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廢紙堆中，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在此期間我用壓力機處理掉的這類辭典無疑已有三噸重，我成了一只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側一側，許多蠻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我的學識是在無意中獲得的，實際上我很難分辨哪些思想屬於我本人，來自我自己的大腦，哪些來自書本，因而三十五年來，我同自己、同周圍的世界相處和諧，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實際上不是讀，而是把美麗的詞句含在嘴裡，嘬糖果似地嘬著，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著，直到那詞句像酒精一樣溶解在我的身體裡，不僅滲透我的大腦和心靈，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騰，衝擊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每一個月，我平均用壓力機處理兩噸重的書籍，為了找到足夠的力量來從事這項神聖的勞動，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滿一個五十米長的游泳池，就是灌滿一大片養聖誕鯉魚的養魚槽，也綽綽有餘了。我在無意中有了學問，現在我確知我的大腦是一堆被壓力機擠壓得嚴嚴實實的思想，一大包觀念，我掉光了頭髮的腦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我相信在那樣的時代，當一切思想都只記載在人的腦海中時必定格外美好，那時倘若有人要把書籍送進壓力機，他就只得放入人的腦袋，然而即使這樣也無濟於事，因為真實的思想來自外界，猶如容器裡的麵條，人只是隨身攜帶著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們焚書是白費力氣，如果書上記載的言之有理，那麼焚燒的時候便只會聽到書在竊竊暗笑，因為一本地道的好書總是指著別處而溜之大吉。我買過一個計算器，能加減乘除，還能開方，一個不比小皮夾大多少的小玩藝兒。我曾壯著膽子用起子撬開它的後蓋，不勝驚異地發現，裡面除了郵票般大、十張書頁那麼厚的一個小方塊之外，便只有空氣了，滿載著數學變化的空氣。當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價值的書上，當我一行行閱讀這些印刷的文字時，這書留下的也唯有非物質的思想而已，這些思想撲扇著翅膀在空氣中飛，在空氣中滑翔，賴空氣生存，回歸於空氣，因為歸根結柢一切都是空氣，正像教堂裡的聖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三十五年來，我處理廢紙和書籍，而我生活在一個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居住在過去曾經是王國的地方，在這裡，人們過去和現在都有一種習慣，一種執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壓進自己的頭腦，這給他們帶來難以描述的歡樂，也帶來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這樣的人民中間，他們為了一包擠壓嚴實的思想甘願獻出生命。現在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來我按動這台機器的紅色和綠色電鈕，三十五年來我喝著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為了買醉，我憎惡醉鬼，我喝酒是為了活躍思維，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書的心臟中去，因為我讀書既不是為了娛樂，也不是消磨時光，更不是為了催眠，我，一個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的人，我喝酒是為了讓讀到的書永遠使我難以入眠，使我得了顫抖症，因為我同黑格爾的觀點是一致的：高貴的人不一定是貴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會寫作，我要寫一本論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書。通過閱讀，我從書本中認識到天道不仁慈，一個有頭腦的人因而也不仁慈，並非他不想仁慈，而是這樣做違背常情。珍貴的書籍經過我的手在我的壓力機中毀滅，我無力阻擋這源源不斷、滾滾而來的巨流。我只不過是一個軟心腸的屠夫而已。……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把這些東西壓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車開來把包運走，送到火車站，由火車運往造紙廠，在那裡工人們剪斷捆包的鐵絲，把我的勞動果實倒入鹼和酸的溶液中，其強度足以溶化那些總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臉刀。然而，正如流經工廠區的渾濁河水中偶爾會有美麗的小魚閃現一樣，在這廢紙的長河中，不時也會有珍貴書籍的書脊放出奪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發花，我朝別處望了片刻，然後才迅速把它撈出來，先在圍裙上抹抹，翻開書頁聞聞它的香味，這才像讀荷馬預言似的讀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視線，之後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裡，同我發現的其他珍貴書籍放在一起，小箱子裡鋪了許多聖像畫，是不知什麼人連同一些祈禱書誤扔進地下室的。後來，這成了我的彌撒，我的宗教儀式，這些書我不僅每一本都仔細閱讀，而且讀過之後還在我打的每個包裡放進一冊，因為每個包我都要給它裝飾打扮一番，必須讓它帶著我的個性，我的花押。要讓每個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費腦筋的事情，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幹兩個小時，提早一個鐘點上班，有時連星期六也得賠上，把永遠堆積如山的廢紙送進機器，打包。上月，有人送來三千六百公斤繪畫大師的複製品，扔進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倫勃朗、哈爾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歐洲其他繪畫巨匠的作品，我於是在每個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畫的複製品，到了傍晚，當這些包整齊地堆放在升降梯旁邊等待運走時，它們身上裹著的美麗畫幅使我怎麼也看不夠，瞧，這張《夜巡》，這幅薩斯基亞像，這幅《草地上的早餐》，這張《縊死者之家》，這張《格爾尼卡》。另外，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還藏著一本名著，這個包裡是翻開的《浮士德》，那包裡是《唐‧卡洛斯》，這兒裹在臭烘烘的紙張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許佩里翁》，那兒，裝在舊水泥袋裡的是《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因而，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我知道，哪個包裡躺著──猶如躺在墳墓裡──歌德、席勒，哪個包裡躺著荷爾德林，哪個包裡是尼采。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既是藝術家又是觀眾，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憊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劃了口子，累得要休克，為了緩解和減輕一些這巨大的體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時候，一路上我有足夠的時間琢磨、幻想下一個包該是什麼樣。我灌下那麼多的啤酒，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為我在每一個包裡藏了一件珍貴的遺物，一口沒有蓋的兒童小棺材，撒滿了枯萎的花朵、碎錫紙角、天使的頭髮，我給書籍鋪了一張舒適的小床，它們像我一樣莫名其妙地來到了這間地下室。因此，我幹活老是完不成任務，院子裡的廢紙堆得山一般高，都頂到天棚了，從洞口倒進我地下室的廢紙也堆積如山，同院子裡的那座山連接了起來。因此主任有時用鐵鉤扒開洞口，臉氣得通紅朝我叫嚷：漢嘉，你在哪兒？

