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
第一章｜
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
吳叡人
[如果可以選擇自己出生的地方的話]…我會追求一個幸福而寧靜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如此古老，以至於起源已被忘卻在久遠時間的晦暗不明之中，它只經驗過那些適合於展現與強化住民的勇氣與對祖國之熱愛的攻擊，而在共和國之中，古來早已習於賢明之獨立的公民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
——日內瓦哲學家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獻給日內瓦共和國〉（一七五四）
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
——賴和（1894-1943），〈讀台灣通史之七〉(一九三○年代間)

鄉愁何需辯護？
然而時代使真理蒙塵，
道德現象受到遮掩，
於是我們拂卻塵埃，
使事物的自然秩序顯露。
一、基本前提：台灣獨立國家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發展的歸趨與事實，除非未來被中國武力兼併，此一過程不會逆轉，此一事實不會消失。這是一切的前提。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台灣，三個宏觀的長期歷史過程——移民土著化與社會整合、外來政權國家制度的繼承與積累，以及民主化——之匯聚，導致了成熟的國家形成。隨著國家的形成，一個以台灣為範圍的國民經濟 (national economy)也隨之形成，成為支撐台灣人民與國家生存的物質基礎（Wu 2020）。這個過程是數百年來許多巨大的結構性力量與無數個人行動交錯形成的不預期後果。對多數台灣人而言，出生在台灣國家是一個偶然，因為這不是我們選擇的結果，但這個偶然卻成為我們的必然和命運，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台灣安身立命。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現階段名稱是中華民國。這是台灣特殊的國家形成模式——歷史制度的積累與繼承，以及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制約的後果與客觀事實，但可視為朝向完整的台灣民族國家的中間過渡型態。
二、人間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灣人做為「人」存在的基本條件。此處的「人」有三重意義，彼此環環相扣——個人、公民與群體。
作為「個人」的層面：台灣國家認同已經成熟，台灣認同如今已與我們的個人認同血肉相連，無法分割。德國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說：「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Gardels 1991: 19-23），沒有人能代為決定我們鄉愁的方向。我們已經成為台灣人，我們就是台灣人，台灣是孕生我們生命意義之網的母體與脈絡，沒有人能強迫我們不作台灣人。
作為「公民」的層面：「公民」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謂自決之道德主體的政治形式，台灣人必須經由一個主權獨立的台灣政治共同體參與公共生活，以公民——自決的道德主體身分連結世界；剝奪了台灣獨立，就剝奪了台灣人參與政治，成為公民——道德主體的權利，也剝奪台灣人與世界的連結，如此台灣人將「人間失格」——喪失作為自決道德主體的資格，成為被客體化與被宰制的奴隸。如漢娜．鄂蘭所說；「人即使喪失一切所謂的人權也不會喪失他做為人的本質，他的人性尊嚴。唯有失去了一個[能提供政治參與場域，確保與執行人權的]國家這件事，才會將他驅逐於人性之外。（Arendt 1958: 297）」
作為「群體」的層面：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台灣人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自由與民主為核心價值的獨特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而台灣獨立是維護我們台灣人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以色列哲學家與和平運動者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說，所謂「民族自決」的意義，在於有權建構與保有一個可以充分表現自己文化價值的公共空間（Tamir 1995）。這個公共空間，就是獨立的主權國家。
三、民主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灣民主的前提，台灣民主的邏輯後果，也是維護台灣民主的必要條件。
概念上，民主(democracy)預設一個有地理邊界，有名字同時具備穩定集體認同的「民」(demos)，亦即一個nation∕people (民族∕人民)之存在，而這個民族∕人民是經由特定歷史過程而形成。換言之，所謂「民主」必然意味著一個有邊界之民族∕人民的自我決定。民主就是民族∕人民的自決（Canovan 1996: ch3）。
歷史上，民主化構成多數民族國家形成的後期階段，民主制就是在中下層民眾被整合到特定國家統治權之過程中形成，democracy與 nation共生。 所謂「民主」因此必然指涉一個特定國家的民主 (national democracy)，以全世界∕全人類為範圍的民主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如生於蘇聯的以色列歷史學家莉雅．葛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所說，民主最初以民族主義的形式降生於世，「民主被包裹在民族的理念之中，宛如蝴蝶被包裹在蝶蛹之中」（Greenfeld 1992: 10）。
邏輯上，完整徹底的民主自決，必然導致獨立自主，不受外部指令的結果。
經驗現實之中，若沒有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架構之保護，完整徹底的民主自決之實現，將遭遇不可跨越的障礙。
偉大的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堤立（Charles Tilly）如此總結獨立的主權國家與民主的關係：獨立國家是民主制度一個「同義反覆的必要條件 (a tautological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democracy)」。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民主必然獨立，獨立才有民主，而這原本是不證自明的廢話。（Tilly 1995: 375）
四、正義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達成分配正義的前提，因為弱勢階級的保護必須經由擁有獨立主權，並且具有良好治理能力之民主國家體制落實。
首先，人的情感認同有其限制，無法無限延伸。如同盧梭所言，「人民對於從未見過面的領袖，對於他們眼中像整個世界一樣的祖國，對於宛如外國人一般的同胞」，無法產生強烈的情感（Rousseau 1978: 72）。當代政治哲學家也同意，一個預先存在的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友愛、互信與相互獻身的情誼，是推動分配正義的心理條件（Miller 1995: Ch4. Canovan 1996: Ch4, Taylor 1996: 120）。分配正義不是階級鬥爭的果實，而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情感認同與道德意識的終極展現。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再三致意的「最弱勢者的最大利益」原則(Maximin strategy)，只會發生在一個有邊界、有歷史、有名字，而且成員有著共同認同的國度之內。
