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之禍：一樁民婦走失案背後的雍乾政風之變
在清代，總督、巡撫同為封疆大吏。雖然總督身兼軍、民大政，而巡撫側重民事，顯得地位稍有差距，但因為均有單獨上奏之權，所以碰到督撫同駐一城且都性格強勢的情況，就往往易鬧意見，情形嚴重的，甚至互相參奏，將官司打到北京的皇帝跟前。譬如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碰見一樁棘手的事。
新君的麻煩
雍正十三年八月底，這位剛剛經歷父喪的年輕嗣皇帝，正在哀痛號呼、擗踴不已之時，就收到武英殿大學士、署理湖廣總督邁柱長篇大論的牢騷話。顯然，此時的邁柱礙於地理阻隔，還沒有得到先帝暴亡的消息，他的這篇奏摺，仍然是寫給對他一力提拔倚重的雍正皇帝的。奏摺中，邁柱條分縷析，將他的同事、同駐武昌府的湖北巡撫吳應棻狠批一通。當然，邁柱的氣急敗壞亦有前由，因為當年五月，初到湖北上任的吳應棻就下筆無情，奏稱湖北吏治怠玩、諸事廢弛。一省之長新官上任，就對本省的情況下了這樣的定論，皇帝不能不有所觸動。穩妥起見，雍正帝將吳應棻的奏摺下發給總督邁柱和前任巡撫楊馝，令他二人「明白回奏」。對於吳應棻的指責，在湖北署理了一年巡撫、當時已調往四川的楊馝不但沒有掩飾開脫，反而一口咬定：吳應棻說得沒錯，湖北吏治確實糟糕透頂，怪像種種，不可枚舉！
事情到了這一步，壓力就全落在總督邁柱頭上。邁柱從雍正五年起擔任此職，總攬兩湖大政已達八年之久，這在雍正年間十分少見。八年間，湖北巡撫之位七易其人，而邁柱巋然不動。顯然，他是個難於共事的總督，亦在雍正帝那裡聖眷優渥。眾所周知，雍正是個極難伺候的皇帝，想要獲得他的長期青睞並不容易。可見邁柱為官必有獨到之處。
邁柱姓喜塔臘，滿洲鑲藍旗人，《清史稿》中稱讚他「領疆節，卓然有績效」。邁柱在湖廣總督任上，與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地督撫密切配合，將境內的永順、保靖、桑植三土司順利改為流官，並多次平定苗民叛亂。作為大西南地區改土歸流活動中的關鍵一環，這是他能久鎮兩湖的首要原因。除此之外，邁柱還有一個身分，令他在雍正帝心中的分量與眾不同—他是雍正後期第一重臣、大學士鄂爾泰的岳父。鄂爾泰元配早亡，續娶邁柱之女，二人伉儷情深。鄂爾泰一生並未納妾，六子一女均為喜塔臘夫人所生。雍正中期，鄂爾泰以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總督的身分擔任改土歸流總指揮，邁柱在湖廣遙為呼應，翁婿之間配合十分默契。雍正十年，鄂爾泰入朝拜相，成為首輔；雍正十三年，邁柱亦升任大學士，與賢婿並為「宰相」，只是仍奉命駐節湖廣，接替鄂爾泰指揮改土歸流。
相較於邁柱，吳應棻的背景就簡單得多。他是浙江歸安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在翰林院、詹士府、都察院等衙門循資轉升，以文學侍從之臣的身分得到雍正帝欣賞。雍正十三年就任湖北巡撫，是吳應棻人生中第一次任地方官經歷，難為他初試鋒芒，就將矛頭對準了首輔的老泰山。
