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鄭端耀：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的先知

推薦序（二）：張登及：理性的總和？恐懼的總和？

推薦序（三）：張國城：米爾斯海默的思想及其運用

2014新版前言

2001舊版前言

致謝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無政府狀態與權力競爭

第三章 財富和權力

第四章 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第五章 國家的生存戰略

第六章 行動中的大國 ──攻勢現實主義的歷史案例　

第七章 離岸平衡手 ──英國與美國的特殊地位

第八章 抗衡與推卸責任 ──論國家如何自保？

第九章 大國戰爭的原因

第十章 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

附 錄 向台灣說再見？

注 釋

◎第二章 無政府狀態與權力競爭

我認為，大國總是虎視眈眈地伺機而動，拼命尋找機會謀求力壓其國際上的對手，且在取得霸權的地位之前絕不罷休。除了那個國家以世所罕見的絕對優勢凌駕所有其他國家，我不認為會有那個國家是安於現狀的。相反的，國際體系中到處是心懷修正主義意圖的大國。本章將展現一個解釋這種權力競爭的理論。特別是，我想闡述支持我觀點的一種令人信服的邏輯，即大國謀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權力。在本章中，我不打算用歷史記錄檢驗攻勢現實主義，這一重要任務將留待後面的章節討論。

國家為什麼追逐權力？

大國為什麼彼此角逐權力和爭奪霸權？我對它的解釋源自國際體系中的五個命題（assumption）。其中任何一個單獨的命題都不足以確保國家表現出競爭行為。但這些命題綜合在一起則可以刻畫出這樣的世界：在這裡，國家有充分的理由考慮採取侵略行為。特別是，該體系鼓勵國家尋找機會最大化地奪取權力。

命題是否一定得忠於現實世界裡的事實？有些社會科學者認為，支持理論的命題無須與現實相吻合。確實，經濟學家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說過，最好的理論的「命題往往不能恰當地反映現實。一般而言，理論越是重要，其命題越是不切實際」。按照這一觀點，解釋力（explanatory power）是一個理論的全部價值所在，不合現實的命題如果能衍生出一個理論，告訴我們世界是怎樣運作的，那麼這些潛在的命題是否具有現實性並不重要。

我反對這一說法。儘管我贊同估價理論的最終標準是看它的解釋力，但我同時也相信，一個建立在非現實或錯誤命題上的理論，不可能充分解釋世界的運作情況。健全的理論應該建立在有效的命題之上。因此，這五個命題中的每一個都合理地展現了國際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大基本命題

第一個命題是，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這並不意味它四處充滿混亂和無序。我們很容易得出這一結論，因為現實主義描述的是一個以安全競爭和戰爭為特色的世界。但是，就概念本身而言，現實主義關於無政府狀態的概念與現實世界裡的國家衝突毫無關係；這一概念說明的只是一種秩序狀態原則，即國際體系由眾多獨立國家組成，但並不存在任何凌駕於這些獨立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機構。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的主權是與生俱來的，因為國際體系中沒有更高的統治機構。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

第二個命題是，大國本身具備某些用於侵略擴張的軍事力量，為其彼此傷害甚至摧毀提供必要的資本。雖然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具軍事實力，並因此更加危險，但國家本身就是彼此潛在的危險。一國的軍事力量常常等於任其擺佈的特殊武器，即便沒有武器，那些國家的個人也會以拳腳為工具攻擊另一國的人民。說到底，只有人有雙手，就可以掐住別人的脖子。

第三個命題是，國家永遠無法把握其他國家的意圖（intentions）。尤其是，任何國家都不能肯定另一個國家不會以進攻性軍事力量攻擊它。這並不是說國家非得圖謀不軌、野心勃勃。確實，體系中的所有國家也許都非常仁慈善良，但它們不可能確信這一判斷，因為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的確定別人的意圖為何。導致侵略的原因有多種，任何國家都無法肯定另一個國家不會因其中一個原因而產生侵略野心。另外，意圖稍瞬即變，一國的意圖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卻是敵意的。意圖的這種非確定性是無法避免的，這意味著國家永遠無法斷定其他國家在具備進攻能力的同時不會心懷進攻的意圖。

第四個命題是……

（後略）

◎第六章 行動中的大國－－攻勢現實主義的歷史案例

（中略）

日本：一八六八至一九四五年

一八五三年以前，日本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美國和歐洲大國很少有接觸。兩個多世紀的自我孤立的影響是，日本有一個封建政治體系和落後於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經濟。列強用「炮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於十九世紀五〇年代「打開」了日本的大門，強迫它接受一系列不平等的商業協議。同時，列強企圖控制亞洲大陸的疆域。日本無力影響這些進展；它只能乖乖聽話。

日本通過在國內和國外模仿列強，對自己不利的戰略地位作出反應。日本領導人決定改革他們的政治體系，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與西方競爭。正如日本外相在一八八七年所說：「我們必須做的是改造我們的帝國和人民，讓我們的國家像歐洲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像歐洲的人民。不同的是，我們必須在亞洲的邊緣上建立一個新的、歐洲式的帝國。」5

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是復興路上的第一步。6雖然日本早期的現代化重點放在國內政策上，但是它幾乎立刻就開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一個大國的角色。7韓國是日本第一個征服對象，但在十九世紀九〇年代中期，顯然日本專心於控制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到一戰結束時，日本已經明顯要在亞洲尋求霸權。直到一九四五年在二戰中被澈底擊敗，日本的進攻傾向一直未受到動搖。從明治維新到日本在東京灣投降中的近八十年裡，日本幾乎利用了大國權力平衡中每個有利的變化來積極行動，增加其世界權力的份額。8

在研究日本外交政策的學者中有一種共識，即日本在一八六八至一九四五年間一直在尋找擴張和得到更多權力的機會，而這種行為背後的主要動力是對於安全的考慮。例如，池信孝（Nobutaka Ike）寫道：「回顧歷史就會發現，這個時代裡反覆上演主題就是戰爭，不論是正在進行還是在為其做準備……這讓我們得出這樣一個推測，即戰爭代表了日本現代化過程中一個固有的組成部分。」9甚至傑出的守勢現實主義者傑克•史耐德（Jack Snyder）也承認：「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到一九四五年，所有的日本政府都是擴張主義政府。」10

關於日本的動機，馬克•皮蒂（Mark Peattie）以這句話表達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心聲。他寫道：「有證據表明，日本帝國在判斷要取得哪些領土時，核心的關切是其相對於西方大國在亞洲的擴張造成的安全——與不安全——問題。」11甚至E. H. 諾曼（E. H. Norman），一位對明治維新的獨裁領導提出尖銳批評的批評家，在總結所有的歷史教訓時也「警告明治時期的政府官員，在一個受人宰制的國家和一個如旭日東升般強大的帝國之間沒有第三條道路。」12石原莞爾在一九四六年五月東京戰犯審判庭上也明白地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在挑戰一位美國檢察官時說了以下這段話：

你沒有聽說過佩里嗎［美國海軍的準將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他參與了第一次美日貿易協定的談判］？你難道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嗎？……日本的德川家族相信孤立；它不想和別的任何國家發生關係，緊緊地鎖著自己的門。然後佩里坐著黑色的船從你們的國家來了，打開了那些門。他把他的大炮對準日本並警告說：「如果你們不和我們做生意，當心這些東西；打開你們的門，也要和別的國家談判。」當日本打開門並試圖和別的國家做生意時，它明白了所有的那些國家都非常具有侵略性。所以為了自己的防禦，它把你的國家當作老師，開始學習怎樣能有侵略性。你們也許會說我們成了你們的徒弟。為什麼你們不把佩里從另一個世界傳來審訊，把他當作一個戰犯？13

目標和對手

日本原則上要控制亞洲大陸的三塊地區：韓國、滿洲和中國滿洲指中國東北一帶，是中國的一部分。韓國是第一個目標，因為它離日本很近（參見圖6.1）。大部分日本決策者當然同意德國指揮官把韓國描繪成「一把刺向日本心臟的匕首」14。滿洲在日本的目標名單上列第二，因為它也正好位於日本海的對面。中國是比韓國和滿洲更遠的一個威脅，但它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一旦行動起來，在經濟和政治體系進行現代化改革之後，它有統治整個亞洲的潛力。無論如何，日本想讓中國保持弱小和分裂。

圖6.1 1868—1945年間，日本在亞洲的擴張目標

日本在不同時期也對獲得外蒙古和俄國的領土感興趣。此外，日本尋求征服大部分的東南亞地區。事實上，在二戰早期日本就已達到了這個目標。而且，日本還關注遠離亞洲大陸的許多島嶼。它們包括福爾摩沙（即現在的台灣）、澎湖列島、海南島和琉球群島。但是，日本在亞洲尋求霸權的努力主要在包括韓國、滿洲和中國的亞洲大陸部分上展開。最後，當日本於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分別與德國、美國開戰時，已經征服了西太平洋上的很多島嶼。

中國和韓國都沒有能力阻止日本的帝國野心，雖然中國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幫助列強阻止了日本成為地區霸主。和日本在第一次與西方接觸後即走上現代化道路不同，中國和韓國直到一九四五年後很久經濟仍很落後。因此，十九世紀晚期，日本在軍事上對中國和韓國有很大的優勢，最後吞併了韓國，且征服了中國的大部分。如果沒有大國的牽制，日本很可能在二十世紀早期就統治了亞洲大陸。

俄國、英國和美國對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間制衡日本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俄國一部分在亞洲，一部分在歐洲，這樣它同時是亞洲和歐洲的大國。事實上，俄國是日本在東北亞最主要的大國對手，它也是唯一一個在大陸上和日本軍隊作戰的大國。當然，俄國在東北亞有它自己的帝國野心，它挑戰日本對韓國和滿洲的控制。但是，在日俄戰爭的部分時間中，俄國的軍事力量非常弱，以致打不過日本。雖然主要依靠的是經濟和海上力量，而不是軍隊，但英國和美國還是在遏制日本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法國和德國在大部分時間裡只是遠東較小的角色。

