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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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內容

高雄中雄

我進入高雄中學時,四分之一的同學是台灣人。他們都是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這些考試是用來限制台灣人得到較高等的教育和職業。殖民當局將中等教學做為台灣人教育的一個界限。理由似乎是訓練台灣勞工習得起碼的讀寫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發展台灣人知識份子或專業人才的領導能力,是危險的。

進入中學不久,校長換了。原來的矮小溫和的校長,由一位高大嚴厲的校長取代了。新校長向以紀律嚴格聞名。他的嚴重酗酒使得他的頭部不停地搖擺,甚至他向學生演講時也是一樣。我們立刻遭到斯巴達式的嚴厲管理,除了要應付繁重的功課以外,每一學生還要在校園內整理和照料一小塊的花園,挑好幾桶糞便做為肥料,分組割草並做其他勞動。大家對這些都極厭惡,但這都是必須的紀律,做為將來兵役的預備訓練。與全日本帝國境內的中學一樣,我們都要穿上土灰色制服,戴鴨舌帽,綁腿,這些實在不適合於高雄的熱帶氣候。即使在校外,沒有穿制服就會受到處罰。我們不准穿涼爽舒服而便宜的木屐、不准騎腳踏車上學而必須走路,絕對不准看電影,違反者立遭開除。

我們年齡都在十三到十八歲之間,而那些限制使大家討厭。像所有男孩子一樣,我們也曾冒一點險。我不會忘記,校長有一次參加本巿另一邊的女子中學運動會。在這樣的場合,女學生們都穿著短而緊的運動衣,而我們中學有些學生便偷跑到觀眾邊緣,想去偷看穿著緊身衣服的女學生。校長碰巧看見了他們,隔天早會,我們全校學生遭到校長兇狠的長篇大罵、叫囂,近乎歇斯底里的指責。我們心裡不服,私底下閒聊著那女中的游泳男教練,年輕力壯,卻可以與女學生同泳。

校長是當時日本許多軍人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典型。日本侵華再起,所謂「支那事變」,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於北京附近蘆溝橋事件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全國的後備軍人被徵召,我們的老師也一個一個上前線去了。我們學生參加提燈遊行,慶祝皇軍在中國的無數勝利。我們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別式,送走他們的丈夫、兒子、父親、兄弟,高喊「請你壯烈地戰死」!

我們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軍訓教官,非常特異,卻頗受學生歡迎。他為人直爽,毫無偏見,有時粗魯而風趣。他如果認為某一學生舉止不夠活潑,或有點娘娘腔,便跑過去從褲襠上攫住該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戰場,我們都懷念他。後來聽說他餓死在古達卡諾(Guadalcanal),還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傷。

狂熱的校長和軍訓教官,反覆為戰爭鍛鍊我們,不停對我們講述中國人的落後和懦弱、日本人的英勇和日本為中國所做的自我犧牲。台灣人學生發現自己處在痛苦和尷尬的境地。父親涉獵廣泛,熟知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我從小學時則開始喜愛讀報紙,小心閱讀每頁的新聞,這個習慣至今還保持著。所以,就在當時,我也比其他同學知道更多的消息。中國的戰事和外國的情事是我們家裡常談的話題。父母亦時常與外國傳教士來往。我想同學中沒有人比我對外國的一切更感覺興趣。

我從中學一年時,開始學習英文,而且樂於此道,因為在下意識中我知道英語會成為向西方世界的一個通路。我的英文成績不錯。我的英文老師天土對我的成績也很感驕傲。

當時中學是五年制,但第四年結束後,學生有權參加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而要這樣做則須得到校長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長申請他的同意和成績證明。可是他拒絕了。他不准任何學生這樣做。父親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學生應該有權這樣做。校長反駁說:「那麼,你的兒子辦理退學吧!」我的父親回答:「好。退學吧!」

關西學院的生活

我自己一個人向東京出發了,心裡充滿著對這位殖民地嚴厲校長的不滿。我先到姊姊處,然後到仙台參加第二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姊姊已經醫學院畢業,嫁給一位慶應大學畢業而頗為成功的台灣商人。我考試落第,感到懊惱,但這對我也許也有好處。我一直是殖民地中學的好學生,但這是不夠的。那年我十六歲。

