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吳介民　尋岸：跟隨一位記事者的蹤跡

馬紹章　我心悠悠念兩岸

王丹　一個真正的知中派記者

第一部 兩岸？

01 失落的競技場

02 國家的囚徒

03 從忠魂遺骸到叛國軍官

04 媒體的選擇

第二部 無岸？

05 辜汪的巨靈

06 兩個南京

07 向左轉？向右轉？

08 盜火者

第三部 彼岸？

09 被命運共同體

10 北京玉淵潭南路九號院

11 從自由台灣到自由中國

後記

第一章 失落的競技場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六號正午，在北京五棵松棒球場上，中華台北和古巴正在熬戰。原本不怎麼被看好的比賽，卻因為先發投手李振昌出人意外的精采表現，讓台灣球迷格外亢奮。突然，看台上的台灣球迷間響起一陣嗡嗡聲，還有人歡呼起來。球迷的長鏡頭和看台上便衣保安的攝影機同時舉起來，對著同一個方向。

「又拿出來了！又拿出來了！」

「在哪裡？」

「右外野，靠一壘那邊，上頭，出口旁邊。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看起來是耶……可是……不會吧……」

在本壘後頭的採訪席上，一群台灣記者急急地交頭接耳，紛紛打起手篷遮擋剛過正午的刺眼陽光，努力朝外野看台蒐尋著。因為，據說那裡有人拿出了一面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就這麼揮啊揮的。記住了那面旗大概的位置，一班台灣記者就轉頭跑出內野看台，繞著場外往那面「國旗」所在的外野看台狂奔。到了那個座位，一站定，看到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時，不認識的人傻眼了，認識它的人開始悶笑不停。

那個，其實是一面緬甸國旗。準確的說，是一面「當時」的緬甸國旗。它和中華民國國旗一樣都是「紅地」，左上角有四分之一的「青天」。但在「青天」中央的不是十二道光芒的「白日」，而是中央帶著一束稻穗的白色齒輪，齒輪外綴著十四顆五角星。遠遠地從內野往外野看去，真的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一模一樣。二零一零年十月，緬甸政府更換了國旗的式樣，「青天白輪滿地紅」走進了歷史。

這面旗拎在一個年輕女孩子手上，她穿著短褲T恤，一張華人的臉孔，但身邊的同伴有些外國人。她專心和身邊的幾位朋友注意著場中的動態。但她四周除了她朋友以外的人，注意力都在她身上。

和記者同時趕到的，還有幾個穿著藍底白領Polo衫，就是志願者制服的中年大漢。他們臉色緊繃、頂著平頭、挺著肚子，怎麼也不像一般的大學生志願者。幾天採訪經驗告訴我，這一群必定是保安人員。球場的看台上布滿了或明或暗的保安。明樁身穿白色制服，背上寫著「保安」兩字，耳朵裡塞著一枚耳機。暗樁雖然穿著各色各樣，但並不難認。他們有兩大特色：不管是李振昌投出三振或是古巴隊打了全壘打，他們都面無表情，無動於衷。再者，別人在看球，但他們總在看別人。

還有的「暗樁」穿著志願者制服，但你一眼就能看穿他。因為一般的志願者絕大多數是笑臉迎人的大學生。但一有中華隊出賽，場邊的一大半「志願者」就成了留著大平頭、皮膚黝黑、神情呆滯的小伙子。這群小伙子不會拿著志願者的彩色橡膠手圈，帶著無法拒絕的笑容拜託你：「能不能跟你換一個台北隊的pin？」他們有時也會不小心說溜嘴，對一位台灣辣妹承認自己其實不是志願者，而是武警學院的學生。只要看到掛著證件的記者在和台灣球迷講話，他們必定不顧你感受的附耳過來。這時，你台語再爛都要硬著頭皮拿出來。

四局下半，兩人出局，古巴隊第七棒馬雷塔對準李振昌的第一球揮棒，一記反彈球正對著一壘手而去，彭政閔接住球，輕輕巧巧傳給補位的李振昌。四局結束，依舊是零比零。

台灣觀眾一陣歡呼，驚嘆李振昌竟然封住了古巴隊棒棒如同大砲一樣的打線。這面青天白「輪」旗滿地紅又在這個女孩子手上揮了起來，配合她搖晃著的身體，像是跟著心裡的音樂輕快地跳舞。她就是這樣，每當中華隊有好表現的時侯，她就拿出旗子來助陣。有時也把旗披在身上。不少人注意到，這旗子的側邊是撕破的，抽出來的纖維鬚鬚，隨著旗面被風吹得前後搖擺，像金魚的尾巴。