「我之所以活著，就為了寫這本書。」——赫拉巴爾

1954到1958年之間，赫拉巴爾曾於布拉格一處廢紙回收站當了四年打包工。據他自己說，他到這裡工作之後不久，便產生了寫這部小說的想法，這個想法在他腦海裡醞釀了二十年之久。廢紙回收站的四年生活給他的感受如此之深，使他一直沒有放棄這個題材，而是不斷地加以補充，反覆進行深刻思考。

故事主角是在廢紙回收站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打包工漢嘉，他把珍貴的書從廢紙堆中挑出來，藏在家裡、藏在腦裡，他狂飲啤酒、啃噬著書本裡的思想和詞句，他從一無所知的青年變成滿腹詩書的老人。韓波的詩文、老子的《道德經》、萊布尼茨的情史，都是他信手拈來的記憶，而康德的話語是他感傷喃喃的聲音。

這是一個愛情故事——老打包工漢嘉和他經歷過的情人，他的工作，他的時代，還有他當作廢紙打包的書，以及他的生命。

他打開他珍愛的書籍，翻到最動人的一段，放在層層疊疊的廢紙中間，外頭再裹上一幅複製的名畫。儘管擺放壓力機的地下室蒼蠅成群、老鼠橫行，這潮濕惡臭的地窖卻在他的遊戲裡，在他的微笑裡成為天堂。

1972年，赫拉巴爾開始寫作本書，他曾三易其稿：先是詩，次是散文，完成時則為一部憂傷的敘事曲。第一稿他自稱是「一部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式的詩稿」，因為他「把整個故事看成僅僅是抒情詩了」；第二稿改為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語，但他覺得缺乏嘲諷味，即我們在文中感受的黑色幽默。他認為主角是透過閱讀廢紙回收站的舊書而無意中成為文化人的粗工，用口語作獨白不合適，於是又改用「一絲不苟的嚴謹語言，捷克書面語」寫出了第三稿。這一稿讀來猶如一部憂傷的敘事曲，他滿意地說：「直到現在這個故事才是動人的。」到了1976年，本書終於完稿，但當時無法問世，只得放在抽屜裡。直到1989年底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 1914~1997）是20世紀下半葉捷克先鋒派作家最重要的代表；米蘭．昆德拉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作家」。

赫拉巴爾49歲才出版第一本小說《底層的珍珠》。他雖然有法學博士的學位，但先後從事過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廢紙回收站打包工等工作。這些工作經驗為他的小說創作累積了豐富的素材，其作品大多描寫普通、平凡、默默無聞、被拋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人」。他的一生都和這些人在一起，收集他們的語言精華及故事，在作品中創造出一群平凡而又奇特、光芒四射的人物形象。

