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女性主義人類學者的情緒書寫與書寫情緒／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中文版序◎情感政治：奠基於自我反身性的激進社會實踐／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誌謝

第1章　易受傷的觀察者

第2章　死亡與記憶：從聖瑪麗山城到邁阿密海灘

第3章　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

第4章　裹著石膏的女孩

第5章　前進古巴：離散、回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

第6章　讓你傷心的人類學

注釋

索引

第一章　易受傷的觀察者

通常關於人類的書若非被看成講究實際，便是被視為不切實際。我的作品可說既非二者，也可說二者皆是，它致力追求不切實際本身的客觀性——若缺乏這項特質，便沒有任何實際的行為科學是可能的。

——喬治．德弗羅，《從焦慮到方法》

（George Devereux, From Anxiety to Method）

1985年，一場發生在哥倫比亞的山崩，將整個村莊掩埋在泥濘中。從電視中目睹這場悲劇的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渴望表達自己無助地看著這麼多人被泥土吞噬時所感到的絕望。阿言德在短篇故事〈我們從泥土受造〉（Of Clay We Are Created）中，描寫成為媒體過分關注焦點的十三歲女孩歐瑪拉．桑切士（Omaira Sánchez）。追逐新聞的攝影師、記者及電視拍攝人員，對於解救她的生命無能為力，卻在她身陷泥濘時紛紛湧來，將他們好奇而無用的目光固著在她的受苦之上。阿言德將攝影師羅夫．卡勒（Rolf Carlé）置於一群恐怖的旁觀者之中，包括透過螢幕觀賞這場殘酷「實況秀」的阿言德本身。卡勒不停地觀看、凝視、報導及拍照。後來某件事物衝擊了他，他再也無法忍受躲在相機之後默默觀看。他選擇不再以無罪旁觀者的身分來記錄這場悲劇。卡勒蹲伏在泥濘中，把相機扔在一旁，並將手伸向歐瑪拉，但此時她的心和肺都衰竭了。

作為典型的易受傷的觀察者（vulnerable observer），卡勒體現了在目擊苦難時想做出各種努力的主要兩難。無論是經歷大屠殺、面對折磨、目睹颶風、遭逢地震，或即使是恐懼表面上較溫和地出現在記憶裡（這些記憶將不會褪去，以致傾洩在廚房的晚夜寂靜中），當說故事者向聽眾敞開心房，述說深深鑿開自我溝渠的傷痛，作為觀察者的你，還能佇立在相機的鏡頭後、打開錄音機、手握著筆？難道尊重、虔誠及憐憫的界線不應該跨越，甚至是把記錄扔在一旁？但是，倘若你無法使恐懼止息，難道不該至少把它記錄下來？阿言德認為一旦她的故事出版了，歐瑪拉將從她的生命裡消失。但是在《寶拉》（Paula）一書中——關於女兒因紫質症（porphyria）突然而快速死亡的動人回憶錄——她發現自己返回到歐瑪拉的故事，這故事已獲得小說的怪異能力，可預言未來。這一次，阿言德痛苦地緊靠悲劇，不再有電視螢幕作為緩衝器。如同羅夫．卡勒，她必須與女兒一同「陷入泥濘」，她的女兒已陷入昏迷，她的凝視「聚焦在死亡發生的地平線之外」。阿言德坐在永遠不會醒來的睡美人寶拉身旁，手中握著筆， 放棄藉由小說來想像其他世界的可能性。她屈服於現實的棘手，覺得自己踏上「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對我來說，人類學正是關於從事這種穿越隧道的航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你總是前往他處，但這航行絕非僅是造訪坎塔布連山脈（Cantabrian Mountains）有著厚牆泥磚房的西班牙村落，或是頭頂有飛機消沉盤旋的底特律花園公寓，還是有破碎粉紅圓柱及不可能之夢的港口城市哈瓦那（La Habana）——那裡據說是我的出生地。失落，哀悼，對記憶的渴求，希望進入你周圍的世界卻不知所措，害怕太過冷靜、煩亂或粗糙地觀察，怯懦的怒，永遠遲來的洞見（如同輕蔑的後見之明），覺得寫下什麼都毫無用處卻又熱切地想寫點什麼，上述這些都是一路上的停頓處。如果你夠幸運，在航行的終點，你會瞥見燈塔而滿心感謝。畢竟，人生是豐富的。