其次，歷史上，實施民主制的主權民族國家是保障與落實分配正義的制度條件。塔米爾提醒我們，現代福利國家與民族國家的出現相互重疊：一方面，民族國家提供了各階級參與建構共同政治單元的利益誘因，另一方面，為延續兩次大戰戰爭動員形成的高度民族認同感，「共同的民族命運感與責任感被轉化成提供新的權益之分配性社會政策」（Tamir 2019: 88-90）。
最後，基於資源稀少性之制約，分配正義原則上只能在有限度範圍與一定邊界內實施，不可能以一國之有限資源進行無限度分配。與志向遠大，立足道德高地的世界主義者主觀期待相反，由於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跨國間分配正義的實現如非不可能，也是極度困難。此一高貴目標無法仰賴任何單一國家，只能透過不完美的跨國合作體制漸進、緩慢、步履維艱地推動。
五、多元認同的前提：台灣主權獨立是保護多元認同的前提，只有在主權國家民主體制，尤其是主權國家憲政層次的制度保障下，才會有族群、宗教與性別等多元認同的空間，也才能落實族群、宗教與性別等多元認同的實踐（Tully 1995）。國際人權公約必須經由主權國家之國內法化過程才能實踐，即是具體例證。
六、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前提：台灣主權獨立是追求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前提。唯有國家獨立，才能保有自己對發展主義以外之文明道路的自主選擇權。經過多年嘗試錯誤，台灣已經確立環保與永續發展的國民共識，一旦遭受大國兼併，或者被殖民地化，台灣將喪失自主選擇權，只能為宗主國之需要而存在、發展。在現實中，這意味著台灣將成為中國式極權發展主義的附庸——與廢墟。
七、公民權與獨立主權國家：前述三、四、五、六 諸項說明，現代公民權(citizenship)此一概念所體現的一切進步價值，都繫於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存在，同時必須經由獨立主權國家的政治過程來體現，不管那是民事權、政治權、社會權還是多元權。不只如此，公民權所包含的一切進步價值之實現，要求這個主權獨立國家成員對彼此，以及對國家的道德與忠誠義務。社會學家T.H.馬歇爾（T.H. Marshall）早在一九五○年代即已清楚指出這點（Klausen 1995: 244-267）。
上述命題的現實意義是，台灣人百年來所追求的一切良善公共價值，其實現都繫於一個獨立的台灣主權國家之存在。
八、國家的消亡：獨立的主權國家台灣剛剛形成，卻隨即面臨消亡的危機。兩個體系性因素的匯流，創造了這個危機——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開展，以及中國的趁勢崛起與帝國化。
九、全球化與主權國家：九○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即所謂「資本無祖國」願景的全面實現，造成主權國家管制資本能力的衰退，無力保護社會，於是資本暴走、肆虐全球，導致大多數國家產業空洞化、薪資停滯、社會保障制度瓦解、貧富差距加大、環境與文化認同遭受破壞、社會團結崩解，而民主體制也因此受到嚴重侵蝕。後冷戰初期的美麗新世界，迅速淪為「錢財在那兒高高堆起，人們卻衰敗凋零」的「厄運之地」。
台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雙重受害者。一方面，早已整合到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台灣與其他國家一樣同受全球化的系統性弊害。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國，利用全球化浪潮執行地緣經濟戰略，對台灣進行資本—帝國主義式侵略，使台灣的民主體制與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受到嚴重侵蝕。二○○○年代初期以來台灣經歷的崎嶇歷史，見證了一個新興國家在帝國主義侵略下掙扎存活的艱辛過程。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走過頭，已經在包括台灣的全球各地引發了一波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動員，要求國家介入保護社會，民族國家回歸歷史舞台，新自由主義試圖建構的國際秩序已經崩解。 深具歷史與政治洞見的土耳其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早就指出，必須適度恢復主權國家管制資本與自我決定的能力，強化國家民主體制（national democracy），才能矯治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弊害（Rodrik 2011: 200-206）。這個命題尤其適用於雙重受害的台灣：恢復、強化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國家地位（sovereign statehood）與國家權能 (state capacity)，包含管制與分配能力，才能抵禦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帝國主義與資本雙重入侵的危機，保衛台灣的社會團結與民主獨立(Mitchell and Fazi 2017）。
十、中國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國近年來對外的帝國主義化，對內的極權反動化，以及針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外交孤立、經濟侵略與政治滲透，不只對台灣的民主深化造成嚴重阻礙，甚而已經步步進逼，威脅到台灣的獨立。
消極而言，中國對台灣的帝國主義侵略為台灣民主的進一步深化、公民社會的持續壯大，以及國家的終極正常化，設下了嚴厲的地緣政治限制，表現在完整的自決權之行使，如公投法修訂、修憲、制憲、更改國名，乃至宣告獨立，以及實施轉型正義之深度與廣度（如涉及中國符號之清除）的受限。
積極而言，中國勢力侵門踏戶，直接滲透到台灣社會內部並干預台灣既有的獨立與自主發展選擇。除長期進行全球政治圍堵和區域武力威脅之外，中國還經由地緣經濟侵略，由點到面，逐步收買，試圖跨越台灣國家，直接建立與台灣各階層、地域、年齡層之全面侍從交換關係，一方面瓦解台灣獨立的國民經濟體，另一方面創建未來對台進行間接統治之本土買辦集團。經濟收買的同時，中國也對台灣進行猛烈的銳實力攻擊，利用台灣民主體制之開放性惡意干預、擾亂與破壞台灣的民主過程，如發展政治代理人（政黨、政治人物、學界）、破壞公民社會的自主（收購媒體、網路攻擊與傳播假新聞），乃至直接介入、操縱選舉。最後，透過所謂「國民待遇」政策，中國政府已將居留當地的兩百萬台灣人有效轉化為要脅台灣就範的政治人質。
內外交攻，鯨吞蠶食，台海兩岸雖尚未正式宣戰，但中國帝國主義早已對台灣展開全面而無聲的侵略，兩國處於實質戰爭狀態。中國無聲侵略的長期後果是，台灣將逐步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附庸，被納入中國發展模式之中，成為中國式極權統治、權貴資本主義、開發主義，以及所謂「一帶一路」對外創造債務陷阱、勾結反動政權掠奪當地資源與市場的新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協力者與馬前卒。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反杜林論》（Auti-Dühring）中預言，國家將因共產主義社會來臨而自動消亡（洪鐮德 2016: 142），然而新興的台灣國家並非因生產關係的改變，而是因共產帝國與資本的勾結、滲透與腐化而逐漸消亡。一個反黑格爾的歷史詭論正在展演：黨與資本共舞，腐臭的中世紀封建帝國復活，短暫體現了人的自由與尊嚴的獨立城邦正在被吞噬，而一座動物農莊的暗影迅速逼近。借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契的話語來說，這是理性的終極破壞（Lukács 1982）。
