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前言

第一部 一個習以為常的假象

第一章：孤兒與被遺忘

第二章：陳水扁「麻煩製造者」，馬英九「和平製造者」

第三章：用誰的條件制定和平？

第二部 台灣的民主防火牆

第四章：民主鐘擺

第五章：中國對台灣民主的攻擊

第六章：香港：礦坑裡的金絲雀

第七章：跨越紅線：太陽花現象

第八章：公民民族主義，堅忍，法統

第三部 和平或衝突？

第九章：沒有回頭路：台灣要什麼 vs 北京的期待

第十章：中國替自己設下的陷阱

第十一章：必然性的迷思

第十二章：戰爭是唯一選項？

第十三章：二○一六年選舉：重返不確定

第四部 台灣為什麼攸關重要

第十四章 最後一個自由的庇護所

第十五章 拋棄台灣是件何其愚昧的事

第十六章 台灣能做什麼？

結語

致謝

PART 1一個習以為常的假象

第一章：孤兒與被遺忘

這也許不是個意外，我在二○○五年搬到台灣後，閱讀的第一本關於台灣的小說，就是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英譯本，這部作品經常被形容成是促成「台灣意識」出現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本小說在一九四五年完成時（最初是用日文出版的），台灣是孤兒，而在五十多年後的現在，台灣還是孤兒。儘管在現代化和民主化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但國際社會對於台灣仍缺乏了解，而且經常忽視台灣的存在。考量到台灣的經濟規模（在全球排名第二十一，而且是全球供應鏈中重要的一環），以及台灣尚未解決的地位問題可能會引發亞太地區重大衝突，甚至還可能造成美國和中國爆發武裝衝突這兩個方面，台灣希望讓國際社會聽見它的聲音所做的種種努力，其實是很令人失望的。誠如《亞細亞的孤兒》英譯本編輯齊邦媛在序言裡所說：「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台灣發展成一個民主實體，期盼國際社會能夠了解我們所作的努力。」悲哀的是，這樣的了解，一直沒有實現。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本章要探討造成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持續孤立的一些變數，以及這種情勢如何破壞了台灣對抗中國對其主權宣示的力量。這樣的孤立源起於一種困境，而這個困境本身則是一連串固有因素造成的結果。

雖然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指責是中國造成台灣今天的困境──我們稍後會對這些困進行討論──但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讓台灣的政治足跡無法彰顯，小到幾乎看不見。原因之一是台灣在國際間替自己打廣告時，做得非常不好。台灣很早就領先中國掌握了全球化的力量，並且透過中小企業和全球每個角落都建立起經濟關係；就經濟面來說，台灣無疑是充分全球化的。那麼，為什麼在討論到政治和文化時，台灣人的表現就如此差勁呢？

部分原因可能是獨裁時代的遺毒，而台灣獨裁時代指的就是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八七年間的這四十年。在那個時代裡，談論政治──尤其是像台灣認同、台灣獨立和人權這些題目──肯定會讓你入牢服刑，甚或招受更嚴厲的懲罰。跟任何獨裁政權一樣，在蔣介石和他兒子蔣經國治理之下的國民黨，沒有辦法監視每位百姓，於是改而校正它的鎮壓機制，讓老百姓本身去進行自我檢查。政府任意嚴懲重罰，加上獎勵百姓檢舉周遭親朋好友、甚至家人，這製造出一種不安的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中，保持沉默和避免麻煩是最安全的策略。這種讓人心寒的效應一直持續，即使到了今天，台灣已經變得自由和民主化了，曾經經歷白色恐怖那個世代的人（他們現在都是為人父母和祖父母了），仍然不敢說出心裡的話，並且經常會勸阻他們的子女或子孫，不要參與政治活動。在他們看來，最好是去接受良好的教育，並且找到薪水優厚的工作。從很多方面來看，這依舊是台灣人的優良傳統，想要打破需要很大的勇氣，在二○一四年三月和四月期間參加太陽花運動的很多年輕人（也就是「麻煩製造者」）可以向你證明這一點。台灣人本來就不太願意談論政治，更別說是和外國人討論了，因此也就造成了台灣在國際社會變得好像隱形一樣。

跟這個現象一起出現的事實是：台灣在一九八○年代的民主化不僅高度成功，同時也高度和平。從某些方面來看，台灣反而還是這項成就的受害者。雖然沒有流血和政變的民主化可能是政治轉型專家最喜歡的精彩典範，但是，這樣的過程缺乏戲劇性，也就表示這些發展不會受到媒體的注意，更遑論是國外那些同時患了注意力不足和同情心匱乏的大眾了。如果不夠戲劇化，小說和電影就無法讓故事維持鮮活，並在未來持續引起大家的興趣；以色列就是個例子，某種程度來說，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也很不錯。對那些對台灣認識不多的人來說（這適用於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因為缺乏暴力和隨意違反人權的情況，台灣就此從他們的雷達螢幕上消失不見了。

雖然這樣的成就是每個台灣人應該大感驕傲的，但達成這樣的成就所付出的代價，卻因此被忽略了。當台灣還處於戒嚴狀態，以及還是冷戰的多個前線之一時，也許還具有新聞價值，但是，現在的台灣已經自由化，而它的歷史似乎是就此「終結」了。對我們這些持續關注台灣發展的人，或是住在這兒的人，台灣的歷史並沒有在一九八○年代末或一九九○年代初結束，而且，台灣的民主一直沒有真正鞏固，而是持續在發展，像鐘擺那樣左右兩邊來回移動。但這樣的資訊過於瑣碎，並非一般外國人所能了解的。身為駐在台灣的外國新聞記者，我經常面對這樣的挑戰：如何才能把報導此地違反人權事件的文章推銷給外國報紙。在大部分情況下，我的努力都是失敗的，外國報紙編輯給我的答覆通常都像這樣：「你的報導很有趣，但我們不會採用。這太『小眾』了。 」

當然，相較於緬甸層出不窮的違反人權事件，幾十名維權人士在中國被捕，或者，那些正在發展核子武器的專制獨裁者，台灣的情況確實很難有足夠的戲劇張力去吸引那些編輯，而且，報紙的版面和經費都很有限，到底要採用什麼樣的新聞報導，他們對此必須定出優先順序。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採訪台灣軍事新聞的記者，他們能夠報導的內容，比起在台灣海峽對岸報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快速現代化的同行記者要少得太多了，這有部分要感謝，在過去十多年裡北京的國防預算每年都成長兩位數以上。

