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學術作為一種焦慮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推薦序─好研究的作法與好理論的唸法 陳遠（知識工作者）

致韋伯倫與巴尊

誌謝

導論

讀者

探究的典範

個人史

闡述操作語彙的著作

第 1 章　探究的技藝

理論 vs. 方法 vs. 研究

經典中的理論、方法與證據

連帶、理性與生產

結論

第 2 章　設計研究計劃

焦慮的認知根源和情感根源

選擇一個難題

以研究問題作為切入點

分析的理論軌道和經驗軌道

結論

第 3 章　論證的建構

證據與理論

人類能動性

前景的多變項論證

前景的詮釋論證

前景的歷史論證

理論與證據的分離

結論

第 4 章　前景的多變項論證

群體的社會整合如何解釋自殺？

「階級」vs. 「種族」對於美國黑人的重要性為何？

種族隔離的原因和結果為何？

結論

第 5 章　前景的詮釋論證

什麼樣的象徵意義建構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全控機構如何破壞個人認同？

男人和女人如何協商家事？

結論

第 6 章　前景的歷史論證

什麼樣的歷史過程解釋了法國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路易波拿巴政變？

為何日本變成法西斯主義，中國變成共產主義，英國還是民主體制？

勞工的語言如何在舊政權前後導致法國的革命行動？

結論

第 7 章　多重典範的理論力量

福利國家的多重探究典範

革命的多重探究典範

結論

第 8 章　辯證的解釋與社會學想像

多重探究典範

辯證的解釋

社會知識生產的制度限制

社會學想像的來源

社會學的允諾

結論

註釋

延伸閱讀

索引

導論

社會學是一門深具挑戰性的學科。它的多重理論傳統與多重方法論傳統，提供了多種選項給予重要問題，也提供了多種回答問題的方式。本書運用古典和當代研究的實例，提出可供架構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的幾種方式。主要目的是，將理論、方法和證據之間的傳統連結予以「解凍」。我主張，不能偏愛質化或量化資料，也不能偏袒歷史方法或民族誌方法，亦不能只著重微觀或宏觀分析層次，也不能只在意理論或資料。

每當我們展開一項計畫，都是從自己本身歷史不同地方的模糊想法著手，像是個人經驗和議題，或是讀了一些令我們困惑的理論，或是來自道德、政治或政策上的關懷等。如何把你自己的歷史，轉化為研究問題的構思，正是學習探究技藝的過程。回答研究問題的技巧—統計學、田野訪談、檔案檢閱—應該源於研究問題，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讀者

本書設定的讀者，主要是在學術生涯初期的大學部高年級學生或研究生。理想上，學生應該熟悉某些核心的社會學觀念，而且已經學過一些研究技巧。就我自己從事研究設計工作坊的經驗來判斷，這本書也會對正在進行研究報告、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提案的研究生有幫助。探究技藝的「操作語彙」（working vocabulary of the craft of inquiry），對於那些奮力從一團混亂的田野筆記、訪談、統計表及檔案摘要中，理出一條連貫論證，同時試圖將論點安置於「主題文獻」裡的人，將有幫助。這本書可以作為理論課程和方法課程的輔助閱讀材料，或者當作社會學解釋、社會學分析，或研究設計討論課等課程的主要教材，像是我教了好多年的那種課程。

本書不會在理論或方法論議題上採取極端立場。不同理論立場和不同方法論偏好的指導者（及學生），如果對理論、方法和證據之間關係的不同觀點保持開放，都能發現這本書派得上用場。認定不同探究典範都是正當的，在某些人看來，或許大有問題，尤其是堅定的實證主義者（positivists）和忠誠的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s），更會這麼想。我擁護各式各樣的理論及方法論選擇，但也相信以辯證的方式來整合多重典範，可以產出最豐碩的探究成果。

探究的典範（paradigms of inquiry）

「典範」（paradigm）是有關理論、方法和證據之間合宜關係的操作規則，典範塑造了特定科學社群、研究方案或研究傳統之成員的真實作為。典範是在特殊研究裡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論假設、方法論程序，以及證據標準的結合，採用探究技藝的語彙來說的話，它們「位居前景」（in the foreground）。

「典範」一詞可能會過度強調探究技藝是一種認知的事業，好像規則和程序脫離了情感、經濟和政治的脈絡而存在，但這些卻是界定難題（problem）、定義理論、收集資料之所繫。一套可用的技藝語彙總是有變得物化的風險，會被誤認為是真實事物，而非一種有用的抽象化。

在社會學裡，有三種主要探究典範，我名之為「多變項」（multivariate）、「詮釋」（interpretive）和「歷史」（historical）典範。我的核心主張是，每個好研究都以各種方式結合這三種典範的元素，無論是作為前景論證，或是背景假設。典範類型學給了你一套分析上的區分，可以用來思考你的研究選擇。

本書使用實證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洞識，建構探究技藝的操作語彙。後現代主義和實證主義通常被視水火不容的選項，若是當成相互競爭的哲學立場來爭辯的話，確實如此。但我不把這些議題當成哲學議題，而當成協助發展有效研究實作的實用策略之一環。

我從後現代的立場出發：人類是兼具情感和智識的自我，不斷建構著我們周遭的世界。在這個複雜的自我建構過程裡，我們使用的範疇，受制於源自我們的社會成員資格和社會認同的立場。因此，這個世界是由語言於社會層次上建構的，而語言是由文化意義構成的，文化意義則協商自一群有特定認同的人，這群人的認同又由他們的歷史經驗和社會位置所塑造。知識具有歷史偶然性，而且受到人類興趣和社會價值的塑造，並非外在於我們，也非完全客觀永恆，不像極端的實證主義觀點所說的那樣。

後現代對於正統科學方法概念的批判，對於我們該如何從事研究，沒有提供什麼線索。甚者，極端的後現代主義立場，拒絕任何超越論述語言建構的可能性。但是，當我們批判地檢視，有關真實（存有論）的知識（認識論），它生產過程背後的預設為何時，後現代批判就是不可或缺的起點。

實證主義認識論的用處，在於提出有個真實世界就在那兒的實用主義假設，我們可以觀察真實世界的特徵，有時也能加以測量，然後以最接近真實的方式來概括（generalize）。我們可以找出行為和事件之間的經驗關聯，提出有關其含義的推論。我們可以用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來評估解釋某個社會現象之不同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在這個領域，有強烈的驅動力，想要發展出逼近「科學方法」的東西，這種嘗試是要實現實證主義的理論願景，讓理論獨立於證據，證據獨立於理論，方法論則自立於前兩者之外。

據我所知，從來沒人寫過文章，討論當你試著決定研究難題時，你所面臨的情感議題與認知議題之間的關係。相對的，當前的研究文化，理所當然地認為研究興趣很清楚地，是由取得資金的限制、你的論文指導者、你的理論偏好，或是你的政治與政策關注來界定的。透過研究提案的起草，以及博士論文計畫書的審閱，這種私人學問由教師傳遞給學生。如果我說的沒錯，這是個社會研究的部落文化實例，強調了客觀性與非關私人，那是「科學」的美德。結果是，私底下的驚慌，還有不被承認的焦慮，只會在少數朋友和信賴的同事之間交流。我們每個人在每個新計畫前，都會重新面對一次這種處境。我在第二章，處理了研究過程特有的「第一級和第二級恐慌」。