日本的擴張記錄

在明治維新結束後的頭幾年中，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是韓國，雖然那時韓國仍孤立於外部世界，被視為中國的一個若即若離的附庸國。15日本決定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打開韓國的大門，正像西方大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打開日本大門一樣。但是韓國人拒絕日本的建議，這使得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三年間在日本掀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主題是是否要用武力征服韓國。最後的決定是放棄戰爭，致力於進行國內改革。但是，一八七五年一艘日本測量船與韓國海岸軍隊發生了衝突。在韓國接受了《江華條約》（一八七六年二月）後，戰爭才勉強得以避免。這個條約使韓國向日本開放了三個通商港口，並宣佈韓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然而，中國仍然把韓國當作是它的附庸國，這使中國和日本在韓國問題上不可避免地處於緊張的敵對狀態。事實上，一八八四年年底中國軍隊和駐紮在漢城的日本軍隊之間發生了衝突。但是因為雙方都害怕如果發生戰爭將被西方大國利用，所以戰爭被避免了。可是，中日在韓國問題上的競爭仍然繼續著。一八九四年夏天另一場危機爆發了。這次，日本決定發動對中國的戰爭，並在戰場上解決問題。日本很快擊敗了中國，並向中國強加了一個苛刻的和平條約。16根據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國向日本割讓了遼東半島、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遼東半島是滿洲的一部分，包括了重要城市旅順。而且，中國被迫承認韓國獨立，這實際上就意味著韓國將處在日本而非中國的監護之下。日本同樣得到了在中國的重要的商業權利，並強迫中國承擔巨額賠償。毫無疑問，這表明日本致力於成為亞洲政治的主要角色。

（後略）

德國：一八六二至一九四五年

一八六二至一八七〇年和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五年間，德國一直攪亂著歐洲的權力平衡，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在那五十五年中，它挑起了很多危機和戰爭，在二十世紀甚至兩次試圖征服歐洲。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年間，德國主要是想要保持權力平衡，而不是改變它。但德國並沒有成為一個容易滿足的國家，這點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十九世紀晚期德國的循規蹈矩是因為在當時它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挑戰對手。

德國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受戰略計算推動的。由於地緣的關係，安全始終是德國極其關心的問題：德國處於歐洲的中心，東部和西部都少有天然屏障，這使得德國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德國領導人總是在尋找機會獲取權力，增強國家生存的希望。這並不是否認別的影響德國外交政策的因素。比如，讓我們考慮一下德國在兩位著名領導人統治下的行為。一位是俾斯麥，另一位是希特勒。儘管俾斯麥常被稱作是一位出神入化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大師，但當他於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發動並贏得戰爭的時候，推動他的不僅是安全上的考慮，而且還有民族主義。31特別是，他不僅尋求擴大普魯士的疆界，讓它更安全，而且決定要創造一個統一的德國。

毫無疑問，希特勒的侵略很大程度上受到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的影響。而且，毫不掩飾的權力算計是希特勒國際政治思想的中心。32一九四五年以來，學者們就開始辯論，納粹和他們的前人之間究竟還有多少傳承。但是，在外交政策領域，大家公認的是，希特勒並不代表著與過去澈底的決裂，恰恰相反，他的思想和行動與他之前的德國領導人是相同的。大衛•卡萊奧（David Calleo）精闢地指出：「在外交政策上，威廉和納粹德國的相同之處是很明顯的。希特勒也有一樣的地緣分析：同樣相信在國家之間將發生衝突，同樣具有在歐洲稱霸的野心，也有著同樣的戰略思考。他宣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只能增加這種地緣分析的合理性。」33即使沒有希特勒和他的兇殘的意識形態，德國也肯定會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末成為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34

（後略）

◎第十章 中國能不能和平崛起？

（中略）

中美之間有可能爆發戰爭嗎？

美國和蘇聯冷戰期間都曾出兵小國，有時還是對方陣營的小國，但幸好沒有直接交鋒。這可能主要是因為兩國都有強大的核武儲備。畢竟，正因為核子武器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簡寫為WMD），所以才能維持和平。一旦使用核子武器，便要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所以即使是有一丁點可能爆發核戰，決策者也會三思後行。

按冷戰的經驗，且中美既然都有核子武器，兩國在可見的未來大概就不容易爆發戰爭。但這個結論是錯誤的。中美雖然可能因為核子武器而不會爆發大規模戰爭，但將來中美角逐亞洲的局勢會比冷戰時的美蘇歐洲競爭更容易擦槍走火。因為亞洲的地緣因素和權力分配都與冷戰時的情況不同。

當然，沒有人可以真的準確預測將來中美開戰的可能性，但我們可以做出審慎合理的推斷。

亞洲的地理環境

美蘇全球爭霸，重點仍在歐洲，兩國在歐陸劍拔弩張，部署陸空大軍和大量核子武器。當時美蘇雖然注意東北亞和波斯灣，但在歐洲的權力平衡仍是核心焦點。歐洲的心臟地帶是雙方軍事對峙的所謂「中央前線」（Central Front）。所以，五角大廈在針對美蘇大戰做演習（war games）時，也以歐洲為主要戰場，也就順理成章了。

冷戰之前三十年，歐洲戰火連綿。美國和俄國一起參加一戰，又和蘇聯贏得二戰。一九四五年之後發生了幾次柏林危機，但未升級到武力之使用，更沒有爆發戰爭。主要是因為任何歐洲心臟地帶的戰爭都很可能會擦槍走火，有可能是真意外，也可能是假意外，但都會一發不可收拾，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是核武大戰。在雙方國土都有可能被毀滅的情況下，美國和蘇聯的決策者都不願支持衝突。所以不光歐洲各國在冷戰時沒有打仗，美蘇軍隊也沒直接衝突。

但亞洲地理與冷戰歐洲完全不同。亞洲沒有一條可以發揮穩定作用的「中央前線」供崛起的中國和美國隔線對峙。亞洲幾個熱點都可能爆發戰爭，但規模不可能趕上冷戰時的歐洲開戰。這主要是因為在這些可能的衝突地區，戰勢升高到動用核武的機率遠比冷戰時的歐洲小。首先，當年美蘇在歐洲部署的各種核子武器成千上萬，北約整套軍政策略都離不開核子武器。其次，按當時流行的觀點，歐洲一旦開戰，頭幾仗就會撼動國際權力平衡，所以出師不利的一方肯定會用核子武器挽回局面。可是核子武器在亞洲熱點地區就沒有這麼顯著的效果，所以亞洲爆發戰爭損失也就不會像冷戰期間的歐洲戰爭那麼大。打仗的代價越小，仗就越可能打起來，所以美國雖沒和蘇聯打仗，現在卻也有可能和中國打。

有人可能說：既然在亞洲打仗影響不大，中美覺得無利可圖也就不願打了。但上文已經說過中美安全競爭事關重大。中國若是把美軍趕出亞洲當上地區霸主，生存能力就今非昔比，美國也正是為此才要排除萬難留在亞洲。如何處理危機事關雙方的威望，所以危機中兩國為了也就會堅持不讓步。

而且，雖然將來亞洲的衝突規模不比冷戰歐洲，但所有的衝突皆彼此關連，牽一髮動全身，所以中美都希望次次壓倒對手。與此同時，中美雙方卻又會相信動用武力的代價是相對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亞洲的穩定與和平將很難維繫。

中美要打大規模傳統陸戰而不用核子武器，戰場最有可能會是在韓國半島。這樣的戰爭雖然可能性頗低，但比冷戰時歐洲開戰還是容易得多。譬如，假設北韓與南韓起了衝突，中國解放軍和約一萬九千名駐南韓美軍就可能參與。一九五〇年韓國半島爆發戰爭，中美兩軍打了快三年，已經開了先河。而且，中美二次韓戰之規模應當會小於北約和華約之間的戰爭，打小仗既然比打大仗容易，便容易開戰。

除了韓國半島，中美還可能以武力爭奪台灣、南海，還有尖閣列島╱釣魚島，中國到波斯灣的遠洋航線也會爆發衝突。所有這幾場戰爭的代價都不會比得上冷戰時的歐洲戰爭。而且，既然其中不少是海戰，而海戰比較不需要動用核武，所以中美之間比起北約與華約就更可能開戰。另外一點值得強調的是，冷戰時兩大陣營的領土糾紛，包括柏林問題，雖然也涉及民族感情，但遠遠不及台灣問題嚴重。所以，我們不難想像在台灣海峽爆發一場戰爭，雖然機率也不是太高。

（後略）

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

有的人可能認為我們不必這麼悲觀，因為冷戰各方之所以磨刀霍霍，是因為共產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有衝突，而中美兩國雖然愈發對立，意識形態卻沒有衝突。譬如說，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說過：「冷戰時美蘇意識形態不可調和，而中美兩國完全是市場經濟，既競爭也合作。所以雖有競爭，不會衝突。」57

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本不考察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既然在冷戰中起了這麼大輔助作用，筆者就不能不談一談這個問題。從戰略上來看，冷戰無非是權力平衡的需要，美蘇意識形態分歧不過加劇了它。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立在中美之間就更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為中國現在儼然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學說在中國內外都是昨日黃花。如此說來中美矛盾由於少了意識形態因素，似乎不會像美蘇衝突那樣激烈。

這是好消息。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分歧雖然沒有了，卻還有別的問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光為害中美關係，還離間中國與鄰國。民族主義可謂地球上最強而有力的政治意識形態，它認為當今世界被區分成很多不一樣的社會群體，亦即民族，而各個民族都想要有一個國家。這並不是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國家，也沒有否認許多國家裡有好幾個民族。