相同的問題也存在於經濟層面，即便經濟是外國媒體依舊持續關注台灣的少數主題之一。如同政治和軍事事務，台灣的經濟不再被視為是亞洲的重要新聞之一。經濟景氣的年代──當時，台灣還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已不復見，台灣被一些快速成長的經濟體如像是中國、印度，以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迎頭趕上，而且對比還十分強烈。媒體很顯然想要站到經濟正在篷勃發展的那一邊。台灣變成落後者，已經成為過去式，我在二○○九年十月在台北訪問英國知名經濟學人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也就是《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時，他把這種感覺闡釋得最為完美。賈克一向不掩飾他對中國的仰慕之情，他告訴我，他從桃園國際機場搭計程車前往台北，這一路上讓他覺得很傷心。「竟然如此安靜，」他哀嘆地說。這種景象和他過去十年在中國大陸到處可見到的忙碌工地形成了強烈對比。「很少看到建築工地的起重機。」賈克表示這是台灣不夠「現代化」的跡象。當然，很多人並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現代化並不是用像鋸齒狀出現在地平線上的起重機多寡來定義的，我也是其中一員。還有，賈克觀察到，台灣怎麼這麼「安靜」，並且對比中國大陸的生氣勃勃。這樣的觀察和對比是不公平的：今天的中國就是二十五年前的台灣。但是，因為經濟成熟了，台灣不會無限期地維持那種吵鬧的基礎建設工程並持續下去，也無法一直維持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台灣的經濟成長已經達到高點，就跟之前的其他「熱」經濟體一樣。然而，台灣已經被火熱的中國經濟遠拋在後的看法，在媒體圈內大為流行，這當然也會助長台灣已不再具有新聞價值這樣的觀點。

在下一章我們將會看到的是，在馬英九總統治理下的將近八年中，因為製造出台灣海峽已經出現和平的假象，使得這個跟媒體興趣有關的問題更形惡化。隨著大家認為戰爭的危險性已經消失在歷史洪流中，外國媒體因此也就很合理地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悲哀的是，從人道立場來看，他們還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選擇）。

這樣的趨勢，使得大家把台灣看成是一個不怎麼刺激的地區，這同時也代表了當國際媒體因應預算緊縮，需要刪減某個地區的採訪單位時，他們設在台灣的辦事處往往會被列在裁撤名單的首位。因此，辦事處關閉了，人員裁減了，一流的新聞記者被調往別的地區──通常是中國大陸，因為那裡常常會發生很多戲劇性的新聞和行動，而且，升遷機會比較多，薪水也比較誘人。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已經變得很沉悶，只有一些學者會對這裡感到興趣，他們在接觸到一些讓他們很感興趣的問題時，往往會心跳加速，像是民主的品質或是有關於身分認同的祕密調查等等。

這種媒體大批出走的結果是，關於台灣的資訊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報導只限於經濟、股市和商業問題。少數還留在台灣的外國記者，在提議要撰寫關於台灣內政問題的報導時，經常會面對到一堵大牆：他們的國內總社對此毫無興趣；如果他們運氣不錯，社方會允許他們寫，但會嚴格規定新聞報導的字數，字數少了，通常就無法把問題說清楚，更別說在內文中提供必要的資訊了。越來越多報導台灣的文章，署名的卻是派駐在北京或上海的記者；儘管這些事件可能很有報導的價值，但北京辦事處主任和派駐在中國大陸的外國記者光是報導中國新聞就忙不過來了，根本沒有時間去關注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更何況，信不信由你，台灣的新聞其實是高度複雜的。因此，在被要求撰寫有關台灣的新聞發展時，這些被派駐在中國大陸的記者，或是海外特派員們，只能拿到很有限的資訊，而且經常要仰賴官方人士提供。偏偏這些官方人士經常會掩蓋掉重要的問題。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向我訴苦，說出他們在這方面感受到的挫折，抱怨總社關掉在台北的辦事處，很悲哀的是，這是基於經濟現實不得不然的行動。因為這些現象所造成台灣的資訊匱乏，嚴重破壞了台灣想要在國際間被人認識和了解的種種努力。給予國外人士想像力的刺激越少，台灣想要和他們建立起某種情感連結的能力就越薄弱，而這樣的感情連結其實是可以轉變成對台灣的同情或形成對外國政府的壓力，迫使他們制定更符合台灣現狀的政策。

還有，在外國記者大舉撤出台灣的同時，越來越國際化的中國則忙著向外發動大規模的「魅力攻勢」。這場耗資幾十億美元的攻勢，包括大舉在海外投資媒體機構，光是新華社就成立了一百十七家駐外辦事處。據報導，在二○○九年，中國一共花了六百億人民幣（八十七億九千萬美元）擴充它的「四大」媒體組織：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和英文「中國日報」 的海外新聞業務。同年七月，新華社還成立了「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China Network Corporation〔CNC World〕），這是個每天二十四小時、每週七天的全天候英語網路新聞頻道，透過衛星、有線電視、手機、網路和戶外電視螢幕對外播送。到了二○一一年一月， 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的播送範圍，已經涵蓋亞洲、歐洲、非洲、中東和北美 。雖然，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的目的之一也跟其他人一樣是為了賺錢，但主要目的還是向全世界報導中國新聞。鑒於中國共產黨一向實施的新聞檢查和指導方針，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的新聞報導肯定會避開一些敏感的問題，像是台灣、西藏和新疆。其他新聞機構，像是英文的《中國日報》，則彌補了這些活動的不足，通常的做法是和外國報紙及新聞通訊社簽訂合作協議。雖然台灣的中央通訊社（中央社）也很努力強化它的新聞報導，分別推出日文和西班牙文的服務，以及英文的Focus Taiwan新聞網，但仍然很難和財大氣粗的中國國營新聞媒體競爭。

讓這個問題更形惡化的是，很多台灣人傾向於只向內看，並且漠視外國媒體；不僅一般人如此，各政黨和政府單位也有這個問題。不良的溝通和語言技巧，加上缺乏包裝問題的能力吸引外國的閱聽大眾，這些因素加總起來，造成了台灣被孤立在目前的國際社會之外。在太陽花學運出現前，台灣的公民運動人士很少發布英文新聞稿，也很少在布條和標語寫上英文，但他們卻又常常抱怨，國際媒體（這通常是指CNN）不注意他們。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很多鼓吹台灣獨立的團體身上，他們的記者會通常只講台語。雖然大部分外國記者都懂中文，可以勝任採訪工作，但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懂台語。在過去好多年裡，我參加過多場這樣的記者會，結果發現，這些記者會不是完全無法吸引外國的新聞記者，就是無法說服他們，因為這些團體完全沒有主動去接觸他們。

