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 雷祥麟

導讀 / 林文源

第1章 危機

第2章 憲章

第3章 革命

第4章 相對主義

第5章 重新配置

參考書目

索引

1.1 混種物的增生

從日報第四版，我得知今年南極上空的測量結果不太理想：臭氧層破洞正不祥地逐漸擴大。繼續往下讀，我從大氣化學家轉到了原化公司（Atochem）和蒙桑托公司（Monsanto）的執行長，這兩家公司正在修改生產線，為了替換無辜的氟氯碳化合物—人們指控它們破壞了生物圈。幾個段落後，我碰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首腦，他們扯上了化學、冰箱、噴霧劑和鈍氣。但到了這篇文章結尾，我發現氣象學家不同意化學家。怎麼說呢？氣象學家正在討論和人類活動無關的氣候循環波動。所以，工業國家現在不知如何是好，國家首腦們也裹足不前—我們該等等嗎？還是已經太晚了？到了這版底端，第三世界國家與生態學家又對此表示懷疑，並且談論國際條約、延期償付外債、下一代的權利和發展的權利。

同樣一篇文章混合了化學反應與政治反應。單單一條線串連了奧妙難解的科學和最卑劣的政治；串連了最遙遠的天空與某些里昂郊區的工廠；串連了全球規模的危機與迫近的地方選舉或下次委員會會議。其中的範圍、利害關係、時間架構、行動者，通通都互不相稱，但它們就是在那兒，被捲入同一則故事裡。

在第六版，我得知巴黎愛滋病毒污染了蓋羅（Gallo）教授實驗室裡的培養基；然而我得知席哈克與雷根先生已嚴正宣誓不會重演愛滋病毒發現時的歷史。我得知強硬病友組織迫切需要的藥物，化學業銷售起來卻不夠積極迅速；我得知這種傳染病正在靠近撒哈拉的非洲蔓延。再一次，國家首腦、生物學家、迫切需要治療的病人與實業家發現，他們捲入了一場混雜著生物學與社會的混沌未明的故事。

在第八版，有一個受日本人控制的電腦與晶片的故事。在第九版，有保存冷凍胚胎權利的故事。第十版報導森林大火的煙霧使某些生物學家亟欲保存的稀有物種喪命；在第十一版有佩戴項圈的鯨魚，牠們的項圈上附載著無線電追蹤器；第十一版也報導了法國北部有個礦渣堆（某種剝削勞工的象徵）因為滋養著稀有植物群，剛剛被列為生態保護對象！在第十二版，教宗、法國主教、蒙桑托公司、輸卵管、德州的基本教義支持者為了單一避孕措施而結為怪異同盟。在第十四版，高清晰度電視的訊號線數目把德羅先生（Mr. Delors）、湯姆笙公司、歐洲經濟共同體、標準化委員會、日本人（又來了）還有電視製作人集合起來。只把螢幕標準改動了幾條線，接著幾億法朗、幾千萬台電視機、數千小時的影片、數百位工程師與成打的執行長就化為烏有。

幸好這報紙包括幾個使人放輕鬆的版面；它們純粹處理政治（激進黨的會議），還有文藝副刊，其中小說家們在津津樂道一些自戀自我的冒險經歷（我愛你……你不愛我）。若少了這些撫慰人心的專欄，我們恐怕要頭暈眼花了。因為這些混種文章正在增加，勾勒出科技、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技術、小說的糾葛。如果說閱讀日報是現代人祈禱的形式，那麼今天要是有人一邊祈禱，一邊閱讀這些混亂的事務，這人的確相當怪異。所有文化的事務和自然的事務，天天都攪和在一起。

但沒人發現這件事令人困擾。像經濟、政治、科學、書介、文學、宗教、地方新聞等標題依舊各安其位，彷彿沒有任何異狀發生。最小的愛滋病毒帶你從性到無意識，然後到非洲、到組織培養、到DNA與舊金山。但分析家、思想家、記者與決策者為你把病毒走過的網絡，切成了微小的隔間。你將會發現這些小隔間裡，或者只有科學，或者只有經濟，或者只有社會現象、地方新聞、情緒、性。按下最無辜的噴霧劑噴頭，你將會出發到南極，並且從這裡到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到里昂山脈、到鈍氣的化學作用，然後或許到聯合國。但串連這些的線絲會柔腸寸斷，其數如純粹學科之多。不管如何，他們似乎都在說：不要把知識、利益、正義與權力混為一談。千萬別把天與地、全球與地方、人與非人混為一談。你可能會說：「但這些糾葛把事情混在一起，把我們的世界編織在一起！」分析家則回應：「就當這些糾葛不存在吧！」他們已經用仔細磨過的劍斬斷了「高爾蒂安結」（Gordian Knot）。「高爾蒂安結」的軸心應聲斷裂：分析家在左邊放上關於事物的知識，在右邊則放上權力與政治。

