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十億中流時代即將來臨！－－包淳亮

推薦序二：從《十億民工進城來》開始思考中國的改革之路－－李政亮

推薦序三：城市是中國唯一的選擇嗎？－－李展鵬

謝辭

中國城市地圖

前言 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

1. 令人嘆為觀止的轉型

2. 本書提要

第一章 民工的處境：推動中國城鎮化的勞苦大軍

1. 北京的七百萬民工

2. 還有兩億五千萬

3. 民工之鄉

4. 民工的世代交替

5. 中國為什麼沒有貧民窟？

6. 為民工蓋更多的房子

7. 中國城市側寫（一）：八家村的拆除

8. 中國城市側寫（二）：孩子的學校被關了

第二章 戶口系統：中國式種族隔離

1. 人鼠相伴的重慶十八梯

2. 戶口系統是一堵看不見的牆

3. 改革的先聲－－石家莊與鄭州的經驗

4. 一個更有彈性的社會安全系統

5. 解除看不見的枷鎖

6. 中國城市側寫（三）：蔡安興的京城悲歌

7. 薄熙來與重慶模式

8. 讓一千萬農民穿上襯衫

9. 建三千六百萬間新房

10. 揠苗助長的改革即將引發危機？

11. 中國城市側寫（四）：渝長江進城記

12. 中國城市側寫（五）：蛻變中的江城

第三章 土地改革該何去何從？

1. 官商勾結與土地兼併－－烏坎圍城的真相

2. 集體農場與大饑荒

3. 土地改革的里程碑－－第十七屆三中全會

4. 中國城市側寫（六）：目標是每個農民都有一公頃農地

5. 土地指標－－汶川大地震後成都的大膽嘗試

6. 地票－－重慶彭水的大成功？

7. 第三次土地改革－－讓農們直接享有土地價值

8. 中國城市側寫（七）：傳統農業的凋零

第四章 城市發展：從開發特區到超級城市

1. 「巨型城市」的誕生

2. 失控的經濟開發區

3. 狂飆的房價

4. 雙軌制的城市發展路線−−分散與集中併行

5. 超級都會帶的雛型——上海與廣州

6. 中國城市側寫（八）：城市分級指標

7. 中國城市側寫（九）：地方政府的財政白手套

8. 「西部大開發」的發電機——成都與武漢

9. 成都——不甘落寞的內陸大城

10. 中國城市側寫（十）：在廢墟中重建

11. 武漢——九省通衢的人口壓力

12. 中國城市側寫（十一）：漢水旁的甜蜜之家

第五章 沙漠中的鬼城：中國式造城的虛與實

1. 鄂爾多斯的黃粱夢？

2. 在中國，規模比效率更重要

3. 鬼城終將復活

4. 「建了，再逼他們來」

5. 為什麼中國城市這麼醜陋？

6. 由上而下的城市發展規劃

7. 中國城市側寫（十二）：地鐵是窮人的交通工具

8. 中國城市側寫（十三）：北京城郊的富豪樂園

9. 綠化－－集中更環保

10. 中國城市側寫（十四）：杭州：傳統與商機的結合

11. 中國城市側寫（十五）：天津：在歷史餘暉中重生

12. 中國城市側寫（十六）：鄭州：需要用心體會的另一面

第六章 十億個錢包：城市消費階級的興起

1. 大鄣山的新年市集－－「農民如果不需要，就不會買」

2. 擴大民間消費

3. 讓民工富起來

4. 「消費中國」的出現

5. 目標：三級城市！

6. 中國城市側寫（十七）：省吃儉用不浪費

7. 中國城市側寫（十八）：全北京最便宜的檯球廳

結論 城市的文明化

第一章 民工的處境：推動中國城鎮化的勞苦大軍

北京的七百萬民工

每年或在冬末、或值春初，視農曆新年到來的日子而定，中國的城市總有一兩週時間停擺。工地停止施工，商店與餐館停止營業，工廠也大門深鎖。大多數城市居民要等到數百萬民工返鄉過年而突然消失的這一刻，才覺察到這些民工大軍原本的存在。不過，若不是有這許多沒讀幾年書、就從全國各地農村湧入城市的流動人口，現代中國也不可能存在。若說帶動中國城市經濟的人，正是這千千萬萬男男女女，也絕不為過。

在北京街頭賣水果的陳芳豔（譯音）就是一個典型的民工例子。一九九○年代初期，她的父母離開河南省農村，來到北京，把幼小的她留在農村老家。像數以千萬計被留在家鄉的孩子一樣，陳芳豔只有在過年放春假的時候才能見到父母親。她就事論事地說：「每次爸媽要回城裡的時候，我都會悶悶不樂，但也不是很氣。再怎麼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他們要賺錢養家。」二○○四年，她剛唸完小學，就跟著父母來到北京。現在，在北京住了八年的她，看起來幾乎與城市女孩一般無二。但她那一頭染成褐色、燙得半捲的亂髮，為她加了一個外來人的標籤：因為時髦的本地女孩不會留這樣又長又亂的髮。

陳芳豔與她的先生，住在北京東北一處所謂的「城中村」，住處是一棟磚造矮房子，兩人租了其中一間小屋。所謂「城中村」原來都是北京城郊的農村，北京目前有估計約六百個這樣的老農村社區。不過十年前，住在這些社區的都是種菜的農民。之後，北京市政府為了市區開發，將這些農地買下來，給了村民一大筆錢，還給了他們城市戶口，讓他們成為合法的城市居民。這些村民於是用這些錢購置現代化新居，將老房子租給外地來的民工。北京的民工主要來自河南與安徽兩省，走在北京熙來攘往的街頭，最常聽到的就是這兩省的方言，自也不足為奇。陳芳豔住的這處城中村，有一條散發著惡臭的小溪，它儘管髒亂、擁擠、老舊、破敗，但枝頭鳥兒常鳴，街頭小兒嬉戲，卻是一片小村和樂景象。據估計，北京有七百萬民工，其中近三百萬人生活在這樣的「城中村」裡。

村裡的磚房隔成許多狹窄小間，供民工家庭租住，租金約為每個月八十美元。陳芳豔租的這個小間有十五平方公尺，裡面有一台電視，一個電飯鍋，還有洗衣機：這也正是中國農村小康之家必備的一切。都市家庭一般還會有一部廉價電腦。陳芳豔正在用她的電腦上網搜尋，想買一台二手貨電冰箱。此外，她的小世界裡還有一具鐵製老床架，上面擺了幾張髒毯子。房間兩壁間懸著一條鐵絲，上面掛著洗好的衣物。幾根電纜突出牆面上，牆邊還疊著幾箱水果。屋角有一座燒煤的暖爐，上面通一條熱水管，但這房間在冬天非常冷。

她的先生每天凌晨兩點就會開著他的小房車，到北京另一頭一座大型食物批發市場批貨。批好貨以後，他開車回家，睡一兩個小時，然後起身工作。陳芳豔每天將載滿水果的三輪車停在街邊，站十個小時賣水果。許多民工幹的活比她辛苦，但陳芳豔得經常受「城管」的閒氣與騷擾。所謂「城管」是一群惡形惡狀的傢伙，他們每天就在街上遊蕩，把乞丐與流浪漢趕得滿街亂竄。城管會沒收街頭小販的東西，會開罰單，還會對小販們張牙舞爪、耀武揚威。水果攤的生意在二○一○年做得不錯，進帳近八千美元。但翌年，食品價格漲了百分之十以上，陳芳豔夫婦做得備極艱辛。她嘆道：「批發價很高，但大家不願意買貴的水果。我們已經將賺來的錢幾乎全部省下，但每天還是得為軋平而絞盡腦汁。看我先生的臉孔就知道了：他總是一臉精疲力竭、心力交瘁。」