大漢們手上的對講機傳出了幾句短指令，內容聽不太清楚，但在她左、右、後的「包圍圈」卻開始後退，從「準備動手」的態勢變成了「待命監控」。有穿志願者制服的保安拿起相機對著她拍照蒐證。也有保安向身邊的記者同業打聽，這究竟是面什麼旗。

九局上，一比零落後的中華隊展開最後反攻，她也跟著場上中華隊球迷一起站起來，高舉手上的緬甸國旗，不再遮遮掩掩。但現場保安一直只是監控著她，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當比賽結束時，台灣的記者一擁而上，這才謎底揭曉。原來這個女孩子姓李，二十六歲，哈佛大學醫科學生，當時正在北京實習。她說自己在台灣出生，七歲移民美國；曾經回台灣念了初、高中，之後再到美國念大學。

「這個點子不是我想到的」，帶著一點點英語口音，她說，中古之戰是她第二次進場看球，上一次是中華對日本，那時並沒有準備任何「道具」。散場後，她在網路上看到這個點子，就在市面上買了一幅緬甸國旗，「花了我八十塊人民幣，遠遠看只有齒輪和稻穗不一樣，真像我們國旗。」

進場時，「安檢人員關切了一下」，她向對方力爭說，緬甸是國際奧會會員國，沒有道理不能帶他們的國旗進場。但安檢人員說，這面旗太寬，違反了北京奧組委的規定，她也當場就把旗撕掉一截。安檢人員再問她的基本資料，她表明自己是美國人後，才順利通關。

擔不擔心這樣做可能面臨的後果？她搖搖頭：「我沒想那麼多。」唯一怕的只有在台灣的父母替自己擔心，「拜託你們不要把我的基本資料寫得太清楚。」

這樣做是抗議嗎？她搖搖頭，「不是為抗議，for peace！」

一句「for peace」，道盡多少台灣球迷的辛酸。這種辛酸源自一個巨大的反差；來自場邊台灣球迷的心情，絕大多數帶著善意而來，和從日本、美國、法國、或者澳大利亞造訪的觀眾沒有一點不同。但在這場「中國人的世紀盛會」上迎接他們的，卻是他們怎麼也想像不到的差別對待，甚至是羞辱。

***

二個多月前，馬英九意氣風發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兩岸關係立刻從陳水扁執政末期的冒進台獨路線急轉調頭。北京奧運，就好像早就預備好的，是為慶祝兩岸關係回暖而安排的一場奢華的宴會。

雖然馬英九稍早在投票前幾天，曾經以「蠻橫無理、愚蠢、自以為是」的重話回應中國總理溫家寶對「公投入聯」的批評。馬英九甚至撂話，若中共繼續鎮壓西藏人民，他當選總統後將不排除停止派團前往北京奧運。但六月底兩岸海基會和海協會制度性協商恢復，雙方代表江丙坤和陳雲林彼此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一握手，中共高層似乎已經，至少表面上諒解了馬英九的「選舉語言」。台灣當然也沒有抵制北京奧運。

兩岸氣氛是好轉了，但回過頭來看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其實是操練兩岸新關係的第一個實驗場。這場實驗從台灣的「政治定位」開始。

談「兩岸政治定位」，不只是「九二年有沒有共識」這一類的言詞之爭，而是牽涉一連串更實際的「操作型定義」。雙方當下就面臨到的操作問題是：在奧運這場的場合，會員國的元首必定受邀到場，但馬英九一定是到不了北京的，總統不去，誰來「代表」中華台北？這位代表是民間人士？還是政府官員？或者其實是官員，但用一個民間的身份？這位代表（或代表們）吃飯時坐哪裡？看比賽時誰陪同？乃至於在中國中央電視台轉播時，應該得到什麼級別的「出鏡」（上鏡頭）時間？