台灣努力要讓世界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卻作得很辛苦的另一個原因，是對台灣的大部分人來說，他們的國家──叫作台灣，或是中華民國──幾乎已經獨立了（就「現狀」〔status quo〕來看），這樣的情勢或許不完美，但也非一無是處。事實上，居住在台灣很舒服，除了夏天太熱，有時會有颱風和地震之外。儘管目前和中國有所爭端，但現在的台灣是個現代化、安定、繁榮和安全的國家，這些是一些被國際社會正式承認的國家所沒有的。還有，一般台灣人都知道自己是誰，也知道自己是什麼人，雖然有些人對此不表同意（這通常是一些外國觀察家），但我們在後面的章節裡對此會有更詳細的討論；他們認同自己是有著中國文化傳承的台灣人，這樣的認同已經固定下來，對此沒有人會作出強烈的反駁。因此，大部分台灣人認為，沒有必要向外國人解釋這些，而這種沉默也代表了他們對於自我強烈的認同感。不過，這種沉默無助於幫助世界上其他人去了解台灣，而這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台灣在海外形跡之罕見，也反映在出版業和專業雜誌上。用中文以外的文字寫成跟台灣有關的書籍，每年的出版量很少，比起有關中國和這個地區其他國家的書籍更是少之又少。其實，用中文寫成的有關於台灣政治和歷史的書籍數量相當多，這固然值得高興，但這並無助於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們了解和關心台灣，以及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前途。大部分情況下，在那些研究中國問題的書籍裡，台灣經常只被稍微提及，或是當成注腳。最近幾年出版的有關於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很多書籍中，竟然完全沒有提到台灣，甚至連注腳也沒有。例如，艾倫．布坎南（Allen Buchanan）的著作Justice, Legitim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Moral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正義、法理和自決：國際法的道德基礎），被某位評論家形容為「傑出鉅作」，書中提到了近代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從魁北克到蘇格蘭，從科索伏到巴斯克，從庫德斯坦到厄利垂亞，但卻連一次也沒有提到台灣（順帶一提，西藏和新疆也沒有，順便一提） 。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的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血與歸屬：新民族主義之旅），也完全沒有提到台灣 。同時，快速掃瞄一下由約翰．霍爾（John A. Hall）和西尼薩．馬列塞維克（Siniša Malešević）所編輯的Nationalism and War（民族主義與戰爭），裡面只有提到台灣兩次，都是在The state-to-nation balance in power（從政府到國家均勢）這一章裡，作者是班傑明．米勒（Benjamin Miller）。那兩段提到的是中國民族主義（原文是「要求進行人種的民族統一……因為和民族數目比起來，有太多的政府了」）而非台灣 。所有這一切造成的重大後果就是，外國學者、政府官員、和一般人都無法看出台灣「問題」的真正本質：台灣問題並不是一場尚未打完的內戰，或只是單純的誤解，而是在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民族主義之間的一場真實衝突。

跟台灣有關的書籍大部分都是學術性的，一般讀者不會看到。這類書籍不但難找，零售價格通常都很嚇人，因此，世界各地的書店很少看得到跟台灣有關的書籍，這是我在過去幾年裡發現、並覺得遺憾的事。有次我去參觀存書量豐富的倫敦水石（Waterstones）書店 ，就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東方與非洲學院（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附近，結果我發現，這家書店裡跟台灣有關的書種數量是零，但有關於比台灣小了很多的國家的書籍卻都各有幾本，跟中國有關的書當然就很多了。很不幸的，這是常見而非例外狀況。在世界各地的書店，一般讀者在亞洲書籍那一區裡找書時，他們根本不知道台灣也屬於這一區裡，這是可以原諒的；他們會找到很多有關於中國、日本、越南、北韓、印度、緬甸、泰國和柬埔寨的書，但和台灣有關的書，一本也沒有。

更離譜（也更不可原諒的）的是，台灣的書店事實上也同樣糟糕。雖然，在一些大型連鎖書店裡，討論台灣問題的中文書籍相當多，但是這方面的英文書籍，他們所提供的數量卻少得可笑，通常幾根手指就可以數完。這是因為市場供需問題，或是因為出版商不夠積極，沒有把這類書籍也銷售到台灣，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這個星球上，有一個地方應該可以找到跟台灣有關的書，那一定就在台灣了！

對台灣缺乏基本認識，這種情況也常常出現在半學術性的作品之中。例如，知名新聞記者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就犯過這樣的錯誤，他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寫道，台灣「好幾世紀來都隸屬於中國 」，事實上，就如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的戰略與政策副教授派恩（S.C.M. Paine）在她對中國與日本第一次戰爭的極為傑出的研究中所說的，在日本於一八九五年奪取台灣之前，台灣「一直是中國帝國的一個邊陲地區；一直到一八八五年才成為一個省，並一直保持這樣的地位，直到後來被割讓給日本。 」不管這種說法到底是出於偷懶或是對歷史的誤解所造成，這種錯誤會讓人一直把台灣視為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根本上就錯了，並且會對北京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合法性產生巨大影響，更別提這會對一些根本不知道事實的大眾灌輸的錯誤印象了（我一直認為，根據習慣法〔customary law〕，台灣目前就已經享有國家的地位，所以，我必須作個補充，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歷史上，就是把台灣看成是一個邊陲地區，但仍然是在中國帝國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事實上，重要的是，絕大多數台灣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另一個讓台灣不被當作優先研究對象的因素，則是來自中國宣傳的鼓吹：不是認為台灣地位是尚未解決的冷戰殘餘問題，或是美國新帝國主義的實驗，而非關於民族自決的合法性問題。因此，反美情緒會破壞了在很多人眼中的台灣的合法性，尤其是因為基於各種利益和目的， 美國是台灣唯一的安全保護者，以及現代化武器的供應來源，這些都是根據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TRA；Taiwan Relations Act）條款的規定。而《台灣關係法》則是在華府決定斷絕和台北的外交關係，轉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後，由美國國會通過的。