但無疑地，這絕不是在我們的大學裡會教授的人類學，那聽起來不像是形成博士的素材，也絕不是讓你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獎助的人類學。坦白說，那也不是我通常會向人們說明我所從事的人類學。就像我的舅媽蕾貝卡（Rebeca）問我，為什麼我要從事人類學—那時我們在人群熙攘的餐館波多沙古（Puerto Sagua）裡，享用古巴麵包與咖啡牛奶等宵夜，人們常在那裡狼吞虎嚥一大盤牛排，加上煮成咖啡色的洋蔥和閃亮的香蕉，彷彿沒有明天。

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你我如何進入⋯⋯那時我還年輕⋯⋯我很渴望書寫⋯⋯一位老師對我很有信心⋯⋯他們提供我一份讀人類學的獎學金⋯⋯我到一個西班牙村莊生活⋯⋯我在那裡學會背誦玫瑰經，並且聽見我的西班牙系猶太人（Sephardic）祖先在我耳邊低語：「羞恥、羞恥⋯⋯。」在那些年裡，這種人類學成了一種不斷離開的方式、一種不斷復返的方式、一種不斷打包行李及取出行李的方式，彷彿我一直模仿我們自己家族的歷史：從歐洲到洲，然後到美國，再到波多沙古——不是島上那個同名的波多沙古，不過這裡的波多沙古從來不乏古巴麵包與咖啡牛奶⋯⋯。

在我尚未回答完第一個問題， 舅媽又接著問我：「露思，但是告訴我，什麼是人類學？」當我還在躊躇時，她很有自信地大聲說：「就是研究人們？ 還有他們的習俗， 對吧？ 」

是的，人們和他們的習俗。沒錯，就是這麼簡單！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人類學家以某種方式承繼了遺產，也就是源自歐洲的殖民驅力——認識「他者」，是為了打擊、便於管理或提升他們——進而造就出廣闊的智性豐盛。在人類學的列表中（新頁仍不斷在增加），有著各式各樣的研究：希臘人的死亡輓歌、匈牙利和尼加拉瓜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命運、布魯克林區的海地巫毒教（voodoo）、巴厘島藝術品的交易、北達科他州西法戈（West Fargo） 女性對於墮胎的爭論、馬雅智者的讀書團體、印度大師的諺語、貝都因人（Bedouin）的榮譽觀、印地安人所說關於白人的玩笑話、墨裔美籍的罐頭工廠工人的困境、迪士尼樂園的理想國，甚至我希望包括我們一家剛從古巴抵達美國不久，在環狀公園大道（Belt Parkway）發生車禍的故事（事實上，我們那晚在波多沙古就聊著這個主題。舅媽告訴我，他們是在隔天早上打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才震驚地讀到這則新聞）。

我給了舅媽一個誇張的回答：人類學是二十世紀末，最迷人、奇異、令人不安而必需的見證（witnessing）形式。作為一種依賴特殊關係—由特殊的人類學家與一群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時空下交會而形成—的認識方式，人類學始終苦惱於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問題。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說：「你無法完全透視另一種文化，如同陽剛主義者的意象（masculinist image）所做的那樣。你將自己置於該文化的法則之下，它會體現出來並且牽絆著你。」是的，確實如此，但你會讓異文化牽絆你多深？我們的知性任務非常矛盾：獲得「地方觀點」，但請不要真的「成為當地人」。我們由矛盾之詞「參與觀察」所定義的方法論，在此根源分裂了：以參與者的身分行動，但別忘了張大眼睛。置身於哥倫比亞的泥濘中，用手臂環抱歐瑪拉．桑切士。但當獎助金花完或暑假結束了，請起身， 拍拍身上的灰塵，回到書桌，將你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把它與你從馬克思、韋伯、葛蘭西（Gramsci）或紀爾茲所讀到的東西連結起來，那麼你就是走在從事人類學的道路上。