這個朝向非人性狀態 (inhuman condition) 的破壞過程必須被中止、逆轉，為此我們必須反抗帝國的入侵，重建台灣的獨立，修復台灣的民主，並且重新確立台灣國家保護台灣人作為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倫理性格。
十一、台灣獨立與全球民主防衛：中國結合國家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數位集權主義與銳實力的帝國擴張，導致全球民主倒退，也引發民主陣營國家的警覺與反彈，一個試圖圍堵中國擴張的新冷戰地緣政治結構正在隱然形成。在第一線承受中國全面攻擊的台灣是否能持續保有其獨立地位，攸關這場全球民主防衛之成敗；保衛民主台灣不受極權中國併吞，才能阻卻帝國對全球民主的步步進逼，同時維繫受中國帝國主義直接壓迫之弱小民族如圖博、東突、南蒙古，以及香港持續奮戰，追求獨立解放的希望。
十二、貢獻台灣於人類的文明：現在讓我們重新整理思緒，並且表達我們的期待與希望。
首先，我們要重申台灣獨立的倫理性。台灣的獨立是我們做為一個人的存在的基本條件，作為一個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維護我們的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基本條件——我們的先人和我們所曾經為之犧牲奮鬥、現在如空氣般地自然享有，而且持續在追求的一切良善的，作為人的價值的維繫、發展與實現，以及未來我們的子子孫孫恆久的安身立命，都繫於一個獨立、民主的台灣之存在。
其次，上述台灣獨立的倫理性，既是普遍的命題，也是歷史命題——在中國虎視眈眈，台灣國家逐漸消亡的此刻，凡有基本智能與道德意識者都知道，統一與獨立是真實無比的議題，是生與死，主體與奴隸，還有人與獸之間的取捨問題。中國的全球擴張與對台灣的加速侵略，以及台灣內部主權國家意識的日益成熟強大，已經迫使台灣獨立議題與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議程匯流，公民社會，乃至整個台灣社會，已經沒有迴避空間，必須正視台灣獨立的問題。這是兩條國家形成的歷史路徑，兩種文明理念，兩個意義體系，以及兩種生命型態的衝突。你確實不應盲動冒進，但你無論如何必須面對、必須思考，並且必須做出選擇。帝國主義者已經出牌 ，冷戰期安全舒適的歷史夾縫已經消失，如今你已經沒有不選擇的空間了。
第三，在國家消亡危機的陰影下，我們也要提醒台灣公民對全體同胞與台灣國家負有的忠誠義務。公民享有權利，但也對這個國家，以及由公民全體所構成的國民共同體，負有忠誠義務。此種對國家與同胞的忠誠義務，是良好公民的一種必要的德行 (civic virtue)。公民享有的一切權利，繫於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沒有主權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立法與執行，就不會有公民權。在此意義上，所謂「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機器，而是全體公民合力創造和維繫的事物——或用當代共和自由主義哲學的話語來說，國家成為一種公民全體參與的「合作事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目的在創造公共財，例如安全、公共設施，以及各種公民的權利。一個公民既享有公共財之諸多好處，自然也應負有對創造公共財之國家的忠誠義務。而既然這個國家是由公民全體所共同參與創造，所有公民自然也對彼此負有忠誠義務，因為你享有的公共財不是自己單獨創造，而是大家一起合作創造的。這個觀點，對於歷經民主化三十年，「主權在民」理念已成公民共識的台灣，尤為適用。如果你堅持愛國心 (patriotism) 是民主台灣難以承受之重，那麼至少請容許我們主張忠誠義務是一種「公平原則」（fair play）的體現（Dagger 1997: Ch4-5）。請保護台灣的民主獨立，因為你的自由源於民主獨立的台灣。
最後，請讓我們再一次夢想，夢想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烏托邦：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我也嚮往一個無國家的世界，在其中沒有國界，所有人類友愛互助，自發產生秩序，自由來去，和平交往，不需要政府，不需要權威與強制，不需要政治，然而我也知道，源於某些人性的根本缺陷，這個美好的世界暫時還不會出現，獅子還不懂得如何與綿羊和睦相處，我們還需要國家——特別是被固定在階級、種族、性別與國際政治底層的弱勢者，還需要國家的保護來抵抗強者侵凌，而像藍儂那種令人憧憬的「世界公民」，還只是少數能自由跨越邊界的上層階級的特權（Tamir 2019: 34-35）。然而如果普遍秩序崩解，現實一片混亂，那麼我們作為世界的賤民還能有甚麼出路？還能期待甚麼出路？還能懷抱甚麼希望？這個問題超越了我的智慧，超越了我們所有人智慧的總和，我的視野只能及於洞穴壁上搖曳的光影，那個我們共同描繪共同打造的，我們身邊的，眼前的這一點秩序，一個不穩定的，脆弱的，深度不足的，然而可以觸摸，可以實踐，甚至可以咒罵與嘲弄，然而終究保有了你我一點自由與尊嚴空間的城邦——我們只能從這裡做起，從我們共同創造的，民主的，獨立的福爾摩沙做起，因為我們竟然在這裡，在這個沒有自由傳統，埋冤無數的帝國邊陲，花了整整一百年的時間，用最青澀笨拙執拗的姿態，栽植出一棵體現了憂鬱的無政府主義者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所夢想的那種「用民主和公民社會來馴服國家巨靈」（Scott 20019: 324）的人類之樹，而我們聚集在這棵大樹的樹蔭之下，「每個人既與所有人團結在一起，然而又只遵從自己意志，自由一如以往」 。這是台灣人對人類文明所做出的微小但真實的貢獻。就讓我們從保護這棵樹、這片樹蔭做起，然後有一天，我們或許會擁有一座森林，在林中，我們回復到一種物我兩忘，無善無惡的自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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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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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
第一章｜
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
吳叡人
[如果可以選擇自己出生的地方的話]…我會追求一個幸福而寧靜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如此古老，以至於起源已被忘卻在久遠時間的晦暗不明之中，它只經驗過那些適合於展現與強化住民的勇氣與對祖國之熱愛的攻擊，而在共和國之中，古來早已習於賢明之獨立的公民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
——日內瓦哲學家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獻給日內瓦共和國〉（一七五四）
天與台灣原獨...