1.2 重打高爾蒂安結

二十多年來，我的朋友與我一直在研究這怪異的情況。而這情況是我們所處的知識文化不曉得如何歸類的。因為欠缺更好的術語，我們自稱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在這些可敬的學科標籤之後，我們總會加上一個修飾語：科技的。「科技研究」（science studies），如美國人所稱，或者「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不論我們使用哪個名稱，我們總是試著重新打上高爾蒂安結，辦法是頻繁地（如我們所必須的那樣）跨越分隔精密知識與權力行使的分水嶺—或者說自然與文化。我們自己就是混種，彆扭地在科學機構裡供職，算是半工程師半哲學家。我們是不求名分的第三類學子（Serres, 1991）。我們已經選擇跟隨糾葛，不論它帶我們到何方。我們仰賴轉換（translation）或網絡觀念往返穿梭。「網絡」這概念比「系統」更靈活；比「結構」更有歷史感；比「複雜性」（complexity）更依據經驗。網絡這個概念便是阿麗雅德妮之線（Ariadne's thread），幫助我們逃脫這個盤根錯節的故事。但人們依舊無法理解我們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被分為三個部分，這三部分分別對應到我們的批評者習慣的分類，成為自然、政治與論述。

在唐納．麥肯錫（Donald Mackenzie）描述洲際飛彈的慣性系統時（MacKenzie, 1990），在米歇．卡龍（Michel Callon）描述燃料電池電極時（Callon, 1989），在湯瑪士．休斯（Thomas Hughes）描述愛迪生白熾燈絲極時（Hughes, 1983），在我描述由巴斯德改變的炭疽菌（Latour, 1988b）或描述羅傑．居力民（Roger Guillemin）的腦縮氨酸時（Latour and Woolgar, [1979] 1986），這些批評者想像我們在討論的是科學和技術。因為這些是邊緣課題，充其量就是純工具或計算思維的顯現，對政治或精神感興趣的人不注意我們的研究似乎理所當然。但這些研究處理的並不是自然或知識，並不是「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這些研究處理的是這些事物如何與我們的各個集體與主體產生關連。我們談的不是工具性思想，我們談的是各個社會的內容本身。麥肯錫動員美國海軍、甚至國會來討論他的慣性系統；卡龍動員法國國營電力公司（French electric utility, EDF）和雷諾公司，以及許多法國能源政策，來和實驗室裡電極尖端的離子變化搏鬥；休斯圍繞著愛迪生的白熾燈絲極，重建了整個美國。如果人們拉著巴斯德的細菌，整個法國社會將映入眼簾；若沒有把腦縮氨酸和科學社群、儀器、實作，還有一切看起來不像方法規則、理論與神經元的配件連成一串，就不可能了解腦縮氨酸。

「但你們肯定在討論政治吧？你們只是讓科學真理變成政治利益，讓技術效能變成謀略吧？」這是對科技研究的第二個誤解。我們的崇拜儀式為科技的事實保留了既處於邊緣又很神聖的位置。如果科技的事實沒有佔據這樣的位置，那麼這些事實就會立刻被化約成純粹而局部的機緣，化約成彆腳的陰謀。但科技研究不是在討論社會脈絡與權力利益，科技研究討論的是社會脈絡和權力利益如何與集體和物（object）牽連在一起。海軍組織拜其下各部門與飛彈的聯盟之賜，產生了深遠改變；法國國營電力公司和雷諾公司逐漸產生不同風貌，端視它們是否投資在燃料電池或內燃引擎上；電燈發明之前和之後的美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十九世紀的社會改變了，端視它是由可憐的靈魂或受微生物感染的人們組成；至於躺在分析家臥榻上的無意識主體，我們的不同解釋也各有所本，端視他們的乾腦子分泌了神經傳導素，或他們的溼腦子裡分泌了荷爾蒙。我們的研究全都無法沿用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對社會脈絡或主體的種種說法，以便將其應用到硬科學上。這就是為何我用「集體」（collective）一詞描述人與非人的關連，而當我用「社會」（society）一詞時，指的只是社群中的一部分，只是社會科學發明出來的分裂。人們本來就一直在重新定義技術的內容與脈絡。正如認識論者再也不能在我們提供給他們的集體化事物裡，認出他們幼年時學到的觀念、概念或理論，我們也無法期待人文科學，會在集體（其中布滿我們列出的各種事物）裡，認出他們在好鬥的青春期所玩的權力遊戲。我們藉阿麗雅德妮的纖纖小手追蹤出的細緻網絡，依舊比蜘蛛網還要更難察覺。