最奇怪的事莫過於，人類觀察其他人類是為了記錄他們。《財星雜誌》（Fortune）派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去美國南方，帶回關於貧困農夫在大蕭條時期的動人故事，他原本熱切希望可以用鋤頭掘起一塊土，然後把它放在版面上並予以出版。但他後來反而寫下《讓我們現在讚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那是關於他害怕自己利用南方佃農的生命的不安沉思。這構成了他敘事的一部分，在敘事中，他帶著誇大的禮儀與羞恥感，試圖描繪那些相同生命的輪廓。

像艾吉和阿言德這樣的作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達成了不切實際的實際性（tenderminded toughmindedness）—喬治． 德弗羅在三十年前建議，這應該作為任何涉及人類觀察其他人類之調查的目標。身為人種心理學者的德弗羅相信，社會科學中的觀察者還沒學會，如何讓自己最大的情感與研究素材連結起來。德弗羅堅持，如果想認識觀察之物的本質，就必須知道觀察者自身發生了什麼事。他指出，觀察者的主觀性「在根本上影響所觀察事件的過程，就如同『檢測』影響（「干擾」）電子的活動」。觀察者「永遠無法觀察他不在場時『所發生』的行為事件，也無法聽見同一個敘說者對其他人說出的相同報導。」然而，由於沒有清楚又容易的途徑，可藉以與從事觀察的自我相遇， 因此最專業的觀察者發展出防禦措施，亦即「降低焦慮並使我們有效發揮的方法」。甚至說出「我是一個人類學家，這是田野工作」這樣的話，這是使用該方法的典型形式，藉以從某些情境的焦慮中抽離；在這些情境裡，我們覺得自己是權力結構的同謀，對於使他人脫離苦難感到無能為力， 對於應該行動還是進行觀察感到困頓迷惑。

雖然德弗羅承認所有社會知識的主觀本質，但對他來說，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就其本身而言並非終點。辨識出社會觀察裡的主觀性，是通往更重要終點的一種方法，此終點為取得客觀性的重要形式，以及成為非常「真實」的科學。無論我們是否嚮往科學（至少我不是），接受德弗羅「所有社會觀察的冷酷主觀性」之假設，都留給我們一個實際的問題：你用什麼方法把主觀性寫入民族誌中，而仍然可將你所做之事稱為民族誌？當民族誌變得過熱而「太個人」時，我們是否要擔心煙霧警報器會在我們耳邊作響？紀爾茲在《工作與生活》（Works and Lives）一書中碰觸此問題，他主張民族誌是充滿作者（author-saturated）與作者消失（author-evacuated）兩種文本的奇特跨越， 既非羅曼史，亦非實驗報告，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紀爾茲不像德弗羅，將人類學再造成一種較好的科學並非他的主要關懷；他反倒關切民族誌進程的後面階段，亦即書寫的時刻以及對人類學者作品的反應。紀爾茲想瞭解，人類學者（無論如何，有一小撮人）如何把對他人及地方的觀察，轉化為極具說服力的修辭，以致往後若不藉由這些作品，那些人及地方將難以想像？如同紀爾茲所言： 「我們可以重新去觀察阿贊德人（Azande），但如果沒有找到伊凡—普里查（Evans-Pritchard）聲稱在那所發現的熱情、知識及因果的複雜理論，我們比較可能會質疑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質疑他的能力——或者可能會斷定阿贊德人不再是阿贊德人了。」

人類學家在田野地的對話與互動， 永遠不可能完全再現。就算是以現在式書寫，它們仍是獨一無二、無以復返、發生前便消逝、永遠存在過去之中。民族誌成了人類學家航行的唯一證據，而冒險事業的成功取決於，人類學家多麼優雅地肩負起紀爾茲所謂「作者身分的負擔」（burden of authorship）。書寫必須傳達「與遠處生命的親密接觸」的印象。