出版序 賴中強∕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
我與本書的作者共同經歷了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歷程， 蔣經國過世與美國農產品叩關幾乎同時發生，第一次政黨輪替遇上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二次政黨輪替遇上中國經濟崛起對外擴張，第三次政黨輪替遇上美中貿易戰的霸權之爭。台灣的民主，就像一個還沒站穩腳步的年輕人，還來不及爬梳整理自己的成長歷程，卻馬上跌進目不暇給的歷史大變局中，我們需要一個分析架構，來理解台灣，理解自己所處的歷史處境、國際關係與社會位置。
除了最年輕兩位，我與本書的作者在不同角色上，共同參與了野百合、野草莓與太陽花運動。三個世代的學運，看似波瀾壯闊，卻又似思想貧瘠。高度政治張力，身心疲憊，與國家暴力對峙下所產生的運動文獻，除了克服當下台灣民主所面臨的困局外，似乎沒有太多餘裕為台灣長遠的未來，提出一條實踐道路。一條從思想，到政策，到運動綱領的實踐道路。
本書，《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與台灣公民陣線出版的《2020公民政綱》，就是對以上兩項提問的回應。不管是否成熟，是否完整，這兩項出版，標誌著這群人的努力。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執行長
曾經，政黨輪替被視為解決台灣所有問題的萬靈丹，但政黨輪替近二十年之後，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並非如此──如果不能改變舊體制，如果無法建立新文化，政黨輪替將淪為蒼白空洞，改朝換代絕非社會進步與人民幸福的保證。
同樣的道理，當社會各界一步步凝聚台灣主體意識之際，國家認同也不會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同樣重要卻乏人問津的基礎工作，是重新建構台灣多元族群共同體的社會體制，讓嶄新的社會體制成為捍衛自由民主、推動進步價值的基石。
這就是本書所展現的企圖心，本書十一位堅強作者群從各自長期關懷的領域切入，共同回答「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這項核心命題。他們不是在尋找萬靈丹，而是在努力埋鍋造飯，並以這份國家定位與社會體制藍圖回應台灣面臨的外內挑戰。

李志德／資深媒體人
自從一九八○年代台灣啟動民主化轉型以來，「台灣獨立」、「自決建國」這類議題就不再是個禁忌。任何人——不論持什麼樣的政見立場，都能夠自由談論、評析甚至公開倡議。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主體論述」與原有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甚至「紅色中國一國兩制」等主張，無可避免地產生論辯和碰撞。
這些論辯和碰撞，不管是只在言論領域的爭辯，或者上綱成為政權輪替的底層因素，都刺激了台灣主體意識論述的深化及多元。讓它從原本主要只是民族主義為基底的政治主張，擴展到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成為一個國家發展的全領域論述。
這就是《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這部論集的價值。特別在經濟和國際社會的論述上，直接面對長久佔據言論市場的主流論述，論者以務實的案例分析，呈現真實情況。或許分析之後，會發現在複雜現實的國際情勢下，或許前途仍然並不完全操之在我，但卻能夠為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更準確地辨認前方道路並且標定目的何在。

李惠仁／紀錄片導演
在縫隙中，找出路。
面對胖虎（技安）的霸凌，大雄、靜香（宜靜）、小夫（阿福）與小杉（王聰明）該如何擺脫被壓迫的命運？依靠哆啦A夢（小叮噹）口袋裡頭的道具嗎？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總是有人對胖虎「預期性服從」；到最後，道具一定會被搶走。在胖虎不會善良、大雄等人不可能搬家的情況下，問題得以解決嗎？
面對胖虎，正如同面對中國；當「垃圾不分藍綠」被喊的振振有詞、當流水民意被收割、當前人奉獻生命、付出青春換來的「自由」被政治算計師拿來攻擊台灣的「民主」，《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這本書，適時提供了宏觀的學理論述以及實踐方向，這是一本短小精幹的戰鬥手冊。

吳介民／公民陣線與經民連成員，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經民連是一個戰鬥性公民組織，也是一座思想孵化器。台灣不會因為一次成功抵擋中國干預台灣總統選舉，就永遠過著幸福的日子。我們的民主基業尚待打下厚實的經濟與分配、社會與文化的基礎，我們國家將在很長一段期間，在帝國對抗的夾縫中求生存。中國因素、美國因素、台灣因素，都在這座遭受各類型之鄉愁折磨的差異道德主體之間永恆迴旋。在這本編輯專書中，作者群試著提出新的觀點來解決舊的問題，諸如「主權多重繁複性」、「民主與民族之共生共構」、「勞動主權」、「新侍從主義」等等詞彙。這些觀念挑戰讀者的視野與閱讀習慣，也可能會激發出不同意見。依我個人淺見，這本書帶有強烈的「目的論」、「規範論」、「抽象演繹」的風格。如果這本書能觸發讀者對台灣前途走向的想像、甚或激怒讀者，它就成功實踐了經民連作為思想孵化器的使命。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台灣社會在歷經無數次民主選舉的試練，並經驗三次中央政府政黨輪替，理應有足夠自信成為一個成熟又穩定的民主國家。但作為一個國家主權在「中國因素」有形或無形威脅之下本就脆弱的新興民主國家，無法置身經濟全球化體制的主權侵蝕，以及國內長期以來特殊政經結構下導致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等不利因素的夾攻之外，讓原本脆弱的民主體制，更加危機四伏。
在「亡國感」氣氛凝滯不散的此刻，台灣更迫切需要提出一個前瞻性的政治經濟新視野，一方面擺脫過去虛假史觀結構的國家主權枷鎖，另一方面，則是提出一套全新的社會發展思維，透過民主公民的充權、重塑公平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實現社會正義等「永續平等」的團結共識，確立下一個階段台灣國家穩定的「主權條件」。這本集各界反思、智慧和理念的書，提供了清晰的理路，讓台灣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