知識分子孤立台灣的情況，也發生於大學課程和學術會議中，台灣本身不但無法單獨成為一項課程或會議主題，而且經常被歸入到「中國研究」下面。例如，你很少會發現到有研究關於美國和台灣關係的這樣的課程。想要討論這個題目的教授們，一定要在討論美國與中國關係的題目下去進行研究，而且還不能主動提出。

在學術界，台灣的能見度也遭到學術機構的自我審查所破壞，而這經常是出自經濟考量──說的更直接，就是來自中國政府或中國企業對海外研究中心或大學提供的金錢資助。結果，接受中國資助的學術機構必然承受著壓力，必須在課堂上或在同儕審查的學術刊物上，避免觸及某些「有爭議」的題目，像是新疆、西藏或台灣獨立，最常見的情況是，如果有某篇學術論文觸及這些題目，至少就會有一位匿名的審查員把這篇論文給封殺掉。由於一位教授能不能取得終身教職，要看他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多少篇通過同儕審查的論文，所以避免接觸到會延後這項過程的敏感題目的壓力極其沉重，尤其在已經變得極其競爭的學術界環境中更是如此。

我們發現，大學課程裡很少有課程是全部都在研究台灣問題的，即使真的有，有些議題還是被禁止討論，而如果真的討論了，很有可能會影響到日後的金錢資助。例如，討論或文章中觸及一些敏感議題，像是台灣獨立，或主張「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是存在的，這些都會被強烈勸阻。結果，在大學校園裡，以台灣為研究題材的課程少之又少，而且還被限制只能當作是「大中國」課程內的一部分，大家心照不宣地達成一致的默契：台灣並不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再統一」的時機已經成熟。這種情況越來越多，大家都決定避免接觸「有爭議」的題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西方學術機構在中國大陸的大學裡設有遠距教學中心，或是和這些大學之間有交換計畫，因此會擔心，如果不小心跨過某些紅線，將會危及這些交換計畫。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情況確實是如此：中國已經證實過，如果這些學術機構觸及中國政府判定的「核心問題」，那麼，中國方面一定會採取報復行動，毫不猶豫地懲處對方。

同樣也是發生在國外大學校園裡，民族主義強烈的中國留學生經常會霸凌台灣留學生，在遭到恫嚇後，這些堅持自己信念的台灣留學生，只好採取迴避，不和他們發生正面衝突。結果是台灣學生會經常保持沉默，或是被聲音較大（以及規模越來越大）的中國學生會的聲勢給蓋過去。有時候，台灣學生會如果拒絕接受中國學生會提出的要求（像是，不要懸掛中華民國的國旗，或是，不要在校園活動中擺出「台灣」攤位），經常就會遭到對方威脅。有時候，中國留學生會向校方提出抗議，或是威脅校方教職員。

海外的華僑組織也在世界各地展開行動，舉行集會反對台灣獨立和民進黨。這些海外華僑團體過去跟國民黨關係很密切，但最近幾年來轉而向中國共產黨靠攏。各地的有錢大亨則鼓勵著這樣的轉變。

自我審查也發生在網路上，像是一些專業論壇，媒體專業人士、政府官員和學者都會在上面討論跟中國有關的話題。根據我對其中某些這種以網路為基礎的論壇的經驗，它們的成員經常都會避免討論台灣問題，或是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會引發爭論」（意指有利於台灣）的立場……至少不會公開這樣作。有好幾次，我就曾經碰到一些知名學者，他們加入我的討論串裡，但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因為那會被所有論壇成員看到，他們改而發「私訊」，跟我私下直接聊天，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所談的內容不會被其他成員接受。我們可以推測，他們之中很多人擔心，如果被發現他們對台灣問題表達出來的觀點，沒有反映出他們所服務的政府單位或是他們所屬學術機構的官方立場，可能會對他們的學術前途產生不良影響。可以想像得到的，像這樣的論壇一定會是中國監視的目標，所以，論壇成員都會擔心，萬一對台灣問題說「錯」話了，將會妨礙他們和中國交流的途徑，或是因此拿不到簽證，而無法前往中國進行研究。

中國政府和「孔子學院」這一類機構的宣傳方式就是這樣；不幸的是，西方國家的大學和智庫，因為害怕激怒他們的金主而縮減准許討論的範圍，所以，這些學術機構也跟著減少對台灣問題的討論。結果，在了解海峽兩岸關係將會如何發展時（會朝著衝突發展，這是我在後面幾章裡所主張的），所需要的那種比較細緻的資訊，就無法在這些學術機構中找到，因為這些必要的資訊，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壓抑。這有點像是在一個大城市裡找路，手上拿著的地圖卻只顯示少數幾條彎彎曲曲的大馬路，而沒有標明出任何一條小巷弄一樣。

中國的宣傳人員、政戰官員和統戰工作人員利用每個機會向他們的宣傳對象灌輸這樣的觀念：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一個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們的策略中還有另一種手段──而且，這個手段同樣有效──那就是，運用中國的財力去鼓勵世界上的其他人，要他們忘記台灣的存在。 既然沒有人知道台灣的存在，那怎麼可能還會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台灣問題呢？因此，最近幾年來，在一些談到中國的崛起和其對區域安全的年度報告和專書裡，越來越少提到台灣。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討論東海和南海的主權衝突時，台灣固定會被排除在外。在此我只舉個例子：二○一二年六月，我在華府參加一個重要智庫舉行的兩天會議，討論有觀南海主權爭議的問題。雖然所有主權國都有發言人代表出席（一些在此地區沒有主權的國家也有發言人參加），台灣卻沒有包括在內；它的出席人員被限定只有來自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的三名工作人員，他們默默坐在後排低頭做筆記，而在整個會議期間，唯一提出台灣對此地區主權訴求的，只有作者本人而已。事實上，會議中有一個發言人是來自台灣的前親民黨籍立法委員傅崑成，目前任教於上海交通大學，但毫無疑問的，他出席會議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出中國的論點，而且聽來很像是中國的宣傳人員。在其他場合裡，台灣學者也被邀請在南海主權爭議的會議上發言，但他們不是已經加入中國的重要智庫（位於海南島海口市的「中國南海研究院」），就是主張台灣和中國應該合作以保護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再度配合了中國的宣傳立場，把台灣和中國說成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只不過是，其中一面比另一面大上很多。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出現在外國的台灣問題「專家」身上，他們主要是大學學者和各個智庫的研究員，經會常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政府官員提供建議，在具有影響力的專刊和雜誌上發表文章，在會議上演講，或是在電視和電台的談話性節目裡擔任來賓。中國政府、企業、基金會和私人金主最近大大增加對這些智庫和研究中心的資助，可能將會影響──事實上，已經發揮實質影響──他們去選擇是否要接觸（或放棄）台灣問題。我們也應該要注意，中國經常很成功地資助和影響了外國的一些智庫，而這些智庫卻並不完全知道這些捐款的幕後金主是誰。知名的中國與日本事務觀察家約翰．朱迪斯（John B. Judis）在《新共和》雜誌（New Republic）上撰文說，「兩個大國企圖在華府發揮影響力，他們經常透過公司企業和基金會來達到這樣的目的，而不是直接透過政府。 」朱迪斯在文中說明中國政府是如何操作的。例如，位於華府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雖然表面上並未收到來自中國政府的直接捐款，有趣的是，並且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位於華府羅德島大街（Rhode Island avenue）的嶄新的、花費數百萬美元興建的新總部大樓裡，就有它最近成立的「布里辛斯基地緣政治研究所」（Zbigniew Institute on Geostrategy），據朱迪斯說，這個研究所「是用王文良的大筆捐款成立的，而王文良是中國日林集團董事長，公司總部就在中國遼寧省丹東市。」作為中國最大的私人建設公司，日林集團肯定和政府有很密切的關係。朱迪斯質問，這家研究所是否為中國捐款給「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代理人，他的質疑是正確的。