Pabitele，中魔的人們，是赫拉巴爾自創的新詞，指身處極度灰暗之中、又能「透過鑽石孔眼」看到生命之美的人。正如同名的短篇小說集《中魔的人們》中的小人物，看起來豪放開朗、詼諧風趣，但他們就像中了魔法的人，眼中的世界往往跟現實形成強烈反差，因此更顯得他們處境悲慘。

代表作《過於喧囂的孤獨》被捷克《星期》周刊選為「20世紀捷克小說50大」第2名，僅次於《好兵帥克歷險記》。這部醞釀了20年才寫就的小說，於1976年完稿，但遲至1989年才正式出版。赫拉巴爾曾說：「我為寫這本書而活著，並為它而推遲了死亡。」

赫拉巴爾的作品經常被改編為電影，目前有《底層的珍珠》、《售屋廣告》、《剪掉辮子的女人》、《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中魔的人們》、《溫柔的粗人》、《天使的眼淚》、《過於喧囂的孤獨》和《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其中《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的同名電影，於1966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售屋廣告》改編的電影《失翼靈雀》，於1969年拍攝完成，卻在捷克冰封了20年，解禁後，隨即獲得1990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獎。

楊樂雲

女，一九一九年出生，一九四四年畢業於上海私立滬江大學英語系。曾先後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部長期工作，對捷克文學及其歷史文化背景深有了解，數十年來在這一園地辛勤耕耘，翻譯介紹過捷克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

【譯序】一個「中魔者」的「愛情故事」◎楊樂雲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捷克當代著名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一九一四—一九九六） 的代表作，是他許多優秀作品中思考最深、醞釀最久的一部傳世之作。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被稱為本世紀下半葉捷克先鋒派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他出生在布爾諾，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均在小城市尼姆布林克度過，父親是該市啤酒釀造廠的經理，母親為業餘演員，家庭生活優裕。一九三五年入查理大學攻讀法律。一九三九年德國納粹占領軍關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高等學府，赫拉巴爾因而輟學，戰後回校完成學業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自一九三九年起，有二十餘年時間，他先後從事過十多種性質不同的工作，當過公證處職員、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保險公司職員、鋼鐵廠的臨時工、廢紙收購站打包工、劇院布景工和跑龍套演員等等。一九六二年以後專門從事寫作。多種多樣的生活經歷為他的小說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他曾說過：「我的作品實際上是我生活的注釋。」也正是由於他長期生活在普通勞動人民中間，他的小說才有那樣濃厚的鄉土氣息，被認為是最有「捷克味兒」的捷克作家。

赫拉巴爾的創作生涯起步較晚。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寫作〉的文章中，他回憶說：「二十歲以前，我壓根兒不懂什麼是寫作，什麼是文學，中學時期我的語文成績經常不及格。」但二十歲以後，他迷上了文學，並在寫作中找到了極大的樂趣。他起初寫詩，但從未出過詩集，後來轉而專寫小說。

赫拉巴爾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珠》於一九六三年問世，那時他已四十九歲。不過，他的小說創作活動實際上在五○年代或更早一些時候便已開始，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小說大多未能與讀者見面。《底層的珍珠》出版後立即受到重視，許多評論家看出作者已是一位有獨創性的成熟作家。次年，他的另一本更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集《中魔的人們》出版，引起很大的反響。「中魔的人們」原文 pabitele，是赫拉巴爾自己造出來的一個捷克新詞，用以概括他小說中一種特殊類型的人物形象。由於這個詞以及由之而來的 pabeni （中魔）在詞典中無從查找，赫拉巴爾在不同場合曾對這個詞的含義作過反覆闡釋，他說「中魔的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善於從眼前的現實生活中十分浪漫地找到歡樂，「善於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來極大地妝點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中魔的人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觀看世界。他看到的汪洋大海般的美麗幻景使他興奮萬狀，讚歎不已，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沒有人聽他說的時候，他便說給自己聽。他講的那些事情既來自現實，又充滿了誇張、戲謔、怪誕和幻想。由於這個詞是赫拉巴爾生造的，譯者只得憑自己對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和體會，姑且譯為「中魔」。另有譯者建議乾脆音譯為「巴比代爾」並附以說明。這也未始不是個辦法。

