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全球經濟與俄羅斯
◎中國與人權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的局勢也使改造中國的可行性變高。從六月至十二月，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陸續崩潰。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各國人民風起雲湧推翻他們的共產政府。除了羅馬尼亞以外，全部和平達成任務，開始民主轉型。情勢很清楚，共產主義在歐洲已將退潮，取而代之的是民主。中國已經自發性地出現和平示威，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民眾也打造一座三十三英尺高、高擎火炬的塑像，把它稱為「民主女神」。中國又怎麼會有異於上述東歐國家呢？
把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和其人權紀錄掛鉤處理的主張，吸引廣大的支持。共和黨籍總統反對它，反而使民主黨政治人物更熱心支持它，他們最高興在政治爭議中和民意站在同一邊，對抗頭號政治對手。某些共和黨保守派嫌惡共產主義，即使是親美、反蘇的中國共產黨也一樣討人厭，因此他們也支持掛鉤處理的主張。全球推動人權的團體當然也不遺餘力支持。一向傾向支持民主黨的工會組織也響應。這和他們不滿中國工廠搶走勞工就業機會不無關係。他們既反對中國政府侵犯中國人民權利，也盼望貿易設限或許可以保護本身就業機會。到了一九九二年大選時，中國貿易地位和人權紀錄掛鉤處理成為重大議題。控制國會的民主黨和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立場針鋒相對。
柯林頓競選時，照單全收民主黨的主張。他沒有理由改弦更張。它在全國普受歡迎。他必須極力交好的民主黨國會領袖也強烈支持它。一九九二年七月在紐約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兩位參加過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廣場活動、爾後逃出中國的中國學生應邀上台，受到熱烈歡迎。大會通過一項政綱，強調「有朝一日，〔中國〕也將走上東歐及前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道路。美國必須盡力鼓勵此一發展」。柯林頓本人指控其對手「漠視民主」，「放縱獨裁者」。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紀錄，使柯林頓能比共和黨現任總統採取更堅定、更強硬的立場。過去冷戰期間，民主黨在和共產國家來往時，往往顯得比共和黨更軟弱、更沉默，而備受攻訐。柯林頓的立場翻轉了兩黨在冷戰時期的角色。
但是柯林頓並非出於個人的信念而採取此一立場。他從來沒到過中國（但曾經訪問台灣），對於任何國際重大政治議題幾乎都沒有過發言紀錄，在競選期間也很少談論外交政策。他呈現的形象是：我可以領導國家提振經濟（美國在一九九二年剛經歷溫和的經濟衰退）。對他來講，把保護人權和延續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掛鉤處理，符合政黨邏輯和選情需求。他在一個對國家來講次要重要的問題上採取鮮明立場，是因為它從國內政治角度考量有道理。
柯林頓一當選，就把此一立場化為行動。行政部門說服國會民主黨領袖不要在一九九三年通過把貿易和人權掛鉤處理的立法，他一方面先准中國延續一年的貿易最惠國待遇，一方面簽署行政命令要求中國改變其國內治理。這道命令規定，中國若要再得到貿易最惠國待遇，國務卿必須確認它在下列方面取得「全面重大進展」：釋放及交代清楚政治犯，允許探監，保護西藏文化，允許中國人接觸國際廣播。美國政府正式把和中國持續貿易與中國政治改革連結起來。老布希不做的，柯林頓要做。一百年前，美國傳教士致力於改造中國個人的精神生活，現在美國政府想要改造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迫使中國內部治理的改革，而且是大規模改革，成為美國官方政策。
被柯林頓派來執行此一政策的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 pher），於一九九四年三月前往北京訪問，距離中國遵行規定的截止期限已剩下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克里斯多福是在洛杉磯地區執業的律師，曾經在卡特總統的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底下擔任國務院第二把手。一九九二年當選後，柯林頓派他為政權交接團隊負責人，負責協助候任總統籌組內閣。當時，克里斯多福曾說，他「認為接了這份差事後，我以後不會出任重要職務」。可是，他一方面負責篩選閣員，一方面竟然自己脫穎而出擔任國務卿。