「但你們若不是在討論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或人群自身（humans-among-themselves），那就是在討論論述、再現、語言、文本、修辭嘍？」這是對科技研究的第三個誤解。那些不考慮符號外部所指（事物本質）還有說話者（語用或社會脈絡）的傢伙，確實可以只談意義效果（meaning effect）和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然而麥肯錫在檢驗慣性導引系統的演進時，他可是在討論殺死我們大家的武器部署；卡龍在追蹤科學文章中展示的路徑時，他可是同時討論著工業政策和修辭；休斯分析愛迪生的筆記本時，美隆園區（Menlo Park）的內在世界正要變成全美國的外在世界；我在討論巴斯德馴化微生物時，可是動員了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而不只是在對一位偉人的文本做符號學研究；我在談論腦縮氨酸的發現∕發明時，是認真地在談腦縮氨酸本身，而不只談它在居力民教授實驗室裡的再現。修辭、文本策略、書寫、演出、符號學，這些種種確實也很重要，但它們以一種新形式存在，這個新形式對事物本質和社會脈絡同時造成衝擊，儘管不能將之簡化成這個或另一個。

我們的智識生活亂了章法。要是認識論、社會科學、文本科學仍各自為政，那麼這些學科還各擅勝場。若我們正在追逐的創造物跨越了這三個空間，人們就再也不了解我們。一旦我們向既有的學科出示某個細緻的社會—技術網絡，出示一些可愛的轉換過程，第一群專家就會提取我們的概念，並且拔掉所有可能將這些概念連接到社會或修辭的根源；第二群專家會抹煞網絡具有的社會與政治面向，並清掉網絡裡所有的物；最後，第三群專家會保留我們的論述與修辭，但去除我們的作品裡任何對（難以啟齒的）實在或權力遊戲的不當執著。在我們的批評者眼中，我們頭上的臭氧破洞、我們心中的道德律、自主的文本，每一個課題都很有趣，但只有個別來討論時才會有趣。一個精巧的梭子應該要將天堂、工業、文本、靈魂和道德律編織在一起，只是這件事目前仍舊看來詭異、無法想像，也不合宜。 」

本書展現宏大的企圖心，以科學為切入點，進而企求全面檢討「現代性」這個核心問題

拉圖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自然 vs. 文化、主體 vs. 客體、事實 vs. 價值、現代的我們 vs. 傳統的他者），從而得出「我們從未現代過」這個聳人聽聞，卻又全然不同於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結論。在孔恩的鉅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五十週年的今天，閱讀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更可以深切感受到「科技研究」（STS）所走過一段漫長而引人入勝的思想旅程。

《我們從未現代過》的重要性，在於提出理解自然與社會存在關係的新本體論架構，這提供了人們另一種理解歷史與世界的方法。本書法文版自1991年問世以來，迄今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在二十年後終於來到中文世界。所謂的經典，是能讓不同世代的人在閱讀後都得到激盪與啟發，而《我們從未現代過》就是這樣一部遲來的經典。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為哲學，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此後，拉圖成為該領域深具影響力的理論健將，以及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主要建構者之一。1982-2006年間，他任教於巴黎高等礦業學校的社會創新中心。2007年起，轉任巴黎政治大學。拉圖 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

余曉嵐

國立清華大學、美國紐約大學碩士，主修性別研究與中國婦女史。現任職於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林文源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科學研究與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興趣為醫療社會學、工程研發與使用者研究、社會理論與經驗本體論。

許全義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國立交通大學科法所碩士。現任台中一中社會科教師。興趣專長為高中STS教育。