有了民族，民族的成員就要堅決效忠本民族，其情感如此強烈，以致於其他認同都被壓抑住了。而民族中的大多數人也確實認為本民族獨一無二，歷史悠久，波瀾壯闊，英雄輩出。但人們熱愛本民族還不光是因為其種種優點，人們還希望自己的民族勝過別的民族，特別是和本民族常常接觸，所以大家比較瞭解的民族。若是某民族中許多人認為自己的民族超出其他一切民族，理應得到特殊待遇，就叫做沙文主義（Chauvinism）。沙文主義發展下去，該民族就可能認為自己是「被預選的民族」（the “chosen” people），而中國和美國出於歷史原因就比其他國家更相信自己民族的獨特性。

有時一個民族的人覺得本民族比其他一切民族優越得多，以至於鄙視其他民族。這種想法筆者叫做極端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其特點是認為其他民族不僅不如自己，還造成威脅，所以必須予以嚴厲甚至是殘忍的壓制。被極端民族主義席捲的民族蔑視「他者」，仇恨其他民族，容易動武解決所謂異族威脅。所以，極端民族主義會是戰爭的可能原因。

極端民族主義事出有因，主要原因之一是激烈的安全競爭。陷入其中的民族國家的人民便容易妖魔化他國。有時候領導人也會故意煽動極端民族主義，以誇大別國威脅，驚醒並不太關心國家外患的群眾。極端民族主義也可以從群眾中自發生長出來，因為安全競爭負面影響必然很多，普通人容易把賬都算在敵對國頭上，認為對方一無是處。要是發生嚴重的危機，民族情緒就更要高漲。

當代中國完全可能出現極端民族主義。58從一九四九年大敗國民黨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互為補充，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各方面。但毛澤東先去世，一九八九年又發生天安門事件，共產主義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性江河日下。為了保證群眾支持政權，中國領導人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59

但中國民眾並不只是從領導人那裡被動接受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也遠不僅是政府凝聚民眾的工具。許多中國人自己選擇了民族主義。學者葛小偉（Peter Gries）說：「九〇年代的中國民間自有一股大眾民族主義浪潮，既不是國營的，也不是官辦的。」60中國政府由上而下與民眾由下而上的民族主義相互激盪，所以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便空前壯大。

中國民族主義不僅近年來力量增長，實質內容也起了變化。毛澤東在位時，民族主義強調中國人民能夠排除萬難，克服逆境。它塑造了人民奮起抗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英雄群像。按葛小偉的說法：「中國共產黨把中華民族描繪成英勇的勝利者，三、四〇年代是為了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活動，後來五、六、七〇年代是為了國家建設……新中國需要自己的英雄。」61

但近二十五年來這個驕傲的敘事卻夭折了。中華民族突然不再是英雄，反倒成了列強侵略的受害者。特別常被強調的是中國人口中的「百年國恥」，也就是從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的一百年。62據說這一百年間中國欲振乏力，雖然仍有大國風範，卻飽受列強欺淩，民不聊生。而在眾多「洋鬼子」（foreign devil）裡頭，日本和美國最壞，占盡中國便宜。

中國民族主義當然並不光講中國受屈辱的一面，其中也有不少鼓舞勵志的層面。比如中國人都一致認為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堪為世人表率。但民族主義的核心還是百年國恥。葛小偉認為百年國恥說「決定了今天中國對西方的態度。」63所以「對中國軍隊來說，雪恥一直是頭等大事。」64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人對美日的仇恨揮之不去，損害了中美、中日關係，加劇中國與兩國間的危機。一九九九年，美國在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中誤炸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但中國人認為這是美國又一次挑釁中國，又一次侮辱中國。事件發生之後中國舉國群情激奮，大規模遊行示威此起彼伏。二〇〇一年，美國偵察機在南海上空與中國軍機相撞，中國飛機墜海，群眾反應也是一樣。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三年，中日圍繞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歸屬問題發生衝突，中國全國立刻燃起反日大火，其中甚至發生了暴力事件。

（後略）

二十一世紀國際關係領域最重要經典！

洞悉國際現實的第一本書

為因應「中國崛起」問題，增修改版全新上市

當代影響各國外交政策與戰略思想家最重要的一本書、理解國際關係的新經典――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國政治的悲劇》2014年增訂版。

國家與國家之間，為什麼永遠衝突不斷？

歷來國際強權之間的毀滅性戰爭，究竟所為何來？

美國宣示「重返亞洲」，中國強勢染指東海、南海，雙方背後各自打什麼算盤？

在大國殘酷的政治角力下，台灣能有什麼選擇？我們要如何避免成為權力政治的犧牲品？

2014版《大國政治的悲劇》增新內容：

※ 最終章〈中國能和平崛起嗎？〉（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預測中國崛起後也將效法美國主宰南、北美洲的模式，圖謀爭亞洲地區霸主。美國為了確保自身利益不是威脅，必強插手干預。亞洲小國必須紛紛選邊表態，形成對立格局。中國崛起，絕無和平之可能。

※ 麥田版特別收錄作者今年二月發表於知名國際期刊《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該文直指中國崛起對台灣必將是一場惡夢，其直言不諱且令人不寒而慄的論述，在台灣政治、學術、媒體界引發一片譁然。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專研國際關係，文章經常刊載於《紐約時報》、《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媒體上，並憑《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攻勢現實主義」思想受全球政治界與學術界極高的重視，奠定其國際關係學界的大師地位。

2007年，他與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合著的《以色列遊說團體與美國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也成為《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其中直言不諱的內容引發激烈爭論與猶太團體的抗議。2011年寫的《為什麼你的政府會說謊？揭開7種政治謊言背後的真相》（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商周）曾在台灣出版。

2013年底米爾斯海默應「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之邀來台灣參訪，並發表「在中國崛起陰影下的台灣」專題演講，首次完整的闡述他對中美與兩岸的看法。2014年初再於知名國際期刊《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專文。

張登及

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學術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外交、共黨理論與歷史、兩岸關係等。

潘崇易

臺大政治學研究所國關組研究生，兼任《遠景季刊》助理編輯。

唐小松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交學系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公共外交季刊》學術編輯，著有《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的對華政策》。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著有《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等，編著有《全球視野下的中歐關係》等。

◎推薦序（一）：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的先知

作者：鄭端耀（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每次閱讀米爾斯海默教授的文章，都會讓人思緒澎湃、熱血沸騰。他總是如此的坦率、辛辣和不留餘地，總是要把人逼到角落，至毫無閃避的空間，以及總是語帶狡黠的提示，他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的正確性。

數十年來，米爾斯海默教授來始終如一，忠於自己主張，不曾妥協和改變。當冷戰結束大部份學者揚棄現實主義，轉向其它理論風向時，他毅然決然的站出來強力捍衛現實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世界還沉浸在美國霸權穩定的氛圍時，他卻提出強權衝突無可避免，也就是他攻勢現實主義的主張。以及到今日世界還在猜測中國崛起和未來美中關係發展時，他已言之鑿鑿認定只要中國持續壯大，美中必然走向衝突。

米氏在二〇一三年底曾受邀參加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這是他第一次到台灣來訪問，在大會演講中，他直言表示，中國崛起就是台灣夢魘，幾乎全是負面後果，只要中國持續壯大，台灣必然成為中國一部份。勿庸置疑，他的發言讓在座感到吃驚，他的坦率留給與會者深刻印象。

實際上，攻勢現實主義並不難理解，簡單來說，就是現實主義加上權力不斷擴張。世人對現實主義都不陌生，畢竟該理論自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之久，而且現實主義所標示的國際政治權力鬥爭與人類歷史經驗相共存。然而，權力鬥爭是個模糊概念，它將會如何運作發展，以及產生何種的影響和結局？在這方面，米氏藉由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特別是國家意圖難以預知的關鍵問題，將國際權力鬥爭具體化，並推到極大化地步，成為現今眾所周知的攻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最大貢獻在於巧於掌握國家意圖難測的要害，也就是說，無論是怎麼樣的安排――賄賂、收買、承諾、協議、恫嚇或威脅――都沒法確知和確認國家意圖，因此在國際叢林環境下，國家為了求取生存發展，最好的發展策略就是壯大實力和擴張權力，一方面成就自己成為區域霸權（沒有國家有能力成為世界霸權），另一方面阻止它國成為另一個區域霸權。在此情況下，國際強權注定相互猜疑、害怕和不斷權力鬥爭，這是國際政治悲劇，但也是無可避免發展。

顯然的，攻勢現實主義立論簡明而有力，邏輯清晰且連貫，並配合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呈現強大說服力。米氏對此引以為傲，經常至四處演講和參加辯論。但是，另一方面，該理論對國際權力鬥爭所做赤裸裸的描述，卻讓人感到觸目驚心和寢食難安，也讓人對國際政治不敢有太多的想像和期待。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米氏的主張，不論在美國和近來中國大陸皆有許多不同觀點和批判。在美國國關學界中，攻勢現實主義只被視為現實主義理論中的一支，不能代表現實主義，其它現實主義的理論如守勢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皆各有不同主張。此外，有些認為攻勢現實主義過於簡化或甚至忽略國際關係的發展和變遷。國際關係已進入全球化階段，大量相互往來和跨界分工，而且國際社會變得更加複雜化和連環牽動，已不是簡化的強權爭霸可以說理。

還有，中國大陸反對聲浪可想而知。過去十餘年來，北京官方推出一系列「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世界」、和近來「新型大國關係」的說法，其目的就是要化解中國威脅和避免大國衝突，而米氏卻不斷表示「中國無法和平崛起」、「美中衝突無法避免」。此種公然唱衰的中國威脅論，自然引起中方不滿，也提出許多反駁觀點，其中包括中國一向秉持儒家文化精神，追求「王道」而非「霸道」；中國安全戰略遵循「守勢」而非「攻勢」；以及中國崛起可以增進周邊國家共同利益，和創造更多發展機會。有關這方面的主張和反駁意見，在本書新版的最後一章，有精彩的說明和回應。

總的來說，米爾斯海默才華洋溢、熱力四散，所到之處，總能引發腦力激盪；攻勢現實主義是米氏代表之作，也是當今最具攻擊性的國際關係理論。本書提供了米氏對攻勢現實主義的最佳詮釋，以及當代強權政治關係的深入分析，不論是否同意他的觀點，閱讀此書都會給您帶來無比震撼的國際關係知識饗宴。