對著邁柱痛斥吳應棻「奏事不實」的奏摺，年輕的乾隆皇帝很有些不知所措，慎重之下，只是客氣又略動感情地和稀泥道：「此卿陳奏皇考之折也，無及矣！朕展閱痛入五中。卿才具優長，老成練達，養蒙聖恩深重，簡入綸扉，近因黔苗事宜需人料理，特命張廣泗前往，仍留卿楚督之任。卿當仰尊聖訓，實心為政，整理封疆，勿謂署理為暫時之計，稍涉因循也。從前既有吏治廢弛之論，當與署撫臣和衷料理一切事務耳」。意思是：看到愛卿這封寫給皇考的奏摺，勾起了我思念先父的悲傷。愛卿是卓有才幹的重臣，此前已經蒙先帝旨意，晉升為大學士，只是現在貴州的改土歸流大事出現了反覆，還需要你這樣的熟手在湖廣坐鎮，以為呼應。所以卿顧念先帝的恩義，一定要在湖廣任上安心理政，不要因為即將卸任，就因循怠慢。至於所謂的湖北吏治廢弛之論，就不要放在心上，還是要和巡撫吳應棻和衷共濟，一起做好工作。
可惜，邁柱和吳應棻對新君的好心都不領情，二人繼續單獨上奏互攻。但攻擊的內容，卻漸漸集中起來，聚焦在一件發生於湖北麻城、始自雍正八年正月、歷時五年懸而未決的離奇刑案上。
親家成仇家
雍正末年的麻城案是一樁名案。其出名的緣由，很大程度在於乾隆年間大文人袁枚的暢銷書《小倉山房文集》中〈書麻城獄〉一文的渲染。袁枚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任職不高，卻是個官場通人，與乾隆年間的許多上層人物都有密切聯繫。譬如最終為麻城大案定讞的繼任湖廣總督史貽直，就是袁枚的會試座師兼兒女親家。史貽直其人記憶力極好，性格又很詼諧，很樂意向後輩炫耀仕宦閱歷、官場掌故，而袁枚出身刑名師爺世家，自己又久任知縣，對人情世故、辦理刑獄，亦有相當的興趣和經驗。所以袁枚對此案的記述頗為詳盡，也與史貽直定案的奏疏大致吻合。只是每到細節處，仍不改風流才子本色，喜歡求奇求異，增強戲劇性，往往要將無可質證的細節描摹得活靈活現、歷歷如繪。
不過，對此案記述更詳盡系統的，則是案件的重要當事人、署理麻城知縣湯應求所輯錄的麻城案文書奏議集。湯應求是廣西靈川人，雍正年間中舉後，分發湖北試用；雍正八年十月，署理麻城知縣。在麻城案中，湯應求因為實事求是、堅持原讞，而為酷吏高人傑等所陷害，不但被革職題參，還飽受刑訊之苦，「身被三木者數次」，一度定擬死罪，身陷囹圄五年之久。這在官員中是極罕見的情況。案件真相大白後，湯應求洗雪冤屈，官復原職，又將全案前後文書七十三件，彙集成書，名曰《自警錄》。通讀之下，可見麻城一案的全貌。
麻城案事起雍正八年初。當地一個叫塗如松的男子娶了楊氏為妻，夫妻感情不好，妻子離家出走。楊氏在嫁給塗如松之前，原在一個姓王的人家做童養媳，並與王家的親戚馮大有私情。這次出走途中又遇到馮大，舊情復燃，就跟著馮大住到馮家去了。楊氏的哥哥楊五榮聽說妹妹失蹤，便認定是塗如松殺人藏屍，而塗如松亦認定是楊家將自己妻子拐帶私逃。兩家誰都沒有憑據，但互不相讓，就此到縣衙門打起了官司。楊家在當地是大戶，族中出了舉人、秀才。事發後，秀才楊同範等人替本家出頭，找了村裡一個叫趙當兒的小孩子，許給他銀錢酒食，讓他到縣衙門去做證人，說看到塗如松殺了楊氏。知縣以趙當兒之詞，對塗如松用刑。塗如松受刑不過，承認自己打死楊氏，扔在池塘中，然而將左近池塘的水都抽乾了，也沒有發現楊氏的屍體。實際上，從塗家出走後，楊氏先被馮大收留，眼見事情鬧大了，馮家亦不敢將其留在家中，便將楊氏交給楊五榮，並送去八兩銀子，求他免於送官。楊五榮遂將楊氏藏在楊同範家中，蓋因同範身有秀才功名，旁人不敢隨意搜檢。