還有，幾家美國智庫在他們的年度財務報告裡也沒有交代清楚，因為在他們的捐款人名單裡出現了很多「無名氏」。還有，就如資深記者孟捷慕（James Mann）在The China Fantasy（中國幻想）一書中寫的：「很多美國智庫收到大企業老闆和公司贈送的大筆捐款，而這些私人和企業都和中國有生意往來，這些捐款人希望政府制定出來的政策能夠保護或擴大他們的商業利益。 」這些大捐款人當中，有些並不諱言，他們同情中國共產黨，反對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向北京施壓。我們也可以假設，台灣的民主可能也不受到他們的重視。孟捷慕也指出，美國智庫的很多高級研究員都擁有多重身分，他們經常沒有坦承自己也替一些有力的遊說組織工作，而這些遊說團體也鼓勵和中國擴大商業上的往來。很多在二十多年前替台灣服務的大型遊說公司，現在都已經轉變立場，在世界各國首都裡代表著北京的利益。

在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政府提供的資金，也嚴重影響到研究機構的能力或意願，使他們不願意去研究台灣的一些發展，像是，在馬總統第二屆任期內越來越活躍的公民運動。這也影響到台灣學者能否取得一流研究機構的訪問教授地位，這種現像並不僅限於台灣和中國。例如，華府布魯金斯研究所辜振甫夫婦台灣研究講座（Chen-Fu and Cecilia Koo Chair in Taiwan Studies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這是在二○一三年用辜家的一大筆捐款設立的，這個講座把布魯金斯和「台北論壇基金會」（Taipei Forum Foundation）連結起來，而「台北論壇基金會」的董事長是前國安會祕書長蘇起，他和馬總統及國民黨關係十分密切。在二○○五年去世的辜振甫也是海峽交流基金會的創會董事長，這是個半官方團體，負責和對岸的中國進行對話。

相反的，親台獨的辜寬敏，曾經資助位於維吉尼亞州阿靈頓（Arlington）的二○四九計畫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這是一家比較親台灣的小型智庫。不過，小型智庫的財務生存能力總是很容易受到懷疑，特別是在面對中國手上握有的大筆金錢時。因此，小型智庫就有被願意附和北京觀點的很多智庫排擠出局的危險。

事實上，由於現在的美中關係已經很像當年的東西冷戰格局，所以，我們應該注意到，跟當年和莫斯科僵持不下的情況不一樣的是，當年這兩個大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很少，但今天的智庫、大學和公司企業，卻對中國金錢和市場的腐敗影響力，毫無招架之力。在當年，根本沒有蘇聯資助美國智庫這種事情，而這些智庫也都能夠在金錢上維持不虞匱乏的狀態，這要感謝美國政府和民間基金會的捐助，像是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s） 。因此，當年雖然在西方政府和學術界內部還是有蘇聯的支持聲音出現，但他們這樣作絕大部分是出自意識形態的認同，而非金錢動機（很明顯的，拿錢作事的間諜是例外）。今天，有很多學者和西方政府官員盡量避免觸怒中國，或是代為傳播中國的官方立場，但他們之中，只有很少數人是真正支持獨裁主義的。他們之中的大部分都很珍惜民主，可能還會同意，民主是「壞處最少」的政府型態；但如果關係到他們的專業前途、是否能夠維持進入中國的管道，而且取得金錢資助的話，很多人就會把道德考量拋在腦後。而這經常就代表了，把台灣丟在一旁，甚至即使這個民主島國其實才是最合理的意識形態盟友。

另外還有其他因素讓他們無法去了解和說明台灣社會的複雜性。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外國專家都是不定期訪問台灣，而且每次都只會停留很短的一段時間。有很多人每隔好幾年才來台灣一次，但卻經常前往中國大陸。還有，他們通常是以某種代表團團員的身分來訪，行程都是由台灣的外交部所安排的。通常，這樣的訪問行程都會包括會見政府官員、總統、國民黨和一些跟他們有關係的智庫。和當地學者及公民社會團體則很少交流，再加上，在這樣的會面時，通常都會有外交部的一名官員在場，這表示，有些人可能就不願意暢所欲言了。

更糟的是，最近幾年，外交部經常會「忘了」把民進黨也加進外國訪客的拜會行程，或是把跟他們見面的時間安排在很不方便的時間點，像是週五下午，或是在代表團要台返國的幾個小時前。因此，這些外國專家經常和台灣最新的發展脫節，或者，因為他們和台灣社會互動有限，所以，只會接受政府向他們簡報的官方立場。

透過它主辦的台灣研習營（菁英領袖研習班），以及直接給與外國學者六個月到一年的獎學金，台灣外交部也想要擴大它的「軟實力」。但是，在訪問過接受這些計畫的多位學者之後，發現這些計畫在相關活動方面，十分強調「中國」文化層面（例如，國劇〔京劇〕表演），卻很少介紹台灣文化。對那些對台灣認識不多的學者來說，這樣的安排很可能會讓他們留下錯誤的印象，也等於錯失了向他們介紹台灣特性的機會。

