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這片土地上孕育關於生命的故事 陳婉容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臺灣版序

作者的話

自序／滿懷喜悅與責任的人生新頁

PART ONE

1. 一則愛與黑暗的故事前傳

2. 母親不是猶太人

3. 耶路撒冷那一年

4. 「無宗教」條款

5. 太多幸福

6. 葉門的葫蘆巴醬

7. 我的「以色列」女兒

8. 艾梅克勒方街鬼魂的詛咒

PART TWO

9. 一瓶安寧

10. 菲妲

11. 菲妲與塔瑪

12. 合法異鄉人

13. 猶太軍營大街

14. 撤退

15. 分居伴侶

PART THREE

16. 穆斯惹拉的棕櫚樹

17.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

18. 拍攝紀錄片

19. 瑪亞上學去

20. 百年孤寂

21. 耶穌氣味之海

22. 公車站的哈瑞迪猶太人

23. 成年禮

24. 渴望歸屬

PART FOUR

25. 希望破滅

26. 崩潰

27. 菲妲與塔瑪的難題

28. 毀滅之城

29. 黑寡婦來襲

30. 「好」寶寶

後記／找到屬於我們的和平

謝誌

母親不是猶太人

那日在倫敦，一個昏暗的贖罪日（Yom Kippur），夜晚里歐從猶太教堂回家，即將結束為期二十四小時的禁食。在這寒冷的秋夜裡，我也剛從BBC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位於布希大樓（Bush House）的新聞編輯室值了十二小時的班回來。我手指刺痛、背部痠痛，而長時間暴露於霓虹燈光下的雙眼，此刻正在適應家中廚房的柔和黃光。我把包包跟外套扔在廚房，泡了杯茶坐在餐桌前。我們六歲的兒子基朗正在畫著圓臉火柴人，還有他最拿手的圓圓大眼。我對里歐打招呼，他正站在兒子後方看著他畫畫。

「今天還好嗎？」

「還不錯。」

「你看起來好蒼白？」

「有嗎？」

「葛力克祭司還好嗎？」

「他很好。」

「要喝些茶嗎？」

他沒回答。從我剛進屋到現在他始終繃著臉，他開始整理餐桌上的雜物，迴避我的眼神。我這才意識到是怎麼回事，心裡想著我是否該道歉。我不夠敏感，沒有意識到他正處於贖罪日禁食，在我找到適當詞彙清楚表達我的歉意之前，他先開口了，以他獨有的沉靜而堅定的語氣說道，「今天是猶太曆最神聖的一天。我知道妳對宗教不感興趣，但妳至少可以試著尊重我。」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當然尊重你的信仰。你不在家的時候，我甚至還帶兒子去猶太教堂參加星期六的祁福式（Kiddush），我很喜歡葛力克祭司跟他家人。」

「那妳怎能在我禁食的時候在我面前喝茶？妳大可再等上半小時左右，禁食就快結束了。」

「拜託，不要找我吵架！我工作了一整天，壓力很大。你可能會有興趣知道以色列正不分青紅皂白地砲擊黎巴嫩（Lebanon）南部……」

「妳怎麼可以在贖罪日去上班？妳明知道這對我有多重要。」

「你在說什麼？我不敢相信你會這樣講。我不是猶太人，你奉行你的宗教我沒意見，但我為什麼要禁食？我又為什麼不該去上班？你怎麼可以這麼霸道？」

「妳根本不懂。我一整年都在壓抑自己，唯有這一天我一想到我的孩子永遠不會是猶太人，就會從睡夢中驚醒。」他聲音顫抖地說。我害怕那每年至少得吵上一回的話題又要來了。我們總是在爭論該不該讓孩子成為猶太人，每逢贖罪日這個議題就會被掀起。若要讓孩子成為猶太人，我就得先皈依猶太教。