塗如松無端背上人命，當然不能甘休，塗家人隨即到省城的臬司衙門上控，請求申冤。臬司批文給麻城縣，令其再審，而接案的麻城知縣此時已經離任，新來署理知縣的，就是《自警錄》的作者湯應求。湯應求接手此案後，從趙當兒身上打開突破口，審出「打死」之說純屬子虛烏有，遂將塗如松釋放，並以楊同範行賄包訟為由，報請學政，將其秀才身分暫時革去。
一晃到了雍正九年五月底，楊氏還沒有找到，趙家河沙灘邊卻出現一具屍體，身上沒了皮肉，只有白骨，因為埋葬較淺，被野狗拖了出來。楊同範聞之大喜，建議楊五榮認這具無名屍為其妹楊氏之屍，坐實塗如松殺妻，以便恢復自己的秀才身分。驗屍之日，湯應求認為屍體乃是上游山洪暴發沖下來的無名屍，且難以認定為女屍，楊氏族人大鬧驗屍場，不依不饒。案子就這樣鬧得越來越大，驚動了省城的督撫。此時，湯應求臨時署理的麻城縣來了新任知縣李作室，湯應求只有讓位。而為了弄清屍體到底是否為楊氏，省裡又特派素有「幹練」之名的廣濟縣知縣高人傑，與李作室會同審案。
順帶提一下，本案中的秀才楊同範，在官方檔案文獻中，是麻城案的罪魁禍首；在文人袁枚的筆下，也是個十惡不赦的土豪劣衿。袁枚在文章中稱他「虎而冠」，即身著衣冠而凶殘似虎，所謂衣冠禽獸是也；又說他在案中這樣上躥下跳，將楊氏藏匿在自己家，是因為貪圖她美色的緣故。然而在麻城鄉間，楊同範算是個模範人物，《楊氏宗譜》為其專門立傳開脫此事，並且開篇就稱讚他「二十有五舉茂才，閉戶讀書，輒欲芥蒼青紫，其砥行立名之意，時形諸楮墨」。就是說他二十五歲考中秀才，在家安分讀書，立志功名，其言其行，歷歷可查。因為袁枚的文章流傳甚廣、影響甚大，竟然引來了跨越時空的筆墨官司。咸豐年間的《楊氏宗譜》，光緒年間的《麻城縣誌》，都對袁枚大加撻伐，說楊氏因為受塗如松虐待，才離家出走；楊五榮懷疑妹妹被塗家害死，所以苦求族長楊同範，請求同範在楊家的狀紙上具名；同範受到族人脅迫，才被牽入案中，真真「同犯」是也；而袁枚「大率捕風捉影，增湊以供文筆」，實在文人無行。
族人、官府與文人孰是孰非，今人非親歷親見，已經難以辨析。不過顯然，麻城大案發展到這一階段，才剛剛開了一個頭，後來之事迷霧重重，越發令人心驚而齒冷了。
「能吏」高人傑
雍正皇帝察察為明，是個眼裡揉不下沙子的人，在執政風格上，與乃父康熙帝的寬厚鬆弛有鮮明對比。皇帝精明自任，官場中上到封疆大吏、下到州縣有司，先意承志、上行下效，就自然更愛表現自己「能」的一面。真「能」固然好，有些為了逞能而「能」的，就變了味道。譬如被派去接替湯應求審案的高人傑，在湖北官場就素有「能吏」之稱。高人傑是陝西興平人，舉人出身，任職廣濟知縣後，治河頗有建樹，是總督邁柱的重點培養對象。此次奉派審辦大案，高人傑雷厲風行，帶著黃岡縣的仵作薛必奇，一到麻城，就獨自前往驗屍，根本不將正牌的麻城知縣李作室放在眼裡。