在共產中國，絕大多數事物都難逃政治安排，「政治」的操作型定義之一，就是一套被絕對遵守的森嚴規則。只習慣西方式民主的人，開始進入中國時都要跨過這個不低的門檻。但這套規則的存在也有好處，就是只要能一窺門徑，由「外」就可以看到「內」，由「形」而可以掌握「神」。在冷戰時代，台灣或西方的中共問題專家，可以從《人民日報》上照片的排位座次，或者領導人名字出現的順序，察覺北京高層政治權力變動或轉移的線索。這種移植自前蘇聯研究的「克里姆林宮學」( Kremlinology )，當時就被直接稱為「北京學」( Pekingnology )。

直到今天，「北京學」仍然是研究中國或處理中國新聞行之有效的知識架構，甚至包括在兩岸關係的領域。從中共政權在北京奧運這樣的「世紀慶典」上，如何選擇、安排他所認定的「台灣代表」，就能了解他對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台灣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架構。

「誰來代表台灣」這個問題，事實上在二零零五年連戰、宋楚瑜訪問中國大陸後，中共就開始部署鋪陳。在「黨對黨」的思維下，國民黨和當時仍有一定政治實力的親民黨就是「台灣地區代表」，因此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國、親兩黨主席吳伯雄和宋楚瑜就被安排在「元首區」，而其它包括新黨主席郁慕明等台灣貴賓則安排在「貴賓區」。

為什麼執政黨的主席、前主席，甚至於一位非執政黨主席，都可以在奧運場合代表「中華民國」、「台灣」或者「中華台北」？在當時的情境裡，沒有太多人提出這個「反高潮」的問題。因為二零零八年兩岸關係的政治架構，早在二零零五年就已鋪排完成，馬英九政府一上任，已經沒有選擇，必須概括承受。

***

不管有沒有人質疑，至少連、吳、宋三位對這樣的安排看起來是志得意滿的。八月八號下午，開幕典禮前幾個小時，吳伯雄在下榻的飯店大廳面對著一排攝影機，記者問他，等下看到中華隊繞場，打算怎麼替中華隊加油？吳伯雄回答：「大聲喊！就對了！」跟著笑出了他招牌的瞇瞇眼。

運動員繞場接在張藝謀執導的開幕表演之後登場，而中華台北的出場順序，也經過兩岸官員好一陣協商。台灣原本提出的是按照英文字母順序，中華台北縮寫「TPE」，按T字排序，有別於中國的「C」字排序。因為按「C」字排序將使台灣跟在香港之後進場，造成港台「同為中國屬地」的印象。

中國奧組委則提出，按奧運規章，也可以依照主辦國使用的文字排序，這樣台灣會被依照「中」字排在第二十四位，前頭是日本，後頭是中非共和國，再來才是「中國香港」。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曾經公開發言要求，即使中非共和國沒有選手，牌子也一定要繞場。這樣的用意，也是為隔開台灣和香港。

此外，「中華台北」和「中國台北」雖有一字之差，卻牽繫著兩岸關係不能承受之重。中國官員賽前有意無意的發言失誤或試探，把「中華台北」說成是「中國台北」，更繃緊了兩岸在檯面下的關係。「中華台北」這個名稱的出現，源自中國在一九七一年進入聯合國之後，國際奧會也開始浮現「中國代表權」問題。國際奧會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通訊投票中，確認了「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中國可以使用五星紅旗和義勇軍進行曲做為會旗會歌。至於台灣，中華奧會和國際奧會在一九八一簽署了「洛桑協議」。協議規定，「梅花五環旗」是台灣可以使用的旗幟，同時也將台灣的名稱定為「Chinese Taipei」。但這個字的中文究竟該如何翻譯，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才由台灣奧會秘書長李慶華在香港和中國奧會主席何振梁簽署協議，定名為「中華台北」，而不是此前中國官方使用的「中國台北」。

自此之後，台灣就一直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與奧運。但在北京奧運這個中國的「主場」裡，中共當局會不會遵守這個行之有年的名稱，一直讓台灣很擔心。特別是七月十一號，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對中央社發表的這一段談話：

「『中國台北』和『中華台北』都是英文『Chinese Taipei』的中文譯文。兩岸奧委會協議不涉及協議以外的大陸其他團體、組織和人士使用『中國台北』譯文的權利，使用『中國台北』也不能說成是矮化台灣。」