「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所以你要我怎麼做？戴頂假髮，吃符合猶太教規的食物，不吃海鮮，進行為期三年的轉化過程？你瘋了嗎？我一直以為我們是很棒的一對；我們想要證明縱使我們來自不同的大陸，有著不同習俗，但我們還是可以共同生活，用健全自由的價值觀教育孩子。我一直寧願相信我們之間的一切，是一個偉大的跨文化愛情故事。」

「但是每當贖罪日我的感受就會不一樣。﹂他說，一想到我永遠不可能轉化成猶太人，他的語氣難免有些沮喪。但此刻他正全神貫注看著兒子，我決定趁勢離開這個話題，朝臥室走去準備更衣，好前往他父母位在倫敦漢普斯特德區（Hampstead）的家，一起迎接禁食告終。」

「我從來沒要求你歸化，但如果妳愛我，妳就會知道什麼對我最重要。」當我聽見他這番令人瞠目結舌的言論，我在樓梯口停下腳步。

我的「以色列」女兒

我去幼稚園接瑪亞時遲了些。園裡只剩幾個孩子，匆忙趕來的家長把汽車隨處暫停，因為基督教青年會跟這所和平幼稚園所在的大衛王街此刻正對外封閉，好護送一些達官顯要通行。等著我的瑪亞手裡拿著許多藍白圖畫。以色列獨立紀念日就快到了，孩子們畫的每幅畫都是根據此主題描繪出以色列代表色。我甚至收到學校通知，說紀念日當天所有孩子都該穿白色T恤跟藍色牛仔褲到校，好揮舞藍白旗幟跟大衛王街的慶祝隊伍打招呼。整座城市都以藍白色妝點，從私宅到檢查哨塔，國旗四處飄揚。幾乎每兩部車就有一輛在收音機天線插上以色列國旗，隨風飄揚。

瑪亞走回座位要從抽屜拿她忘記帶走的東西。她回來時，我驚訝地看見她手裡拿著一根迷你英國國旗。

「誰要妳畫這個的？」

「我的老師。每個小朋友都要畫自己國家的國旗。我根本不知道這是英國國旗。我老師給我看一張圖片，我就照著畫。妳喜歡嗎？這是給妳的喔，媽咪，妳想家的時候可以用這個。」

「所以他們是刻意想讓這一切看起來正常。只要畫個聯合傑克（The Union Jack），那就算畫上一整天的以色列國旗都沒關係囉？那巴勒斯坦國旗呢？」我對我四歲的女兒這麼說，隨即意識到這話聽起來有多蠢。

「什麼是聯合傑克？」

「這個，就是妳手上拿的這個。」

「噢，我不知道英國國旗叫這名字。」

「那妳手上這些圖畫要怎麼辦？也是要給我的嗎？」

「這些是獨立紀念日的裝飾。我會掛在我房間。」

我從未見過有哪個地方對國旗如此執著。這裡不只可以在陽臺跟窗戶上看見國旗，健行者也會頭戴國旗圖樣的棒球帽，我甚至看過有男子戴著織成國旗上藍色星星與兩道藍色條紋圖樣的無邊禮帽。當我跟瑪亞走出優雅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她用希伯來語高聲喊道，「Degel shel Israel（以色列國旗）！」同時指著大衛王街上飯店外頭約一打在旗竿上飄揚的國旗。

「Degel shel Israel」成為她接連幾個月最喜歡的詞彙之一，儘管我苦口婆心勸她無論畫國旗或揮舞國旗都是不正確的行為，但她就是不聽勸。她拒絕理解原因，也不想知道為什麼她不該在她臥室牆壁或是我工作筆記本畫上以色列國旗。她甚至開始配戴一枚上頭有國旗的以色列博物館徽章，這讓她巴勒斯坦派的哥哥非常惱火。然而只要試圖從她身上拿下那枚徽章，場面都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要不大發雷霆、要不涕淚縱橫。我決定忽視她對國旗的偏執，我認為她很快就會失去興趣。但對里歐來說這可沒那麼簡單，他擔心他的巴勒斯坦朋友會發現他不但是猶太人，而且還有個「以色列」女兒！這又是一件至今我仍無法接受的事：只要我對任何人提起我們會奉行安息日習俗，並且在週五夜晚點起蠟燭，里歐就會勃然大怒。抵達耶路撒冷沒多久，我們就有過幾次劇烈的爭執，正是因為我公開談論我們的半猶太孩子，還有我們之所以會來到這裡，主要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及猶太教之間的關係。

