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座落於都柏林市中心附近，正對面就是梅瑞恩廣場（Merrion Square）一片廣闊的綠意，裡面有鋪設完善的步道、花床、還有一叢叢修剪整齊的灌木。從梅瑞恩廣場望去，可以看見國家畫廊古板而制式的正面——這是一棟沉重的灰色岩石大廈，有著低矮的門廊和四根短而結實的門柱。畫廊屋頂有個木頭與玻璃構成的奇異結構，從街上幾乎看不見。這個結構顯然是後來加蓋的，四四方方的很實用，跟國家畫廊那個十九世紀喬治王朝時代風格的門面很不搭調。畫廊裡有些員工把這個加蓋的結構稱之為「閣樓」。

長期以來，這個閣樓就是畫廊中兩位修復師的活動領域，在這個工作室裡，他們為老舊或受損畫作清洗、修補。畫廊有運貨電梯可達閣樓，但兩位修復師通常都是爬過一道老舊的大理石螺旋式樓梯，來到一處黑暗的平臺，通往一扇牢固的金屬門。室內採光明亮，即使在陰天亦然，陽光從位於三面牆高處那一大片大窗透入，多年來濺出的顏料在水泥地板留下痕跡。整個工作室很寬敞，裡頭放著一張同樣濺著顏料的大桌子，還有三張結實的畫架，一個雙筒顯微鏡架設在一具有輪子的三腳架上，以及幾盞強光燈。角落裡有個高高的金屬櫥，裡頭放著瓶瓶罐罐，有各種溶劑、凡尼斯（varnishes）、亮漆、油等。另一個比較小的木製抽屜櫥，裡面的抽屜寬而淺，就是在多年前牙醫診所裡會見到的那種，裡面放著幾十個修復師的小管顏料、尖頭畫筆，還有一套各色各樣的不鏽鋼工具。各種受損程度不等的畫作——成片剝落、撕破、裂開、整片發霉的——抵著牆面而立。其中一幅英格蘭貴族的肖像，中央有個成三角形的撕痕，兩邊裂口各兩吋，是一名警衛後退時撞到了架著相機的三腳架而造成的。另一件小小的木板畫躺在桌上，是義大利十六世紀的聖母像，因為早年一次不當的修復而斑駁發黑。

這是一九九○年八月，瑟吉歐．班納戴提（Sergio Benedetti）過去十三年都任職於國家畫廊的修復工作室，另一名同事安德魯．奧康諾（Andrew O’Connor）是畫廊的主任修復師。班納戴提當時四十七歲，已婚，有兩個小孩。他有份收入低、卻至少穩定的工作，然而這陣子，他有時會愈來愈不滿足於自己的事業成就。他感覺自己註定要做些大事的，要在藝術界揚名，然而歲月來了又去，他卻沒碰上什麼好機會。偶爾他會覺得在愛爾蘭的生活近似放逐，這塊土地位於藝術世界的遙遠邊陲。他想念義大利，常常想得好厲害。他是在義大利展開事業的，為油畫和溼壁畫做修復工作，但是義大利的官僚系統、酬勞總是一延再延，還有不停尋找工作的壓力，最終擊垮了他。

為了補貼他在國家畫廊的薪水，班納戴提不時會接一些外頭的工作，這是他和畫廊館長達成的默契。畫廊同時有個政策，每星期四上午會打開大門，為一般民眾送上門來的各式各樣藝術品提供免費估價。這些東西大半不值錢，但班納戴提樂在其中，也很高興能脫離平日一成不變的例行工作。

在這個八月的星期四上午，班納戴提有個約，要去館外看幾幅畫。這個約是由畫廊的新任助理館長布萊恩．甘迺迪（Brian Kennedy）幫他安排的。甘迺迪熟識的一位聖伊納爵會院（St. Ignatius Residence，院內住了十四名耶穌會神父）的院長幾個月前問他，有沒有可能替幾幅畫做清洗工作。當時甘迺迪忙著新職的種種瑣事，直到最近院長又打電話來講了一次，他才著手開始進行。