我們的國家是什麼、應該要是什麼？本書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學、勞動、民族、國家發展等各個角度來分析，到底我們的國家需要具備怎麼樣的要素才是最理想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即使「統獨」與「認同」的問題，佔據了許多公共討論版面，但人們似乎很少有機會認真地、深入地討論我們這個國家到底該往哪裡去。尤其在這個社群媒體發達的數位時代，對很多議題的討論往往都很淺碟，搭配許多個人特色鮮明的政治人物興起（即所謂的民粹風格），用更多的「口號」、「感覺」，替代了對公共議題的實質討論，「對國家未來的想像」常常也是政客們拿來攻詰與嘲諷的主題（例如有人常說它是「假議題」）。本書的出版再次提醒了所有人，國家屬於全民的，需要更多負責任的公民一起討論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社會運動和政策倡議的角度來看，所有議題的背後都需要有充實的理論和思想基礎，諸位作者老師們一直以來，不斷為大家提供最好的典範。本書推薦給所有關心國家與社會發展的人。

陳俊宏／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在帝國夾縫中生存的台灣，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 哪些道德內涵與政經條件得以構成台灣人所共同追求的道德國度? 本書網羅了台灣重要的學者 ， 從當代主權的不同面向，提供另類想像與實踐方案，是每一位關心台灣命運的朋友必讀的一本書！

陳嘉宏／《上報》總主筆
「主權獨立」會成就諸多的「人間條件」，而這些「人間條件」也將回過頭來鞏固「主權獨立」。一如一個有邊界的主權國家才有機會討論一個性少數群體的處境，並透過立法保障他們的權益；而同婚立法又讓台灣獨特於中國與亞洲，這樣的邊界反過來凸顯與保護台灣的民主。「主權」與這些「條件」互相證成，而台灣正在這個路徑上。
本書以十一篇論文的集結，闡述為何「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灣民主的前提」？也透過「勞動人權」、「國際參與」、「社會福利」及「文學論述」等等領域，詳述戰後七○年台灣人在這路徑上努力。緣於美國國際戰略的調整，使得台灣的國家論述有了新契機，台灣不能缺少自己的主權論述，否則終將傷害自己的利益。

黄之鋒／香港眾志秘書長
有幸拜讀吳叡人老師及林秀幸老師主編的新書，全書由民族、社會、經濟、外交等不同側面，提醒台灣社會如何在中共進逼下維持自主的條件。當香港正值曠日持久的「反送中」運動、威權中國文攻武嚇之際，書中不少洞見實與香港狀況有所暗合。
譬如書中提到，中國銳實力崛起下，地方派系被收編到大中華版圖中，形成新侍從體系，這與中共在港統戰工作無不呼應。乃至中國近年以國家資本主義及數位極權，威脅全球民主倒退，台港作為自由世界前沿，必須防範中國瓦解兩地獨立國民經濟體，以及透過本土買辦對兩地採取間接統治。
正如吳叡人老師所言，民主自決就是不受外部指令的結果，亦是保障分配正義的制度條件，香港過去半年的抗爭運動正正要爭取一個抵抗威權蠶蝕的民主制度。在強鄰壓境之際，這本新書無疑對壯大台港公民社會、守護兩地自由及民主價值的重要提醒。

黃丞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如果說這是一本有關「主權」如何舒展出來的書，恐怕太小看它了。本書的作者群通力合作從歷史、經濟、外交、法律、勞動、文學、社群等角度，嘗試鍛造出台灣未來的各種可能性。這本書一方面可以說是無限延伸的理論創造實驗室，另一方面也可以說著眼於台灣這個「在二十世紀特殊夾縫中求生存」的島國，發展出來的各項具體主張。當台灣面對中共開展的「去主權化的全面性總體戰爭」時，除了對外突破主權的「界線」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民主、正義、公平經濟、環境永續、文化主體性等面向，讓個人生命和社群創生可以交織成共同體。如果說《照破》是三一八運動後的診斷書，《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就是對當前台灣開出活血化瘀的良方。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一六四八年簽署的《西伐利亞條約》結束了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並建立起延續至今的主權國家體系。當時的國族概念並非絕對，也不是人們首要的身份認同來源，更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必要條件。然而，興起於十九世紀的國族主義，開啟了逐漸通往同質化、純粹化乃至血緣化的「民族國家」想像，雖然在帝國主義時代曾帶給許多受壓迫民族的解放力量，但也對非單一民族國家的境內少數民族造成壓迫，特別是在二戰結束、前殖民地紛紛獨立之後。於今，在強國的權力施展不限於國境之內，移民也不斷跨越國界的全球化底下，倘若人們想維持主權國家體系，勢必重新思考人民凝聚力的根源。本書提出了以民主維經、正義為軸的國家建構可能，一方面企圖將台灣重置於國際社會，一方面指向一個貢獻文明於世界舞台的可能。拋開狹隘的國族主義，這是一個胸懷世界且自信的多元國家想像。

藍士博／獨立研究者
「國家」對於這座島嶼上的人們來說，始終是一個充滿歧義的詞彙。上個世紀以為擺脫黨國的台灣人，旋即被捲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來不及也無力反省國家之於島嶼的意義。《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是填充國家軀殼的靈魂之作，亦是回顧過往發展、提出軸轉方向的肺腑之言，從主權、經濟、國際關係、社會福利、勞動權益、主體建構、永續發展、多元族群、新侍從主義等主題出發，有助於我們重新思索：主權／國家／民族究竟有無可以是保衛人民／公民的手段／工具。特別當國與國之間的新型態衝突（美中貿易戰）延續、新帝國主義的極權統治持續加劇（新疆再教育營）與擴張（香港送中條例）之際，正是我們回顧過去、思索未來、面對現在的最好時刻——因為唯有守護倫理、良善與美，才能讓我們這小小的國家，成為捍衛民主、自由與進步價值的衛城。

出版序 賴中強∕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
我與本書的作者共同經歷了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歷程， 蔣經國過世與美國農產品叩關幾乎同時發生，第一次政黨輪替遇上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二次政黨輪替遇上中國經濟崛起對外擴張，第三次政黨輪替遇上美中貿易戰的霸權之爭。台灣的民主，就像一個還沒站穩腳步的年輕人，還來不及爬梳整理自己的成長歷程，卻馬上跌進目不暇給的歷史大變局中，我們需要一個分析架構，來理解台灣，理解自己所處的歷史處境、國際關係與社會位置。
除了最年輕兩位，我與本書的作者在不同角色上，共同參與了野百合、野草...