像許多來自農村的人一樣，陳芳豔夫婦也不理會中國的一胎化規定。他們有兩個男孩。在城裡，沒有戶口的民工子弟很難進公立學校，身為民工的父母想照顧孩子很不容易。陳芳豔的次子進了北京郊區一所幼兒園，只有在週末才能回家。她說：「我們工作太忙，沒辦法每天照顧他。」她的長子已經返回河南鄉下，唸不收費的公立小學，次子年歲稍長也要回鄉下唸書。這兩個孩子會留在鄉下老家，與爺爺住在一起。他們的爺爺原也住在北京，後來患了肺結核。他由於身為民工，不能享有政府補助的健保，既承擔不了城市高昂的醫療費用，就只得回鄉養病。

對陳芳豔這些民工而言，在中國城市過日子很難，很不公平，而且時常得受寒受凍，忍氣吞聲。大多數民工沒有社會安全保障，凶神惡煞般的城管可以讓他們討不了生活。除了來找她買一袋蘋果或一箱草莓的北京居民以外，陳芳豔與當地人幾無往來。這是一個典型：民工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造成社會與實質生活的聚落化。但就像中國城市裡大多數年輕民工一樣，陳芳豔夫婦下定決心，不回河南鄉下。陳芳豔說，他們會一直留在城裡，等著有一天兩個兒子也過來與他們團圓。她說：「本地人看不起我們，因為我們窮，但我們絕不回去種田，我們有兩個孩子要養！」

還有兩億五千萬

中國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大遷徙，迄今不過三十年，這是因為過去在毛澤東統治下大部分期間，農村與城市間的流通都受到嚴密控制。共產黨原本靠農村改革起家，但它的目標卻是城市工業化。過去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城市主要是重工業中心，為保護城市生產力，就必須限制農民進城。事實上，在共產黨統治初期，曾有許多人從農村進入城市。但這股移民潮因一九五八年實施的戶口登記系統而告終。事實證明，戶口系統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利器，只不過它的用意原本在於防止農村人湧入城市。農民必須留在農村生產食物，養活城市裡的工人，而不是湧進城裡與城市人爭食。

一九八○年代，北京開始放鬆經濟與社會控制，並且鼓勵農民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由農戶集體承包、經營的鄉鎮企業開始蓬勃發展，開發小城鎮的政策也於焉成形。中央政府於是開始鼓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但這項政策有一個例外：中國以實驗性「經濟特區」的形式，開放華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頭與廈門四埠，開始吸引第一波民工進城。到八○年代末，東南沿海工廠林立，移往城市的民工也蔚為一股源源不絕的洪潮。

一九九○年代初期，民工熱潮再次升溫。全球製造業者開始進入中國，在沿海各地設立工廠。民工工資低廉，工作機會也多。農村年輕人成群結隊離鄉進城，在出口加工廠做組裝工，在新開的餐館當服務生，在建築工地挑磚。儘管這時上億民工已經進入不斷膨脹的沿海大城，用腳宣示了他們的意願，中國官方仍守著限制大城市發展的政策。

一九九○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發展停滯，出口重挫。國營企業開始解雇數以百萬計城市勞工，民工的就業新機也應聲銳減。而這一切都只是二○○八年不景氣的先聲。

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經濟復甦，出口轉強，中國城市房地產市場出現爆炸性成長。隨著勞工需求有增無已，民工進城的浪潮再次湧現，為各地城市平添許多新人口。在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間，近一億新民工湧入中國各地城市找工作，中國的城市政策也終於轉向，承認這種人口遷徙的現實。中國的「十一五規劃」（即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二○○六至二○一○年）主張城市應不分大小、「協調發展」。「十二五規劃」（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二○一一至二○一五年）更進一步表明，要促進大都會區與城市群﹝譯註：小衛星城圍著大城﹞的發展。中國目前的領導人也是城市發展的信徒：他們一致認為，城市發展是擴大內需的關鍵。

經過三十年擴張，中國民工人口已經大到幾乎數不清的地步。中國城市人口的數據則精確得多。這些數據顯示，在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在中國城市住滿半年或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了兩億以上，相當於每一年增加一整個澳洲的人口。這些新增人口中，近半數來自農村到城市的遷徙。調查資料顯示，今天，中國境內有約一億六千萬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城市工作，比整個俄羅斯的人口還多。此外，中國還有六千萬民工離開村子、到附近城鎮討生活；白天到城裡打些非農活的工，晚上回村睡覺的半民工，人數也有三千五百萬。根據政府預測，到二○三○年，移往城市的民工人數還會增加兩億五千萬，占中國城市人口預估增幅的三分之二以上。其餘不到三分之一的增幅來自人口自然增長，以及農村居民入籍成為城市人。

農村民工可以大體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民工：即來自農村、到城裡幹力氣活的所謂「流動人口」。理論上，他們的進城只是暫時性質。這類型民工包括約兩億兩千萬離鄉背井、進城打工的人。第二類民工包括數以百萬計農民，他們或同意、或被迫放棄他們在農村的田地，換取在城市的新生活。由於地方政府正在推動土地改革，力圖加速城市化，這類民工可能愈來愈普遍。

還有一個比較模糊不清的第三類型。這類型民工指的是經重劃、成為新城市人的原農村居民。由於農村與城市的界線調整，這類居民可以在一夜之間「城市化」。其中有些人的生活大體照舊，有些人卻因村子遭不斷擴張的城市吞噬，不得不離開農村故居。這些被迫遷離的人，可以搬進城裡另一區的公寓，成為在地居民。近年來，由於政府徵用市郊農地的補償金持續增加，因此財星當頭、發家致富的農民愈來愈多，頗令當地城市居民不滿。十五年來，這類因界線重劃而出現的新城市人，在中國城市化故事中一直舉足輕重。但當局已經採取行動，加緊對城市擴展、農地徵用的控制，這類型新城市人今後扮演的角色應該比較小。

第五章：沙漠中的鬼城：中國式造城的虛與實

鄂爾多斯的黃粱夢？

想來，鄂爾多斯政府官員當初在戈壁沙漠中央建一座亮麗新城以前，一定未曾拜讀英國詩人雪萊這篇短詩。雪萊有感拉美西斯大帝（Ramesses the Great，西元前十三世紀古埃及法老王）帝國淪亡，而於一八一八年寫下這篇傳世不朽的名句。鄂爾多斯是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個城市，不是大帝國的京城。不過它確實擁有中國六分之一的已知煤礦儲藏，也就是說它非常富裕。像奧斯曼迪斯一樣，鄂爾多斯那些雄心壯志的地方領導人也要在沙漠上建一座偉大的城市。

人稱康巴什新區的這座新城，有宏偉的公共建物與滿載的地方驕傲。市政府新建的巨型辦公樓，俯瞰一座碩大無比、石板路面的廣場，成吉思汗與手下蒙古鐵騎耀武揚威的雕像就矗立在廣場各處。地方人士說，總理溫家寶到當地視察時曾說，這座政府大廈比北京人民大會堂還要豪華氣派。廣場旁建了一座耗資八千萬美元的博物館、一家六千萬美元打造的劇院，還有一個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採不對稱外型設計，看來活像一個畸形的不明飛行物。劇院則讓人聯想到一頂石雕的傳統蒙古軟帽。公共圖書館樓高八層，有一個玻璃為頂的中庭，還有一個蒙古文學專用樓層。廣場外摩天高樓林立，數以千計公寓樓在沙漠驕陽下耀眼生輝。這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嘆為觀止，直到你發現這城市少了一樣重要的東西──人。