現在,我面臨難題了。我必須在日本找一所中學完成學業。在原則上,中學都不接受最後一年的轉學生。經過一番痛苦的尋索,終於有一所教會學校,關西學院中學部允我轉入。它位於國際商港神戶和工業大都大阪之間,距離古都京都只有一小時多的車程。這是一所貴族和富裕家庭喜愛的學校。其大學部並不是第一流的,中學部的水準亦不高。它被認為是富有的父母溺愛寵壞的兒子們的避難所。

我在不遠的郊區一個農家,租到一間簡素的小房間,從過去在家時的標準來說,這是極原始的寄宿生活,得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那裡沒有自來水道,要依賴前門院裡的一囗井,飲食亦很差。

那時,我的二哥已考入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院。有好幾個月我很想家,有時甚至流眼淚。但是,這段過去以後,我開始感覺快樂了。這個學校的情形,與野蠻的高雄中學相比,太不相同了。關西學院似乎集合了一批有趣、怪異的教師,他們喜愛教書,但與公立學校的呆板軍事規律,格格不入。功課並不重,但我努力用功。這是教會學校,每朝有三十分的禮拜。有一位音樂教師,年輕英俊,極時髦的西裝和舉措,給我印象很深。

學校有一嚴格的規定,禁止我們到附近有名的寶塚少女劇場,那是全女子的歌舞團。

學校位於日本最西化的地帶,郊外住宅區有外國商人和外交官擁有豪華的宿舍。大部分學生都是從那裡來的。我在週末自由出遊,常到大阪或神戶閒逛,而到那裡都是平平等等,不再感覺是次等殖民地人了。

我發覺自己成為校內頗受歡迎的人物。他們驚異於我日語的流利,和班上最好的成績。軍訓教官特別欣賞我,因為我在高雄中學所受的嚴格訓練,使我在散漫的同學中,顯得舉動無比的活潑而精確。結果,每次的閱兵行進,我總是被派掌旗,這是軍訓教官能授予學生的最高榮譽了。

考入東京帝國大學

現在我必須非常用功,準備東京帝大的考試。這是日本學制上最艱難的一關。當考期到時,我到東京,住進大學附近小旅館,接受兩天的試煉。大家知道,台灣人學生要想擠入這道窄門,必須考得比日人學生較好。殖民地人民,朝鮮人和台灣人,並不受歡迎進入這最高學府的文法科。這一次參加考試的台灣人有十多人,但是我們知道頂多只能有一人被錄取,不論其他考生分數有多高。

考試結果公佈,我及格了。我打電報給父母,不久大學生活開始了。

開學不久,有一天,大學文科學生緩役的制度,忽然被取消了。我四周的大部分年輕人開始從校園消失。我是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不必服役,但有權當志願兵。在台灣,很多台灣青年被迫當志願兵。有些人編入正規部隊,但是大部分則組成軍伕,派到海外前線。所有在日本大學文科的台灣留學生都被召喚到軍訓教官辦公室,被邀簽請從軍。在東京帝大,受﹁邀請﹂的姓名公佈出來,我的名字也在裡面。

我立刻離開東京,要與當時就讀於長崎醫科大學的大哥商量。在那裡也與大哥一些台灣學生朋友討論此事。我實在無法想像自己在日本軍隊服役。

一星期後,我回到東京,決定不志願服役,繼續上課。我的名字仍舊貼在公告板,是唯一還未志願入伍的。我開始害怕後果,連上課都不大敢去了。幸好,日本大學上課是不點名的。在東京的生活變得很黯淡,消費品缺乏,配給亦變得嚴格,黑市卻興盛起來。一般人也感覺軍事局勢在惡化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日本根本沒有打過勝仗,藉以消除民心的憂慮和沮喪。