根據湯應求事後的回憶，高人傑會同新任麻城知縣李作室的這一輪審訊持續了九個多月，審得的結論是塗如松誤殺妻子楊氏後，被趙當兒揭發，通過本縣秀才、訟師蔡燦上下打點，多方狡辯，又三次轉移屍體，所以被無罪釋放。趙家河沙灘的屍體，本是楊氏之屍，蔡燦、塗如松等畏懼案情暴露，賄賂麻城縣吏役李憲宗、陳文等人，將屍身換上男人的衣服、髮辮和腳掌骨，冒充男屍。關於高人傑的問案經過和手段，袁枚在《書麻城獄》中寫道：
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
按照袁枚的描述，高人傑為逼塗如松供認殺妻之罪，大用夾棍、跪鏈等酷刑，以致塗如松「兩踝骨見」、「肉煙起，焦灼有聲」。這是帶有文學性的描述，自然不能見於公文之上。而據湯應求後來寫給本省撫、臬的報告中稱，高人傑僅是對待「從犯」李憲宗、陳文等人，就「兩日之內，疊夾數次，棍敲五百餘下，又加重責」，是以袁枚所述，即或不中，亦不甚遠。
塗如松等人受刑不過，屈打成招，只求速死。但河灘上發現的屍體本係男屍，硬要證成女屍，必要費一番功夫。無奈之下，塗如松的母親許氏剪下自己的頭髮；陳文的母親袁氏挖開陳文過世兄長的棺材取下腳掌骨；李憲宗的妻子染成血衣，埋在趙家灘旁邊；高人傑派人裝模作樣將這些東西挖將出來，充作改屍造假的證物。隨後將塗如松等各擬罪名，按照辦案程序，上解黃州府覆審。
案子審得破綻百出，一干犯人遍體鱗傷，所以一經押解到府，就被富有理刑經驗的署理知府蔣嘉年看出問題。而隨著蔣嘉年的耐心詢問，屈打成招的眾人又見生機，遂紛紛改供。為此，蔣嘉年連續發下四道「駁牌」給麻城縣，申明案中的種種疑點，命令高人傑將案件涉及的所有證人全數押解府城，再行審訊。
按照吏部制定的《處分則例》，地方官審理人命大案，歷來設有期限，不能無限拖延。如果審理逾限，又沒有特殊緣故，審官就要承擔一定的處分。高人傑接手此案後，造偽證，用重刑，牽連進來幾十個毫不相干之人，及至人犯押往府城時，所用的時間已經臨近限期，如果蔣知府不肯接受他的結論，而駁令重新審理，那麼無論案件最終如何定論，自己的「逾限」處分，都是逃不脫的。因此，為了盡快將此事定成鐵案，高人傑又生一計，檢舉前任知縣湯應求指使縣衙書吏裝點屍體、替換文書，以此文過飾非，證明楊氏確係逃亡而非被害。
如此一來，本就是一攤渾水，被攪得愈加泥濘不堪。打官司的主體從塗、楊兩家變成高、湯兩知縣，民與民爭升級為官與官鬥。案件升級之後，勝算起初是在湯應求一邊。湯應求連寫數篇呈文，遞交給黃州府、臬司和本省巡撫，細細辯白自己的冤枉，為表明心跡，甚至寫作一篇〈明神詞〉，在麻城縣的城隍廟中向神明祈禱。
隨後，蔣嘉年再經驗屍，亦認定沙灘上的屍骨確係男屍，且並無傷痕，湯應求審斷無誤，高人傑檢驗不實，請示上司，先將高人傑、李作室以審理逾限題參。
然而以「能」著稱的高人傑絕不肯就此干休。他再次變換說法，報呈督撫臬司，聲稱蔣嘉年覆驗之屍，已非河灘原屍，而是被湯應求等掉包過的，「其訟棍蔡燦既屬超群，而又有積蠹李憲宗等為之用命，複有湯令為之作膽，不難以羊易牛、指鹿為馬」。既然承審官員眾口不一，枝節百出，上司難以辨其曲直，只得再次增派人手，遂於雍正十一年初，命黃岡縣知縣暢於熊、蘄水縣知縣汪歙主持審辦。