許多人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失控得脫離現實，鄂爾多斯經驗就是血淋淋的證據。二○一○年，著名空頭大將、對沖基金管理人吉姆‧夏諾斯（Jim Chanos）宣稱，中國已經踏上「邁向地獄的跑步機」﹝他似乎忘了一件事：跑步機的整個設計要旨，就在於它哪裡也不去，不過原地跑步而已﹞。夏諾斯將中國對房地產開發的依賴比喻為一種英雄癮，還說中國魯莽的投資作法是一個隨時可能破滅的泡沫。一年以後，人稱末日博士的著名經濟學家、曾準確預言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努里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也提出警告說，中國的過度投資可能造成財政危機，可能造成持續多年的成長衰退，也可能兩種後果一起發作。魯比尼以「鬼城」－－空無人煙的新城市－－為證，說明中國的投資揮霍已經跨越臨界門檻。他所謂的「鬼城」，指的幾乎必然就是中國在沙漠中建的這座著名鬼城了。

那麼，是鄂爾多斯那些領導人吹脹了一個瘋狂的大泡沫，還是說他們瘋狂有理？當鄂爾多斯商品熱在二○○二年起飛時，地方政府擬就這項康巴什新區建造藍圖。錢不是問題：在二○○六到二○一○年五年間，GDP年均增幅高達嚇人的百分之二十三，地方政府歲入超過人民幣一千五百億元（超過兩百億美元），較之前五年暴增七倍。人均GDP突飛猛進，超過兩萬美元，比北京還高一倍。地方政府於是想出這個一石兩鳥之計：一面造一座新城安置鄂爾多斯與日俱增的城市人口，一面說服富有的本地人，讓他們在自己的城市花錢。鄂爾多斯城市人口在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躍增四十多萬，來到百萬大關。根據當局規劃，面積與泰恩河畔新堡（Newcastle-upon-Tyne）與匹茲堡（Pittsburgh）不相上下的康巴什新區，可以容納三十萬人。但鄂爾多斯官員也要極力避免臨省山西的厄運。山西那些煤礦大老闆，賺了錢以後就帶錢離開山西，住進北京的豪華公寓。

鄂爾多斯政府這項政策成功了一半：康巴什新區絕大多數房子都有了本地人屋主，但多達百分之八十的房子卻一直空置。大多數在新區購屋的投資人並不住在新區，而寧願留在舊城東勝。每天一早，數以百計政府官員與國營企業員工都要通勤三十分鐘，穿越灌木叢生的砂地，前往他們在康巴什新區的新樓上班。傍晚時分，他們回到人聲吵雜的老區，上餐館、逛商店，他們的家在這裡，人生也在這裡。

政府規劃人員說，所以會選在這一處交通不便的位置建立新城，是因為東勝長期缺水，而康巴什則位在河濱。他們希望，一旦康巴什進一步開發，鄂爾多斯人口也繼續擴張，會有更多人選擇搬進新城。官員計劃在二○一五年以前讓十五萬農民遷出土地，這些農民需要住房。據說，有些住在市區邊緣、遭到拆遷的農戶，領到的補償金高達三十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新城市居民應該買得起房子。此外，鄂爾多斯繁華的名聲已經遠揚，很有可能吸引成千上萬來自其他城市的居民。至於這些新居民會不會捨東勝而住進康巴什新區，他們則一點把握也沒有。東勝現在也刮起一股自己的建設風。

讓規劃人員沮喪不已的是，鄂爾多斯人的錢大多流進鬧水荒的舊城東勝。來到東勝，只見一個個高架起重機的身影映在天際線上，一輛輛豪華汽車擠滿了壅塞的道路。東勝不像是一個典型中國城市，更像是一個靠能源發財的中東小國。本地有錢人駕著一輛二十五萬美元的Range Rover進口名車在街上兜風，市區五光十色的卡拉OK門廳外，停滿凌志（Lexus）休旅車。計程車司機說，他們每個月可以賺到三千美元，比北京目前的行情還高六倍。東勝的街頭儘管簡陋，卻人潮擁擠、熱鬧非凡。許多街頭行人雖說離開農村未久，他們握在手裡的皮質錢包卻裝滿了鈔票。

鄂爾多斯的新富階級要住豪華公寓，外加一輛漂亮的車。舊城最高貴的住所首推王子大廈。在王子大廈擔任客戶經理的北京人馬紹華（譯音）說：「我們這裡的住戶，主要是把生意賣給政府的煤礦老闆，還有就是做房地產買賣發了財的人。」有七百個住房單位的王子大廈，以大理石鋪地，採巴洛克式精雕建築風格。它座落在綠蔭成行的花園中，旁邊有一條潺潺小溪。而不久以前，這條小溪只是一條臭水溝。王子大廈第一階段推出一百八十個單位，儘管要價兩百萬美元，推出後不到七個月已經賣了一百五十多個單位。馬紹華說：「他們已經有了路易ㆍ威登與亞曼尼（Armani），現在他們要豪華住家，要一輛豪華名車，或是Range Rover、賓利（Bentley），或勞斯萊斯（Rolls Royce）。」

沒多久以前，許多鄂爾多斯的豪客與現在為他們造大理石宮殿的工人沒什麼兩樣。在市中心區，每天得架陽台、灌水泥、工作十二小時才能收工的民工，正倒在路邊小憩。他們住在工地後方一排散發著臭味的骯髒老屋裡。五十二歲、來自中北部的農民曾先生說，這是他第一次當民工。他興高采烈地問道：「你是來這裡參觀西部大建設的嗎？」曾先生在這裡當建築工，每個月可以賺四百五十美元，對農民來說，這是一筆鉅款，而且這樣的收入比全國各地民工賺的都多得多。他無怨地說：「這裡的人原來也與我一樣窮。但鄂爾多斯現在大發了。」

直到目前為止，鄂爾多斯商品熱造就的贏家比輸家多。問題是這股熱潮還能持續多久。二○一一年年底，已經有報導說，鄂爾多斯房價出現三分之一的跌幅，當地靠投機而發燒的經濟正在退燒。還傳出一些非專業金主與借款人因事情搞砸而自殺的悲劇。泡沫一旦破裂，自不免令人苦痛不堪。但鄂爾多斯或許可以經得起市場一兩次修正的考驗：它有太多的煤足供政府官員與投資人運用好幾年，施工項目一出狀況，只需投錢就能解決問題。但再怎麼說，鄂爾多斯這場豪賭即使賭輸了，對全國各地絕大多數房地產開發項目而言，也不會有什麼影響。因為這些工程大多位於既有城市的郊區，並非沙漠中的迷你杜拜。康巴什新區至少就目前而言，還不至於被滾滾黃沙淹沒。

甚至有些跡象顯示，這座沙漠中的城市已經開始吸引居民入住。在對主廣場附近幾家餐館進行的一次走馬看花之旅中，一家小川菜館的老闆對我說，景氣在二○一一年回暖了許多。更多企業正遷入新區，兩所大學校園也已落成啟用，帶來成千學子。當康巴什富麗堂皇的新學校開放以後，預期會有更多家庭搬進房價比東勝低的新區。二○○九年從舊城搬進康巴什新區的一位蘇姓退伍軍人說，他喜歡新區，因為這裡空氣好，房子又大又便宜。他說：「這裡仍然很靜，但我們社區現在已經住了約一百戶人家。在二○○九年，康巴什曾是一座鬼城，但現在不是了。」

