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變

平成維新陷內戰考驗

片山善博 在矛盾中前進

釣魚台 小浪轉大浪

手帕王子終於登板了

洩密者的義理與背叛

問責聲中的菅內閣

永不放棄的牽絆

雪地中的日俄歷史傷痕

輯二 絆

等了三十年的改正

築地市場的早春序曲

闇將軍的搏命之戰

向中國借東風

四月 決戰東京都

艱辛的第三次開國之路

震災中的父子情

災區裡的鯉魚旗

菅直人打土撥鼠

如果「鬼之刑事」在世

日本歐吉桑的憂心

菅直人的酸梅滋味

來自柏林的琴聲

在暗夜中抱義而行

一支女足救日本

革命情迷早已不再

菅直人的下台身影

泥鰍也能躍龍門

泳渡黑潮的島嶼民族

撫慰人心的歌聲

日本外交雙箭頭

泥鰍首相深陷TPP困境

和牛準備上桌了

關西大阪城之戰

誰是台灣的勝海舟

從箱根跑到宜蘭

輯三 路

來自東洋的候鳥

反核傳教士菅直人

渡邊謙的「絆311」

大阪維新會呼群保義

震災 故鄉在遠方

安田講堂 驪歌初唱

失去任意門的日本企業

石原慎太郎的葫蘆

小澤一郎絕地大反攻

當天皇遇見女王

村上春樹的黑色魔幻

AKB48經濟學

野田的生死鬥

一隻熊貓寶寶之死

天才打者征服紐約

野島的兩岸故宮路

二〇三〇年的想像

平成年間三國志

老鄧的釣魚台智慧

築地市場的早春序曲

一月五日清晨，東京築地市場迎來今年第一個交易日，在新年首場拍賣中，一條產自北海道戶井、重達三百四十二公斤的黑鮪魚，以三千二百四十九萬日圓（約一千一百多萬台幣）的天價成交，平均每公斤九萬五千日圓（相當於台幣三萬二千元），創下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有統計紀錄以來的歷史新高。

在此之前，黑鮪魚拍出最高價的紀錄保持者是二○○一年青森縣大間，當時拍出的價格是二千零二十萬日圓。事實上，青森縣的黑鮪魚一直是築地市場新春拍賣場上的霸主，連續多年拿下當年最高價，但今年卻首度將盤據黑鮪魚拍賣之冠的「指定席」拱手讓人。

戶井是位在北海道函館市與青森縣大間町之間，與大間黑鮪魚產出的漁場同屬津輕海峽，在築地市場做黑鮪魚批發好多年的大物業會會長伴忠夫說：「津輕海峽的黑鮪魚已上升到最高級，長年來這個代名詞始終是大間，希望來年還能再奪回最高價的頭銜。」

今年以最高價標下北海道戶井黑鮪魚的買主，依舊是香港、日本聯手的老少組合，他們在築地市場的黑鮪魚競拍已蟬聯三年王座。四十三歲的香港「板前壽司」連鎖店老闆鄭威濤與六十五歲的銀座高級壽司「久兵衛」取締役今田洋輔，是在二○○九年的拍賣戰中結下不解之緣，從此在春寒料峭的新年競拍現場上並肩作戰、所向披靡。

然而，雙方的合作之始卻是源自一場激烈的天價之爭。二○○八年，鄭威濤在築地市場的新年競拍中以六百零七萬日圓標下青森縣產出的黑鮪魚，那條魚重二百七十六公斤，平均每公斤二萬二千日圓，在當時已是五年來的最高價。鄭威濤此舉震撼拍賣市場，眾人議論紛紛之際，有業者直言：「竟然由香港人拿下標王，簡直不可思議！」

今田洋輔就是其中一人，這個擔任全東京最佳壽司店的歐吉桑，在○九年鄭威濤再度帶著銀彈殺入築地時，以一種武士道的精神說：「去年最高價的黑鮪魚被外國人標走，讓日本壽司店的顏面盡失，今年無論如何都做好了虧本的打算，一定要得標才行。」