◎推薦序（二）：理性的總和？恐懼的總和？

作者：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以下簡稱《悲劇》）無疑已是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學最重要的專著之一。無論該書各項預言是否應驗，它勢將影響深遠。

許多臺灣讀者直到今年（二〇一四）米爾斯海默在著名的智庫網站「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發表了〈向臺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全文中譯收於本書附錄）專文才注意到他。而後或出於安慰、或出於沉著、或者無奈，台美許多學者與政策研究者紛紛說米氏不過又發「書生之見」。此文上網之時，筆者正在華府。至少有兩個智庫的學者在會議中主動問道「讀了〈向臺灣說再見？〉麼？」或許是尊重客人，對方很快就異口同聲地說：「又是書生之見，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但筆者聞之，實在是揣揣不安。於是在後面的會議，主動把〈向臺灣說哈囉〉（Say Hello to Taiwan）塞入講稿。但這樣勉強的應付，對於一個曾仔細拜讀《悲劇》的學生來講，實在是於心有愧。

《悲劇》的英文版首刊於二〇〇一年，簡體中文版很快就在二〇〇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作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理論的信徒，米氏其實早在冷戰剛結束的一九九〇年就為文斷言「我們很快會懷念冷戰！」（“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發表於《大西洋月刊》）。在當時與後來至少十年，自由主義學派或歷史終結論者多半認為，這不過就是現實主義者愧對蘇聯瓦解所做的狡辯。等到九一一事件後，《悲劇》和另一本「不祥之書」——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發行）才一起受到重視。與杭廷頓從「理念」預言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不同，米氏堅守結構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即物質主義的結構論）立場，預言崛起的中國與現狀霸主美國勢必難以共處。他也因此屢屢為文反對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認為這些行動與美國國家利益嚴重衝突，讓中國有可乘「機遇」。

筆者記得中國大陸學界幾乎是立刻注意到《悲劇》一書。出於宣導「和平崛起」，北京的公開言論不免駁斥一番。但「一關上門」，《悲劇》與其他幾本中譯的西方理論大作（例如美國學者溫特闡述建構主義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立刻成為大陸國關學界當紅的讀本，米氏也數次受邀到多個中國名校舉行講座。像是銅人陣，要提倡「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米氏重兵正把守著中國不可迴避的一關。相形之下，《悲劇》的正體中文版與臺灣讀者實在是相見恨晚。不過既然中譯本已久經考驗，米氏又增補了原文最後一章，特別是二〇一四年台北與北京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新叉口；激情之餘，重讀《悲劇》一書又正當其時。

簡明、坦率、理性；冷酷、矛盾、激情是《悲劇》這本重量級著作的六項特點。

在國際政治學中，「簡明」向來是許多理論家推崇的重要原則。《悲劇》的第一章就符合這項原則，把結構現實主義宗師華爾志（Kenneth N. Waltz）用一本書講的道理以更直白簡鍊的方式說出。「理性」據說是所有現實主義理論家奉為圭臬的倫理原則，因為唯有如此，「國家」才能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追求「國家利益」。而且米氏「冷酷」地直指「恐懼」（fears）才是國家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唯一永久共享的情感。換句話說，有「恐懼」的情感才是「理性」的；擁抱「信任」（或者相互依存、信心建立、集體安全、國際法、國際組織與制度或者建構主義者的「康德式國際社會」）而忘了害怕，那才真是「非理性」得愚蠢。「非理性」的話語當然可用來呼弄民眾，如同前面說到的「政治化妝師」。「一關上門」進入研究室或戰情室，就應該「理性」地堅守「坦率」的美德。《悲劇》的讀者們正可以從米氏用結構現實主義重構現代外交史的許多細節中，學習「理性、簡明、坦率」三種美德。

坦率得近乎冷酷，使得《悲劇》具有歷史上一切「決定論」的缺點：如果物質「結構」已經簡明而理性地把握了大國宿命的攻勢，理論家又何必勸說呢？《悲劇》奉行結構現實主義，並把「恐懼」邏輯推至極致以使理論更「簡明」，則不僅「小國」只能「彼此互道再見」，勢必追逐「區域霸權」的大國們也只有走上「悲劇」這條死路，這無疑是米氏論述矛盾與弔詭之處。

所幸《悲劇》引進了「地緣政治」補充古典意義下的體系「結構」（有時也稱為「權力分佈」），使得美國這個世界地緣大棋盤上唯一獨居兩洋之中的「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比只能相互殘殺的陸權大國們更加理性。這個主張看似冷酷，其實不啻是唯物主義版的美國例外論或「天賦使命論」（the manifest destiny）：（1）歐亞大陸必無休止地相互攻伐；（2）海權美國卸責德法、德俄、中俄、日中、中印、英歐、俄日在歐亞大陸及其邊緣相互制衡；（3）其他「小國」則視情況「請坐」或「再見」。讀了這種國際政治史，體察《悲劇》用「結構」而非什麼「民主和平論」之類的道德價值去證明美國必將保衛全球均勢，美國與一切大小國家的讀者能沒有一點激情？筆者認為，以「冷酷」的話語剋制理論必然蘊含的矛盾和歷史必然帶有的偶然，正是米氏論述精彩、激情之所在，也是本書展現「人性」之所在。

《悲劇》問世十餘年來，國際政治學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解構論、後實證論針對它的批判、反思不計其數。正所謂譽之所至，謗亦隨之。筆者無意另行列舉對《悲劇》的批評，因為尋找理論的缺口應該是讀者自己去玩味的事。筆者自己的一點體會是，「理性的總和」與「恐懼的總和」是《悲劇》這個銅板的一體兩面。至於是不是「臺灣很快會懷念冷戰？」又可以是另一個故事。

張登及

甲午年七月於臺灣大學徐州路法學院院區

◎推薦序（三）：米爾斯海默的思想及其應用

作者：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國際關係理論是將國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予以系統化、概念化的方式。了解西方國際關係史的人都清楚，它是一部分析、預測和反駁的學問。利用理論用以分析現狀、預測未來，有助於我們了解國際關係的本質；從反駁理論的過程中，解析預測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察覺理論的假設及結論之所以成立或未成立的原因，則是解讀國際關係發展動力的主要方法。

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理論家對於世界將何去何從，以及大國之間的互動之本質和狀況作出了不同的預測，並且產生了多次的交鋒和辯論。新自由主義者對現實主義者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認為現實主義者的主張已經不再適合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軍事衝突和權力爭奪在國家領導人決策時的重要性將被更廣泛的跨國議題所取代，此外，各國的相互依賴、擴大的區域整合將帶來較持久的和平；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本質與冷戰時期並沒有多大的區別，相對的由於缺乏超強國家的約制，多極體系比兩極體系更加危險。

持此看法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攻勢現實主義」的發明人—約翰.米爾斯海默博士。在攻勢現實主義中，可以看見霍布斯的思想遺產，以及摩根索(H. Morgenthau) 和沃爾茲兩位大師思想的結合。

就筆者受教於米爾斯海默教授時和他的無數討論，似可將攻勢現實主義的目的總結為：

一、 闡述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仍是為強權(大國)之間爭奪權力的互動所主導；

二、 解釋一些國際關係的歷史問題，主要是近代以來歐洲大國的關係及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在新版中還加入了對中國這個崛起霸權的分析和討論；

三、 對於未來大國之間的關係進行預測。

甚麼是攻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強調大國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特別強調大國會不斷尋求機會採取攻勢攫取權力。但是甚麼是權力？米爾斯海默教授認為，權力就是一國所具有的實力，包括潛在權力和軍事權力，潛在權力就是一國用來建立軍事權力的社會資源，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是財富和人口。此外，大國必然深切關心權力分配，並在可見的未來競逐更多的權力；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但是在世界的各個區域理，仍然存在競逐權力的情況。實際上，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有明顯的證據證明自1990年以來，權力政治並未在亞洲消失。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因為國際社會中沒有中央政府提供保護，同時許多國家都尋求軍事力量以發動攻勢，在對於別人意圖不確定的情況下，懷疑和恐懼充斥於國際互動中。也因此國家必須自助（self-help），也就是說，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為國家創造了有力的動機去獲得權力；大國習於對其他國家採取攻勢，而非合作，因為這是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方式。

同時，一些大國會想成為「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就是想要改變「現狀」（status quo）。大國的終極目標就是成為區域霸權。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不平衡的國際體系還未達到權力平衡，因此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遠高於平衡的兩極體系或平衡的多極體系。體系內的大國必須獲取足夠的軍事力量以對付其他同類的國家。即使他們沒有辦法打敗對方，也必須採取方法削弱對方。為了變成最強的國家，國家將盡可能強化軍力，軍備競賽也就隨之而起。

在這種體系中，非大國的小國在此一國際體系中，也會受到大國間「平衡」（balance）或「推卸責任」（buck-passing）政策的影響（Mearshiemer, 1994，267-333），且在大國間的戰爭中很難置身事外。因此，筆者認為強化軍力以求自保的作法也適用於小國。因為小國的實力雖不足以完全和大國抗衡，但本身若有實力仍非常重要；首先，若大國發動侵略，小國本身若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仍可爭取時間等待其他大國介入；其次，大國也未必能以全部實力獅子博兔，仍需保留一定實力警戒、制衡和對抗其他大國；第三，小國仍可用本身軍事實力配合大國的平衡政策做為結盟的籌碼。

攻勢現實主義與中國

攻勢現實主義適用於中國嗎？首先，我們可以看見中國就土地面積、人口和經濟總量（財富）來看，無疑是個大國。同時也會不斷尋求機會採取攻勢攫取權力（Goldstein, 1997; Layne, 1993）。這種權力包括經濟、軍事和外交。同時中國也高度關切東亞各國權力的分配，事實上和拉丁美洲與西歐相比，這一區域的權力基本上處於較為變動的狀況。Friedberg（1993）認為以十九世紀末的歐洲能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紀末的亞洲，因為傳統的強權正在一個多極狀況下進行經濟和戰略的對抗。各國對權力分配的關心更是不在話下。