導言｜
主權的繁複與單一
林秀幸
談論主權，無法略過民族國家。作為「主權」的第二自我（alter ego），民族國家是近百年來人類的最愛和最懼，一來，它提供了嶄新的政治社群形式，讓民主政體得以落實。另一方面它所引起的種族清洗卻也是人類難以承受之痛。二戰時期猶太人受到的迫害，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浩劫之一，也留下了眾多文獻討論民族國家之惡。但是，民族國家卻沒有被揚棄，依舊是當代政治社群的主要形式。那麼，民族國家在當代的挑戰是什麼？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民族國家，又有著什麼樣的同與不同？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民族國家的控訴聲名卓著，她認為歐洲從朝代轉換到民族國家之際，製造了某種困境。若國家以民族（單數）為正當性來源，法律又代表了國家的結構，等於「法律」為「單一民族」服務。當時「民族自決」作為政治體制的正當性來源廣被接納，「民族」凌駕於「國家」之勢遂難以逆轉。一旦法律服務於單數民族，非隸屬該民族者就得不到國家的保護，換言之，也得不到法律的庇護。於是生產出一批無國籍者（statelessness），而無國籍者的存在又反過來加大警察權。法律退場的結果，也就是民族國家自身衰敗的開始，這也種下了納粹罪行的前因。鄂蘭認為，政治體制必須擺脫「民族」作為公民歸屬的標的，找到一個更為平等的公共空間（Arendt 1985: 267-90）。
六十年後，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兩位女性公共知識人，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史碧華克（Gayatri C. Spivak）以鄂蘭的思考為起點（Butler and Spivak 2010），就民族國家開啟了另一次對談。兩位學者除了關懷民族國家議題之外，更關注主權在當代的挑戰和意涵。巴特勒認為，鄂蘭對「國家」解離於「民族」的觀點，仍然深具啟發意義並強烈質疑民族國家（nationstate）英文裡nation和state中間連字號的意涵。但巴特勒卻無法認同鄂蘭以雅典城邦政治取代民族作為公領域的想像，無視雅典模型中壓抑在底層的非公民，他們在當代可能就是非法移民與黑工。
作為民族國家的權力表徵，「主權」當然也是這場論辯的主角。巴特勒認為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主權觀（Agamben and Hellen-Rozen 1998）：即國家透過可將人民置於政體之外（bare life）的權力來行使主權，這種說法已經無法適用於全球化的當代。當人們被驅逐於政體之外，並不意味能逃脫權力的制約。不管政體的內部或外部，人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權力（Butler and Spivak 2010: 36-39）。
巴特勒認為，當代時空之下，「主權」不復單獨存在，而是和國家界線內外的權力結構互相鑲嵌、羈絆。只有透過對更複雜的權力結構分析，方能改善被國家排除者的處境，探測到主權的當代性質。在這個論辯過程中，巴特勒以文學之眼，強調當代無國籍者在空間的新處境，他們不再從包覆的領土中被驅逐出去，而是身處任何國家權力可及之處。換言之，強國的主權施展是超國界的。巴特勒的論述缺乏全球化架構下對民族國家的新觀點，但是透過對阿岡本的批評，她點出全球化下任何空間，皆無法倖免於權力滲透的事實。
史碧華克則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點出民族國家和主權在當代的新處境，繼而提出幾個可能的想像方向。史碧華克認為，當代資本的全球化是其本身的屬性，並非全然肇因於民族國家或是壞政治。國家經濟和國際資本之間的藩籬被移除，全球化獲得優先權，國家也失去重分配的能力。因此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國家的功能。
換言之，史碧華克意在處理「全球化」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連繫，從中找到國家有用的部分。接著，她提出一個關鍵字：批判性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思考如何保有國家的結構，卻可以超越民族主義。史碧華克和其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並不相信世界公民的概念可以產生全球民主。她認為與其捨棄國家，不如找到免於民族主義偏見的結構。而「批判性區域主義」就是為了避免國家的法律為民族所壟斷，避免主權被誤用。（Butler and Spivak 2010: 70-94）
綜觀三位思想家的對話，我們歸納出幾個核心意識：一、民族不應該壟斷國家，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連結必須被解放，進而尋找不以民族為名的歸屬。二、思考一個既非個人主義也非集體性優先的政治文化。三、主權，置身在充滿權力的國際空間，世界上沒有權力的真空之所，而強國權力是超國界的。四、全球民主不易實現，國家仍舊具有照顧弱勢和重分配的功能。如何讓國家免於民族的壟斷，發揮正當功能？五、思考「批判性區域主義」國家主權調節的功能。
這些問題涵蓋了民族國家歷年來遭受到的質疑，也是主權被挑戰之處。其中核心關鍵仍舊落在「民族」和「界線」兩個概念的界定和想像，以及兩者的關係。與其解離「民族」和「國家」，不如往修正「民族」定義的方向想像。如果「主權」不僅是國家的界線，它還身處在布滿權力結構的國際空間中，那麼解放對單一民族的想像，即複數社群的存在，民族國家對內將面對不同界線的複數群體，對外則將面臨國際空間的多元力量。如果史碧華克所謂的批判性區域主義得以發揮正面功能，譬如區域間對環境、人權等的協定得以調節國內法律的制定，則正好體現了「民族國家」內、外多層界線帶給「主權」的調配功能，也維持了國家的存在和它對共同體的良善任務。如何進行這些界線的政治分配，便成為共同體成員的責任。
因此，我們可以把問題意識修正為：
一、主權如何和國家內外多重界線進行權力與文化的協調。
二、國家內部如何進行多元社群的政治重分配。
三、個人性和集體性如何透過這些不同的界線進行權力與權利的協商，實現當代民主。
四、思考批判性區域主義對國家主權的正面功能。
這些命題和台灣的關係是什麼呢？台灣的主權從過去到現在面臨了什麼處境？命運之鑰又在哪裡呢？
在台灣規避談論「國家」和「主權」具有歷史的緣由，大致可以羅列於下：
一、中國透過「一中」的修辭否認「中華民國」，更否認「台灣」作為國家的存在。
二、國際間的利益：上個世紀末歐美國家努力經貿中國，認為只要中國加入資本主義體系即可促成政治自由，因此不願意拂逆中國政府的政治立場。
三、「民族國家」在歷史上為禍，並於二戰時達到高峰，鄂蘭著作中對民族國家的檢討就是對這段歷史的紀錄（Arendt 1985）。這段歷史也造成了知識分子視「國家」為寇讎，人民為弱者。而國民黨政權在台五十年的威權治理又恰恰印證了這點。弔詭的是國民黨政權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反過來奉承前述一、二項的中國和歐美立場。他們不需要國家地位也能維持其在島內政權的正當性，這樣的定位甚至更有利於國民黨的執政。即使這個政權恰恰實現了民族國家最為幽暗的面向：單一而排他的中華民族想像。