日港老少兩雄相爭之際，魯仲連適時地出現了。與「久兵衛」有著長期合作經驗的海產批發商山口幸隆，正好同時也在幫鄭威濤進貨，山口見彼此僵持不下遂心生一計，在競拍登場前一天晚上，邀請兩人到日本橋的酒吧見面，並提出「魚和錢各出一半」的折衷方案。

此議一出，正中雙方下懷，今田同意「不做無謂的競爭」，鄭威濤也認為「樹大招風」，攜手合作不失為上策。因而在翌日的競拍中，即出現兩人緊握雙手的得標場景，原本應該上演一齣日中喊價的對決戲碼，不僅以握手言和收場，日後甚至還形成一對堅強的競拍搭檔；「魚和錢平攤」的遊戲規則，也成為兩人的合作默契。

黑鮪魚向來是日本料理的高級食材，隨著生魚片和壽司逐漸風行全球，這種瀕臨危險且被限制捕撈的魚類，已變得奇貨可居。但由於老饕趨之若鶩，中國大陸等亞洲市場需求激增，使得日本人不再可能獨享這人間美味，來自香江的年輕壽司店東，和銀座老字號的壽司龍頭共同以近四十萬美元高價購買，再次印證中國海外富裕階層的消費力。

築地市場的新年鐘聲，不僅是日本經濟的指標，也是當前亞洲經濟的縮影。從潮州汕頭移民香港的鄭威濤，本來只是一名廚房學徒，後來他飄洋赴日學習料理烹飪，繼而將拉麵、壽司引回香港，少年頭家闖蕩東瀛的成功故事還被改編拍成港劇《和味濃情》。有人說，幸好是採「平分」方式，否則若是自由競拍，日本壽司同業大概乏力搶標，難以和港仔匹敵。

看著築地市場的早春序曲，讓我想起自己多年前的一個遺憾。那時我在東京研修，名聞遐邇的築地市場就緊鄰著報社，搭大江戶線在築地市場下車，出口即是《朝日新聞》。初抵東京沒多久，朝日同事就帶我去參觀這座東京大廚房，並且在場外市場享用美食。此後，築地市場理所當然地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去處。

那年歲末，我曾興致勃勃地計畫，想去一趟築地市場，親眼目睹那種比著手勢、熱絡喊價的交易畫面。但遺憾的是，我終究沒有成行。多年後，黑鮪魚不斷攀升的拍賣價格，不但體現「食品全球化」的經濟趨勢，也敲響地球「糧食危機」的鐘聲，而我依然懷抱著實現那個計畫的期待。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支女足救日本

「如果我的孤獨是魚，那巨大與猙獰，一定連鯨魚都會逃之夭夭。」伊坂幸太郎在《Fish Story》裡的經典台詞，不禁讓我聯想起甫在女足世界杯奪冠的日本隊。

《Fish Story》不是在講魚的故事，也不是吹牛皮的英文諺語，伊坂描述的是一首龐克樂曲跨越世代所產生的蝴蝶效應。三十年前的搖滾樂團，在錄製最後一張專輯時，以宛如被遺棄在時代邊緣的心情，賣力地彈奏、演唱之餘，又像披頭四一樣加入無聲空白，進而在若干年後影響一個年輕人的正義感，並且改變了世界。

我看日本女足拿下金杯的新聞，耳畔竟不知不覺地想起《Fish Story》這首歌。伊坂的小說後來被改編為電影《一首龐克救地球》，劇情有了一些微調，劫機事件變成劫船，隕石襲擊地球，則是他的另一本書《終末的愚者》的時空背景。不過，搖滾龐克換做「大和撫子」，這強烈對比的背後，卻有著巨大的生命連動。