誰來決定這個目標是否達成了？紀爾茲說：最終，接受某個人類學家的真理超過另一人的理由， 是非常「個人特定的」〔person-specific〕（他堅持用這個詞，而非「個人的」〔personal〕，其實二者的區分很模糊）。例如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在關於墨西哥市鎮特波次蘭（Tepotzlan）的重新調查中， 強烈質疑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對該地生活觀察的真實性，但這並未使得雷德菲爾德的作品遭廢棄。相反地，如果將注意力轉移到對相同的人群與地方之完全相反的觀察上，劉易士只是成功證明了，他與雷德菲爾德都是對的，他們是「不同種類的心靈，分別握住大象不同的部位」。

雖然紀爾茲知道在人類學裡，每件事都得依靠人類學家在航行中所攜帶的情感與智性的行李，但對我來說，他和德弗羅一樣似乎仍勉強擁抱主觀性的目標。德弗羅為了科學的緣故而倡議「易受傷」；而紀爾茲則一再向我們顯示，人類學絕對是個人特定的但卻非「個人的」，就像李維史陀（Lévi-Strauss）、伊凡—普里查、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潘乃德

（Benedict） 等偉人所實踐的。諷刺的是， 對於採取自傳立場來處理追尋（我們稱為「田野工作」——總是到某個地方、穿越漫長隧道的航行）的民族誌書寫，紀爾茲保留最嚴厲的批判。他堅持， 內化太多「事實上是極度公開的活動」並不適當。

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又是一種多公開的活動？是的，我們前去並與人們說話。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抱著耐性、善意及慷慨來和我們說話。我們試著好好傾聽；對於我們所誤解的每件事，以及之後將顯得微不足道、非常生活表面的事， 我們都寫下田野筆記。然後，是時候打包行李回家去。接著開始我們的工作，也是最艱難的工作：憶起民族誌的時刻、使它復甦、拉近我們的所見所聞與無法在我們的表述中對它公道評論的距離——太快展開以致不會感覺像個無底洞。我們的田野筆記變成羊皮紙，除非用來探測遺忘的天啟時刻、未表達的渴望及悔恨的創傷，否則將是毫無用處。如此一來，即使我們以走入公眾開始，卻仍以自我反思來延續我們的工作。然後，我們再次走入公眾。如果我們第一次處理的事物幾近悲劇，那麼第二次我們顯然處於鬧劇之中。當我們站上講台——在希爾頓飯店裡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我們向著其他緊張的民族誌學者，大聲讀出自己的民族誌作品，那裡懸掛著吊燈，冷氣則令我們感到寒風刺骨——我們的不確定感及對田野對象的依賴都被轉移到權威的位置上。甚至紀爾茲承認存在一個問題：「當我們實際上在工作時，我們缺乏一種語言來表達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了。」

把此書視為對那種文類的追尋！

2010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翻譯。

推薦理由：「美國社會科學界「反思轉向」（reflexive turn）的代表作，藉由反思「學者身分」與「田野現場」的難分難捨，闡明社會變遷下更深刻的道德困境與結構難題，學術命題中極其少見之──引你帶著淚光一口氣讀完的知性之作。（詹偉雄）

露思．貝哈透過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國的田野工作，她讓民族誌與回憶錄巧妙交織成這部《傷心人類學》。本書的寫作旨趣融合了反身人類學、女性主義自傳性書寫，以及多元文化與離散論述。即使受傷累累仍無懼地穿越漫長的隧道、雖然步履維艱仍勇敢地跨過各藩籬邊界，由此露思．貝哈向世人宣告：「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

露思．貝哈（Ruth Behar）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人類學教授，同時具有民族誌學者、散文作家、編輯、詩人等多重身分。《解譯女人：帶著艾斯波讓拉的故事穿越邊境》（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讓她享譽全國。曾榮獲麥克阿瑟研究員獎（MacArthur Fellows Award）以及古根漢獎助（John Simon Guggenheim fellowship）。