本書嘗試從事三項彼此相關的任務。依照重要性的順序，本書首先將提出一套探究技藝的操作語彙，協助你形成研究問題的策略。其次，本書透過批判地檢視幾個古典與當代文獻，闡明這套操作語彙。第三，本書是社會學的批判社會學（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ociology）。當前的教學都任意分割社會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這門學科沒能自覺到，理論、方法和證據的選擇，在在反映了那些深刻鑲嵌、甚至是「文化性的」，有關社會知識如何生產的預設。

這些目標之間的緊張，沒辦法完全解決。當前學科裡的權力組態，讓我們很難結合不同的探究典範。從歷史和制度的面向可以解釋多變項探究典範為何居於主導地位。或許，你有極佳的實質理由引導你，有策略地選擇了某個探究典範，但原因可能只是，如果你依循既有的正當研究作法，研究計畫就可以更輕易更快地完成。由於多變項典範位居主導地位，所以我在整本書裡都拿它作為實例參照點。不過，強調多變項典範是唯一「真實」的社會科學，是很貧乏的做法，那是這門學科的危險記號，而非科學成熟度的表徵。

社會學領域的潛能令人振奮，只要它能對廣泛的理論和方法論選項保持開放。社會學應該更具冒險精神、少些門戶之見，對其他學科更開放。最好不止於了解每個探究典範的限制，還要掌握它們的潛力。

個人史

我自己的知識史讓我在接受教育、教學和從事研究的機構裡，接觸到各種理論傳統和方法論。技藝語彙是我於威斯康辛大學陌地生（Madison）校區、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Santa Cruz）、柏克萊、舊金山和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校區、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英國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以及我學術旅程的最後一站，紐約市立大學，評閱學生報告和論文的這些年裡發展出來的。

擔任教師和研究人員的經驗，使我得以深刻接觸現代社會學的主要典範。我的大部分學術著作都屬於政治社會學這個次領域：投票和參與、地方政府的結構，以及公共政策。實際的主題非常多樣：英語系民主政體的選舉、威斯康辛四座城市的決策、健保政治、比較都市決策。我也做了一些有關國家理論，以及鋼琴師疼痛之社會建構的研究。在這些計畫歷程，我分析了很多種證據：在威斯康辛四座城市裡訪問了 2,000 名領導人和選民；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三十年裡做了 56 次民意調查；另外還分析了紐約醫院的檔案，以及鋼琴教師的田野觀察。1

1950 年，我從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畢業，主修為通識課程（結合了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我的第一堂社會學課受教於 Robert Nisbet，課堂中呈現了他後來出版的《社會學傳統》（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1966）中的許多觀念。Nisbet 提出了一種歷史視角，關注人類受到社會制度、知識傳統和人類價值塑造的方式。他認為，社會科學基本上是一種人文主義學科（他最著名的一本書，名為《社會學是一種藝術形式》〔Sociology as an Art Form〕）。2 Nisbet 開啟了我的心靈，邁向新世界：我現在可以超出純屬個人的層次，來解釋自己的社會起源與社會位置。

1951 年，我展開畢業後的工作，正值冷戰升高的年代，當時有一項忠誠誓約，要求所有大學員工都得發誓，他們不是任何致力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組織成員。那是個政治普遍退化的時期：許多工會也採用相同的誓約；參議員麥卡錫指控「好萊塢十人幫」（Hollywood Ten）編劇與共產黨有涉後，該片編劇就列入黑名單。Julius Rosenberg 和 Ethel Rosenberg 因為據稱偷竊原子彈機密而遭處決。對我而言，和其他人一樣，學術生活不僅因這些誓約而變得不可能，也因為顯然遠離了促進社會變遷的「真實」行動而失效。

因為這樣，我到一家汽車工廠工作了五年，在美國汽車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變得活躍。雖然那幾年的生活令人覺得五味雜陳，經常很痛苦，因為我的文化背景不同於那些南方白人與黑人同僚。種族歧視和階級團結以難解的方式混雜在一起。但以後見之明來看，我發覺這些經驗對我的社會學想像是無價之寶。

我於 1957 年回到柏克萊的研究所。柏克萊一直沒有「現代」社會學系，直到 Herbert Blumer 於 1952 年從芝加哥大學過來創辦才成立，而那是我拿到學士學位以後的事了。Blumer 把一些重要教師帶到柏克萊，包括從芝加哥來的 Reinhard Bendix和 Erving Goffman，以及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 Seymour Martin Lipset、Philip Selznick、Charles Glock 和 Hanan Selvin。

Bendix 是納粹德國難民，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以比較歷史研究聞名，包括《工業的工作與權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和《國王或人民》（Kings or People），也以他對韋伯著作的經典詮釋《韋伯：一幅知識畫像》（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著稱。3 Bendix 成為我和其他許多學者的模範，因為他體現了對於真理和理性的熱情信奉。

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師，繼承了一邊是 Robert K. Merton和 Paul F. Lazarsfeld，另一邊是 C. Wright Mills 和 Robert S. Lynd的偉大社會學傳統。這些配對很重要。Merton 和 Lazarsfeld 在應用社會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建立上是隊友，這是現代社會學最偉大的制度創新。這個單位成為嘗試展現學者和研究生之學術興趣（與募款能力）的研究機構的模範。

因受到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影響，我閱讀了 Merton 的《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這是本寫作優美的分析，探討科學和社會的關係、功能分析，以及理論與經驗證據的關係。4依循 Merton 的「中層理論」（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研究局的計畫傾向於分析特定制度（醫學院、科學、大學）和行為（選舉、消費者選擇）。

我也學習了 Lazarsfeld 的「多變項方法論」。研究局的計畫通常牽涉特殊人群的抽樣調查，像是醫學生、選民、教師、工會成員、科學家。隨著好幾代研究生在可用來寫論文的研究計畫中謀得一職，研究局產出了許多學位論文、報告和書籍。Merton 和 Lazarsfeld 在個人及知識上（以及研究局在制度上），成為社會學門專業化的一環。他們提出一種中層研究視野，致力於實用主義的制度改變和社會變遷。研究局發展出一種方法論文化，由在哥倫比亞大學受訓的教師傳承給我們這些研究生。例如，「故事」這個詞總是用來指稱某一章節或論文裡的統計表序列，而非指傳統的事件和行動的敘事。敘事是一種論證，其中的某一點接續著另一點，讓一組複雜資料之間關係的內在意義，能夠揭示給讀者。5

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對夥伴，Robert S. Lynd 和 C. Wright Mills，都是美國社會的激進批評者。關於社會學在社會裡的角色，他們的看法非常不同於 Merton 和 Lazarsfeld。Lynd（和他的妻子 Helen Merrell Lynd）寫了兩本有關印第安納州蒙西（Muncie）的經典研究，《中鎮》（Middletown, 1929）和《轉變中的中鎮》（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1937）。Lynd 從來不做量化研究，而且從來沒有發展出任何形式理論架構或引起注意的概念。除了《中鎮》還用於美國社區史的課程之外，今天已經沒人讀他的書了。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Lynd 在《知識是為了什麼？》（Knowledge for What?, 1939）6，批判了美國社會和社會學。比起當時寫作的時刻，這本書的論點或許更適用於今日。