「妳也不會希望我到處去跟人說妳有可能是印度教徒，但妳親近的家人又是穆斯林吧！」里歐憤怒地說道。我回覆他，「你當然可以這麼跟別人說，但我跟你狀況不同。你知道我的背景不是那麼簡單好懂，我沒有信仰任何宗教。我是無神論者，那才是我真實的身分。此外我們不是在印度，我們人在耶路撒冷，就我看來我們之所以會來這裡，正是因為你是猶太人。」

「我不想被任何刻板印象影響。再說，要是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一個猶太人竟然想告訴他們該如何與以色列維持和平，這可能會讓他們對我留下壞印象。」

「但如果你連這麼重要的事都要隱瞞，他們又為什麼要信任你？如果某天你的猶太人身分曝光，他們又作何感想？」

「我報告裡所有建議都是根據我與人們開會結果而擬定的；我只是不想讓他們對我有先入為主的印象。我怕如果他們發現真相，一切就毀了。」里歐說。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在說什麼。」我繼續說。「如果你擔心阿拉伯人發現你的信仰後，會因此反對你的提議，那你在這裡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和平提議應該由屬於這片土地的人來擬定，否則這跟殖民事業有什麼兩樣？他們為什麼要聽局外人指揮？經過了六十年的協商之後，這些局外人替這片土地帶來了什麼？」

「總之我就是不希望妳到處宣傳我的猶太身分，就這樣。」我從他聲音聽見他對我有所不滿時，才會出現的那股嚴厲。

「我才沒有到處宣傳什麼！但我認為你必須告訴他們你的身分，如果他們因此質疑你的公平性，那錯的是他們。」

我當下感到失落迷惘。如果他持續否認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會同意搬來，正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的連結。看著許多外國人打著西方自由主義的旗幟行殖民之實，有意無意地剝削以巴衝突，我拒絕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歐莉說里歐是自我厭惡的猶太人，這說法總會觸怒里歐。他真正想傳達的是，以色列假猶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徑是如此駭人，他不想背負此罪名。然而除了隱藏身分以外，一定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

「你這樣言行不一會讓孩子們無所適從。」我說。

好吧，瑪亞除外，儘管她父親對以色列以及非猶太人卻奉行猶太教規這兩項議題存有異議，但我們的女兒對於自己應當歸屬何處沒有絲毫困惑。瑪亞愛死以色列了。

合法異鄉人

通過機場安檢最簡單的方式，是一開始就先提出自己與猶太人的親屬關係，當然前提是你確實有。當時以色列安檢單位會以不同顏色的貼紙作為暗號替乘客分類，但每隔幾個月各顏色所代表的類別會更換，如此人們便猜不到自己在以色列的機密檔案裡被歸屬於那一類。然而在以色列的第一年期間，我旅行了幾次之後便摸索出這些顏色的意義，我想至少在那一年裡，各個顏色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粉紅色：猶太人或是有猶太親屬，例如我們一家人。

綠色：支持猶太人的正當異教徒。

白色：其他不構成安全威脅的外國人。

紫色：在巴勒斯坦領土工作，有潛在安全威脅的外國人。

橙色：姓名帶有阿拉伯文或是聽起來像阿拉伯文，可能會造成安全威脅的外國人，當中可能包括阿拉伯基督徒。或是護照上蓋有﹁敵國﹂的戳章，例如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蘇丹。（有一回孩子們跟我拿到最安全的粉紅貼紙，但里歐不但只拿到橙色，而且還被盤問了好幾個小時，因為他的護照上有黎巴嫩的出入境章。當時他還沒去辦另一本出入以色列專用的護照。）