黃珮玲，清華大學社會所畢業，比利時魯汶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碩士。

黃恩霖，清華大學人類所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非西方基督教研究」神學碩士。

導讀：女性主義人類學者的情緒書寫與書寫情緒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露思．貝哈（Ruth Behar）是位脆弱易感、同時亦勇氣十足面對苦痛回憶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她拒絕遺忘，尤其拒絕遺忘苦痛的情緒，以及透過民族誌學者的心眼所感受到的人世憂傷。因為拒絕遺忘，她在跨越人世間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界域時，便顯得異常脆弱，極易受傷。這些界域，包括古巴與美國的冷戰（她童年時從古巴移民到美國）、美國與墨西哥的分界、猶太家庭中低落的女性地位與美國女性主義學者的女權意識、民族誌田野中見證的傳統與現代的消長、生與死、童年與成年、有色人種與白種人、移民勞動階級與學術中產階級等。人類學對於界域、跨界、與介於其中（liminality）的敏感熟悉，甚至可說已臻至學科慣性。加上露思從童年時期起就養成對於自身所處位置的敏感與不滿，讓她不斷穿梭其間。儘管依舊焦慮不安，無法固定於邊界的任何一方，但她依舊堅持介於其中，不斷回首觀望。她以聖經中的鹽柱為引喻，回頭望鄉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如此，人類學，或似露思之類的人類學者極易受傷。

本書的原書名是《易受傷的觀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rver），「傷心人類學」是最後一章的篇名。譯者將兩個名字放在一起成為譯本書名是頗有創意的連結。在本書中，受傷似乎已是學科宿命。但受傷的目的不是為了心傷，而是為了超越，超越那些若不受傷即無緣跨越的限制。露思不斷讓自己置於易受傷的情境。她面對苦痛，深入揮之不去的記憶與觀察，正視它、分析它、理解它、原諒它，以達成自我化解乃至心境平和。這過程看來似有精神分析之意味，露思也不否認。但她更以人類學者跨文化、跨時空（傳統與現代、本地與他處）的思考脈絡來進行這項精神治療。她最大的療癒利器就是書寫，書寫情緒，以書寫為情緒翻案，因而成就了一本兼具私密性與公共性議題的情緒書寫。

1956年在古巴哈瓦納出生的露思，在密西根大學執教多年，在美國的學術界與藝文界都享有名聲，但也因為她的書寫風格而有些爭議。她的幾本著作都很有名，例如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a Spanish Village : Santa Maria del Monte (1986)、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ranza's Story (1993)、An Island Called Home : Returning to Jewish Cuba (2007)。她也嘗試以不同於書寫的紀錄片方式來觀看家的意義。而她最受爭議的作品便是這本《傷心人類學》，褒貶兩極。主因是她在實驗一種書寫型態，將個人納入其中，聚焦於觀察者的「見證」（witness）意義。

本書由六篇文章組成，第一章〈易受傷的觀察者〉，對於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特質討論最為深入。露思真地做到了人類學的精髓：藉由認識她自己來認識他人，並藉由認識他人來認識她自己。只是，她認識的方式是很感緒與直觀的，而不是條理分明的敘述路徑。一如她的隱喻，她不是一個會讀地圖的人，她邀請不介意不帶地圖就願意旅行的讀者，和她一起走，繼續閱讀本書。也因此，這章對於非人類學背景的讀者而言，可能稍嫌困難。不過，由於露思在本章中對人類學的反省與她對於在研究中自我揭露這過程有高度連結，因此，即使沒有人類學背景，只要對於觀察者自身的角色與情感有興趣的讀者，也可能引起共鳴。簡單說，抱持情感進行研究與將情感變成研究的重點時，也就是露思易於受傷的揭幕時刻。

第二章〈死亡與記憶：從聖瑪麗山城到邁阿密海灘〉，在這一章中，露思透過剖析自己對摯愛的外公即將撒手人寰的恐懼，轉移到一個西班牙山城的受訪者身上，成為當地死亡行為的觀察者。透過這種令她自己也困惑不安的異位（displacement），她去面對死亡這件事。直到外公過世後，她才奔返回家面對哀傷。這種透過處理他人的苦痛來面對自己的痛苦，其實是常見的現象。面對自己總是最困難的，從他人回到自己的這段旅程就是一場自我療癒的理解之旅。