那個供耶穌會修士們住宿的會院座落於下李森街（Lower Leeson Street），從畫廊走過去只要十分鐘。班納戴提和甘迺迪在上午過了一半時出發，天氣晴朗溫暖。他們並肩走著，兩人的外表恰成鮮明的對比——甘迺迪穿著一套深色西裝，高而瘦，約二十多歲，臉上戴著角框眼鏡，一張像鳥的臉；而班納戴提則穿著燈芯絨長褲和棉襯衫，個子矮些、胖壯些，隨著中年到來，五官也顯得更沉重。甘迺迪有種青春的活力感，聰明而有雄心，但態度友善可親；而班納戴提則比較陰鬱。儘管兩人截然不同，但班納戴提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人為伴。

在通往下李森街的路上，甘迺迪提起他曾拜訪過那個耶穌會的住宿會院。院長諾爾．巴柏神父（Father Noel Barber）編過一本學術期刊，甘迺迪在裡頭發表過幾篇文章。他記得那個會院裡有半打畫作，都是宗教主題的作品。「一些模仿古典大師的不高明仿作。」他告訴班納戴提，「就是你在很多愛爾蘭宗教會院裡會看到的那種。他們有一幅掛在接待廳的畫，我想可能滿不錯的。」

他們走過聖史蒂芬綠地（St. Stephen’s Green），轉入下李森街，這條安靜、保存完整的大街，兩旁排列著喬治王朝風格的古老連棟住宅，以磚石建成，每棟樓高四層。下李森街三十五號漆成了鮮藍色，窗裡掛著蕾絲窗簾。諾爾．巴柏神父出來招呼班納戴提和甘迺迪，把他們迎進門。他解釋這棟房子正在清理並整修——掀起舊地毯，擦亮地板，粉刷牆壁；已經取下了所有畫作，搬到了二樓的圖書室，於是帶著他們上樓。

圖書室是個鄰街的大房間，裡頭排滿了書籍。班納戴提看到七八幅大小各異的畫靠著書架而立。他的雙眼立刻被最大那幅、裱著金色外框的畫作吸引。他瞪著那幅畫好久，然後才逼自己移開視線去看其他作品。他在每幅畫前面跪下，雙眼觀察著種種細節，但心思卻仍縈繞在那幅金色外框的大畫上。他看到了幾幅平凡無奇的二十世紀初愛爾蘭畫作，還有一幅義大利的作品，可能是十六世紀的，不過手法粗樸笨拙。全都是垃圾，他心中暗想。他沒有置評，聽到身後的甘迺迪和巴柏神父正在交談。

最後，他把注意力轉向那幅大畫。看起來很暗，整個表面蒙上了一層塵埃、油脂、煤灰，變得朦朧不清。表層的畫面保護油已經轉成黃褐色，使得畫中人物的臉部和手部皮膚都帶著一種煙草般的色調。基督所穿的袍子已經轉成枯葉般的顏色，不過在班納戴提看來，去掉灰塵和畫面保護油之後，那件袍子的顏色很可能是珊瑚紅。他看得出外框裡的畫布已經有點鬆弛，判斷這幅畫至少有一世紀沒有清洗或加襯底畫布了。

他湊近那幅畫，蹲下身子，臉湊在畫布前緩緩移動。這一定是十七世紀的作品，他心想。畫面上的皸裂紋，也就是極細的裂紋所形成的網路，正是他心目中近四個世紀前的作品該有的模樣。總的說來，這幅畫的品相1看起來相當好。他看得出只有少數地方的畫面稍有凹點或剝落，最糟糕的區域是畫布右端，第二名士兵的背部。但幾個人的臉部和手部及周圍重要區域，似乎都毫無損傷。

他審視著基督和猶大的臉，他們的雙眼和耳朵，還有手部的細節。這幅畫有可能是嗎？他問自己。他伸手以指腹輕觸畫的表面，感覺一下畫的肌理，還有畫布微微的彈性。班納戴提心想，如果不是他畫的，那就是最上乘的仿作了。