卡特政府下台十二年以來，克里斯多福從來不曾公開參加過外交政策辯論，也沒對特定議題或立場表達主張，就擔任重要公職的人士而言，他公開演講的口才也奇差無比。耐心十足，做事一板一眼，專精公司法的他，據說是個相當成功的談判家。他擔任國務卿期間的確花了不少時間談判，從中東問題到與歐洲盟國交涉，乃至最著名的一九九四年三月訪問中國之行都是。可是，以上談判沒有一項得到成功的結論。
克里斯多福想說服中國政府遵守柯林頓行政命令的條件，但很快就清清楚楚、完完全全踢到大鐵板。為了強調堅決不接受這些條件，中國政府在他出發赴北京當天逮捕十三名民運人士。他在中國首都逗留的三天中，充滿了激烈抗辯，和過去進行會議刻意鋪陳的融洽氣氛南轅北轍。中國總理李鵬曾經冷血支持鎮壓天安門示威活動，他告訴克里斯多福，中國「絕不接受美國的人權觀念」。中國外交部長公開譴責美國的中國政策，宣布他自己對克里斯多福此行到訪相當失望。
克里斯多福訪問北京是想取得中方讓步，結果卻空手而還。柯林頓想把貿易最惠國待遇和中國人權紀錄掛鉤的努力宣告失敗。政府決定不再戀戰，必須改弦更張。柯林頓在五月二十六日公開宣布：「我們已經走到這項政策的盡頭。」他承認：「該是改走新路的時候了。」
這項政策會失敗是因為美國沒有力量執行它。控制中國境內大局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政府。美方盤算，進入美國市場對中國來講相當重要，中國會付出加強保護人權的代價來確保巿場。中國領導人肯定希望能繼續把商品賣給美國消費者。但是此事雖然重要，在他們的政策優先排序表上卻沒有維持其政治制度來得重要。他們從現存的政治制度獲得利益，而且他們相信——至少某些人有些時候相信——這套制度能保證中國富強。他們決心不重蹈歐洲各國共產黨的覆轍。中國領導人的統治基礎相當大一部分奠立在保護國家主權獨立上面，西方列強和日本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葉曾經侵犯中國的主權，而今他們豈能容許外國人來告訴他們如何管理中國內政事務。
美國人想要中國人改的東西，恰是中國領導人誓死捍衛的東西，中方也願意付出高昂代價維護它。美國總統、他的政府和他的國家想要推動變革的承諾，卻只有三分鐘熱度。它們也不是第三方國家的高度優先事項，若想要讓掛鉤政策有效，就得爭取第三方國家支持美國的貿易優惠需以政治改革為前提的立場。但在亞洲，想要針對中國的政治問題對北京實施制裁，不是無法讓人共鳴，就是不能持久。即使美國在東亞最親密的盟國日本，也寧可維持和中國的貿易關係、而不想拿貿易與人權問題掛鉤。利害關係不對稱，是柯林頓政府初期中國政策失敗的原因之一。第二個原因是：這個議題涉及到國內政治，它持續影響美國的中國政策，但是美國政治已經起了變化。
到了一九九四年，美國企業界已經動員起來，反對以對中貿易為槓桿來追求政治目標。許多公司已把中國納入營運範疇，做為在美國採用或銷售的零組件或產品之來源，或是做為美國製造的商品及服務的快速成長的市場——大部分更是兩者皆是。中國從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成績亮麗，在美國產生一股政治支持力量，主張維持兩國經濟關係。一九八九年，企業界不敢出聲。天安門大屠殺的震撼，使得擁護與中國政府維持良好關係會招來非議，被罵為鐵石心腸還算是最好的情況。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已經遲緩下來，而天安門事件後的鎮壓也強化中共黨內對過去十年實行市場改革存疑之人士的權力。回到政府加強控制中國經濟，減少賦予外國人的機會，變成非常有可能。
五年之後，經濟又恢復成長。一九九二年，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有一趟刻意高調宣傳的「南巡」，稱讚市場改革，重申政府應該持續及擴大改革開放。這段決定性的南巡之後，中國再度成為經濟飛躍的樂土。美國企業界不肯因為貿易與人權掛鉤處理而錯失機會，因此向政府清楚表達了心聲。
於是美國政策從試圖改變中國內政，轉變為善加利用它提供的經濟機會，但這並不只限於中國。經濟交往——增進跨國貿易與投資——不僅成為柯林頓政府和中國來往的基礎，也成為它一般外交政策的基礎。在處理對北京交涉失敗的過程中，柯林頓政府找到和世界交往的基礎，而且似乎頗適合後冷戰的新環境。這個作法也有國內政治的考量：它給總統本人帶來政治好處。
美國一拋棄貿易與人權掛鉤的手段之後，貿易和投資成為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法寶，即使它需要處理中、美關係另一個更棘手、更危險的問題——台灣地位問題——時，也沒有脫離這個宗旨。雙方對中國的人權政策意見不合有可能激生齟齬，也有可能造成兩國經濟撕裂，但是為台灣問題爭吵卻有爆發戰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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