第三章〈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是篇短文。露思從自己的生活中敏感地觀察性別、階級、族群、家務勞動不平等等面向所帶來的痛苦。這些在他人身上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痛苦，如此與觀察者自身貼近，因而她說：「有時，人類學離家太近了。」到了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人類學已經完全貼近露思，進入了她童年的恐怖記憶。九歲時，一場車禍讓露思全身裹著石膏躺了一年，那一年當中她的身心所受的創傷，才在這篇文章中透過她的情緒書寫翻案，歸於平靜。

第五章〈前進古巴：離散、回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露思又以一種跳躍錯置但吸引人的方式，把她的古巴鄉愁與她的人類學生涯聯繫起來。她又回頭看了。她總是學不會回首的代價，因而一再陷入她的美國生活與古巴鄉愁的糾葛裡。最後一章她總結了「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她總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為邊界女性的特性：介於各個地方之間、介於各種身分之間、介於各個語言之間、介於各種文化之間、介於渴望與幻想之間、一隻腳在學院內，另一隻腳則在學院外。界域與跨界讓她「欠了智性上的債」，所以她總是得面對焦慮。文中，她也表示，連人類學者的身分與認同也處於危機：「人類學已經失去對文化概念的獨占權，而那曾是它與生俱來的權利。文化概念現在不只在跨學科使用，在一個漸增的全球社會裡更是跨出了學院。甚至連人類學的次要文類——民族誌——也成了各種學者、作家、藝術者、舞者、導演、脫口秀主持人的新歡。⋯⋯人類學系過去一向扮演的角色是，在其他人不願去的非主流之地從事研究的流浪者的熔爐，但這角色近來逐漸被國際機構與區域研究計畫所佔據。⋯⋯還有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的嗎？」（頁208-209）她要為這易受傷的人類學辯護。

透過對雷納托．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的名作〈悲傷與獵首者的憤怒〉（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的辯護，露思為她心目中的人類學定位。羅薩爾多是個著名的人類學家，當他在菲律賓做田野時，他同為人類學者的妻子不幸過世，他才開始完全了解悲傷中的憤怒的意義，而那正是他所研究的菲律賓伊朗革族（Ilongot）獵首的特性。藉由從悲傷中勇敢地書寫，羅薩爾多「在似乎不可能重返之際，回到了人類學」。他從後見之明中，憑藉記憶與伊朗革族一同哀傷。羅薩爾多並非最早從事情緒（憤怒）研究的人類學者，但他的研究對於露思在此的意義，最重要的是羅薩爾多的「易受傷」。他書寫自己的喪妻之慟雖然標誌了他在菲律賓研究的結束，卻也是他返家重新開展生活的開始。這似乎呼應著露思一再試圖對焦的主題，即人類學一直都不安穩地站在人文與科學的邊界上，人類學的研究與書寫是一個旅程，也許痛苦，但終點是值得期待的。

整體而言，這不是一本民族誌研究專書，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不同經驗與心性傾向的讀者可能會有不同的閱讀與感受。大致上，這是一本特別適合對於陰暗、晦澀、自我與他人之苦、模糊的記憶與心境特別關注且有感受的讀者的書。對於身心異常健康、鎮日陽光燦爛的人，可能會覺得露思是個沒事找事的病態女性主義者，外加行事奇特的人類學者。對於介於兩極之間的大部分人，這本看似容易實則思考密度很高的書，哪天突發奇想欲與自己獨處並進行內在對話時，便值得拿起來閱讀。即使跳躍式地翻看也無所謂，看到哪裡進入哪裡。這是這種混雜、跳躍式文體的特點。

女性主義者書寫的文本常見將內在的苦痛及巨細靡遺的想法公諸於世。許多以科學或客觀為要旨的學術書寫者可能難以接受這樣的文類風格。本書出版於1996年，是自傳、散文、與學術分析的混合體。這不令人意外。1990年代，當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文本與再現的論戰炙熱地挑戰先前既有的工整、結構、客觀的書寫時，這種跳躍式、個人式、有時甚至天外飛來一筆聰慧之語的標語式句首或句尾，在某些學術社群中頗為流行。即便今日，在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圈子裡，仍繼續流行這樣的書寫風格。有人曾開玩笑地說，看得懂這樣書寫的意義，表示你很聰明。反之，就無須贅言了。不過，本書的結尾書寫卻令我有點訝異。在不斷暴露自己的內在掙扎後，露思可能愈來愈激昂，竟有如美國電影常見的結尾手法，以一場振奮人心或戲劇性的演說結束，最後再拋下非常露思似的豪語，「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

