵的富邦文教基金會陳藹玲董事及蔡明忠董事長，作為投資臺灣未來社會研究智庫的企業先驅，至今仍為少見。而基金會楊順美高級顧問與冷彬總幹事的前瞻高度，也令筆者對臺灣充滿希望。最後要感謝的是劉華美所長，一路走來一起披荊斬棘，共創未來。

推薦序：典範轉移大不易

蕭新煌（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總統府資政）

周桂田教授是我在臺大社會學系的早期學生，畢業後到德國師承Ulrich Beck教授，專攻風險社會的新社會科學領域。學成回臺，更專注於環境社會學、風險社會和氣候變遷，他在這三個相關重要領域都有很多論述著作，並成為其中的佼佼者。

桂田的上一本書《風險社會典範轉移》（2014），重點還放在比較抽象和理論的論述，算是他對第一現代「風險社會」與第二現代「不公平社會」之間典範區隔的一般性交代，讓讀者對此領域有打基礎的作用。

這本新書就更進一步直指全球氣候變遷加速。臺灣風險社會的來臨，也惡化「高碳經濟」對臺灣不永續發展的險惡狀態。「在地論述」是這本書跟前一本書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很欣賞的本書特色。

不只「在地論述」，當中桂田另有進一步的「在地行動」，針對臺灣該如何從高碳社會走向低碳社會的必要轉型，提出策略思考的兩個大方向，一是診斷（本書的第一、二部曲），二是藥方（本書的第三部曲）。在診斷篇的剖析中，讓我心有戚戚焉者包括剖析「高碳經濟社會」的結構和惰性，和批判民眾對氣候變遷的焦慮和企業抗拒及政府失責之間的矛盾。而在藥方篇中，讓我有同感的則是對公民集體認識的覺醒和倡議公民社會運動的集結。他更提倡將臺灣的綠色運動從「反污染運動」層次提升成為「氣候變遷風險運動」。用我的觀點來說，就是整合和擴大已有的反公害、生態保育和反核三大環境運動支流匯合成為一個以關心和催促臺灣從高碳社會邁向低碳社會的社會變遷運動。這一點深獲我心。

這麼一個大規模的社會轉型運動要動員的知識、溝通、遊說、行動、策略何其多。涉及的「鬥爭」（抗爭）也何其大。就我長期研究臺灣典範轉移（從認知、態度、個人行為、集體運動和政策改變創新），坦白說三十年來臺灣仍然在目睹從舊成長典範（growth paradigm），到新環境典範（environmental paradigm）的轉移中；雖持續，但不快，而且阻力不小，在政策上更是猶豫、蹉跎時有所聞。可謂典範轉移大不易。

不過，我也清楚看到在典範轉移過程中，有進步先鋒，也有抗拒的反動者。我們要進一步思考的不外就是如何壯大進步的低碳前鋒人士，去直接對抗那些高碳反動者。尤其要注意的不只是那些明目張膽的高碳企業家，還有那些躲在高碳利益後面的政府官員。

希望這本《氣候變遷社會學》能給所有關心臺灣永續海島前途的朋友，帶來些許的啟發。

推薦序：風險時代的暮鼓晨鐘

顧忠華（政大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2017年剛剛開始，全世界的人們似乎就嗅到了種種不安定、不確定的氣息，這主要是從政治領域擴散開來的「黑天鵝」式衝擊，如英國啟動脫歐程序，翻攪歐洲政治秩序；又如美國的川普總統一上任即下令禁止中東數國人民入境，乃至悍然否定氣候變遷有科學根據，令人對其種種作為不寒而慄。或許，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風險時代」！

「風險」的意涵，本身即指涉前景未明、可能隱含突然發生的凶險和災難。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一書，大大開啟社會學研究風險議題的途徑。而周桂田教授作為Beck的學生，更是致力於將風險研究應用於探討臺灣的現實問題，同時也試圖進行理論創新，不斷豐富有關風險認知、辨識、溝通、集體行動、乃至治理模式的論述和解析。這本《氣候變遷社會學》正是其最新力作，值得關心臺灣未來發展以及全球人類如何應對風險議題的讀者們認真研讀，更希望具有決策權力者能夠擷取建言，化成有效政策，建立起監督、預防和處理重大危機的機制。