在中國，規模比效率更重要

想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分辨虛實很難。當有關中國「鬼城」的報導在二○○九年年底出現時，市場開始哄傳許多誇大的謠言，說全國各地建設如何如何浮濫。經過市場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譯註：訊息如果在一個封閉空間流傳，會愈傳愈誇大的效應﹞推波助瀾，有這麼一項熱門說法：中國有六千五百萬間空置的公寓。突然間，全中國每一座城市都成了鄂爾多斯。

中國房地產市場謠言滿天飛，這一點也不奇怪。中國房地產最大的大戶，許多是國營與未上市企業，約半數房地產開發項目甚至不在公開市場出售。中國房地產市場統計數字前後矛盾不說，還以諱莫如深著名。只說它「不透明」還說不清它的真相。但這個房地產市場很重要。中國有很密集的鋼鐵廠與水泥廠，中國經濟也因此非常依賴建築業。而且中國在各式原物料定價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建築業的成長腳步即使僅只是稍稍放緩，也能在全球商品市場造成漣漪效應。如果中國房市真是一個巨型泡沫，世人必須知道。

所幸那些鼓吹「中國泡沫」論的投資大師都看走了眼，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城市化的性質。他們不了解中國城市化的規模，而且他們以西方商業慣例、而不以中國的慣例為根據，做了太多結論。夏諾斯與魯比尼這些大師批判得不錯，中國的經濟模式確實鼓勵過度投資，中國城市普遍揮霍，但中國的經濟仍處於開發階段，而在這個階段，效率並非一切。在這個階段的中國，吞下幾頭白象﹝white elephant，譯註：意指大而無當的投資項目﹞也能消化。更何況，事實真相是，中國並沒有造太多公寓樓，雖有幾處空曠的城區，並不能證明中國房地產已經形成巨大泡沫。中國的房地產投資或許欠缺效率，但它有一個不斷成長、而且能長期不斷成長的巨大新屋需求作為後盾。

批判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人，大多數不了解中國城市化進程究竟需要多少新屋。中國城市每年必須吸收兩千多萬新居民。此外，由於中國現有城市居民更加富有，他們也需要更大、更好的公寓。在二○一一年，新住房需求已經達到一千萬個單位以上，這個數字應該足以證明，中國即使在今後十年或更久的時間不斷製造新屋，也不至於供過於求。中國現有現代住宅――意指有自家浴室與廚房的住房――存量約為一億五千萬個單位。但有兩億民工目前仍然住在宿舍或貧民窟一般的陋室裡。如果說城市窮人也有權住進像樣的房子，推算下來，中國城市的住房事實上還嚴重短缺：大約還短缺七千萬個單位。中國並沒有建太多公寓；事實上它建的太少。

隨著中國日趨富裕，民工與工人階級的城市人會需要有更文明的住所。中國已於二○○九年傾全力展開規模龐大的社會房計劃，代表中國已經啟動這項替民工與城市工人解決住房問題的大工程。龍洲經訊估計，在二○一○與二○二○年間，四千到五千萬戶新城市家庭需要住房，今後二十年的整體住房需求，包括房屋翻新與公住房需求，約為每年一千萬個單位。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設計有問題的項目會失敗，一些開發商與投資人會虧損。但中國城市必須在建築施工上搶先一步，才能安頓數以百萬計的新城市人。中國當局拓建新城區，而不指望已經人滿為患的舊城承擔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其實合情合理。

這些新城區大多將建在不斷向外擴展的城市邊緣。「鬼城」這個名詞並不恰當，因為它意指中國造了許多杳無人煙的新城。這不是事實：真正的新城只是例外，不是常規。比較精準的看法是：中國房屋開發的成果，其實是既有城市中心的新市郊或衛星城，而不是建在鄉間的一個孤伶伶的空城。這些新城郊，既為從市中心區又老又小的家遷出的居民、也為尋找平價住宅的年輕家庭提供迫切需要的住房。大多數「鬼城」其實只是人們還沒有進駐的新市郊而已。假以時日，這些空城終將填滿。

「建了，再逼他們來」

最能顯示中國模式運作的例子莫過於浦東。這個建在黃埔江岸邊、原本不討人喜的上海市新區，是全中國新區營建的典範。康巴什（鄂爾多斯）、南坊（臨沂）﹞、鄭東（鄭州）﹞與呈貢（昆明）在二○一一年的開發，與浦東在一九九八年所處的開發階段差不多。當時造訪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撰文猛烈抨擊上海這個嶄新的商業區，形容它是「建在金字塔上、為一個死去法老王豎立的中央經濟紀念碑」。在一九九○年末期，浦東那些時髦的新辦公樓進駐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浦東本身也狀似鬼城。但不到十年，浦東的摩天高樓已經滿載，數以百萬計居民已經跨越黃埔江搬進浦東。浦東帶給世人一個要有耐心的教訓：新城區必須假以時日才能發揮商業中心實效。

傅利曼批判浦東，說它「不是一種市場經濟的表現」。負責規劃浦東的，也確實是技術官僚而不是商業開發專家。但也正因為這樣，浦東才能如此輝煌：在民間投資人裹足不前或紛紛將投資減碼的逆勢下，擁有雄厚融資後盾的政府規劃人員仍然沉得住氣。浦東因此有了足夠喘息空間，挺過初步困境，在幾年以後高奏凱歌。為協助新區開發，上海政府下令，所有大銀行必須將設在市內的總部遷往陸家嘴浦東新商業區。當時沒有人願意在沒有餐館、沒有綠地、一片不毛的工地上班，但政府既已下令，他們也別無選擇。

當然，沒人能保證其他新區也能像浦東一樣成功。畢竟上海擁有中國其他城市不能望其項背的明顯優勢。但幾乎每一個中國城市確實都有迅速膨脹的人口，確實都有許多希望住得更好的居民。更何況，許多城市都已向上海技術官僚取經。上海迫使銀行進駐，協助浦東發展。鄭州與昆明有樣學樣，也將政府辦公樓、大學與學校搬進新區，鄂爾多斯與臨沂也採取這種作法，不過規模較小罷了。這種作法為新區添加了成千上萬官員、學生與教師人口。而且這不只是一種政府創造的人為需求：鄭州與昆明的大學生人數在二○○○與二○一○年間增加了四倍，新校園有其實際必要。單單鄭東新區一地，就容納了二十四萬名大學生與教師。中國打造新區的邏輯不只是「建了，他們就會來」，而是「建了，再逼他們來」。

上海北郊大場鎮的開發經驗顯示，這一招或許管用。一九九○年代末期，當上海大學斥資一億六千萬美元在大場鎮建立新校園時，這座建在一片空曠田地中的粉白色建物顯得異常孤伶。校園外有道路但沒有車，學生除了園區內陰暗的學生食堂以外，找不到用餐的地方。想進出大場鎮，只有搭一小時一班的公交車。而且這車是一輛破車，走起來歪歪倒倒、搖搖欲墜，邊走邊排廢氣黑煙。這段路往往要開一個半小時，但學生不以為意，樂得聚在車上玩紙牌玩個不停。

一度孤寂的這處校區，如今已經是綠蔭成蔽、熱鬧繁華的城郊。校園後方原本荒蕪的田地，現在已經擠滿餐館、咖啡廳、酒吧、麵館與冰淇淋店。大場鎮現在有一家劇院與卡拉OK中心，有健身房、書店與網咖，還有一家沃爾瑪（Walmart）超商與一家蘇寧家電門市。過去為安置拆遷農民而建的陋室仍在那裡，但四周已經擠滿中產階級城郊居民住的漂亮住宅。一個十年前在大場唸書的學生，在舊地重遊時嘆道，十年前的校園生活簡直了無生趣，現在「這樣的日子真是天堂」。