此外，這些訪問學者經常受到外交部官員的壓力，要他們在他們的學術文章和演講中表達對台灣政府某些特定政策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馬總統的東海和平倡議。至少在某個場合裡，一位外國學者就明白表示，她覺得她被邀請來台北參加某次會議（當然，所有費用都由政府負擔），目的就是要她同意根據台灣在海外某個官方代表處提供的資訊和政策觀點寫一篇文章。最近幾年當中，由外交部或大陸事務委員會（陸委會）主辦的很多會議，都未能邀請那些觀點和政府不同的學者（這些觀點，主要就是指東海和平倡議和九二共識），如此才能消除多元言論，確保對外的宣傳統一口徑。批評政府的那些學者──包括台灣和外國學者──根本就不會受到邀請。我們在後面幾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篩選，目的就是要強化在馬總統任期內所採取的兩岸關係方向是正確的這種認知，同時消弭不同的聲音。

用不著說，所有這些都構成對學術自由的干涉，並且會阻礙對現任政府的批評。因此，在篩選和邀請外國學者到台灣從事研究時，就會根據這些學者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觀點來選擇。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得到，在馬總統治理下，很少會有強烈支持台灣和公開鼓吹台灣獨立的外國學者，會被外交部或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邀請來到台灣，但是，還是有少數幾個突圍成功。

很多外國學者對太陽花學運的反應，十足反映出這種現象，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本來應該更了解台灣情況的，但太陽花學運的出現，卻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讓他們大吃一驚，因此，他們對學運學生的行動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這也經常呼應了馬政府的言論。只要他們對台灣這陣子所發生的事情多注意一點，只要他們曾經試著去和公民社會接觸，對於學生占領立法院的行動也就不會感到意外，也不會斥責這些行動是「違法」、「不理性」和「不民主」的。然而，這同一批專家，經常就是外國媒體能夠邀請去評論台灣情勢發展的唯一一群人。用不著說，他們能夠提供對此地情勢正確評估的能力，其實是十分有限的。這就好像英格曼對那些蘇聯專家的看法，說他「完全聚焦於政策考量，在文化層次上只受過很少訓練，甚至語言方面也是如此，他們很少在他們想要研究的國家裡住上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政策分析給了他們空前的機會，但也產生了諷刺的結果。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今天，尤其是在研究台灣問題時。但由於他們的閱聽大眾（包括政府在內）也並不十分了解，所以，專家們通常都能蒙混過關。有這樣一個的驚人例子，就是在二○一四年四月九日，太陽花學運學生結束占領立法院的前一天，在一場和馬總統的特別視訊會議中，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高級研究員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作出的評論，他的評論之所以讓人感到震驚，是因為這位專家對於真實情況應該要更了解才是。戴蒙德是位備受尊敬的民主理論專家，但他明顯誤會了太陽花學運的本質，並且清楚顯示出他並不知道在占領行動之前的兩年，台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有趣的是，一般來說，歐洲學者比美國學者更支持太陽花學運的行動。

一位知名澳洲學者的例子更為驚人，他寫了一本書，全書都在主張，台灣應該「讓」給中國，以交換北京作出某些承諾。這本在二○一三年出版的書，真正最驚人的是，它的作者在主張放棄台灣之前，甚至從來沒有來過台灣！

其他智庫和研究中心也許是好意，但是沒有資源，也無法取得必要的資訊來對台灣情勢作出更完整的描述。二○一四年年底，我應邀在加拿大渥太華的加拿大國防協會研究所（CDAI；Canadian Defence Association Institute）演講。參加這次會談的都是退休的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我的演講共九十分鐘，從幾方面談起，整體來說，就是你目前正在閱讀的這本書的濃縮版：討論到台灣面對的挑戰，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興起，軍事均勢，台灣海峽兩岸難以整合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以及在不久的將來再度出現緊張情勢的可能性。我演溝完畢後，雷．漢諾特將軍（General Ray Henault），他是研究所所長及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NATO）總部的北約軍事委員會的前主席，他很明確表示很欣賞我在大雪紛飛當天所作的這場十分坦率的演講。「我們這兒從來沒聽過這些事情，」他說。 漢諾特將軍的話百分之百正確──但這也令人相當震撼，因為加拿大當局本來就應該掌握台灣海峽情勢的最新資訊，因為一旦台灣和中國爆發重大對峙時，它就要馬上撤離住在台灣島上近五萬名加拿大國民（其中很多人是雙重國籍）！我說出這個數字後，會議桌四周的人都嚇呆了；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有一名華人大學生出席了這場演講會，他從蒙特婁開車過來，但在我演講完還未開始接受提問時就開了，明顯是不滿意我講的一些事情）。

同樣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對我們這些常駐此地的人來說，台灣和台灣海峽就好像是「宇宙中心」一樣，但事實上，和世界各個重要的首都城市相比，台灣只是眾多急迫問題中的一顆小小塵埃，因此，在目前全球這麼多危機中，必須去找出哪些官員和學者是經常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我拜訪過華府很多次，和當地官員見面，並向他們簡報，很快就打消了我認為台灣十分重要的想法。事實上，這方面的專家人數極其有限，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亞洲專家或中國專家，而不是把台灣當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更常見的情況是，台灣經常會被更立即和危險性更高的問題給推擠到一邊去，像是北韓、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伊斯蘭國（IS）、凱達恐怖組織（al-Qaeda）、（非洲西北部）馬格里布（Maghreb）、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或克里米亞。我們將在下一章更詳細討論，台灣「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以及感謝馬總統的兩岸政策，「和平」即將來到的這樣的感覺，已經使得這種現象更加惡化，並且還會讓台灣更加孤立，不會讓人覺得台灣有研究的價值和關注的必要。