黃岡、蘄水二知縣接手本案後，屍身是男是女仍然未能定論，卻核查出湯應求在初驗河灘無名屍時，將原報呈詞內所寫的「手上有皮肉、屍係仰面」等語刪去，改寫「身穿衫襖、腰裹夾被」字樣作為原報，認為湯應求種種行藏，殊有可疑，建議督撫將他題參革職，除去官員身分，作為審訊對象。而高人傑也借此機會對湯應求大肆攻擊，稱他修改文書，是為了掩蓋問題、營私舞弊。至此，省城督撫的態度漸漸向高人傑偏移。總督邁柱、巡撫德齡列銜參奏湯應求玩視人命、刪改報呈，要求將他革職嚴審，並又加派黃陂縣知縣黃奭中會同廣濟、麻城、黃岡、蘄水四縣知縣再次驗屍審案。
楊氏「復活」
黃奭中亦是湖北的「能吏」，性情、行事與高人傑是一路。此次派審，黃奭中必欲維護高人傑的前審，迎合督撫對湯應求的參奏。經過近一年半的反覆審訊，黃奭中「睢盱暴虐，惡焰毒熏，其熬審連宵，視人傑之炮體烙膚，同一酷烈」，即用日夜熬審之法，連續幾天不讓犯、證等人睡覺，以迫其招供。甚至對曾有官員身分的湯應求也連用夾棍，使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黃奭中以重刑取供後，再經武昌知府馬靈阿、署理臬司朱嶺兩層審轉，最終將生員蔡燦以盜換折割棄屍，擬比照光棍斬決；書吏李憲宗以知情為從，擬絞；知縣湯應求以知情藏匿，照本犯原罪擬絞；塗如松以夫毆妻死，擬絞，並不准其孤子留養。除了這些正犯、從犯外，在刑審過程中，還有八名人證立斃杖下，二十一位無辜親屬鄰里因為往來拖累以致貧病而死，有主墳墓六座被挖、無關屍骨三次被蒸煮，為此傾家蕩產、失業失地的更達百人之多，把整個麻城縣折騰成人間煉獄，慘不忍睹。
到雍正十二年十二月，經湖廣總督邁柱認可，該案上奏雍正皇帝，並轉三法司核擬施行。到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八，即雍正皇帝去世前十五天，刑部發下處決部文到達湖北省城，命將蔡燦處斬，李憲宗、湯應求、塗如松絞監候，秋後處決。然而就在部文下達的前幾天，案子卻突然峰迴路轉，出現了實質性變化：失蹤五年多的楊氏，突然現身了！
發現楊氏下落的是麻城新任知縣陳鼎。陳鼎曾為湯應求《自警錄》作序。他在序中說：「我於雍正十二年四月到麻城任知縣，因為當年麻城鬧旱災，我就和本縣的同僚們一起步行到縣內的五腦山祈雨，卻未見效驗。我十分心焦，便問同僚：『咱們求雨已經這樣虔誠了，為什麼老天還不降下甘霖呢？』在座的楊縣丞接話道：『不是咱們求雨的心不誠，而是麻城有冤獄，老天爺這是在警告咱們啊！』我知道楊縣丞是誠實可信的人，忙問緣故，他遂將塗如松一案如何冤沉似海、慘無人道之事對我說明。我回衙後，將此案卷宗一一細看，感到其中確實是疑竇叢生，只是一時沒有頭緒，便讓親信朋友到麻城周邊府縣打聽楊氏下落，甚至北上河南、東及安徽，無不仔細探訪。果然，沒過多久，我就從麻城白果鎮的一個穩婆口中打聽到了楊氏的藏身之處。」
事實上，楊氏的現身是個突發偶然事件。袁枚在《書麻城獄》中記道：
同範鄰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屬其子持金訴縣。