中文版序

《我們從未現代過》的三個意義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比較《我們從未現代過》與孔恩（Thoma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鉅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我們不禁會感到在這三十年之間，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曾走過何等長遠而又引人入勝的旅程。就如同孔恩在全書第一行中所指出的，他寫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目的， 就在於「對我們所深信不疑的科學形象，造成一個決定性的變化」。雖然該書曾引發深遠而又廣泛的影響，甚至可能是二十世紀人文科學界屈指可數的長銷書，但是全書的焦點仍然侷限於挑戰傳統的科學形象（image of science）。相較之下，《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的企圖心卻遠遠超過對科學的關懷，該書的切入點是科學，但它的目標卻是全面檢討現代性（modernity）這個核心問題。透過晚近科技研究對於科學的突破性理解，這個領域內最具原創性的學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藉此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Great Divide），像是自然 vs. 文化、主體 vs. 客體、事實vs. 價值、現代的我們 vs. 傳統的他者，從而得到「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這個聳人聽聞，但又全然不同於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結論。由於全書的企圖就在於揭示出科技與宗教、文化、藝術、政治之間有著現代性論述中無從想見的密切關連，因此本書並不是科技研究的入門書，相反地，它是一個對於領域外眾多好學深思的朋友們的邀請：邀請大家一起來探索彼此的關懷間千絲萬縷的連繫，共同來省思為何至今我們仍對這些關連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共同來揣想一個能看到它們的新視野，將可幫助我們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新的世界。

《我們從未現代過》是一個既曖昧而又令人疑惑的書名，它當然不可能意味著現代世界從來不曾存在過，或是宣稱無數學者先前關於現代性的細緻討論都是虛幻不實的。為了初步瞭解這個書名的意義，我們必須先要注意到拉圖極有創意地使用「憲法」這個比喻來理解現代性，因此他稱之為現代性的憲章（Modern Constitution）。簡單地說，許多國家的憲法中明文規定司法與行政的分立，這個制度性的規定在許多時候有著一定的效力，它一方面侷限了法官與政治人物間公開的、制度性的互動，另一方面， 又將他們間綿密的往來推擠到台面下，隔離於公眾意識之外，因而該國人民會覺得自己的確身處於這樣一個雙權分立的現代社會之中。由拉圖的角度看來，許多現代性的大分裂都可以類比為這種法律規定的分立，它使我們不斷地看到科技獨立於社會文化之外的事例，卻將兩者間的交引纏繞排除到公眾的視野之外。當然，正是在這兩者的類比之下，我們反而會感到從不曾明文規定的「現代性的憲章」的力量，其實遠比各國的憲法要來得有效而深刻，因為無數的人們與媒體報導都會指出法官與政治人物的宴飲勾結，但是很少人能夠想像科學事實如何能夠與文化價值密切相關。

基於憲章的這個比喻，《我們從未現代過》至少有三個意義。

第一、雖然在許多時候，我們的行動模式確實拳拳服膺於這個規範性的憲章，但科技實作中卻總是也同時充滿著許多這個憲章所不容許的、因而視而不見的活動，人們不斷地把這些理論上應該斷然分隔的不同領域結合在一起（拉圖所謂「轉譯」〔translation〕、「中介」〔mediation〕、「網路」〔network〕），創造出混種物（hybrid）之後，又再將它們純化分離（purification），而還原回到截然分立的兩軸（例如自然vs. 社會），於是由結果看起來，我們彷彿一直存活在這種二元分立的現代世界之中。科技研究這個領域最大的貢獻，就在於考掘出這些憲章所不容許的活動；更重要的是，科技研究不是爆料或爬糞，它並不把這些憲章所不容的活動當成醜聞或是病理的現象。相反地，科技研究指出，正是因為有著這些為憲章所不容許的（是以視而不見的）活動的支撐，現代性憲章才能夠有效地運作並規範我們的生活，並帶來人們所稱頌的一切的現代化的成就與進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實作與憲章間有著這樣的深刻的不一致，但由拉圖的角度看來，直到不久之前為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都還稱得上是一種運作良好的、具有功能性的關係。為了突出現代世界自十七世紀興起以來，我們的行為根本沒有全然符合現代性憲章的規範，而且永遠不可能符合（因為那些行為不符合規範，卻有重要功能），拉圖才斷然指出「我們從未現代過」。這當是本書書名第一個意義。

不過，「我們從未現代過」並不只是對於過去歷史的新視野與新領悟，它更涉及對於當下時代的判斷與未來歷史的展望。由拉圖的角度看來，由於越來越多不為現代性憲章所容許的混種物紛紛湧上檯面、甚至成為公共爭議的焦點，曾經一度可以運作的制度勢必面對嚴苛的挑戰，而走到需要徹底改弦易轍的歷史關頭。有趣的是，拉圖並不據此宣布一個新的大分裂或是「後現代」，相反地，他的主張是，只要我們能認識到原本「現代性」的斷裂就不是全然真實的，從而去共同、公開地面對那些在現代性憲章中泯滅不見的混種物與交引纏繞的實作（entangling practice），我們就可以處理當前新局的挑戰。