其次，東北亞是標準的「無政府狀態」，所有這一區域沒有一個中央的權威。區域內國家必須自行和其他國家建立關係，沒有一個更高的實體來規範，目前也沒有動力來創造類似歐洲的新安全關係（Duffield, 2003: 260）。以現狀來看，雖然美國和日本與韓國有軍事同盟，東京和首爾並不需要在同一架構下跟從美國。美韓同盟和美日同盟是不同的，因為兩國不在相同的基礎和狀態下和美國建立各自的安全關係。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美國在日本的駐軍是建立在占領軍的基礎上，在《美日安保條約》裡，美國單方面對日本的防衛負責（Katzenstein & Okawara, 2004: 98）。而美國駐軍南韓是一九五〇年聯合國任務的延續，當時聯合國負起了防衛南韓免於北韓進攻的責任。今天兩國分別和美國進行軍事合作，美日、美韓雖然有軍事同盟，美國並未扮演區域秩序最高仲裁者的角色。譬如美國就不對東北亞海上領土和經濟海域的主權爭端表達支持特定方的主權主張。因此，東北亞各國除了台灣和北韓外都積極擴充海軍力量，這正是自助（self-help）的表現。

第三，中國和日本都有成為「修正主義者」的傾向。中國從二〇〇八年之後使台灣接受一中原則，逐步推動並落實兩岸的統合進而統一，在釣魚台和南海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固然有國內政治權力鬥爭的考量，但很容易被定義為修正主義者。

中國是否會成為區域霸權？目前中國的官方立場仍然堅持中國在國際上「不稱霸」的立場。但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國家都知道，未來區域內國際關係的模式將視中國這個鄰國強大或衰弱而定（Segal, 1990）。這可能會使各國更加受中國的態度所影響，而能影響他國正是霸權的象徵。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基本上是具侵略性的，領土的擴張通常會被具敵意的實力所阻。大部分東亞的戰略衝突都和領土主權有關；台灣問題、釣魚台、獨島都是最好的例子。這些爭端都是零和遊戲。米爾斯海默認為零和遊戲有時可能導向戰爭。

至於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如何？目前雖然各國仍然保持相當的克制，但是大國努力獲取足夠的軍事力量以對付其他同類的國家是非常明顯的趨勢。每年中國大筆增加國防預算是眾所周知的。米爾斯海默認為若中國維持經濟高速成長，它會變成潛在的霸權，因為具有龐大的人口，可以建立一支龐大的陸軍，也遠比周邊國家富有；若中國變為潛在的霸權，那麼很可能逐步成為真正的霸權，也更可能招致周邊國家和美國的圍堵（Mearshimer, 2001: 400）。而在國際關係的歷史上，大國更可能發動戰爭也不是攻勢現實主義者獨特的想法（Wright, 1965: 221-23）。而中國歷來是非常喜歡動用武力的國家（Palmer & Morgan, 2006: 87）。在身為大國並成為霸權之後，這種傾向可能更加強烈。

總的來看，這一區域的特色包括：權力平衡逐步轉變；國內與國家間政治力量分配不均；政治與文化仍存在異質性；安全機制缺乏功能性；以及包含後殖民民族主義與天然資源因素的領土衝突（Christensen, 1999: 49），這正是攻勢現實主義可以發揮解釋力的場域。

攻勢現實主義與「棄台論」

米氏在最近知名文章〈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中說道：「透過和中國進行貿易並促使她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台灣成全了一個懷有修正主義式目標的巨人，而這個巨人要終結台灣的獨立，使之成為巨人的一部分。總而言之，對台灣而言，一個強大的中國不僅僅只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場噩夢。」引起各界對於攻勢現實主義的質疑:是否大國政治之下，台灣就注定要被棄？

對此，筆者認為米教授是語重心長；因為攻勢現實主義向來不認為美國該採取綏靖主義，也因此保台或棄台都不會是因為要和中國改善關係的緣故。真正會導致台灣被棄的原因，恐怕是在於台灣自身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對環境的覺知能力；依據攻勢現實主義，潛在強權基本會招來他國的攻擊，至少是制衡其成為霸權以避免變更現狀。所以和強權結盟的國家必須有對抗另一個霸權的準備。台灣長期以來的政策，不僅是支持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現在透過一系列兩岸協議的簽訂，更積極走上了很有可能與中國結盟的態勢，這可能會被解讀為在「變更現狀」。

目前兩岸關係雖略有和緩，但中方從未放棄以武力進犯台灣，除軍事預算持續上升外，對台軍事準備也沒有任何放鬆。但台方的作為卻是和中方益形親密，並在若干安全議題上採取和北京較為貼近或主張邏輯類似的作法。剛好北京在外交、軍事與經濟的影響力又日增，區域權力平衡已有鬆動跡象。若台灣不能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及投資，勢將影響其他大國支持的意願。若更進一步被定位為中國的附庸，依據攻勢現實主義，這樣的政權更難吸引大國出手，得到大國的幫助。未來在區域外大國遏制中國的過程中，一旦發生衝突，台灣甚至將可能遭大國壓制，當局將更難保障台灣的利益，

其次，台灣有必要認真理解攻勢現實主義中大國行為的邏輯。要鞏固台美關係或與任一大國的關係，必須讓美國人相信台美關係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支援台灣不僅有利台灣，更有利於美國；但台灣目前似未能具體描繪台美關係是如何能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而且這種服務所產生的好處難以為其他的關係所取代。無論藍綠，常見的言論似乎仍存有部分冷戰思維，一方面暗示美國在「中國崛起」的亞太大環境下，台灣是美國制衡中國霸權的重要棋子，但本身卻又對中寄望甚殷；更別說台灣當局在對外關係上的「一面倒」以及中國對台的「讓利」可能已經讓美產生思維上的質變，因為從韓國和歐盟、美國與澳洲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簡稱FTA）的漫長談判過程，對照台灣在美牛談判中的態度，很難讓人相信中台能快速簽訂各類協議會沒有檯面下的政治交易。因此恐怕不是台灣該擔心美國是否會堅守「六項保證」，反倒是美國該擔心台灣是否能堅持站在「民主陣營」。未來「和平協議」的倡議，更可能被解讀為準備擺脫對美國安全依賴的訊號。且中方爭取台灣實質結盟的可能性也隨著兩岸關係的進展和台對中的依賴日亟，而漸露端倪。

因此在攻勢現實主義之下，未來在台北擔心華府的「棄台論」以前，華府恐怕更擔心台北的「棄美論」。

攻勢現實主義的其他貢獻

在筆者於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有幸容米爾斯海默教授收於門下；也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透過無數次的晤談，得以對他「攻勢現實主義」的思維形成過程和目的有更多了解。首先，攻勢現實主義對國家間的暴力和安全競爭做出了有力的解釋。其次，攻勢現實主義提出的「修正主義者」擴大了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新現實主義有時候不免有重視均勢，因而流於「現狀偏好」，因此可能忽略了修正主義者的重要性。事實上在目前的東亞，中國和台灣都是積極的修正主義者，都意圖變更現狀。

第三，攻勢現實主義重視地理因素。實際上國際政治上的「大國」之所以大，除了土地人口經濟大以外，重點還在於影響力要大；這就和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絕對關係。因為大國要影響他國行為，一是靠軍事，這自然受地理位置的絕對影響。因為要以軍事力量加諸他國都必須克服地理因素；如果地理位置不佳，譬如出海口受限，或距離其利益所在區域或挑戰渠利益的國家太遠時，其影響力就會受限，或是需要付出額外籌碼爭取海外基地以伸展其意志。二是靠外交，但二次大戰後國際組織林立，至少在形式上國際組織內的會員都是平等的，大國以外交手段壓迫小國的作法已經越來越需要技巧。所以地理距離對大國的影響力有重要的作用。

攻勢現實主義對於平衡的兩極體系和不平衡的多極體系的重視和分析，有助於分析國際關係中「影響國家行為」的動力。一般認為兩極體系比不平衡的多極體系較為安定，但一般被認為屬於「平衡的兩極體系」的冷戰時期，只是兩大超強沒有直接的軍事對抗，但是代理戰爭仍不斷發生，越戰就是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之一；冷戰結束後進入不平衡的多極體系，但從事戰爭的仍然是大國而非原先被認為針鋒相對的多極，這些都可用攻勢現實主義來解釋——因為攻勢現實主義對於「聯盟如何形成」有相當大的貢獻。國家究竟是在怎樣的動機下形成同盟?一直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傳統上受威脅的國家可能採取的方式是和威脅自己的國家結盟，或聯合其他受威脅的國家結盟。但攻勢現實主義是主張「維持均勢」和「推卸責任」才是大國和他國結盟的理由。

不過，筆者也對攻勢現實主義中對戰爭的討論有一些其他看法。在冷戰時期，僅是大國之間未直接發生戰爭。但大國直接實施或介入代理的戰爭如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中越戰爭、以阿戰爭、兩伊戰爭和印巴戰爭中戰鬥進行之慘烈、投射的火力與武器毀滅性之強大，並不下於二次大戰中德蘇戰場之外的多數戰役。同時中等強權的區域戰爭數量之多也非常驚人——如法國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四出兵越南，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二年出兵阿爾及利亞、英國一九四八出兵巴勒斯坦、一九五二年出兵肯亞（這場戰爭持續七年）、一九五五年出兵賽普勒斯、一九五五年撤出伊拉克、一九六一年出兵科威特、一九六四年出兵亞丁、一九六五年出兵婆羅洲；其他區域強國如南非常年和安哥拉和古巴作戰；查德和摩洛哥的衝突從一九六〇持續到一九八〇年；越南出兵柬埔寨等等，因此，所謂「冷戰兩極體系較為穩定和平」此一經典論述和觀念，似乎仍有可討論空間。反倒是冷戰結束之後，區域衝突實際上還是減少，上述的長年交戰國家多半都已解甲歸田。