四、島國內部不喜歡「以台灣為名」的知識分子，藉由這樣的歷史潮流，順勢批判「台灣」成為國家的「危險」，意即一個以民族主義為戒的論述，反過來造就今日台灣的處境，這座難以繼承中華民國的「島」可能與「國家」絕緣。
這些歷史過程，直接、間接鍛造了「國家」對立於「人民」的論述基調，以「民主」之名放棄了「主權」論述。事實上卻讓人民喪失定義國家的能力，這樣的被動性造成潛在的、更大的民主危機。
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改變了台灣絕緣於國家論述的景況。驚覺到中國藉由區域經貿整併台灣社會，並進而併吞台灣的企圖，太陽花運動啟動了知識界對共同體存續的討論。 當共同體面臨強國的擠壓，以及全球化帶來的生存壓力，國家界線也就成為不得迴避的命題，「主權」的論述也因此難以延宕。
台灣這個新的歷史階段恰逢國際情勢的劇變。二○一六年美國共和黨籍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啟動了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國際戰略。新戰略的形成起於中國藉由當代的國際市場和分工進行著古老帝國的政治操作。譬如強迫外國廠商技術分享，偷竊外商的高科技機密以及他國軍事機密，透過一帶一路干涉他國內政，掠奪他國的領土和資產種種帝國行徑，以及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擴張行動。川普甫上台就將反制中國列為美國國家戰略的主要目標，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國家也加入這場對立的戰局，儼然形成一個新的冷戰結構。而台灣就身處在兩強的中間，以及美國在亞洲聯盟國家的中繼點，等於是美中衝突的最前緣。
新情勢使得台灣的國家界線成為國際空間裡新的能動者，還是一個動見觀瞻的能動者。加上中國透過各種管道對台壓迫所造成的共同體焦慮，台灣「主權」內外各種動態的討論已經刻不容緩。這個新的歷史階段的台灣主權不是單獨存在，它鑲嵌在全球化、中國勢力進逼、區域政治與經濟，以及共同體內部應運而生的多重界線的重啟當中。種種面向以及多重力道幾乎暗合了以上討論的諸命題：
一、有關台灣主權內外多重界線的協調。
二、多元性社群的政治分配。
三、個人性與集體性的協商。
四、批判性區域主義等。
這些內部多重的社群存在、外部區域多元的力量激烈地互相交擊、互相影響，持續形塑台灣，也催促台灣公民實踐他們的主權想像。主權，作為國家界線的法律存在，有著不容他國分享的權力排他性。但是，在文化層面，它卻像水閥一般不斷地進行符碼交換，供給社群內部從意義建構到法律建構的象徵符碼。
這本書集合了十一位作者，分別從國家與區域的政治與經濟、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島國內部社會民主的想像、社會權與共同體認同、勞動權利的變革、文學與界線、環境正義、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分配、地方與國際勢力、民族國家的文化建構種種層面鋪陳出當代主權的多重面向以及其間的交錯與回應，並帶出了想像與實踐。
本書篇章除了以主權面向來鋪陳，也一併提出實踐的方法論視野。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在Persons and Things一書中，論證了身體實踐在意義建構的重要性，也縫合了哲學領域裡主客體之間的分離。他說：
透過身體，意識才得以知曉事物，有別於笛卡兒和霍布斯認為的簡單機械，身體是象徵串流的匯集之所，身體讓我們從脈絡中掌握事物，透過它，「事實」得以建立。因此，被笛卡兒分裂的主體和客體，得以匯流進入意義的團塊，主客體的連結也讓意義得以建構。相對於意識（cogito）的孤立性，「身體知識」是連接之器，社會性之途，聚合的能量。沒有意識先於我們和世界的連結，主導這個認知過程的不是「啟蒙的主體」，而是生命源源不絕的能量。（Esposito 2015: 111-12）
在這個「主權」建構的新階段，我們如何超越唯物和唯心之間的分裂？也就是在外力的衝擊和自我意志之間，我們如何實踐？是順服？還是固步自封？是物質性主導？還是社群的共善，作為抉擇系統的因子？「生命力」作為新的施作者，如何進場於歷史，如何顯像於書寫，如何延伸於實境，有賴我們自我判斷與衡量，不斷創作與自我挑戰。
本書第一篇論文是吳叡人的〈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作者以台灣歷史過程為已存的客觀事實，加以主觀三個「人間的條件」來說明「主權」的「本體論」：一、個人生命意義之網的母體與脈絡。二、公民作為自決之道德主體的政治形式以連結外在世界。三、維護社群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之後再分述「民主」、「正義」、「多元認同」、「環境與永續」等現代公民權和主權的互依互存。最後進入當代現實，全球化下台灣主權受到的中國帝國主義挑戰，以及台灣獨立如何是全球民主防衛最重要的支柱，由此生出台灣人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所在。該論文也因此拉開本書後續篇章的序幕。
第二篇是吳啓禎的〈公平經濟新圖像——一個勞動主權與創新機制的視角〉。作者認為台灣過去的投資／效率驅動的經濟模式，受到國際分工體系形塑，從而阻礙台灣經濟轉型。轉型無法依靠經濟專業的變革，只有整體社會的質變才得以觸發。換言之，經濟必須重新置入國家與社會的整體性。只有既尊重個人，又強調社群連結的社會觀，過去依賴代工的台灣，才能回到經濟最具意義的面向：透過群體合作，發揮個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如此也是共同體和個人的主權觀發揮之所在。
第三篇是宋承恩的〈國際組織參與——大破大立的主權想像〉。作者從台灣近三十年參與國際的歷史中，論證國民黨政權以「兩岸關係高於外交關係」的途徑，所取得的國際組織參與，最終皆是自我抵銷。而真正具實質的外交軌跡卻是：台灣在國際參與獲得的突破，從未取道兩岸，反倒憑藉自身的實力和國際的實務需求所生。國民黨政權取道兩岸的參與模式，不僅未獲得制度性保障，甚至讓台灣的國際地位陷入中國附屬的深淵，也讓中國以虛幻的九二共識作為箝制台灣主權的新緊箍咒。
第四篇是林敏聰的〈邁向台灣社會民主國——台灣因素初探〉。台灣經濟結構的傾斜並非以「依賴中國」為主因，而是受制於歷史過程中的經濟殖民體系，讓台灣經濟以代工、規模量產或是製程技術為主，也因此脫離於整體社會的價值體系和社群維繫的目的。作者認為，新經濟必須重拾經濟和社會的結合，進步價值和經濟發展因此並不相悖。為了脫離低薪高工時分配不均的經濟沉淪，我們必須致力於將價值、社會團結和基礎研究打造為經濟自主的核心動力，也是國家主權的基礎所在。