班納戴提站起身，轉向正沉默觀察著他的甘迺迪和巴柏神父。「所有的畫作裡，」班納戴提盡量不帶感情地說，「這幅肯定是最好的。如果你願意的話，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我們應該把它帶回畫廊清洗修整。」他說完又聳了聳肩。

巴柏神父報以微笑。「喔，是啊。」他說。「我們也一直認為這幅是全院最好的作品。」

「很好的模仿作品，」甘迺迪點點頭補充。

巴柏神父說，這幅畫掛在餐室裡很多年，餐室的天花板很高，有個燒煤的老火爐，還有幾扇面對著後院的大窗子。一直到近年，他們才將畫移到前面的接待廳。

班納戴提說，他會安排人手來取這幅畫。他告訴巴柏神父，修復這麼大一幅畫，通常得花大概三到四個月。但他平常還有畫廊裡的分內工作要忙，所以花的時間一定會更長。

「你估計要多久？」巴柏神父問。

「可能要六個月到八個月，」班納戴提說。「沒法兒說得準。我想在開始清洗之前，應該要先更換襯底畫布，之後我才比較能掌握狀況。」

巴柏神父是個小個子，一身打理得整整齊齊，四十多歲，有一雙活潑而睿智的眼睛。他似乎對修復過程很好奇，問了班納戴提好幾個問題，班納戴提都禮貌而簡短地回答了。他們都沒提到會院裡的其他畫作，也沒提到班納戴提的酬勞。在那一刻，酬勞是班納戴提最不關心的事情。他唯一想的就是把這幅畫搬到修復工作室裡，好讓他仔細研究種種細節。

回畫廊的路上，布萊恩．甘迺迪注意到班納戴提的舉止有了變化。自從離開那個耶穌會的會院之後，他就沒說過一個字，而且他的步伐迅速而堅定。

「瑟吉歐，怎麼回事？」甘迺迪問。

「那幅畫可能很重要，遠遠超過他們所想的，」班納戴提回答。

「怎麼說？你認為那幅畫是什麼來頭？」

「我想可能是卡拉瓦喬的作品。」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甘迺迪說，不過他看得出班納戴提根本沒有說笑的心情。甘迺迪有藝術史的博士學位，但他主要的研究領域是二十世紀愛爾蘭藝術和藝術政策。調到國家畫廊前，他是在愛爾蘭政府的美術部服務。他明白班納戴提剛剛提出的那個猜測非同小可。但他覺得這似乎很荒謬。

「好吧，」甘迺迪說，「我想我們得盡快跟雷蒙談談。」

※※※

雷蒙就是雷蒙．克維尼（Raymond Keaveney），愛爾蘭國家畫廊的館長。自從十一年前克維尼來這個畫廊當無酬的實習研究員開始，班納戴提就認識他了。當時班納戴提才來愛爾蘭兩年，幾乎不會講英語。克維尼曾到羅馬研讀藝術史，而且讓班納戴提鬆了一大口氣的是，他會講義大利語，所以他們可以用班納戴提的母語交談。

克維尼在這個人員不多的畫廊中一路升職，成為館長是一年半前的事情。現在他的辦公室位於二樓，是個寬敞的大房間，裡面陳設著暗色的沉重古董文物。他的身材瘦而結實，五官鮮明，一頭捲曲的灰髮很長，蓋過雙耳，長及衣領。他很容易激動，某些畫廊員工覺得他像隻雄雞。

班納戴提和甘迺迪走進門時，克維尼正坐在辦公桌後方。甘迺迪告訴他有關今天上午到耶穌會那個會院的拜訪。他毫不浪費時間，立刻切入正題。「瑟吉歐認為他們有幅畫可能是卡拉瓦喬的作品。」

克維尼一臉驚愕。「你是說真的？」他問班納戴提。

「要不是他畫的，那就是最好的仿作了。」班納戴提回答。

克維尼很懷疑。他已經學會尊重班納戴提的專業判斷，也看得出班納戴提很激動，那種亢奮是克維尼之前很少見到的。但在自家後院——世界這麼大，偏偏就在都柏林——撞上一件卡拉瓦喬的作品，好像還是不太可能。