我們還算幸運,父親已經做了經濟上的安排。大哥快要從長崎醫科大學畢業,而到長崎郊外的小村為石,主持一縣立診所。二哥因為生病,中止在慶應大學醫科的學業,在台灣與日本的航海線被切斷以前,回到台灣靜養。姊姊則因姊夫所服務的公司派他到中國大陸,他們全家已搬到北京去。聯軍潛水艇和飛機正在加強攻擊日本近海的船隻,造成重大傷亡。

避難松本

我終於離開東京,前往西邊山區中央一個美麗的古城松本。松本遠離軍事設施,我有一個堂弟彭明雄,正在那裡唸高等學校,曾寫信給我說,那邊的食物情況還算不錯。東京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我僅通知在長崎的大哥。我在松本最初的寄宿所,非常糟糕。我的書本,雖想辦法運到松本,但大都得留在笨重的木箱子裡,沒有打開,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情看書了。離開了學校,我即陷入於極端憂慮和絕望的低潮中。

有一個老工人與我合租房子。冬天來時,天氣變得很冷,這是一個雪鄉,四周環繞的高山雪白亮麗,但對於在熱帶出生的人,冬天是殘酷的。我們只有一點木炭取暖,在冰冷的天氣中,又沒有熱水洗衣服。後來,東京大空襲的消息來了。我們驚懼地讀著新聞報導,成千上萬的人在一夕之間死亡,整個東京為火燄席捲。

留在松本的少數男子,變得很刺目而尷尬,在街上常被人瞪眼。天氣好時,我有時一個人到古老城堡、公園或街上去散步。我所住的房間變得難以忍受了。它非常骯髒,又有很多跳蚤。我不得不另外找到一個較好的地方,把十幾大箱書本和行李,搬到一位老人和其女兒的家,在那家二樓租了兩個房間。這兩個人都很親切地照顧我,他們亦高興在這困難的時候有一點額外的收入。

長崎——失去了左臂

這種沉悶又寂寞的日子持續了近六個月。偶爾接到父母來信,但我的信卻很少能達到他們手中。然後,消息傳來,高雄市被轟炸,父親的醫院被炸毀,但幸好家裡無人傷亡,他們已搬離高雄,疏散到鄉下了。這以後,一直到戰爭結束回到台灣,我未再聽到父母們的消息。

我很迷惘,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樣的生活毫無意義,錢又愈來愈少,大哥已經娶了一位女醫,是父親在醫學校同學的女兒。他們帶著一個小女兒已搬到一小漁村為石,負責一公立診所。如今我們都同意,最經濟的辦法是我到那裡去與他們一起生活,共同節約日絀的經費,靜待時局的演變。

日本在海上已在全面撤退。美軍大空襲已釐平了許多工業城巿和港口,前途看來沒有什麼希望了。

在準備離開這個古城的時候,最先想到的是我所喜愛的書籍。我決定把它們寄到三高時代最好朋友西田次郎那裡。他已到京都帝大言語科讀書。由於健康不佳,他沒有被召服役,而回到九州鄉下家裡。我寫信給他,要他關照我的書籍。如果戰後我還活著,我會來取回,否則全部歸他。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和書。我保留了少些書,包括字典、法朗士和勒梅特爾的作品。這些書,我直接寄到大哥處。

火車票很不容易買到。我告訴火車站站長,我的哥哥正在醫院裡,他才勉強賣給我一張從松本到長崎的車票。堂弟明雄到車站給我送行。那是一次感傷的離別。他將完全孤獨地留在寒冷的松本,而我則踏上一個漫長而危險的路途,長達三十多小時的行程。火車經過名古屋、大阪、神戶、廣島、八幡,而這些城市都是當時常遭到激烈轟炸的地方。

我到達長崎火車站時,是四月某天的下午。大哥住的漁村是在約三十哩的郊外,所以,我須在長崎巿裡過夜。隔天,我可以於清晨乘坐卡車翻越山丘去,或是搭乘上午十點的小渡船到那個漁村。我決定坐船,雖然不論船隻大小,我總會暈船。這樣我可以睡得晚些,在三等火車廂裡長途旅行而坐得那麼久,我疲乏極了。