如果一首龐克能救地球，那麼我要說的是，「一支女足救日本」，而且這個無比精彩的傳奇故事還在繼續上演中。

二十年前的第一屆女足世界杯，日本隊在小組賽遇上瑞典隊，結果被以八比○慘遭羞辱；二十年後的第六屆女足世界杯，日本在準決賽遭逢瑞典，已非吳下阿蒙的東洋女，以三比一輕取身材高大的北歐勁敵。

締造這項奇蹟的過程極為戲劇化，彷彿是上蒼為了回報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的命運安排。在此之前，日本女足在歷屆世界杯的十六場賽事僅贏過三場，最佳紀錄是打進八強，本屆當日本隊以一比○擊敗東道主德國，闖入四強之後，世人始聚焦這支平均身高一米六三的娘子軍。

殺入決賽的日本隊，在法蘭克福迎戰曾拿過兩屆女足世界杯冠軍的美國隊，整個經過扣人心弦。日本女足在兩度落後的情況，靠著中場宮間綾的勁射與一記妙傳，分別在正規賽與加時賽追平對手，雙方二比二踢平，最後的PK大戰，拜門將海崛步美兩次成功撲球之賜，以三比一拿下金杯，打破男、女足世界杯皆由歐美壟斷的霸業。

日本女足向來以「大和撫子」自許，代表的是日本女性的堅忍，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平時待人溫柔、行事穩重，但堅持是非、富有正義感，簡單說就是「外柔內剛」。日本女足是屬於半職業的俱樂部，女足聯賽又稱「大和撫子」聯賽。

帶著「大和撫子」精神的日本隊，在世界杯出賽期間，都要收看三一一大地震的錄影專輯，那是總教頭佐佐木則夫特地請人將災區畫面剪輯而成，那種歷經海嘯狂潮、山崩地裂導致家園斷垣殘壁的人間悲劇，成了激勵女足在球場上做殊死拚搏的動力。

就這樣，日本隊一路過關斬將，挺進冠軍戰，然後在NHK、富士等電視台收視率紛紛破表的見證之下，創造震驚全球的東洋神話。據說，美、日兩國的爭冠之戰結束之後，在推特網路上平均每秒發布的訊息流量，創下一秒內就有七千多條的歷史紀錄，就連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是透過推特網站向日本隊祝賀。

大和撫子的旋風席捲歐美，對飽嘗地震與海嘯苦難的日本人而言，不啻是注入一劑強心針。日本舉國上下歡欣鼓舞，女足隊返抵國門時，成田機場湧入自一九七八年開通以來記者數量最多的媒體採訪群。

即便是政治之路已走到懸崖邊的首相菅直人，也興奮地向拿下「金球獎」與「金靴獎」的隊長澤穗希請益：「身為隊長，妳團結了整支球隊，不知道我現在開始學習是否還來得及？」

東京築地市場的大辰水產批發店，一隻名叫「保羅三世」的章魚，在決賽前精確地預測日本隊會獲勝，成為繼承二○一○年南非世足賽預言大師「保羅」的熱門接班人之一。

還有更多隨著女足奪冠而發燒的現象，在日本各地上演。由於女足球員待遇非常低，縱使像澤穗希這樣的明星球員，年薪也只有三百六十萬日圓，還不如很多日本上班族的正常收入，因此政府表明要改善女性運動員的待遇，國家足球贊助商麒麟集團甚至宣布，要發給每位隊員一百萬日圓。

無論是伊坂的作品，或是改編後的電影，《一首龐克救地球》貫穿全場的元素是音樂，而音樂就是正義。有人說，龐克就是勇於做自己；更有人認為，龐克不過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我想，為了夢想而犧牲婚姻的澤穗希，和其他的女足隊員們共同演出的「一支女足救日本」，其道理是相同的。她們以一生懸命的奮戰精神，向世人展現華麗的球技與堅韌的意志，那樣的蝴蝶效應，必將給日本及災區人們帶來莫大的勇氣。