班納戴提向克維尼描述那幅畫。他說他立刻認出畫中主題——基督被猶大出賣。班納戴提解釋，據了解，這幅畫已經失蹤多年，不過曾有許多仿作出現。有一幅在敖得薩的仿作，被某些藝術史學者認為可能是原作，但大部分學者認為只不過是很高明的仿作而已。而耶穌會會院那幅畫的水準，看起來不下於敖得薩版。「我覺得它可能是原作，」他告訴克維尼。「我想盡快把畫弄來工作室，好更仔細地研究。」

「那當然了，」克維尼說，他自己也急著想看看那幅畫。「可是耶穌會到底是怎麼弄到這幅畫的？」

甘迺迪回答說，他們還沒問過耶穌會這個問題。事實上，除了他們三個人，還沒有人曉得班納戴提的猜測。

「那我們暫時就都別說出去，」克維尼說，此時他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想要理清思緒。「甚至跟畫廊裡其他員工都不能說。我們慢慢來，先別太衝動、昏了頭。可別讓自己鬧笑話。」

班納戴提急匆匆出去，著手安排把那幅畫從下李森街運來畫廊的事宜。那幅畫太大了，沒法帶回來，甚至他車子的行李廂也放不下，畫廊又沒有專屬的車子。班納戴提得去找一個跟畫廊常有業務來往的藝術商，跟他租貨車才行。

克維尼關上辦公室的門，單獨跟甘迺迪商量。「老實說吧，你心裡怎麼想的？」他問甘迺迪。

「整件事好像很不可能，」甘迺迪說。「我以前看過那幅畫——就掛在接待廳裡，另外很多人也見過，其中某些人還很懂藝術。這幅畫不是剛從誰家的閣樓裡翻出來的。」

「但如果瑟吉歐的猜測沒錯，」克維尼沉吟道，「往後的結果就很嚇人了。倫敦和紐約的畫商會帶著大把鈔票跑來，整個事情會變成一場鬧劇！」他深深吸了口氣。「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事情處理得很妥當，不能讓我們畫廊丟臉。我們一定要嚴格保密，直到我們自己能確定為止。」

那天晚上，克維尼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不斷告訴自己班納戴提一定搞錯了。畢竟，班納戴提也說過，這幅畫曾有很多仿作流傳於世。毫無疑問，這幅只不過是另一件仿作。他們會在這個假設上進行。

但克維尼的心思不斷回到這幅畫是真跡的可能性。真是個難以置信的幸運機緣，他心想，能夠發現這麼一幅畫！這麼一來，愛爾蘭國家畫廊就能一舉成名！但同時這也是個難以置信的沉重負擔。畫廊的設備不全，無法處理這麼一件大作品的新發現。館內的專業工作人員數目不到一打，其中包括一個會計、一個攝影師，以及一個兼差的公關人員。而且因為屋頂長年的漏水問題，現在畫廊內還有一整個館區處於關閉狀態。

換了哪個比較大、比較有錢的美術館，可以指派一組專家去徹底調查這幅畫的傳世紀錄，再指派另一組技術人員執行種種科學測試。但單憑愛爾蘭國家畫廊，怎麼可能辦得到這一切？

一筆隱匿在義大利古老家族帳冊中的資料，引發藝術史研究生的好奇，從義大利跨海到愛丁堡追查；一幅掛在愛爾蘭都柏林耶穌會院的油畫，讓古畫修復師憑著職業嗅覺產生懷疑。他們共同的疑問是：這是巴洛克大師卡拉瓦喬消失多年的畫作《逮捕耶穌》的真跡嗎？由知名報導文學作家、美國國家書評獎得主強納森．哈爾撰寫的紀實作品《逮捕耶穌》，結合歷史與懸案，鋪陳卡拉瓦喬奇特一生的種種迷人之處，也勾勒藝術史學術圈的生態，以及發現真跡的修復師自抬身價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