本書書名的第二個意義就在於由現在開始，我們不可能、也不應當再繼續信守現代性憲章的規範；簡單地說，「我們將不再繼續現代下去」，是以它同時是一個對當下時代變遷的診斷以及因應的方略。

請容我在此提供一個有些簡化的例子，以使讀者有一點具體的感覺。在關於基因改造食物（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s, GMO）的辯論中，有一種很常見的辯論方式就是聚焦於「基因改造」這個技術與改造而生的混種物，辯論它們究竟是屬於自然還是不自然的現象與過程。主張GMO屬於自然的人會說， 自然界中本來就有混種的現象， 而主張不自然的人士則會強調自然界的混種過程所花的時間非常漫長， 因而對相關物種與環境的衝擊都極為有限，相較之下，「基因改造食物」所涉及的人為、瞬間完成的混種仍是不自然的。這個辯論中，雙方都企圖訴諸「自然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 of nature），彷彿只要是自然的，我們就一定可以、且應當接受，而不需要過於擔心「基因改造食物」這個新混種對社會或環境的可能衝擊，所以辯論的關鍵點在於「基因改造食物」究竟是屬於「自然」還是「人為、社會」。我想這個辯論方式，應當十分接近於拉圖所謂的現代論的立場，辯論重點在於決定混種物屬於「現代性大分裂」的兩個陣營中的哪一個。

恰成對比的，另一種討論的方式，是把「基因改造食物」當成一種由「科技／自然」與「社會／人為」共同支持出來的混種物，我們不會斤斤計較於它是否真屬於「自然」，反而會仔細檢視它的哪一個技術性的特徵，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應，對此，我們希望見到什麼樣的規範、甚至改造？一個具體的好例子就是由英國STS學者Brian Wynne等人參與的調查，他們企圖找出人民對GMO感到憂慮的真正原因，透過深度訪談，他們發現人民願意接受合理的風險，但承受這個風險必須有助於社會公義。生技公司宣稱GMO可以解決第三世界的飢荒，但同時卻在GMO內植入使種子自動失效的裝置。由於農民必須每年重新向生技公司購買種子，GMO將使全球農業更進一步地被少數跨國公司掌控，其社會效應絕不是減少飢荒。在訪談中，許多民眾表示，如果生技公司取消這個裝置，他們便比較願意為減少飢荒而承擔GMO的未知風險。Brian Wynne等人的訪談闡明了原本隱晦不彰的社會價值，迫使科技與企業界面對本身關於社會的錯誤假設，從而轉化GMO爭議的主軸，更可能從而改變這個混種物的具體物質特性與社會效應。

最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拉圖把變遷的起點訂在1989年，這不止是因為柏林圍牆於當年倒塌，更不止是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是因為在當年史無前例地出現了以全球環境狀況為主題的會議。相較於1993年拉圖以新聞報紙中對於臭氧層的破洞的科學爭議揭開全書的扉頁，等到高爾2007年以《不願面對的真相》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拉圖的確在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科技研究者所應當凝神關注的全球性新興現象。

第三個意義：「我們」，從未現代過？

《我們從未現代過》第三個意義在於，如果連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書的英文（乃至其他歐洲語文）讀者也從未真正現代過，連他們也從未壟斷關於自然的真理，那麼所謂現代文明與前現代原始文化間無法溝通的大分裂當然便難以維繫了。雙方很可能沒有現代性論者所斷言地那麼截然的不同，彼此要平等對待、相互欣賞與學習是可能的，而且並不需要付出採取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慘重代價。但是，當您在書店中看到書名《我們從未現代過》，特別是它來自法國巴黎的作者時，不知道您會不會心生疑惑：拉圖所謂的「我們」是指誰呢？究竟包不包括正在翻閱本書中譯本的華文讀者呢？

這個看起來頗為天真的問題，其實很合理而且值得深究。歷史上有太多以「我們」為名的文獻，事實上都是高度排他性的。以美國獨立宣言為例，宣言前言開宗明義就說「我們以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賜，擁有多種不可讓渡的權利，包含生命權、自由權、與追尋幸福之權」。聽起來「我們」談及所有的人，這兩字也理應包含所有的人類，但是大家都知道，就連負責起草宣言的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一生中都擁有超過600名的奴隸，這些奴隸何嘗擁有生命權？當年美國人七月四日齊聲誦讀「我們」如何如何之際，真正不證自明的是，有許多環繞身邊的人都被排除在「我們」之外，而是不證自明的「他者」。