長崎是一個重要的造船中心,但還未遭到轟炸,景色如畫。食物也還相當充裕。在旅館裡,一位極漂亮的年輕女孩送來可口的晚餐,我用餐時,也陪我聊天。

過日早晨,安祥的夜晚和豐盛的早餐後,我帶著包袱,走向不太遠的渡船碼頭。一艘約三、四十噸的小渡船等在那裡,正準備要出發,大約三十個男女和兒童已登上船,他們或倚著欄杆,或安坐在甲板的墊子上,等待著短短的航程。天氣晴朗,我很高興看到海面很平靜。

我登上甲板,四處觀望,尋找一個可以坐的地方,突然聽到頭上一架飛機向下滑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它傾斜下來後,又以急角度朝上,帶著馬達遽然的吼聲。一瞬之間,我被巨音爆炸擊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復知覺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處在尖叫混亂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處也是血,屍體和炸裂的肢體跌落四處,人們在嘶叫著,呻吟著,掙扎著想脫離那裡。我試著要站起來,發覺左臂從肩膀炸斷了,使我無法置信充滿驚怖。僅有餘留的一些筋肉和皮膚碎片垂掛著。碎裂的骨頭暴露出來,鮮血洶湧而出。「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這裡了,而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求生的本能是強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懸著的左臂,發現它很重、奇冷、毫無感覺。那是極非常的時刻。我在震驚,並不感覺疼痛,同時感覺左邊太陽穴一定也受傷,因為溫暖的血慢慢流入眼裡又流下面頰。我掙扎站起來,感到一種奇特的不平衡,勉力橫過滑溜溜的甲板,走下碼頭,蹣跚地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眾中,感到極度的孤單。我一再地對自己說:「要趕快找一所醫院,要趕快找一個醫生。」

我對於長崎市區一無所知,所以試圖向慌亂來回奔跑的人說話,但有二、三個人一看到我的人,即驚惶地別過臉去,因為我已滿身鮮血,看起來太可怕了。突然,有一個中年男人對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罵我。我駭住了,無法了解,我在這樣的極端危急情況,竟有人要怒罵我。直到戰後好久我才開始猜想,那個人大概是使用日本軍隊的技巧,以吼叫、重擊或震動,使一個即將昏倒的人產生震驚和緊張而甦醒。但在那時,我根本不了解他的用意。在經過似乎是永恆,或許只是一剎那之後,有人指引我到碼頭附近街上的一個小診所。我蹣跚走進門,便失去了知覺。

台大任教

在這幾年中,實際政治並未引起我的興趣。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教書和著作。我開的課,國際公法,成為整個台大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時。同時,我漸漸了解,台灣當前不安定的國際地位問題,與學術理論一樣重要。我們正生活在複雜混亂的變動時代,台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中國敵友關係改變的時代。那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時代,美國隔著台灣海峽與中共對峙的時代,也是北京叫囂「解放」台灣的時代。一八九五年杜勒斯的祖父曾到台灣,協助滿清將台灣割讓日本。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和約前後,也極力設法使台灣主權和國際地位留在未決的狀態。在舊金山和會時,他曾經排除中國代表,不論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黨的。舊金山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但卻未規定將台灣主權轉交中國。蔣介石憤怒地宣稱《舊金山和約》對他所代表的中國沒有約束力。在華府的壓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國民黨於一九五二年與日本另外簽署雙邊和約。而此和約仍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並未規定中國取得該主權。所以,從法律上說,台灣和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未確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月美國與國民黨所訂共同協防條約,對於台灣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談。

對於研究國際法的人來說,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極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但我不能在課堂上自由討論這個問題。當我們討論到現代國家的組成要素時,我曾強調: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言語,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的,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近代史上有許多例子,種族或語言相同的人們,分別組成不同的國家,例如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組成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不同獨立國家。他們有相同的血統、語言、宗教和法律觀念,但構成不同的獨立國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種族、語言等不同的人們,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信念,組成單一的國家,例如比利時、瑞士便是。又如義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個半島,擠滿了不同的城邦侯國,彼此戰爭不已,而且講不同方言,經濟結構也互異。