紅色：巴勒斯坦人。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認為是以色列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

這意味著即使是娶了英國妻子的巴勒斯坦參謀總長，每回要經由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去英國此探視妻兒，都得被脫衣搜身。

「既然我跟你們歐麥特總理（Ehud Olmert）進行和平協商會議時，都可以不用脫衣搜身就進入他的官邸，那我確定你大可不必讓我經歷這番折騰才讓我上機吧？」時任巴勒斯坦參謀總長的拉斐克．阿爾—胡賽尼（Rafiq al-Husseini）每回僅著內衣褲站在隔間裡時，總會如此告知負責質詢他的海關人員。他說他時常從安曼飛往倫敦，這樣一來便能免去這些羞辱。

每當輪到我們通過機場安檢時，通常由瑪亞負責多數談話，如此一來安檢會在幾分鐘內就結束。但有時候，我就是忍不住挑釁這個國家有如卡夫卡小說劇情一般荒謬的安檢流程。好比說，有一回我們要飛回英國過猶太新年那次就是一例。

那位年輕海關官員有著明亮雙眼與一副職業笑容。我們是人龍隊伍裡最後一組旅客，而我們的班機再過四十分鐘就要起飛了。為了加快流程，他走到我們身邊問了一句，「Ivrit ou Anglit?」

他是在問我們，他該說希伯來文還是英文？

我女兒用她完美的腔調回答道，「Ivrit.」

這位年輕官員臉上專業嚴肅的表情頓時轉為一抹溫暖的笑容。

「Bemet? 真的嗎？」他說。「妳的希伯來文是在哪裡學的？」

「在我學校。我們要去倫敦看我的saba ve safta。」

「妳爺爺、奶奶住在哪裡？」

「在修伊緒（Huish）。」

「那是在哪裡？」

「在倫敦。」

對瑪亞來說，倫敦等於英國的同義詞。我跟這位官員解釋修伊緒是位在威爾特郡（Wiltshire）的一個寂靜村落。他轉向我並開始專心問起更具體、更標準的「安全」問題。

「所以妳的家人住在英國？」

「是的。」

「他們叫什麼名字？」

在本—古里安機場出入多次之後，像這樣針對家庭背景進行侵略性提問已不再令我意外，因為我知道這位官員想知道些什麼。我躊躇了一會兒，猶豫著是否該拖慢整個安檢過程，故意不告訴他想要的資訊，稍微逗弄他一下？最後我對他說了家人的名字卻故意省略姓氏，如此一來，說了等於沒說。

「Shem Mishpakha?」他們的姓是？

我故意說了他們戰後的姓氏，從這姓氏完全看不出猶太血緣。

我欣賞著他的表情變化。他嚴肅了起來，先前放鬆的臉部肌肉再度緊繃，好找出以色列安檢單位一心想查出的「真相」。每一位質詢官都得問出盤查對象的種族與宗教背景。我已經知道下一個問題會是什麼，我不但沒有說出他想聽的答案，還準備了更言不及義的回答。我知道這麼做會拖慢進度，但我無法剝奪自己進行這個小遊戲的機會。

「妳的公公、婆婆或是妳和妳先生有屬於哪個社區嗎？」

「我們當然都屬於我們住的社區。」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們有參加什麼集會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但其實我完全明白他在問什麼。他想知道我們是否為某間猶太教堂、基督教堂或是清真寺的教徒。

……

我環顧四周，巴勒斯坦旅客們看著我蓄意與這個種族歧視的系統作對，臉上幾乎藏不住笑意。要是我向海關官員說出我們「恰如其分」地虔誠信奉猶太教，他會立刻心滿意足地停止盤問。但我不能讓這位有著銳利明亮雙眼的以色列海關安檢人員打擊我的自尊。我身邊圍觀的這些臉孔，讓我無法說出他想聽見的答案，這些已排隊等上數小時的旅客大多是阿拉伯人，有些則是來自菲律賓與斯里蘭卡的家庭幫傭。要是我此刻直接答出真相，他們會認為我是投機份子，縱使那麼一來，我便可以順利通過安檢。