就像伊坂如此寫道，「如果我的勇氣是魚，反射著陽光的河面都會由於其巨大與朝氣而更加耀眼吧！」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村上春樹的黑色魔幻

如果村上春樹知道，又有一個涉及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奧姆真理教徒被抓到了，他會怎麼看呢？

六月三日晚間，東京警視廳在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發現並逮捕了菊地直子，她因涉嫌十七年前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遭特別通緝至今。菊地落網消息一傳出，日本各大媒體紛紛發出快報，這位被懸賞一千萬日圓的奧姆真理教女教徒，旋即被警方羈押。

那晚，當我獲悉這則外電新聞時，我想到的是作家村上春樹。一九九七年三月，在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發生屆滿兩年後，村上採訪受害者以報導文學體呈現的《地下鐵事件》問世，翌年，他再完成續集《約定的場所》。

但我要談的是村上春樹解讀〈東京地下的黑色魔幻〉這篇文章（《印刻文學》三月號封面專輯／時報出版《村上春樹雜文集》），他寫一九九五年那年發生的兩件大事，阪神大地震與東京地鐵沙林事件。

村上像是以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筆調般寫一九九五年，那是日本距離二次大戰敗戰剛好滿五十年的年度，泡沫經濟來襲，房市不振、股價重挫、日圓急升，加上汽車、半導體及家電產業都被逼到懸崖邊緣。

「就像體內危險的膿悄悄增殖下去，然後地獄的蓋子終於被打開了。」村上這麼寫道。

村上描述日本政府當時對阪神大地震的危機處理能力，難以相信的拙劣，「時間在無為中過去。在那之間許多人在瓦礫下喪失性命。政治家的束手無策和官僚系統的僵硬是很大原因。」

十多年前，一個作家對阪神大地震的敘述，十多年後，同樣的文字記載，如此神似地在東日本大地震中重現。一如當時村上還寫道，權力中樞沒有一個人敢說「我下決斷，那決斷的責任由我負。」這番話無疑也適用於前首相菅直人和他領導的內閣。

村上認為，地震帶給日本國民兩個陰鬱的認識，一是活在不安定且暴力的地面上，另一是整個社會體制似乎有什麼錯誤的地方。

兩個月之後，狂熱的新興宗教團體「奧姆真理教」發動恐怖攻擊，五個變裝的教徒，在東京營團地下鐵的三線、五列車發放沙林毒氣，造成十三人死亡、六千三百多人受傷的慘劇，為日本自二戰後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

曾深入採訪過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的村上春樹，對於這場日本人從沒見過、沒經驗過的新災難，下了一個結論：顯示日本是「世界罕見安全而和平的國家」這共有觀念的崩潰。

日本人以無差別地殺害日本人為目的，對於這起震驚全國的殺人事件，村上寫道，「到底是什麼樣的精神會鼓舞人衝向那樣戰鬥性的憎恨？而且那樣的憎恨，是突然變異地產生的嗎？或是我們自己所製造的體制必然地生出來的東西嗎？」

當犯人陸續被捕後，人們從震驚變成困惑。因為五個執行任務的教徒，全都不是一般人熟悉單純的「宗教狂熱者」，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菁英」。

林郁夫曾是評語很高的心臟外科專科醫師，廣瀨健一是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院第一名畢業，橫山真人在東海大學主修應用物理，豐田亨從東京大學應用物理系進入數一數二的研究室攻讀博士課程，林泰男則在工學院大學研究人工智能。

村上分析，這五個研修理工的菁英還有一個共通處，亦即他們皆是六○年代後半的學生運動之後才進來的「遲到」世代。他們進大學時，大規模的政治、文化運動已經結束。「鐘擺改變方向，統治階層再度掌握權力，他們眼睛所見的是﹃宴會後﹄的慵懶安靜。」

讀村上這篇過去未曾發表過的文章，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寫「遲到」世代對現況的不滿，彷彿就是台灣後學運世代的寫照：「過去高舉的理想已經失去光輝，尖銳叫喊的口號已經失去力量，應該具有挑戰性的對抗文化也失去尖銳性。」