當時,新加坡已經獨立,那是一個由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基於共同利益和命運的意識而聯合起來形成的獨立國家。

這時,我對上述問題的意見反映著早期我對雷南(Ernest Renan)有關「何謂國民」問題見解的欣賞。我在課堂裡引述雷南的分析。沒有學生膽敢追問這個問題,但總有些學生面露會心的微笑。

我對這方面的興趣在這幾年中逐漸加深。在我祖父的時代,北京將我們的台灣割讓給日本,為的是要保護中國大陸的利益並避免日本進攻北京。那時,也許是第一次,台灣全島的各部落、各派系、各村莊開始自覺他們是居民。他們開始發展出共同利益的信念。其後五十年間,日本曾經推行同化政策,想把台灣人塑造成忠順的日本臣民。日本在台灣重整經濟、發展交通系統、推行教育,這強化了我們共同利益的信念,卻未如願地將我們塑造成理想的日本臣民。相反地,年輕的台灣人領袖,代表了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自治運動中,更加磨練強化了台灣人的自覺。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直到一九四五年,繼續發展。在蔣介石統治之下,我們發現所有台灣人,我自己、我的同輩、我們的子女,又被迫要變成理想的中國人,國民黨的中國人。可是我們的「共同利益」在哪裡?我們的「共同命運」又是什麼呢?

這時期,我的學術工作非常緊湊。我經常發表論文,又忙著寫作一本巨冊的國際公法教科書,長達八百餘頁。它至今仍被認為以中文寫成的最佳教本,甚至在我被捕以後仍有人盜印。

蔣廷黻、蔣介石、蔣經國

有天早晨,蔣廷黻的秘書來找我,問我有沒有時間到郊外蔣的家裡,與他一起吃午餐。他派他的車子接我到他家。他的年輕夫人簡略歡迎我以後,我與蔣廷黻兩人便坐下午餐,開始漫長而不拘形式的談話。他的話坦白得使我有一點驚奇。那時,他六十二歲,而開始回憶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出任駐蘇聯大使時,在莫斯科的日子。不久,話題轉到蔣經國身上了。我警覺到這或許是這個午餐的主要目的了。

大家都知道蔣經國年輕時,曾經與其父親非常不和,據說是因為蔣介石對待妻子,即蔣經國的母親,極為粗暴。蔣介石年約四十歲時,遺棄蔣經國的母親,娶了上海有財有勢的宋家最小女兒宋美齡,也就在那時,蔣經國離家,到了蘇聯。他到莫斯科孫逸仙勞工大學進修,不過,其後他的行蹤不明了。蔣廷黻從此開始述說他的故事。他說有一天他收到蔣介石的電報說:「請找出我的兒子,送他回國。」

蔣廷黻立刻求助於蘇聯當局,幾天之後便得到通知蔣經國的下落已經查到了。蔣廷黻邀請蔣經國到大使館,告訴他蔣介石打電報來,要他回去。蔣經國當時正二十多歲,回答說:「我有一個問題,我已與一個蘇聯女子結婚了。」蔣廷黻便要他將那妻子帶來大使館。根據蔣廷黻說這個蘇聯女子是一個非常單純的鄉下女子,她「連怎樣好好使用刀叉都不懂」。蔣廷黻說:「我告訴他,不論如何一定要回去,而且得帶著妻子同行,蔣經國同意了。我便為他們準備了禮物,讓他們帶回去送給蔣介石。」幾年之後,蔣廷黻回到中國,很驚異地發現那位蘇聯女孩已經轉變成一位「典雅的中國淑女」,而且已取了一個中國名字。