無論如何，攻勢現實主義的光芒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是難以掩藏的。如果要深入理解國際關係，筆者以為，對這一理論的詳加理解，進而對於戰爭和武力的運用，包括「戰略是如何形成的」、「軍隊是如何運作的」、「戰爭是如何進行的」及「科技是如何運用的」等四大課題延伸研究，或可更加了解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全貌。

參考書目

（略）

◎新版前言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時，筆者便開始寫作本書，一寫便寫了十年。十年間很多美國人包括美國學者對國際政治的未來都十分樂觀。因為既然冷戰確實已經結束，未來便似乎不會再有大國戰爭，權力平衡一類概念也就完全可以進博物館了。今後世界各國必將互敬互愛，互幫互助。而我等現實主義者失去了棲息地，必將為時代淘汰，步上恐龍的後塵。

但筆者不服，便寫書來打破天下太平的迷夢。依筆者所見，世界仍然危機四伏，現實主義也仍然是認識世界的有力工具。本書大部是筆者原創的國際政治理論，雖然同是現實主義，但與漢斯．摩根索和肯尼士．華爾滋的理論都大不相同。創制理論還要以理服人，所以書中也用不少篇幅解釋攻勢現實主義為什麼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本書二〇〇一年一經面世，並未大受歡迎，因為二十一世紀頭幾年眾人仍然往往認為未來世界必定河清海晏，歌舞昇平。但二〇〇四年伊拉克戰爭擴大，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線作戰，進退維谷。社會大眾又逐漸醒悟，發現反恐戰爭結束其實遙遙無期。上世紀九十年代彌漫全社會的喜悅便煙消雲散，人們開始既思考國際政治的慘澹現實，更思考美國向何處去。於是時至今日，美國人大都已經明白當代世界暗流湧動，而長治久安的辦法不是子虛烏有，就是遠在天邊。

人們是該醒悟了，冷戰結束二十五年來，美國已打了六仗。一九九一年有波斯灣戰爭，之後一九九五和一九九九年又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與塞爾維亞打了兩仗。二〇〇一年打阿富汗至今未完，伊拉克戰爭從二〇〇三年打到二〇一一年倒是已經結束，但美國剛離開伊拉克，同年卻又出兵利比亞。所以一九八九年以來美國每三年裡就有兩年要用兵。但這六場戰爭對手都是次等國家。美國不用擔心大國強力干預。

但現在中國崛起，事情正在起變化。中國經濟如果再迅速增長幾十年，就要變成冷戰後美國的第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而且中國崛起也確實震動了世界，最近皮尤公司（Pew Research）的全球態度調查（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研究了三十九個國家，其中二十三國受訪者要麼大多認為中國能取代或者已經取代美國的地位成為超級大國中的超級大國，要麼雖意見紛紜，但持上述觀點的人數最多。美國人也意識到了中國崛起，調查中美國受訪者有百分之四十七認為將來中國是世界第一，而不這麼想的人也正好是百分之四十七。

人們緊接著要擔憂的是中國能不能和平崛起？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筆者就注意到中國可能成為超級強國，所以本書第一版曾討論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如果中國繼續崛起，就要強軍備戰，並循著美國稱霸西半球的模式來稱霸亞洲。因為國家要生存，最好最保險的辦法無非是做地區霸主（reginal hegemon）。但中國的鄰國和美國一定會設法遏制中國，阻止其稱霸。這就會引起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n），最終威脅亞洲安全。

本書二〇〇一年初版之後，筆者在各種場合一直反復強調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在別國這樣講，在中國也照樣講，二〇〇四年還曾與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辯論過這一問題。頭幾年不管筆者費多大口舌，聽眾不是無人相信，就是半信半疑。但是二〇〇八年以後便不然，因為其時中國一方面繼續崛起，一方面挾積累下來的實力開始活動筋骨，結果既嚇壞了鄰國，又驚動了美國。如今筆者再講中國不能和平崛起，未來中美關係險惡，大家已經很能聽進去了。

既然中國崛起大概算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大事，而這件大事又很可能是戰事，那重寫本書最後一章詳談這件大事便是題中之義。二〇〇一初版終章雖然涉及中國能否和平崛起，但也只是涉及，與諸多內容並列，並不突出。筆者其他著作和文章又都未詳談此事。所以新版最後一章專談中國崛起，要原原本本、紮紮實實，論述為什麼中國實力大增，亞洲就有危機。

本書新版重寫了前言和終章，其他內容大體不變。而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更不變。有些讀者讀到這裡可能驚詫，因為攻勢現實主義在學界早已被廣泛流傳，許多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甚至時而嚴厲批評。各界學人關注該理論，筆者感念在心，對於批評乃至批判，也事無巨細，悉心聽取。而學界同仁既然批評筆者理論，必定先研究過，理論有人研究卻正是做一個學者最大的光榮。但筆者相信自己的理論經得起批評。世界上固然沒有終極真理，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有朝一日也將功成身退。但本書第一版建立的理論框架歷經十餘年風雨仍然堅固。

新版最後一章便用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來回答中國能不能和平崛起這個廣大學者、決策者及各國大眾都十分關心並且要一直關心下去的問題。很遺憾的，答案終究是不能。

新版最後一章的完成並非筆者一人之功……

（後略）

◎推薦序（一）：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的先知

作者：鄭端耀（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每次閱讀米爾斯海默教授的文章，都會讓人思緒澎湃、熱血沸騰。他總是如此的坦率、辛辣和不留餘地，總是要把人逼到角落，至毫無閃避的空間，以及總是語帶狡黠的提示，他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的正確性。

數十年來，米爾斯海默教授來始終如一，忠於自己主張，不曾妥協和改變。當冷戰結束大部份學者揚棄現實主義，轉向其它理論風向時，他毅然決然的站出來強力捍衛現實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世界還沉浸在美國霸權穩定的氛圍時，他卻提出強權衝突無可避免，也就是他攻勢現實主義的主張。以及到今日世界還在猜測中國崛起和未來美中關係發展時，他已言之鑿鑿認定只要中國持續壯大，美中必然走向衝突。

米氏在二〇一三年底曾受邀參加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這是他第一次到台灣來訪問，在大會演講中，他直言表示，中國崛起就是台灣夢魘，幾乎全是負面後果，只要中國持續壯大，台灣必然成為中國一部份。勿庸置疑，他的發言讓在座感到吃驚，他的坦率留給與會者深刻印象。

實際上，攻勢現實主義並不難理解，簡單來說，就是現實主義加上權力不斷擴張。世人對現實主義都不陌生，畢竟該理論自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之久，而且現實主義所標示的國際政治權力鬥爭與人類歷史經驗相共存。然而，權力鬥爭是個模糊概念，它將會如何運作發展，以及產生何種的影響和結局？在這方面，米氏藉由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特別是國家意圖難以預知的關鍵問題，將國際權力鬥爭具體化，並推到極大化地步，成為現今眾所周知的攻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最大貢獻在於巧於掌握國家意圖難測的要害，也就是說，無論是怎麼樣的安排――賄賂、收買、承諾、協議、恫嚇或威脅――都沒法確知和確認國家意圖，因此在國際叢林環境下，國家為了求取生存發展，最好的發展策略就是壯大實力和擴張權力，一方面成就自己成為區域霸權（沒有國家有能力成為世界霸權），另一方面阻止它國成為另一個區域霸權。在此情況下，國際強權注定相互猜疑、害怕和不斷權力鬥爭，這是國際政治悲劇，但也是無可避免發展。

顯然的，攻勢現實主義立論簡明而有力，邏輯清晰且連貫，並配合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呈現強大說服力。米氏對此引以為傲，經常至四處演講和參加辯論。但是，另一方面，該理論對國際權力鬥爭所做赤裸裸的描述，卻讓人感到觸目驚心和寢食難安，也讓人對國際政治不敢有太多的想像和期待。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米氏的主張，不論在美國和近來中國大陸皆有許多不同觀點和批判。在美國國關學界中，攻勢現實主義只被視為現實主義理論中的一支，不能代表現實主義，其它現實主義的理論如守勢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皆各有不同主張。此外，有些認為攻勢現實主義過於簡化或甚至忽略國際關係的發展和變遷。國際關係已進入全球化階段，大量相互往來和跨界分工，而且國際社會變得更加複雜化和連環牽動，已不是簡化的強權爭霸可以說理。

還有，中國大陸反對聲浪可想而知。過去十餘年來，北京官方推出一系列「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世界」、和近來「新型大國關係」的說法，其目的就是要化解中國威脅和避免大國衝突，而米氏卻不斷表示「中國無法和平崛起」、「美中衝突無法避免」。此種公然唱衰的中國威脅論，自然引起中方不滿，也提出許多反駁觀點，其中包括中國一向秉持儒家文化精神，追求「王道」而非「霸道」；中國安全戰略遵循「守勢」而非「攻勢」；以及中國崛起可以增進周邊國家共同利益，和創造更多發展機會。有關這方面的主張和反駁意見，在本書新版的最後一章，有精彩的說明和回應。

總的來說，米爾斯海默才華洋溢、熱力四散，所到之處，總能引發腦力激盪；攻勢現實主義是米氏代表之作，也是當今最具攻擊性的國際關係理論。本書提供了米氏對攻勢現實主義的最佳詮釋，以及當代強權政治關係的深入分析，不論是否同意他的觀點，閱讀此書都會給您帶來無比震撼的國際關係知識饗宴。

◎推薦序（二）：理性的總和？恐懼的總和？

作者：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以下簡稱《悲劇》）無疑已是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學最重要的專著之一。無論該書各項預言是否應驗，它勢將影響深遠。