村上形容那種感覺散發著「好東西都被前一個世代吃光了」似的漠然失望感。

二○○五年三月二十日，距離東京地鐵沙林事件十周年，剛結束北海道之行的我，在東京新橋車站涵洞下和朋友大啖平價串燒，那是日本上班族最常去消費的庶民之地。

其實，那也是村上筆下在地鐵車站內吸進沙林毒氣，莫名其妙、激烈痛苦死去的，但卻是在體制內辛勤努力工作的「普通人」，他們日常生活之所在。

菊地落網後，我再次展讀村上的「黑色魔幻」，越看越像曾身歷其中的年代。十七個年頭過去了，難道日本一直都沒變嗎？還是谷底始終未曾到來呢！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二○三○年的想像

「民主黨分裂後，眾議院改選已勢在必行，你認為，最可能的改選時間是何時？」坐在復興南路巷內的咖啡店，我問來訪的東京大學友人。「我想，應該就在十一月吧！」松田康博氣定神閒地說出他的預測。

這是我們都非常熟悉的互動模式，他向我詢問有關台灣的要聞時事，我也會拿日本政經情勢就教於他。那天是八月二日，幾天之後，首相野田佳彥在與自民黨黨魁谷垣禎一的會談時透露，有意在十一月上旬舉行眾議院選舉。

那並非松田鐵口直斷，事實上，隨著小澤一郎的退黨，民主黨政權已危如卵石，消費稅增稅問題帶來的衝擊，讓眾議院改選提前浮上檯面。但民主黨不行，在野的自民黨也沒好到哪裡去，即使是橋下徹的「大阪維新會」，亦尚未成氣候。

屆時「三黨不過半」，將是很有可能出現的局面。我和松田下了這樣的結論。

「倘若如此，那可真的是和台灣難兄難弟，但沒有其他方法嗎？」我在提問的同時，也試著做了回答，「既然都無法過半，有沒有可能，民主黨與自民黨共同組成執政聯盟？畢竟，在消費稅增稅的問題上，民主黨是實踐了自民黨的政策。」

我們只是很簡單地就當前時局交換意見，松田其實還問了更多關於媒體自由的問題，甚至包括旺中案。松田這回是應邀參與一項與台灣未來有關的研究計畫，他在電話裡提及，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對二○三○年台灣的想像，或是預測十五年、二十年後的台灣發展，不管是論文、報告、書籍都好。

我想起《台灣限時批》這本書，那裡有一百位新世代對台灣未來的夢想圖像，對松田而言，他或許可以從書中找到答案。

然而，松田好奇二○三○年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這又何嘗不是我關注的問題；就像我對二○三○年的日本充滿期待一樣，如果野田政府能兌現承諾的話。

八月六日，首相野田出席在廣島舉辦的原爆紀念活動，他首次表示政府將考慮「零核電」，當天他還在首相官邸召見閣員，指示著手研究在二○三○年實現廢核的可能途徑。

翌日，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在回答媒體詢問時強調，他不認為零核會對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相反地，還可以創造成長，因為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和增進能源效能，將有助提振內需。

在日本，反核已成為社會的主流民意。但，若不是三一一福島核災，不要說民主黨政權的轉向，整個日本是否會改變，也許還是個未知數。二○一○年五月，當時的首相菅直人還宣布，計畫在二○三○年前增建十四座核電站，將核電提高至發電總量的一半以上。

現在，菅直人已成為反核大將，那位在福島核電廠事故中坐鎮指揮的官房長官，如今也入主經產省，並且對於記者提問關閉核反應爐的影響，斬釘截鐵地給予「我們做得到」的有力回應。

但民主黨並不是福島核災後就下定決心廢核，今年六月底重啟大飯核電站，野田佳彥才真正感受到民意的壓力。從今年四月開始，每逢星期五晚間，反核團體即聚集在霞關、永田町周邊，然後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七月下旬之後，一舉突破十萬人，「星期五革命」於焉展開。