吐露最真誠的異鄉人心緒……

在跨文化的流動生活中，尋求融合與希望之光。

BBC女記者的移居生活實錄，

在熱情與孤寂、離散與聚合間，探詢家與身分之意義，

無論先後，流浪者的故事皆已深植土壤，在這塊土地上盤根錯節地展開。

「這世上沒有人能永遠獨占一片土地。重點在於尊重，只要不去破壞房子、歷史遺跡、清真寺、教堂等種種先人遺產，只要不去褻瀆這些山坡上的回憶，我覺得妳跟我都有權待在這裡。」

成長於孟加拉的利皮卡．佩拉漢，隨其英國籍猶太人丈夫里歐搬進耶路撒冷──一個蘊含豐富文化、備受爭議的神聖之地。面臨新環境的衝擊，兩人婚姻一度岌岌可危。陷入矛盾難解「以巴衝突」中的佩拉漢，從個人經驗出發，在婚姻生活的軸線上，進而觀看周遭，體認當地人們的對立與仇恨、矛盾與誤解；記錄下文化之衝突，生活之齟齬。失根的靈魂試圖找到歸屬，在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交互激盪中，儘管模糊，仍試圖在這座繁複的城市裡勾勒出和解與希望之圖像。

利皮卡．佩拉漢（LIPIKA PELHAM）

生長於孟加拉國與印度邊界，過去二十年來她曾住在英國、摩洛哥、約旦與以色列等國家。她自二十出頭便加入BBC國際頻道，並曾在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北非、中東等地進行採訪。二○○五年佩拉漢舉家遷往以色列，她在當地拍攝紀錄片並獲獎不斷，當中包括在二○一○贏得聲名卓著的地中海國際紀錄片影展的評審團特別獎。她目前往來於倫敦與耶路撒冷兩地之間。

曾志傑

從事翻譯多年。翻譯生涯截至目前為止，最煎熬卻也最滿意之作就是這本《耶路撒冷的移居者》。此書出版之際人正旅居尼泊爾，未來未知。譯作賜教：jai.tseng@gmail.com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臺灣版序

記得那一年我來臺北參加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才第三天我便已看了十三部以先祖故事為主軸的影片。

我是在二〇一三年十月為了宣傳我的紀錄片抵達臺北，該片是以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猶甸沙漠裡的一個貝都因人部落─賈哈林部落為主題。我在市中心的影城與觀眾一同欣賞此片，等著放映結束後與觀眾見面，觀影時我不禁想著此片背景與我此刻造訪的這個繁榮小國實在是天差地遠。

然而到了觀眾提問時間，他們顯然對我影片中所談論的中東衝突並不陌生。問題如潮水般湧來，甚至有人問我認為交戰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人民是否有可能和平同住於一個國家之下？

我很開心我的書《耶路撒冷的移居者》於臺灣出版發行之際，書中所探討的主題對臺灣讀者而言已非全然陌生。中東世界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很重要，因為我們活在一個任何地域衝突皆會全球化的世界，世人皆會感受到它所帶來的衝擊。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書中所傳達的訊息極度政治但也同樣私密。本書不只深度剖析以巴政治衝突，同時也將作者與這座流動之城居民的的私生活赤裸裸地攤在陽光下。自有歷史記載以來，耶路撒冷始終收留著世世代代的飄浪民族。這座城市張開懷抱迎接因戰爭或宗教而被迫離鄉之人，同樣也歡迎各方旅人、國際和平工作者，以及許多因個人因素而前來的人，好比說我正是如此。我在二〇〇五年舉家遷往耶路撒冷，接下來的八年裡，看似格格不入的我卻也在這座城裡安頓下來。