Mills 雖然有學術成就，卻是一位社會學的異議者。1962 年，他以 46 歲英年早逝，堪稱悲劇性的損失。我們已經不可能曉得他後來可能會依循的知識軌跡了，因為在他有關古巴革命的最後一本書裡，轉向了爭議性的政治陳述。他最著名的書《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 1956）和《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偶而還成為課程指定教材。後面那本書對我們那個世代的研究生產生了直接的衝擊，部分因為它是「自家人」的批判。7

Blumer 是當代社會學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t）學派創始者之一（他是哲學家 George Herbert Mead 的學生）。柏克萊教師群中，其他也屬於這個傳統的是 Goffman 和 Tamotsu Shibutani。Goffman 於 1957 年來到柏克萊。他曾經在謝特蘭島（Shetland Islands）（位於蘇格蘭外海）做田野，這成為他在芝加哥的博士論文基礎，後來出版成他的經典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Goffman 有關主導互動之規則的獨特視角，已經很清楚了。互動典範在他對社會生活的分析中，呈現為人群之間透過字詞、姿勢和身體語言而進行的意義、期望與警示的複雜溝通。Goffman 可能是這個社會學典範中，從事經驗研究者最著名的一位。

Goffman 在做完位於貝斯達（Bethesda）的精神病院的田野研究（後來出版為《精神病院》〔Asylums〕，參見第五章）後，來到柏克萊。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在他位於柏克萊圖書館頂樓的小辦公室裡等他，偷瞄了一眼他的書架，上頭塞滿各式各樣看似不相干的文獻。研究報告、烹飪書、時尚廣告、八卦雜誌、旅遊刊物、禮儀指南等，全都擠在一起。我深感疑惑，不知道它們意味了什麼。後來，我發覺 Goffman 是利用經驗材料的拼湊，建構出有關自我如何在互動中構成、向他人展現以博得讚揚、於損傷後加以修補，以及在必要時予以否認的論證。8

就這樣，我在柏克萊的研究生涯，讓我敏銳於社會學的主要探究典範：透過 Nisbet 和 Bendix 掌握歷史過程，透過來自芝加哥學派的 Blumer 和 Goffman 掌握象徵意義，以及經由在調查分析的 Merton 和 Lazarsfeld 傳統中受訓的 Lipset、Glock 和Selvin，來掌握多變項關係。

重構我這段歷史，重點是要展現收集證據和建構理論的不同方式，對應了在真實機構裡從事實際研究計畫的人做研究的方式。9我自己的知識傳記可能有助於澄清，研究的選擇是如何且可能做出來的。社會學是由位於特定時間和地方的人創造的，他們除了生涯，還有生活。

闡述操作語彙的著作

隨著我在本書說明，闡述不同探究典範之前景與背景論證的那些有影響力著作裡，什麼是強大而有用的，操作語彙就會變得愈來愈清晰。10我討論的這些著作，是以我心目中的幾個標準來挑選。首先，它們必須展現出能夠闡述某個典範的前景論證。其次，它們必須是豐富而複雜的研究，包含足夠材料以便清楚說明背景典範。第三，它們必須在某種意義上是經典：要夠舊，才能眾人皆知，又要夠新，以便近期對這個場域還有影響。第四，大家必須夠熟悉它們，所以不需要完整的摘述。

除了這些判準，另一項重要考量也要納進來。這些書並不完美；它們有理論論證或支持證據上的缺陷，以及方法論的連貫性與清晰度上的缺失。這些缺陷在我的摘述和討論中會被強調出來。但是，指出這些重大貢獻的缺陷，並不是要證明我們有多麼優越、或是已經有了多少進步。相反的，這些缺陷本身闡明了任何社會科學貢獻的人性特質。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貢獻並非瑕不掩瑜，而是因為有這些缺陷才會有所貢獻。這些書並未解決它們提出來的問題，但是對迄今持續超過一世紀，圍繞著核心議題的爭辯有所貢獻。11

什麼構成了社會現象的「好」解釋，極富爭議。即使有這些缺陷，這些著作還是被使用、閱讀、指派和引述。它們被界定為經典。對於這個明顯弔詭的解答，不在於這些著作證明了分析社會現象時的固有困難，或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不成熟，雖然這些宣稱可能是真的。倒不如說，不同的探究典範包含了矛盾的「好」解釋的判準。對於好的社會學推論來說，規範性、理論性和經驗性的判斷，很難分開來進行。

第一章「探究的技藝」，批判了理論和方法之間的知識分工，說明了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的經典，如何提供社會學裡多重典範的實例。社會探究的技藝位於藝術和科學之間某處。結合了藝術的創意和自發性（雖然藝術可能是艱困的工作），以及科學的嚴謹與有條有理的特質（雖然科學也可以很有趣味）。

第二章「設計研究計畫」處理了在有限資源下，實際研究選擇的具體難題。探究技藝的工具包含了一套操作語彙（下文的粗體字），來協助你做出策略性的選擇，首先是一個難題（problem），然後是進入理論或經驗研究問題的切入點（entry point）。一項特定研究的論證（argument）結合了理論宣稱（theoretical claims）和經驗概括（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這種論證可以區分為一個或多個探究典範：多變項的、詮釋的，以及歷史的。典範的假設可以位於特定研究論證的前景或背景。重要但無法研究的問題必須驅除（exorcised）。研究現象的邊界可以描繪出來。當你在理論和經驗的分析軌道（tracks of analysis）之間往返來回，你就投身於研究問題的滾動式重構（rolling reformulations）。研究過程造成了第一級與第二級恐慌，但總有應付的辦法。

格式註記：我將一些概念放在引號裡，比一般情況下還多。理由是要強調包含於概念中的潛在理論與經驗假設。字詞並非中立且純真的描述。

第三章「論證的建構」處理了理論宣稱和經驗概括在多變項、詮釋和歷史探究典範中的建構方式。理想的多變項典範論證，定義了某個社會結構或系統裡，控制、獨立、中介與依賴變項i的鏈結模型，以量化資料來測量，並利用統計技術來分析。實驗是研究的理想模型。詮釋典範中的典型論證，建構了密集的象徵意義網絡，而這構成了一種「文化」或「次文化」，在典型狀況下是由田野工作、參與觀察或民族誌來支持的。歷史典範中的典型論證，發明了一種位於時間和地方的事件敘事，有特定的行動者，位於一個有名稱的總體或環境中（「1789 年的法國」、「1997 年的波士尼亞」），論證的根據來自於分析檔案或文獻。

某個典範可能位居某個研究的背景，而其他典範則位於前景，但是，依慣例而與某個典範有關的理論、方法和證據，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必須一起運用於特定研究。我自己的前景宣稱是：最令人滿意的解釋和洞見，常常是整合了每個典範之假設的理論、方法與證據而提出的辯證性解釋。