六○年代初，捷克文壇在擺脫了僵硬的教條主義文藝路線的束縛之後，作家們都在尋找和探索新的創作道路。赫拉巴爾把「中魔」看作他創作實踐中的一個新嘗試，想「看看小說能否以另一種形式寫成」，「寫出從形式到內容都一反傳統的作品來」。他的「中魔的人」表面上看來豪放開朗、詼諧風趣，但他們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展示的世界與現實形成強烈的反差，從而映襯出主人公處境的悲慘，帶有悲劇色彩。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赫拉巴爾晚年的作品，在風格上與他的早期小說略有不同。這部小說通過廢紙收購站的一個老打包工漢嘉的通篇獨白，講述他在這裏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故事和感想。赫拉巴爾曾於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在布拉格的一個廢紙回收站當了四年打包工。據他自己說，他到這裏工作之後不久，便產生了要寫這麼一篇小說的想法。這個想法在他腦海裏醞釀了二十年之久。廢紙收購站的四年生活給他的感受如此之深，使他一直沒有放棄這個題材，而是不斷地對它加以補充，進行反覆的深刻思考，直到主人公漢嘉與他自己融為一體。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也不很一般，他推倒重來一共寫過三稿：第一稿作者自稱是「一部阿波里奈爾 式的詩稿」，因為他「把整個故事看成僅僅是抒情詩了」；第二稿改為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語，但他覺得缺乏嘲諷味兒，即我們在文中感受的黑色幽默。他認為主人公，一個通過閱讀廢紙回收站的舊書而無意中成為的文化人，用口語作獨白不很合適，於是又改用作者所說的「一絲不苟的嚴謹語言，捷克書面語」寫出了第三稿。這一稿讀來猶如一部憂傷的?事曲，他滿意地說：「直到現在這個故事才是動人的。」他自己被感動得幾乎落淚。小說完稿的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但當時無法問世，只得放在抽屜裏。一九八七年，作家瓦楚利克用自行刊發的形式將它出版，讓它與讀者見面。這部佳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底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赫拉巴爾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人，是他自己與之等同並稱之為「時代垃圾堆上」的人。這些人的處境往往很悲慘。《過於喧囂的孤獨》中廢紙回收站的老打包工漢嘉就是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他孑然一身，沒有妻兒，沒有親友，終日在骯髒、潮濕、充塞著黴爛味的地窨子裏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他渾身髒臭，當他偶爾拿著啤酒罐走出地窨子去打啤酒時，他那副尊容會使啤酒店的女服務員背過身去，因為他手上染著血污，額頭貼著被拍死的綠頭蒼蠅，袖管裏會竄出一隻老鼠。就這樣的生活，他年復一年度過了三十五個春秋。他沒有哀歎命運的不濟、社會的不公，卻把這份苦差事看作他的love story，把陰暗潮濕的地下室看作「天堂」。他說三十五年來，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使他無意中獲得了知識，他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他的腦袋「成了一隻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傾斜一下，許多滿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他滿懷深情地講述他的「愛情故事」，訴說他對視如珍寶的書籍的青睞，細緻入微地描繪讀書的樂趣，以及從廢紙堆中救出珍貴圖書給他帶來的喜悅。他沉痛地傾訴當他目睹人類文明的精華、世界文化巨人的著作橫遭摧殘時，心頭感到的痛惜與憤懣。由於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普通老打包工之口，讀來格外扣人心弦。

《過於喧囂的孤獨》或許可以說是這位作家的最後一部傳世之作。他自己對這部作品曾說過這樣的話：「我之所以活著，就為了寫這本書」，「我為《過於喧囂的孤獨》而活著，並為它而推遲了死亡。」誠然，赫拉巴爾在這部作品裏傾注了他全部對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深刻思考，無限的愛和憂慮。

赫拉巴爾的晚年過得不幸福。他沒有兒女，妻子去世後他生活孤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政體改變之後，輿論界對他偶有微詞，不公正的指責刺傷著他敏感的

心。一九九六年底，他因患關節炎、脊背痛住進醫院。次年二月三日，正當他將病癒出院之際，人們發現他突然從病房的五層樓窗口墜落身亡。這一悲劇是出於自殺還是由於探身窗外餵鴿子時的不慎失誤，無人說得清。它將永遠是個謎。對於廣大讀者來說，在悼念、惋惜之餘，不免要把這個謎與他筆下經常出現的人物聯繫起來加以猜測，感到它多少帶有些「中魔」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