此後,蔣經國便以父兄之禮對待蔣廷黻,對於後者似乎抱有對於那可畏的父親所沒有的親情。從此,蔣廷黻每次回去台灣,蔣經國一定親自到機場迎接,特別客氣地招待他。

蔣廷黻在與我的談話中,特別詳述他們的關係。他說蔣經國並不「愚蠢」,而只是那種環境中的犧牲者。蔣廷黻說:「有一次我坦白地告訴他,他的四周似乎總是圍繞著一些較差的人,他應該設法引用一些有才能的人,而他回答說:你認為有才能的人願與我在一起嗎?他們都不願意,只有沒有人要的人才來找我。」蔣廷黻認為這就是蔣經國不愚蠢的證明。他也提及蔣經國感覺與學生或較低階層的人在一起時較舒服,而與受有較高教育的人在一起時則感覺不自在。

蔣廷黻說他有一次找到機會率直告訴蔣介石,應給他的兒子一份較適當、較受人尊重的工作,而不應該只給他做一名警察頭子。蔣介石的回答是含糊的:「他能做什麼?」這可以解釋為「他有能力做別的事嗎?」或「你有什麼建議嗎?」蔣廷黻再說:「蔣經國不是一個壞人,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需要有能力的人幫助他。」蔣廷黻這樣回憶過去,我卻覺得有些奇異,他為什麼這樣向我坦率。

我們奇異的密談,並沒有別人在場,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鐘左右,然後他再派車送我回到旅館。在駛回市區的漫長路上,我回想蔣廷黻曾對蔣介石也非常坦率。他說有一次曾經勸告蔣介石削減軍隊,因為它花費了太多的預算,但蔣卻不理這個建議,說:「你也許懂得外交和政治,但是對於軍事卻一竅不通。」

九月至十二月間,國民黨代表團為了又將來臨的中國代表權的表決,展開緊湊的遊說,尋覓支持。從該年起,策略不得不變了。從前是以「不討論中國問題」的決議,年年拖延,但今年已經無法這樣做。如今則要主張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一個「重要事項」,必須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才能變更,我除了第六委員會的工作以外,還要分析各國代表有關中國問題的演說。這些演說稿一到我桌上,我就從國民黨的觀點審視其利害得失。最後投票的結果,國民黨險勝,維持了其在聯合國的席位。

中國代表權問題,因為年年重複,國際間對它的興趣也變得遲鈍了。此事有關國民黨的命運,而台灣人的命運也隨著浮沉。聯合國討論這問題時,極少提到台灣人民,國民黨當然不承認台灣人與它的利害並不一致。

有些台灣人不懂為什麼我願意做國民黨代表團的一員,有的在紐約的台灣獨立運動活躍份子曾來見我,勸我找一個機會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言,突然戲劇性地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並訴請聯合國採取行動。他們並認為我應同時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這種建議完全不切實際。我根本無機會在大會發言,而且我也沒有做這種戲劇性行動的心理準備。客觀環境也未發展到能使這種激烈舉動發生實際效果的程度。

決心逃亡

我還有些朋友與特務組織有私底下的聯繫,他們警告我,現在我已非常的不安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逮捕或「意外事故」,想要把我除掉的人,都會設計出來。我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台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我。我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

監視我的特務們,整天分成三班輪值。我的妻子被跟蹤得更緊迫了。我家附近與全巿其他地區一樣,在街角巷口有小攤販的違章建築,它們常是退伍軍人非法搭起來的,政府不管它們。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

我很小心注意特務們的動靜,不久發現,他們有時在深夜一段時間不在那裡。他們大概是覺得太無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時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蹤。

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王淦的來訪,變成一種刺痛了。國民黨「開明份子」仍然要我妥協,仍然想說服我靠向他們,仍然想使我公開向他們認同。他們繼續在談要為我找一個職位。王淦不斷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他說那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又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

然而,相反地,我決心要逃亡。

精細計畫

我已願意要冒任何危險,但不敢告訴家人我決心要脫出台灣,或在這個企圖中身亡。依照國民黨法律,如果家人知道我的計畫而沒有立刻報警,他們便會被看成同謀共犯,受到嚴罰。

有一個晚上,我悄悄地溜出,未被特務發現,按照事先約定,在一個地點與幾位親信朋友見面。我告訴他們,已下決心,要脫離台灣。這使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大家心裡清楚,這要冒多大的險。我提出可能成功的一個途徑,向他們說明。經過沉默躊躇和熟慮之後,他們終於認為或許可以付諸實施。於此,我們開始一步一步檢討我們所須解決的難題。

第一個問題便是我到底要到哪裡去?