許多臺灣讀者直到今年（二〇一四）米爾斯海默在著名的智庫網站「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發表了〈向臺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全文中譯收於本書附錄）專文才注意到他。而後或出於安慰、或出於沉著、或者無奈，台美許多學者與政策研究者紛紛說米氏不過又發「書生之見」。此文上網之時，筆者正在華府。至少有兩個智庫的學者在會議中主動問道「讀了〈向臺灣說再見？〉麼？」或許是尊重客人，對方很快就異口同聲地說：「又是書生之見，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但筆者聞之，實在是揣揣不安。於是在後面的會議，主動把〈向臺灣說哈囉〉（Say Hello to Taiwan）塞入講稿。但這樣勉強的應付，對於一個曾仔細拜讀《悲劇》的學生來講，實在是於心有愧。

《悲劇》的英文版首刊於二〇〇一年，簡體中文版很快就在二〇〇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作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理論的信徒，米氏其實早在冷戰剛結束的一九九〇年就為文斷言「我們很快會懷念冷戰！」（“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發表於《大西洋月刊》）。在當時與後來至少十年，自由主義學派或歷史終結論者多半認為，這不過就是現實主義者愧對蘇聯瓦解所做的狡辯。等到九一一事件後，《悲劇》和另一本「不祥之書」——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發行）才一起受到重視。與杭廷頓從「理念」預言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不同，米氏堅守結構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即物質主義的結構論）立場，預言崛起的中國與現狀霸主美國勢必難以共處。他也因此屢屢為文反對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認為這些行動與美國國家利益嚴重衝突，讓中國有可乘「機遇」。

筆者記得中國大陸學界幾乎是立刻注意到《悲劇》一書。出於宣導「和平崛起」，北京的公開言論不免駁斥一番。但「一關上門」，《悲劇》與其他幾本中譯的西方理論大作（例如美國學者溫特闡述建構主義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立刻成為大陸國關學界當紅的讀本，米氏也數次受邀到多個中國名校舉行講座。像是銅人陣，要提倡「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米氏重兵正把守著中國不可迴避的一關。相形之下，《悲劇》的正體中文版與臺灣讀者實在是相見恨晚。不過既然中譯本已久經考驗，米氏又增補了原文最後一章，特別是二〇一四年台北與北京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新叉口；激情之餘，重讀《悲劇》一書又正當其時。

簡明、坦率、理性；冷酷、矛盾、激情是《悲劇》這本重量級著作的六項特點。

在國際政治學中，「簡明」向來是許多理論家推崇的重要原則。《悲劇》的第一章就符合這項原則，把結構現實主義宗師華爾志（Kenneth N. Waltz）用一本書講的道理以更直白簡鍊的方式說出。「理性」據說是所有現實主義理論家奉為圭臬的倫理原則，因為唯有如此，「國家」才能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追求「國家利益」。而且米氏「冷酷」地直指「恐懼」（fears）才是國家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唯一永久共享的情感。換句話說，有「恐懼」的情感才是「理性」的；擁抱「信任」（或者相互依存、信心建立、集體安全、國際法、國際組織與制度或者建構主義者的「康德式國際社會」）而忘了害怕，那才真是「非理性」得愚蠢。「非理性」的話語當然可用來呼弄民眾，如同前面說到的「政治化妝師」。「一關上門」進入研究室或戰情室，就應該「理性」地堅守「坦率」的美德。《悲劇》的讀者們正可以從米氏用結構現實主義重構現代外交史的許多細節中，學習「理性、簡明、坦率」三種美德。

坦率得近乎冷酷，使得《悲劇》具有歷史上一切「決定論」的缺點：如果物質「結構」已經簡明而理性地把握了大國宿命的攻勢，理論家又何必勸說呢？《悲劇》奉行結構現實主義，並把「恐懼」邏輯推至極致以使理論更「簡明」，則不僅「小國」只能「彼此互道再見」，勢必追逐「區域霸權」的大國們也只有走上「悲劇」這條死路，這無疑是米氏論述矛盾與弔詭之處。

所幸《悲劇》引進了「地緣政治」補充古典意義下的體系「結構」（有時也稱為「權力分佈」），使得美國這個世界地緣大棋盤上唯一獨居兩洋之中的「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比只能相互殘殺的陸權大國們更加理性。這個主張看似冷酷，其實不啻是唯物主義版的美國例外論或「天賦使命論」（the manifest destiny）：（1）歐亞大陸必無休止地相互攻伐；（2）海權美國卸責德法、德俄、中俄、日中、中印、英歐、俄日在歐亞大陸及其邊緣相互制衡；（3）其他「小國」則視情況「請坐」或「再見」。讀了這種國際政治史，體察《悲劇》用「結構」而非什麼「民主和平論」之類的道德價值去證明美國必將保衛全球均勢，美國與一切大小國家的讀者能沒有一點激情？筆者認為，以「冷酷」的話語剋制理論必然蘊含的矛盾和歷史必然帶有的偶然，正是米氏論述精彩、激情之所在，也是本書展現「人性」之所在。

《悲劇》問世十餘年來，國際政治學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解構論、後實證論針對它的批判、反思不計其數。正所謂譽之所至，謗亦隨之。筆者無意另行列舉對《悲劇》的批評，因為尋找理論的缺口應該是讀者自己去玩味的事。筆者自己的一點體會是，「理性的總和」與「恐懼的總和」是《悲劇》這個銅板的一體兩面。至於是不是「臺灣很快會懷念冷戰？」又可以是另一個故事。

張登及

甲午年七月於臺灣大學徐州路法學院院區

◎推薦序（三）：米爾斯海默的思想及其應用

作者：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國際關係理論是將國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予以系統化、概念化的方式。了解西方國際關係史的人都清楚，它是一部分析、預測和反駁的學問。利用理論用以分析現狀、預測未來，有助於我們了解國際關係的本質；從反駁理論的過程中，解析預測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察覺理論的假設及結論之所以成立或未成立的原因，則是解讀國際關係發展動力的主要方法。

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理論家對於世界將何去何從，以及大國之間的互動之本質和狀況作出了不同的預測，並且產生了多次的交鋒和辯論。新自由主義者對現實主義者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認為現實主義者的主張已經不再適合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軍事衝突和權力爭奪在國家領導人決策時的重要性將被更廣泛的跨國議題所取代，此外，各國的相互依賴、擴大的區域整合將帶來較持久的和平；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本質與冷戰時期並沒有多大的區別，相對的由於缺乏超強國家的約制，多極體系比兩極體系更加危險。

持此看法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攻勢現實主義」的發明人—約翰.米爾斯海默博士。在攻勢現實主義中，可以看見霍布斯的思想遺產，以及摩根索(H. Morgenthau) 和沃爾茲兩位大師思想的結合。

就筆者受教於米爾斯海默教授時和他的無數討論，似可將攻勢現實主義的目的總結為：

一、 闡述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仍是為強權(大國)之間爭奪權力的互動所主導；

二、 解釋一些國際關係的歷史問題，主要是近代以來歐洲大國的關係及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在新版中還加入了對中國這個崛起霸權的分析和討論；

三、 對於未來大國之間的關係進行預測。

甚麼是攻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強調大國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特別強調大國會不斷尋求機會採取攻勢攫取權力。但是甚麼是權力？米爾斯海默教授認為，權力就是一國所具有的實力，包括潛在權力和軍事權力，潛在權力就是一國用來建立軍事權力的社會資源，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是財富和人口。此外，大國必然深切關心權力分配，並在可見的未來競逐更多的權力；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但是在世界的各個區域理，仍然存在競逐權力的情況。實際上，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有明顯的證據證明自1990年以來，權力政治並未在亞洲消失。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因為國際社會中沒有中央政府提供保護，同時許多國家都尋求軍事力量以發動攻勢，在對於別人意圖不確定的情況下，懷疑和恐懼充斥於國際互動中。也因此國家必須自助（self-help），也就是說，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為國家創造了有力的動機去獲得權力；大國習於對其他國家採取攻勢，而非合作，因為這是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方式。

同時，一些大國會想成為「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就是想要改變「現狀」（status quo）。大國的終極目標就是成為區域霸權。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不平衡的國際體系還未達到權力平衡，因此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遠高於平衡的兩極體系或平衡的多極體系。體系內的大國必須獲取足夠的軍事力量以對付其他同類的國家。即使他們沒有辦法打敗對方，也必須採取方法削弱對方。為了變成最強的國家，國家將盡可能強化軍力，軍備競賽也就隨之而起。

在這種體系中，非大國的小國在此一國際體系中，也會受到大國間「平衡」（balance）或「推卸責任」（buck-passing）政策的影響（Mearshiemer, 1994，267-333），且在大國間的戰爭中很難置身事外。因此，筆者認為強化軍力以求自保的作法也適用於小國。因為小國的實力雖不足以完全和大國抗衡，但本身若有實力仍非常重要；首先，若大國發動侵略，小國本身若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仍可爭取時間等待其他大國介入；其次，大國也未必能以全部實力獅子博兔，仍需保留一定實力警戒、制衡和對抗其他大國；第三，小國仍可用本身軍事實力配合大國的平衡政策做為結盟的籌碼。

攻勢現實主義與中國

攻勢現實主義適用於中國嗎？首先，我們可以看見中國就土地面積、人口和經濟總量（財富）來看，無疑是個大國。同時也會不斷尋求機會採取攻勢攫取權力（Goldstein, 1997; Layne, 1993）。這種權力包括經濟、軍事和外交。同時中國也高度關切東亞各國權力的分配，事實上和拉丁美洲與西歐相比，這一區域的權力基本上處於較為變動的狀況。Friedberg（1993）認為以十九世紀末的歐洲能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紀末的亞洲，因為傳統的強權正在一個多極狀況下進行經濟和戰略的對抗。各國對權力分配的關心更是不在話下。