用不著說，因為來自北京的壓力，而讓台灣無法加入國際組織（在世界銀行的報告裡，如果能夠看到「台灣」這兩個字，就已經算是很幸運了），或是，必須先冠上像「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或「台灣，中國」（Taiwan, China）這樣的名稱才能加入，這讓台灣缺乏能見度的情況更加嚴重，同時也加深了海外認為台灣真的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這種認知。這倒是可以辯論的，因為參與總比什麼都沒有好，即便這樣的名稱會引起台灣人民的怨恨。但這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這種「務實主義」所犧牲的代價，是讓海外聽到台灣這個名稱。而且，不像其他一直在努力爭取國際承認的「非國家」（non states）那樣（馬上想到巴勒斯坦），台灣一直避免發出太大的聲音，而且拒絕採取暴力或恐怖主義讓它在國際間被注意到。這樣非暴力的做法雖然值得稱讚，但也表示台灣因此面臨了極大挑戰，必須去找出其他比較不那麼激烈的手段來讓自己在全球立足。在這個問題上，因為我們在上面討論過的原因，以及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的其他原因，台灣到目前的表現一直很差。

根本上來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直籠罩著台灣的厚厚的無知烏雲造成的結果。兩件重大事件，正好發生在歷史關鍵時間點，因此在無意中引發一些後果，造成台灣今天的困境。

第一次事件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同盟國在打敗日本帝國後，用很模糊的行動來決定台灣的命運，結果到今天還繼續造成影響。這些問題的種籽在當時就已經種下。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台灣在戰後的法理地位，根據國際法的標準，應該由和平條約明確決定。像這樣的條約確實有簽署──那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的舊金山和平條約。但即使這項條約是由所有同盟國國家和日本代表簽署，但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開始生效的這項條約，只有載明（第二條b項）「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但這正是讓事情變得有趣之處：合約裡從來沒有明確指出誰是這些領土主權的受益者。換句話說，這項條約並沒有說，台灣和澎湖合併到中國 。

這樣的模糊不清並不是什麼睿智的政策造成的結果，而是因為當時的列強無法確定中國究竟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華民國那時剛剛「丟掉」中國大陸。到了一九五○年一月六日，當時在國際政治還能發揮影響力的英國，已經轉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而美國則繼續承認中華民國達三十年之久。根據美國法律，華府只能邀請中華民國的代表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署。而根據英國法律，英國只能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由於無法同意究竟要邀請誰，華府和倫敦只好尊重彼此的不同意見。結果，沒有人代表中國出席舊金山和平會議。

據諾丁漢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指出，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後來的日本和中華民國的台北和平會議上，台北和會只能接受在舊金山和會達成的條約 。

因此，很明顯的，這個到今天還在繼續毒害台灣海峽關係的棘手問題，最初就是因為美國和英國無法同意由誰代表中國所造成的。要是這兩個國家承認了同一個政府，我們今天可能就不會碰到這個問題了。這也表示，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也可能擁有一個從來沒有實現過的另一種前途──例如，如果英美這兩大國都在舊金山和約前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樣的「如果？」只是種智力激盪。重要的是英美之間當時確實存在著歧見，造成當時的情勢一直持續到今天。

讓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是當時中華民國和國民黨都宣稱，台灣領土是中國的唯一代表。中華民國宣稱，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否認中華民國還繼續存在，因此把台灣視為是它的一個省。台北則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是非法政權，並且一直到今天還維持這樣荒謬的立場。雙方都把他們的主張建立在舊金山和約和其他各項文件，即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之上，──事實上，這都不能對台灣主權的掌控提供法理基礎。此外，到一九四九年時，國民黨已經被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趕出大陸，轉進台灣。這樣的挫敗，也引發在法律上中華民國是否還存在的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是一個繼承正統的新政府，或者只是一個所謂的「後續」政權，如果是後者，那麼，接手的政府的領土主權訴求是否仍然有效（根據中國共產黨的說法，當然肯定有效）。有人會爭辯說，中華民國唯有在和有邦交國家維持正式關係的情況下才會繼續存在；不過，即使邦交國數目減少到零，也不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就會變得沒效，更別提合不合法了。

所以，就是這種情況，造成了混亂的最佳配方。這兩個政權彼此不承認對方的存在，並且依賴各種文件來證明他們對台灣主權的訴求，但這些文件裡，沒有哪一件是能夠在法律上用來支持這項訴求的。不論好壞，台灣就這樣處於法律不確定的狀態中。鑒於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各方都陸續提出事實和反事實的論點，以及其中一方展現的強大國力，我們也許就可以了解，為什麼本來就已經被搞得昏頭轉向的國際社會終於宣布放棄，不再想搞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同時也順水推舟地接受北京在這個問題上的說辭。條約裡有法律約束力的文字，也許可以提供必要的清楚規定，就如最近幾年有些條約己經對各國在南海的行為作了完美的規範，但碰到北京作出主權訴求時，這些事實經常還嫌不夠。北京一直被困在所謂的「第一島鏈」後面，現在，它想要拿下這道島鏈中的一塊土地。中國共產黨也渴望合法「再統一」一個理想化（如果不是神話）的中國。北京這樣作還有一項好處：解決它身邊一個惱人的問題──在「大中國」境內竟然存在著一個自由民主政體，而且不斷威脅到要破壞其獨裁統治的吸引力和合法性。

第二個歷史事件是各國在一九七○年代所作的一連串決定，其中以美國為中心。總結來說，就是決定和中華民國斷交，轉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這是根據各種考量而作出的決定，其中包括越戰和蘇聯。有趣的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工作，早在尼克森和季辛吉訪問中國之前就已經完成。最早在一九六五年，一些非營利團體，像美中關係全國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n U.S.-China relations），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以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都針對這個議題舉行了一系列的會議，大部分都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和福特基金會出資。這些努力說服學者去相信承認北京的好處 ，接著，連國會也被說服了。

終止和台北的外交關係，雖然其本身是一項重大發展，但更重要的是，這總結了一項持續進行之中、但今日已不受注意的爭辯，那就是如何去進行這項承認。雖然華府和世界其他國家首都最後都選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去作各種變通，但其實這本來很有可能在一種極其不同的架構下去進行，就是對於「兩個中國」的雙重承認，也就是同時給予台灣海峽兩邊外交地位，這一定會對台海衝突的本質產生持久性的影響（早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情勢已經明朗，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會像很多官員預期的那樣崩潰後，詹森總統任內的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提出了「兩個中國」這個想法。 ）我們無從知道北京當時是否同意這種模式，但是必須注意，中國當時的國際地位比現在弱了很多，也許沒有多少選擇。一向反對任何「兩個中國」說法的毛澤東當時也已經死了。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蔣介石也會拒絕接受，但到了一九七五年四月，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他的兩位繼承人，先是嚴家淦，接著，他的兒子蔣經國，則可能傾向接受，這很像美國在一九八○年代施壓，強迫小蔣帶著台灣走上自由化之路 。就如這類問題的絕對權威專家，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在她的大作Strait Talk（海峽對話）中寫道：「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台灣）領導人已經了解到，斷交已經是無法避免的，不過，他們卻拒絕討論此事，並且拖延就是最好的回答……後來，批評者說，如果願意改變，台灣當時也許可以談判出一個更好，或者，至少比較不麻煩的前途。 」但她也指出，要促成這種事情發生，雙方必須要有互信，但那樣的互信當時根本並不存在。