楊毅的談話，再加上中國官方媒體在報導時仍然使用「中國台北」一詞，並沒有轉調的跡象，這讓馬英九政府非常緊張。國民黨中央在七月十五號「中山會報」上討論了奧運問題。會後定調：「奧會模式是最低底限，」要求中國遵守遊戲規則。黨內人士也建議吳伯雄、連戰兩人小心提防，避免遭北京「穿小鞋」，甚至要求對岸必須事前「說清楚、講明白」。為了因應可能的突發狀況，代表團前線由中華奧會主席蔡辰威、體委會主委戴遐齡和陸委會文教處長陳會英等人，組成了前線應變小組。

二十六號，距離開幕只剩十四天，中國國台辦為台灣媒體舉辦了一場俗稱「吹風會」的新聞背景說明會。發言人李維一和楊毅一起出面，做出保證：只要在奧運場館裡，只要與台灣隊伍有關的名稱，大會一律使用「中華台北」。但他們仍然堅持中國媒體要使用什麼稱呼，不在奧會協議的範圍裡。

李維一和楊毅的宣示，為這起爭議定了調。中方沒有放棄使用「中國台北」的權利，但保證在會場中不會使用。中方守住了立場，台灣消除了所有模糊地帶。剩下的，只是密切關察中國能不能遵守自己的承諾。如果中國藉著「主場優勢」，在開幕式上「吃豆腐」，擅自強行用「中國台北」取代「中華台北」，台灣代表團立刻會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

奧運開幕的運動員繞場儀式開始了。排序二十三的日本隊出場時，並沒有太多掌聲和喝采，大會報幕的廣播因此靜止了四、五秒。接下來，關鍵的時刻到了。在法文和英文的「Chinese Taipei」之後，當司儀用中文報出「中華台北代表團」那一剎那，「前線應變小組」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而現場也幾乎聽不到主持人對「中華台北代表團」的介紹，因為全數淹沒在一片巨大的歡呼與喝采聲裡。

事後一位官員透露，當時政府預備了兩套方案：第一是中共完全遵守奧會規定的名稱，應變小組就開綠燈放行，台灣代表團正常參加繞場。

「如果他們報幕時真的來一個「中國台北」怎麼辦呢？」

「運動員全部往回走，不出場。讓大會準備的牌子自己去繞場。」

在有協議、有規範的場域，台灣可以要求中方依協、依規範行事。但在其它中方可以自行做主的地方，台灣還是吃了悶虧。比如央視的轉播。

台灣代表團繞場時，央視給了掌旗官女子壘球選手賴聖蓉一個特寫。她一左一右大角度地揮舞著那面白底色的梅花五環旗。前排的隊職員，人人左右手各拿著一面小五環旗，臉上堆滿著微笑，走進場內。在隊伍後排的選手，也有自己拿著小相機的，別人拍他，她也拍別人。

從中央電視台的轉播裡可以看到，台灣代表團出場時，連戰、吳伯雄和宋楚瑜三對夫婦都站了起來。連戰高舉雙手左右揮動；吳伯雄振臂向上，一次又一次地用力舉出V字型；宋楚瑜的鼓掌動作大到不能再大。三位夫人中最有人氣的陳萬水，穿著一身黑裡鑲黃的套裝，身體跟著會場的鼓聲輕輕搖擺，笑得非常開懷。

身為中國中央電視台，能擔綱轉播奧運的導播，技術必定頂尖不在話下。但更重要的，是不能犯一丁點「政治錯誤」。對照其它國家隊伍入場，可以發現央視導播安排畫面的規則，例如日本代表團進場時，在隊伍前方的名牌和國旗畫面之後，接著鏡頭會切換為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夫婦；法國隊進場，也是如此，法國國旗後切入的是總統沙克吉。

但中華台北進場時，央視的畫面是這樣安排的：

「中華台北隊全景」

「掌旗官賴聖蓉和繞場隊員近景特寫」

「胡錦濤鼓掌」

「看台遠景」

「連戰、吳伯雄、宋楚瑜三對夫婦」

隔了一個中非共和國之後，「中國香港」進場時，鏡頭的安排是：

「香港代表團全景」

「特首曾蔭權夫婦」

「看台遠景」

「團員特寫、遠景」

「特首曾蔭權夫婦」

「胡錦濤特寫」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即使是開幕現場轉播，央視也不會忘記藉機來一番政治宣示。縱使台灣方面一再關切，要求中方必須嚴格遵守「奧會模式」。但再怎麼關切，也管不到央視導播切換鏡頭的那根手指上頭。