第四章「前景的多變項論證」闡述了可以將多變項典範置於前景，而其他典範位居背景的各種方式。涂爾幹的《自殺論》（Suicide, 1897）根據普查資料主張，當我們對社會團體的依附太弱或過強的時候，某些人藉由自殺來回應這種規範性「管制」的缺乏。William Julius Wilson 的《種族重要性的衰微》（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1978）是歷史與多變項論證的混合。Wilson 運用經濟和人口資料，主張美國黑人的生命機會受到工作組織變遷的影響，大過於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Douglas Massey 和 Nancy Denton 的《美國種族隔離》（American Apartheid, 1993）說明了都市種族隔離對美國民主體制造成的後果。

第五章「前景的詮釋論證」從該典範的古典與當代著作舉出實例。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根據喀爾文派的文獻，說明了某種類型的宗教信仰如何創造出辛勤工作和積累資本的動機。Goffman 的《精神病院》（Asylums, 1961）是本力道十足的民族誌，陳述了病患個人認同的破壞如何發生於精神病院，這種「全控機構」嘗試控制收容者行為的所有面向。Arlie Hochschild 的《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 1990）結合了詮釋和其他典範，但她的根據主要來自，誰在家中從事家戶工作的觀察。

第六章「前景的歷史論證」分析了這個典範的幾部經典和當代著作。馬克思的《霧月十八的路易波拿巴》（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運用報刊文章和歷史陳述，說了一位「可笑而無足輕重的人物」，如何成為法蘭西皇帝，又如何於 1851 年 12 月 2 日發動政變。Barrington Moore 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是 20 世紀五個西方國家發展路徑的全貌概述，透過震盪性的轉化，歷經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或）民主體制。某些類型的階級聯盟──尤其是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結盟，而非地主與農民的結盟—比較有可能導向民主。在這方面，Moore 的論證也是多變項的。William H. Sewell Jr. 的《法國的工作與革命》（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980）結合了歷史與詮釋典範，探索了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政治語言。

第七章「多重典範的理論力量」提出了福利國家和革命的假設性研究範例，以便闡明：對於理論、方法與證據之多重結合保持敏感，如何有助於你發展出不受特定典範之假設限制的理論與經驗問題。

第八章「辯證的解釋與社會學想像」，考察了整合的解釋或「辯證的」解釋的可能，討論了選擇研究問題之自由的制度限制。本書的結論則呼籲，要維持社會學想像的多樣來源。

如何提出值得探究的好問題？

許多研究者都同意：「好研究來自好問題」，只要問對問題，研究就成功一半；許多知識領域的突破，往往也不是因為有了什麼新發現，而是有了新的提問方式。社會學迷人之處，也在於提出眾多耐人尋味的問題。

然而，「如何提出好問題」卻很少受到討論。在茫茫問題大海之中，你要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題目？什麼題目，可以讓你心甘情願為之投入二、三年甚至更久？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之下，你要問得多深、挖掘到什麼程度？更棘手的是，決定研究問題之後，你要如何根據證據、理論與方法進一步發展問題？

這是一本解開「問題意識之謎」的書，作者以多年的研究及教學經驗，娓娓道出「好問題」的形成過程，以及「好研究」必須面對的種種挑戰。更特別的是，本書討論了許多人都曾經歷、但很少被認真看待的「研究焦慮」。

透過這本書，你將了解真實的研究是怎麼一回事；同時也將發現，在學術的旅途上，你並不孤單；你的煩惱與焦慮，其實有更正面的因應之道。

‧分析經典著作：以涂爾幹、韋伯和馬克思的著作為例，示範理論和方法的整合，以及多重探究典範的創意使用。

‧討論研究中的焦慮：探討了每個人都會經歷但卻很少人討論的「研究焦慮」

‧分析不同典範的著作：以多變項、詮釋、歷史三種典範的經典著作為例，分析這些著作如何提問，還告訴讀者如果換成另外一種研究典範，會問什

麼不一樣的問題，分析的著作包括《精神病院》、《第二輪班》、《獨裁與民主社會的起源》、《自殺論》、《新教倫與與資本主義精神》、《霧

月十八的路易波拿巴》、《種族重要性的衰微》、《美國種族隔離》、《法國的工作與革命》

‧實際操作示範：以「福利國家」及「革命」兩個議題的實際操作為例，一步一步示範如何運用多重典範設計研究與論證

‧詳細而豐富的延伸閱讀書單：列出了社會科學哲學、社會學理論、女性主義理論與方法論、研究方法、歷史理論化、歷史社會學、探究的技藝等等

領域的重要著作。

‧譯文精良：本書由擁有豐富翻譯經驗，本身同時也是學術研究者的王志弘教授翻譯，譯文品質精良、正確性高。

Robert R. Alford（1929-2003）

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特聘教授1929年出生於加州，1946年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熱心於學運與工運。畢業後，有感於當時的學術生活未能促進社會變遷，因而離開學院，到卡車工廠工作，同時投入美國汽車產業工會，在工會裡成為活躍分子。1957年重返柏克萊，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加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除了社會學專長之外，Alford也熱愛音樂，自小即擁有鋼琴天份，投入學術生涯之後，依然持續彈琴，後來更與他人合寫鋼琴的音樂評論。2003年因癌症過世，享年74歲。

Alford為美國傑出學者，聲譽卓著，曾獲美國社會學會頒發傑出教學貢獻獎。《好研究怎麼做》為其畢生從事社會學研究與方法論教學心得之菁華，出版不久即成為社會學方法論經典，廣受引用。另著有《政黨與社會》(Party and Society, 1963)以及《醫療的政治：對改革的意識形態與利益團體阻礙》 (Health Care Politics: Ideological and Interest Groups Barriers to Reform, 1977)，前者為研究英語系國家投票行為經典之作，後者則榮獲社會學最高榮譽米爾斯獎。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傳播研究所兼任教授

中文版序

學術作為一種焦慮──《好研究怎麼做》與其絃外之音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很榮幸應群學出版社的邀請為 Robert R. Alford 的方法論經典著作《好研究怎麼做──從理論、方法、證據構思研究問題》（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一書撰寫推薦的引言。這是一本深入淺出的方法論著作，作者將社會學三大經典作者—涂爾幹、韋伯與馬克思的理論傳統與三種當代流行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質化研究中的詮釋學傳統、與歷史比較方法連結起來，以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為案例，來呈現三種方法的具體操作，並且提供了進階閱讀書目，非常適合作為大學三年級以上到研究所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教學參考，一般讀者也可以透過本書了解社會科學研究法，專業讀者則是可以透過本書的經典作品回顧來溫故知新。

關於作者

本書作者 Robert R. Alford，1929 年出生於加州，1946 年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熱心於學運與工運，同時是野外活動的愛好者與鋼琴家，後來曾與他人合寫過一本有關鋼琴的音樂評論。1951 年碩士畢業後他選擇進入一間卡車工廠就業，並投身於美國汽車產業工會（UAW）。1956 年重返校園就讀博士時，他成了 Seymour Martin Lipset 的研究助理，甚至協助了《政治人》一書的寫作，同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隨後到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並曾任職於加州大學與紐約市立大學。Alford 在其活躍的學術生涯中特別關注階級政治議題，堅持階級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因而廣為人知。