到了一九七七年，美國的「總統審議二十四號備忘錄」（Presidential Review Memorandum 24）提出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四個選項，在這四項當中：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並且斷絕與中華民國的所有正式關係；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同時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和軍事關係。結果，華府選擇第一個選項，和台灣所有的官方關係全部斷絕。

根據已經解密的美國外交關系檔案（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 S.）的會議紀錄，雙重承認的選項一直存在到一九七七年夏天。不過，不像雙重承認（選項二）那樣將會同時給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明確的地位，相反的，單一承認（選項一）卻留給我們「一個中國」原則或政策，因為相當模糊，所以任由北京解釋和濫用。到後來，就變得很難說出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和其他國家的「一個中國」政策之間有什麼差別，儘管這些國家的立場不是「知道」（took note of），就是「承認」（acknowledged）北京認定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定義明確，就會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但相反的，台灣「問題」的最大特性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和很大的不確定。甚至連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證」也無法完全清楚表示，反而是呈現出「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當然，我們以後見之明來批評在七十年和三十六年前所作的決定，並不公平。我們無法肯定知道，如果當年做出不一樣的決定，情勢發展是不是會更好。不管怎樣，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就是當時做的決定所造成的，而且，毫無疑問的，這些決定還是出自於善意的個人。

雖然台灣人現在可以在自己國家裡自由談論政治，但他們卻不敢在海外這麼做，尤其是當他們的觀點不符合外國政府和金融業的認知時。這是我們在下一章中要討論的主題。

一座渴望讓世界看見光芒的島嶼

一個始終堅守自由與民主理想的台灣

關於未來，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和平新局？

★最了解台灣的外籍資深記者及戰略學者寇謐將

歷時十年採訪而成

台灣比一般人所想的更有凝聚力也更為堅韌。雖然中國的崛起看來似乎無法阻擋、美國力量出現逐漸衰退等跡象，讓很多觀察家感到沮喪，或因此宣稱台灣前途不妙，但對於台灣以一個自由社會狀態生存下去的前景，作者卻抱持著樂觀態度。

本書試圖解釋，為什麼台灣比人們想像的更為堅韌，並嘗試化解一些錯誤的觀念，像是台灣可以被讓渡給中國；或是，台灣無法避免的正邁向投降之路。身為一個在台灣深耕多年的記者，作者深信，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應該能夠決定自己的前途，但來自中國的壓力、國際情勢的複雜，使得台灣人經常被剝奪了這樣的權力。　

隨著民進黨重新執政，很多觀察家已經提出警告：台灣海峽很可能再度出現緊張情勢。本書打算破除這些迷思，並且主張，台灣最近的發展將會迫使掌權者（不管是誰）在與中國交手時，採取更為「中間（溫和）」和謹慎的路線。換言之，即使中國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獲勝，它的候選人也不可能同意讓中國獲得在馬英九總統八年任期、並致力改善兩岸關係之下所想要的那些好處。

本書分成四部。第一部（第一章到第三章）討論到，國外的一些知識分子、經濟和地緣政治勢力如何結合起來，共同限制了國際社會對於台灣現狀的理解，以及對台灣缺乏認識，如何對台灣未來構成很大的危險。

第二部（第四章到第八章）探討台灣的民主，分別探討民主制度對於台灣提供的保護，以及台灣面臨的內外部挑戰。這個部分也會討論台灣公民社會最近的發展，包括太陽花運動和之前的一些前導組織和團體，以及這種再度冒出頭來的公民運動，是如何從民族主義和對台灣的認同感等新觀念中發展出來，然後再回過來助長了這些新觀念。

第三部（第九章到第十三章）轉而探討台灣和中國未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而這主要是因為兩者間的歧異所造成的。這些歧異包括了社會、政治制度和大眾的期待，而且，要感謝最近台灣的政治發展，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強硬路線，使得兩岸之間的差異變得更為明顯。這也顯示了，香港自從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之後的發展，可以當成是台灣未來的前例和警告，萬一將來台灣被中國併吞，就可以用來預測台灣的前途，而這也會強化台灣人內部對於統一的反對聲浪。

第四部（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則把焦點轉向未來，主張維持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有益於區域和全球穩定，以及為什麼姑息中國的種種作為只會使所有人面對的情勢更形惡化。作者並在結尾處提出一連串的建議，指出台灣應該如何改善其生存的條件。

寇謐將（ J. Michael Cole ）

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法國研究中心當代中國（CEFC）台北分部副研究員，小英教育基金會想想論壇（www.thinking-taiwan.com）英文版主編。他先前是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分析師，從二○一○年到二○一三年期間，在台北擔任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副組長。

寇謐將是《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的固定專欄作家，經常投稿《詹氏國防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洛伊研究所部落格（Lowy Interpreter）。他的文章經常出現在《華爾街日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和《渥太華公民報》及另外多家媒體。他的著作有：Officially Unofficial: Confessions of a journalist in Taiwan（官方的非官方：一位新聞記者在台灣的自白，2014）； Democracy in Peril: Taiwan’s struggle for survival from Chen Shui-bian to Ma Ying-jeou（民主危機：從陳水扁到馬英九時期的台灣生存奮鬥，2009）、Smokescreen: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after September 11（煙幕：九一一之後的加拿大安全情報，2008）以及《黑色島嶼：一個外籍資深記者對台灣公民運動的調查性報告》（商周出版，2015）。他目前住在台北。

作者部落格： The Far-Eastern Sweet Potato

推特：@jmichaelcole1。

李明

高雄人，大學英文系畢業，資深媒體人和文字工作者，曾任報社英文編譯多年。

劉燕玉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

英國米德賽克斯大學西洋文化史博士候選人

王丹（中正、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吳介民（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江春男（政治評論家）、林濁水（兩岸政治評論家）共同推薦（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