我在書中重新細數了那些年活在這座分隔之城的種種，在那座城裡幾乎不可能將政治從生活中抽離。我年幼的孩子們每日上學的路程從不單純，一路上我們會在公車上聽見激烈的政治討論，會有武裝男子搜查我們的包包，幾乎隨時都能在咖啡店看見坐在裡頭的青少年隨意把槍放在大腿上。孩子們會在遊樂場討論過去曾經有自殺炸彈客的頭顱飛過高牆落在籃球場上。

住在這裡，隨時隨地都會意識到我們正活在一個充滿衝突的區域。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要說，若以日常人身安全而言，我依然認為耶路撒冷是最安全的育兒城市之一。根據我短暫造訪臺北的經驗以及當地人的說法，我想臺北的居民也能在日常生活裡獲得同樣的安全感。深夜走在耶路撒冷與臺北的街道上，我從不擔憂人身安全，這是我在倫敦、紐約、達卡或德里都無法獲得的體驗。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之所以能吸引臺灣讀者，我想是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地域政治的影響範圍絕非侷限於當地。當我們討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我們討論的是一場土地之爭——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流離失所的猶太難民湧進這片土地，而當地的巴勒斯坦居民因此成了難民。這場衝突不但影響了全球政治與人口統計的平衡，也嚴重撕裂了歷史上早已互信共存的兩個民族之間的情感。《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一書探討的便是這些議題。

既然這場衝突起因於失根的人們流落異鄉後亟欲尋根的渴望，因此本書也談到如何從國家認同的束縛中解脫，如何擁抱異己，如何以欣賞包容的眼光分享並讚揚彼此的差異。書中描繪了兩方人民如何克服這場衝突所帶來的種種障礙相互結盟；過去分處政治光譜兩端的宿敵搭起友誼的橋樑，跨越這道鴻溝。

然而在這篇序文裡，我也想分享一段我造訪臺灣的經驗。我在中東世界住了十年後又再度遷回倫敦，而就在我父親過世三個月後，我從倫敦來到了臺北。

有天晚上我前去參觀位於臺北市中心某知名夜市附近的龍山寺。

我繞著寺廟外圍漫步，沿路有各個販售紀念品與供品的商家。四處都有人焚香，人們購買一捆一捆的紙錢獻給另外一個世界的居民。我沒有買紙錢，只買了一些香燭。我還買了一些火龍果當作供品。火龍果怪異斑駁的外皮令我想起童年在孟加拉常吃的Ata，那是一種果肉豐厚乳白的水果，也就是俗稱的釋迦。在隔開神像與訪客的鐵欄後方，人們爭先恐後地擺放各種供品。看著眼前這麼多水果供品，我忍不住想著天上的列祖列宗們恐怕會吃得太飽。

我當時還未走出父喪之痛，而既然我父親下葬的孟加拉小鎮離臺北近得多，我想道教眾神應能替我向父親在天之靈傳遞訊息。

我看見一位老婦人手裡把玩著四顆黑色骰子。她把骰子往路障旁的石頭底座扔，嘴裡快速念著某種禱詞，接著才將骰子收回重複同樣的動作。我站在那裡看了她二十分鐘，她不斷重複扔擲、收回骰子的動作看得我出神，或許這便是這個遊戲的意義。

站在道教眾神前，我問道，究竟哪一種現實更具威力？是我們天生所處的環境，抑或是我們離開原生地之後藉由旅行與個人經驗所累積的體悟？

在龍山寺，我將耶路撒冷的墮落以及無法還原的過去，還有未能實現的種種可能隨著香炷全放在祭壇上。眼前這些來自另外一個世界與文化的眾神，將會根據我過去每個決定的是非曲直來判定要輕拍我的背給予安慰，或是狠狠訓斥我的不是。臺北的燈火是如此鮮明，要是能從這座城市上空飛嘯而過，必然會是一種超現實的體驗。走在臺北街頭宛如走在一顆燈泡裡，從衛星照片看來，這座城市簡直像是一顆帶著多色火焰的火球。臺灣人對燈光有種偏執的迷戀。我下榻飯店浴室的水龍頭會在我開水時亮起。捷運月臺上也有一排紅色警示燈以警告乘客切勿跨越黃線，而列車進站時又有另外一組燈會跟著閃爍。整個城市從售票亭到販賣機到計程車的方向盤，全都裝上了各色小燈泡。過去龍山寺還曾開放信眾捐獻油燈以紀念先人，如今油燈已改為迷你電子閃燈。廟裡的柱子上已無多餘空間能擺放新燈以紀念近來的逝者。