***

在北京奧運期間，從接機、宴請、到觀賽，都遵循著一定的兩岸政治原則。連、宋、吳三位藍營大老當然備受禮遇，但是也層次分明。當連戰以「胡錦濤私人友人」的身份到北京時，王毅先來接機，再和連戰一前一後搭車到釣魚台國賓館養源齋會面。而宋楚瑜到北京時，王毅也去接機，設宴接待的則是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吳伯雄到北京時，王毅依然去接機，但設宴的確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

八月八號中午，胡錦濤和夫人劉永清宴請一百八十多位各國元首政要和皇室成員，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主一桌。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排開直橫各三桌，每桌二十人，聲勢驚人。但台灣代表並沒有人坐上胡錦濤的「牡丹」主桌，連、宋、吳三對夫婦在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月季」席位就座，由國台辦主任王毅陪同。在午宴結束後，胡錦濤則會見了三位台灣代表。他說：「在主場作戰，台灣的運動員一定會取得優異成績。」

我們在八月十三號，台灣人最關心的對戰荷蘭的棒球賽現場，也依然可以看到這一政治安排。早一點曾經傳出溫家寶會偕同吳伯雄和宋楚瑜一同觀戰，甚至傳過胡錦濤要出現。但最後證明，出面的仍然是政協主席賈慶林和台辦主任王毅，完全符合對台灣統戰的高層分工和接待規格。從前排記者席往上看。貴賓席由上而下第二排正中央端坐著賈慶林，吳伯雄和宋楚瑜夫婦分列左右。國台辦主任王毅在賈慶林前排，和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比鄰而坐，再過去，隔著中國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就是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和他的新婚妻子，當時最吸引媒體注意的曾馨瑩。

檯面上的交往和交流，檯面下的私誼和角力——你不知道的兩岸內幕。

一段看似樂觀可期的旅途，卻一路跌跌撞撞——海峽兩岸何以變得遙遠無岸？

以台灣視角分析兩岸交往十年歷程的第一本書！

在北京奧運的棒球場上，台灣女孩為何孤獨無奈地揮舞著一面緬甸國旗？而零八奧運，又是如何被型塑為兩岸互動新模式的起點？台灣情報人員在越南被中國公安強行擄走囚禁至今，從扁政府到馬政府為何都不願面對、也未能解決，而被強制扣押的法輪功成員鐘鼎邦，又為何只能依賴民間的力量回到台灣？為何黑蝙蝠中隊的忠魂遺骸至今無法返鄉，而叛國軍官林毅夫的「鄉愁」每一發作，台灣社會就要撕裂一次？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台灣意識如何被抽離，只剩下京劇代表對中國文化的孺慕？汪辜虛幻的「友誼」又是如何在零八年之後成為兩岸祭祀集團頂禮膜拜的巨靈？當南京變成台灣政商大老直通北京的捷徑時，台灣政府又是如何被架空和綁架，只能無奈地與之對抗？民進黨零八年在野後，又是如何在面對中國上進退失據、高度喪失自主性，逐步邊緣化？

當中國因素壟罩島嶼，當政治力量滲入台灣社會各層面，兩岸互動交往的旅程會走向何處？二零零八年陳雲林第一次訪台，如何激發出野草莓世代、喚醒野百合世代，並匯流為二零一四的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當台灣人民擔憂自身的香港化時，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又如何從台灣得到相似借鑒？這兩塊處於大陸邊緣的土地，如何唇亡齒寒、漸行漸近，成為「被命運」共同體？當年，雷震等知識分子對自由中國的想像，無疑已經演變成自由台灣的實踐，而這會再次牽動新一輪的新自由中國熱忱嗎？

走訪政治和兩岸新聞十餘年的資深記者李志德，深入內幕，親臨現場，尋找蛛絲馬跡，獲得無數真實的第一手資料和故事。在兩岸經貿往來、政治角力洶湧澎湃的熱潮和暗流中，分析、探討台海交流的困境，為這個時代留下真實註腳。本書裡的這些故事，是會為兩岸歷史寫下新頁，還是在茫茫望不見彼岸的海峽中擱淺？

李志德

資深媒體人，民國五十八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聯合報》地方版編輯、政治組記者、《蘋果日報》大陸中心記者，現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駐台記者。同時也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中國新聞小組成員。他從事採訪工作13年，幾乎全部在台灣政治和兩岸新聞領域，著有《海風泱泱》一書。

王丹(清華大學助理教授)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馬紹章(海基會副董事長) 專文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