身為一個左派政治社會學者，對階級意識與階級投票的分析是 Alford 最重要的學術貢獻，由博士論文改寫出版的《政黨與社會》（Party and Society, 1963）更是研究英語系國家投票行為的經典之作，相關論文收錄於 Lipset 與 Rokkan 編著的《政黨體系與選民結盟：跨國研究觀點》（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1967）一書，並且在《美國政治學報》（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與《社會學年度回顧》（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等重要社會科學刊物中發表過有關美國選民階級投票與地區政治參與的論文，後來獲得美國社會學會的終身成就殊榮。

在《政黨與社會》一書中，作者分析了文化上看起來十分類似的英語系四國：英國、澳洲、美國與加拿大的階級政治發展，除了作者本身參與工會運動的資歷外，這本書運用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與量化數據來比較影響各國勞工階級投票的經濟與社會因素。作者認為在各種歷史因素的影響下，經濟部門的地理分布（主要是農業人口的比例）、族群結構的差異、地方分權的程度與宗教組織等因素切割了社會階級，使得英國、澳洲、美國與加拿大的勞工投票行為大不相同—當上述四個分化因素影響越小，例如英國，就出現最為強大的階級投票行為，其次是澳洲，美國工人的階級意識則相對薄弱，而加拿大幾乎沒有出現階級投票。

在研究方法上，當時作者使用了上述四國各近十次選舉的選民抽樣調查數據，將選民以職業類別分為體力勞工（藍領）與非體力勞動者（白領）兩群，並將政黨分為左右兩大派，以估計藍領勞工投票給左派—包括英國及澳洲工黨、美國民主黨與加拿大的左翼黨派的相對比率，這個比率後來被稱為 Alford Index，成為日後三十年間在跨國比較研究中衡量階級投票傾向的最重要指標，直到 1995 年後才被新的研究方法取代（關於階級政治相關理論與方法的爭論，讀者可參見胡克威、林宗弘與黃善國 2010）。作者這本採用多種研究方法討論英語系國家階級意識的成名之作，似乎已經呈現了他的社會學方法論觀點。

Alford 還著有批判美國醫療體制的《醫療的政治：對改革的意識形態與利益團體阻礙》（Health Care Politics: Ideological and Interest Groups Barriers to Reform, 1977），該書以象徵政治與利益政治等觀點來分析美國的醫療改革何以裹足不前（直到歐巴馬任內才解決），獲得了社會政策上最重要的 C. Wright Mills 獎。此外，作者與另一位左派政治社會學者 Roger Friedland 合著有討論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專書《權力的理論：資本主義、國家與民主》（Powers of Theory: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Democracy, 1985），該書將探討現代國家權力的社會科學理論觀點區分為多元主義、管理主義（官僚理性）與階級分析三種文獻，並且比較三者之間對國家權力之假設與結論的異同。

最後，本書作者也是教科書《政治社會學手冊》（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2005）的編輯之一，該書編輯工作歷經 6 年，可惜這本手冊出版前作者在 2003 年初罹癌往生，享年 74 歲。因此，該手冊的其他幾位編者就以該書記念 Alford，在序言詳細介紹了其人其事。

簡介《好研究怎麼做》

本書是 Alford 唯一的方法論著作，而且是在其學術生涯臨終之際所著，可謂作者畢生從事社會學研究與方法論教學心得之菁華。本書首先提到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被視為實證主義與社會統計的先驅，他的兩本重要著作《自殺論》與《社會學方法論》是社會學「多變項分析」或量化方法的始祖，但作者認為涂爾幹的論點事實上潛藏著詮釋與歷史面向的分析而不自覺。此外，在第三章與第四章中作者分別以美國的性別研究與種族研究為例，說明以多變項分析為主的經典研究如何整合了歷史比較與意義詮釋的面向。

與英國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1976）類似，作者將韋伯與 Erving Goffman 等經典作者的研究當成質化方法與詮釋論證的先驅。為了對抗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分析—將科技發展或階級鬥爭看成是資本主義的主要起源，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突顯宗教信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作者也指出該書在詮釋面向之外所涉及的多變項分析與豐富的歷史比較知識。其次，本書第五章在回顧 Goffman 的《精神病院》一書時語帶批評地分析了該書所潛藏的多變項分析概念與歷史特殊性，並且認為 Arlie Hochschild 的性別研究《第二輪班》分析手法更為多元。

有趣的是，本書將馬克思的著作──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為例，列為第三類社會科學研究法—歷史比較方法的智識起源之一。在第六章作者舉出歷史比較方法的經典之作，他以 Barrington Moore 的《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為例，說明歷史論證如何將多變項分析與歷史脈絡相連結。然而，如同作者批評 Goffman 刻意隱藏其田野工作的歷史背景一樣，本書認為 Moore 對不同地方的農民或其他階級行動者如何以及為何參與革命的意義詮釋有忽視之嫌。

在分析上述經典著作的研究方法後，本書作者認為社會學歷史每一本經典著作，在方法上通常都包含量化、詮釋與歷史比較之其中兩種甚至三種研究技藝。作者指出，經典著作本來就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包含了多種分析方法，因此後世學者不該以質化、量化或者歷史比較方法等技藝典範來畫地自限、甚至應該鼓勵學生使用多元的研究設計來驗證理論命題，本書第七章就以福利國家與革命為例，說明學生可以如何設計與使用多元的研究方法。

學術作為一種焦慮

然而，本書最吸引我的不僅是豐富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討論了社會科學作為一種職業，對從業者所帶來的種種焦慮。Alford並不是一位學術巨塔內出身的學者，他大學畢業後在汽車產業工作數年才回去唸書。或許是由於這段有趣的生涯經歷，使他對學術界的建制化特別敏銳，在書裡提到了投身學術工作的種種焦慮，這些焦慮在大學與研究所迅速擴張的世代，變得更為嚴重。

學術圈經常掩飾學術生活的焦慮或對其噤聲。本書提到了研究生與青年學者經常必須面對的三種不同的焦慮或恐慌（雖然在書中標明的只有論文寫作時期的兩種恐慌）。「第一級恐慌」指的是學術新手上路時所面對的學術困難與緊張感，其中又以問題意識不清楚、研究設計不明確與經驗證據不完整等議題最令人焦慮；「第二級恐慌」是第一級恐慌的延伸，擴及研究者學術工作以外的生活層面並造成身心調適的問題，可能導致親密關係的緊張，並使得家人與朋友都疲於應付研究者的焦慮（Alford 1998: 23-25）。

本書所涉及但未加以命名的還有「第三級恐慌」，在本書結尾之處，作者提到當代社會學的危機。由於社會學者所研究的對象與分析視角都處於邊緣，不斷質疑社會規範以及這些規範所造成的權力與利益不平等，使得社會學既無法討好政治菁英、也無法獲得財團資助。即使是與當權者關係密切的政策研究，即使學者擁有計量分析的訓練，「隨著高等教育的公共支持衰退，社會學的工作市場縮減，不見得能提供研究人員有尊嚴的生活」（Alford 2011: 258）。

第三級恐慌已經在全球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擴散開來。隨著 1980 年代各國財政赤字的上升與大學教育的全球競爭，大學的財務部門開始要求各學術單位自負盈虧，開源節流，並且設立各種評鑑制度來監督學術社群的投入與產出。財務與評鑑壓力下的知識商品化，包括減少教育預算、提高大學學雜費、令學生負債購買昂貴文憑的政策、以及對教育工作者之減薪裁員與勞動力市場彈性化（將終生職改為約聘雇）（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對過去那種「田園詩式」平靜的學者生活造成嚴重衝擊，當然也導致學生與教師的抵抗。