＝本書特色＝

決定中國未來興衰的關鍵，就在城鎮化！

★ 中國城市擴張有多快？

中國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都市人口增加了兩億，平均每年增加約一個澳洲的人口。到2030之前，中國還會有三億農民走向城市，相當於一整個美國的人口。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高達十億，地球上每八個人就有一個住在中國城市裡。

★ 一百兆商機的未來！

據估計，因為城市人的收入與消費均是農村人的三至四倍，中國城鎮化（即城市化）將可以帶來一百兆台幣的商機。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主張，「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 然而，如果稍有差遲？

――城市土地利用失衡引發房價飆漲。

――巨量人口與車輛將癱瘓城市交通。

――中國經濟因農村消費不足而停滯。

――肆意擴張的城市將併吞中國有限的耕地。

――官商勾結土地兼併造成百萬農民流離失所。

――空氣汙染瀰漫人口超過百萬、千萬的大城。

――無數外觀毫無美感、樣式千篇一律的冰冷城市。

――僵化的戶口制度導致極度的社會不公與階級歧視。

――地方政府因為無力承擔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而破產。

★ 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

一個富裕而穩定的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將會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穩定力量，但一個個破產、騷亂、擠滿憤怒的失業人口的中國城市，將是人類的災難。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說，「21世紀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有兩項，一是美國的科技創新，二是中國的城鎮化。」

★ 中國的農村與城市，農民、民工與都市人口究竟將何去何從？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威脅還是機會？《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中為你深度報導分析。

＝內容介紹＝

◎城鎮化是中國必走的路

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移動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也是必然的政策目標。

對個人來說，城市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更舒適的現代化生活、與更新潮的娛樂與消費。在本書中，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指出，以2010年的重慶為例，城市居民的可消費金額是農民的三倍，差距高達一萬三千人民幣。

這也是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至今，五億中國農民選擇進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討生活的主因。可悲的是，僵化、嚴厲的戶口制度逼使他們只能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在城市裡享有醫療保險或退休福利的民工不到20%；他們的子女能唸公立學校的人數不到40%。但是，他們還願是前仆後繼地來到現代化城市，只因為這裡收入更高……

另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也是一個中國政府樂見的現象，並名之為「城鎮化」。儘管媒體都大幅報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已經太過擁擠，導致嚴重的交通癱瘓與空氣汙染，且過度的城市投資已經造成諸如鄂爾多斯「鬼城」等泡破經濟的前兆，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人口竟然還不夠！

其背後的策略考量是：中國只有全球7%的可耕地，卻得養活20%的人口。為了提高農地使用效率，中國政府不得不大力推動城鎮化，目標是在2030年前，繼續將兩億五千萬農民移入城市，將城鎮化比率推升到65%以上，使城市人口達到十億之眾。果真如此，中國每戶農家的耕地將增加到一公頃。根據日本與台灣的經驗，每農家有一公頃耕地是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

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就任記者會上就宣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城鎮化的負面後果

然而，城鎮化工程背後隱含了無數的難題與危機，其中有的已經爆發，譬如：

1. 空氣汙染：符合WHO所訂二氧化硫與二氧化氮標準的中國城市不到20%。

2. 交通堵塞：北京已有五百萬輛私人轎車，北京人花在通勤上的時間全球第一。

3. 投資氾濫與城市的無度擴張：在1980至2010年間，中國城市新區擴大三倍有餘，但同期間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20%。

4. 工業區擠壓住宅區導致的房價飆漲：在2006至2008年間，工業用地占了所有新城市建設用地的45%，住宅用地卻只占20%。

當然還有不少尚未爆發，但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潛伏危機。譬如，地方城市為了加速開發以催高經濟數據（這是在中國官場升官的重要指標），經常過度借款、盲目投資，中國銀行業的壞帳總額很可能將於2014年達到兩兆人民幣……

◎土地兼併與左右之爭

當然，所有危機與弊病當中，最怵目驚心、駭人聽聞的還是土地兼併的問題。無論是為了私利還是公益，中國地方政府為了建設城市常無情地驅離在地農民。作者指出，自地方政府於1990年代開始收購農地以來，每年有約二十萬公頃遭徵收，已有四千萬到五千萬農民失去土地。2011年十二月在廣東烏坎村爆發的官民衝突，就是在這背景下誕生的……

從土地問題切入，我們進一步看到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財產權。西方觀察家與中國的改革派人士無不極力呼籲賦予老百姓更完整的財產權保障，讓老百姓能夠自由地買賣他們的土地財產，才能避免官員的剝削。然而，另一批同樣關懷底層民眾福祉的左派思想家卻擔心，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前，鼓勵老百姓自由買賣土地只會陷民於水火之中，並合理化了奸商與貪官對農民的欺詐……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化的問題極度的複雜，任何片面的觀點都不足以一窺全豹。所幸，《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一書中試圖對中國城鎮化做出比較完整、客觀的報導。

◎「鬼城」不足為懼

唐米樂有記者的敏銳觀察，也有學者的冷靜分析。他一方面讚嘆中國政府已達到的驚人成就，譬如在中國城市裡我們幾乎找不到在印度或南美大城裡那種慘不忍睹的貧民窟（感謝嚴厲的戶口制度）。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在絢麗的城市光彩之下，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且就算在城市裡，也有多達兩億五千萬的中國城市居民缺乏基本的保障。他們遭受歧視，過得沒有尊嚴的生活，且屢遭貪官汙吏欺壓。改革絕對是必須的。

除了提供全面、持平的介紹之外，作者也不乏驚人之洞見。儘管吳敬璉、陳志武等中國權威經濟學家都已憂心忡忡地指出，「鬼城」的出現象徵了投資氾濫的中國經濟即將出現泡沫，唐米樂卻大膽斷言，以中國人口規模之巨、城市住房需求之殷，「鬼城」現象只會是暫時的。唐米樂估計，中國的住房根本建得太少，「大約還短缺七千萬個單位。」

中國城鎮化的成就與難題究竟何在？它會是一個危機還是希望？全球經濟是否能夠從十億的中國城市居民口袋中獲益？唐米樂的大膽樂觀有沒有根據？讀者可以從《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獲得答案。

唐米樂(Tom Miller)

唐米樂是經濟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K Dragonomics）旗下刊物《中國經濟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總編輯，曾任《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他獲有牛津大學英文學位，是倫敦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中國研究碩士。畢業以後，他在上海大學教了一年書，之後又在北京語言大學與中國中央戲劇學院學習中文。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的湯姆，目前與妻子與兩個子女住在北京。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譚天

曾任《聯合報》編譯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歐洲日報》編輯主任。退休後旅居加拿大迄今。譯作包括《戈巴契夫傳》、《波蘭斯基顯影》、《身先士卒，史瓦茲柯夫將軍傳》、《栽培領袖》、《享受工作的10個態度》、《新媒體消費革命》等約七十多本，範圍廣涉宗教、文化、理財、科技等領域。

＝各方推薦＝

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北京特派員：

「城鎮化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發展中最重要的主題。在本書裡，唐米樂對中國城市擴張與農村萎縮的經濟、社會、環境後果，提供了專業的分析報導。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忘掉對身處其中的人們的關懷。原本可能枯燥、抽象的話題，在米樂的書裡變得鮮活而有趣。」

詹姆斯．麥爾斯（James Miles），《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駐北京特派員：

「這本鞭辟入裡、引人入勝的書在此時出版正是時候。中國新領導人正面臨極端棘手的問題。唐米樂呼籲他們傾聽中國自己的專家學者的建議，立即展開土地改革。讀者看完此書之後會了解，中國令人咋舌的城市擴張需要好好調整一下了。」