我朝著路邊攤走去，想看一些「世俗的」玩意兒。臭豆腐與碳烤章魚的香氣指引我隨著行色匆匆的臺北夜生活行家走入狹窄巷弄內。我走在一條裝滿彩色小燈泡的小徑內。我覺得自己好特別。

導讀 在這片土地上孕育關於生命的故事

去年過生日前，我在英國的宿舍中收到一個頗厚實的包裹，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張巴勒斯坦紅、綠、黑、白四色的國旗，一塊巴勒斯坦人用來當頭巾或領巾、充滿巴國民族風情的克菲葉巾（Kufiyeh），上面也是巴勒斯坦國旗色的中東圖案與刺繡。我不是工藝品專家，但那塊克菲葉巾的手工，比我在中東見過的都要精細。我把紙盒翻過來，才倒出了一張紙片，上面用英文寫著：「我們終於回家了，謝謝妳的文字，期待能跟妳再見面，希望那時候巴勒斯坦已經和平。生日快樂。」

署名的是二〇一四年夏天，在以色列「護刃行動」發生，對加沙地帶狂轟猛炸時，我訪問過的一對在加沙出生、成長的夫婦。「護刃行動」（或「二〇一四以巴戰爭」）總共維持了接近兩個月，最終造成二千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每天的死傷報告從活生生的面孔，逐漸模糊成一堆數字，偶爾有以軍在加沙海灘射殺踢足球的孩子的新聞，或許能夠得到和平時的人們的一點憤慨與眼淚，然而世界領袖似乎多在隔岸觀火，把令人類蒙羞的暴行，說成以色列的自衛權。記得那位巴勒斯坦女孩對我說，她自小就常常聽到炮火聲，雖然不知道戰爭就在家門前，但在懵懂的年紀，她已經在學習和炮火聲共處。及後她經歷了二〇〇九和二〇一二兩次加沙戰爭，並且坦言「未來」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個難以觸踫、虛無飄渺的話題，但又是他們還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當你已經習慣要逃跑，當家園在下一秒可能頓成廢墟，當在西岸生活也一樣不能指望，除了遠走高飛離開巴勒斯坦，你就只有頑抗。」

因為有人在侵略，有人在頑抗，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似乎每一天都有事情在發生。

執筆之時，即二〇一五年四月，巴勒斯坦剛剛以國家身分加入了國際刑事法庭。三年前巴勒斯坦成為了聯合國觀察員國，終於獲得了聯合國承認的國家法人地位，可以將以色列在過去多次加沙戰爭中的戰爭罪行搬上國際司法系統。然而國際法，在真正的現實政治權力關係面前，不過是寫在紙上好看的所謂法律：早在二〇〇四年，國際法庭就在一份諮詢意見中裁定以色列的隔離牆（Separation Wall）違反國際法及侵害人權。巴勒斯坦西岸是一個被（屬於以色列人的）基礎建設、屯墾區與隔離牆切成一塊又一塊的土地，巴勒斯坦農夫如果被隔離牆擋在他世代耕作的土地之外，他每天可能要用上數小時排隊，穿過重重關卡，而且只能走巴人能走的路，才能踏上屬於他的田埔之上；巴勒斯坦的孩子要上學，也會在關卡被以色列士兵隨意攔下，搜身、搜書包，毫無自由可言。這些「不合法」的隔離牆製造了許多的不公義，高牆卻沒有一磚一瓦被推倒。