台灣學者的處境

由於人口結構的遽變，第三級恐慌在台灣蔓延得更快。台灣的高等教育迅速擴張之際正逢出生率大幅降低（既是社會科學政策成功、又是失敗的案例），導致將近百分之百的入學率，未來將有不少大專院校難逃裁員、減薪、甚至倒閉的命運，在全球資本主義競爭導致政府減免財團稅收與財政赤字惡化之下，台灣高等教育也面臨開源節流的壓力，開始走向評鑑與競爭之路，上一代學者可以毫無發表就混到教授的好日子已成歷史，對青年學者而言，期刊論文「I」（意指列於 SCI 或 SSCI 這些國際目錄的期刊論文）而非寫書成為升等之必要條件，正要邁入職場的博士畢業生，尤其是辛苦替老闆做了不少研究的本土博士，則發現他們不僅是一時失業，而是有可能這一輩子都找不到穩定的學術工作。

更糟糕的是全球競爭下的升等體制必須依賴英語發表。本書作者畢竟是美國學術核心裡的成員，無法感受到發展中國家學術社群面對全球競爭的英語發表焦慮，我將這種學術寫作的焦慮稱之為「第四級恐慌」。

許多社會學者已經批判過語言所造成的不平等。與 Foucault（1998）對知識的分析類似，語言絕不是無辜的，Bourdieu（1984）也認為語言能力是一種權力或文化資本，甚至是一種象徵暴力。在地球上的主要的語言中，廣義的英語使用者約佔 15-20 億人，漢字與拉丁語系使用者則各佔 10-15 億人，阿拉伯文的使用者也有五億人以上，英語之所以成為全球通行的學術語言，不僅來自帝國主義殖民政權的遺產，同時也源於英美近兩個世紀的資本主義全球霸權（Crystal 2003）。

能夠用多種語言與他人溝通毋寧是一件好事，對科學社群尤其重要，但是在母語之外學習第二種語言，需要從發育早期對兒童投資時間、金錢，還要有適當的教育制度環境（甚至可能排擠母語教育的資源，如果出身中下階級或少數族群—英語是第三語言就更加糟糕），對非英語人士來說，使用英語來表達學術理論與經驗分析絕對是一種成本，各位不信的話可以找個英語作家，請他嘗試用中文或拉丁文自行寫作到可以發表期刊論文的水準（標準不需太高，TSSCI），估計一下要花多少時間與金錢。然而，無論是土博士或洋博士，台灣學者都被迫接受現行的 SCI 與 SSCI 霸權，比如必須用英語來探討檳榔西施或台灣文學，這種非母語的全球學術產業標準，使得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付出更大的代價。

社會學的許諾？

當然，上述四種層次的學術焦慮未必會同時發生在每一個台灣學者身上，一方面，研究者本身可能有辦法面對其中幾種焦慮（例如情緒管理得當、有語言天賦、家裡沒經濟壓力等），另一方面，學術焦慮與生涯階段有關：碩博士班學生在構思研究計畫時，通常只會面對前兩種恐慌—論文遇到各種阻礙並且使自己的情緒危害到親密關係，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直到博士畢業後，學者才會面對求職升等的第三級恐慌與英語發表的第四級恐慌—由於種種因素累積不到「I」，年紀大要養活一家老小時又好幾年找不到穩定的工作等等。在可預見的未來，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將會讓後進者的「研究人生」變得越來越焦慮。

在賢能主義（meritocracy）的意識形態下，這個學術體制公平嗎？當我們學習或傳授社會學的研究工具以挑戰全球霸權、國家暴力、貧富差距、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組織犯罪與家庭暴力以及世代不公等公共議題時，如 Alford 在本書結尾所言，我們所創造的學術體制仍須面對社會學的許諾。或許，我們不僅應該保留多元的社會學方法典範，也應該設法創造更公平、更多元—而且又不失其普世性的全球學術產業標準。

各方推薦（按姓名筆劃排列）

Charles Tilly（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系講座教授）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周易正（行人文化實驗室總編輯）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中文版序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副教授，《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作者）

陳遠（知識工作者，自由的社會學人）

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跨國灰姑娘》作者）

博學多聞、反身思考又充滿人性，Alford 以穩健的手塗抹濃烈色彩，繪製出一幅描繪社會學家多重人格、技藝精湛的群體畫像。

——Charles Tilly（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系講座教授）

這本書行文簡潔卻深刻，靈活而精準地使用社會學經典來展示其研究技藝，兼具理論的深度、認識論的反思，循序漸進帶領研究生實際操作研究計劃。我想不出有任何同類的專書可以取代它。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本書說的是我們可能覺得「本來就會」的事情，但一頁頁閱讀才會發現，思考一個問題、閱讀一個研究，真的有「更好」的方式。無論是社會科學的哪個學門，這本書都可以在複雜的理論與現實世界之中，幫你找到可以拉出豐碩成果的線索。——周易正（行人文化實驗室總編輯）

本書最吸引我的不僅是豐富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討論了社會科學作為一種職業，對從業者所帶來的種種焦慮。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如果你已經找到關心的議題，卻苦於不知怎麼進行研究，閱讀《好研究怎麼做》，跟著書中的實例演練，必定會有重要的突破與進展。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作者）

不像是一般形式化的研究法教科書，面對思考與寫作、手段與目的、理論與證據、學術與實踐等種種的兩難，作者不只提供了指引，還表達了貼心的同理與關心。

——陳遠（知識工作者，自由的社會學人）

本書的討論從如何提出研究問題、研究議題的進一步聚焦設定、如何將研究問題轉化為可行的研究計畫、到蒐集與分析資料、如何在理論與資料的折返辯証過程中發展概念、以及最終提出主要論點完成寫作，有如一組精密的知識導航系統。從指導學生論文寫作的經驗中，本書是我的best choice！

——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研究是一段不時有驚喜，也無止盡焦慮的路途。在眾聲喧嘩的典範間、在漫長無常的研究過程中，如何鍛鍊、操演社會學研究的技藝，這本書提供了具體的案例與懇切的建議。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跨國灰姑娘》作者）

好研究的作法與好理論的唸法

陳遠（知識工作者，自由的社會學人）

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而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做此臆測的壯志，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然而，同樣肯定的是，無論這份熱情是多麼熾烈、真摯和深邃，它並不能保證對一個問題必然會產生學術上的成果。……熱情與工作可以激發靈感，最主要的，二者要結合起來。

──Max Weber（2000），〈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在思考與寫作之間

有慧眼拾起本書的讀者，想必對於論文寫作的難處已不陌生。大概只有那些還沒有寫過萬言報告、或是個性實在極度樂觀的讀者才會認為：寫作，不過就是閱讀之後的必然結果，下筆時的任何難處，都可透過更大量的閱讀自然解決。正如唐朝詩人杜甫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只要閱讀量夠大，動筆之際便能志在必得、水到渠成；只要謹遵蘇軾所說的「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便可信手捻來、計日乘功。這使得過度閱讀只是反映了寫作的焦慮，而非助益；妄想透過空泛的思考來控制寫作的企圖，終究只是一種逃避。