露思的結尾語，對於熟悉人類學背景的讀者而言，是個可以理解的未竟之語。但對其他讀者而言，可能過於隱晦。這未竟之語，是她對1990年代人類學面臨的困境之回應。但讀者也可以不管人類學的危機，而將之當成露思個人的心性傾向與身為女性位置所產生的想法。

露思的敏感與反省似乎點出另一個問題：不同的性別（男與女）對於苦痛的觀察或感受是否有差異？我想到已逝的美國文壇才女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談到女性主義先驅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lfe）那本「勇敢卻不太受歡迎」的《三畿尼》（Three Guineas），吳爾芙以為兩性之間累世的不同思感行事，讓她在與男性律師辯論戰爭造成的傷害時，拒絕把男性律師口中的「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桑塔格以此為鑑， 也認為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 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同樣地，露思也有這樣的隱含之意。這三名女性主義者都不是女權至上的基本教義派，她們都具有絕頂聰慧的思考論辯能力，同時也具有敏感細膩的感受與同理能力。這些可貴的特質讓她們在觀察女性的生命與普遍世道時，能夠結合個人的經驗與女性主義者的反思，不斷挑戰、跨越、觀看、與見證。堅持走這條路需要異常的勇氣與能耐。人類學的訓練則協助露思昇華她在研究歷程中迎面而來的苦痛。如她所言：「人類學正是關於從事這種穿越隧道的旅行。⋯⋯如果你夠幸運， 在航行的終點，你會瞥見燈塔而滿心感謝。畢竟，人生是豐富的。」（頁4）

我也想說， 如果你願意耐心讀完此書，偶而通過隱喻與隱晦，最終，你也會感動的。

古巴出生具猶太血統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露絲．貝哈，不畏批評，勇敢而坦誠地以滿載情感的自傳式文體，展現了她在令人著迷又易受傷的文化跨越之旅中的情感軌跡與自我反思。傷心事件在作者的感性人類學書寫中揭露，不僅有治療的效果，也可以挑戰、對抗各種僵化與單一的意識型態，激發實踐的動力。

——胡台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書對於情感和自我反身性的理解效力，絕非僅限於人類學該學科的知識生產面向上，也不應被侷限性地理解為書寫者的自我認同藍圖。……傷心人類學的要旨，應在建立更全面的全體社會自我反身性的社會運動實作模式；藉此，具有社會差異性的情感表達及想像形式可更被社會個體所理解與尊重，如此才是消泯個人與集體暴力的激進實踐初步。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整體而言，這不是一本民族誌研究專書，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不同經驗與心性傾向的讀者可能會有不同的閱讀與感受。大致上，這是一本特別適合對於陰暗、晦澀、自我與他人之苦、模糊的記憶與心境特別關注且有感受的讀者的書。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作為「活在邊界的女性」，露絲．貝哈將洞察力、真誠及憐憫注入她的視野中。

——Diane Cole，《紐約時報書評》

露絲．貝哈使我相信，民族誌同理心將創造出較具意義的人類學，更甚以往那種保持疏離、不帶情感的學院人類學。

——Barbara Fisher，《波士頓環球報》

露絲．貝哈的作品集評估了在研究與寫作過程中情感與經驗的影響力，以及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觸動人心！

——L. Beck，《選擇》

在這六篇極具情感的文章中，露絲．貝哈做出了扣人心弦的範例，傳達出揭露「觀察者的自我」的重要性。

——Anne Valentine Martino，《安娜堡新聞報》

讓露絲．貝哈的人類學想像如此吸引人的關鍵，是她的不斷回首觀望。記憶不會消失無蹤，記憶褪去但留下蹤跡。作為一位在這些指示物面前顯得易受傷的人類學家，她讓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更可理解、充滿希望的地方。

——Judith Bolton-Fasman，《耶路撒冷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