一場又一場的反核抗議遊行，像極了以前跑街頭運動時常開的玩笑，在一個穩定成熟的民主社會裡，人人都可以是「周末革命家」。對絕大多數的日本人來說，國會議事堂前出現如此盛大的群眾示威，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一個屬於「安保鬥爭」的時代記憶。

遊行依舊持續進行中，七月底的「國會大包圍」行動，聲勢驚人。一位長期觀察群眾示威的《朝日新聞》記者形容，首相官邸周圍的抗議活動，已經發展出全新的樣貌，不僅緩慢相連、冷靜行動，而且秩序井然、執著堅持。

那天與松田對話，他關心二○三○年的台灣，而我心裡想的卻是二○三○年的日本。但我沒有問松田，怎麼看二○三○年之後的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用行動說明了一切。

與好友相約見面時，碰巧蘇拉颱風已登陸了，我端起咖啡笑著跟他說，「果真是風雨故人來」，是啊！我多想也能預知二○三○年後的台灣。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我們站在歷史上很重要的轉折點。

總有一天，人們會回顧當時我們是如何行動的。

從台灣看日本，最貼近也最生動的東洋政治學

黯然下台的前首相菅直人為何重回街頭，變身反核傳教士？

一場一場的反核訴求遊行，「週末革命家」的世代已然開啟！

失去任意門的日本企業，又是如何向中國「借東風」？

等了三十年的「台灣」身分改正，透露出什麼訊息？

村上春樹十七年前寫的「黑色魔幻」，竟是現世的預言？

偶像團體AKB48竟成為提振日本經濟的救星!?

張瑞昌總結近三年來日本「第三次開國－東日本大地震」前後的困境，剖析其中的政局、民情與社會脈動，二〇一〇年開啟平成維新，二〇一一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二〇一二年爆發釣魚台爭議及中國各地反日示威，三年來的東瀛政局紛擾不斷、經濟持續低迷，對日本這個國家及國民而言，無論是外在形勢或內部處境，刻正都面臨狂風暴雨般的強烈襲擊。尤其是三一一福島核災的慘痛教訓，很可能促使日本走向非核家園，進而成為決定大和民族今後二十年命運的分水嶺。

扛著改革使命登場的前首相菅直人在批評聲中落寞下台；繼任的野田佳彥自比泥鰍，亦身陷反核、TPP與東海主權爭議，他是否能滑過三黨環伺的政局泥沼？作者從築地市場的叫賣聲探看日本經濟消長，從災區的鯉魚旗體會人心的緊密羈絆，從日本退休記者的憂心思考台灣的未來——日本人愛看三國，是因為必須學習在大國之間求生存，然而，誰是台灣的諸葛亮，而我們的「隆中對」又在哪？

面對困局，他們怎麼面對：

日本能否超越眼前的艱困，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絆」。與其哀悼、悲傷，不如團結一致，朝重建努力，向災區、全世界傳送這股『絆』的力量。——渡邊謙（藝人）

即使意識到整個社會和組織都在緩慢倒退，很多人甚至因此裹足不前，但勇往直前，為新時代打下基礎，卻正是東大畢業生的使命！——濱田純一（東京大學校長）

不要說「一個人不能做什麼」。一旦自己認定不可能，我們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不想在臨終時感到後悔，就請大家開始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山口洋（搖滾樂團「HEATWAVE」團長）

如果我的勇氣是魚，反射著陽光的河面都會由於其巨大與朝氣而更加耀眼吧！——伊坂幸太郎（作家）

人們只有身處逆境才會帶來改變，但無奈的是，多數人經常安於現狀，以為自己始終處於順境之中。——松田康博（東京大學教授）

張瑞昌

一九六五年生，台中人。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

習慣文字思考，媒體工作經驗已逾二十年，現職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喜歡棒球、NBA，愛看日劇、電影、推理小說，還有單車、漫步、旅行。