我們這些中譯本的讀者，究竟是不是作者拉圖心中的「我們」呢？這涉及本書書名的第三個可能意義，也是一個需要小心探索的問題，隨著答案的不同，我們也將會以十分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與使用這本書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在過去兩百年之中，正是本書主題的「科學」，劃下了區分「現代西方」與「傳統東方」的大分裂。1793年英國首次派遣大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率領使節團來到大清國（那時「中國」一詞還沒有被用來翻譯China），希望與清朝建交通商。充滿自信的乾隆皇帝毫無興趣地回應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早已預見即將面對這樣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大清國，馬戛爾尼使節團在出發前特別準備了一個巨大的熱氣球，他們相信「只要能讓熱氣球漂浮在北京城的上空，全中國就會知道西方的優越性」。可惜由於和珅的阻止，馬戛爾尼無法在北京施放熱氣球，是以乾隆朝的中國人錯過了一個當場領略到「他們」是何等優越的機會，也因此東亞的人們則在多年之後，才以更痛苦也更加羞辱的方式，瞭解到彼此是何等的不同。

就如馬戛爾尼所早已預見的，東西方不同的關鍵，就在於科技。他們西方人因擁有科技而跨越歷史的分水嶺，成為現代人；而我們為了追求現代與科技，幾乎必須揚棄我們所曾經擁有而感到自豪的一切，包括宗教、文化、傳統、習俗。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東亞現代史上有多少先行者就是以揚棄傳統並擁抱現代科技而知名的，想想福澤諭吉（1835-1901）在自傳中對漢醫的不齒，小學課本中孫中山扭斷泥偶的手臂而破除迷信，後來曾任台大校長的五四運動領袖傅斯年曾說他寧死也不請教中醫，甚至當年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的最大的肯定也來自現代衛生，學者因而名為「殖民現代性」。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漫長追趕，經過幾個世代的仁人志士以發展科技作為畢生志業之後，就在我們終於覺得幾乎要追上他們的科技發展時，拉圖居然跳出來說─「他們」從來沒有現代過，這不是很像一個近乎惡質的玩笑嗎？

正好相反，這使中譯本讀者多了一個理由、並多了一種方式來閱讀這本極有挑戰性的書。一方面，基於科技在我們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影響力，我們是不折不扣的現代人，為此我們極有理由關心前述兩個意義下的「我們從未現代過」。我們也在自己生活周遭目擊到許多拉圖書中所描述的新興現象，從而感到訝異、興奮、疑慮、不安，因而可以由閱讀本書中深化自己對這些現象的理解、綢繆我們的對策。另一方面，不可否認地，就在不久之前，我們曾在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中被西方人視為不科學的、無法理解的他者，我們之中的進步分子也曾為此不斷地以「迷信」、「落伍」來撻伐自己的同胞，直至今日我們之中仍還有許多人採用未經科學檢證的風水、收驚、傳統醫療與民俗療法，是以我們更有理由要從被排除在外的「他者」的角度來閱讀《我們從未現代過》這本書。身為中醫現代史的研究者，我可以向讀者保證，這也會是一個最有啟發性而愉悅的閱讀角度。

（本文曾發表於《科技、醫療與社會》卷十（2010），頁221-36）

我們在自己生活周遭目擊到許多拉圖書中所描述的新興現象，從而感到訝異、興奮、疑慮、不安，因而可以由閱讀本書深化自己對這些現象的理解、綢繆我們的對策。而我們曾在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中被西方人視為不科學的、無法理解的他者，是以我們更有理由要從被排除在外的「他者」來閱讀本書，我可以向讀者保證，這將是一個最有啟發性而愉悅的閱讀角度。

——雷祥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書當然在其原生地的社會時空、理論脈絡，與學術辯論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如此大費周章地翻譯本書，並不只是為了引介。除了擴大本書的閱讀群，讓大家領略拉圖與ANT的思考理路外，更希望讓讀者能帶有距離地思考這本書：不是生硬地吞下本書的論點，而是加以消化，並實際帶著這種視野，拓展對自身立足的社會處境的思考與實作。這也是對當前在地STS研究者的工作期許——理解與創造。

——林文源（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