美國是不可以的。因為如我到那裡去,便會使美國政府為難,國民黨會立即要求引渡,會使問題非常複雜,並且拖延很久。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已有許多例子,日本警察與國民黨合作,將流亡在日本的台灣人引渡給國民黨,以換取日本欲從台北取得的好處。我要去的國家,必須是與國民黨沒有外交關係的。然,我不願意到共產國家,因為中共政府與國民黨同樣,恨不得將台灣獨立運動消滅掉。我提出瑞典,朋友們都同意了。

於此,第一步驟便是要寫信給那個非凡的組織,國際特赦協會。我有些朋友曾長期幫助我,將信件帶出島外,也從島外帶進來給我。在他們幫忙之下,我寫了一封短箋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請他們能否將我的案件告訴瑞典政府,問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機場出現,身上沒有護照和簽證,能否得到政治庇護。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得到肯定的答覆。有些朋友勸我立刻離開,因為他們深深關切我的安危。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我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我需要在台灣與瑞典中間幾個接頭站,找出既可靠又肯幫助的人。還有經濟問題也必須解決。我必須安排好一筆款項,在中途以及到了瑞典之後,做為費用。

旅途的計畫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

到了春末,大多細節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朋友們又勸我早走。可是,化裝的問題,是最大的困難。我認為在冬天可能容易些,因為那時可以穿大衣戴帽。我嘗試了各種化裝的方法,試留鬍子、把頭剃光。母親覺得我愈變愈古怪了。

仲夏,我開始讓監視我的特務們習慣於我長期不出門。我一出門,不論到哪裡,他們總是跟著。我如果買東西,他們便擁向前看我買什麼,然後又要問店鋪老板一些問題。有時候,我待在家裡整整二、三週不外出,然後再出現,坐計程車、公共汽車去買東西,或去餐廳、飯店等。有時候,我只在大學宿舍區附近走走,讓特務們看看我還在那裡。到了年底以前,他們已習慣於長久未看到我而不感奇怪。其實,我卻常在半夜偷偷溜出,處理事情或看看朋友。

到了秋天,我開始感覺非常興奮,感覺生活有意義起來。我有事情做,有希望在將來,儘管前途充滿著極大的危險。我發明了一套英文電報明碼暗號,送到島外朋友手裡,做為緊急聯絡之用。例如「祝女兒誕生」「叔父入院」「請速寄樣品」「書籍已寄出」「祝新婚快樂」等等,藉以表示我何天出發、出發延期、安全抵達等等。沿途接力站也都安排好,在那裡會有人接應我,並提供所需幫助。

有一段時期,看起來整個計畫似乎要垮掉了。紐約來的一封密信說,那裡曾有人聽到人家說:「你知道嗎?彭明敏可能從台灣逃出來。」是不是消息走漏了?差不多花了一個月多方查證之後,才發現那不過是有人信口開河,隨便猜臆而已。計畫照原來進行了。

整個計畫中,另一精細的部分,便是在出發日期決定以後,安排某些朋友,在適當時期到台灣來。有些對我是陌生人,由居間幫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擔保。挺身出面合作。他們是依照事先約定的信號,要認出化裝了的我,有的是要負責從頭到尾盯住我,一直到我安全離開台灣為止。如果我被捕或當場被殺,他們則可以做證人。

脫出前夕

因知道我的房屋將會被徹底搜查,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掉大部分,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但沒有說什麼。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我妻子兒女、母親和其他親屬。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蔣介石以慈悲姿態特赦了我,但是我於出獄以後的遭遇,卻使我日子無法再繼續下去。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卻因為我的關係,都有危險。如果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我在那份聲明中,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我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我從少年時代一直保存起來的日記也全部燒掉了。