二〇〇四年秋天，應邀擔任朝日新聞客座研究員，從此展開一場不悔的知日探索……。

著有《現代龍馬何處尋——寫在日本第三次開國前夕》。

（自序）

東瀛歧路

十一月的北京，已是寒意滿城。立冬前一周飄降初雪，竟是一場暴風雪，三天之後，迎來今年的第一場冬雨，氣溫直探零下。走在王府井大街上，濕冷不斷竄身入骨，遠比融雪的季節還要叫人凍澈心扉。

記憶中，有過這樣深刻的冷冽感覺已是好幾年前了。那是在東京，同樣是入冬以來的初次降雪，讓來自南國的旅人驚喜不已，但等到綿綿冬雨跟著而來，欣喜不再，那淒風苦雨浸溼了衣鞋，又冷得刺骨、寒透心底，令走在銀座街頭的步履愈發沉重。

我來到北京，與日本外交官H君相約在建國門外大街的國貿大酒店，距離二〇〇六年在東京千代田春秋料亭的見面，已經相隔六年了。前一晚，在海淀頤和園路上的東來順涮羊肉，我會晤了共同社派駐北京的中國總局局長渡邊，上次我們在東京的啤酒館酩酊大醉，也是〇六年的晚秋，當時還有一個在海上保安廳服役的同年朋友。

H、渡邊和我三人最早相識於台北。那時，H在日本交流協會任職，渡邊是共同社台北特派員，因為台日交流、總統大選及政黨輪替等話題，讓我們彼此之間出現交集。數年後，H返回外務省進入國際情報課，渡邊也調派總社，我則先是獲聘為朝日新聞客座研究員，再應交流協會邀訪，三人在東京又交會了。

這一回，我們再度相逢於北京，那樣的人生交會宛如散布在撞球桌上五彩繽紛的色球，不斷地碰撞、停格、滑動，從台北前進東京，再由東京飛抵北京，微妙地呈現台、日、中三方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

約莫也是在二〇〇九年冬天，我對日本問題的觀察與研究，隨著民主黨上台進入一個以思考「第三次開國」為主軸的探索階段。在這場日本迎向「第三次開國」的時代考驗中，已經從暗黑中復活並且躍居世界舞台的中國，無疑是最大的變數，它快速成長的經濟實力和急劇增加的軍事力量，儼然對日本帶來難以預料的衝擊。

然而，日本對東亞睡獅的甦醒並非毫無反應，甚至可以說，位處太平洋第一島鏈之北的扶桑之島，其實從未鬆懈過他們因應中國崛起的準備。

二〇〇五年春天我離開東京前夕，朝日電視台的政治評論員加藤千洋向我提及要密切關注第五代可能接班人李克強的動向，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日本專家對「李克強」這個名字的關注，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不過兩年，日本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卻已經探測到當時年僅四十九歲的遼寧省委書記。

這不僅讓我見識了日本對中國問題研究的深度，也促使我反芻台灣本身。在漫漫的歷史長河裡，中日關係始終是一道充滿變數的國際課題，而美日同盟及戰後急速變化的世界局勢，更使得因應此課題的難度遽增。相形之下，身處在兩個世界大國夾縫下的台灣，既要思考千年恩怨交織的中日關係，也要省視美國「重返亞洲」對整個東亞地區所帶來的影響，這門功課的挑戰性勢必極為巨大。

在北京旅行期間，我曾前往市郊的慕田峪爬長城，不久之前，三名日本觀光客就在慕田峪附近的野長城迷路，最後喪生在暴風雪之中。適逢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日本人迷失在長城的新聞事件，竟讓我不禁聯想起當前的日本困境，那是一種猶如徘徊在歧路口的迷惑。