扼要來說，周桂田教授補充Beck的「典範轉移觀點」，認為對治全球風險，需要採取由「國族主義」到「世界主義」的轉向（cosmopolitan turn）。而社會科學的分析同時應是跨越疆界、跨領域、跨科技、跨社會階級、倫理、世代、性別、族群的視域。就本書的角度而言，則是從人文社會觀點進行跨界分析，探討氣候變遷對環境、人類社會與行動的各種層次衝擊及治理。這個進路相當程度提升我們對於包括氣候變遷在內之最新風險議題的因應能力，也創造出臺灣經驗和全球風險研究接軌的機會。特別是在美國川普政府質疑氣候暖化真實性的此時此刻，本書呈現許多事實真相，反倒像是暮鼓晨鐘般，不容世人視而不見。

總之，本書除了反省西方近年來的風險論述，提出立足於本土化素材的理論創新，使得原本較侷限於西方思維的風險治理觀，增添更為「全球」或「世界主義」的視野；另一方面，作者透過脈絡性的社會結構觀點，探索臺灣自發形成的公民認識論、科技民主與社會強健性知識等元素，並以具體數據和事件來分析臺灣的決策模式、專家政治、風險論述、管制邏輯與風險文化，描繪出臺灣長期以來辯證出的各種氣候風險治理與環境運動，十分難能可貴。尤其作者殷殷寄望於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以及公民科學家，將草根力量視為展現自我保護決心的基地。的確，當面對接踵而來的災難性風險，以及人為製造的政治、經濟、社會風險，而政府甚至成為了問題來源時，全世界自覺的公民們，準備好了嗎？

推薦序：理論與實作的連結

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本專書的出版，可以說對臺灣探討有關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的社會學研究領域，提出非常重要的成果，開展出新的研究議題，並且引領未來持續分析的方向。《氣候變遷社會學》全書共十章，內容非常扎實豐富，是周桂田教授在高碳社會與環境永續議題上過去五年累積學術研究的精華，充分顯示他對於這項艱辛學術工作高度的投入。而本書章節的安排相當有創意，除了深入分析問題之外，更處理和社會實踐高度相關的公民認識論和社會韌性的議題，對於臺灣環境永續由下往上發動的社會改革很有啟發性。

有關於能源、環境與氣候變遷的問題，桂田清楚指出，需要透過世界主義的治理架構來推動，但是近年來歐洲各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排除性非常強的新國族主義的興起，除了建立關稅障礙，反對全球化、反對移民、發展極端民族認同外，更可能退出跨區域或政經組織，這將使得跨界共有資源的治理遭遇到非常大的阻礙；面對這樣的變遷趨勢，公民社會的行動者、政治團體要如何因應，尋求可能解決的方案，應該是在這本書後續重要的探究課題。再者，新國族主義的興起凸顯國家機器在全球變遷議題的重要性，公民社會和國家機器、市場的企業行動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要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調合或改變，也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因此公民社會理論的理論視野需要擴大，以便探討這些議題。我們非常期待桂田再接再厲地投入這方面的研究，提出他具前瞻性的看法。

桂田從大學時代就熱心公共事務，經常站到第一線帶領公民運動，展現出優異的論述和領導能力，也達成許多社會改革的目標。當他完成博士學位，成為我臺大的同事，並且選擇具有公共性的研究主題深入鑽研，我一點都不意外。只是相較於二十七年前的情況，桂田是以堅實的學術研究當成社會改革的後盾。在學校內籌措資源創設「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結合來自各校的學者進行長期風險社會議題的研究，發展出在全球脈絡下但具有在地特色的理論觀點。同時也積極辦理各式各樣的演講或展覽，提升公眾對於氣候變遷、空氣污染、能源等議題的關注，甚至於參與實質的行動方案。在校外，桂田則是主動參與環境保護運動、透過不同的方式影響國家的政策、也連結公民組織共同來解決氣候變遷相關的議題。整體來說，桂田是一個理論結合實作的學者，不會只侷限在學術的場域，而是選擇積極實現學者與大學的社會責任，這是相當不容易的研究路徑，但是桂田突破許多困難，成就學術與實踐上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