另一種相反的情況也不會更好：在論文寫作中，只應當為寫作而寫作，不可心有旁騖；就算有，也應該竭力克制。殊不知，每一份論文的出版，都承載著作者生涯中不可輕看的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怎麼會沒有得失心？誰又能無欲則剛？若是躋身學術界，更是終身都以論文標誌歲月、以計劃串連回憶。至於對碩博班階段的學生來說，正披掛著少一分嫌太青、多一分就太熟、且寫完論文就剛好走下坡的顛峰狀態的胴體，終日俯身在曬到褪色的影印機跟前，宛如已經熟透的果實沉甸甸地吊在枝頭，抬頭窗外，盡是藍天。誰能忍心責怪，這群男男女女在鍵盤前偶發的心緒騷亂？哪個過來人不曾體會，那種「我把青春賭明天」之後的寂寥難耐？

其實在論文寫作中，既缺不了思考、也少不了寫作，但最忌的就是兩者各自為政而缺乏聯繫。關於純粹的思考，本書作者Robert R. Alford 說得很明白：「修訂和反思、編輯和重組那些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部分，都隱藏在紙頁上字詞的平順鋪排底下，隱藏在精裝封皮、響亮標題、有聲望出版商的最終成品底下。」（p. 70）若是以有點聳動的方式重述：那些不曾被捲入寫作當中重覆試誤的思考，以論文寫作的角度來看，根本不叫作思考！

至於禁慾的寫作，Alford 則批評研究者在「情感投注」上的負荷被嚴重低估：「決定進入某個領域、挑選一個問題、研讀好幾年、投身寫作，其中所牽涉的經常是痛苦而耗費心力的抉擇。我們都『知道』這些都是真的，但卻很少人關注知識工作的情感和心理要求，甚至更少人關心這些要求如何進入難題的構成，以及理論和方法的選擇。」（p.71）看到這一段，想起自己周圍在各個學術階段的朋友和學生，經常承載著家人的焦急、男友的等待、受孕的意外、兵單的無奈、學貸與房貸；若拉得更遠，還會讓人聯想起在倫敦貧民區的 Marx，和那本《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關係；倡導社會學卻處處被輕蔑的 Durkheim，和那本憤憤不平的《社會學方法規則》的關係；對父親的愧咎、對母親的傾慕，與 Weber 那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作者要我們承認：論文寫作者的情感投注不但稀鬆平常，甚至不可或缺；將研究過程無法避免的焦慮當作伸展問題意識的動力，再也不需掩耳盜鈴地否定。

在手段與目的之間

事實上，思考與寫作之所以不易兼顧，是因為兩者的順序不同：就「思考順序」來說，一般是由研究目的到研究問題；至於「寫作順序」，正好相反，通常是由研究問題到研究目的。在研究目的這一端，研究者所考慮的主、客觀條件何其之多：從社會實踐的介入、學派陣營的取捨、投稿期刊的選擇、教職生涯的勝算、指導教授的偏好、論文關鍵字的範圍、徵引文章的數目、甚至是女友父親對畢業年限的期望，都會納入取捨排序的範圍中。然而，不論對這些目的有多麼焦急，都要在研究問題這一端預先佈局，因為只有提對了問題，才能讓種種目的有達成的可能。於是乎，研究者在思考上依循著目的論（teleology）的順序，以目的指導手段，但卻在寫作上遵照著因果論（causality）的順序，從原因導向結果—這使得我們想的，眼前卻不該做；首先要做的，卻並非我們所想，如此的「倒行逆施」，曾令多少人在寒窗孤燈之前仰頭嘆息！

就目前看來，好像沒聽過國內外有什麼專書，可以針對論文寫作所造成的精神傷害進行治療，就算有，好像也不是那麼普遍，否則 Weber 也不會在他家二樓陽台的安樂椅上白白咬了十年的指甲。此外，翻遍這幾十年來在臺灣的中英文方法論教科書，幾乎都是苦口婆心地講述一套形式化的研究步驟，從研究主題、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方法、資料分析到研究結論等大同小異的程序，但這套「行禮如儀」的論文儀式與其說是可以步步跟隨的食譜，倒不如說是精心包裝之後的最終成果。這一套靜態的條列式架構，全然無法捕捉那種由目的尋索手段、由手段修改目的中多次反覆的動態過程。

本書作者 Robert R. Alford，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對此有極為深刻的闡示：「實際的研究操作會和古典實證主義知識論有所矛盾，後者認為，演繹性理論會預測某個假設的經驗支持，而歸納性的經驗概括能證實或否證理論。在特定計畫的歷程中，研究問題會重新構思好幾次，不是新證據修改了理論構想，就是修訂的理論要求新的經驗觀察。……鑲嵌於社會探究技藝中的這種技巧，導向在理論和經驗的分析軌道之間往返移動，既不是融合它們，也不是讓它們彼此孤立。」（p.82）在深刻體認到論文寫作在理論與證據之間的反覆性、連動性與不可化約性之後，作者企圖為兩端之間的移動軌跡進行概念化、建構類型學，使往後的論文寫作於理論與證據的兩造穿針引線之際，就像是兩塊布料完美縫合。就這樣，作者提出「多變項典範」、「詮釋典範」和「歷史典範」等三套方法論，示範著如何在理論與證據之間進行不同方法的聯繫，因而構成了本書的骨幹。

在理論與證據之間

如果僅是在形式上討論理論、方法與證據，那麼本書的立意雖新，仍不免有重述坊間方法論教科書之嫌，看了也只是畫餅充饑。然而，本書令人驚豔之處，是在討論「探究的技藝」（the craft of inquiry，本書的英文書名）之時，拒絕將內容與形式分離、不肯將理論與方法切割，而是從社會科學的從習者都耳熟能詳的理論作品就地取材，以重建方法論的問題意識重讀文本，以心靈實驗的方式引導讀者參與諸位名家在理論與證據之間曾面對哪些選擇，以及，她（他）們最終所做出的決定又有何損益。因此，這本書不只能讓讀者思考「好研究怎麼做」，還可在「好理論怎麼唸」的面向上，深深獲益。

個人長年在補教界負責教學工作，每年接觸大量非本科系、卻欲報考社會類研究所之同學，講授科目很廣，包含社會學、社會學理論、社會研究法、社會統計等科目，十幾年來每科的教學都毫無間斷。這種跨學科的教學相長經驗使我深知，初學者對於「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病態分工」多麼無奈；在剛進入一個新天地、正渴望拓展視野之際，卻驟遇學術圈內的派別對立，在甄試、筆試、口試之時，處處都要小心辨識題意背後的立場再投其所好地回答問題。這種選邊站的壓力經常讓嚮往熱情學術（passionate scholarship）的新成員既不安又失望—令人心疼的是，這些非本科系生，常常是最有公民意識、具備了跨界觀點、甚至抱著放棄熱門科系的決心來追求理想的一群人。如果「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兩者是對無法檢驗的研究興趣各有偏好，並且在考試招生、論文刊登、師資聘用等方面良性競爭，也許會是利多於弊。但，若是這種派別劃分的標準是建立在某種還可以再議的武斷性上，因而使社會學反思著台灣的一切，卻未把自己納入台灣當中反思，如此有條件的反思性，是個人每年面對眾多初學者之時所不便交待、也不忍交待的。