這樣的迷惑，源自日本這些年的巨大變化。二〇一〇年開啟平成維新，二〇一一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二〇一二年爆發釣魚台爭議及中國各地反日示威，三年來的東瀛政局紛擾不斷、經濟持續低迷，對日本這個國家及國民而言，無論是外在形勢或內部處境，刻正都面臨狂風暴雨般的強烈襲擊。尤其是三一一福島核災的慘痛教訓，很可能促使日本走向非核家園，進而成為決定大和民族今後二十年命運的分水嶺。

本書是我在《中國時報》專欄集結成冊的第二批觀察報告，距離《現代龍馬何處尋──寫在日本第三次開國前夕》的問世，恰好相隔兩年。一如前述，這兩年的日本政局動盪不已，又有世紀浩劫降臨，我在一路書寫觀察東洋政治、社會及文化的過程中，不時頻頻回首自己生長的國度，往往也有置身歧路之迷惑。

為了忠實地呈現這一路摸索的筆耕途徑，在出版社編輯的建議下，本書有別於《現代龍馬何處尋》的編排方式，改以平成年表為界，仿日本年度漢字，區分成「變」、「絆」、「路」三大輯文，試圖呈現自平成二十二年（二〇一〇年）八月以迄平成二十四年（二〇一二年）九月為止的日本觀察心得。其中，輯一的「變」，係指一〇年因延續民主黨執政對日本政治的歷史性改變；輯二的「絆」則以一一年福島震災衝擊東瀛人心引發的情感牽絆為經緯；最後的輯三「路」，乃因一二年的重點為日本在災後重生、政局突圍中找尋出路。

附帶一提的是，我將這兩年來的專欄輯文總結為「平成年間的巨變與羈絆」，其實有那麼一點向史學家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看齊之意。我並非歷史學者，然而，檢視自己在平成年間的日本觀察，卻讓我仿若有著站在歷史洪流的錯覺。那或許也是我一直在尋找的答案，就如同我在北京和北海道新聞記者佐藤的對話，她沒有因身陷反日群眾包圍的採訪險境而失去熱情，但卻為失落好幾個世代仍不知何去何從的國家前途而憂心不已。

佐藤曾透過交流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研修一年，並於北京語言大學攻讀中文，她也經常來台採訪選舉新聞，深入民間取材，對台灣的政經、社會文化都頗為熟稔。在三里屯一家古典茶館裡，佐藤憂慮地說，日中三項文件（一九七二年《中日聯合聲明》、一九七八年《中日友好條約》、一九九八年《中日聯合宣言》）已經無法因應時代所需，必須再找到新的共識或聲明作為重建雙方新關係的基礎。

我想佐藤的「中國經驗」是有些感傷的，當她從失控的仇日氛圍中脫困後，那樣的感傷或許也說明了身為一個日本人的挫折感。與佐藤揮別時，她告訴我明年就要離開新聞界，因為已有一所北海道的私人大學邀她去任教，而且是繼續研究中國問題。顯然佐藤沒有被現實環境給打敗，縱使派駐北京的任期即將屆滿，她依舊可以尋覓重返中國研究的路徑。

也許，生命最終都會找到出路，如同那個外國登錄證上的國籍改正，台灣不也等了三十年。雖然站在歧路口，迷惑總是難免，徬徨也無可避免，但我知道必須冷靜、勇敢地向前行，因為路是人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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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張瑞昌筆下的日本就像看萬花筒裡的日本，你永遠會驚訝於每次轉動時跳出來的那些瑰麗畫面：怎麼才遇見西鄉隆盛，美空雲雀就突然映入你眼簾？上一秒才重溫黑船事件，這一刻卻捲進釣魚台波濤？台灣有不少日本通，張瑞昌卻是少見的萬花筒日本通，百科全書的日本通。——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閱讀瑞昌的文字，除了驚豔於他精闢的見解外，所描述的事件過程彷彿電影般歷歷在目的畫面，也是一種享受。以瑞昌豐富的人生經歷，將讀者拉入活脫脫的歷史時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尋最真切的脈動。——楊永明（國安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