陳金永，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城市化及人口遷移專案顧問：

「這本書內容豐富、觀點犀利，而且提供最即時的資訊。任何想要理解中國的人都應該一讀。」

《時代雜誌》（The Times）：

「中國的城鎮化的變化之快，影響之廣，超過歷史上的所有先例。但唐米樂的書掌握到了中國政府面臨的考驗與挑戰。因為沒有人知道前方的道路在哪裡，中國領導人缺乏可以借鏡之處。唯一值得參考的，就是唐米樂的這本書。」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nral）：

「城鎮化是中國政治圈最火紅的議題。他們必須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持續成長尋找新動力。中國從民生消費到能源政策都將受其影響。沒有人比唐米樂更適合來探索這個艱困的任務。」

＝推薦序＝

◎推薦序一：十億中流時代即將來臨！

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著有《自由的兩岸關係》。

由於中國在意識型態上、政治組織方式上的特立獨行，西方人觀察中國時不僅難以設身處地、較不具同理心，也往往較少同情心。中國落後於西方，又不願意迂尊降貴的向西方全面學習，那麼中國的混亂、骯髒、粗魯、兇惡都應完全由中國人承擔，這也應該就是中國的形象；至於偶爾可見的正面表現，由於「政治不正確」，不僅應該是例外，而且應該被忽視。不過總有人願意「不正確」，例如這本《十億民工進城來》就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西方人的成見。

本書的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是位生活在北京已十餘年的「老外」。他並不出名，雖然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介紹了他的書，但維基百科裡雖有十餘位與「唐米樂」同名同姓者，沒有一位是他。儘管如此，這本書觀察細微、立場公正，比起多數西方角度的中國論著更值得推薦。對於專業的中國研究者而言，本書對中國城市化現象的客觀陳述，不會給人太多的「意外」；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客觀應該被視為本書的優點。本書不是政治推銷，沒有犀利洞見；但是平鋪直敘之餘，又能將相關的中國城市化的歷史、制度，以及所面對的挑戰、未來的趨勢，與許許多多常民百姓的生活揉雜在一起，舉重若輕，既不過於學術以致一般讀者難以消化，又不過於瑣碎以致於見樹不見林、以偏蓋全。

不過，什麼是「林」、什麼是「全」呢？一言以蔽之：現代化。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附帶產品，是各個農民的生產力大幅提高後、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與服務業的結果；而工業與服務業需要勞動與消費的集中，於是帶來近代的城市化。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三重、新莊、中和、土城，或者桃園縣，或者高雄的楠梓、草衙所常見的廠房、陋屋乃至於豪宅比鄰而居，田僑仔、黑手、飛仔與流浪漢混跡一處的現象。發生在台灣的這種現象放大五十倍，就是本書作者所要研究的中國大陸城市化。

本書提醒讀者：中國在二○三○年前還將興建「七千萬」戶房子，移民城市的農村人口還將增加「兩億五千萬」，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達世界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這總總意味著此一過程將對世界的經濟、環境構成深遠的影響。不過比起把中國新城區稱為「鬼城」的譏諷，以及經濟上「投資過度」的質疑，本書卻指出「對城市的巨額投資，是大規模移民必不可缺的另一面」，「只要城市化腳步仍然迅速，投資在中國經濟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其實錯誤的投資是不可避免的，比起每年千萬人以上的城市增長規模，所謂的「鬼城」不過是其中盞盞之數。但是不同於某些人冷眼旁觀的心態，本書作者卻呈現出身在其中的深刻關懷。因此當他提到此前「中國城市看起來都一個樣，蘇聯風格的設計是一個原因」，「首都的權力美學在全國各地許多新建築明顯展現」，發出的慨嘆也彷彿中國大陸輿論界相關批評的迴響。

本書作者除了發抒自身的經歷，也參考了大量研究，但當然其中也不免有所遺漏。例如作者雖引述了麥肯錫的研究報告，但忽略了麥肯錫的相關研究「二○一○到二○二五年的全球活力城市」；這一報告指出在這十五年間，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最多的七十五個城市中，若不計入台北，將有二十九個來自中國。中國主要城市的人均GDP可望從從目前的大約一萬美金增長至三萬美金上下，其中內陸城市約二至三萬，沿海則三至四萬。中國城市化的強勁動能，從作者提到的各大城市積極興建地鐵可見一斑，但其規模還值得多說兩句：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兩個地鐵網都已在中國，即北京地鐵與上海地鐵；廣州、深圳、天津、重慶的地鐵長度也已凌駕台北之上，且主要城市的地鐵長期規劃，往往達五百乃至於一千公里之長。與此相似，十億城市中國人當然不能像美國人那樣依靠航空，因此高速鐵路網的急遽擴大也就合乎情理。

本書以不小的篇幅鋪陳其對農民工的同情，但這種同情對於開發中國家、乃至處在已開發國家門檻上的我們，卻似乎過於奢侈。作者引述數據，指出農民工「平均月薪為人民幣兩千元」以上、「大多數每個月能掙四百美元」，而「全國平均工資為三千兩百元人民幣、約合五百一十美元」，「民工家庭一般每年可以賺到三千到八千美元」。這些數字並不枯槁，我們只需拿「22K」（約七百美元）來比較。沒錯，這些中國大陸底層「農民工」的薪資，與台灣社會新鮮人常見的一般起薪，差距其實相當有限！甚至，他們正仿效日本來推動「所得倍增計畫」，以建立一個均富的內需市場。

上述城市化的硬體建設，與農民工薪資的上升，都是以產業的突破為基礎，而且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才是現代化與城市化的真正依靠。這些突破與提升雖非本書所企圖關照的現象，卻是重要的背景知識，是讀者所應掌握的宏大歷史的註腳。中國大陸依靠統一的領導與超巨量的規模，正企圖做到「人有我有、人無我也要有」；例如通訊業不能讓歐美寡占，因此邀請了西門子等一同研發自己的第三代、第四代移動通訊技術；核電、高鐵不能讓歐美專美於前，經過努力已經技術純熟，不僅高鐵開始輸出、甚至要在英國建核電廠；航空產業不能讓歐美兩家獨占，因此成立中國商飛，預計二○一五年首飛；全球定位系統不能讓美國霸占，因此先與歐洲合作加利略，後推出自己的北斗，預定二○二○年前覆蓋全球。凡此種種，都是「代工」稱王的台灣應該引為警惕的。

畢業自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已定居北京十餘年的唐米樂，對十億城民過上體面生活的可能性抱持審慎的樂觀，這是他的理想與期盼。讀者如果能藉由本書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所伴隨著的大量工作機會，特別是高薪工作向中國大陸主要城市集中的歷史性的、無可扭轉的趨勢，就會得出台灣人到大陸找工作的現象將愈來愈普遍的結論。「想像的共同體」的終點，將要從台北、從紐約或倫敦，轉移到北京與上海嗎？不久前台灣的一幅地產廣告，說要「與世界接軌」，代表世界的圖片卻是外灘；我一時驚愕，卻毫不感到意外。

◎推薦序二：從《十億民工進城來》開始思考中國的改革之路

李政亮／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著有《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

這一年來，筆者有機會就中國觀察在不同的場合進行演講，對象從公務員、高中老師、社會人士到大學生不等。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台灣大學生的中國想像，因為對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來說，中國威脅與中國機會同時夾擊，他們的中國想像會是什麼？

有一場演講的經驗讓我印象深刻。當我要學生說出任何關於中國的詞彙時，有學生提到「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是一九九一年的電影，很可能與這位學生同齡，年輕的學生之所以知道這部電影，是因為學校老師上課放過。此外，有幾個學生想說韓寒，但腦海裡浮現不出韓寒二字，於是說了兩個相關的特徵讓我得知他們想說的是韓寒－－「寫文章批判社會的年輕人」以及「開賽車」。