袁枚的記述充滿了文學色彩，仿若身臨其境。相對而言，陳鼎的描述則更簡單確鑿一些。原來，一直住在楊同範家的楊氏到塗如松被省裡定罪、認為風頭將過以後，便回到娘家，藏在楊五榮家的倉庫裡。雍正十三年六月，楊五榮妻子生產，穩婆倉促間到其內室，正在幫助嫂子生產的楊氏急忙向床後躲避，但仍被穩婆看見。陳鼎得信後，馬上帶領家丁差役，連夜從縣衙出發，黎明時分突然闖入楊五榮家中，在臥房後面的套倉內將楊氏搜出，帶回縣衙。隨後，陳鼎將塗如松之母，及塗、楊兩家親屬近鄰一併召集到縣，指認這位新捉來的女子是否為楊氏真身；又設計了一個障眼法，將塗如松本人，以及許多不相干的同齡男性犯人都帶到堂上，令楊氏辨認哪個是其丈夫。敘述到這裡，陳鼎也不免在公文中寫出了極富情感的文字。他說：「認至其夫塗如松，而楊氏即低頭不語，面有愧色。塗如松積怨深怒，毛髮皆豎，真情畢露，滿堂盜賊泣下有聲，其為楊氏正身實屬毫無疑義。」
處決的部文業經下達，而「已死」五年的楊氏突然現身，這樣一件尷尬透頂的事擺在湖北督撫面前，真叫人難於措手。當時的湖北巡撫吳應棻是新官上任，對此事毫無責任，且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就上奏稱湖北吏治怠玩、諸事廢弛，雖然沒有直接點名麻城案，但內中似乎也帶有先見之明的意味，一旦皇帝有所追究，可以毫無窒礙地站住立場。與之相反的是湖廣總督邁柱。麻城案發生的五年中，湖北巡撫換了五任，人人都有推卸責任的餘地，唯獨邁柱在湖廣執政長達八年，雖然身居高位，談不上對案件負有直接責任，但他對高人傑的賞識和支持人盡皆知，失察和用人不當的指責是無法規避的。邁柱素來以能臣自詡，又正在和吳應棻鬧意氣，境內出了這樣牽連數百人、是非顛倒的大案，對他的威望有很大損害。
督撫角力下的大結局
不過，案子進展到這個地步，事情卻又起了變化。蓋因楊五榮不知聽了誰的指點，在按察司過堂時一口咬定，說現在被揪出來的楊氏，是個不知哪裡來的流娼，被人利用，頭天晚上假意到自家借宿，當天夜裡陳知縣就帶人將她搶將出去，說是自己窩藏的妹妹楊氏。
這樣的橫生枝節，給邁柱提供再度翻轉案情的機會。他馬上以楊氏真假未確為由，趁吳應棻入闈監考的空隙，剝奪了陳鼎等人繼續審理此案的資格，改派布政、按察二司帶同武昌知府等人提審楊氏，欲證其為外來流婦，受人指使，假作楊氏。然而此時楊氏的心理已經完全崩潰，在審訊過程中，當堂將五年來藏匿誣告的始末情由一一供明，其夫家母家的許多親鄰也再度予以指認。邁柱聽到審訊結果後怒不可遏。司道等見此情形，都嚇得戰戰兢兢，不知所措。
至此，吳應棻本想擬寫題本，公開嚴參已經調任天門縣的高人傑，但他估計邁柱礙於面子，絕不會與自己「會題」，而自己也不便越過總督單獨參奏官員。於是他先擬一密摺，將此案的情形以及高人傑的惡行向即位不到三個月的新君密報，以期獲得皇帝的支持。很快，新君認可了吳應棻的判斷，命他寫具「題本」，正式參劾高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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