其次，東北亞是標準的「無政府狀態」，所有這一區域沒有一個中央的權威。區域內國家必須自行和其他國家建立關係，沒有一個更高的實體來規範，目前也沒有動力來創造類似歐洲的新安全關係（Duffield, 2003: 260）。以現狀來看，雖然美國和日本與韓國有軍事同盟，東京和首爾並不需要在同一架構下跟從美國。美韓同盟和美日同盟是不同的，因為兩國不在相同的基礎和狀態下和美國建立各自的安全關係。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美國在日本的駐軍是建立在占領軍的基礎上，在《美日安保條約》裡，美國單方面對日本的防衛負責（Katzenstein & Okawara, 2004: 98）。而美國駐軍南韓是一九五〇年聯合國任務的延續，當時聯合國負起了防衛南韓免於北韓進攻的責任。今天兩國分別和美國進行軍事合作，美日、美韓雖然有軍事同盟，美國並未扮演區域秩序最高仲裁者的角色。譬如美國就不對東北亞海上領土和經濟海域的主權爭端表達支持特定方的主權主張。因此，東北亞各國除了台灣和北韓外都積極擴充海軍力量，這正是自助（self-help）的表現。

第三，中國和日本都有成為「修正主義者」的傾向。中國從二〇〇八年之後使台灣接受一中原則，逐步推動並落實兩岸的統合進而統一，在釣魚台和南海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固然有國內政治權力鬥爭的考量，但很容易被定義為修正主義者。

中國是否會成為區域霸權？目前中國的官方立場仍然堅持中國在國際上「不稱霸」的立場。但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國家都知道，未來區域內國際關係的模式將視中國這個鄰國強大或衰弱而定（Segal, 1990）。這可能會使各國更加受中國的態度所影響，而能影響他國正是霸權的象徵。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基本上是具侵略性的，領土的擴張通常會被具敵意的實力所阻。大部分東亞的戰略衝突都和領土主權有關；台灣問題、釣魚台、獨島都是最好的例子。這些爭端都是零和遊戲。米爾斯海默認為零和遊戲有時可能導向戰爭。

至於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如何？目前雖然各國仍然保持相當的克制，但是大國努力獲取足夠的軍事力量以對付其他同類的國家是非常明顯的趨勢。每年中國大筆增加國防預算是眾所周知的。米爾斯海默認為若中國維持經濟高速成長，它會變成潛在的霸權，因為具有龐大的人口，可以建立一支龐大的陸軍，也遠比周邊國家富有；若中國變為潛在的霸權，那麼很可能逐步成為真正的霸權，也更可能招致周邊國家和美國的圍堵（Mearshimer, 2001: 400）。而在國際關係的歷史上，大國更可能發動戰爭也不是攻勢現實主義者獨特的想法（Wright, 1965: 221-23）。而中國歷來是非常喜歡動用武力的國家（Palmer & Morgan, 2006: 87）。在身為大國並成為霸權之後，這種傾向可能更加強烈。

總的來看，這一區域的特色包括：權力平衡逐步轉變；國內與國家間政治力量分配不均；政治與文化仍存在異質性；安全機制缺乏功能性；以及包含後殖民民族主義與天然資源因素的領土衝突（Christensen, 1999: 49），這正是攻勢現實主義可以發揮解釋力的場域。

攻勢現實主義與「棄台論」

米氏在最近知名文章〈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中說道：「透過和中國進行貿易並促使她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台灣成全了一個懷有修正主義式目標的巨人，而這個巨人要終結台灣的獨立，使之成為巨人的一部分。總而言之，對台灣而言，一個強大的中國不僅僅只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場噩夢。」引起各界對於攻勢現實主義的質疑:是否大國政治之下，台灣就注定要被棄？

對此，筆者認為米教授是語重心長；因為攻勢現實主義向來不認為美國該採取綏靖主義，也因此保台或棄台都不會是因為要和中國改善關係的緣故。真正會導致台灣被棄的原因，恐怕是在於台灣自身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對環境的覺知能力；依據攻勢現實主義，潛在強權基本會招來他國的攻擊，至少是制衡其成為霸權以避免變更現狀。所以和強權結盟的國家必須有對抗另一個霸權的準備。台灣長期以來的政策，不僅是支持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現在透過一系列兩岸協議的簽訂，更積極走上了很有可能與中國結盟的態勢，這可能會被解讀為在「變更現狀」。

目前兩岸關係雖略有和緩，但中方從未放棄以武力進犯台灣，除軍事預算持續上升外，對台軍事準備也沒有任何放鬆。但台方的作為卻是和中方益形親密，並在若干安全議題上採取和北京較為貼近或主張邏輯類似的作法。剛好北京在外交、軍事與經濟的影響力又日增，區域權力平衡已有鬆動跡象。若台灣不能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及投資，勢將影響其他大國支持的意願。若更進一步被定位為中國的附庸，依據攻勢現實主義，這樣的政權更難吸引大國出手，得到大國的幫助。未來在區域外大國遏制中國的過程中，一旦發生衝突，台灣甚至將可能遭大國壓制，當局將更難保障台灣的利益，

其次，台灣有必要認真理解攻勢現實主義中大國行為的邏輯。要鞏固台美關係或與任一大國的關係，必須讓美國人相信台美關係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支援台灣不僅有利台灣，更有利於美國；但台灣目前似未能具體描繪台美關係是如何能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而且這種服務所產生的好處難以為其他的關係所取代。無論藍綠，常見的言論似乎仍存有部分冷戰思維，一方面暗示美國在「中國崛起」的亞太大環境下，台灣是美國制衡中國霸權的重要棋子，但本身卻又對中寄望甚殷；更別說台灣當局在對外關係上的「一面倒」以及中國對台的「讓利」可能已經讓美產生思維上的質變，因為從韓國和歐盟、美國與澳洲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簡稱FTA）的漫長談判過程，對照台灣在美牛談判中的態度，很難讓人相信中台能快速簽訂各類協議會沒有檯面下的政治交易。因此恐怕不是台灣該擔心美國是否會堅守「六項保證」，反倒是美國該擔心台灣是否能堅持站在「民主陣營」。未來「和平協議」的倡議，更可能被解讀為準備擺脫對美國安全依賴的訊號。且中方爭取台灣實質結盟的可能性也隨著兩岸關係的進展和台對中的依賴日亟，而漸露端倪。

因此在攻勢現實主義之下，未來在台北擔心華府的「棄台論」以前，華府恐怕更擔心台北的「棄美論」。

攻勢現實主義的其他貢獻

在筆者於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有幸容米爾斯海默教授收於門下；也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透過無數次的晤談，得以對他「攻勢現實主義」的思維形成過程和目的有更多了解。首先，攻勢現實主義對國家間的暴力和安全競爭做出了有力的解釋。其次，攻勢現實主義提出的「修正主義者」擴大了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新現實主義有時候不免有重視均勢，因而流於「現狀偏好」，因此可能忽略了修正主義者的重要性。事實上在目前的東亞，中國和台灣都是積極的修正主義者，都意圖變更現狀。

第三，攻勢現實主義重視地理因素。實際上國際政治上的「大國」之所以大，除了土地人口經濟大以外，重點還在於影響力要大；這就和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絕對關係。因為大國要影響他國行為，一是靠軍事，這自然受地理位置的絕對影響。因為要以軍事力量加諸他國都必須克服地理因素；如果地理位置不佳，譬如出海口受限，或距離其利益所在區域或挑戰渠利益的國家太遠時，其影響力就會受限，或是需要付出額外籌碼爭取海外基地以伸展其意志。二是靠外交，但二次大戰後國際組織林立，至少在形式上國際組織內的會員都是平等的，大國以外交手段壓迫小國的作法已經越來越需要技巧。所以地理距離對大國的影響力有重要的作用。

攻勢現實主義對於平衡的兩極體系和不平衡的多極體系的重視和分析，有助於分析國際關係中「影響國家行為」的動力。一般認為兩極體系比不平衡的多極體系較為安定，但一般被認為屬於「平衡的兩極體系」的冷戰時期，只是兩大超強沒有直接的軍事對抗，但是代理戰爭仍不斷發生，越戰就是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之一；冷戰結束後進入不平衡的多極體系，但從事戰爭的仍然是大國而非原先被認為針鋒相對的多極，這些都可用攻勢現實主義來解釋——因為攻勢現實主義對於「聯盟如何形成」有相當大的貢獻。國家究竟是在怎樣的動機下形成同盟?一直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傳統上受威脅的國家可能採取的方式是和威脅自己的國家結盟，或聯合其他受威脅的國家結盟。但攻勢現實主義是主張「維持均勢」和「推卸責任」才是大國和他國結盟的理由。

不過，筆者也對攻勢現實主義中對戰爭的討論有一些其他看法。在冷戰時期，僅是大國之間未直接發生戰爭。但大國直接實施或介入代理的戰爭如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中越戰爭、以阿戰爭、兩伊戰爭和印巴戰爭中戰鬥進行之慘烈、投射的火力與武器毀滅性之強大，並不下於二次大戰中德蘇戰場之外的多數戰役。同時中等強權的區域戰爭數量之多也非常驚人——如法國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四出兵越南，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二年出兵阿爾及利亞、英國一九四八出兵巴勒斯坦、一九五二年出兵肯亞（這場戰爭持續七年）、一九五五年出兵賽普勒斯、一九五五年撤出伊拉克、一九六一年出兵科威特、一九六四年出兵亞丁、一九六五年出兵婆羅洲；其他區域強國如南非常年和安哥拉和古巴作戰；查德和摩洛哥的衝突從一九六〇持續到一九八〇年；越南出兵柬埔寨等等，因此，所謂「冷戰兩極體系較為穩定和平」此一經典論述和觀念，似乎仍有可討論空間。反倒是冷戰結束之後，區域衝突實際上還是減少，上述的長年交戰國家多半都已解甲歸田。

無論如何，攻勢現實主義的光芒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是難以掩藏的。如果要深入理解國際關係，筆者以為，對這一理論的詳加理解，進而對於戰爭和武力的運用，包括「戰略是如何形成的」、「軍隊是如何運作的」、「戰爭是如何進行的」及「科技是如何運用的」等四大課題延伸研究，或可更加了解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全貌。

參考書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