科普作品之必要

這個場景並不讓我意外，在大學教授中國相關課程的朋友早已跟我吐過苦水。，政治體制與文化的差異，使大多數學生對中國感到陌生，「摸著石頭過河」之的語彙更是遙遠。儘管，隨著中國崛起，台灣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大幅度增加，此外，書市也出現不少中國議題的作品。

為什麼年輕人對中國議題如此冷感？淺層次來說，在認識中國之路上，我們欠缺一些「科普」式的作品。「科普」式的作品有助於讓我們較完整地釐清中國社會現象，避開媒體片段與獵奇之眼或是中國高層如電影一般的鬥爭黑幕。我們需要透過這類作品勾勒中國的樣貌，也在此過程中激發問題意識，扎扎實實地進入中國。

《十億民工進城來》正是一部科普式的作品，主題是中國現代化計畫中的人與土地的配置問題，由此延伸的則是城鄉二元制之下不平等的戶籍制、地方政府瘋狂的城市化乃至拆遷等光怪陸離的現象。筆者與作者唐米樂先生都有長時間中國生活的經歷，唐米樂先生筆下的某些場景，也令筆者想起自己的相關經驗。「你農民哪！」是城市人取笑他人無知的口頭語，但是讓城市人尷尬的是，如果沒有來自農村的城鄉移工，城市人的生活很可能停頓。

每年農曆春節之前返鄉的春運人潮，是人類最大規模的人口移動，火車載回了大量的城鄉移工。農村的過節總是到了十五的元宵節才告結束，然而，城市則是大致初五年前後開工。城市與鄉村的社會時間差展現在這幾天，很多城市家庭在初五到元宵之間的生活是無法步上正軌的，照顧小孩的褓姆、打掃家庭的清潔工、送快遞的送貨員、社區保安等都是來自農村。

在農村，「發展打工經濟」的地方政府宣傳口號時而可見，這已是官民一致的共識，一般人家都希望子弟往外發展，再也不要回來，甚至回來是丟臉的。此外，跟城市很不同的是，不少農村都保留神明桌的空間，但是，與台灣神明桌拜神明不同的是，上面擺的不是神明而是毛澤東像。另外，在農村也可看到畫有領導人肖像的月曆，領導人們的眉毛都是加工過的異常黑長。

一個中國，Ｎ個世界，城鄉二元制所帶來的，是城市人與農村人在中國社會天平上不同的位置與重量。

穿透現象繼續思考

「科普」式的《十億民工進城來》帶來相對完整的現象介紹，作者在最後也提出了中國政府必須改變現狀的呼籲。不過，敏銳的讀者勢必得沿著這些現象與問題再思考，為何諸如拆遷、瘋狂的城市化等問題會發生？這與既有的機制有何關聯？改變的可能性又在那裡？

二○一三年的幾個現象值得作為切入點。十月，一部五分多鐘的動畫《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上傳網上兩天便創造一百多萬次點擊收看，這個動漫短片簡明地帶出中國領導人的晉升之路：他們必須從底層做起，經由鄉科、縣處、廳局、省部，在七百多萬幹部中脫穎而出。

這是一個龐大的金字塔結構，說中國是一個幹部國家一點也不為過，從國家主席、大學校長到基層公務員都是國家幹部。中國官場當中有個「步步高」的說法，也就是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當中，官員們錯走一步，在級別晉升過程當中將會落居下風，特別是在講求幹部年輕化的過程當中，許多職位都設有年齡限制，最好每一個升遷機會都能掌握住。

幹部國家沒有選舉，但有其考核官員的指標。根據北京大學教授周黎安在《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當中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地方GDP成長、招商數額等成為硬指標，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地方政府如此依賴房地產開發商，即便強拆也在所不惜，鬼城更是一座座出現！

習李時代的政治參考書

七百多萬的幹部人數，如同一個龐大的政策執行機器。但是，這個龐大的機器卻也面臨如何調整的問題。

有趣的是，習近平與李克強上台之後，新政初始，各方力量不忘為這個龐大機器的運作提供參照。二○一二年年底，主管紀律的王岐山推薦官員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二○一三年八月，堪稱最熱鬧的一個月，已退休的朱鎔基出版《朱鎔基上海話實錄》、《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也在八月問世，甚至《毛語錄》將要重新出版的謠傳也始自這個月份。

官員的政治課，如此熱鬧，到底這些推薦書與講話實錄反應了什麼？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西方政治史的經典作品，這部鉅作當中的一個問題意識是：為何路易十六主政下的繁盛，卻加速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到來？王岐山的推薦之意，顯然是希望官員們以此為戒，雖說中國已是大國崛起的年代，但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卻也達到臨界點，稍有不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說，《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來自西方歷史的提醒，《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則是中國本土經驗的實踐與提醒。朱鎔基，一九九八年至二○○三年擔任國務院總理時期，任內進行多項重大政策變革，也因而被媒體譽為「鐵血宰相」。

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前，朱鎔基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上海主政，《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之所以選定這段期間的談話集結出版，正因為這是上海在改革開放中前行的轉折路途。在這本講話實錄當中，不斷強調上海應當積極與國際接軌、批判官場中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主政者應關注小老百姓的住房與菜價問題等。

一部年代久遠的學術著作與昔日的談話，卻在今日成為暢銷書，這意味著什麼？如果說，《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代表官員必須勤政於民、勇於改革的聲音，那麼一度謠傳將要重新出版的《毛語錄》，則代表中國政治的另一種聲音：在權錢合作之下，小老百姓無以生活，只有懷念毛澤東所曾許諾的人人平等。儘管《毛語錄》的出版後來證實是謠傳，不過，這股力量確非空穴來風。

當然，最重要的政治參考書是二○一三年十月所出版的《幹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作者是習近平，這本書也因此成為教科書而非參考書。這本書談的是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期的經驗談。但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體制變革的問題再一次浮上檯面。

這是筆者閱讀《十億民工進城來》之後的思考面向。請注意，中國很大，中國共產黨員人數接近德國人口、四川面積小於法國但人口超過法國，這麼龐大人口背後的權力結構乃至社會狀況都極為複雜。前述筆者所說的只是眾多面向之一。

讀者朋友，超越現象思考中國問題，你準備好了嗎？

◎推薦序三：城市是中國唯一的選擇嗎？

李展鵬／任教於澳門大學傳播系，《澳門日報》專欄作者，著有《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等書。

談城市發展－－特別是當今中國經歷的超大規模城市化進程，身為澳門人的我，百感交集。閱讀唐米樂這本不太厚重但極之重要的新作《十億民工進城來》，我終於有系統地了解中國城市發展的各種問題，獲益良多之餘，我也翻開遠近記憶，重組我對城市發展的複雜心情。

我的世界只有城市

我出生於七○年代，懂事於八○年代，那是一個沒有農村的世代。澳門地小，人口密度高，在四小龍時代，城市化程度雖遠不及香港，但農村對我來說已是非常陌生。在我的生活中，也從來沒有農夫這種人。當時，看著已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我那一代人只覺城市化是澳門的－－甚至是世界的－－必然選擇。我們只恨澳門比不上香港「繁榮進步」。

我從小愛看電影。在陪伴我長大的香港電影中，幾乎已經沒有農村的蹤影。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很多港片呈現的富裕城市生活：豪宅、購物中心、高級餐廳，當然，必不可少的是維多利亞港的繁華盛況。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反映在電影選取的城市空間上，代表著香港正奮力爭取向上的社會流動。極少數例外如嚴浩的《似水流年》，也只是香港人回鄉探親度假，電影的視角仍是城市人的。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呈現的那個世界，已經沒有農村的存在。