我小心計算要長好相當的鬍子需要多久,然後把鬍子刮得光亮,公開再露一次面。這時,要最後一次到高雄探視母親了。監視我的特務們已習慣於我南下高雄,因為我在過去也到過好幾次。我的母親那時身體不舒服,大多時間都待在二樓房間裡。她的房子是我大哥的緊鄰。她的電話裝在一樓,每有電話,她便需要走下樓梯。我這次去看她,決定給她裝一個分機在二樓,免得她為接電話跑上跑下,覺得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我去叫電器商安排這件事。然後我買了一束鮮花,到郊外拜掃父親墳墓。

後來才知道,母親那時以為我想自殺。她並沒有透露她的猜疑,但是我快要搭火車回台北前一兩個鐘頭,她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必需要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她帶著幾乎生氣的聲音說:「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話,你的生命沒有用了。」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而悲傷,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我們的分離竟沒有比這樣稍微溫暖一些。以後才了解,那時她正在努力抑壓她內心深處的激動。

商品簡介

當我瞻望未來時,忽然領悟到,

命運注定要我為著同胞的權利和期望,而公開發言。

海島的最後一絲微光,在後面漸漸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公海,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掌握。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過去十四個月的牢獄和近五年的監視,使我實在無法相信我終於能夠從囚禁脫出。

過去,我一直自認是一個純粹的學人,可是現在,一個新的命運將要劇烈地改變我的全部生活……我尖銳地意識到,我的經驗正象徵著整個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他們的生涯和他們的悲劇。

附錄:美國外交檔案中對於「彭明敏案」的解密資料(王景弘文)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彭明敏先生大事記年表

作者簡介

彭明敏

原籍高雄,出生於台中大甲,二次大戰期間留學日本東京帝大時遭空襲美機炸斷左臂,戰後返台入台大政治系,一九五三年取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航空法碩士,一九五四年取得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返台後任教於台大,一九六一年任台大政治系主任。

一九六四年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八年,一九六五年蔣介石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下令特赦,獲釋後遭嚴密監視,一九七○年化裝逃亡瑞典,旋抵美國;曾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會長、亞太民主協會理事長。

一九九二年返台,一九九四年成立彭明敏文教基金會,一九九六年代表民進黨競選台灣總統,一九九六年成立建國會,擔任會長。二○○○年受邀出任總統府資政,並接任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長。二○○六年獲頒日本關西學院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二○一四年共同發起成立《民報》,受聘榮譽顧問。二○一五年辭卸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由鄭義和先生繼任。二○一六年與陳永興醫師同獲北美洲教授協會頒發廖述宗教授紀念獎。

名人推薦

經典重版再現!

看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在國民黨拉攏下,依然堅持為台灣人發聲。

這是台灣史上極為少見的行動者類型,而在其同世代則幾乎是絕無僅有。

他們都說必讀——

彭教授的個人經歷,敘述得多麼動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幼年、在蔣政權統治下的優異學術成就、從他故土的流亡——讀起來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這些既馴服又似不太馴服的台灣人,有一天必會在這地球上繼承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塊地。

——Edwin O. Reischauer

他是同時代最傑出的本土知識份子之一,知識層次與國際視野遠超過先前幾個世代的台籍前輩,受到國民黨高層的矚目,只要他點頭同意成為新殖民政權的協力者,前途一片大好。這樣的人物沒有反叛的理由,然而他卻甘願拋棄一切,起而反抗。這是台灣史上極為少見的行動者類型,而在其同世代則幾乎是絕無僅有。

——吳叡人

由於彭明敏教授回憶錄中所透漏的細節非常詳盡,對於我們了解戰後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非常有幫助。「只要我們對於一物有了清楚明白的認識,就不需害怕有什麼虛構」(斯賓諾莎語);目前台灣正面臨「轉型正義」的大問題,如何撥開白色恐怖的歷史迷霧,是「轉型正義」成敗的關鍵,彭教授的回憶錄恰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本。

——侯坤宏

李永熾、李筱峰、金恒煒、林昶佐、管仁健 推薦

自由的滋味
作者:彭明敏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4-01
ISBN:9789866789472
定價: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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