第五篇是蔡宏政的〈以社會保險作為社會團結與台灣認同的基礎〉。作者詳述了台灣社會保險的歷史發展過程，起初是為了維繫威權政體的恩庇體系以及穩定產業供應鏈，接著民主化過程中的選舉效應，這個畫分階級的保險體系，更加向職業分立以及自由市場傾斜。作者認為，在經濟轉型的壓力下，台灣的年金改革必須回到所得重分配、風險相扶持的社會民主理想，並建構普及式的社會權。如此台灣才能挺過全球化、人口老化以及所得分配極化等嚴苛挑戰。
第六篇林佳和的〈勞動與主權——一個分析的嘗試〉。作者透過管制理論的分析工具，將主權折射成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佐以國家理論和霸權論，試圖說明主權和勞動的關係，並非簡單的上對下，毋寧是互相連動的交叉互動。換言之，「主權」的不同主體在社會空間裡的作為，都可能影響勞動的現實處境。而全球化下國際空間結構越形繁複，將更加複雜化主權可以著力的範圍和對象。因此，勞動與主權的提問沒有一言以蔽之的解答，重新看待權力運作和經濟結構的型態，有助於找對「勞動和複數主權」之間的協商路徑。
第七篇是楊翠的〈區異之必要：台灣文學論述中的「主體建構」〉。作者從近年國文課綱文白爭議一路回溯，從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四○、五○年代直到今日，中國民族主義者或是所謂無民族立場者對台灣文學的非議從一而終：「保守狹隘排他，無世界觀……」。作者運用了德希達「延異」（différance）的概念，說明台灣文學界從日治以來所嘗試的「界線」建構，並非排他，而是在日本與中華民國連續的殖民體系對台灣文學的「同一化」，「邊緣化」與「次級化」後，不得不透過內外動力的「延異」，來找到自己。這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因此，主體並非無時性的先驗性存在，而是論述過程當中的實踐。也說明了這些「非議」的去歷史脈絡，對台灣主體性建構的阻撓。
第八篇是杜文苓的〈地方主體意識與國家永續發展〉。作者透過個人的生命經驗，敘說環境永續如何和地方與國家認同相生。科學環評的缺失必須輔以當地人的社會生態運作，而認同在地環境的主體意識才有機會開拓更多發展路徑選擇的想像空間。一味依賴外來資本對地方的豢養，社區所能處理的議題將只剩下與資本家權力不對等的協商，補償回饋作為地方存續的交換，也將破壞地方社會的團結，阻礙公民精神的培育。
第九篇官大偉的〈台灣國家主權、治理與多元族群的互動〉。作者透過第一人稱，以堅實的理論和親身的經驗，譜出原住民族如何和現代國家分享主權的理性與情感的交響曲。法律和現代國家與「族人」真實生活之間的衝突，如何透過當代的制度和解及協商。這之間，不是兩個制度的對接，而是將原住民族的生命經驗，以及持續和當代環境對話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皆灌注在國家的制度中。「界線」不僅不是一條嚴明的直線，而是「關係」發生的場所，之間肯認的是生命的價值對主權的意涵。
第十篇邱星崴的「新侍從主義在台灣：以苗栗、花蓮的地景政治為例」。作者認為台灣山林邊區的權力運作，從依附國民黨的派系，直接跳接成為中國強權在台灣的代理人。過去國民黨侍從體系並未在民主化之後被改革，反而以同樣的路徑與邏輯對接了中國新恩主。這樣的跳接延續繼續壓制著在地社會的正常運作。而苗栗引進的大閘蟹恰好隱喻了中國的主權飛地運作：打穿台灣的主權漏洞就像大閘蟹破壞在地田埂一樣。
第十一篇林秀幸的〈主權如何實踐界線〉。作者從主權的當代載體民族國家出發，透過安德森的經典著作，重尋民族國家「社群性」的真正意涵：社群的多界線，以及界線之間永無休止的權力與文化協商，也就是主權「社會性存在」的真實面貌。作者引入人類學與現象學對「界線」的討論，豐富了主權實踐的多向度，也成為共同體的生命力與內外調節能力的來源。
透過這十一篇論文，我們想要嘗試回應的是台灣主權在當代的挑戰，置身在日趨複雜的內外網絡，主權如何進行多音和單音的切換和還原，一如樂團中的樂手如何能夠保留個體的「一」，也能共作一個團體的「一」。如何兼顧每個位置的權利，協商位置之間的衝突，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共同發聲。這需要共同體成員現身歷史時，理解到生命的雙重向度：「當下」和「永恆」，他們時近時遠的對位和交融，台灣也因此成為我們此生這個作品的載體。

導言｜
主權的繁複與單一
林秀幸
談論主權，無法略過民族國家。作為「主權」的第二自我（alter ego），民族國家是近百年來人類的最愛和最懼，一來，它提供了嶄新的政治社群形式，讓民主政體得以落實。另一方面它所引起的種族清洗卻也是人類難以承受之痛。二戰時期猶太人受到的迫害，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浩劫之一，也留下了眾多文獻討論民族國家之惡。但是，民族國家卻沒有被揚棄，依舊是當代政治社群的主要形式。那麼，民族國家在當代的挑戰是什麼？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民族國家，又有著什麼樣的同與不同？
漢娜．鄂蘭（H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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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賴中強
導言　主權的繁複與單一／林秀幸
第一章　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吳叡人
第二章　公平經濟新圖像——一個勞動主權與創新機制的視角／吳啓禎
第三章　國際組織參與——大破大立的主權想像／宋承恩
第四章　邁向「台灣社會民主國」——「台灣因素」初探／林敏聰
第五章　以社會保險作為社會團結與台灣認同的基礎／蔡宏政
第六章　勞動與主權——一個分析的嘗試／林佳和
第七章　區異之必要——台灣文學論述中的「主體建構」／楊翠
第八章　地方主體意識與國家永續發展／杜文苓
第九章　台灣國家主權、治理與多元族群的互動／官大偉
第十章　新侍從主義在台灣——以苗栗、花蓮的地景政治為例／邱星崴
第十一章　主權如何實踐「界線」／林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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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吳叡人
第二章　公平經濟新圖像——一個勞動主權與創新機制的視角／吳啓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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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地方主體意識與國家永續發展／杜文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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