另一邊廂，以色列大選也在二〇一五年三月完成，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領導的利庫德集團（Likud）連續第三次當選。納坦雅胡在選前再一次提出右翼路線的巴勒斯坦政策，表明不會容許巴勒斯坦組成政府，結果成功擊敗了中間偏左的猶太復國主義聯盟，並且將與走極右路線，曾經提出殺光巴人婦女以防她們生出更多「小蛇」的「以色列我們的家園黨」（Jewish Home）組成聯合政府。選舉之前不少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聯盟寄予厚望，因為若他們勝出，代表以巴或許可以重新啟動和談。然而以色列再一次選擇了右翼路線。當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對此覺得安心。我的以色列朋友就不止一次跟我說過：「令以色列最不安全的不是哈馬斯，也不是巴解組織，而是納坦雅胡。」諷刺的是，以色列立國時，矢言建立一個會忠於自由、平等等基本價值的國家，然而從以色列於巴勒斯坦立國，將巴人村落連根拔起，將巴人家庭趕出這個新國家，建立起比柏林圍牆更高的隔離牆的一刻起，它就注定無法緊守這些白紙黑字書寫在建國宣言上的價值。

對於巴勒斯坦的未來，身為猶太人的著名學者杭姆斯基（Noam Chomsky）就說：巴勒斯坦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當然是美國和以色列放棄他們拒絕談判的態度，第二是繼續現行的政策，而這種政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令耶路撒冷、約旦河谷以及在隔離牆內的所有土地都落入以色列手中。而剩下的土地就會被無止盡的關卡、道路和其他以色列的建設切割得體無完膚，而巴勒斯坦人會繼續「活得像狗一樣」。許多人認為巴勒斯坦應該暫時放棄抵抗，且待成為以色列國家的一部分，再進行公民起義；而杭姆斯基則把這種想法打為「妄想」，因為以色列有美國撐腰，根本不需要接納巴勒斯坦方的漫天殺價，給自一九四八年起流放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母土的權利。

前年我在黎巴嫩探訪過一家巴勒斯坦人，那位年近九十的老婆婆至今仍然留著她希伯侖老家的鑰匙，雖然她口中的「老家」，現在可能已經成為一個以色列四口之家的安樂窩。巴勒斯坦問題之所以成為一代又一代記者、作家、知識份子最關心的問題，不止是因為當中的不義，也是因為以巴問題不止是中東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阿拉伯世界曾經以解放巴勒斯坦為己任，然而在兩次中東戰爭後，許多所謂阿拉伯「兄弟」都採取了親美政策，巴勒斯坦失去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更加孤立無援。現時學術界和許多反錫安主義組織，都提倡仿效八十年代推翻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杯葛政策（BDS行動），罷買以色列產品，學者和藝術家等亦拒絕出席為錫安主義塗脂抹粉的活動。近日在美國人權組織的多番抗議下，以色列的飲料公司「SodaStream」終於將他們的產品標籤改為「（巴勒斯坦）西岸製造」，以示其廠房建於強占而來的巴勒斯坦人土地上，算是BDS的一個小勝利。

當然巴勒斯坦這片土地還是孕育了許多故事，關於生命的故事，包括《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作者利皮卡．佩拉漢寫的這一個。經常缺水缺電的加沙地帶，是世上其中一個生育率最高的地方，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近一百七十萬人，在斷水斷糧的狀態下還依然高踞世界人口增長率第七位。無論生活如何艱難，未來如何難以確定，巴勒斯坦人仍然相信，活著就是最好的抵抗。所以我相信，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關於生命的故事，都值得說，也值得聽。

陳婉容（本文作者為香港作家、評論員、獨立記者）

◎《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總編輯／李取中、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李宜澤、作家／馮光遠、作家／黃國華、主持人、作家／蔡康永　聯合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香港作家、獨立記者／陳婉容　專文導讀

◎「作者將私生活的荒誕故事與內心衝突，自然而然地與外在世界交織成這本觸動人心的回憶錄。」──作家賽胡雅．夏雷夫（Zeruya Shalev），著有《西拉島（Thera）》、《丈夫與妻子（Husband and Wife）》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