如是，我的成長過程既不曾出現過農村，我也對鄉間生活也沒有任何想像。當年，澳門的某些父母還流行講一句教育（及恫嚇）孩子的話－－「你不好好讀書，長大只能去種田了！」對八十年代的澳門人來說，去種田竟是對懶惰的人的最大懲罰，一如犯罪的人要下地獄！

帶著這樣的背景，我後來在台北讀書時，卻從影像去重新想像農村。大學一年級看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我深深被電影中的農村觸動。從鄉間往城裡討生活的主角，經歷生活逼人與愛情失意，最後回到鄉間聽著年紀老邁的爺爺輕輕說起地瓜的收成。鄉間的人、物、情，成了失落的城市人的心靈救贖。年少無知的我這才知道，原來有些人是渴慕農村生活的。後來慢慢了解台灣新電影，才知道城鄉差異一直是個創作母題，是很多台灣導演都必須面對的議題。然後，在大學生涯中，我從不同方面粗淺地了解城市發展帶來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罪惡率高、貧富懸殊等，漸漸對城市生活多了一分反思。

城市化代表一切進步與美好？

九○年代期間，我每次去大陸都訝異於其經濟發展。一方面看來，是越來越繁榮，另一方面，卻滿眼有污煙瘴氣的景象，包括隨處可見的污染與乞丐。當時我就想，西方的現代化經驗能否令中國少走一點冤枉路？還是，中國始終要經歷一次現代化帶來的好與壞，沒法避免難題？後來，耳聞目睹很多中國的問題，都跟現代化進程有關，我開始覺得當年的想法天真。事實是：中國很可能不但不能避免曾經在西方出現過的問題，而且問題更為嚴峻。

大約十年之前，我到北京旅行。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已是如火如荼，「發展是硬道理」已是整個國家的某種信仰；而隨著經濟飛速發展，更多問題不斷湧現。我住在南鑼鼓胡同區，附近有個小劇場正舉辦大學生戲劇節，我就看了一齣名為《梵高》的戲劇演出。劇中的中國青年渴求生命意義，在畫家梵高的引導下，他展開了一段尋找之旅。他嘗試透過愛情、金錢、藝術去尋找生命意義，卻發現只有虛空與醜陋。後來，他覺得城市是萬惡的，於是到農村尋找世外桃源，可是發現農村的問題一點也不比城市簡單。

如今驀然回首，更覺這小品極具時代意義。在今天，中國人的菜單上已幾乎沒有農村這個選項。我在英國讀書時，一個台灣好友跟我說，他曾在火車上聽到兩個大陸遊客的對話，他們對於英國的現代化程度頗為失望，其中一人更斷言：「英國除了倫敦以外都是鄉下！」這句話反映的，一方面是部分中國人在所謂「大國崛起」之下的氣焰。另一方面，這也顯示當今中國人對大城市的迷信。而那種迷信，似曾相識地，就是香港八○年代的社會集體意識－－城市化代表了一切的進步與美好。

然而，當這位大陸朋友對城市化極度迷信，人類社會也大抵正處於工業革命以後對城市發展的批判最猛烈的時期：環保分子猛批城市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學者指出城市化常帶來嚴重的貧富懸殊，文化保育人士痛恨城市化往往犧牲古舊建築，左派學者探討現代資本主義如何利用城市空間進行剝奪性的運作，動物保護人士批評現代城市對動物越來越不友善......。今天，無論在歐美或亞洲發達地區，越來越多年輕人渴望反璞歸真的生活，「綠色生活」成為時髦概念，更有人身體力行去種田，遠離城市生活。城市不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選擇。

被忽視的世博主題

在這個脈絡下，以上那位大陸朋友的言詞似乎頗為自大兼無知。不過，話說回來，正當歐美的經濟都陷入困境，而中國卻是扶搖直上，就連一些歐洲人也對中國的城市化投以艷羨目光。我在英國曾跟一個西班牙年輕人談起上海，他說他多麼希望有一天可以住在浦東的摩天大樓中！是的，當亞洲後進國家的有識之士都羨慕歐洲的文化保育做得好，都欣賞歐洲城市的古風，卻原來有歐洲人渴慕中國的超級都會。

三年前的上海世博的主題正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相對於英文「Better City, Better Life」（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中文題目已是一錘定音地對城市下了結論。然而，在那次世博中，浦東與浦西兩個展區卻是一冷一熱。浦東展區主要有不同國家館，遊人如鯽，他們似乎都想看看各國如何使用其展館比拼國力；然而，浦西展區卻相對冷清得多。該區有城市最佳實踐區及主題區（包括介紹城市發展的城市足跡館），其實更堪玩味：倫敦案例展示了環保的零碳建築，丹麥的歐登塞案例介紹當地如何使單車在城市復活，馬德里案例構建未來的環保「竹屋」及「空氣樹」。對今天中國來說，這個城市最佳實踐區正是甚具啟發性的他山之石，但它卻頗受遊人冷待，傳媒的焦點也不在此。到底是因為彷如主題樂園的世博並不適合思考嚴肅的問題？還是中國人至今對城市發展沒有深切反思？

今天，中國城市發展已經不只是中國人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走的路，其實也在探索這個世界的可能性。如果西方被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塑造的那個現代世界問題百出，那麼中國的模式是創造更多問題，還是可以為人類未來提供不同選項？

回答以上複雜問題之前，梳理一下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現況是必要的一步。唐米樂的這本新書的最大貢獻是從不同的制度面去清晰地說明這問題，包括改革戶口制度、進行土地改革、改善土地運用等。今天台港澳人在大陸親眼目睹的各式現象，從傳媒看到的種種問題，不少都可以從本書找到答案－－例如，原來近年大陸的不少官民衝突，起因是農地的集體擁有權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逼農民賤賣土地而從中獲利；原來，那些「鬼城」出現的背後，是中國城市不斷向外擴張與民工不斷進城的結果；又原來，我們時常看到的斷腳乞丐，很可能就是因為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工在城裡沒法得到任何醫療補助……。小小的一本書，足可透視今天中國的不少問題，甚具參考價值。

中國之路：探索世界的可能性？

而本書另一個非常可貴的地方是，雖然作者談及的往往是很宏觀的問題，但他的姿態絕不是冷冰冰的由上而下的純政策導向，而是處處不忘改善數以億計的民工生活，讓他們安居樂業，生活有保障。大談政策之餘，他沒有忘了街頭的乞丐、富士康的民工、每次服務只賺兩元美金的妓女。作者在指引中國城市發展走向健康道路之同時，也在冀盼生活在底層的人民改善生活。

不過，值得反思的是全書沒有明言的假設－－高度城市化似乎是中國前路的唯一選擇，中國能做的只是完善它，而目標則是「城市化做對了，中國可以超越美國，鞏固它身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在這個大目標下，改善民工生活的一大原因，其實是讓他們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人，以保持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有關這一點，有人未必完全同意。畢竟，今天中國人的願望未必是要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也不是要什麼大國崛起，他們也許不希望中國人成為資主本義的奴隸－－消費動物。也許，中國人的希望不過是在讓人民溫飽的前提下，保護生態環境，捍衛歷史文化，維護社會公義，讓國家可以健康地持續發展。如果有更偉大的夢想，則也許是盼望中國可以在西方的政治與經濟面臨困局的時候，用自身的經濟走出不同的路，去探索世界還有什麼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則未必全部跟城市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