看過本書之後，讀者將會發現，武斷劃分理論與證據（或稱為經驗、研究），或是把某一方化約為另一方，都是多麼地可惜和不智：每一種理論本是過往的研究結果，而每一篇研究亦可能成為傳頌不絕的理論，套一句在上一則引述中 Alford 說的，「既不是融合它們，也不是讓它們彼此孤立」，而是要讓它們有機地聯繫。對於「理論研究」來說，要體認到研究就是提問與答問的合理連結過程，要同時具備清晰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和切題的文本舉證，否則很容易將研究混淆為書摘、翻譯或是教材即使它們一樣有價值，甚至更有價值。至於對「經驗研究」而言，沒有任何一篇研究是在毫無理論啟發之下開始、或是從純然的田野經驗出發，否則難免犯下培根式謬誤（Baconian fallacy）；更有甚者，經驗研究從既有理論汲取的不只是經驗概推（empirical generalization）（這當然會與當前台灣有時空錯位的問題），而是如 Alford 在本書剖析多篇理論作品時展現的方法論（methodology）、知識論（epistemology）、甚至是實踐論（praxeology）等多層次的敏感度。因此，完全撇清了社會學理論的社會研究法是無法想像的，這本書告訴了我們，兩者只有共生，才能共存。

在學術與實踐之間

從理論名著來示範方法論，除了能讓研究步驟的形式重新回歸具體範例的內容，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意義：這位老教授是以道地的「理論研究」為手段，最終達成了創立「探究的技藝」的目的，徹底落實了自己所承諾的，連結理論、方法、與證據。這種「言行如一」、「反求諸己」、或「身教重於言教」的傾向所反映的，正是社會學特有的反思性：以擴大的時空範疇，進行自我觀察的能力。事實上，作者在流暢且平易的〈導論〉當中，便輕鬆駕馭著豐富的知識社會學素養，說什麼也不會天真地認為，學術研究可以在社會真空中進行。那麼：作者會如何看待，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的關係？在沒有明言的情況下，書中所建構的三大方法論，潛藏何種社會實踐的意涵呢？

社會科學讀者，對於各種社會科學的類型學，應當都不陌生。撇開那流行於 1960 年代的美國、在意涵上已顯得過度狹隘的功能論、衝突論、互動論等「三大學派」（Three Schools）不談，較為值得拿來和本書對照的，至少有以下幾種。第一種，同時也是近年來最普遍的一種，首推 J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所提出、又透過黃瑞祺（2001）在《批判社會學》所闡述、晚近由顧忠華（2003）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第二章所推廣的「三大科學」（Three Sciences）：經驗—分析的科學（empirical-analytical science）、歷史—詮釋的科學（historical-hermeneutical science）與批判—反思的科學（critical-reflexive science）。這套架構的特色乃是以知識論的判準當作劃分的基礎：經驗—分析的科學是以實證主義為代表，並且以客觀性（objectivity）為判準；歷史—詮釋的科學主要是以現象學和詮釋學為其典型，是以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為判準；至於批判—反思的科學則是以批判理論集其大成，並且以解放（emancipation）作為社會科學知識的判準。經過顧忠華的介紹之後，這三大科學目前在最為人知的通稱是實證典範、詮釋典範與批判典範。

至於第二個版本明顯脫胎自前一個版本，是由 W. L. Neuman（2002）在《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一書中所提的「三大傾向」（Three Orientations）：實證主義（positivism）、詮釋社會科學（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與批判社會科學（critical social science）。和 Habermas 的架構相較之下，Neuman 的版本由原本的哲學討論改變成社會科學的論述，並且將知識論的層次轉移為方法論的層次，更重要的是，Habermas 原本有意以批判典範綜合前兩大典範的野心，在 Neuman 的架構裡淪為承認三分天下的相對性。如此有彈性的作法，雖然可以看成在政治上讓步，換來的卻是讓讀者有更具體的參考架構，還有更多元的選擇。

第三種是 Peter Hamilton（2007）在主編《社會學大有用》一書時所提出的「三大傳統」（Three Traditions），分別是理性科學傳統（rational-scientific tradition）、表現主義傳統（expressive tradition）、政治傳統（political tradition）。這種區分應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Robert Nisbet 等人的浪漫主義風格所影響，因此特別將著重科學的理性主義和著重人文的表現主義劃分開來。較有爭議的是政治傳統的獨立，這似乎暗示前兩種傳統沒有政治意涵的成分，甚至將 Habermas、Bourdieu 等政治意識鮮明的學者劃分至理性科學傳統，這是值得再斟酌之處。

最後，讓我們把焦點轉向本書。Alford 當然注意到研究在社會實踐上的意涵，在討論如何提出研究問題時，他把那些企圖透過研究達成社會行動或社會政策的目標，稱之為「行動議題」（action agenda），並且認為唯有將它成功轉化為理論問題或經驗問題，才能符合學術研究的要求（請見 p.75）。相較於以上三種分類架構，首先，他是把行動議題當作研究動機的來源之一，條件是研究者必須有能力將政治行動的企圖轉化為符合學術標準的研究問題。這是從很貼身的角度對研究者提出建議，而不像 Habermas，將社會實踐的意涵拉到哲學人類學的層次找尋根源。其次，在接納學術研究的政治意涵之後，他對各種政治立場保持開放，雖然自己身為左派。這種寬容和彈性，比較接近 Neuman。最後，作者提出的三種方法論沒有一樣是和行動議題有必然聯結，反過來想，也就是每一種方法論都可以和行動議題有所聯結。這不但超克了 Hamilton 架構的盲點，而且也沒有 Habermas 和 Neuman 將社會實踐僅限於批判典範那麼限縮。從這種角度看，Alford 為研究者的社會實踐之路，留下了更多可能性。

結語

不像是一般形式化的研究法教科書，面對思考與寫作、手段與目的、理論與證據、學術與實踐等種種的兩難，作者不只提供了指引，還表達了貼心的同理與關心。但願有志於社會科學的讀者、特別是初進此一領域的學生，能在實際的研究和生活中琢磨「探究的技藝」；並且同時不要忘記，一位社會學人對各種層次的共同體，在立下初衷之時的承諾，以及永久持續的責任。不只提供了指引，還表達了貼心的同理與關心。但願有志於社會科學的讀者、特別是初進此一領域的學生，能在實際的研究和生活中琢磨「探究的技藝」；並且同時不要忘記，一位社會學人對各種層次的共同體，在立下初衷之時的承諾，以及永久持續的責任。

參考書目

Habermas, J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Boston:Beacon Press.

Hamilton, Peter & Kenneth Thompson 著、葉欣怡譯（2007）《社會學大有用》（The Use of Sociology)。台北：群學。

Neuman, W. L.著、王佳煌等譯（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台北：學富文化。

Weber, Max 著、錢永祥（編譯）（2000）《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

顧忠華（2003）〈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收錄於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二版，台北：巨流。

黃瑞祺（2001）《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修訂二版。台北：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